《江南三部曲》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作者：格非

检阅制作：糟木匠

目镜的私人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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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桃花

自 序

《人面桃花》虽然披上了一件中国近代革命的外衣，但我的确无意去复现一段历史事实。我以为文学和宗教一样，是人类企图超越现实的两大激情。在日益庸俗化和实利化的现实境遇的压迫下，像我这样相对脆弱的人不免就会日有所忧，夜有所梦，去寻求寄托和慰藉。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我由此想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一个个梦幻，并想赋予它一定的社会学意义。你可以将这种梦幻命名为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源仙境、康有为的大同、宗教的彼岸、现实的乌托邦等等。但我所关心的是，这些梦幻和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世界究竟构成了怎样的隐喻关系，另外，倘若它发生在近代风云激荡、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它又会是怎样的情形。我进而想到动荡年代里挟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个人，尤其是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不论它显得如何脆弱，如何转瞬即逝，但在我个人的记忆和想象中，却显得不容辩驳。

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的长江之畔，差不多十五六岁就离开了故乡。奇怪的是，我离它越远，它在我的记忆中的形象不是逐渐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尽管我时常也会重返故乡，但是我的内心其实十分清楚，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那个记忆和想象中的梦幻之地，我实际上是永远回不去了。在遗忘成为惯性的现实世界中，生活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惯性中的个人一心要去重温旧梦，似乎有点过于奢侈，事实上也并不容易。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乡村里还生活着最后一批文化遗老，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虽然不合时宜，倒也颇有古人之风；那时的天空虽然阴晴定，倒也还纯净明亮。那些传统的带天井和回廊的房子在阳光下的阴影，也还会悄然侵入我的梦中。

在北京的西北郊，每当夜阑人静，风沙骤起，天地昏黄，不敢用力呼吸之时，童年的那些人和事就像默片一样在我眼前浮现，那个时代残存的气息依然在我的四周挥之不去。每到这时，我就会莫名而悲，不知今夕何夕。所以，坦率地说，写作这部小说，也可以看成是一次返回久已不存的故乡的想象性旅途。我以为，小说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反抗遗忘。本雅明在分析卡夫卡小说的时候就曾说过，卡夫卡的所有小说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那就是遗忘；而在普鲁斯特的笔下，这一主人公则变成了纷至沓来的记忆本身；同样，曹雪芹写作 《红楼梦》的动机之一不过是偶然念及几个亲睹亲闻之女子，不愿她们与草木同朽，与记忆一并泯灭。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2007年10月5日

第一章 六指

1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只白藤箱，胳膊上挂着枣木手杖，顺着阁楼的石阶，一步步走到院中。

正是麦收时分，庭院闲寂。寒食时插在门上的杨柳和松枝，已经被太阳晒得干瘪。石山边的一簇西府海棠，也已花败叶茂，落地的残花久未洒扫，被风吹得满地都是。

秀米手里捏着一条衬裤，本想偷偷拿到后院来晒，一时撞见父亲，不知如何是好。

她已经是第二次看见衬裤上的血迹了，一个人伏在井边搓洗了半天。几只蜜蜂嗡嗡闹着，在她身前身后飞来飞去。蜜蜂的叫声使她的担忧增加了。她觉得肚子疼痛难挨，似有铅砣下坠，坐在马桶上，却又拉不出来。她褪下裤子，偷偷地用镜子照一照流血的地方，却立刻羞得涨红了脸，胸口怦怦直跳。她胡乱地往里塞了一个棉花球，然后拉起裤子，扑倒在母亲床上，抱着一只绣花枕头喃喃道：要死要死，我大概是要死了。她的母亲去了梅城舅姥姥家，卧房空无一人。

现在的问题是，父亲下楼来了。

这个疯子平时很少下楼。只是到了每年的正月初一，母亲让宝琛将他背到楼下厅堂的太师椅上，接受全家的贺拜。秀米觉得他原本就是一个活僵尸。口眼斜，流涎不断，连咳嗽一声都要喘息半天。可是，今天，这个疯子，竟然腿脚麻利、神气活现地自己下楼来了，还拎着一只笨重的藤条箱。他站在海棠树下，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掏出手绢来擤鼻涕。难道说他的疯病一夜之间全好了不成？

秀米看见他带着箱子，似乎要出远门的样子，无意间又瞥见手中衬裤上棕褐色的血痕，一时心慌意乱，便冲着前院大叫起来：宝琛，宝琛，歪头宝琛……她在叫家里的账房，可惜无人应答。地上的花瓣、尘灰，午后慵倦的太阳不理她；海棠、梨树、墙壁上的青苔，蝴蝶和蜜蜂，门外绿得发青的杨柳细丝、摇曳着树枝的穿堂风都不理她。

“你叫唤什么？！不要叫。”父亲道。

他缓缓转过身来，把那脏兮兮的手绢塞入袖内，眯缝着眼睛瞅着她，目光中含着些许责备。他的嗓音像被砂纸打磨过的一样，低沉而喑哑。她还是第一次听见他和自己说话。由于终年不见阳光，他的脸像木炭一般焦黑，头发如飘动的玉米穗，泛出褐黄。

“你要出门吗？”秀米见宝琛不在，只得稳了稳心，壮起胆子来问了他一句。

“是啊。”父亲说。

“要去哪里？”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抬头看了看天，半晌才道：“说实话，这会儿我也还不知道呢。”

“你要去的地方远吗？”

“很远。”他脸色灰灰地支吾了一声，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宝琛，宝琛，歪头宝琛，死狗宝琛……”

父亲不再理会她的叫声。他缓缓走到秀米的跟前，抬起一只手，大概是想摸摸她的脸。可秀米尖叫了一声，从他的手底下逃开了。她跳过竹篱，站在菜园里，歪着头远远地看着他，那条衬裤在手里绞来绞去。父亲摇摇头，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像灰烬，又像石蜡。

就这样，她看着父亲提着箱子，佝偻着背，不紧不慢地出了腰门。她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心头怦怦乱跳。不过，父亲很快又踅了回来，水獭似的脑袋从门外探进来，似笑非笑，一脸害羞的样子，眼睛东瞅西看。

“我要一把伞。”他小声说，“普济马上就要下雨了。”

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她并不知道。秀米抬头看了看天，没有一朵云，蓝幽幽的，又高又远。

父亲从鸡窝边找到了一把油布伞，撑开来。伞面已让蛀虫吃得千疮百孔，伞骨毕露，再合上，抖一抖，就只剩下伞骨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将破伞小心翼翼地支在墙边，提起箱子，倒退着走了出去，就像是担心惊扰了什么人似的，轻轻地带上门。两扇门都合上了。

秀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将裤子搭在篱笆上，赶紧绕过花廊，到前院去叫人。宝琛不在，喜鹊和翠莲也不在。这疯子真的会挑日子，就像是和一家老小商量过的一样，堂前、厢房、柴屋、灶膛，就连马桶帘子的后面也找遍了，就是寻不出半个人影来。秀米只得穿过天井，来到大门外，四下一望，已不见了父亲的踪迹。

她看见隔壁的花二娘正在门前的竹匾里晒芝麻，就问她有没有看见父亲，花二娘说不曾看见。秀米问她有没有看见喜鹊和翠莲，花二娘又说不曾看见。最后她问起宝琛来，花二娘就笑了：“你又不曾让我看住他，我哪里知道。”

秀米正要走，花二娘又叫住她道：“你家老爷不是锁在阁楼里了吗，如何出得了门？”秀米说：“我也不知他如何能出来，嗨，反正走了就是了。我是看着他从腰门出去的。”花二娘也有点急了，“那要赶紧央人去找。他这样昏头昏脑的人，要是一脚踩到茅坑里淹死了，也是白白地送了性命。”

两人正说着话，秀米看见翠莲拎着满满一篮子金针，从村东过来，秀米就赶过去迎她。翠莲一听说这事，倒也不显得心慌，兀自说道：“你说他拎着箱子，这会儿也走不远，我们赶紧去渡口截他，让他过了河，要找他可就难了。”说完，她搁下篮子，拉起秀米的手，两人就朝津渡跑去。

翠莲是一双小脚，跑起来浑身乱抖，胸前波涛汹涌。铁匠铺的王七蛋、王八蛋兄弟只看得两眼发直，嘴都合不拢了。在路上遇见两个割麦的人，问起来都说没有看见陆老爷打这儿经过。两人又往回跑，跑到村头的池塘边上，翠莲两腿一歪，就坐在了地上，脱下绣花鞋来揉她的脚，又把绿袄的襟扣解开，呼哧呼哧地喘气：“我们这么疯跑，也不是办法，你爹既不走渡口，也只有村后一条路了，还是赶紧告诉歪头要紧。”

“只是不知他跑哪里去了。”秀米说。

“我知道，”翠莲说，“十有八九，是在孟婆婆家看牌，你来拉我起来。”

翠莲穿上鞋，掖了绿袄，秀米搀她起身，两人就朝村中的一棵大杏树跌跌撞撞而去。翠莲这才想起来问，老爷何时下的楼？说了哪些话？喜鹊怎么也不在家？为何不拖住他？颠来倒去地问了半天，忽然又生起气来，“我说阁楼门上的锁开不得，你娘偏要让他到亭子里晒什么太阳，这下倒好。”

孟婆婆在杏树下摇棉花，纺车转快了，棉线就要断，嘴里骂骂咧咧，在跟自个儿生气。翠莲道：“婆婆歇一歇，我问你一句话，我们家宝琛来没来婆婆家打牌？”

“来了，怎么没来？”孟婆婆嘀嘀咕咕地说，“刚从我这赢了二十吊钱走的，他手里紧了，就到我这里抠我两文棺材钱，赢了就走，再央他打一圈也是不能，临走还吃我两块大柿饼。”

她这一说，翠莲就笑了起来：“婆婆往后再不要与他打牌就是。”

“我不和他打，和谁打？”孟婆婆道，“普济这地方就这么几个老搭子，缺了谁都凑不满一桌子，也怪我手气背，纺棉花也断线。”

“婆婆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我看着他拿着我两块柿饼， 一路走一路吃， 喜滋滋地往村后去了。”

“是不是去了孙姑娘家？”翠莲问道。

老婆子笑而不答，翠莲拉着秀米正要走，孟婆婆又在身后道：“我可没说他在孙姑娘家。”说完仍是笑。

孙姑娘家在村后的桑园边上，独门独户的小院。院外一块水塘，塘的四周挂下一绺绺野蔷薇或金银花，院门紧闭，寂然无声。门口坐着一个驼背老头，头发全白了，正在那儿歪靠在墙上晒太阳。看见两人从水塘那边绕过来，老头就警觉地站起身来，老鼠似的小眼睛骨碌碌乱转。翠莲对秀米说：“你在塘边站着不要动，待我去把宝琛喊出来。”说完就踮着小脚快步过去。老头一看翠莲气势汹汹，张开双手就来拦她，口里叫道：

“大嘴，你要找哪一个？”

翠莲也不理他，推开门就往里闯。老头一下没拦住她，就伸手死死拽住她衣襟不放。翠莲转过身来，立刻把脸放了下来，大眼一睁，朝他脚前啐了一口：“老不死的，你敢再碰我一下，我就即刻把你摁到塘里呛死。”老头又气又急，脸上却憋出一堆笑来，压低了声音说：“姑娘说话小点声。”

“怕什么？你这小院这样静僻，你家那个小婊子在床上就是地动山摇，也没人听见。”翠莲冷冷笑了一声，越发大喊大叫起来。

“俗话说，骂了丁香，丑了姑娘，”老头道，“你不怕污了人的耳朵，难道就不怕脏了你的嘴？”

“放你娘的臭屁。”翠莲骂道，“你要是再不松手，我一把火把你这窑子烧个精光。”老头撒了手，气得直跺脚。

翠莲正要往门里走，里面厢房的门开了，跌跌滚滚跑出一个人来，正是歪头宝琛。他来到院门前，头依旧歪向一边，一边胡乱系着扣子，一边嘿嘿地笑着：

“大嘴，大嘴你说，这天儿……到底会不会下雨？”

还果然下起了雨。大雨一直从傍晚下到半夜，天井的积水高过花坛，眼看就要漫到回廊里来了。母亲已经从梅城回来了，她斜靠在厅堂的太师椅上，望着门外的雨帘子不住地叹气。翠莲也是哈欠连天，手里扯着一绺麻线，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喜鹊挨着母亲坐着：母亲叹气她也叹气，母亲咂嘴，她也跟着咂嘴，她们都不说话。窗户被风吹得嘭嘭直响，屋顶沙沙的雨声已经连成了一片。

“你好好的，去摘什么金针。”母亲对翠莲说。这话她已经说过不少遍了，见翠莲不搭话，又对喜鹊说：“你也是个没耳朵的人，我叫你等新麦收上来再去磨面，你偏要急猴猴地往磨房跑。”最后她又看了看秀米，冷冷说道：“你爹虽说是疯了，可毕竟是你爹，你要是死拖活拽把他拦住，他也不见得会在你手上咬一口。”最后，她又骂起死狗宝琛来，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等到她骂够了，就问喜鹊道：“那歪头这一整天到底跑哪儿去了？”喜鹊只是摇头，翠莲也推说不知道。秀米见翠莲不说，也不吱声。她的两个眼皮直打架，连雨声听上去也不那么真切了。

到了后半夜，宝琛才回来。他提着马灯，高挽着裤腿，垂头丧气地来到厅堂中。他已带人把方圆十几里的地面都搜了个遍，一直追到山脚下关帝庙，问过的人没有一千也有五百，还是没有得着半点儿消息。

“他难道是上了天不成？”母亲叫道，“他一个疯子，又拎着箱子，这会儿工夫能走到哪里去。”宝琛站在那儿，一声不吭，身上不住地往下滴水。

2

父亲是如何发的疯？这宗疑案多年来一直沉沉地压在秀米的心头。有一天，她向私塾先生丁树则问起这件事，老头儿把脸一沉，冷笑了两声，说道：“回家问你娘去。”秀米又回来问母亲。她的母亲当即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拍得桌上的四只碗同时跳了起来。在她的记忆中，四只碗同时跳离了桌面，也许就是父亲发疯的真正原因。她又去缠翠莲。翠莲蛮有把握地说：“不为别的，都是韩昌黎的那张狗屁桃源图惹出来的事。”秀米问她谁是韩昌黎，翠莲说，就是当年大败金兀术的那个人。他老婆梁红玉，是名满天下的大美人。后来，秀米读过韩愈的 《进学解》，知道韩昌黎不是韩世忠，他的老婆也不是梁红玉，翠莲的解释不攻自破。她又去问喜鹊，喜鹊的回答是：“就这么疯了呗。”

在她看来，一个人发疯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而且人人都有发疯的一天。

最后，她只得从宝琛的嘴里套话。

宝琛从十二岁时就跟在父亲左右，父亲因“盐课”一案受到株连，在扬州府学任上罢官回籍，他是惟一跟随父亲南迁的随从。据宝琛说，的确曾有过一张桃源图，那是丁树则在父亲五十寿辰时送给老爷的礼物。父亲罢官来到普济的头几年，两人诗词酬唱，酒食征逐，颇有相见恨晚之意，那张宝图据说是韩昌黎的真迹，原是丁家藏书楼的镇楼之宝。二十多年前，丁家藏书楼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这张宝图却奇迹般地存留下来。〔 桃源图：传说为唐代韩愈所绘。普济丁氏代代相传，后又几易其手。一九五七年八月，经北京市和江苏省文物局组成的专家小组鉴定，被证明是伪迹。现藏于普庆市博物馆。 〕 此图既为金匮之藏、名山之业，又是烬余所有，丁树则却能慷慨相赠，可见两人关系实在非同一般。

直到有一天，宝琛拎着一壶开水上楼泡茶，在楼下就听得一片噼噼啪啪的声音。上去一看，原来是两个人打架。丁先生打老爷一巴掌，老爷回他一耳光，两人不说话，站在那儿死打。宝琛也看得发了呆，竟一时忘了劝架。直到丁树则连血带痰吐出一颗门牙来，老爷这才住了手。那丁树则呜呜地叫着，捂着脸跑下楼去，不一会儿就派他的门生送来一封绝交书。老爷在油灯下展开来书，一连看了七八遍，嘴里啧啧称奇，道：好字好字。他的腮帮子也肿得老高，说起话来，嘴里像是衔着一枚鸡蛋。两人因何故交恶，宝琛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叹道：天底下的读书人，原本就是一群疯子。

这是宝琛的解释。

先生丁树则的解释是：父亲在写给丁树则的一首诗中，借用李商隐 《无题》诗典故，错把“金蟾啮锁烧香入”一句中的“金蟾”写成了“金蝉”。

“这显然纯属笔误。你父亲做学问是半瓶子醋，但李义山的诗，他还是熟的，不至于当真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我好心给他指出来，绝无半点讥讽之意。谁知他一下就恼了，当场嚷着要与我查书核对。明知自己错了，还要强词夺理，一副盛气凌人的老爷架子，他既罢了官，就不是什么老爷了。他中过进士，我不曾中得；他做过州官，我不曾做过，但好端端的一只癞蛤蟆，也不能因为认得你进士、府学教授，就变出一只知了来。他听我这么说，站起来就给了我一个耳光，牙也给他打落了一颗。”几年后，丁树则说起这件事依然恨气难消，他还张开嘴来，露出粉红色的牙床，让学生查验。因此，秀米有时又觉得，父亲发疯的缘由就是丁举人那颗被打落的门牙。

不管怎么说，反正父亲是疯掉了。

父亲自从得了韩昌黎的那幅宝图之后，将它藏在阁楼之上，视若珍宝，不肯轻易示人。丁树则和父亲闹翻后，曾叫家人屡来索取，父亲只说，“若他本人来取，我自当面奉还。”这丁树则与老爷反目之后，想起那张宝图，心中不免隐隐作痛。不过，既是赠人之物，若要他自己上门强硬索取，还是放不下那张老脸。宝琛说，父亲是看着那张图发疯的。

翠莲每天早晨待父亲起床后，都要去替他铺床叠被。有一次，她看见父亲的床铺整整齐齐，却伏在书桌上睡着了。桌上摞满了书，那张图上圈圈点点，落满了灯灰。翠莲将他推醒，问他为何不到床上去睡，父亲也不答话，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转过身来，直勾勾地盯着她看。翠莲见他目光清虚，神态怪异，就拢了拢耳畔的头发，问道：“这么些年，老爷还没有看厌吗？”

父亲仍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半晌才叹了一口气，道：“翠莲，你看我，像不像个乌龟？”

翠莲听他这么说，就撇了父亲，连滚带爬地冲下楼来，将父亲的话原原本本地说给母亲听。母亲当时正为着宝琛瞒着她去梅城逛窑子的事而生气，也就没顾上理她。谁知当天晚上，一家人正在厅上准备吃饭，父亲忽然推门进来了。这是他两个多月中第一次下楼，不过，他身上什么衣裳也没穿。看着他赤身裸体的样子，厅堂里所有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都惊呆了。不过，父亲依然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喜鹊的背后，突然伸手蒙住了她的眼睛，问她：“猜猜看，我是谁？”

喜鹊吓得一缩脖子，抓着筷子的那只手在空中乱挥了一通，怯怯答道：“是老爷。”

父亲像个孩子似的笑了笑，说：“你猜对了。”

母亲吓得一口饭含在嘴里，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一年，秀米十二岁。直到现在，她还记得父亲寂然一笑，满脸成灰的样子。

母亲似乎不相信父亲会突然发疯。至少，她对父亲的痊愈还抱着很大的指望。开头的几个月，她并不着急。先是请来了郎中唐六师，给他猛灌汤药，遍体扎针。秀米记得父亲只穿着一条短裤衩，被宝琛绑在藤椅上，身上缀满了金针，杀猪般地吼叫。随后是和尚作法，道士驱鬼。再往后，阴阳先生和瞎眼神巫也跟着来了，把那麻衣相法、六壬神课、奇门遁甲全都试了个遍，就差把他的骨头拆下来放在锅里煮了。从初春折腾到夏末，父亲倒是安静下来了，人却一圈圈地胖起来，走起路来，一身的肥肉晃来晃去，连眼睛都被挤成一条缝了。

这年夏天，父亲在花园里散步，走得累了，往石桌上轻轻一靠，桌子就翻了。宝琛从村里叫来了几个壮汉，打算把桌子扶正，几个人唱着号子舞弄了半天，那桌子还是纹丝不动。父亲只要一高兴，就爱打人玩，他一巴掌能把宝琛打得原地转上个四五圈。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把长柄大弯刀，在园子里兀自砍起树来。母亲领着家人赶过去时，只见那把弯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所到之处，树木花草望锋而倒。他已经砍倒了一片紫藤，一棵石榴，三株苍柏，两竿虬龙爪。母亲让宝琛上前阻拦，那宝琛鹿伏鹤行，猿臂轻舒，围着父亲走出了一连串漂亮的八卦步，就是近不了身。这件事促使母亲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让村里铁匠铺的王七蛋、王八蛋兄弟连夜打造铁链铜锁，她要把父亲像牲口一样地拴起来。她来到土地庙，把自己的想法和土地一说，神仙满口答应；与观音一说，观音立刻托梦给她，叫她快快实施，而且铁链子要造得越粗越好。可是没等到王氏兄弟把锁链送来，父亲这边又出了事。一天深夜，父亲在阁楼里无端地放起火来，等到刺鼻的浓烟把家人呛醒，火舌已经舔到阁楼的屋檐了。这一次，歪头宝琛终于显示出了他对主子的忠肝义胆，他披着一条用井水蘸湿了的棉被冲进火海，奇迹般地扛出了体重比他大三倍的父亲，怀里夹着一摞书，嘴里还叼着父亲视若珍宝的桃源图，只可惜已被大火燎去了一角。整座阁楼都在大火中付之一炬。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使母亲终于领悟到，父亲的发疯、家中一连串的不幸都是由那张宝图所引发，便去与宝琛商量。宝琛说，既然这张图原来就是丁家旧物，丁树则两次三番派人上门催讨，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图还给人家，也是一举两得。虽说宝图已经被火烧去一角，纸质发黑，又硬又脆，仔细裱一裱，也算是完璧归赵。母亲一听有理，就依了宝琛，第二天一早，院中的阁楼废墟上青烟未熄，她就怀揣宝图，出了腰门，往那丁先生家中一路而去。走到丁家的西窗下，听得有人悄声说话，便不由得驻足细听。丁举人的老婆赵小凤说：“……他陆家平白无故地霸着咱家的宝物，死活不肯归还，这下倒好，一把火烧了精光。这图在咱家，搁了几辈子了，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没有一丁点儿事出来，可一旦到了那缺德人家就怪事不断，这宝图岂是那没福分欠道行人能看的，白白地带他发了疯。”一席话，说得母亲转身就走，她气咻咻地回到家里，当场就要把图烧掉，翠莲道：“烧它做什么，不如让我拿去做鞋样子。”说完，一把抢下图来，回自己房里去了。

到了夏末，母亲让宝琛请来工匠，重修后院的阁楼。时值九月换季之时，暴雨不断，那十几名木匠和泥瓦匠硬是把这一处秀巧的庭院糟蹋成了臭气熏天的牛圈。这些人不受约束，到处乱闯，见到喜鹊和翠莲，也不闪避，只拿那眼睛东瞧西看，吓得秀米一个多月不敢下楼。

其中有一个名叫庆生的，年纪十八九岁，生得虎背熊腰，胸脯像墙垛一般厚实，走起路来叮咚有声，把那门上的铜环把手震得直晃荡。他有个外号，叫做“不听使唤”，平时在院子里四处游荡，连师傅也管他不住。他的手要是不听使唤，就会跑到翠莲的腰上捏一把，他的脚要是不听使唤，就能趁喜鹊洗澡时误入厢房，害得喜鹊精赤条条地从澡盆里跳出来，钻入床下。母亲和宝琛去找他师傅理论，那老头只是笑：“他就是不听使唤，死活不听使唤。”

阁楼竣工的那天，秀米站在楼上的窗口，看着那些工匠们离去。那个庆生的确奇怪，别人好好走路，就他偏要倒着走，一边走，一边拿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这座院宅。一边看，一边频频点头。当他的眼睛看到站在窗口的秀米时，两个人彼此都吃了一惊。他向她打手势，挤眉弄眼，一脸坏笑。他就是这样倒退着往村外走，直到撞在了村口的一棵大楝树上。这伙人离去之后，母亲带着家人用铁锨铲去厅堂的污泥，用石灰粉刷墙壁，用薰香驱散满屋的恶臭，把被工匠坐塌的太师椅送出去修理，足足忙了七八天，才使院宅恢复了昔日的安宁。

王氏兄弟把铁链铜锁送来了，可是这会儿又用不上了。父亲经过那次大火的惊吓，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成天坐在阁楼旁的凉亭上发呆，或是对着那只净手洗面用的瓦釜说话，没事老爱吸吮手指头。阁楼的西侧，有一座荼架，架下摆满了花。花丛中有一石几，每到初夏，荼花开，一朵朵小白花纷披垂挂，花香清幽，父亲就会让宝琛扶着，走下楼来，在荼架下的石几旁坐上整整一个下午。

这年冬天，母亲要摆拜师酒，让秀米跟人入塾读书。挑来挑去，还是挑了丁树则。秀米刚去的那些日子，丁树则也不讲课也不教她识字，只是不住地骂她的父亲。他说，虽然父亲满嘴是归隐哀世之叹，也曾模仿陶渊明到塘边篱畔采点野菊来泡茶，可他的心却没有一刻离开过扬州府的衙门，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秀米问先生，父亲为何要放火烧书？先生答道：“你父亲在官场受人排挤，一腔怒火无处可发，最后只得拿书来煞气。似乎一生失败，皆为读书所误，在他不曾发疯的时候，他就嚷嚷着要把全村的书尽数烧掉，说来说去，还是贪恋官场声色。你看他，这么一把年纪，还要养个雪白粉嫩的妓女在家做甚？”秀米知道他说的是翠莲。秀米又问：那父亲为何又要挥刀砍树呢？丁树则答道：“那是因为他要在院里栽种桃树。他曾来跟我商量，要在全村家家户户的门前都种上桃树，我当时还以为他在说笑呢。”

“他为什么要种桃树呢？”

“因为他相信，普济地方原来就是晋代陶渊明所发现的桃花源，而村前的那条大河就是武陵源。”

“怎么会呢？”

“疯子嘛，怎能绳之以常理？还有更荒唐的事呢，他要在普济造一条风雨长廊，把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连接起来，哈哈，他以为，这样一来，普济人就可免除日晒雨淋之苦了。”

丁先生对父亲肆意的嘲讽和辱骂反而激起了秀米对他的同情，而且，她怎么也弄不懂，父亲要造一条风雨长廊又有什么错？

“可……”

丁树则见她问个没完，就皱起了眉头，不耐烦地向她摆摆手，道：“以你现在的年纪，要明白这些事还太早啦。”

现在，秀米已经十五岁了。在父亲离家出走的这个夜晚，她躺在床上，听着屋顶上飒飒的雨声，闻着黑暗中青苔和雨的味道，睡意全无。她知道，要弄清楚父亲发疯的真正原因，她也许还太小；要明白普济以外的广袤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依然是太小了。

3

这一天家中来人不断。

先是渡口的舵工谭水金和他老婆高彩霞登门说事儿。昨天下午因无人摆渡，水金和儿子谭四一直在船舱中下棋。他们父子俩都下得一手好围棋，技艺是祖上传下来的。水金说，他的祖父就是在与人下棋时劫尽棋亡，口吐鲜血一命归西的。那天下午，他们一共下了三盘棋，前两盘谭四赢了，最后一盘没下完，就下起大雨来。水金说：“那雨下得好大哟。”高彩霞说：“大，大，大极了。”母亲耐着性子听他们聒噪，后来还是忍不住插嘴问道：“你们，看见我家老爷子了吗？”高彩霞说不曾看见，水金也直摇头：“昨天下午，并不曾有一个人过河，不要说人，就连鸟儿也未曾飞过去一只，我们大清早赶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事。我们未曾看见你家老爷。我和儿子一直在船里下棋来着，一共下了四盘。”高彩霞说：“不是四盘，是三盘，后来没下完就落雨了。”他们又颠来倒去地说了一通，晌午时才悻悻离去。

谭氏夫妇刚走，宝琛又不知从哪儿领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婆子。这婆子一口咬定，她是眼看着父亲离去的。母亲问她，父亲是朝哪个方向走的？婆子道：“你们先端点东西来我吃。”喜鹊见状赶紧去了厨房，端来了满满一盘蒸米糕。老人也不说话，用手抓过来就吃，她一口气吃掉了五只，又在怀里揣了三只，重重地打了个饱嗝儿，往外就走。翠莲拦住她道：“你还没有说我家老爷去了哪儿呢。”老婆子就用手指了指屋顶：“上天啦。”

“老人家，你这话怎么说的？”宝琛道。

老婆子又用手指了指天井上方的屋檐：“上天啦。你们不用等他了。一朵紫红祥云从东南方飘过来，落在你家老爷的脚前，立时变作一只麒麟，你家老爷骑上它就上了天啦。飞到半空中，落下一块手帕……”老人抖抖索索地从腋下扯出一块帕子来，递给翠莲：“你来看看，是你老爷的不是？”

翠莲接过手帕，看了又看，说道：“这当真是老爷的手帕，帕子用得旧了，可角上的梅花还是我替他绣的呢，错不了。”

“那不就是了。”老婆子说完，拢袖而去。

老人离开之后，母亲面有不豫之色，眼神也显得玄远、清虚起来，半天才说：“要说老爷上了天，这也不太可能，可那方手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到了午后，秀米刚想上楼去睡中觉，门外来了一个穿红袄的妇女，看上去二十来岁，脸上麻麻点点。她说她走了半天的路，连鞋帮都走得脱了线。这女人来自北里，距普济约有十二三里。母亲让她进屋喝茶，女人就是不肯，她说她只说几句话，说完了还要往回赶。她倚着院门，告诉母亲昨天发生的事。

大约是傍晚前后，大雨已经下过好一阵子了，她才想起来，猪圈的屋顶上还晒着一筛子黄豆，就冒雨过去端。远远地就看见屋檐下缩着个人，拎着一只箱子，拄着手杖，正在那儿避雨。“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你家老爷，那雨下得又大又急，我就请问他是从哪里来，他说他是普济村人。我又问他去哪里，他只是不肯说。我就请他去屋里坐坐，等雨停了再赶路，他又不肯。我把黄豆端回去，把这事说给婆婆听，婆婆说，既是普济村人，也算是乡邻，你好歹借他一把伞。我打着伞再去找他，哪里还有他的影子？那雨下得又大又急。到了半夜，我家男人从二舅家吃完酒回来，说是普济村来了两个提马灯的人，寻访一位走失的老爷，我就知道躲雨之人定是你家老爷无疑，故而特地赶来报与你们知道。”

麻脸女人说完这番话，就要告辞离去，母亲再三挽留她，麻脸只推说要赶回去收麦，连水也没喝一口就走了。

那个女人刚走，母亲就催促宝琛赶紧找人沿路去寻。宝琛正待要走，隔壁的花二娘笑嘻嘻地领进一个人来。

最后一个来到家中的客人与父亲的走失无关。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蓄着小胡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身白色的上装，戴着一副夹鼻镜，嘴里叼着一柄大烟斗。

母亲一见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她一边问长问短，一边将客人让进客厅。秀米、喜鹊和翠莲也都到厅堂与他相见。这人跷着二郎腿，在厅堂里抽烟，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自从父亲变疯之后，秀米还是第一次闻到烟草的味道。这人名叫张季元，据说是从梅城来。母亲让秀米叫他表叔，后来又改口让她叫表舅。这时，那个名叫张季元的人忽然开口说话了：“你就叫我表哥吧。”

母亲笑着说：“这样一来辈分就乱了。”

“乱就乱吧。”张季元满不在乎，“这年头什么都乱，索性乱它一锅粥。”说完，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起来。

又是一个疯子。他剔着指甲，抖着腿，说起话来摇头晃脑。秀米与他刚一见面，就不由得心里一怔。

他皮肤白皙，颧骨很高，眼眶黑黑的，眼睛又深又细，透出女人一般的秀媚。虽说外表有点自命不凡，可细一看，却是神情阴冷，满脸的抑郁之气，似乎不像是活在这个世上的人。

他是来梅城养病的，要在普济待上一阵子。既是养病，他不肯待在梅城，却偏偏要跑到乡下来干什么？外婆在世时，秀米曾随母亲去过几次梅城，怎么从来也没见过这个人。据母亲说，这位表哥倒是颇有些来历，他去过东洋，长年滞留于南北二京，见多识广，写得一手好文章。张季元一来，母亲就在厅堂陪他说话，一直说到上灯时分，这才吩咐吃饭。她又让翠莲把后院父亲的那座阁楼打扫干净，预备让他歇脚。饭桌上，宝琛和喜鹊对他很恭敬，都称他为大舅。母亲叫他季元，只有翠莲对他爱理不理，不拿正眼看他。那张季元口若悬河，说起外面的情形，张口变法，闭口革命；一会儿“尸骨成堆”，一会儿“血流成河”，说得宝琛长吁短叹：“这世道，怕是要变了啊。”

饭后翠莲一个人在厨下洗碗，秀米就悄悄溜进去与她说话。她们聊了一会儿疯婆子的手帕，又说起了宝琛和孙姑娘的事。翠莲说得津津有味，秀米听得似懂非懂。提起今天下午刚到的这位客人，翠莲也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翠莲道：“他姓张，你娘姓温，又没有姊妹，他算是你家哪门子亲戚，只怕八竿子也打他不着。我在你家这么些年，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人。说是来普济养病，你看他那样子，像是个有病的人吗？走起路来叮叮咚咚，震得家里的水缸都嗡嗡作响。最奇怪的——”

翠莲伸出脖子，朝外瞅了瞅，接着说道：“最奇怪的一件事儿，你娘昨天刚从梅城回来，这小胡子既是拿准了要来普济养病，为何昨天不与你娘一起回来？再说了，老爷子前脚出门，小胡子后脚就跟了来，就像是两个人约好了似的，你说怪不怪？”

秀米又问，表哥今天在饭桌上说起的“血流成河”可是真的？翠莲说：“当然是真的，如今，天下可要大乱啦。”

秀米听她这样说，忽然沉默不语，一个人闷闷地想她的心事。翠莲见她站在水槽边痴痴发愣，就用手指蘸了水来弹她的脸。

“你说，普济要是乱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秀米问。

“嗨，什么事都可以预料，惟独这个‘乱’没法想见。”翠莲答道，“每一次‘乱’都大不相同，只有到它乱起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是怎样的。”

透过卧室北屋的窗户，秀米可以看见后院的阁楼。在那些枝叶繁茂的大树的浓荫中，阁楼就显得低矮和寒碜。当年曾祖父之所以选择这片地方盖园子，据说就是因为看上了这几棵大树和树边的一条清澈的溪流，溪流的两岸长满了芦苇和茅穗。那时的普济还只是一个十几户渔民的小村落，曾祖父的园子把溪流揽了进来，这样一来，坐在庭院之中就可以钓鱼了。秀米小时候曾看到过一幅炭笔画，画中的小溪栖息着成群的野鸭，连垛墙、房顶上都落满了野鸭，还有那些飞往南方过冬的候鸟。据母亲说，当年她和父亲来到普济的时候，溪流已经干涸，只是在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的中间，有一缕脉脉的水流蜿蜒而过。只是芦苇还在疯长。后来，父亲在溪流之上用太湖石垒了一座假山，山上修了凉亭和阁楼，并于假山旁辟了一处柴房，柴房的墙根种了一溜凤仙花。每到深秋花开，翠莲就会去摘一些花瓣，捣碎了来染指甲。

张季元占据了父亲的阁楼，这使秀米多少产生了这样一个幻觉：父亲并未离开。阁楼的灯整夜整夜地亮着，除了一日两餐 （ 早饭他是不吃的 ），他很少下楼。翠莲每天早晨都要去楼上替他收拾房间，每次从楼上下来，她都要主动向秀米通报最新的见闻。

“他在睡大觉。”第一天，翠莲这样说。

“他在剔指甲。”第二天，翠莲满不在乎地说。

“他在马桶上拉屎呢，”第三天，翠莲用手在鼻前扇着风，“臭死了，呸呸呸。”

到了第四天，翠莲的通报变得冗长而复杂：“这白痴看着老爷用过的那只瓦釜发呆。他问我这个瓦釜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这是老爷从一个叫花子的手中买来的，这白痴就连声说‘宝贝，宝贝’。这瓦釜原是叫花子讨饭盛粥用的，老爷一直在用它来洗手洗脸，有什么稀罕的。我正待要走，他又叫住我，道：大姐慢走，我来向你打听一个人……”

“我问他打听何人，那小胡子就嘿嘿笑了两声，低声道：在普济一带，大姐可曾听说有过一个六指的木匠？我就对他说，木匠村里倒是有一个，可惜不是六个指头。他又问我，邻近的村庄有没有？我回他说：夏庄有一个六指人，却又不是木匠，而且两年前就死了。他无端地找个六指人干什么？”

到了第五天，翠莲从阁楼上下来，什么话也没有说。

“今天那个白痴又在干什么？”秀米问。

“他不在，”翠莲说，“可桌上还点着灯，人却不知道去哪儿了。”

这是张季元第一次在普济失踪。母亲不着急，也不过问。翠莲问起来，母亲就把脸一沉，说：“他的事，你们不用管！他出去几天，自然会回来的。”

这天中午，喜鹊正在教秀米做针黹，张季元却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把她们吓了一跳。

“这是谁的裤子？”秀米听见张季元在她们身后问道。

秀米回头一看，他手里捏的，正是自己的衬裤。父亲出走的那一天，她把它忘在后院的篱笆上了。经过一场大雨，让太阳晒了好几天，衬裤已经板结成一个饼子了。她看见那白痴把裤子抖开，兀自在那儿两面细细观瞧。秀米又急又羞，气得浑身发抖，她跳起来朝他冲过去，一把抢下裤子，径自上楼去了。

秀米刚刚上了楼，就听见了嘚嘚的马蹄声。循声望去，她看见官兵的马队在村外的大道上扬起了漫天的沙尘，正沿着河边，朝西边的什么地方疾走而去。在正午的阳光下，她看见那些官兵帽子上的缨络像猪血一样艳丽，随着骏马的奔跑，上下起伏，前后披拂。

4

她又开始流血了。起先是一点点，棕色的，像朱痣那样。随后颜色加深，变为黑色，黏稠的血把她的大腿弄得滑腻腻的，她已经换了两条衬裤了，可是不一会儿血又透出来。整整一个上午，秀米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她担心稍一动弹就会血流不止，最终会要了她的命。前两次，血流了三四天突然停住了，可现在它又来了。腹痛如绞，睡思昏沉，就像是有一把灶铁在搅动着她的肠子。这一次，她不敢再照镜子了。她宁肯死掉，也不愿再去看一眼那处流血的、丑陋的伤口。

她多次想到了死。如果必须一死，她也不愿意一丈白绫，一口水井，或者一瓶毒药了此一生，但除此之外她也想不出另外的死法。那应该怎么去死呢？“黄沙盖脸”是戏文中唱的，不知是怎样一种死法，每当她看到戏文中的杨延辉唱到“黄沙盖脸尸不全”的时候，就会激动得两腿发颤，涕泪交流，既然要死，就应当轰轰烈烈。昨天中午，她在上楼的时候，偶然瞥见从村中经过的官兵的马队，看到那些飞扬的骏马，漫天的沙尘，樱桃般的顶戴，火红的缨络以及亮闪闪的马刀，她都会如痴如醉，奇妙的舒畅之感顺着她皮肤像潮水一样漫过头顶。她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这样一匹骏马，它野性未驯，狂躁不安，只要她稍稍松开缰绳，它就会撒蹄狂奔，不知所至。

秀米从床上坐起来换棉花球。棉球已经变成了黑色。她忽然觉得屋里的所有的物件都是黑色的，连窗户外的阳光也是黑色的。她在马桶上坐了半天，又去绣花，绣了两针，忽而心烦意乱起来，一生气，就去抽屉里翻出一把剪刀来，把绣花用的红绸剪得粉碎。

不行，得找个人去问问。

她不愿意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当然，村里的郎中唐六师她也指望不上，这个糟老头平时给人治病总是不说话，号脉、开方、收钱，一声不响。倘若他冷不防说出一句话来，病人多半就没救了。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准备棺材吧。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简直开心极了。

家中剩下的三个人中，宝琛宅心忠厚，最让人放心，可惜他是个男的，这样的事怎能向他启齿？喜鹊是个没主意的人，胆子又小，而且懵里懵懂。想来想去，秀米决定向翠莲求救。

翠莲原籍浙江湖州，父母早亡，八岁时即被舅舅卖到余杭，十二岁逃至无锡，栖身尼姑庵中。有一天晚上，她和师父明惠法师去运河的船上偷蚕丝，没想到上了船，就下不来了。那条船一直把她们带到四川的内江，历时两年有余。明惠法师因祸得福，在船上怀了孕，生下一对双胞胎，从此名正言顺成了船主夫人，出没于风口浪尖之上。而翠莲则开始了更为漫长的逃亡生涯，她先后逗留过五家妓院，嫁过四个男人，其中还有一个是太监，当陆侃从扬州的一家青楼中替她赎身的时候，她已经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最远到过广东的肇庆。

在扬州的那些年中，她一共逃跑过三次，每一次都功败垂成。她似乎对逃跑上了瘾。陆侃曾经问她：“你为什么总要逃跑？”翠莲回答说：“不知道，我喜欢跑。”

“你打算上哪里去？”

“不知道，先逃了再说。”翠莲答。

陆侃罢官之后，曾把她叫到书房中长谈。他对翠莲说：“这次你用不着逃了，我给你一点银子，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谁知翠莲一听就叫了起来：“你这不是明着赶我走吗？”

陆侃说：“你不是自己要走的吗，平时拴都拴不住？”

翠莲说：“我不要走。”

陆侃终于明白了：她不要走，她要跑。

到了普济之后，她又偷着跑了一次。一个多月之后，她衣不蔽体哭着回来了，头发蓬乱，打着赤脚，这一次她是被飞蝗和饥荒逼回来的，差一点丢了性命，她瘦得连陆侃都差一点没认出来，两条腿都肿了。养好身体之后，陆侃端着一壶茶，到她房中来看她。陆侃抿着嘴，笑嘻嘻地问她：“这下你可不会跑了吧？”

“这可说不定。”翠莲说，“有机会，我还是要跑的。”

一句话当场让陆侃把嘴里的茶水喷了一墙。

最后，孟婆婆给陆侃出了个主意。她献计说，要防翠莲逃跑，只有一个办法。陆侃赶紧问她是什么办法，孟婆婆道：“你们家再买一个使唤丫头。”陆侃大惑不解，“再买两个也成，可这也不能阻止她逃跑啊。”孟婆婆道：“老爷你想想，那翠莲从小就是跑惯的，你越拦她，她就越要跑，她不是嫌你衣食不周，而是管不住那双脚，就像那吸大烟的，管不住自己的手。你若要断她的烟，就得断她的瘾。”

“怎么个断法？”

“还是那句话，再买个丫头来。”孟婆婆说。

“婆婆这话是怎么说的？”陆侃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们一面把人买进，一面对翠莲说，我们新买了用人，你要走，随时可以走，我们再不指着你。这样一来，她必定再也不会逃了。老爷你想啊，她每一次要逃走的时候，就会想，人家告我随时可以走，又没人拦我，家里也新买了用人，逃起来就没意思了。老爷你再想想，每一次逃跑都是事先被允许了，她逃起来还有个什么意思。时间一长，这瘾就断了根了。”

陆侃一听，连连点头。妙计妙计，佩服佩服，想不到这个目不识丁的乡村婆子还有这么一番见识。于是，当即着她帮着寻访，只要那手脚粗大、性格温顺的，如果价钱合适，相貌亦可不论，一旦找到，即可带来相看。

孟婆婆嘻嘻一笑，道：“这人呢，我早已替你预备好了，至于钱呢，你们看着给点就成。”

孟婆婆说完就回去了。不一会儿就把自己家中的一个什么远房外甥女拖了过来。

秀米还记得喜鹊上门时的情景。她手里抱着一个花布包裹，走到天井中就站住了，低着头，咬着嘴唇，用脚磨着地上的青苔。孟婆婆过去拉她，她就是不动。孟婆婆一着急，就啪啪给了她两个耳光。喜鹊也不哭，亦不躲闪，只是死活不动脚。

孟婆婆骂道：“你整日赖在我家，一人要吃三人的饭，让我一家老小去喝西北风啊，再让家里那个不要脸的老鬼上了你的身，到时候湿面粘了手，甩都甩不脱。我好不容易才说动了陆老爷，替你寻了这户好人家，你这狗娘养的东西，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说完又是一巴掌。

这孟婆婆看见父母从后院过来了，就满脸堆下笑来，又是替喜鹊理头发，又是替她抚背，嘴里道：“好丫头，你能修到这么一户人家，你那死去的爷娘，九泉之下有灵，在阴曹地府，也会笑得合不拢嘴的。”随后，孟婆婆又踮着小脚走到母亲的身边，轻声嘱咐说：“这孩子，性子温良，要打要骂，当牛当马，都不碍事，只有一样，老爷、夫人千万不能在她面前提起‘砒霜’二字。”

“这是为何？”母亲问。

“这话说起来就没边儿，等我有工夫，再慢慢说与你听。”孟婆婆说完，从母亲手中接过那袋钱，放在耳边摇了摇，就欢欢喜喜地走了。

秀米来到东厢房的时候，翠莲正躺在床上睡中觉。她看见秀米痴痴地站在床边，脸红气喘，眼中噙满泪水，吓了一跳，赶忙从床上起来，扶她在床沿坐下，又给她倒了一杯茶，这才问她出了什么事。

“我要死了。”秀米忽然大声叫道。

翠莲又是一愣：“好好的，怎么忽然要死要活起来？”

“反正是要死了。”秀米抓过床上的帐子，在手里揉来揉去。翠莲摸了摸她的额头，稍稍有点热。

“到底是什么事，你说出来，我来帮你拿个主意。”翠莲说着，就过去把门关上了。这间房子四周没有窗户，关了门，屋里一下就变黑了。

“慢慢说，天大的事我给你担着。”

秀米就让她发誓，绝不能把这事说出去。翠莲犹豫了一会儿，果真就闭上眼睛，发起誓来。她一连发了五个誓，而且一个比一个刻毒，最后，她连自己祖宗八代都给骂了个遍，秀米还是不肯说，坐在床沿大把大把地掉眼泪，把胸前的衣襟都弄湿了。翠莲本来就是个急性人，刚才在发誓的时候，无端地骂了几遍自己祖宗，心里想，自打记事的年头起，就从来没曾见过祖宗的半个人影。心里一酸，也流下泪来。

她隐约记起舅舅来到湖州将她带走的时候，天下着大雨，雨点落在池塘里，就像开了锅的粥糊糊。这么说起来，自己家的门前原来也有一块池塘。她这一发誓，就记起了自己的出身来，她一直以为自己对于家乡的记忆是一片空白，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原来自己在湖州的确曾经有过一个家，门前也有一方池塘，她仿佛听见了许多年前的雨声。她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翠莲默默地哭了一阵，既伤心又畅快。“你不说也罢，”翠莲齉着鼻子道，“我来猜一猜，要是我猜中了，你就点个头。”

秀米看了她一眼，就使劲儿地点了点头。

“我还没猜呢，你乱点头干什么？”翠莲笑了笑，就胡乱猜了起来。她一连猜了七八遍，还是没有猜着，最后，翠莲就有点儿急了，道：“你要是实在不肯说，跑来找我干什么？我这会儿正累着呢，那腰儿疼得都快断了。”

秀米问她怎么会腰疼的，是不是夜里着了凉。

翠莲说：“还不是来那个了。”

“‘那个’是什么？”秀米又问她。

翠莲笑道：“女人身上的东西，你迟早也是要来的。”秀米又问她疼不疼。翠莲说：“疼倒是不太疼，可就是肚子胀得难受，坐在马桶上又什么也拉不出来，烦着呢。”秀米再问她，来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法子治一治？翠莲就不耐烦地答道：“流血呗，三五日自然会好的，治它做甚？做女人就是这一点不好，一个月少不了折腾一次。”

秀米这下不再问了。她扳起指头，一五一十地算起账来，算了半天，兀自喃喃说道：“这么说，老爷出走已经两个月啦？”说完又点点头，轻声道：“原来如此……”她从翠莲的枕边拿起一个发箍来，在手里看着，嘻嘻地笑了起来：“你这发箍是从哪儿弄来的？”

翠莲说，那是正月十五从下庄的庙会上买的，“你要喜欢，就拿去好了。”

“那我就拿去用了。”秀米把发箍别在头发上，站起来就要走，翠莲一把把她拽住，狐疑道：“咦，你不是找我来说什么事的吗？”

“我何曾要跟你说什么事？”秀米红了脸，嘴里只是笑。

“咦，这就怪了，你刚才不是要死要活地直抹眼泪，还要我赌咒发誓，害得我无端骂起自己的祖宗来。”

“没事儿，没事儿，”秀米咯咯地笑起来，朝翠莲直摆手，“你接着睡你的觉吧，我走了。”说完，拉开门就一阵风似的跑了。秀米一口气跑回楼上自己的卧室，长长地嘘出一口气来，然后伏在被子上哑声大笑。她笑得差一点岔了气，两个多月来憋在胸中的烦闷和担忧一扫而光。她觉得肚子也不像先前那么疼了。她舀来水把脸洗了洗，别上红色的发箍，换了一身新衣裳，搽了胭脂，扑了粉儿，在镜前照了又照，随后，咧开嘴笑了起来。她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像个牛犊似的在楼上走了几个来回，又咚咚地跑到楼下，满院子乱闯乱窜起来，她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

喜鹊正在厨房里收拾猪头，她用一把镊子拔着猪毛。秀米闯了进去，也不与她搭话，一把抢过那把镊子来，道：“你先歇一会儿，我来替你拔。”说完就像模像样地就着窗下的阳光拔起猪毛来。喜鹊说：“还是我来吧，小心弄脏了你的新衣裳。”秀米就把喜鹊一推，笑道：“我就是喜欢拔猪毛。”

喜鹊不知道她今天怎么了，无端的怎么会爱干这活儿，只拿眼睛瞧着她，兀自站在灶下发呆。秀米胡乱地拔了一会儿毛，又回过身来对喜鹊说：“这猪的胡子拔不下来倒也罢了，连它的眼睫毛也是滑溜溜的，夹它不住。”一句话说得喜鹊“扑哧”笑了起来。正要过去教她，不料，秀米把镊子朝盆里一丢，说道：“算了，还是你来吧。”说完，身影一闪，立刻就不见了。

秀米从厨房里出来，正愁无处可去，忽而听见院子里响起了噼噼啪啪的算盘声。

宝琛正在账房里打算盘。他一只手打算盘，一只手蘸着唾沫翻账本儿，那头依旧一边歪着。秀米扶住门框，把头朝里探了探。宝琛道：“秀米今天没睡中觉啊？”

秀米也不说话，径自走进房里，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斜着身子看了他半天，这才说道：“你这头成天这么歪着，能看见账本上的字吗？”

宝琛笑道：“头歪，眼睛却是不歪。”

秀米道：“你要硬是把头正过来，那会怎么样呢？”

宝琛抬眼看了她一会儿，不知她怎么会生出这样的怪念头。把那歪头摇了摇，笑道：“丫头，连你也来拿我开心，这头长歪了，能正得过来吗？”

秀米说：“我来试试。”

说完站起身来，把宝琛的头抱住转了两转，嘴里道：“当真转不过来。宝琛，你先不要算账，来教我打算盘吧。”

宝琛说：“好好的，你要学算盘做什么，你看见哪个姑娘打算盘来？”秀米见他不肯，就索性把他的算盘拿起来一抖，害得宝琛一迭声地叫苦：“好好的账，被你一搅，全乱了。”说完仍是嘻嘻地笑。

宝琛见秀米没有马上就走的意思，就拿出一锅烟来抽。“丫头，我来问你一件事，你来帮我拿个主意。”

秀米问他什么事。宝琛说，他准备回一趟庆港老家，把他的儿子接过来一起住。“虎子已经四岁多了，他娘又瘫在床上，我怕他到处乱跑掉到塘里。把他接到这边来吧，又怕你娘不答应。”

“接过来就是了，没事的。”秀米满不在乎地说。好像这事儿她已经问过母亲，而母亲已经答应了似的。过了一会儿，秀米像是想起什么事，问宝琛道：“你那儿子叫什么来着？”

“叫虎子。他娘喜欢叫他老虎。”

“他的头歪不歪？”

宝琛一听，又气又急，又不好发作。心想，这丫头今天是吃错什么药了，大中午不睡觉，专拿我来开心。他又干笑了两声，一本正经地说：“不歪不歪，一点也不歪。”

从宝琛的账房里出来，秀米在天井里的石阶上倚门而坐。她看见门口池塘边有一个妇女正在捣衣，棒槌敲击的声音在天井里发出嗡嗡的回声。地里的棉花已经长得很高了，黑油油地一直延伸到河边，风一吹，就露出叶子下的棉铃。田里没有一个人。天井的屋檐下，几只燕子喳喳地叫着。墙上的青苔又厚又浓，像一块绿毡子，亮晶晶的。太阳光暖烘烘的，阴凉的南风吹到脸上，舒畅无比。她在那儿坐了半天，东看西看，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

5

这天早上，母亲在吃饭时对秀米说，自打父亲出走之后，她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去丁树则先生家读书了。丁先生昨晚又来催问，只说是无功不受禄，嚷着要把拜师时的束脩尽数退还。“你在家闲着也没事，不如去他那里胡乱读几篇书，识些字也好。”

秀米本来想，经父亲这么一闹，她就不用去丁树则家活受罪了，没想到先生倒是好记性，三番两次来家中催逼。听母亲这么说，放下碗筷，秀米只得硬着头皮往丁先生家走去。

丁树则读书数十载，不要说一官半职，连个秀才也不曾中过。老来设馆授徒，收些俸例，以供椒水之需。不过，普济人家让孩子来跟他读书的却是寥寥无几。这倒不是出不起那份俸例，而是舍不得孩子让他打。这丁树则教书的规矩极严，学生要是背错一个字，就往他屁股上打十下，写错一个字打二十下，背诵默写全对了，丁先生还是要打，只说是让学生长点记性，以后不要出错。秀米第一次去跟他念书时，看见她的五六个学生全都站在屋里念书，甚是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屁股都被打肿了。要是碰上一个用嘴巴翻书的，那不用问，一定是他两只手都被打得不能动弹了。

丁先生从来不打秀米。这并不是说秀米的书念得特别好，而是由于她是先生的徒弟中惟一的女孩子。先生不仅不打她，还破例允许她读书时吃点心。她还是不喜欢他，她受不了先生嘴里那股臭烘烘的大蒜味儿。先生带他们读书时，她最害怕他发“突”或者“得”这样的音，因为每当他发这样的音，唾沫星子带着口水就会射出去好远，一直落到她的脸上。他还喜欢用他那脏兮兮的手来摸她的头，有时竟然还会摸她的脸！他只要一走近她，她就拼命地把脑袋扭到一边，常常把脖子扭得转了筋。

丁树则平常爱管闲事儿，最爱与人争辩。除了人家媳妇生孩子他插不上手之外，村里所有的事，不论大小，他都要过问。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帮人家争讼打官司。可官司一旦让他沾了手，没有不输的。久而久之，村里人都把他当做那无用的书呆子一般看待，只有师母赵小凤把他看成是个宝。每逢丁树则与人争辩，双方各执一词、委决不下的时候，丁师母就会拿着个花手帕，一扭一扭地走到两人中间，笑嘻嘻地说：“你们不要争，你们不要吵，把理由说出来我听听，我来替你们评判评判。”等到两人把各自的理由一说，丁师母总是这样作结论：你 （ 她丈夫 ） 是对的，你 （ 她丈夫以外的任何人 ） 是错的，结束！

秀米一走进丁先生的书房，就望见丁树则的右手上缠了一层厚厚的纱布，眉头紧蹙，脸上颇有难言之苦。“先生，您的手怎么啦？”秀米问。先生脸上的肉兀自跳了两跳，像笑不像笑地红了脸，嘴里一会儿“喔喔喔喔”地叫着，一会儿又嘶嘶地从牙缝往里吸凉气。看来他的手是伤得不轻。秀米正要转过身去问师母，只见老师把脸一沉，喝道：“你先把那 《鲁仲连义不帝秦》背来我听，其余无须多问。”

秀米只得坐下来背书，第一段刚完就背不下去了。先生又让她背 《诗经》，秀米就问他背哪一篇，先生这会儿似乎有点支持不住了，也不答话，举着右手站起身来，让师母搀着两人径自回里屋去了。秀米满腹狐疑，忽见一个头上缀着一撮黄毛的孩子正在那写大字，就凑过去问他，先生这手怎么就伤了？小黄毛是舵工谭水金的儿子，名叫谭四。他见四下无人，就低声道：“他是碰到钉子上了。”秀米又问他，好好的，怎么会碰着钉子？黄毛就哧哧地笑，说道：“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原来，这丁树则平时在设馆授徒之余，闲来无事，常爱捉那飞虫玩。久而久之，竟然练就了一身徒手捉虫的绝技。不论是蚊子、苍蝇还是蛾子，只要一飞入先生的房中，就是死路一条。先生只消大手一挥，往往手到擒来。倘若这飞虫栖息于墙上，先生一巴掌拍过去，更是百发百中。俗话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总在阵前亡，先生的技艺再精湛，却也有失手的时候。

“今天早上，窗口飞进一只苍蝇，先生或许是老眼昏花了，伸手一揽，硬是没有捉到，不由得恼羞成怒。在屋里找了半天，定睛一看，见那肥大的苍蝇正歇在墙上。先生走上前去使出浑身的力气，抡开巴掌就是一拍，没想到那不是苍蝇，分明是一枚墙钉。先生这一掌拍过去，半天拔不出来，害得他好一顿嗷嗷乱叫。”黄毛说完，伏在桌上哧哧地笑。

秀米笑了一阵，见先生已从天井中走来，就赶紧给谭四递眼色。

先生仍让她背书。背过 《诗经》，又背 《纲鉴》。秀米在背书，先生就躺在藤椅上哼哼，肥胖的肚子一起一伏，依然嘶嘶地倒吸着凉气，弄得秀米“扑哧”一声又笑了起来。先生皱着眉头问她笑什么，秀米也不回答，只在那翻眼睛，白的多，黑的少，先生也拿她没办法。

“罢罢罢，”先生从椅子上坐起来，对正在憋住劲不让自己发笑的小黄毛说，“谭四，你过来。”小黄毛见先生叫他，赶紧从椅子上溜下来，来到先生跟前。先生又对秀米说：“你也过来。”

丁树则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来，递给秀米：“你们两个人给我到夏庄去送封信。夏庄，你们两个都是认得的吧？”秀米和谭四都点了点头。夏庄离普济不远，秀米和翠莲赶集的时候去过几次。

丁树则刚把信递与秀米，又取了回去。信没有封口，先生拿到嘴边一吹，信囊就鼓起来，先生用那只不曾受伤的手从里面取出信胆，抖开来，上上下下地又读了一遍，一边看一边频频点头，最后又把信装入信封，再次递给秀米，这才说：

“你们沿着村西的大路向东，一直走，然后转一个大弯，就可以看见夏庄了。到了夏庄的村口，你们就会看见有一块大水塘，大水塘中间有一座坟包，上面长有芦苇呀、茅草呀什么的，你们不要管它，拿眼睛朝那塘的对岸看。对岸有三棵大柳树，中间一棵柳树正对着的那个宅子，就是薛举人的家。你们要把信当面交与薛举人。若他不在家，原信带回，千万不可交与别人。记住了，不要忘记。谭四这孩子贪玩，秀米你要管着他点，路上不要让他玩水。薛举人要有回书给我，你们就带回来，若没有就算了，早去早回。”

丁树则说完了这番话，忽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事，对秀米说：“刚才我看信的时候，有没有把信放进信封里去？”秀米说：“放进去了。”丁树则道：“真的放了吗？”

“我看见信放进去的，”秀米说，“不然您再看看？”她把信递给先生。丁树则用手捏了捏，又斜着眼睛朝信封内瞄了一眼，这才放心。

秀米带着谭四一路出了普济村，沿着河朝西走去。谭四说：“这封信想必十分要紧，我早上看见先生写好信，装进去又抽出来，抽出来又装进去，来回验看四五次。”

秀米就问他，以前有没有见过薛举人，谭四说在先生家曾见过他两次，是夏庄的财主，脸上有一颗大乌痣。

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村东的那座皂龙寺。〔 皂龙寺：始建于明代天启元年。据传，当年在修造这座庙的时候，有一条巨大的黑色游龙在庙宇的西南方出现，一连三天，盘伏不去。道光二十二年毁于雷击。为普济学堂旧址。一九三四年重修。一九五二年改建为普济小学，一九八七年恢复旧观，更名为绍隆寺。 〕 庙宇早已破烂不堪，正中的一方大殿，瓦片都落光了，露出一根根黑黑的椽子来。只有两边的配殿还能住人，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正在褪毛的鸭子。秀米还记得，有一年从夏庄赶集回来，母亲曾带她去庙里躲过一次雨。庙前有一处用泥土垒造的戏台，荒草丛生，已经很久没有在这儿唱过戏了。庙宇年久失修，平时只有乞丐或游方僧人偶尔在那里歇脚。普济人要烧香拜佛，就坐船到对岸去。

他们来到夏庄村口，已近中午。果然是一洼池塘，三棵柳树，塘中一座坟包。薛举人家的院门关着，用手推一推，里面上了闩。谭四敲了门，半天无人应答。秀米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似乎有人说话，嗡嗡的，听不太真切。秀米转过身来，忽然看见在池塘的对岸，一个戴毡帽的人正在树荫下钓鱼。听到敲门声，那钓鱼的就弓起腰来，歪过身子朝这边探头探脑地张望。秀米拉拉谭四的袖子，朝那边指了指，那人立刻脑袋一缩，蹲下身去，茂密的苇丛遮住了他。

谭四在门上拍了半天，又直起嗓子朝里面喊了两声，依然无人应门。谭四就对秀米说：“不如我们把信封从门缝里塞进去算了。”秀米说：“不成，丁先生交代我们亲自把信交给薛举人的。”谭四道：“里面上了闩，说明屋里有人，怎么没人出来？”说着又把脸贴住门缝朝里窥望，他这一看，嘴里“哎哟”大叫了一声，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这一叫，门就开了。一个穿长衫的伙计将门开了一条缝，把身子探出来，问道：“你们要找谁？”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谭四还坐在门槛边的台阶上，妈啊妈啊地直叫唤。

“我们找薛举人。”秀米道。

“你们从哪里来？”那人问道。

“从普济来。”秀米说。

她又回过头去，朝池塘对面望了望，她看见那钓鱼的帽檐压得很低，猫着腰，隔着苇丛，仍朝这边张望。在亮晃晃的光线下，秀米能看见他的背驼得很厉害。

那伙计又上上下下把他们打量了半天，这才低声说道：“你们跟我来。”

原来，门里是一条狭长的夹道，两边的垛墙很高，阳光照不进来，阴森森的，似乎一眼望不到头。到了很里面，另有一道院门，这才是薛举人的住处。难怪刚才敲了半天的门，里面的人听不见。

进了院子，秀米看见槐树下系着两匹马，一匹是红色的，另一匹是白的，都在那儿摆着尾巴，空气中有一股清新的马粪味儿。薛举人家一定是来了许多客人，她听见了嘈杂的说话声，似乎还有人为什么事而争吵。穿过天井和前院的厅房，后面又是一个大院子，在院子的西南角有一处凉亭，亭子里挤了一堆人，穿长衫的伙计在廊下站住了，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等一等，我去叫薛举人来与你们说话。”

这伙计是个男人，可说起话来却像个女人似的，嘤声嘤气的。

秀米见伙计走了，这才问谭四，“你刚才为何失声大叫，把我吓得魂都丢了。”谭四说：“我正拿眼睛朝里面瞧，没想到里面的那鬼东西也贴住门，拿眼睛往外瞧，两个人的睫毛都快碰到一起了，你说让人害怕不害怕？”

“怎么会是他？！”秀米嘴里喃喃说道，突然目光躲躲闪闪，神色陡变。

“你说谁？”谭四一脸恍惚地看着秀米。她的脸色先是发青，转而又发白，缩着脖子，嘴里的牙齿咯咯打架，也不说话，只顾用手来拽他的衣裳。谭四往远处一看，原来，亭子那边有三个人正朝他们走来。

从亭子里走来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刚才那位伙计，中间的那人身材魁梧，眉角有一颗大乌痣，想必他就是薛举人了。而走在最后的那个人，手里托着一只茶杯的，正是张季元。

三个人走到他们跟前，薛举人朗声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秀米愣了一下，从怀里抖抖索索地摸出老师的信来，也不敢抬头，递给谭四，谭四又递与薛举人。

薛举人接过信看了看，似乎有点不高兴，说了一声：“又是这个丁树则。”就拆开信凑到太阳下看了起来。

张季元走到秀米的身边，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嘴里轻声说道：“我来这里看朋友，没想到这么巧，遇上了你们。”

她的心突突乱跳，只觉得半个肩膀都是麻酥酥的。秀米不敢抬头看他，只是在心里暗暗骂道：拿开！快把你那该死的手拿开！她想稍稍挪动一下身体，可她的脚就是不听使唤，她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

张季元终于把那只手挪开了。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烟味儿。他在喝茶，茶杯和杯托相碰，叮当有声。过了一会儿，她听见张季元笑了笑，把脸凑到她耳边说：“看你吓得什么似的，别怕，我与薛兄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们谈点儿事。”

秀米不理他。他嘴里的热气熏得她的耳朵直痒痒。她远远地看见，凉亭那边有几个人倚柱而立，正小声地说着什么。凉亭旁的一株梨树，不知为何，断为两截。

薛举人看完信后，笑道：“丁树则这条老狗，成天缠着我。”

“是不是让你想法在京城替他补个闲差？”张季元说。

“一点不错。他口口声声说与家父是八拜之交，可我在京时与他老人家说起，家父却说从来就不认得这个人。”薛举人说，“又写来这许多诗文，哼！狗屁不通。”

“他哪里知道，今天补了典史，明天人头落地，他倒挺会凑热闹。”张季元笑道。

薛举人道：“倒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犯得着吗？”

随后，薛举人对谭四说：“你回去告诉丁先生，就说信已收到，薛某改日专程登门拜答。”说完，拿眼睛瞅了瞅秀米，又看了看张季元：“既是你家表妹，不妨请他们稍作盘桓，吃了饭再走。”

秀米一听，也不接话，只是拼命摇头。

张季元道：“表妹平时很少出门，今天冷不防在这里撞见了我，吃了惊吓，不如让他们先回吧。”

“也好。”

依然是那个伙计送他俩出门，刚刚走到天井里，猛听得后面两人哄然而笑。她不知道表哥和薛举人为何大笑，但她听得出那笑声没一点正经，只恨得牙根酸酸的。那谭四一路问长问短：你表哥从哪里来？怎么在普济从来没有见着过？怎么会在这里碰见？既是你表哥，为何吓成那样？秀米只顾低头走路，不一会儿就出了阴冷的夹道，来到外面的大太阳下。那伙计说了声“恕不远送”，就把院门关了。

院外没有一个人。池塘对面的那个钓鱼的老头这会儿也已不见了。谭四道：“这人死了，为什么要把尸首葬到塘中央去？”秀米知道谭四说的是池塘中间的那个坟包，不过这会儿秀米对它不感兴趣。她推了推小黄毛的胳膊，朝池塘对面指了指：“你刚才看见有一个人在那钓鱼吗？”

黄毛说他不曾看见。

“他刚才还在那钓鱼的，怎么一会儿人就不见了？”

“大概是回家吃饭去了呗。人家钓鱼，关你什么事？”

绕过池塘，他们走到刚才那人钓鱼的地方。稀疏的苇丛中，秀米看见一根钓竿横卧在水上，被风吹得摆来摆去。她就过去把钓竿拿起来看。原来只是一根竹竿而已。上面既没有丝线，也没有渔钩。

奇怪！

黄毛只在那儿催她快走，他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朝普济走去。秀米觉得自己就像是做梦似的。张季元从哪里来？他到普济来究竟想做什么？薛举人又是什么人？还有池塘边的那个戴毡帽的老头，她明明看见他在那儿钓鱼，为何钓竿上既没有浮标，也没有线钩？

她隐约知道，在自己花木深秀的院宅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沉默的，而且大得没有边际。一路上他们不曾碰到一个人。秀米觉得天又高又远，眼前的小渠、沟壑、土丘、河水，甚至太阳光都变得虚幻起来。

到了村中，秀米就让黄毛去丁先生那里回话，自己一个人往家中走去。她看见翠莲正在塘边洗帐子，就朝她走过去，没来由地问了一句：“大嘴，你说……夏庄到底有没有个薛举人？”

“你是说薛祖彦哪，怎么没有？他爹不是在京城里做大官的吗？”翠莲道。

秀米“噢”了一声，就径自上楼去了。

6

一天晚上，全家正围在桌子旁吃饭，张季元又开始讲他那个“鸡三足”的笑话了。这个笑话他前几天已经说过一遍了，这会儿又兴致勃勃地从头讲起，大家全在笑。喜鹊笑，是因为她的确觉得这个故事好笑，即便张季元讲上一百遍，她还是要偷偷发笑，牙齿磕碰着碗边，咯咯地响。母亲笑是出于礼貌，照例嘿嘿地笑两声，表明她在听。翠莲大概是觉得这是一个老掉牙的笑话，普济村人人会说，而喜鹊竟然咯咯地笑个不停，因此她也笑。宝琛是好脾气，对谁都是笑嘻嘻的，再说明天一大早，他就要回庆港接儿子去了，不过他一笑起来就有点夸张。

惟独秀米不笑。

张季元一边谈笑，一边不时地朝她眨眼睛。那眼神很复杂，似乎要与她为今天上午的见面达成一个默契，或者说共同保守一段秘密。即便不抬头看他，秀米也能觉出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好像他所说的话变成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从湿湿的眼睫毛里飘溢而出，浮在晦暗的光线中。秀米低头吃饭，好不容易挨到张季元把笑话说完了，却不料喜鹊忽然愣愣地问道：“那鸡怎么会有三只脚的呢？”看来她根本就没听懂，大家又哄笑了一场。

宝琛第一个吃完饭，丢下筷子，甩甩袖子走了。翠莲对母亲说：“今天就不该把盘缠先给了他，少不了又要拿到后村去填那无底洞。”

母亲说：“你怎么知道他要去孙姑娘家？”

“嗨，那粉蝶今天下午来借筛子，我瞅见他们在廊下说话，又拉又扯，恨不得立时就……”翠莲说。

母亲不让她说下去，一个劲儿地给翠莲使眼色。又看了看秀米，仿佛在猜测秀米能不能听得懂她们所说的话。

张季元吃完了饭，依然赖在那儿不走。他歪在椅子上用牙签剔着牙，剔完牙又去剔指甲，把十个指头都剔了个遍，最后又把那牙签咬在嘴里，一会儿伸手捻一下灯芯，一会儿抬头看着天窗，像是在琢磨着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他从怀里摸出一只小铁盒子，一柄烟斗，他往烟斗里塞了烟丝，凑在灯上点了火，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

孟婆婆不知从哪里闯了进来，她来找宝琛打牌。翠莲笑着说：“他今天有了新搭子了。”

孟婆婆说：“这样最好，我最烦宝琛那东西，赢了几文小钱儿，就得意地在那儿哼小曲，哼得人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输才怪呢！”说完，就过来拉母亲。母亲经不起她苦劝，就说：“好，今天就陪你们打两圈。”临走时，又嘱咐翠莲和喜鹊把家里的床都换上凉席。孟婆婆接话道：“天都这么热了，是该换席子了。”说完，就拉着母亲走了。

母亲一走，翠莲俨然就是总管了。她让喜鹊去烧锅开水，把席子烫一烫。竹席子一年不用，都怕是长了虫子了。秀米一见喜鹊要去烧水，就让她多烧一点，她正好把头发洗一洗。翠莲说：“晚上洗头，只怕是大了嫁不出去。”

“嫁不出去才好呢！”

“老话说，女的不愿嫁，男的不想嫖，都是天底下最大的谎话。”翠莲笑道。

秀米说，反正她不嫁人，谁也不嫁。

这时，张季元把他那大烟斗从嘴里拔了出来，忽然插话道：“没准儿往后真的不用嫁人了。”

翠莲一听，先是一愣，然后笑了起来：“大舅，你倒说得轻巧，这姑娘大了不嫁人，爷娘留她在家煮了吃？”

“这个你就不懂了。”张季元道，似乎对翠莲的话不屑一顾。

“我们乡下人，没见过世面。比不得大舅见多识广。”翠莲揶揄道，“可照你这么说，这天下的女子都不嫁人，都不生孩子，这世上的人早晚还不都死光啦。”

“谁让你不生孩子啦？当然要生孩子，只是不用嫁人。”张季元煞有介事地说。

“不嫁人，你到石头缝里弄出孩子来不成？”

“你但凡看中一个人，你就走到他家去，与他生孩子便是了。”张季元道。

“你是说，一个男的，但凡相中了一个女孩，就可以走到她家里去与她成亲？”

“正是。”

“不需要三媒六聘？也不用与父母商量？”

“正是。”

“要是那女孩儿的父母不同意怎么办？他们拦住门，不让你进去。”

“那好办，把他们杀掉。”

翠莲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季元疯话连篇，可翠莲拿不准他当真这么想，还是在逗她开心。

“要是女孩自己不同意呢？”翠莲问道。

“照样杀掉。”张季元毫不犹豫地说。

“假如……假如有三个男的，都看上了同一个姑娘，你说该怎么办？”

“很简单，由抽签来决定。”张季元笑嘻嘻地说。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看来他打算离开了，“在未来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他想和谁成亲就和谁成亲。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和他的亲妹妹结婚。”

“照你这么说，整个普济还不要变成一个大妓院啦？”

“大致差不多。”张季元道，“只有一点不同，任何人都无需付钱。”

“大舅可真会说笑话，要真的那样，你们男人倒乐得快活。”翠莲挖苦道。

“你们不也一样？”

张季元哈哈大笑，他笑得直喘气。最后，他转过身去，捋了捋头发，走了。

“放屁。”张季元走后，翠莲啐了一口，骂道，“这小胡子，成天没有一句正经话，闲得发慌，就拿我们来开心。”

翠莲在灶下替秀米洗头。

豆沫是早上从豆腐店讨来的，这会儿已经有点馊了。秀米说，用这豆沫洗头，就是不如枸杞叶煞痒，黏糊糊的，一股发霉的豆渣味。翠莲说：“这会儿我到哪里去替你弄枸杞叶去。”两人正说着，忽然听见院外人语喧响，步履杂沓，弄堂里，水塘边，树林里到处都有人猛跑。脚步声和嘈杂的人语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嗡嗡的，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又一圈圈地散开。村子里的狗全都在叫。

“不好！好像出什么事了。”

翠莲说了一句，丢开秀米，到窗前往外窥探。

秀米的头发湿漉漉的，她听得见头发往盆内滴水的声音。不一会儿，就见喜鹊跑到厨房门口，把头伸进来，喘着气说，出事啦！

翠莲问她出什么事了，喜鹊就说，死人啦！翠莲又问她谁死了。喜鹊这才道：“是孙姑娘，孙姑娘死了。”

“她今天下午还来借筛子，有说有笑的，怎么突然死了呢？”翠莲道，说完甩了甩手上的水，跟着喜鹊跑出去了。

院子里忽然变得一片沉寂。秀米的头上都是豆泡泡，这些泡泡落在盆里，在水面上浮动着，随后“噗”的一声就碎裂了。她闭着眼睛，伸手在灶台上摸索着水瓢，她想从水缸里舀点水，把头浇一浇。就在这时，她听见了咚咚的脚步声。有人正朝厨房走来。她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外面出什么事了？”张季元扶着门框，问道。

该死！果然是他！她不敢回过头去看他，嘴里支支吾吾地道：“听说，听说是孙姑娘死了……”

张季元轻轻地“噢”了一声，似乎对这事没什么兴趣。他仍然站在那儿。

走开，走开，快走开！秀米在心里催促他赶紧离开。可张季元不仅没有走开，相反，他跨进门槛，走到厨房里来了。

“你在洗头吗？”张季元明知故问。

秀米心里有气，嘴上还是“嗯”了一声，赶紧抓过水瓢，从水缸舀了水，浇在头上，胡乱地搓了搓。水一直流到了脖子里，凉凉的。

“要我帮忙吗？”

“不不，不用。”秀米听他说这样的话，心跳得更厉害了。她还是第一次跟他说话。

“你不要加点热水吗？”张季元再次问道，他的声音又干又涩。

秀米没再理会他。她知道张季元就在她身边不远的地方站着，因为她看见了他脚上穿的圆口布鞋和白色的袜子。该死！他竟然在看我洗头！真是可恶！他干吗要待在这里呢？

秀米洗完了头，正想找个东西来擦一擦，那张季元就把毛巾递过来了。秀米没有去接。她看见灶上有一块围腰，也顾不上油腻，抓过来胡乱擦了擦，然后把头发拢了拢，在头顶兜住。她仍然背对着他，似乎在等着他离开。

终于，张季元嘿嘿地讪笑了两声，丢下手里的毛巾，摇摇头，走了。

秀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她看见他那瘦长的影子掠过天井的墙壁，在廊下晃了晃，然后消失了。她站在灶边，将头发抖开，让南风吹着它，脸上依然火辣辣的。水缸中倒映着一弯新月，随着水纹微微颤动。

母亲是和翠莲她们一块回来的。她说她们在孟婆婆家坐下，刚打了一圈牌，就听得孙姑娘那边出事了，“宝琛那个死不要脸的，当着那么多人竟然就哭出声来了。”

秀米问她，孙姑娘是怎么死的？母亲也不正经回答她，只是说，反正死了就是了。秀米又去问喜鹊，喜鹊见母亲不肯说，她也就支支吾吾，只是不住地感叹道，惨，惨，真惨。最后，翠莲把她拽到自己屋里，悄悄地对她说：“往后咱们都得小心点，普济一带出了坏人了。”

“她不是下午还来借筛子吗？”秀米说，“怎么说死就死了？”

翠莲叹息道：“她来借筛子，是为了去地里收菜子，要是不去收菜子，就不会死了。”

翠莲说，孙姑娘在村后自家田地收菜子，到了上灯时分还未见回转，宝琛去找她的时候，正碰上她父亲提着马灯去找人。两人结伴到了地头，就看见了她的尸首，衣服被人剥光了，嘴巴里塞进了青草，她就是想喊人，也张不开嘴呀。他们给她塞了太多的草，一直塞到喉咙口，宝琛给她抠了半天，也没抠干净，她的身上也没有刀伤，手上反绑着绳子。一只脚上还穿着鞋子，一只脚光着，身体早已凉了，鼻子里也没了气。两条腿在地上踢了个坑，大腿上全是血。唐六师郎中来给她验了尸，也没找着刀伤。孟婆婆说，这事可不像是本村人干的，这孩子平常就在村子里招蜂引蝶，还有她爹给她看门，大凡一个人想上她的身，给她几吊小钱就行了，不给钱也可以赊账。他们犯不着这样干。在那儿看热闹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大金牙的，是普济肉店的屠夫，人有点儿傻，听见孟婆婆这么说，就愣头愣脑地接话道：“那可说不准。”

孟婆婆嗔道：“那除非是你干的。”

那大金牙就嘿嘿地傻笑着说：“没准儿还真是我干的呢……”话没说完，大金牙的瞎眼老娘顺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说：“人家死了人，你倒还在这儿说笑！”

“这事没准儿真是大金牙干的呢？”秀米问。

“说笑罢了，你还拿它当真。”翠莲道。

秀米又问宝琛怎么还不回来，翠莲说：“他在那儿帮着老孙头搭凉棚呢。这些年，歪头在孙姑娘身上可没少花钱。这粉子一死，他哭得像泪人一般。”秀米又问她干吗搭凉棚，翠莲说：“照普济这儿的规矩，这人死在外头不能进屋，只能在外面搭个棚搁尸首。这天又热，少不得要连夜找木匠来打棺材，够宝琛那死狗忙活一阵子的。只是可怜了那粉蝶了，死都死了，光着身子让人摆弄来摆弄去。那老孙头，人都快急疯了，只说女儿还未出嫁，不叫男人看见她尸首，拦了这个又去拦那个，又如何拦得住，只得坐在塘边哭。”

秀米还记得父亲出走那天去过的那个池塘。四周开满了白色的金银花，像帘子一样垂挂在水面上。她还记得下午孙姑娘来借筛子时，遭翠莲抢白时那怯怯的笑。

“咱们往后都得小心点，听说江南的长洲出了土匪，前些天刚绑走了两个小孩。”翠莲说。

7

在孙姑娘的葬礼上，秀米走在最后一个。孟婆婆提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黄色的绢花，参加葬礼的人，每人一朵，戴在胸前。她走到秀米的跟前，篮子里的花朵刚好发完，孟婆婆就笑道：

“这么巧！就差你这一朵。”

秀米又看见了在江堤一侧远远行进的一队朝廷官兵。兵士们无精打采，昏昏欲睡，他们在烈日下行走得很慢。马蹄扬起漫天的尘土，马队的红色缨络上下披拂。当他们越过一个个土坡时，蜿蜒浮动，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只游动的黑花蛇。可她听不到马蹄声。

秀米左顾右盼，就是看不见翠莲和喜鹊的影子。孙姑娘的棺木像是连夜打造的，还未来得及刷上油漆，白皮松板，上面覆盖着锦缎被面。她能看见和尚扛着幡花，铙钹鼓乐，吹吹打打，可是却听不见什么声响。

奇怪！我怎么听不见一点声音？

送葬的队伍在村外的棉花地里穿行，一路往东。刚刚出了村口，天空中乌云翻滚，树木摇晃，突然下起雨来。雨点落在厚厚的尘土里寂然无声，落在河道中，开出一河的碎玉小花。雨越下越大，她的眼睛快要睁不开了。

奇怪！这么大的雨，怎么听不到雨声？

送葬的人群开始出现不安的骚动，她看见抬棺的几个脚夫将棺材停在一座石桥上，跑到桥洞下避雨，人群潮水般四下消散。她看见宝琛和老孙头披麻戴孝，哭丧着脸，想把人们劝回来。

秀米开始朝村东的那座破庙飞跑。她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起先，她跟着一帮人朝庙里飞奔，很快，她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跑。等到她气喘吁吁地跑到皂龙寺门口，秀米吃惊地发现，除了那口棺木孤零零地横在桥上之外，四下里已经没有一个人，连宝琛和老孙头也不见了。

奇怪，怎么没有人去庙里避雨呢。

她一口气跑到山门的屋檐下，看见张季元手里捏着一圈麻绳，正在冲她笑。

“你怎么在这儿？”秀米吓了一跳，双手护住自己湿漉漉的前襟，隐约觉得自己的乳房一阵阵胀痛。时值初夏，单衣初试，叫雨一淋，紧紧地粘在身上。她觉得自己的身上光溜溜的。

“我来听听寺里的住持讲经。”张季元低声道。他的头发也被雨淋得湿漉漉的。

“那些送葬的人为什么不来庙里避雨？”秀米问道。

“他们不能进来。”

“为什么？”

“住持不会让他们进来。”张季元探头朝门外看了看，凑在她耳边轻声道，“因为，这座庙是专门为你修的。”

“谁是住持？”秀米看了看庙里的天王殿，豪雨飘瓦，屋顶的瓦楞上已经起了一层水烟。

“在法堂念经。”张季元说。

“这座破庙已经多年没有和尚住了，哪里来的住持？”

“你跟我来。”

秀米顺从地跟着张季元，穿过一侧的游廊，朝法堂走去。一路上，她看见天王殿、僧房、伽蓝殿祖师堂，药师殿、观音殿、香积厨、执事堂都是空无一人，而观音殿和大雄宝殿都已屋顶坍陷，墙基歪斜，瓦砾中长满了青草。墙壁上苔藓处处，缝中开出了一朵一朵的小黄花，她能够闻到安息香和美人蕉的气味，雨水和尘土的气味，当然，还有张季元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烟味。

法堂和藏经阁倒是完好无损。他们来到法堂的时候，住持身穿红黄两色的袈裟，正盘腿在蒲团上打坐念经。看见他们进来，住持就合掌施礼，随后站起身来。秀米不知如何还礼，正在慌乱中，忽听得住持说：“就是她吗？”

张季元点点头：“正是。”

“阿弥陀佛。”

秀米觉得这个住持好像在哪见过，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只见住持缓缓转动着手里的念珠，嘴里念念有词，不时地抬头打量着她。秀米也呆呆地看着他，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她瞥见那住持左手的拇指边缀着一根软塌塌的东西，红红的，像一根煮熟的小香肠，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她张开嘴想叫，可依然发不出什么声音。原来，原来表哥要寻找的那个六指人一直躲在村中的这座破庙里！

住持呵呵地笑了两声——脸都笑得浮肿起来了，说道：“季元，人既已带到，我们还等什么呢？”

“你们，你们想干什么？”

“姑娘，不用怕。”住持道，“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为了完成某个重要的使命。”

“我的使命是什么？”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的。”住持的脸上掠过一丝阴鸷的笑容。

秀米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什么，全身的皮肤骤然收紧了。她在法堂里徒劳地乱跑了一阵，还碰翻了香案前的一只酥油灯，就是找不到门。那两个人也不着急，只是看着她笑。

“告诉我，门在哪儿？”秀米用哀矜的目光看着她的表哥，央求道。

张季元一把将她搂过来。他的手顺着她的大腿摸索着，把嘴贴在她耳边喃喃地说：“妹妹，门在这儿，开着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里的绳子缠在她的手腕上。秀米见表哥要将自己绑起来，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叫道：“不要绑我。”

这一次她听见了自己的声音，而且立即听到了答复。

“谁要绑你了？”

秀米睁开了眼睛。第一眼，她看见了天窗上泻下来的静静的阳光，接着她看见了刚刚挂上的新蚊帐，散发着幽幽的薰香味。随后她看见了在地上打翻的一只油灯。她还听到了哗哗的声音，她看见喜鹊正在打扫着地上的玻璃。原来是南柯一梦。

“谁绑你啦？”喜鹊笑道，“我来叫你起来吃早饭，看见你一巴掌就把油灯打翻了。”

秀米还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喘气。她看见床头的香案上，一支安息香已经快要燃完了。

“怎么做了这么一个梦？”秀米惊魂未定地道，“吓死我了……”

喜鹊只是笑。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赶紧起来吃饭，待会儿我带你去孙姑娘家看水陆法会。”

秀米问起母亲和翠莲，喜鹊说，她们早就看热闹去了。她又问起张季元。她说出张季元这三个字的时候，心里忽然一怔。喜鹊说，在后院呢，也不知他在干什么。秀米痴痴地望着帐顶，半天才对喜鹊说，她不想去看什么水陆法会，也不想吃饭，她想在床上再懒一会儿。

喜鹊替她放下帐子，就下楼去了。

喜鹊刚下楼，秀米就听见楼下的巷子里有人在叫卖栀子花。她忽然来了兴致，想买一朵来戴，就从床上爬起来。可等到她穿好衣服下了楼，赶到巷子口，那卖花人已经不在那儿了。

她回到家中，在井边吊了水，洗了洗脸，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在院子里四处晃悠。她刚走到井边，见喜鹊正在那儿洗衣裳，便走过去和她说话，刚说了没两句，忽见张季元沿着回廊，一摇一晃地朝这边走来。秀米心头一紧，心里想要闪避，那张季元早已三步并作两步，蹿到了跟前。

“嗨，”张季元满脸兴奋地说道，“后院养着的两缸荷花全都开啦！”

喜鹊瞥了秀米一眼，见她不接话，只得胡乱应承道：“开啦？开了好，开了好。”

这个白痴！荷花开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想起刚才的那个梦，秀米心里就有气。她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张季元赔着笑，问她要不要跟他去后院看看。看你娘个头！秀米在心里骂道。不过，她还是站住了，身子靠在楼梯边的墙上，嘴里道：

“表哥也会喜欢那些花花草草吗？”

“那就要看它是什么花了。”张季元沉思片刻，这样回答她，“兰生幽谷，菊隐荒圃，梅傲雪岭，独荷花濯淖污泥而不染。其志高洁，故倍觉爱怜……制芙蓉以为衣兮，集芰荷以为裳。”

最后两句是 《离骚》中的句子，只可惜张季元将它说颠倒了。不过，秀米却懒得去点破他。

张季元见秀米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忽然来了兴致，问道：“玉溪生诗中有吟咏荷花之句，堪称妙绝，你可记得？”

这原是 《石头记》中黛玉问香菱的话。看来，这小胡子还有点酸。秀米真是不愿搭理他，便懒懒地答道：“莫非是‘留得残荷听雨声’吗？”

不料，张季元摇了摇头，笑道：“你把我看成林妹妹了。”

“那表哥喜欢哪一句？”

“芙蓉塘外有惊雷。”张季元道。

听他这一说，秀米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她去村外野塘挖莲时的情景，心里突然充满了一种空寂之感。父亲爱莲成癖，夏天时，他的书桌上总是摆着一盆小小的碗莲，以做清供。她还隐隐记得花朵是深红色的，艳若春桃，半敛含羞，父亲叫它“一捻红”。有时他也会将花瓣捣碎，制成印泥。

张季元又问她喜欢什么花。

“芍药。”秀米不假思索，脱口道。

张季元笑了起来，叹了一口气，道：“你这分明是在赶我走啊。”

秀米心里想：别看这白痴成天神神道道的，肚子里还颇喝了些墨汁，也难为他了。可嘴上依然不依不饶：“这怎么是赶你走？”

“妹妹淹通文史，警心深密，又何必明知故问？”张季元道，“顾文房 《问答释义》中说，芍药，又名可离，可离可离，故赠之以送别。不过，我还真的要走了。”说完，拽了拽衣襟，朝秀米摆了摆手，从前门出去了。

看着张季元的背影，秀米若有所思。因为有了早上的那个梦，她觉得在自己和张季元之间多了点什么，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你和大舅说的是什么话来？”喜鹊正在井边歪着脑袋问她，“我怎么听了半天，一句也听不懂？”

秀米笑道：“都是些磨嘴皮子的废话，你要懂它做什么？”

喜鹊问她想不想去孙姑娘家看水陆法会。秀米说：“你要想去就赶紧去吧，我到丁先生家走走。”

8

丁先生正在书案上写字。他的手上仍然缠着纱布，看到秀米进门来，丁树则就说，今天不读书，他要为孙姑娘写一则墓志铭，忙着呢。又问她为何不去看水陆法会，秀米说，她不想去。转身正要离开，丁先生又叫住她：

“你等等，待会儿我还有事问你。”

她只得留下来，懒洋洋地坐在窗下的一张木椅上，去逗那鸟笼里的两只画眉玩。丁先生不住地用毛巾擦脸，他的绸衣已经让汗水浸湿了。一边写，嘴里一边喃喃自语：可惜，可惜！可怜，可怜！秀米知道他在说孙姑娘。由于悲痛，丁先生有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拭泪擤鼻涕。她看到先生竟然把鼻涕抹在桌沿上，又用舌头去舔那笔尖上的羊毛，心里就觉得一阵恶心。可先生写了一张又一张，废弃的纸团丢得满地都是。一边丢，一边骂自己狗屁不通。最后宣纸用完了，又爬到梯子上，到阁楼上去取。他完全忘了秀米的存在，沉浸在对亡者的遥思和哀恸之中。秀米见先生手忙脚乱的样子，就过去帮他展纸、研墨，又替他把搭在肩上的酸溜溜的毛巾拿到脸盆里搓洗，盆里的水一下子就变黑了。

先生写得一手好文章，素来以快捷著称，先生自称倚马千言，不在话下。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帖括八股，总能一挥而就。若是有人来请他写个拜帖啦、楹联啦、寿序墓志什么的，往往一边与人谈着价钱，一边就把词章写好了。丁先生还有一个多年不改的习惯：只要是文章写完，那就一字不能改变。若要请他重写，更是痴人说梦。有一次，他给一个九十岁的老翁写一篇寿序，文章写完后，那人的孙子却发现祖父的名字写错了，只得请先生另写一幅，先生勃然大怒，嚷道：“丁某人做文章，从来不改，你只管拿去，凑合着用吧。”

孙子说：“名字都写错了，那算是谁在做生日呢？”

先生说：“这个我可管不着。”两人就在书房里吵了起来。最后丁师母小凤飞马杀到，立在两人中间仲裁评理。

“你没道理。”师母指着那位孙子的鼻尖说。她又转身对丈夫道：“树则，你是对的。”

“结束！”她又对两人同时宣布道。

孙子只得另外加了双倍的银两，好说歹说，先生这才破例替他另写了一幅，把爷爷的名字改了过来。

先生今天这是怎么了？秀米见他一会儿抓耳挠腮，一会儿猛拍脑门，一会儿又背手踱步，心中暗想：如果不是孙姑娘这篇墓志铭过于难写，那就是先生昨晚看尸体时受了太大的刺激。或者说，先生对孙姑娘的猝死实在想不通。先生在屋里来回踱步的时候，脸上悲痛哀婉的表情一望而知。“细皮嫩肉，说没就没。呜呼，呜呼！奈何，奈何！”先生不时喃喃自语道。不过，等到先生把这篇墓志铭写完了之后，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他叫秀米过来看，又怕她看不懂，还帮她从头至尾念了一遍。那墓志铭写的是：

姑娘孙氏，讳有雪，梅城普济人。父鼎成，以孝友闻于乡里。母甄氏。姑娘初生，大雪封门，寒梅吐蕊，因以有雪名之。概与霜雪松柏之操合焉。有雪生而徇通，幼而淑慎，气吐兰蕙，目含远山，清淑惠贞之志，温婉润朗之礼，普济乡邻，咸有称颂。及至稍长，丧其慈母，父颇多病，家贫几无隔夜之炊。有雪决然献其冰清玉洁之躯，开门纳客，虽有藕污之谤，实乃割股活亲。雅人骚客，皆受其惠，贩夫走卒，同被芳泽。卒为强人所掳，百般蹂躏摧残，有雪以柏舟之节拒之，竟至于死。

呜呼哀哉，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风人所叹，异世同辙，宜刊玄石，或扬芳烈，其辞曰：

国与有立，曰纲与维，谁其改之，姑娘有雪。奇节圣行，殊途而同归。奉亲有竹竿之美，宜家备桃夭之德；空山阒其少人，艳骨嘿其无言；铭潜德于幽壤，庶万代而不彰。

“怎么样？”先生问道。

“好。”秀米说。

“哪里好？你倒是跟为师说说。”

“全都好。”秀米道，“只是一般人恐怕看它不懂。”

先生遂开心地笑了起来，全然没有了刚才的悲泣之恸。秀米知道，不懂，是先生心目中文章的最高境界。先生有句口头禅，常常挂在嘴边：写文章嘛，就是要让人看它不懂。倘若引车卖浆之流都能读得通，还有什么稀罕？！不过，在秀米看来，先生这篇墓志铭，写得还算浅易。先生从头至尾给她解释了一通，又问她哪几句话写得最好，秀米说：“‘奉亲有竹竿之美’以下五句，堪称妙绝。”

先生一听，哈哈大笑，连连夸她聪慧有悟性，若假以时日，将来必能青出于蓝。最后，又用那只受了伤的油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先生正在得意之时，不料师母一挑门帘，走了进来，气咻咻地往桌边一坐，僵在那里，也不说话。先生就过去拉她，要她起来看看这篇墓志铭，写得好还是不好。师母一甩手，怒道：“好什么好？我看你算是白费了半天的心思。人家不肯。”

“二十吊钱，他也不肯出吗？”丁树则道。

“什么二十吊，我最后让他给十吊钱，他还是不肯。”

“这又为何？”

“那老孙头，最是抠门。”丁师母似乎余怒未消，“他说闺女惨遭横祸，连殡葬、棺木，和尚道士的钱还不知在哪里呢，怎么有钱来作这些无用的勾当？又说姑娘出身寒门，况且尚未嫁人，生平亦无可以旌表之德，墓志一事，可以免了。只求一口薄棺材，草草埋了完事。说来说去，还是不肯出那点钱。”

“这婊子养的，成天关起门来在家里养汉子，赚那肮脏之钱，我倒有心替她洗刷，这一个上午，写得我头晕眼花，他却如此的不识抬举。”先生也动了气，骂道。

“还有更气人的呢！”师母将手绢挥了挥，接着说，“我问他十吊钱干不干，老头说，别说十吊，就是你家丁先生写好了白送给我，我也不能要，又要买石碑，又要找人刻，少不了又要花钱。”

丁先生一听，脸涨得像个熟透的茄子，一把抓过那张纸来，就要撕了，师母赶紧起来劝阻：“先别急着撕，我再托人去跟他说说。”

师母又把那篇墓志铭拿过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然后深情地凝望着先生，徐徐道：“老丁，你的文章又大有精进了。”

就在这时，秀米听见铙钹唢呐之声由远而近，从村后朝这边过来。师母对丁先生道：“孙姑娘出殡了，咱们也去瞅个热闹？”

“我不去，要去你去吧。”丁树则颓然坐在椅子上，还在那里生气。

师母又问秀米去不去。她看了先生一眼，问道：“先生适才说，要问我什么事？”丁树则无力地朝她摆摆手：“这事以后再说。”

秀米只得跟着师母出来。两人穿过天井来到院外，送葬的队伍已经到了门口了。秀米本欲回家，可跟在送葬的人群后面，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村口。她走在最后一个。一抬头，看见了孙姑娘的棺木被人高高抬起。棺木是连夜打造的，还未来得及刷上油漆，她不由得心中就是一沉，心里道：眼前的这个送殡的场面竟然跟梦中所见一模一样！正在这时，她看见孟婆婆提着一只竹篮，站在门口的杏树下，正在给送葬的人发绢花，花朵是白色的，每人一朵。等到孟婆婆来到队伍的最后，篮子已经空了。孟婆婆笑了笑，把空篮子举起来，对着秀米晃了晃，道：

“这么巧！偏偏就差你这一朵。”

秀米再也不肯往前走了，她呆呆地立在那棵亭亭如盖的大杏树下，一动不动。尽管她知道梦中的绢花是黄色的，而孟婆婆篮子里的是白色的，可她依然惊骇异常，恍若梦寐。天空高高的，蓝得像是要滴下染料来。她不由得这样想：尽管她现在是清醒的，但却未尝不是一个更大、更遥远的梦的一部分。

9

宝琛从庆港回来了，带来了四岁的儿子老虎。这孩子头倒不歪，但生性顽劣，浑身如焦炭一般漆黑，油光锃亮。身上只穿一条大红的短裤，跑起来就像一团滚动的火球。园子里到处都是他闪电般的身影，到处都是叮叮咚咚的脚步声。由于长年缺乏父亲的管教，初来普济，免不了惹出种种事端。刚来没几天，他就把邻居家的两只芦花大公鸡掐断了脖子，拎到厨房里，往地下一摔，对喜鹊说：“炖汤来我喝。”第二天，他钻到翠莲的床下拉了一堆屎，害得翠莲成天抱怨家里有一股死耗子的味儿。他还把花二娘屋檐下的马蜂捅得炸了窝，他自己毫发无伤，花二娘的脸倒是肿了足足一个月。

那些日子，宝琛每天都忙着在村里挨家挨户地登门道歉，口口声声要把儿子勒死，可他就是舍不得碰他一个指头，趁他睡着的时候，还要把他的身体翻过来，在他的屁股上亲上好几口。可是终于有一天，宝琛还真的差一点就把他给弄死了。

那天晚上，秀米和翠莲都在母亲的房里，几个人凑在一块做针线，忽然看到喜鹊神色慌张地跑上楼来，嘴里叫道：“不好，不好，宝琛要把老虎勒死了，正在满屋子找绳子呢。我拦不住他，你们赶紧去个人劝一劝。”

翠莲一听，搁下剪刀就要走，母亲喝道：“谁都不许去！”吓得翠莲直吐舌头。喜鹊也怔了一下，僵在门槛边。

“这孩子，也真该好好管教管教，再不听话，哪里来的，还请他回哪里去！”

母亲又说。

这句话分明是说给楼下宝琛听的，而宝琛在院子里也果真听到了。除了更加卖力地折磨自己的儿子以示忠顺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他把老虎绑在廊下的柱子上，抡起了皮鞭没头没脑地一顿猛抽，打得那小东西哭爹叫娘，咿呀乱叫。直到那孩子的哭叫一声弱似一声，渐渐地没了动静，母亲才朝翠莲努努嘴。

秀米跟着翠莲来到楼下，看见老虎的脑袋已经明显软绵绵地耷拉下来。那宝琛还是打个不停，就像疯子一般。翠莲赶紧过去抢下鞭子，把孩子解下来。那孩子满脸都是血，鼻子一张一翕，眼看着只有进去的气，没有出来的气了。秀米看见柱子上的红漆，已经叫他打得落了一地。翠莲把孩子抱到自己的床上，又是掐人中，又是喷凉水，好不容易，老虎才喘出一口气来，叫道：“爹呀！”

宝琛也被吓傻了。听到儿子叫爹，他的眼泪哗哗直流。他跪在床边，把脸埋在儿子的胸口呜呜地哭。

秀米不知道宝琛和母亲为何生这么大的气。但既然宝琛下得了如此狠手，一定是小东西闯下了什么大祸。她去问喜鹊和翠莲，都推说不知道。喜鹊说不知道，她真的是不知道。可翠莲明显是欲言又止，嘴角还挂着笑，末了说了一句：

“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省点儿心吧。”

第二天家里就恢复了平静，就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母亲甚至还让宝琛把孩子的脚量了尺寸，她要亲手给他做一双布鞋穿。秀米觉得这个村庄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秘的，所有的神秘都对她缄口不语。她的好奇心就像一匹小马驹，已经被喂养得膘肥体壮，不由她做主，就会撒蹄狂奔。她发誓要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半个月后的一天，她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一个吹笛子卖糖饼的人来到了村中。老虎正蹲在池塘边玩，看着那个卖糖饼的人直咽口水。自从遭到父亲暴打之后，这孩子忽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成天蔫不唧的，到哪儿都是往地上一蹲，死活不吭气。秀米走到他身边，也蹲下身来，对老虎说：“想不想让姐姐给你买麦糖吃？”老虎就咧开嘴笑了，他仍不吱声。秀米就过去买了一块糖芽来，放在他鼻子前。老虎伸手来拿，秀米手一抖，就闪开了。

“告诉我，那天你父亲为何下死力气打你？”秀米朝他眨眼睛。

“爸爸不让告诉人，死也不能说。”老虎道。

秀米又把糖芽在他眼前晃了一晃，那小东西的口水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再告诉别人。”老虎想了想，终于松了口。

“我谁也不说。”秀米拍着胸脯说。

“你真的想知道吗？”

“当然是真的。”

“你可一定不能告诉别人。”

“我们拉钩。”秀米和他拉了钩，“这下你可以说了吧？”

“你先把糖给我，我才能告诉你。”老虎说。

秀米就把糖给他。那孩子接过糖来，塞入口中，嚼了嚼，脖子一缩，就咽下去了。随后，他拍拍屁股，站起来就要走。

“你还没告诉我是什么事呢。”秀米想伸手捉他，可他的身上光溜溜的，又黑又滑，一下没拽住让他跑了。

“没啦！”老虎跑到池塘的另一端，手指着天，冲着她喊道，“没啦！变成鸟飞啦！”

宝琛这次回庆港接孩子，顺道还去了上党、浦口、青州的一些地方，寻访父亲的下落。他几乎把这个州县附近的小村镇都找了个遍，还是没有半点关于父亲的消息。

眼看着就到了九月末。父亲出走的时候，地里的棉花才刚刚开花，现在，家家户户都传来了弹棉花的声音。有一天，母亲和宝琛商量，是不是可以给父亲造一座衣冠冢。宝琛说：“不忙修坟，老爷虽说是疯子，可也不能说他一准儿就死了。更何况，他临出门带了箱子，还拿走了家中不少银票，明摆着不是寻死。”“可我们也不能成天被他这事吊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母亲说。

“夫人不要着急，等到了农闲时，我再请人细细查访便了。只要老爷还活着就好。你若是无端修出这么一座坟来，老爷突然拎着箱子又回来了，那不是让人看笑话？”

母亲说，她已经问过菩萨了，此事倒也无妨。再说，依照普济旧俗，人已走失半年，造坟修墓，死活即可不论，“况他是个疯子，这世道又乱。即便是活着，山高水远，你又能知道他在哪里？替他造座坟，这事就算了了。”

宝琛还想争辩，母亲就把脸放了下来，“你只管雇人去修，其余无需操心。”吓得宝琛连忙改口，“修，修，我这就去张罗。”

最终迫使母亲放弃修坟决定的，是一件令人不安的消息。到了月末的一天，长洲陈记米店的老板派伙计来普济送信。这名伙计坐船来到普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他说今天早上，不知从哪儿来了两位青衣僧人，到店里买米，“其中有一位僧人，长相与你家老爷一般无二。我家老板曾来普济收稻，见过陆老爷一面。又听说陆老爷走失半年，正在急急查访，因此一见僧人，便留了个心眼。我家主人问他是哪个庙里的高僧，出家前府上在哪里，两人都不言语，只是催促买米。因年头隔得久了，到底是不是你家老爷，我家主人倒也不能断定。正巧那天店里米已售完，新米还没有舂出来，因此约好先付定金，两日后再来取米。他们一走，我家主人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想了半日，就命小的速来报与你们知道。我家老板的意思，到了明天，贵府去几个人，预先躲在店内，后天僧人一到，你们就可以隔窗相认。如果真是你家老爷，我家主人不枉这一番操心，也算是一件功德。如若不是你家老爷，幸勿怪罪。”

母亲赶紧让喜鹊弄火做饭，款待伙计。来人也不推辞，用过酒饭，也不耽搁，讨了松油，打着火把连夜赶回长洲去了。

10

第二天，母亲早早起来，带着秀米、翠莲和宝琛赶往长江对岸的长洲，喜鹊和老虎留下来看家。临走时，张季元冷不防从后院走了出来，睡眼惺忪的样子。脸也没洗，却揉着眼屎，拍着宝琛的肩膀说：“我与你们一同前去，如何？”

宝琛先是一愣，继而问道：“大舅，你知道我们去哪儿吗？”

“知道，你们不是要去长洲买米吗？”张季元道。

一席话说得母亲和翠莲都笑了起来。翠莲对秀米低声道：“买米？咱家每年佃户收上来的稻子，卖还来不及呢，这白痴竟然还要咱们去买米！”

宝琛笑道：“我们去买米，你去做什么？”

张季元说：“我去逛逛，这几天心里闷得慌。”

“你若肯去，那是最好，万一老爷发起疯来，我一个人真怕是弄他不住。”宝琛道。又回头看看母亲，似乎在征询她的意见。

“既是如此，秀米你就不要去了。”母亲想了想，皱着眉头道。

母亲话音刚落，秀米突然把手里的一只青布包裹往地上重重一摔，怒道：

“我早就说不想去，你死活要我跟你一块去，到了这会儿，又不让了，我也不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这么一叫，自己也吓了一跳。母亲呆呆地望着她，半天说不出话来，那眼光就像是不认识她似的。母女俩目光相遇，就如刀锋相接，闪避不及，两双眼睛像是镜子一般，照出了各自的内心，两人都是一愣。

翠莲赶紧过来劝解道：“一块去吧。老爷果真出家当了和尚，只怕是也劝不回，秀米去了，也好歹能让他们父女见上一面。”

母亲没再说什么，她一个人在前面先走了。走了几步，却又扭过头来看她，那眼光分明在说：这小蹄子！竟敢当众与我顶嘴！只怕她人大心眼多，往后再不能把她当孩子看……

翠莲过来拉她，秀米就是不走。张季元嘻皮笑脸地从地上拾起那个青布包裹，拍去上面的尘土，递给秀米，给她做鬼脸：

“我来给你学个毛驴叫怎么样？”

说完，果然咕嘎咕嘎地乱叫了一通，害得秀米死命咬住嘴唇，屏住呼吸，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母亲和宝琛走在最前面，翠莲和张季元走在中间，只有秀米一个人落了单。普济地势低洼，长江在村南二三里远的地方通过，远远望去，高高的江堤似乎悬在头顶之上。很快，秀米就可以看见江中打着补丁的布帆了，江水哗哗的声音也随之变得清晰可闻。

天空阴沉沉的，空气中已经透出一丝微微的凉意。大堤下开阔的港汊和水田里长满了菱角和铁锈般的菖蒲。成群的白鹭扑棱着翅膀，点水而飞。秀米不知道翠莲和张季元在说些什么，只是不时传出笑声来，翠莲还时不时地捶上他一拳。每当这时，张季元就掉过头来看她。

秀米心头的那股火气又在往上蹿，她觉得所有的人和事都有一圈铁幕横在她眼前，她只能看到一些枝节，却无法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她长这么大，还没有一件事让她觉得是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张季元和翠莲在说笑，她只能听见他们笑，却不知他们为什么笑，等到她走近了，那两个人却突然不说话了。秀米就像是跟自己赌气似的，故意放慢了脚步，可前头两个人见她落得远了，又会站在那儿等她。等到她走近了，他们也不理会她，仍旧往前走，说着话，不时回头看她一两眼。快到渡口的时候，秀米忽然看见两个人站住不动了。在他们前面，母亲和宝琛已经走上了高高的堤坝。她看见翠莲将一只手搭在张季元的肩膀上，将鞋子脱下来，倒掉里面的沙子。她竟然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而张季元竟然也用一只手托起她的胳膊，他们竟然还在笑。他们根本就没有理会她的存在，他们又接着往前走了。她开始在心里用最恶毒的念头诅咒他们，而每一个念头都会触及到她内心最隐秘的黑暗。

渡口上风高浪急，浑浊的水流层层叠叠涌向岸边，簌簌有声。谭水金已经在船上挂帆了，宝琛也在那帮忙。小黄毛谭四正从屋里搬出板凳来，请母亲坐着歇息。高彩霞手里端着一只盘子，请母亲尝一尝她刚蒸出来的米糕。翠莲和张季元隔着一艘倒扣的小木筏，两人面朝晦暗的江面，不知何故，都不说话。看见秀米从大堤上下来，翠莲就向她招手。

“你怎么走得这么慢？”翠莲说。

秀米没有接话。她发现翠莲说话的语调不一样了，她红扑扑的脸晕不一样了，她的畅快而兴奋的神色不一样了。

秀米觉得自己的心不断往下沉。我是一个傻瓜，一个傻瓜，傻瓜。在他们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傻瓜。秀米手里捏弄着衣襟，反反复复地念叨着这几句话。好在高彩霞端着米糕朝她走来了。她让秀米吃米糕，又让谭四叫她姐姐，那小黄毛只是嘿嘿地笑。

水金很快升好了帆，招呼他们上船了。当时江面上东南风正急，渡船在风浪中颠簸摇晃。秀米走上跳板，张季元就从身后过来扶她，秀米恼怒地将他的手甩开，嘴里叫道：

“不要你管！”

她这一叫，弄得满船的人都吃惊地看着她。

一路上谁都不说话。船到江心，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露了脸，透过帆船的竹篷，像铜钱一样在船舱里跳跃。张季元背对着她。阳光将一道道水纹投射在他的青布长衫上，随着船体的颠簸而闪闪烁烁。

他们抵达长洲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了。陈记米店坐落在一汪山泉冲刷而成的深潭边。潭水清澈，水雾弥漫。一架老旧的水车吱吱转动，四周一片静谧。潭边一处茂密的竹林，一直延伸到半山腰上。老板陈修己和那个伙计早早迎候在店门前。母亲让宝琛拿出预先备好的一锭银子，交与陈老板，权作谢礼。那陈老板与宝琛谦来让去费了半天口舌，死活不肯收。几个人寒暄多时，陈修己就带着他们穿过那片竹林，来到竹林后边的小院歇脚。

这是一座幽僻精致的小院。院中一口水井，一个木架长廊，廊架上缀着几只红透了的大南瓜。他们在堂前待茶。老板说，这座小院已经空关了一年多了，屋顶上挂满了蜘蛛，今天上午他刚叫人打扫了一遍，“你们权且凑合着对付一两个晚上。”

翠莲问起，这座小院倒也干净别致，怎么会没人住？老板呆呆地看了她半晌，似乎不知从何说起，长叹了一声，就抬起衣袖来拭泪。母亲见状赶紧瞪了翠莲一眼，岔开话头，问起了米店的生意。老板看来悲不自胜，胡乱答了几句话，借口有事，就先走了。

秀米和翠莲住在西屋，有一扇窗户通向院子。窗下有一个五斗橱，橱子上摆着各种物件，但被一块红绸布遮住了。她正想揭开绸布看看，忽然看见张季元一个人探头探脑地走到了院子里。

他似乎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走到木架廊下，用手指轻轻地碰了碰悬在头顶的南瓜。然后，他看见木架下搁着一张孩子用的竹制摇床，就用脚踢了踢。厨房边摆着两只盛水的大缸，张季元揭开盖子朝里面看了看。最后，他来到那口井边，趴在那口井上，一看就是好半天。这个白痴，一个人在院子里东瞅西看，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翠莲倒在床上，没话找话地跟秀米唠叨。秀米似乎还在为早上的事生气，因此对她不理不睬，勉强说上一两句，也是话里带刺，连她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翠莲倒是步步地退让，假装听不懂她的话，歪在床上看着她笑。母亲进屋来找梳子，她连看也不看她，兀自站在窗前，一动不动。母亲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又是摸她的头，又是捏她的手，最后轻轻地搂着她的肩膀道：“走，到我屋里去陪我说说话。你别说，住在这么个小院里真还有点瘆人呢。”

晚饭就安排在米店里。一张八仙桌紧挨着扬秕谷的风箱。在风箱的另一侧，是舂米用的大石臼，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网筛和竹匾，墙角有一个稻箱，一撂巴斗。空气中飘满了细细的糠粒，呛得人直咳嗽。饭菜还算丰盛，陈老板还特地弄来了一只山鸡。母亲一边和老板说着话，一边往秀米的碗里夹菜，同时拿眼角的余光斜斜地兜着她。母亲对她这么好，还是第一次。她的鼻子酸酸的，抬头看了母亲一眼，她的眼睛里竟然也是亮晶晶的。

吃完饭，张季元一个人先走了。母亲和宝琛陪着陈老板没完没了地说话，秀米问翠莲走不走。翠莲手里抓着一只鸡脑袋，正在用力地吮吸着，她说她待会儿要帮着人家收拾碗筷。

秀米只得一个人出来。她担心在回屋的路上遇到张季元，就站在门外的一棵松树下，无所用心地看着山坳里的灯火，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白天的事。那灯光像是星星撒下的金粉，浮在黑黢黢的树林里，看得她的心都浮起来了。她的心更乱了。

她估计张季元差不多已经回到那座小院了，才沿着米店山墙下的一条小路往前走。走到那个黑森森的竹林边上，她看见张季元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吸烟。他果然在那儿等她，跟她隐隐约约的预感一样。天哪，他真的在这儿！她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她屏住呼吸，从他的身边经过。那白痴还在那儿吸烟，红红的烟火一闪一灭。她走得再慢也没有用。那白痴什么话也没说。他难道没有看见我吗？

就在秀米走过竹林的同时，张季元忽然没来由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道：

“这陈老板，家里刚死了人。”

就这样，秀米站住了。她回过身来，看着她的表哥，问道：“谁告诉你的？”

“没人告诉我。”张季元朝她走过来。

“那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张季元说，“而且不止死了一个人。”

“你自己胡编罢了，你凭什么说人家死了人？”

“我来说给你听，你看看有没有道理。”

他们在这么说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并排地走在竹林里，竹林里已经有了露水，湿湿的竹枝不时碰到她的头，她就用手格开。因为说起一桩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她剧烈跳动的心此刻安宁下来。张季元说：“你还记得翠莲问那陈修己，这么好的小院为什么没人住，老板抬手拭泪吗？”

“记得……”秀米低声道。她不再害羞了，即便是表哥的胳膊碰着她，她也不害羞。

“我刚才在院子里看见，南瓜架下搁着一只孩子睡过的摇床，说明这个院子里是曾经有过孩子的。”

“那孩子到哪里去了？”

“死了。”张季元说。

“怎么会呢？”秀米吓了一跳，停下脚步，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表哥。

“你听我慢慢说。”张季元那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他们俩又接着往前走了。

“院子里有口井。我去仔细地察看过，那是一口死井，早已被石头填平了。”张季元道。

“可他们干吗要把井填死了呢？”

“这井里死过人。”

“你是说那孩子掉到井里淹死了？”

“那井壁很高，而且有井盖，井盖上压着大石头，孩子是不可能掉进去的。”张季元伸手替秀米挡住纷披的竹枝，却碰到了她的发髻。

“那你说，孩子是怎么死的？”

“病死的，”张季元说，“我和宝琛住的那间厢房，墙上贴着祛病符，说明孩子病很重，陈老板还替他做了降神会，请了巫婆来驱鬼。但那孩子还是死了。”

“那死在井里的又是谁？”

“孩子的母亲，她是投井死的。”

“后来，陈老板就把井填实了。”秀米说。

“是这样。”

“后来，陈老板在这座房子里也住不下去了。”

“是这样。”张季元说。

他忽然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看着她。他们眼看着就要走出这片幽暗的竹林了。月亮已褪去了赤红色的浮晕，像被水洗过一般。她听见流水不知在什么地方响着。

“你害不害怕？”张季元柔声问她。他的嗓子里似乎卡了什么东西似的。

“害怕。”她的声音低得自己也听不见。

张季元就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不要怕。”

在这一刹那，她又闻到了他腋窝下的那股烟味，她听见自己的肩胛骨咯咯作响。任凭她怎样凝神屏息，她的喘息声还是加重了。竹林的喧响，清朗的月色，石缝中淙淙流淌的泉水都变成了能够听懂的语言。她已经在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不管表哥说什么，她都答应；不管表哥做什么，她的眼睛和心都将保持沉默。她又想了许多天前的那个梦。她在梦中问他，门在哪儿？表哥把手放在她的裙子里，喃喃地说，门在这儿……

“妹妹……”张季元看着她的脸，似乎正在作一个重大的决定。秀米看见他眉头紧锁，神情骇异，在月光下，那张脸显得痛苦而忧郁。

“嗯。”秀米应了一声，抬头望着他。

“不要怕。”终于，张季元笑了笑，拍了拍她的肩膀，将那只手挪开了。

他们走出了那片竹林，来到了小院的门前。

表哥迟疑了一会儿，问她想不想在门口坐一会儿，秀米就说：“好。”

两人并肩坐在门槛上。张季元又在往烟斗里装烟丝。秀米将双肘支在膝盖上，托着两腮。山风吹在她脸上，既忧伤又畅快。表哥问她平时读什么书，有没有去过梅城，又问她为什么平时总是愁眉不展，满脸心事。他问什么，她答什么。可凡是秀米问他的问题，张季元一概避而不答。秀米问他到底是哪里人，到普济干什么来了，因何要去找那个六个指头的人，那天在夏庄薛举人家干什么。张季元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嘿嘿地笑，什么话都不说。

不过，当秀米说起那天在池塘边看见一个钓鱼的人时，张季元的脸突然就变了。

他仔细地询问了每一个细节，嘴里狐疑道：奇怪，他既是在那儿钓鱼，钓竿上怎么会没有钩线呢？

“你还记得他长得什么样子吗？”张季元急切地问道，一下子从门槛上站了起来，把秀米吓了一跳。

“穿着黑布道袍，头戴一顶旧毡帽，是个驼背。”秀米回忆说，“我见他蹲在苇丛中探头探脑……”

“糟糕！”张季元的嘴里支支吾吾，“难道是他？”

“你认识他？”秀米问。现在，她真的有点害怕了。

“这事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张季元黑着脸道。这时，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秀米没有吱声。她知道，对张季元来说，此事显然关系重大。

“不行，”张季元自语道，“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去。”

“可这会儿渡口已经没有船啦。”秀米道。

“糟糕，恐怕要出事……”张季元愣愣地看着她，一时显得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他们都听见了竹林里的说话声，马灯的光亮忽明忽暗。母亲和宝琛他们回来了。张季元阴沉着脸，什么话也没说，一个人独自进屋去了。

这个白痴！怎么会忽然跟人翻起脸来？秀米怅然若失地回到房中，点了灯，兀自站在窗口。心里恨恨的，可她的脸还是那么烫。她有些后悔，不该提起那个钓鱼的驼背。翠莲端来了一盆水，让她洗脸，秀米也不理她。翠莲道：“你睡不睡？今天走了一天的路，累得像死狗一样。你不睡，我可要先睡了。”说完，她脱去衣裳，倒在床上睡了。

秀米的手无意中触碰到了五斗橱上红布盖着的一件什么东西。这个陈老板也真是蹊跷，好端端的东西，盖上红绸布干什么？她轻轻地碰了碰红布下的那个东西，软软的，像是女人梳妆用的香囊。她揭开绸布一看，吓得浑身一激灵，不由得失声叫了起来。

那是一双小孩穿的老虎鞋。

翠莲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吓得也张大了嘴，呆呆地看着她。过了半天，秀米才对翠莲道：“你说，这房子里到了晚上会不会闹鬼？”

“闹鬼？好好的，闹什么鬼！”翠莲一脸惊愕地看着她，目光也有点飘忽起来。

“这房子里，不久前刚死过一个孩子。”秀米道。她觉得满屋子都是那个病孩的影子。秀米连脸也没洗，就跳到床上去了。

“你可吓不住我。”翠莲笑了起来，“我胆子大是出了名的，你想动什么歪脑筋来唬我，没那么容易。”

“你什么都不怕吗？”

“什么都不怕。”翠莲说。

她说，有一次在逃跑途中，在一座坟地里睡了一个晚上。早晨她快要醒的时候，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弄她的头发，她伸手一摸，就摸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东西，“你猜它是什么？”

“不知道。”

“一条黑绿黑绿的大蟒蛇。我睁开眼，那鬼东西正用它的舌头舔我的脸呢。”翠莲得意地说，“这事要叫你遇上，还不要吓死好几回去。”

“蛇有什么好怕的，若是我遇见了，我也不怕。”秀米说。

“那你是怕鬼了？”

秀米想了想，在被窝里侧过脸来看了看她，又转过脸去看着帐顶，嘴里喃喃道：“单单是鬼，我兴许还不怕，最怕那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的东西。”

“那就是张季元了？”

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搂作了一团。两人闹了一阵，秀米觉得一点也不害怕了，心里也畅快了许多。笑够了之后，秀米忽然来了兴致，对翠莲道：“我来与你说一桩事情，看看你到底是怕还是不怕。”

“随你说什么，吓不倒我。”

“你去上马桶……”

“我这会儿又没尿，上什么马桶？”翠莲愣了一下，目光就有点迟疑。

秀米说：“我不是叫你上马桶，而是说，待会儿你想尿了，起来上马桶。这房中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对不对？”

“这不是明摆着吗？除了咱俩，哪还有别的人？”翠莲一边说，一边把头伸到帐子外边望了一眼。

秀米接着说道：“半夜里你起来上马桶，你知道，除了我们俩之外，这房中没有第三个人……”

“你就快说吧。”翠莲推了她一把，“我的心里已经咚咚咚地打起鼓来了。我先问一问，这屋里点灯不点？”

“点着灯，可更让人害怕。要是没有点灯，倒也不怕了。”秀米笑道，“你半夜里醒了，想撒尿，从床上爬起来，穿了拖鞋，你看见屋子里点着灯，像现在一样。你撩开马桶帘子，看见马桶上还坐着一个人，正朝你咧嘴笑呢。”

“什么人？”

“你猜。”

“我又哪里知道？”

“老爷。”

翠莲刺溜一下就钻到被子里去了。她在被窝里呜呜地叫了好半天，这才把头伸出来道：“你小小年纪，怎么会编出这样瘮人的事来吓人，我的胆儿都被你吓破了。”

“不是我吓你，他真的在那儿，不信你下去瞧瞧。”秀米一本正经地说。

“求求你，我的奶奶，你不要再说了，我的魂儿叫你吓没了。”翠莲又呼哧呼哧地喘了一会儿气，这才渐渐定下神来，“今天晚上，咱俩谁也别去用马桶了。”

第二天，他们早早来到陈记米店，只等买米的僧人出现。宝琛说，早上天还没亮，张季元就起身走了，慌里慌张的，也不知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母亲也没多问，只是拿眼睛往秀米的身上瞅。过了好半天才说：“昨晚就听得你们屋里大呼小叫的，也不知道闹腾个什么事儿。”翠莲和秀米只是抿着嘴笑。陈修己怕他们寂寞难挨，特地炒了一盆松子儿，让伙计送过来。

他们从早上等到太阳落山，哪里有半个僧人的影子？眼看着天就要暗下去，母亲只得起身告辞。陈老板依然苦苦相劝：“那帮僧人住在山里，路途遥远，不是说来就能来的。你们走这一趟也不容易，不妨多住些日子，别的不说，我这里米是吃不完的。说不定你们前脚走，他那里后脚就来了。”

母亲道：“此番造访，深扰潭府。陈老板高谊盛情，感激不尽。我这里有少许银两，聊供一茶之需，还望收纳。日后若得空闲，也请老板和尊夫人来普济走走。”

秀米听见母亲嘴里吐出“尊夫人”三字，心里就是一紧，难道陈老板娘子并没有死？宝琛再次取出谢礼，与陈修己又推让了一回，陈老板这才收了。他见母亲执意要走，也就不再挽留，与几个伙计把他们一直送到通往渡口的大路上，这才挥手作别。

秀米见陈修己的身影远得看不见了，就拐弯抹角地向母亲打听起老板娘的事来。母亲道：“昨晚听老板说，老板娘不巧领着儿子去娘家帮着收棉花了，这次没能见到。”这么说，他家夫人和孩子都不曾死。秀米又去问宝琛，有没有看见院里有一口井？

“有啊。”宝琛道，“我早晚都从井里打水洗脸呢，怎么啦？”

11

他们回到普济家中，喜鹊已早早睡下了。等到叫开了门，喜鹊就神色慌张地对母亲说：夏庄那边出事了。

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喜鹊颠来倒去地又说不清楚，一会儿说，那人头砍下来，血飙得老高；一会儿又说，从早晨开始，江堤上走的，村子里跑的净是些官兵。他们有骑马的，也有不骑马的，有拿枪的，有拿刀的，乱哄哄，就像马蜂炸了窝一般。最后，她又说起老虎来：“那小东西一听说夏庄那里死了人，死缠着要我带他去看。我没有带他去，他就哭闹了整整一天，这才刚刚睡下。”

母亲见她语无伦次，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气得直跺脚：“你净说些没用的话！那夏庄到底是谁死了？”

“不知道。”喜鹊说。

“你慢慢说，不用着急。”宝琛道，“哪里来的这些官兵？他们砍了谁的头？”

“不知道。”喜鹊只是摇头。

“那你刚才怎么说，人头砍下来，血飙得老高。”

“我也是听人说的。说是一大早，从梅城来的官兵，把夏庄围了起来，那人当场就被砍了头，尸首剁了几段扔到塘里，脑袋挂在村头的大树上。铁匠铺的王八蛋对我说的。他们弟兄俩与村里胆大的都赶去夏庄看了，那小东西也嚷着要去，我没有依他，再说，我哪里敢去？”

宝琛听她这么说，赶紧跑回房中看老虎去了。

翠莲道：“嗨，我还当什么事呢，这世上哪天不死人？何况，他们夏庄死人，关我们什么事？我的肚子都饿瘪了，还是先张罗一点饭来吃要紧。”说完就要拉喜鹊去厨房弄饭。

“你等等，”母亲把喜鹊拽住了，目光直直地看着她，“你可曾看见她大舅？”

“中午的时候，他倒是回来过一次。我问他，你怎么一个人先回来了，夫人他们呢？见到老爷了没有？他板着脸，也不说话。不多久，就见他从楼上拿下什么东西来，放到灶膛里烧了。我问他烧什么，他就说，完了，完了。我问他什么完了？他说，什么都完了。不一会儿又跑出去了，也不知去了哪里。”喜鹊说。

母亲没再问什么。她看着地上自己的影子，又看了看秀米，半天才说，今天有点累，先去睡了，等会儿吃饭不用叫她。

这天晚上秀米一夜未睡。就像是和自己赌气似的，整整一个晚上，她倚着北窗，看着后院那片幽深的树林。阁楼一整晚都黑着灯。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她就琢磨着要不要去丁先生家探探消息，可没等她下楼，已听见丁树则和师娘在院子里嚷嚷了。

他们和母亲在厅堂里关起门来说话。丁先生刚到不久，孟婆婆和隔壁的花二娘跟着就来了，最后连普济当铺的钱掌柜和村里的地保也来找母亲说话，他们与母亲说了什么，秀米不得而知。快到中午的时候，母亲才把他们一一送出门去。丁先生临走时，立在门槛边对母亲道：“那个薛祖彦，也真是该死！前几日我还让秀米给他送信，劝他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可他仗着他老子在京城做大官，只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竟在乡下聚起一帮不三不四的乱党，密谋变乱天下，到头来怎么着？还不是‘咔嚓’一刀，死了个球了……”

听他那么说，秀米就知道夏庄的薛举人被砍了头。〔 薛祖彦 （一八四九 — 一九○一 ），字述先。少颖悟，善骑射，性简傲。光绪十一年举人。一九○一年与蜩蛄会同仁联络地方帮会密议反清，以图攻占梅城。事泄被杀，卒年五十二岁。一九五三年，遗骨迁入普济革命烈士陵园。 〕

后来，她还听说，官府的探子已经盯上他好久了，本来早就想抓他，只是碍于薛老爷在京城的威势，一时没有动手。这一年的重阳节，宫内的侍卫给薛府送来了一壶金华美酒，薛老爷子跪在地上只顾谢恩，把头都磕破了，送酒的人手按刀剑，立在他房中就是不走。他们说，要亲眼看见他把酒喝下去，才去宫内复命，老头这才知道那是一壶毒酒。老头装疯卖傻，哭天喊地，就是不肯喝。最后侍卫们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就把他按在地上，捏住他鼻子，把那壶酒一滴不漏地灌了下去。那老头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声，踢脚蹬腿，七窍流血而死。那边老爷子死讯一到，这边的州府立即发兵抓人。大队人马杀到夏庄，冲入薛宅，将薛举人和妓女小桃红堵在了卧房之中。

梅城协统李道登与薛举人素来交厚。这次奉命前来围捕，存心与他行个方便。等到官兵将薛宅团团围住之后，李协统屏去左右，一个人进了屋，往那太师椅上一坐，把刀往上一横，抱拳说道：“年兄，多年恩遇，报在今朝，跑吧！”

那薛举人正缩在被子里发抖，一看有了活路，便精条条地跳下床，翻箱倒柜，收拾起金银细软来。那李协统看他忙得不亦乐乎，只是在那摇头。末了，薛举人把该拿的都拿了，就是忘了穿裤子。还问李协统，能不能把妓女小桃红一起带走。李协统笑道：“薛兄也是明事理的人，这会儿怎么忽然糊涂了起来？”

薛举人道：“兄长的意思是——”

就在这个时候，那床上的小桃红突然坐了起来，冷冷笑道：“你是个做大事的人，死到临头还做那贪生的春梦，你这一逃，李大哥又如何回去交差？”

这时，薛举人才知道那小桃红也是官府安排的眼线，吓得围着桌子乱转。他像毛驴推磨似的转了半天，这才道：“李兄的意思，还是不让我走？”

李道登实在不忍看他，只得掉过脸去。那小桃红急道：“李协统的意思，你这一逃，他就可以有理由杀你，好免掉你五百八十刀凌迟之苦。”

薛举人一听，就僵在那里。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最后李道登骗他说，你走得脱走不脱，全看你的造化，你只要能够远走高飞，天塌下来，小弟替你扛着就是。那薛举人一听，赶紧穿上裤子，也顾不得那些金银宝贝，朝外就走，一路上无人阻拦。当他蹿到院外门边，李道登早在门外一左一右，安排了两个刀斧手。手起刀落，那薛祖彦的人头就跳了起来，血喷了一墙。那小桃红像个没事人一样，走到屋外，对着看热闹的人说：“我原当他是个什么了不得的英雄豪杰，原来也是个败絮其中的陈叔宝。”

到了晚上，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饭，张季元突然回来了。他托着烟斗，仍像以前一样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他的眼眶黑黑的，头发让秋露给打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额前，背上的布衫还给剐破了。喜鹊替他盛了饭，那张季元又掏出一方手帕来在脸上抹了抹，强打起精神，装出一副没事人的样子来说道：“我来给你们说个笑话。”

饭桌上无人答应，众人都不说话。只有老虎笑道：“你先学个驴儿叫。”张季元觉得有点不自在，他看了看宝琛，看了看母亲，连喜鹊都在低头扒饭，头也不抬。他又看了一眼秀米，她也正手足无措地看着自己。

秀米见大伙儿都不说话，一个个铁青着脸，就接话道：“表哥有什么好玩的笑话？不妨说来听听。”

她看见母亲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也装着没看见。放下筷子，托着下巴，听他讲故事。秀米本想缓和一下气氛，帮他搭个腔儿，没想到这一下可把张季元害苦了。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左顾右盼，欲言又止，那笑话也讲得枯燥乏味，颠三倒四，明明是讲不下去的，又要硬着头皮往下说，弄得饭桌上的几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正巧那宝琛又放出一个响屁来，熏得大伙都屏住了呼吸。

那时，她已经从丁树则先生那里获知，张季元压根儿就不是她的什么表哥，而是朝廷通缉的乱党要犯。他来普济，原也不是养病，而是暗中联络党羽，密谋造反生事。师娘还说，那薛举人薛祖彦就是乱党首领，虽说立时就被砍了头，可那晚在他家借住的六七个革命党已被悉数拿获，正押往梅城，“这些人当中，要有一两个招架不住抽筋剥皮的酷刑，少不得要供出你的表哥来。”

张季元既是乱党，那母亲又是从何处与他相识？又如何能让一个非亲非故、朝廷缉捕的要犯在家中居住长达半年之久？秀米满脑子都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张季元总算把那个笑话说完了，又吃了几口饭，这才正色对众人说，自从春天来到普济养病，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半年。承各位抬爱，如今病也养得差不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少不得就要离开普济。母亲似乎一直等着他说这句话，见他提出要走，也没有挽留之意，只是问他何时动身。

“我打算明天一早就走。”张季元说完，就从桌边站起身来。

“这样也好。”母亲说，“你先回楼上歇息，待会儿我还有话要来对你说。”

吃完饭，厅堂里就剩下了秀米和老虎两个人。她心不在焉地陪老虎玩了一会儿，宝琛就过来带他去账房睡觉去了。秀米转到厨房里，说要帮着翠莲和喜鹊收锅，可又碍手碍脚地插不上手。翠莲也是满脑子心事重重，手指不小心在锅沿上划了一个大口子，也没心思和她说话。秀米兀自在灶前站了一会儿，只得从厨房里出来，她走到天井里，看见母亲手里擎着一盏罩灯，从后院远远走过来。秀米正想上楼去睡觉，母亲从身后叫住了她。

“你表哥让你到他楼上去一趟。”母亲说，“他有几句话要当面问问你。”

“他要问我什么话来？”秀米一愣。

“他叫你去，你就去吧。他不肯对我说，我又哪里能知道？！”母亲厉声道，看也不看她一眼，举着灯就走了。秀米等到那墙上的灯光晃得没影了，又站在漆黑的廊下待了一会儿，心里恨恨道：她这是怎么了？自己不痛快，却拿我来煞气！墙脚的蟋蟀嘁嘁喳喳，叫得她心烦意乱。

阁楼上的门开着，灯光照亮了那道湿漉漉的楼梯，浓浓的秋雾在灯光下升腾奔涌。自从父亲出走以后，秀米还是第一次来到后院的阁楼。地上落满了黄叶，廊下，花坛上，台阶上，都是。

张季元在屋里正摆弄着父亲留下来的那只瓦釜。这只瓦釜，父亲从一个叫花子手中购得，原是那乞丐的讨饭家伙，不知他为何看得那样入迷。他翻来覆去地看它，口中喃喃自语道：“宝贝，宝贝，可真是件宝贝。”

看见秀米推门进来，张季元道：“这件宝物颇有些来历。你来听听它的声音。”说罢，他用手指轻轻地弹叩下壁。瓦釜发出了一阵金石相击之声，清丽无比，沁人心脾。秀米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片羽毛，被风轻轻托起，越过山峦、溪水和江河飘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怎么样？”张季元问她。

随后，又用指甲弹了弹它的上沿，那瓦釜竟然发出当当的金石之声，有若峻谷古寺的钟磬之音，一圈一圈，像水面的涟漪，慢慢地漾开去，经久不息；又如山风入林，花树摇曳，青竹喧鸣，流水不息。她仿佛看见寺院旷寂，浮云相逐，一时间，竟然百虑偕忘，不知今夕何年。

秀米听得呆了，过了半晌儿，心中暗想，这世上竟还有如此美妙的声响，好像在这尘世之外还另有一个洁净的所在。

张季元像个孩子似的把耳朵贴在釜边谛听，朝她眨着眼睛，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亡命的朝廷要犯。

“这件宝物又叫‘忘忧釜’，本用青铜铸造，原由一个道士在终南山中历时二十余年炼制而成。南人多不识此，称它瓦釜。”张季元说，“精通音律的人常用它来占卜，但听它的声音，便能预知吉凶未来。”

听他这么说，秀米忽然想到，自己刚才听得瓦釜之声，眼前一阵恍惚，觉得自己像一片羽毛飘在空中，最后竟落在了一个荒坟上，似乎是不祥之兆。

“据说，这物件还有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到了冬天，碰上下雪的日子，寒气凝结成霜冻——”张季元正说着，翠莲冷不防推门走了进来。她说夫人让她来给灯加点油。可她看了看灯，油还是满满的，就从头上拔下根簪子，挑了挑灯芯，掩上门，下楼去了。

张季元望着她笑，她也冲他笑。两个人似乎在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而笑，可谁都不愿意说破。不知为什么，她忽然觉得母亲很可怜。她的手上、身上全是汗。她用手指轻轻地叩击着釜壁，那声音让她觉得伤心。那声音令她仿佛置身于一处寂寞的禅寺之中。禅寺人迹罕至，寺外流水潺潺，陌上纤纤柳丝，山坳中的桃树都开了花，像映入落日的雪窗。游蜂野蝶，嘤嘤嗡嗡，花开似欲语，花落有所思。有什么东西正在一寸一寸地消逝，像水退沙岸，又像是香尽成灰。再想想人世喧嚣嘈杂，竟全然无趣。

她痴痴地坐在桌边，只顾满脑子地胡思乱想。不经意中，一抬头，发现表哥正贪婪地看着自己：大胆、暧昧而放肆，脸上苍白，眉头紧锁，整个脸部因为痛苦而扭曲了。他用舌头舔着上嘴唇，似乎想说什么，可又拿不定主意。

“你当真是朝廷乱党？”秀米问道。她的手在桌上按了一下，桌面上顿时有了湿湿的水迹。

“你说呢？”张季元苦笑着反问她。

“你打算去哪儿？”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张季元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看得出，你有无数的事想问我，是不是这样？”

秀米点了点头。

“本来，我可以原原本本地告诉你答案，刚才，就在你上楼之前，我就打定主意跟你说实话。只要是你想知道的，我都可以告诉你。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绝无半点隐瞒。我是什么人？怎么会认识你的母亲？为什么来普济？与夏庄的薛祖彦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因何要与朝廷作对？我要找的那个六指人又是谁？所有的这些，你都想知道答案，对不对？”张季元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揩了揩脸上的汗，接着说道：

“可是，不知为什么，最近的这些天来，我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或者说，它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好比说，有一件事，你一边在全力以赴，同时，你却又明明怀疑它是错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再比如你一直在为某件事苦苦追索答案，有时，你会以为找到了这个答案。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答案其实不在你思虑之中，它在别的地方。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秀米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她确实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好了，不说这些，”张季元在自己的脑门上拍了一下，“我来给你看样东西。”他从床头的包裹内取出一只精致的小盒子来，递到秀米的手里，那是一个精致的小锦盒。

“这是给我的吗？”秀米问他。

“不是。”张季元道，“这东西我带在身上不方便。你替我好好收着，最多一个月，我还会到普济来的，那时你再还给我。”

秀米接过那个盒子，两面看了看。是缎绒面的，宝蓝色，像是女人用的首饰盒。

“最多一个月。”张季元在桌边坐了下来，“若是过了一个月，我还不回来，那就不会再来了。”

“为什么你就不来了呢？”

“那就说明，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张季元道，“到时候，自然会有一个人来找你，你把这东西交给他就行了。”

“他叫什么名字？”秀米问他。

“你不用知道他叫什么，”张季元笑了一笑，“他是个六指人。你要记住，他的那根六指长在左手。”

“要是他一直不来呢？”

“这东西就归你了。你可以把它拿到首饰店里去，让金匠替你打一条项链什么的。”

“这是什么东西？我能打开来看看吗？”

“请便。”张季元说。

翠莲又一次推门进来了。她手里提着一只脚盆，胳膊上搭着一条毛巾，另一只手里还提着一壶水。她不敲门就走进来了，她把水壶和脚盆放在地上，将毛巾搭在椅背上，对张季元说：“夫人吩咐，时候不早了，洗洗睡吧，这水都替你热过两遍了。”随后，她转过身来，对秀米说：“咱们走吧。”

“我走了？”秀米看了她的表哥一眼。

“走吧。”

张季元站起身来。他们的脸挨得很近。这一次，秀米看得很清楚，他的脸上有一些麻麻点点的小坑。

秀米跟着翠莲走到楼下。她能感觉到身后阁楼上的门慢慢合上了，院子里一片漆黑。

12

秀米没有听见公鸡唱晓的啼鸣。她醒来的时候，看见屋里的灯还亮着，而照在墙壁上的太阳光已转成暗红色。空气中隐隐有了一丝寒意，秋已经深了。她懒懒地躺在床上，听见母亲在喊喜鹊。母亲在叫喜鹊的时候，她总是像闪电似的在院子里乱窜，以便在第一时间及时地出现在母亲的面前。母亲让喜鹊把后院阁楼上的被子和床单拆下来洗。

她知道张季元已经走了。

随着张季元的离去，家中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从春末到深秋，对秀米来说，这个家中发生的事情，比她此前经历的所有的事加在一起还要多。可对于别人，这些事就像夜晚落在瓦上的轻霜，到了早上，叫太阳一晒，就无影无迹，或者说，这些事从未发生过。

宝琛成天在外面催账，早出晚归，远一点的村子也要耽搁一两天。等到收完了账，他也照例一头扎在账房内，算盘拨得噼啪响。甚至在吃饭、走路时，他的脑子里想的也都是那些账目。翠莲把后院阁楼边的几间柴屋都腾了出来，收拾干净，用芦席围成一个个稻囤，只等佃户们把该交的谷子运进来。母亲携着喜鹊成天往裁缝铺里跑，她们已经在安排一家人过冬的棉衣了。只有秀米和老虎，整天没事，在园子里东游西逛，偶尔她会被母亲带到裁缝铺里量尺寸。有时候实在闲得发慌，就去丁树则先生家温课读书。丁树则已经派师娘赵小凤上门催要当年的束脩了。

到了立冬这一天，院子外面停满了送谷子的推车和粮担。孟婆婆带着丈夫过来帮忙。隔壁的花二娘手执一杆七星大秤，吆喝着斤两，忙着过秤。一根圆木扁担穿过秤纽，由王七蛋、王八蛋兄弟抬着。宝琛又要记账，又要打算盘，忙得不亦乐乎。母亲喜滋滋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去厨房，一会儿去后院的谷仓，还要拿点心招待那些远道而来的佃农。翠莲、喜鹊忙着剁肉烧饭，整整一个上午，厨房里的砧板“橐橐”地响个不停。

那些佃农怀抱着扁担，缩头缩脑地沿墙根蹲了一排。宝琛叫到名字的，就赶过去看一看秤星。每到这时，花二娘总是笑嘻嘻地对他们说：“看准了，报个数。”

佃农轻声报过数之后，花二娘再去核准，然后高声报出斤两，宝琛坐在天井的桌边，飞快地拨着算盘，再报一遍数目，就算落了账。随后盛满谷子的麻袋就被送到后院的仓房里去了。孟婆婆踮着小脚，在院前院后来回跑着，秀米也不知道她在忙什么。

其中一个叫王阿六的佃户，一过秤，短了二十八斤。花二娘道：“怎么每年都是你，缺斤少两的。”她又问母亲如何处置，“年年都是他搞鬼，今年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成，还是缺。我看你把他那六亩地收回来算了。”一句话，唬得阿六拉着他婆娘又是赔笑，又是作揖。

王阿六道：“不瞒大娘说，今年浑家接连生了两场病，又新添了一个孩儿，那六亩地倒荒了三亩，缺下的租子，来年一定补上，只是不要收我的田。”说罢，就死按住身边的一个孩子让他跪下来磕头，那孩子倔头倔脑，就是不肯磕头，王阿六不由分说，一大巴掌扇过去，那孩子嘴里就流出血来，哭叫着，满院子跑。秀米看见那孩子还穿着单衣，打满补丁的裤子上还破了一块，跑起来破布一掀一掀的，露出两片小屁股来。秀米再看那佃农的妻子，果然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脸色蜡黄，身上穿一件男人的破棉袄。棉袄没有扣子，只用碎布条扎在腰间，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站在那儿流泪。

母亲见状，就动了恻隐之心，赶紧对花二娘说：“收了吧，来年再叫他补上。”那王阿六千恩万谢，跪在地上就磕起头来，又拉着妻子走过去对宝琛作揖。宝琛把算盘拨了拨，道：“免了免了。这短缺的租子，加上去年和前年的，拢共是一百二十七斤，我也不加你利钱，来年手脚勤快点，一并还了，我好替你销账。”王阿六脸上赔着笑，嘴里忙不迭地答应着，倒退着走开了。

孟婆婆拎了一篮子茨菰，到井边去剥。秀米见什么事都插不上手，就去帮她，与婆婆说些闲话。孟婆婆道，这个王阿六真是可怜，他的地倒是不曾荒，只是爱喝个酒，见了酒就没命。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尽了，把那老婆像牲口一样的折腾。六个孩子，倒丢了三个。说完唏嘘不已。秀米忽然问道：“人家种出来的粮食，怎么会好端端地送到咱家来？”

孟婆婆一听，先是一愣，然后笑得前仰后合。她也不回答秀米的问话，只对宝琛喊道：“歪头，你知道这闺女刚才对我说什么？”宝琛似乎也听见了秀米的那句话，只是咧着嘴笑。正巧母亲从这儿走过，孟婆婆又对母亲说：“你猜猜，你家姑娘刚才对我说了句什么话？”母亲道：“她说什么？”孟婆婆就当着众人的面把秀米的话学着说了一遍。正在那看秤的花二娘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秤砣滑落到地上，差一点没砸着她的脚。秀米看见，那些门边站着的佃农也望着她笑。母亲道：“我家这闺女，别看她个子长得这么大，心眼倒是一点没长。白吃了这许多年的饭，哪里懂什么事？”

母亲走了之后，孟婆婆这才收住笑，对秀米说：“傻丫头，人家种了你家的地，粮食不送到你家来，难道还送到我家去不成？”

秀米说：“他们为何不种自己家的地？”

“你是越发糊涂了。”孟婆婆道，“他们这些穷棒子，别说地了，家里针还不知有没有一根。”

“我们家的地又是哪里来的？”

“或老祖上传下来的，或是花钱买来的，也有还不起债，抵过来的。”孟婆婆道，“傻孩子，你长这么大，就像是活在桃源仙境一般，这么丁点儿事也不明白，亏你还是读书识字的人。”

秀米还想跟她说什么，孟婆婆已站身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土，提着篮子，去井边吊水洗茨菰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母亲担心那些庄稼人弄脏了屋子，就叫人把八仙桌抬到天井里去。十六七个佃农一看到抬来了桌凳，呼啦一下全部围上去落了座。那王阿六盛了一碗饭，自己也不吃，只顾上往碗里夹菜，那碗堆得像宝塔尖一样。王阿六离了饭桌，四下里找他那儿子。那孩子正在山墙外的草垛边，偎着他娘的膝盖，像是睡着了。王阿六在外面转了半天，就转到了山墙边，来到草垛前蹲下，把那饭碗送给他娘子。那女人一边摇头，一边就把膝盖上趴着的孩子唤醒。那孩子见了饭菜，也不拿筷子，用手抓起来就吃。那鼻涕拖得长长的，挂到碗里，也一股脑儿地被他吃了下去。

隔着窗户，翠莲和喜鹊看得直笑。翠莲先是哧哧地笑，笑了一会儿，她的脸忽然阴沉了下来，眼里又流出泪来。秀米以为翠莲又想起了自己在湖州的家，或是记起了自己的父母，心中悲伤。不料，那翠莲流了一会儿泪，又用手搂过秀米，认真地说道：“妹子，要是有一天，我讨饭讨到你家门上，你也盛下这一碗饭来让我吃。”

“你怎么想起说这样的话，”喜鹊道，“你在这里好好的，怎么又会去讨饭呢。”

翠莲只顾抬起袖子擦泪，也不理她。过了一会儿，怔怔说道：

“我当年在郴州的时候，曾遇到一个算命的人。那人也带着一个孩子，孩子也饿得半死了，我看着那孩子实在可怜，就给了他们两个馒头。正要走，那算命的就把我叫住了。他说，受人一饭之恩，当衔环结草以报。他说自己也没什么本事，可给人算命看相，倒也灵验。当场就让我报出生辰八字来让他算一算。我生下来连爹娘的面都不曾见过，哪里又知道个什么八字。他只得替我看了相，说我后半辈子，乞讨为生，最后饿死路头，为野狗所食。我就问他有无避祸的法子，算命人道，除非你找一个属猪的人嫁了，才能免除此祸。可我眼见得这年纪一点点地上了身，到哪里嫁个属猪的。”

“这算命的也就是这么一说，哪里当得了真？”秀米道，“说不定那算命的人就是属猪的，故意用这番话来吓你，诓你嫁给他也未可知。”

喜鹊道：“我想起来了，宝琛家的老虎倒是属猪的。”

她这一句话，说得翠莲破涕为笑，嘴里道：“难道还让我去嫁给他不成？”

翠莲总算是止住了眼泪，又对喜鹊说：“你老家是在哪里？怎么会流落到普济来的，听那孟婆婆说，你死活不能听见砒霜二字，又是怎么回事？”

喜鹊一听见砒霜，不由得哆嗦起来，两眼直勾勾的，嘴唇发紫，只是站在那儿发抖，半晌才落下泪来。她说，在五岁那一年，父母跟邻人争讼田产，眼见得官司快要打赢了，不料却被人在汤面里下了毒，父母和两个弟弟当场毙命。她吃得少，又被邻居捏住鼻子，往嘴里灌了一勺大粪，吐了半天，这才保住一条狗命。都知道遇上了强人，自家的亲戚怕引火烧身，无人敢收留她，就流落到普济，投奔孟婆婆来了。

“怪不得我看你每次吃饭都要把自己的碗洗了又洗。”秀米说，“你是不是老担心有人要毒死你？”

“这都是打小落下的毛病。知道不会，可还是疑神疑鬼。”喜鹊说。

“都是苦命的人。”翠莲感慨道，她用眼睛睃了睃秀米，“谁能比得了你，前世修来的好命道，投胎在这么一户人家，无忧无虑，什么心事也不用想。”

秀米没有言语。心里想道：我的心事，你们又哪里知道了，说出来恐怕也要吓你们一跳。她在这么想的时候，其实内心并不知道，一场灾难已经朝她逼近了。

张季元一走就是半个多月，很少有人再提起他。到了腊月的一天，秀米半夜里醒了。她忽然记起，张季元在临走之前曾交给她一只缎绒面的锦盒。她将它藏在衣柜里，一直没打开来看过，那里面到底装着什么？这个疑问伴随着屋顶上簌簌的雪珠，在她脑子里跳跃着。天快亮的时候，她还是压抑不住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下了床，从柜子里翻出那只锦盒来，轻轻地打开它。

盒内装着一只金蝉。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张季元的尸体沿江顺流而下，绕过一片沙洲，拐入江堤下的一条窄长的内河。普济的一个猎人发现了他。当时河面已经封冻，他赤裸的身体和河面上的芦秆冻在了一起。宝琛不得不让人凿开冰层，才将他拖到岸上。秀米远远地看着他，也是第一次看着男人赤裸的身体。他眉头依然紧锁着，身体被冰块裹得严严的，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串冰糖葫芦。

母亲赶到河边，也顾不得众人的眼目，顾不得他身上的浮冰尚未融化，扑在他身上，抚尸大哭。

“不该逼你走。你走也罢，不该咒你死。”母亲哭道。

第二章 花家舍

1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三。仍晴。夏庄再会薛祖彦。薛言由德人代购七十八支毛瑟枪已在途中矣。张连甲借口母丧守孝，欲言退会。实则盖由大事将举，连甲心生惶恐而已。祖彦屡劝不果，渐有不豫之色，后竟勃然大怒，拔出剑来，指着张连甲骂道：退会退会，成天嚷着退会，退你娘个屌！手起剑落，花园中的一枝梨树旋即断为两截。张遂默然。

中午时，薛家伙计带着秀米和一黄毛小儿来到后花园中，他们是来给丁树则送信的。秀米冷不防见到我，心中骇怕，脸色苍白，嗫嚅不能言。她兀自站在廊下，捏着衣角，牙齿咯咯打战。我把手搭在她肩上，她并不闪避，只是浑身上下抖个不停。目如秋水，手如柔荑，楚楚可怜之态，雪净聪明之致，令人心醉神迷。恨不得一把搂住她，把她的骨头搂得咯咯响。唉……

三年之后，当秀米重读张季元的这则日记时，已经到了前往长洲完婚的前夜。

这本日记是喜鹊在整理张季元床铺时发现的，就压在枕席之下。这个貌似拙朴的姑娘第一次显示了她过人的机敏：她没有声张，也没有禀告母亲，而是自做主张，将它悄悄地塞给了秀米。当然，由这本日记所引发的一连串的事，也远远超出了喜鹊的预料。

原来，秀米觉得身外的世界虽然藏着无数的奥秘，却始终对她保持缄默。她宛若置身于一处黑漆漆的封闭的屋子里，只能凭借暗弱的光线，辨别屋子的轮廓。可阅读张季元的这本日记，就像突然间打开了天窗，阳光从四面八方涌入屋内，又刺得她睁不开眼睛。

她花了差不多三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日记。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太突然了。她的心就像一片树叶被河中的激流裹挟而去，一会儿冲上波峰，一会儿又沉入河底，她觉得自己就快要疯掉了。她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无法入眠。她吃惊地发现，人竟然可以连续四天不睡觉。半个月之后，她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人居然可以连睡六天不醒。

当她终于醒来之后，看见母亲、喜鹊、翠莲都站在房中看她，村里的郎中唐六师正在桌上写着药方。她看着房里的这些人，就像不认识他们似的，对他们说了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话。可在随后的一个多月中，她差不多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母亲担心她会走上父亲发疯的老路，照例请和尚、道士上门做神课，祛灾辟邪。自从有一天她赤身露体走下楼来之后，老虎已经开始叫她疯子了。她的话多了起来，见到人就叨叨唠唠说个没完。张季元这三个字是母亲最不愿意听到的，也最终使她失去了耐心。当然，为秀米可能的发疯，母亲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理由，那就是：这孩子从小就不大正常。她故意将口风泄露出去，说明她在心里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

只有喜鹊知道其中的原委。一本日记竟可使人发狂，其内容必然非同小可。看来，读书人胡乱涂抹的东西也端端不可小视。她知道，追悔莫及和暗自流泪都于事无补，因此决定说出真相。正当喜鹊打算将日记之事对夫人和盘托出之际，秀米却在一夜之间突然恢复了神志。

这天早上，翠莲给秀米送去了一碗汤药，刚走到房门口，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她看见秀米将自己雪白的小拇指放在门框里，然后慢慢地将房门关上。由于房门与门框的挤压，小拇指开始一点点地变形，鲜血顺着门缝流了下来。这时，秀米对走上楼来的翠莲笑了笑，说：“你看，一点都不疼。”

翠莲真的被她这种疯狂的举动吓傻了。慌乱之中，也不上前阻止，竟然自己端起汤药一饮而尽。药汁的苦味使翠莲回过神来，自语道：“他妈的，我也疯了吗？嗯？”她赶紧从腰间抽出一方手帕，去给秀米包扎伤口，小拇指的指尖被完全压扁了，脱落的指甲盖血肉模糊。她听见秀米在她耳边不断地说：现在我觉得有点疼了，我知道疼了。真的，我现在觉得很疼。就这样，她依靠肉体尖锐的痛楚挽救了濒临崩溃的神志，奇迹般地复了元。

不过，作为精神复元的后果之一，就是她再也想不起张季元长什么样了。他的形象正在渐渐地远离她。甚至，就连河边那具冻成冰坨的躯体也在记忆中变得模糊不清了。

忘却是无法挽回的，比冰坨更易融化的是一个人的脸，它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

当初，她第一眼看到张季元的时候，就觉得那张脸不属于这个尘世，而是一个胡思乱想的念头的一部分。渐渐的，这张脸变成了椅子靠背上的一方绿呢绒，变成了空寂庭院中闪烁的星斗，变成了天空浮云厚厚的鳞甲；变成了开满了花的桃树，露珠缀满了花瓣和梗叶，风儿一吹，花枝摇曳，花蕊轻颤，无休无止的忧伤堆积在她的内心。

秀米病好后不久，母亲就开始四处托人张罗她的婚事了。秀米对于成亲这件事没有什么兴趣，但也不推托。母亲让翠莲来探问她的心思，秀米满不在乎地对她说：“什么人都成，反正我是无所谓的。”

过了几天，亲家找好了，翠莲又去告诉她相亲的日子。秀米说：“哪一天都成，反正我无所谓。”

到了相亲的那一天，秀米将自己反锁在楼上的房间里。翠莲和喜鹊把手都拍肿了，她就是不开门。最后，母亲走到楼上来了，她隔着门缝，流着泪求她：“人，媒婆带来了，就立在院中，你好歹看一眼，好歹说句话，不要等到了长洲侯家，又来反悔。”

秀米这才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长洲，自己未来的男人姓侯。秀米在屋里说：“不用看，你觉得顺眼就行了。到时候，他家来顶轿子，我跟着他去就是了。”

“孩子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婚姻大事岂能视为儿戏？”母亲道。

“嗨，”秀米叹了一口气道，“这身子本来也不是我的，谁想要，就由他去糟蹋好了。”

她这么一说，母亲放声大哭，秀米也在门里流泪，两人心中的一段隐秘彼此心照不宣。等到母亲哭够了，又劝秀米道：“你不看人家也行，可也得让人家瞧你一眼吧？”

秀米这才开了门，走到了廊下，懒洋洋地伏在栏杆上往天井里瞧去。一个老婆子领着一个头戴簇新呢帽的男子，也正在抬头看她。那男子不显得年轻，可也不见老，模样也还端正。秀米倒是希望他老一点，或者有点秃顶、麻脸一类的毛病，这样才会使她的婚姻有一点悲剧性。那些日子，她对自我作践简直上了瘾，觉得只有那样才解气。老婆子笑眯眯地看着秀米，嘴里不住问那男子：怎么样，白不白？男子就一迭声地道：白，白。蛮好，蛮好。那男人自打第一眼看见她，就呵呵、呵呵地傻笑，就像打嗝儿一样，笑声一截一截地往外蹦，还不住地伸出舌头舔一舔上嘴唇，就像嘴里正吃着什么东西。

秀米对婚事真的无所谓。在张季元日记中，她隐约知道了什么是桑中之约，什么是床笫之欢，当然她知道的比这还要多得多。到了出嫁的前一天，她孤身一人躺在床上，拿起那本日记，凑在灯下翻来覆去地读，一边读一边和他说话。她还从来没有和一个人赤裸的内心挨得那样近。恍惚中她觉得张季元就坐在她的床前，就像是一对真正的夫妻那样谈天说笑。即便读到那些令人难堪的段落，秀米也不心慌，也不脸热，而是像个孩子似的哧哧地笑。

“张季元啊张季元，你张口革命，闭口大同，满纸的忧世伤生，壮怀激烈，原来骨子里你也是一个大色鬼呀。呵呵。”

她兀自笑了一阵，忽然又悲从中来，咬着被角呆呆地出神，随后无声地哭了起来，把枕头的两面都哭湿了。最后她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恶狠狠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嫁吧嫁吧，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要，我就嫁给他，由着他去糟蹋便了。

2

秀米自从上了轿子之后，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轿子在浓雾中走得很慢。在渡船的颠簸中，在轿夫们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中，她醒过来几次。她不知道走了多久，偶尔拨开轿帘朝外窥望，新郎骑在一匹瘦弱的毛驴上，正朝她傻笑，不过，他的脸看不真切。媒婆脸上涂着厚厚的胭脂和粉霜，笑嘻嘻地跟在他身后。太阳也是昏黄昏黄的。这天的雾水太大了，秀米坐在轿子里，都觉得头发湿漉漉的，几步之外，竟然不辨人影。只有毛驴那单调的铜铃声一路陪伴着她。

她想起昨天晚上，母亲对她说的话。她说：“明天一早，花轿一到，你只管跟他们走便是，不要来与我道别。”接着说：“早上千万不要喝水，免得路上不便。”最后又说：“按规矩，三天之后新媳妇要回门，长洲路远，加上兵荒马乱，你们就不要回来了。”说完，又哆嗦着嘴唇，忍着泪没有哭出来。今天早上临上轿前，秀米看见翠莲和喜鹊都蹲在墙根哭，宝琛带着老虎，也不看她。只是花二娘和孟婆婆踮着小脚，忙前忙后地帮着吆喝招呼。丁树则几天前就派人送来了一对楹联，那是用不同字体写成的十六个“喜”字。他远远地站在村口，手里拿着一根如意在背上挠痒痒。不过，在弥漫的晨雾里，他们的身影都是影影绰绰的。

她忽然有了一种担心，她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轿子一动，她的心跟着就浮了起来。很快，雾气就把她和普济隔开了。她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让她担心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她想到了那只装在锦盒里的金蝉，它还锁在楼上的衣柜里。三年过去了，张季元所说的那个六指人一直没有露面。

过江后不久，在昏昏沉沉的睡意之中，她隐隐约约听到了轿外传来的闹哄哄的声音。大概是沿途的村人发现了迎亲的队伍，围过来看热闹，讨要喜糖。秀米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她接着睡她的觉。奇怪的是，在嘈杂的喧嚷中竟然传出女眷们一两声凄厉的尖叫，她甚至还听到了琅琅的刀剑相击之声，不过，秀米一点也没有在意。很快，她感到花轿突然加快了速度，到了后来，简直就是在飞跑。耳中灌满了呼呼的风声和轿夫们的喘息声。秀米在轿子里被颠得东倒西歪，忍不住直想呕吐。

她掀开轿帘往外一看，脸上涂着厚厚胭脂的媒人不见了，运送嫁妆的人不见了，她名义上的丈夫和那头挂着铃铛的小毛驴也不见了。整个迎亲队伍就剩下了这四名轿夫，他们抬着她，在崎岖的道路上猛跑。

一名轿夫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歪过头，惊恐地对她喊：土匪，土匪！日他娘，土匪！

秀米这才知道出事了，同时，她也听到了身后“嘚嘚”的马蹄声。

最后，轿夫们累得实在不行了，就把轿子歇在了一个打谷场上，自己逃命去了。秀米看见他们四个人并排着在开阔的麦地里跳跃了一阵，很快就消失在了浓雾之中。

秀米从轿子里出来，发现四周空荡荡的。打谷场边有一座残破小屋，没有人住。墙面歪斜，行将颓圮，屋顶的麦草早已变成灰黑色。屋顶上栖息着成群的白鹤，屋前卧伏的一头水牛，牛背上也落满了白鹤。不远处有一簇树林，隐隐约约的，被大雾罩得一片幽暗，只是偶尔传来一两声杜鹃的鸣叫。

她看见有几人骑在马上，懒洋洋的，从不同的方向朝她聚拢过来。不过，秀米一点也不觉得害怕。这些在传说中青面獠牙的土匪，看上去与普通的庄稼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一个头发谢了顶的中年人骑着一匹白马，到了她的跟前，勒住马头，脸上挂着笑，看了看秀米，对她说道：“秀秀，你还认得我吗？”

秀米不由得一愣。心里狐疑道，这个人怎么还能叫出我的小名？她抬头迅速地瞄了他一眼，乍一看，似乎还真有点眼熟，尤其是脸上的那条刀疤，只是实在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

“我不认得你。”秀米说。

“那么，我呢？”

说话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骑着一匹枣红马，生得膀大腰圆，好像也在哪儿见过，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你认得我吗？”

秀米摇摇头。

那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

“这也难怪，差不多有六七年了吧？”中年人道。

“整整六年。”年轻人说。

“我怎么记得是七年？”

“六年。没错，是六年。”

两个人正在那儿争辩，一个马弁模样的人朝这边走了过来：“四爷，大雾就要散了。”

中年人抬头看了看天，点点头，然后对秀米说：“那就先委屈你一下啦。”

秀米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块黑布蒙住了她的眼睛，接着嘴里被人塞进了一团东西，她感到了咸咸的布味。那伙人将她绑结实了，仍然把她塞入到轿子里。不一会儿，那伙人就抬着轿子上路了。

蒙在眼睛上的黑布被取下来之后，秀米发现自己坐在了一条木船上。眼前的一切都是黑色的：船舱的顶篷，桌子，水道中的芦苇，脉脉的流水，都是黑色的。她闭上眼睛，斜靠在船舷上，试着活动了一下胳膊和腿脚，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裤子湿湿的，她不知在什么时候撒了尿。不过，她不再为此感到羞辱。她再一次睁开眼来，重新打量四周的一切，隐隐的不安袭上心头。为什么我的眼睛看什么都是黑色的？她很快就有了答案，因为天已经黑了。

她看见了天空中现出的月牙和点点繁星，同时，她发现小船行驶在一片开阔的湖泊之中。每一艘船都用铁索连在一起，她数了数，一共七艘，她的船在最后。不一会儿，船舱里点起了灯，她看见七条船上的灯光在湖里映出了一条弧形的光带，就像一队人马打着灯笼在赶路。

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要带我去哪里？

除了风声、摇橹的水声以及水鸟扑着翅膀掠水而飞的鸣叫，没有人回答她。她的对面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她早上在打谷场都见过。那个秃顶的中年人似乎正歪靠在船帮上酣睡，他脸上的那条刀疤又长又深，从脸颊一直延伸到脖子上。他的一只脚搁在木桌上，正好压住了她随身带来的那个包裹。这个人居然能喊出我的乳名，我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紧挨着他坐着的是一个马弁。这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眉清目秀，身体看上去很单薄。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看，目光有点怯生生的。秀米只要偶尔瞥他一眼，他就立即红了脸，低下头去，抚弄着刀把上红色的缨络，不知为什么，他的目光让她想起了张季元。他的一只脚也搁在木桌上，只不过，脚上的布鞋破了两个洞，露出了里面的脚趾。木桌上点着一盏马灯，边上有一根长长的烟杆。湖水汩汩地流过船侧，夜凉如水。空气中能够隐隐嗅到一股水腥味。秀米把脸贴在船帮上，湿漉漉的，她感到了一阵凉爽。

我应该怎么办？她问自己。

她想到了跳湖。问题是，她并不想跳湖，一点都不想。假如他们不想让她死，她即便跳下去了，他们也会把她捞上来。她尽力不去想以后的事，可孙姑娘是一个障碍。她一想到传说中孙姑娘赤身裸体的样子，心里就怦怦乱跳。她不知道这条船最终会把她带往何处，但很显然，她的命运不会比孙姑娘好多少。

她听到了一片沙沙声。小船已经驶入了一条狭窄的水道，两边的芦苇高大茂密，不时有芦秆扫过船帮。流水的声音更响了。那个马弁仍然在盯着她看。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土匪，脸色苍白，略带一点羞涩，眼睛却是亮晶晶的。秀米试探着问他，船到了哪里，要去什么地方，他咬着嘴唇，一声不吭。正在这时，那个中年人忽然醒了，他揉了揉眼睛，看了看秀米，又白了马弁一眼，说道：

“烟。”

马弁似乎吓了一跳，他赶紧从桌上拿过那根烟杆，装上烟丝，双手递了过去。

“火。”中年人接过烟杆，又说了一句。

那小伙子又端起马灯，凑过去，让他点烟。灯光照亮了他们的脸。秀米看见马弁的手抖得厉害，他的嘴上有一圈细细的绒毛。中年人吧嗒吧嗒地吸了几口烟，然后对秀米说：“你当真不记得我了吗？”

秀米没有说话。

“你好好看着我，再想想。”

秀米低下头去，不再看他。过了半晌，那汉子又道：“这么说，你果然不记得我们了，庆生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呢。”

“庆生是谁？”秀米问道。她怎么觉得庆生这个名字听上去也有点耳熟。

“他有个外号，叫‘不听使唤’，”中年人冷冷一笑，“怎么样，想起来了吗？六七年前，你们家的阁楼失了火……”

秀米猛地一愣。她终于记起，六年前父亲的阁楼被烧掉之后，母亲让宝琛从外地请来了一批工匠，其中有一个叫庆生的，外号就叫“不听使唤”。她还记得，这批工匠临走的那天，庆生一边朝她看，一边倒退着往村外走，最后撞在了一棵大楝树上。

“你是庆生？”

“我不是庆生。”中年人道，“我叫庆德。庆生在前面那条船上，早晨在打谷场上你还见过他，他骑一匹枣红马。”

“你们不是手艺人吗，怎么……”

“怎么忽然当上了土匪，对不对？”这个自称叫庆德的人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其实，不瞒你说，我们本来就是干这个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不错，我是泥瓦匠，庆生是木匠，我们替人干活，收人工钱。可那只是为了遮人耳目罢了。关键是，要探明雇主的家底。我们对穷人没什么兴趣，若是碰上了没什么油水的穷棒子，就只有自认倒霉，干完活，收点工钱就完事。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手艺人。一般来说，我们的手艺还过得去。可你家不一样。你爹在扬州府待了那么多年，家里光是地就有一百多亩……”

庆德在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马弁始终看着秀米。那眼神似乎在对她说：这下你可惨啦！他见庆德抽完了烟，就赶紧替他又装了一锅儿。

庆德像是来了谈兴。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副病恹恹的口气。他猛吸了口烟，嘿嘿地笑了两声，接着说：

“不管做土匪还是泥瓦匠，活都要做得漂亮。你们家阁楼的墙是我一个人糊的，像镜子一样平，我一辈子没有刷过那么漂亮的墙。对付像你这样的女人，我的手艺一样没话说，过两天你就知道了。你看，你的脸红了。我还没说什么，你的脸就红了。呵呵，我最喜欢会脸红的姑娘，不像窑姐儿，她们的风骚都是装出来的。今天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个真正的骚货。你落到我们的手里，也不哭也不闹，我倒是头一回见到。嘴里塞了东西，身上绑着绳子，可竟然在轿子里呼呼大睡，不是骚货是什么？”

说到这儿，他忽然转过身去，看了马弁一眼，道：

“手。”

那马弁犹豫了一下，抖抖索索地把左手伸了过来。那庆德把烟锅儿在他手心里磕了一下，就磕出一个小小的火球来，那火球在他手心里刺刺地冒着烟，烫得那马弁在凳子上直跳。秀米闻到了一股皮肉烧焦的气味。

庆德把手搭在马弁的肩上，说：

“跳什么跳？！不要跳。我又没有把它磕在你眼睛里，你跳什么？应当管住自己的眼睛。不让你看的地方，你就一眼不要看。”随后又看了看秀米，“你干吗不睡一会儿，船要到明天天亮才到呢。你不想睡一会儿吗？我可要接着睡了。”

秀米是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的。

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她看见了湖岸边隐隐现出的一带寒山。山的坡度不大，山坡上长着稀稀疏疏的白桦树，再往上就是大片的松树和裸露的山石。她能听见湖水拍击堤岸的声音以及附近村庄里传来的鸡叫，她知道船已经渐渐靠岸了。再往前走，是一片浓密的桑园。船队绕着桑园又走了半个多时辰，她终于看见了那片蜷缩在山坳中的村落，被初升的旭日衬得一片通红。

3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六。有微雨，午后始放晴。昨夜祖彦去了一趟梅城，步军协统李道登竟闭门不见。整整一个上午，祖彦骂声不绝。毛瑟枪已运抵西浦，暂于祖彦三舅家存放。饭后，梅芸去邻居家打牌，与秀米、翠莲二人闲话片刻，即上楼就寝。孰料刚刚睡熟，村中忽然人声鼎沸，脚步杂沓，似有大事发生。急急穿衣下楼。原来是村后孙氏遭遇土匪，轮奸致死。

孙氏者，暗娼也，死不足惜。革命功成之日，依律亦应归入十杀之列。小驴子呀小驴子，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普济一带没有土匪吗，简直是一派胡言。如今天下将乱，人心思变，江左匪患虽比不上山东、河南，亦非绝无仅有。我三年前路过丹阳时，差一点就落入劫匪之手。为今之计，能否联络到较有实力的地方武装，事关重大。在此危急之秋，清帮、土匪皆可为我所用。大功告成之日，再图除之不迟。

小驴子那儿，仍无消息。

此夜，月色迷离，夜凉如水。立于中庭，不觉浮思杳杳，若有所失。因见秀米在厨房洗头，就进去与她说话。她的肩膀被水弄湿了，月光下仍能看见裙子上细细的拼花。她的脖子是那么长，那么白。嘴里与她搭讪，心中却在暗想：若是就此在身后一把将她搂住，又将如何？没准儿她就依了我也未可知。祖彦素有识人之明，几天前在夏庄初见秀米之时，曾对我道，此女虽生性冷傲，却极易上手，劝我放胆一试。这真能行得通吗？如之奈何？如之奈何？不可，不可。克制，克制。

是夜久未入眠，中宵披衣独坐，成诗一首：

咫尺桃花事悠悠，风生帐底一片愁。

新月不知心里事，偏送幽容到床头。

秀米来到的这个地方名叫花家舍，当晚她就被人带到村庄对面的一座湖心小岛上。这个岛最多也只有十六七亩，与花家舍只隔着一箭之地。原先，岛与村庄之间有木桥相连，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拆除了，水面上露出一截截黑色的木桩，有几个木桩上还栖息着一只只水鸟。

岛上惟一的房舍年代已久，墙上爬满了茑萝和青藤。屋前有一个小院，用篱笆围起来，里面一畦菜地。门前有几棵桃树和梨树，花儿已经开谢了。这座小岛地势低洼，四周长满了杂树和低矮的灌木。遇到大风的天气，湖水就会漫过堤岸，一直流到墙根来。

这座孤零零的房子里住着一个人，剃着光头。不过，从她胸前晃荡的乳房仍可以看出她是个女的，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她叫韩六。她被人从一处尼姑庵中掳到这里，已将近七年了，其间还生过一个孩子，没出月就死了。长年蜗居荒岛的寂寞使她养成了自问自答的毛病。秀米的到来，她多少显得有点兴奋。不过，她小心地掩饰自己的喜悦，秀米也装着没有察觉，彼此都提防着对方。

奇怪的是，秀米被人抛到这个小岛上之后，那伙人似乎把她彻底地忘掉了。一连半个月，无人过问。有一天中午，她看到一艘小船朝小岛驶来，竟然隐隐有些激动。不料，那艘船绕到岛屿的南侧忽然停住了。她看见船上有个人正在撒网捕鱼。秀米每天绕着湖边晃悠，累了就坐在树下，看着天边的浮云发呆。

张季元的那本日记她已经读过很多遍了，尽管她知道，每一次重读都是新一轮自我折磨的开始，但她还是时常从中获得一些全新的内容。比如，直到今天她才知道，母亲竟然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梅芸。她想把这个名字和母亲的形象拼合在一起，这使她再一次想到了普济。她离开那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可她却觉得已过了几十年。很难说，这不是一个梦。

隔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她可以看到整个花家舍，甚至她还能听见村中孩子们的嬉闹声。这个村庄实际上是修建在平缓的山坡上，她吃惊地发现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样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篱笆围成的庭院，甚至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式都是一样的。一条狭窄的、用碎砖砌成的街道沿着山坡往上，一直延伸到山腰上，把整个村庄分割成东西两部分。村前临湖的水湾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远远看上去，耸立的桅杆就像是深冬时节落光了叶子的树林。

这天上午，秀米和韩六在院中逗弄一群刚刚孵出来的小鸡。小鸡出壳不久，走两步就会栽倒在地上。韩六将菜叶子剁碎了喂它们吃。她蹲在地上轻声地与它们说话，她叫它们宝宝。秀米偶尔问起，为什么这么久，也不见一个人到岛上来？韩六就笑了起来。

“会来的。”韩六将一只小鸡放在手心里，抚摸着它背上的绒毛，“他们或许正在叫票。”

“叫票？”

“就是和你家里人谈价钱。”韩六说，“你们家交了赎金，他们就会把你送回去。”

“要是价钱一时谈不拢怎么办？”

“会谈拢的，他们不会漫天要价，除非你家的人一心想你死。”

“如果实在谈不拢呢？”

“那就剪票。”韩六不假思索地说，“他们割下你的一片耳朵，或者干脆剁下你的一根手指，派人给你爹娘送去。如果你家里人还不肯付赎金，按规矩就要撕票了。不过，他们很少这么做。我来这儿七年，只见他们杀过一个人，是个大户人家的闺女。”

“他们为何要杀她？”

韩六说：“那闺女火一样的刚烈性子，来到岛上就跳湖，跳了三次，救了她三次，最后她用脑袋去撞墙，又没撞死。他们眼见得这张花票留不住，就把她杀了。他们先是把她交给小喽啰们去糟蹋，糟蹋够了，就把她的人头割下来放到锅里去煮，等到煮熟了，就把肉剔去，头盖骨让二爷拿回家去当了摆设。他们最痛恨自尽。这也难怪，他们辛辛苦苦绑个人来，也实在不容易，从踩点、踏线到收钱、放人，差不多要忙乎大半年时间。人一死，什么也落不着。可官府的例银，照样还是要交。”

“怎么还要给官府交钱？”

“自古以来官匪就是一家。”韩六叹了口气，“不仅要交钱，还要四六分账。原来是五五分账，从去年开始变成了四六分账。也就是说，他们得来的赎金，有六成要交给官府。没有官府的暗中袒护，这个营生就做不下去。你要是不交，他们立马就派官兵来围剿，半点也含糊不得。原先是每年做一回，大多是霜降之后到除夕之前这段时间动手，现在每年少不得要绑个五六个人来。一般是花票和石头。花票指的是姑娘，绑小孩他们叫搬石头。”

韩六的话匣子打开了，关都关不住。

她说，这个村庄从外面看和别的村庄没什么区别。在平时他们也种地、打鱼。每年的春天，男人们就外出做工，帮人家修房造屋，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幌子。他们的真正意图是访察有钱的富人，物色绑架的对象，他们叫做“插签”。他们做事极隐秘，很少失风。

秀米问她是不是知道一个名叫庆生的人。

“那是六爷。”韩六道，“这里的头目有两个辈分，庆字辈的四个人，庆福、庆寿、庆德、庆生。庆六爷是老幺。观字辈的两个人，就是大爷和二爷。”

说罢，韩六看了秀米一眼，笑着说：“瞧你身上穿的，就不是穷酸人家出身。不用担心，他们做事极有规矩，只要你家付了钱，他们连手指头也不会碰你一下，你就权且当做出来玩玩。不付赎金的事也不能说没有，如果是孩子，就让专人带到外地，远远地发卖了。如果是女人，又有些姿色的，可就麻烦了，先是‘揉票’，然后就打发到窑子里去了。”

“什么是揉票？”

韩六忽然不作声了，她咬着嘴唇，若有所思。过了半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他们也叫开荤，三个大爷轮番到岛上来，每个人你都得侍候。他们把你折腾够了，才会卖到窑子里去。要是真落到这步田地，那可够你受的，他们有的是折磨女人的法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不是说，他们一共有六个人吗？”

“二爷和四爷对这种事没兴趣。听说二爷好南风，不近女色，不知真假。至于大爷，近些年来一直在生病，已很少过问村子里的事。甚至……”韩六犹豫了一下，接着道，“甚至有人说，大爷王观澄如今已不在世上了。”

4

差不多一个月前，秀米第一次踏上这座小岛的时候，看见那处荒僻的院落，那些花草和树木，看到云彩舒卷没有遮拦的天空，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觉得自己曾经来过这儿，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就连房梁中的燕子窝，也都与她的记忆丝毫不差。

那天傍晚，韩六用木勺在水缸里舀水刷锅，不经意敲到了缸壁，那口水缸立刻发出一阵悠远的嗡嗡声，就像水面的涟漪，一层层地荡开去。她忽然就想起父亲阁楼上的那只瓦釜。张季元离开普济的前夜，曾约她去阁楼说话，他用手指轻轻地弹叩着，瓦釜发出了悦耳的金石之声。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片轻柔的羽毛，被风轻轻托起，越过山涧、溪水和江河，飘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原来竟是这儿……

在她当时纷乱的遐想之中，依稀觉得岛上还有一处荒芜的坟冢。为了证实自己的这种荒诞不经的念头，她哆哆嗦嗦地问韩六，在这座岛上是否有一座荒坟。韩六想都没想，脱口答道：

“有，就在房子西边的小树林里，你问这事儿干吗？”

秀米一听，刹那之间脸色变得煞白，没有一丝血色，怔在那里，神情木然。韩六看见她站在灶边目露虚光，整个人都吓得变了形，就赶紧过去，把她扶到椅子上坐定。那个瓦釜果然是件宝物，难道父亲从叫花子手中买来的这个瓦釜与那个躺在墓坟中的人有什么勾连吗？她不敢往下想。韩六劝解了半天，秀米也是一声不吭，兀自在那儿发呆。过了一会儿，当秀米将她的心事告诉韩六时，韩六笑道：“我当什么事呢，看你吓成这样！这就是佛祖常说的前世。你前世到过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奇怪的？”

秀米当即就央求韩六带她去墓园看一看。韩六被她央逼不过，只得解了围裙，又去灶角擎了一盏灯，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屋外。

在院宅的西侧，有一片清幽的树林。树林中有一畦菜地，菜花落了一地。菜地当中果然有一处墓园，坟冢由青砖砌成，砖缝中长满了青草。四周土围的墓栏早已颓塌，长着齐人高的蒿草。韩六说，这座荒坟是明代道人焦先的息影之地。坟冢前立着一块青石碑，由于闲来无事，碑文她不知看过多少遍了。秀米立即从韩六手中取过灯来细细观瞧。掸掉一层浮尘之后，碑石背面的字迹依然历历可辨。

焦先，字孝乾。江阴人氏，明亡归隐。于湖中荒岛结草为庐。冬夏袒露，垢污如泥。后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大雪，至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先旷然以天地为栋宇，阖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元寂之幽；犯寒暑不以伤其性，居旷野不以苦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忧不以累其心，捐视听不以治其耳目。羲皇以来，一人而已。

墓碑左下角有“活死人王观澄撰”的字样。这段铭文显然出自总揽把王观澄之手，可他为什么自称“活死人”呢？

韩六告诉秀米，王观澄正是为了寻访焦先的遗迹，才最终发现了这个湖心小岛的。他是同治六年的进士，点过翰林院。除资政大夫福建按察史，后迁江西吉安。中岁好道，顿生隐逸之念，遂抛却妻孥，四处游历，托迹于山水之间。

既然他有了出世之想，怎么好端端又做起土匪来了呢？

起风了。秀米坐在墓园的石阶上，听着飒飒的树声，不知为何，陡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她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在世上。

湖里的浪头层层叠叠地卷向岸边，激起高高的水花，泼到岸上，又层层叠叠地退去。很快，天气突然转了阴，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不一会儿就下起雨来，整个湖面就像一锅煮开的稀粥，咕嘟咕嘟地翻着水泡。弥漫的水汽遮住了远处的山脉，花家舍亦被雨幕隔断，到处都是刷刷的雨声。

这天晚上，秀米早早就睡下了。很多年来，她还是第一次睡得这么沉。恍惚中她醒过来一次，那是韩六来她屋里察看窗户有没有关严。她糊里糊涂地坐起来，对她说了一句：

“今天是五月初七。”

韩六知道是在说梦话，笑了笑，带上门出去了。秀米倒头再次沉沉睡去。即便是在熟睡中，她也能感觉到窗缝中飘进来的阵阵凉气，带着湿湿的水味。

她当然不知道，此刻，有一艘乌篷船趁着夜幕，在浊浪滔天的湖中朝小岛驶来。有几次，他们已顺利靠岸，但南风又把船吹了回去。他们没有打灯笼。

秀米再次醒来的时候，灯还亮着。她还能听见院外的屋檐下刷刷的雨声，又密又急。南窗的木椅上坐着一个人。他浑身上下湿漉漉的，两只脚都搁在一只方凳上，手里托着一只白铜水烟筒，呼噜呼噜地吸着，听上去就像流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这个精瘦的小老头，正是五爷庆德。谢了顶的额头油光发亮，脸上的皱纹像干果一样堆挤在一起。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绸布衣裳，衣襟敞开着，肚子上的皮早已松弛，一层层地叠在腰间。

“你醒啦？”老头儿低声地说一句，又侧过身子，将手中的引捻凑到灯上去烧，然后照例吸他的烟。

秀米吓得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抓过一只枕头紧紧地抱在怀中。

“我已经来了一会儿了，看你正在睡觉，舍不得把你叫醒。”老头儿嘿嘿地笑着说，“你要是还想睡，就接着睡，我不急。”说完，看也不看她一眼，兀自抖动着双腿。

秀米意识到，自己无数次为它担惊受怕的这个夜晚，就这样猝然降临了。她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经验，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也忘了害怕。她的手指交织在一起，绞来绞去。不过，此刻她所能做的事，也只有呼哧呼哧地喘气而已。她感到自己的胸脯剧烈地起伏，太阳穴上的筋突突地跳个不停。

“你！你……”她一连说了七八个“你”字，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她喘息得更厉害了。

“昨天，我们派去普济的人回来了。”老头儿将水烟筒放在桌上，拿过一把梳子来，用指甲盖轻轻地刮着梳齿，“你猜怎么着？你娘不肯付钱，没想到吧，连我也没想到。

“她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既然已经成了亲，她就不是陆家的人了。按理，这赎金就该夫家出。她说得很有道理，我们的人也无话可说。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寻访到你在长洲的夫家，结果呢，他们也不肯出这笔钱。你婆婆说，这新娘子还未过门，在半路上就被人掳了去，这赎金当然该由娘家出。再说，他们已在当地为儿子另择了一门亲事，下个月就要办喜事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肯出这钱。你婆婆说得也有道理，只是我们没道理。原以为逮到一只肥鸭，没想到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今年官府的差交不了，我们只得把你交出去。

“梅城的何知府刚死了一个姨太太，你就过去好歹补个缺吧。俗语说，新鞋挤脚。我今天来，先把它撑撑大，让你开开窍，省得你到了府衙，笨手笨脚，服侍不好何大人。”

老头儿一席话，说得秀米手脚冰凉，面无血色，牙齿咯咯打战，暂时还来不及去怨恨她的母亲。

“不用害怕。”老头儿柔声说道，他的声音略显沙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似的，空空的，“和我的那帮弟兄们比起来，我还算是文雅的。”

说着，老头儿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连腰都弯下来了。半天，从嗓子里咳出一股脓痰来，含在嘴里，看了看秀米，欲吐又止，最后硬是“咕咚”一声咽进肚里，他想以此来表明他的“文雅”。

秀米已经从床上跳下来了。她趿着鞋，怀里抱着那只枕头，满屋子找梳子，半晌才想起来，那梳子捏在老头儿的手上呢。她又开始手忙脚乱地穿衣服。老头儿静静地看着她，笑道：

“不要穿。你穿好了，待会儿我还得替你脱掉，何必呢？”

秀米觉得嘴里有一股咸咸的腥味，她知道自己把嘴唇咬破了。她蜷缩在床边，眼里闪着泪光，对老头儿一字一顿地说：

“我要杀了你。”

老头儿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天哪，他，他居然当秀米的面就脱衣服！他居然脱得一丝不挂！！他朝秀米走过来了。

“别过来，你不能过来，不能。”秀米叫道。

“我要是非要过来呢？”

“你会死的。”秀米愤怒地看着他，喊道。

“好吧，就让我舒舒服服地死一回吧。”老头儿走过来，很轻易地就将她的双手反剪到了背后，凑过脸去咬她的耳垂，嘴里喃喃道，“俗话说，埋没英雄芳草地，现在，就请你来杀死我吧。”

为了避开他的嘴，秀米的身体就尽量向后仰，很快，她就倒在了床上，那感觉就像是她自愿倒在床上的一样。在她意识到巨大羞辱的同时，她的身体却在迅速地亢奋。真是丢脸啊！我拿它一点也没办法！怎么会这样呢？她越是挣扎，自己的喘息声就越大，而这正是对方所希望的。天哪，他真的在脱我的衣服呢！秀米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的身体越来越僵硬。老头儿兴奋得像个公牛。你的肉比我想象的还要白。白的地方白，黑的地方才会显得黑。老头儿道。

天哪，他竟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老头正用力地将她的腿扳开。

天哪，他竟然来扳秀米的腿，难道他真的要……

这时，她听见老头儿说，你看，你看，我还没怎么弄你，你他娘的自己就先潮了。听他这么说，秀米又急又羞，在他的脸上啐了一口，老头儿就笑着用舌头去舔。

“你，你，你可真……”秀米想骂他，可她从来就没骂过人，她的脑袋在枕头上徒劳地晃动。

“真怎么样？”

“你可真是个……坏人！”秀米骂道。

“坏人？”老头儿大笑了起来，“坏人？哈哈！坏人，有意思。不错，不错，我是个坏人。”

老头儿还在她的脚上绑了串铜铃。老头儿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就喜欢听个铃儿响。”

她只要稍稍蹬一蹬腿，铃铛就会发出悦耳的当当声。她动弹得越厉害，铃铛的声音就越响，仿佛是对对方的怂恿或鼓励。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最终她放弃了抵抗。

后半夜，秀米睁着两眼看着帐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雨早已不下了，屋子外面有青蛙在“呱呱”地叫。她身体的疼痛已不像刚才那么尖锐了。韩六挨着床沿坐着，不管她说什么，秀米都不吱声。韩六说，是女人总要过这一关。不管是你丈夫，还是别的什么人，总有这一关。想开点，事到如今，也只有想开点了。她又说，摊上这档子事，脑子里很容易就会想到死，可又不甘心，挺过去就好了。

她给秀米泡了一杯香茶，搁在床边的桌上，早已凉了。秀米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韩六，心里狐疑道，我怎么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死呢？在普济时，凡是有这样的事，女人似乎只有自寻短见一条路，可我压根就没想死。她的确不想死，何况，张季元早已经不在人世，时光也不能倒流。想到这里，她忽然无端地怨恨起张季元来。这个白痴！白痴！她紧咬着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韩六说：“我去给你烧水，你把身子洗一洗。”

说完她又看了秀米一眼，就去灶下生火烧水去了。不一会儿，秀米就闻到了麦穗秆的焦香味。只是便宜了那条老狗！她想。

等到秀米洗完澡，换了一身衣裳，天已经快亮了。韩六又让她在地上使劲地跳一跳。她说，这样就不会怀孕了。秀米没有理她。韩六新沏了一壶茶来，两人隔桌而坐。

韩六道：“看你身上的穿戴，也不是个穷人，你娘怎么会舍不得那点银子。”秀米也不搭话，只是默默地流泪。过了半晌儿，才恨恨地道：

“天晓得。”

“不过，我总觉得，今天晚上的事有点不大对劲。”韩六心事重重地说，“依我看，这花家舍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秀米说，她对所有的事都没兴趣。

韩六道：“总揽把卧病不起，二爷和四爷不近女色。就算你娘不肯交这笔赎金，按规矩，这头一晚也该轮到三爷庆福，五爷怎么敢抢先上了岛子？而且下着那么大的雨。这伙人也没有打灯笼，天不亮就走了，明摆着是背着人偷鸡摸狗。这五爷庆德原先是总揽把在福建的部属，你别看他蔫不拉唧的一个糟老头子，据说能骑善射，武艺高强。虽说王观澄只让他坐了第五把交椅，可六个头领中，要算他与王观澄关系最近。

“王观澄自从前年春天得了尿血之症，很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这庆老五仗着自己与大爷的那层关系，常常假传圣旨，发号施令。他知道，一旦王观澄驾鹤归西，这总揽把之位怎么也轮不到他头上。在你来之前，这花家舍就传出风言风语，说王观澄早在去年冬天就已血尽而亡。这庆老五将大爷的死讯隐匿不报，厝棺地窖，密不发丧。一面挟天子号令诸侯，一面暗中私植党羽，收买人心，一旦时机成熟，这花家舍一场火并在所难免。”

“他们杀他们的，与我们何干？最好一把火，将这个花家舍烧得干干净净。”秀米道。

“傻丫头，你这话不通事理。他们哪怕杀得天昏地暗，当然不关我们的事。这局面再乱，最后总得分个胜负雌雄，不管最终谁当了家，我们做女人的，都没有好果子吃。这伙人中，除了总揽把王观澄之外，剩下的几个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二爷好南风，在家里养了七八个美貌小厮，成天做那令人发指的禽兽之事。表面上装聋作哑，时常泛舟湖上，钓鱼自遣，实则韬光养晦，相机而动，是一等一的精明人。此人很少说话，实则内心最为阴毒。

“三爷是个书呆子，此人最是无味，浑身上下散发着酸腐文人的臭气。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他一面趴在你身上乱咬乱拱，一面还要吟诗作赋。他要是与你过一夜，保险你得吐上两三回。五爷你已见过，我就不说了。这六爷庆生，几个头领之中算他年纪最小，外号‘不听使唤’，你最要当心。此人倒是没什么心计，虽说草包一个，但膂力过人，据说能把一只石磨举过头顶，转得像陀螺一样。他杀人最为随便，敢说敢做，连二爷也惧他三分。这个人最难侍候，他要是不把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揉得脱了臼，是不会歇手的。

“惟独那个四爷，我来花家舍多年，从来没见过。此人深居简出，独来独往，行踪极为神秘。据说，家中养着一只鹦鹉……”

“姐姐是如何来到花家舍的？家又在哪里？”秀米问道。

这一问，韩六半天不言语。天已大亮。她吹了灯，站起身来：“我的事，以后再慢慢说与你听吧。”

5

整整一个白天，秀米都在床上睡觉。中午的时候，她看见韩六到她屋里来过一次，与她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她隐隐约约觉得韩六的话说得又快又急，似乎事关重大。但她实在太困了，只是睁开眼睛看了韩六一眼，说了一两句什么话，就翻过身去，重入梦乡。

她并未完全睡实。她瞥见天空昏黄昏黄的，像熟透了的杏子一样。屋外呼呼刮着大风，不知从哪里吹来了漫天的沙粒，在屋顶的瓦楞上叮叮作响。秀米最害怕刮大风。每到春末的时候，随着一场暴雨过后，普济就会出现一段扬尘天气，大风成天呜呜地叫着，牙缝中都灌满了沙粒。在沙尘中，她的心一点点地揪紧，觉得空落落无所依归。她还记得幼年时，一个人躺在普济家中的床上，宝琛、翠莲、喜鹊和母亲都出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躺在楼上，听着窗纸被沙粒打得噼啪直响，似睡未睡，将醒未醒。她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单！

现在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在遥远的普济：天色将晚，母亲像影子一样飘到楼上，坐在她床边，低声问她，秀秀，你怎么哭啦？另一个则被囚禁在被湖水隔绝的荒岛上，母亲没有答应交赎金，而她很可能回不去了。就像照镜子时常有的情景，她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切。

恍惚中，她听见有人推门进来，浑身上下被血染红了。这个人悄无声息地走到她床边，静静地看着她，脸上布满了痛苦的愁云。她不认识他。她看见这个人的脖子有一圈刀痕，又宽又深，黑色的血汩汩地流出来，顺着他的脖子流到衣襟上。

“我是王观澄。”来人道，“你不用害怕，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可我不认识你。”秀米诧异道。

“没错，此前我们并不相识，不过……”

“你被人杀了吗？”秀米问他。

“是的，我这会儿已经死了。他这一刀砍得太深了，几乎把我的头都砍得掉下来了。其实，对付我这样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用不着那么大的力气，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疼。”

“是谁杀了你？”

“我没有看清楚，他是从背后下的手。早晨起来，我觉得自己有了一点精神了，就去洗脸，他从屏风的后面走了出来，从背后下了手，我根本没有时间转过身来看他。”

“可你心里清楚是谁，对吗？”

“我能猜得到。”那人点点头说，“不过，这并不重要。我这会儿对它毫不关心，因为我已经死了。我能吃一点你的玉米吗？我实在是饿极了。”

秀米这才看见床头的桌上放着一穗煮熟的玉米，还冒着热气。那人也不等秀米答话，抓过来就啃了几口。

“你干吗要来找我，我并不认识你，连一次面也没见过。”

“你说得对，”那人一边吃着玉米，一边嘟嘟囔囔地说，“实际上我也没有见过你，不过，这不要紧。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人，或者说是同一个人，命中注定了会继续我的事业。”

“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除了死。”秀米道。

“那是因为你的心被身体囚禁住了。像笼中的野兽，其实它并不温顺。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被水围困，与世隔绝，就和你来到的这个岛一模一样。”

“你是想让我去当土匪吗？”

“在外人看来，花家舍是个土匪窝，可依我之见，它却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我在这里苦心孤诣，已近二十年，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春阳召我以烟景，秋霜遗我以菊蟹。舟摇轻飏，风飘吹衣，天地圆融，四时无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洵然有尧舜之风，就连家家户户所晒到的阳光都一样多。每当春和景明，细雨如酥、桃李争艳之时，连蜜蜂都会迷了路。不过，我还是厌倦了。每天看着那白云出岫，飞鸟归巢，忽然心有忧戚，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王观澄啊，王观澄，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啊？我亲手建了花家舍，最后，又不得不亲手将它毁掉。”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以后会明白的。”来人道，“花家舍迟早要变成一片废墟瓦砾，不过还会有人重建花家舍，履我覆辙，六十年后将再现当年盛景。光阴流转，幻影再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怜可叹，奈何，奈何。”

说完，那人长叹一声，人影一晃，倏忽不见。秀米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个梦，床前的橱柜上还搁着吃了一半的玉米。屋里光线阴晦，屋外大风悲号，树摇叶飞，像是有数不清的人在嘁嘁喳喳地说话。

秀米从床上起来，趿着鞋来到灶下。从水缸中舀了一瓢凉水，直着脖子灌了下去，抹了抹嘴，又来到韩六的房间。她看见房中的床铺叠得整整齐齐，床下一块木板踏脚上搁着一双绣花鞋，人却不知去了哪里。秀米将屋前屋后，院里院外都找了个遍。最后，又沿着湖边寻了一圈，还是没见韩六的人影。抬头看了看湖面，波浪翻涌，云翳低垂，四顾茫茫，连条船也看不见。

秀米坐在湖边的一块石头上，看着湖中的那一溜歪歪斜斜的木桩发呆。木桩上已经没有了水鸟。随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木桩也变得模糊不清了，她只能看到水面上的一道弯弯的暗影，最后，连暗影也看不见了。她觉得手臂微凉，露水浓重，她的头发也变得湿漉漉的。狂风过后，天地再次归于沉寂。朗空如洗，一片澄碧，星光熹微，岸边的芦苇习习而动。花家舍亦是灯影憧憧，阒然无声。

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她看见湖中有艘小船，像是一个人打着灯笼在走夜路。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那点灯光仿佛是静止不动的。秀米起先还以为是一艘捕虾船。等了半天，她终于看见那船朝岸边划过来了。木橹咯吱咯吱地响着，水哗哗地流过船侧。船拢岸边，摇橹人就放出一条窄窄的跳板来。韩六手里提着一只竹篮，正从船舱里弓着腰走出来。她一直在担心再也见不到韩六了。

原来，这天下午，韩六是被人接去花家舍念经去了。

回到屋里，秀米就问她去花家舍念什么经，韩六说是“度亡经”。秀米又问她干吗要念度亡经，是不是有什么人死了。韩六就“咦”了一声，吃惊地看着她：

“怪了，我走之前，不是到你房中，把这些事都跟你说了吗。”

“我也记得你到我床边来，与我说话，只是我太困了，不知你说了些什么。”秀米笑道。

韩六说，今天中午，她就看见廊下挂着的那串玉米已经生了虫子了，再不吃，就吃不着它了，就把它拿到锅里去煮。

“玉米煮熟了，刚拿了一穗在手里吃，花家舍就来了人，他们说大爷王观澄已经归了西，今天傍晚时分就要落葬。他们知道我是出家人，让我赶紧过去给他胡乱念几段经文。我当时吓了一跳，就问他，大爷怎么说死就死了。那人说，村中出了强梁，大爷叫人砍了脖子了。他也不愿多说话，只是催我快走快走，我想这么大的事，应当告诉你知道。谁知你睡得像个死人一样，摇你半天，才见你睁开眼。我把大爷被杀的事跟你一说，你还一个劲地点头呢。那人又在那儿催我，我就丢下玉米，跟那人上船走了。”

韩六问她有没有吃饭。

秀米道：“你一走，我到哪里去吃饭。”

韩六笑道：“那玉米不是在锅里摆着吗？”

说着，拎过篮子来，揭开一块蒙着的蓝布，从中端出一只陶钵来。打开盖子，里面盛着一只松鸡。秀米一天没吃饭，也真是饿极了，抓过松鸡，就啃了起来。韩六笑着看着她吃，还时不时地拍拍她的背，让她别噎着。

韩六说她来到花家舍的时候，正赶上小殓。王观澄的尸首已经停在了棺盖上，灵前没有彝炉高瓶，亦无高烛香台，只有两只瓷碗，里面盛着些许灯油，灯芯草燃着绿豆般的火苗，这大概就算是长明灯了。桌上供着寻常瓜果。再看那王观澄，身上的衣服亦是补丁摞补丁，就像那和尚穿的百衲衣，脚上的一双白底皂帮旧补鞋，也已被磨得底穿帮坍。厅堂内的陈设也是简单不过，十分寒碜。几个小厮丫头侍立两侧，他们的衣服也都破烂不堪。

韩六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原来堂堂的总揽把竟然是这样一个糟老头子，脸上胡子拉碴，面容忧戚，因流了太多的血，脸色蜡黄。韩六跪在灵前的蒲团上，磕了几个头，然后就念起经来。

过不多久，从内屋走出一个女人来，年纪约有五六十岁。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根缝被针，一枚线板。韩六认得她是王观澄的管家婆子。也不知是害怕，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的手抖得厉害。她把针递给韩六，又朝尸首努努嘴，韩六就明白了。她是让自己去把王观澄的脑袋和脖子用线缝上。

那一刀像是从后脖梗子砍入。刀似乎有些钝了，因为她看见一些碎骨头渣子粘在脑后花白的长发上。韩六数了数，一共缝了六十二针，总算把脑袋缝上了。等到她缝完后要去找地方洗手时，那个老婆子忽然说：

“有劳师傅，一并替他抿了目吧。”

韩六慌道：“你瞧他那眼睛，睁得像水牛一样，必得有一个亲近之人替他抿目，方可闭上。小尼与他非亲非故，岂敢造次？”

老婆子叹息道：“总揽把无儿无女，孤身一人，我们几个虽跟他多年，连话也说不得一两句。再说我们也不懂规矩。这里的事，不论大小，一律听凭师傅做主便是。”

韩六犹豫了半天，这才答应。

“家中有无玉佩？”她问道。

老妈子道：“总揽把生前极是节俭，不要说玉佩，连好一点的石头也不曾看见过，就连这口薄材，也是从旁人家中借来的。”

“有无胡珠？”韩六又问。

老妈子仍是摇头。

韩六转过身，看见灵台上供着的果盆中有一串樱桃，刚刚采来不久，上面还缀着水珠，就过去摘了一颗，掰开他牙齿，塞在他嘴里，这才替他抿目。一连抹了六次，王观澄的眼睛还是闭不上。最后，韩六只得从衣兜中掏出一片黄绢手帕，替他遮了脸。韩六又让老妈子去箱子里找一身干净衣服来，她要替他换衣。一个丫头朝前挪了一步，道：“除了老爷身上穿的，再没见他穿过别的衣裳。要说冬天穿的棉袍，倒像是有一件，却又不合时节。”

韩六见她这么说，只得作罢。

大殓的时候，各路人马纷至沓来，全都聚在院外。那些大小头目进来磕头行礼，都带着自己的随从。这些随从一律身佩宝剑，手按剑柄，神情紧张。匆匆忙忙行了叩拜之礼，又退回院中。韩六知道，王观澄的暴亡，显然使各路头目加强了戒备，每个人都阴沉着脸，眉头紧蹙。等到他们叩拜完毕，韩六就吩咐大殓。几个匠人过来，七手八脚将尸首抬入棺内，正要钉上板钉，韩六忽然问道：“怎么没见二爷来？”

老妈子走上前来，悄声道：“我们早上已央人去请过他三次，他就是不露脸，中午我又让人去请，他家里人说他划船去湖里钓鱼去了。不用再等他了。”

韩六这才让木匠盖了棺，敲入木钉，掖上麻绳。诸事安排停当，就听得院外有人喊了一声“起柩”，她看见几个小厮抬着那口棺材，摇摇晃晃地出了门，又出了庭院，一路向西去了。

韩六说完了这些事，两人又闷坐了一会儿，秀米就把王观澄托梦给她的事也细说一遍。

韩六笑道：“什么事到了你嘴里，就变得神神道道的。按说这世间的事，大不了最后就是一个死，豁出性命一条，也没什么可怕的，只是这些事被你一说，就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好像这世上的一切就是假的一样。”

“它原本就是假的。”秀米叹了一口气，幽幽地说。

6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大雨。在夏庄薛宅开会。下午商定 《十杀令》。大致如下：①有恒产超过四十亩以上者杀；②放高利贷者杀；③朝廷官员有劣迹者杀；④妓女杀；⑤偷盗者杀；⑥有麻风、伤寒等传染病者杀；⑦虐待妇女、儿童、老人者杀；⑧缠足者杀；⑨贩卖人口者杀；⑩媒婆、神巫、和尚、道士皆杀。以上各款中，众人除第⑧条外均无异议。对第⑧条反对最烈者为王氏小和，他的理由是，普济、夏庄一带妇女缠足者不在少数。他自己的母亲、浑家、两个妹妹皆缠小足。后经众人再议，改为：自革命成功之日起，凡再有缠足者杀。

晚归普济，雨仍未息。身体极感疲惫。夜深时，梅芸上楼来，极缠绵，只得抖擞精神与之交战。我已不觉得有何乐趣，味同嚼蜡。无意趣而勉强交媾者，实乃人生至苦也。精神萎靡，未臻全功而泄。芸忽而诧异道：“你在夏庄是不是被什么狐狸精吸了精气，怎么这样不顶事？”我只得发誓赌咒，温言相劝一番，芸儿仍不依不饶。略微休息片刻，为了证明自己并无贰心，遂拿出十二分力气来再与她周旋。但我看见她脖子上的皱褶，背上的赘肉，粗大的胳膊，立即委顿下来，再怎么用力，却已是强弩之末了。

芸儿先是抽泣，继而低声唤道：“你心里有了别的人，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我正要分辩，不料芸儿忽然抬起头来，冷冷地看着我，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来：

“你要是敢动她一个指头，我就把你的骨头拆下来喂狗。”

一句话，说得我浑身发冷，毛发倒竖。芸儿所说的“她”，定是秀米无疑。怪哉，我自从来到普济，总共也不曾与她打过几回照面，连话也不曾说过七八句，芸儿是如何看透我的心思？母女心意相通至此，实让人匪夷所思。妇人的眼光原比饿鹰还要毒上百倍，切不可大意。

一想到秀秀，我的劲头就来了，忽而力大如牛，芸儿呻吟不断，香汗淋淋，双目迷离恍惚。这婆子要是忽然间变成了秀米，那又如何？妹妹，妹妹，妹妹呀！在那梅芸的喘息声中，我趁机调侃道：“妹妹的身子是否也像姐姐这般雪白，这般丰满，像个炸开的馒头？”芸儿假装听不见我说的话，嘴里只顾哎哎啊啊叫个不停。正在这时，忽听得门外有响动。芸儿受他一吓，眼睛就睁开了。急忙起身抓过衣裳，挡在胸前，拨开窗帘，朝院中观瞧。原来是宝琛的儿子老虎。此小儿刚从庆港来，极淘气。

祖彦与歌妓小桃红形影相随，旁若无人，我担心他早晚要出事。

只有在阅读张季元的日记时，秀米才觉得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在普济的时候，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蕴藏着无穷的奥秘，云遮雾罩让她看不透，也想不出个头绪。可如今她一旦知道了事情的底细，又觉得那些事是那样的无趣无味，让人厌腻。

她惟一想弄清楚的事，就是母亲与张季元是如何认识的？父亲在发疯前是不是知道这件事？父亲在赠给丁树则先生的诗中，为何会将“金蟾”错写成了“金蝉”，这与张季元临行前送给她的那只金铸的知了有无关系？她翻遍了张季元的日记，仍然没有找到一丝可以解开这个谜团的蛛丝马迹。

花家舍没有任何动静，日复一日，死一般空寂。秀米已经不记得时间了。她只是从湖面上木桩的阴影的长短来推测光阴的流动。天已经变得酷热难当，岛上没有苇席，亦无蚊帐，到了晚上，连走路都会有一堆一堆的蚊虫撞到自己的脸上。她也没有可以替换的夏衣。韩六只得将自己一件长衫的袖子剪去，改成夏装，让她凑合着穿。夏天还好对付，要是到了冬天可怎么办？

当然，秀米知道自己没有必要想得那么远。她很可能看不到冬天。自从王观澄死后，她觉得已经熬了几百年了，可韩六告诉她，时间只过去了短短的一个多月。烦闷压得她透不过气来。这天拂晓，当秀米看见浓雾中忽然驶出一艘小船，朝小岛驶来时，她竟然兴奋地叫了一声。

那艘小船靠了岸，从船上下来几个人。他们手里各抱着一个封了盖的酒坛子。他们把酒坛抱到屋中，又一声不吭地回到船上，走了。到了中午时，对面的花家舍又驶来一条船。船上装着一些瓜果菜蔬，还有两尾装在木桶里的大鳜鱼，一副猪下水，一笼鲜虾，两只活鸡。一个围着白围腰的男人，手里拎着两把剁肉刀，从船上下来。这个人没有随船返回花家舍，而是径直来到了厨房，吩咐韩六将灶面收拾干净，他要来准备晚上的酒席了。

韩六见状，赶紧将秀米拉到一边，悄悄地对她说：“今天晚上，你可要倒霉了。”

“谁要到岛上来？”

“三爷庆福。”韩六道，“这个人早年读过几本书，虽说只是个半瓶子醋，可拉出那架势来，比那唐伯虎、纪晓岚还要风雅百倍。此人做事极考究，就连晚上煎茶的水，都要从花家舍运来。又是作诗，又是唱戏可有得折腾了。”

秀米一听，就有点慌了手脚，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此人不难对付，加上他又好喝口酒，等到了晚上，就多劝他喝几杯，他多喝一杯酒，你就少受一份苦。”韩六安慰了她一会儿，听见厨师在灶下叫她，赶忙就要过去。可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在她耳边悄悄地说：“你就当那身子是别人，由他去摆布。我有一个法子，可惜你不会。”

“什么法子？”

“念经。”韩六道，“我一念经，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庆福来的时候，已经是上灯时分。除了两名随侍的丫头之外，并无旁人。这庆福完全是一个道士打扮，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足蹬草履，腰束黄丝双穗，手执一面烫金黑面大扇，摇头晃脑，跌跌撞撞走进门来，也不说话，兀自用他那绿豆小眼睛滴溜溜盯着秀米看。一边看，一边点头。那嘴边的一丝流涎不觉已挂在腮边，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不住地叹道：

“妹妹果然是桃杏带雨，樨桂含愁；秋水为神，芙蓉如面；白玉生香，海棠解语，妙绝妙绝……”

说完，径直来到秀米的跟前，躬身施礼。见秀米怒而不答，亦不以为意，笑嘻嘻地过去，一把捏住了她的小手，放在手里揉摸了半天，嘴里没来由地喃喃道：

“妹妹郁德柔婉，赋性艳冷，今日一见，魂飞魄荡。小生不才，今夜冒昧，愿侍奉妹妹去那云梦泽洞庭湖一游，以解多日渴念。不知妹妹意下如何？”

韩六见他疯话连篇，连忙过来拉开他，一面吩咐厨子摆酒开宴。

那庆福果然是一副好脾气，听韩六一番劝，就丢了秀米，自己来到桌边入了座。抖开那面纸扇，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

秀米先是不肯入座，经韩六频递眼色，死拖活拽，就在怀中藏了一把剪刀，坐在了他的对面。秀米见那老儿死盯着自己看，心中又羞又急，心里恨不得立即跳过去将他乱刀捅死。她抬头瞥了他一眼，见他面目丑陋，目光邪淫，又听他嘴里“妹妹妹妹”地乱叫，不由得眼中就坠出泪来。

桌上的菜肴早已排布整齐，那厨子也已筛了酒，正要给庆福斟上，谁知被庆福用折扇一格，喝了一声：且慢！吓得厨子把酒泼了一身。

“且慢，”庆福转身对侍立在身后的两名丫头说道，“红闲、碧静，你们哪一位先来唱一段戏文来听，也好助个兴。”一个丫头赶紧在他耳边问道：“三爷想听哪一出，哪一段？”庆福想了想，吩咐道：“你就唱‘自叹今生，有如转蓬……’”

那丫头清了清喉咙，张开那樱桃小嘴，娇声娇气地唱了起来：

残红水上漂，梅子枝头小。

这些时看见淡了谁描？

因春带得愁来到，

春去缘何愁未消……

正唱到这里，那庆福眯着眼把扇子在桌上一敲，不耐烦地说道：“错了错了，又错了。春尽缘何愁未消。一字之差，意趣全无。”

那丫头一慌，愣了半晌，又改口唱道：

春尽缘何愁未消，

人别后，山遥水遥。

我为你数归期，

画损了眉梢。

自叹今生，有如转蓬，

隋堤柳絮转头空，

不知身在何处，烟锁云封。

……

丫头唱完，座中半天无人答话，那庆福也像是触动伤怀，兀自在那儿抓耳挠腮。那厨子抱过酒来，正要替他斟上，不料，那庆福忽又用扇子一格，道：“且慢。”那厨子又是一哆嗦。

庆福将自己面前的碗拿在手中，凑在灯前细细察看了一番，然后递给韩六道：“大姐再替我去灶下洗一洗，再用开水烫过拿来。”

韩六怔了一下，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但她还是一声不吭地接过那只蓝瓷碗，去灶下洗烫了一遍。

那庆福拿过碗来，依然是左看右看，末了忽然记起来，笑道：“不行，我还得自己再去洗一遍。”说完径自离座去洗碗了。

韩六笑道：“三爷莫非是担心有人在你碗里下毒？”

“正是。”庆福道，脸色忽然阴沉下来，“不是信不过大姐，如今花家舍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我也不得不防。”

秀米忽然想起喜鹊来。她也是每次吃饭都要自己将碗洗上好几遍，惟恐有人在她碗里放进砒霜。没想到这个土匪头目竟然和喜鹊是一样的毛病。一念之间，仿佛自己又回到了普济。再看屋外夜黑如墨，屋内一灯如豆，光影飘忽，不觉思绪纷扰，恍如梦寐：莫非这些人都是狐狸变的，自己原本并未离开普济，只不过偶然中闯入一处坟地了，中了狐狸鬼魅之魔？

秀米正低着头在那儿胡思乱想，忽听韩六道：“三爷你也太多心了。这处小岛平常人迹罕至，厨子也是你派来的，自然万无一失。退一步说，就是有人存心下毒，也应下在酒里……”

庆福嘿嘿冷笑道：“此话甚是。这酒也得你们先尝了之后，我才能喝。”

厨子遂给每人都倒了酒，也给自己斟了一杯。厨子先把酒喝了。庆福又用手指了指韩六，说了声：

“你。”

见韩六也喝了，又停了半晌，庆福这才端起酒来一饮而尽。然后抹抹嘴唇，叹了一声，对韩六道：“大姐休要笑我，那二爷是何等聪明精细之人，每天饮酒用餐，必得用人尝过之后两个时辰，眼见无事才肯自用。不料，机关算尽，到头来还是误了卿卿性命。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二爷死了？”韩六吃了一惊。

“死了。”庆福道，“两天前刚落了葬。”

“好好的，二爷怎么会死了呢？”

“总揽把被杀之后，我曾怀疑是二爷觊觎权位，对他暗中下了手。他这一死，说明总揽把不是二爷所杀。明摆着另有高人，只是尚未现身。”

“二爷是怎么死的？”

庆福又呷了一口酒，道：“还不是有人在他碗里下了毒。刺客不仅凶残成性，而且智慧过人。明知道二爷每餐前要试毒，事先将那毒抹在碗底，待晾干之后再去盛饭，家人尝了自然无事，可等到二爷把饭吃完，却毒发吐血而亡。呜呼哀哉，龙驭上宾了。这个人躲在暗处，处心积虑，要结果你性命，防是防不住的。”

“这个人……三爷现在心里可有数？”

“除了小生之外，剩下的三个爷们儿都有嫌疑。大爷、二爷先后毙命，屈指算来，下一个就轮到在下了。我也不愿杯弓蛇影，去猜那猜不透的生死之谜。”说到这儿，他拿眼睛觑了秀米一下，笑道，“只求妹妹可怜我这一回，过了今晚，也就此生无憾了。若是今夜死在妹妹的枕头上，那是最好，如果天假以命，让我苟延残喘，多活几日，日后恐怕还得求大姐收我做个徒儿，跟着姐姐找个洁净的庙宇，青灯长伴，烧香念佛，你看如何？”

庆福一席话，说得悲戚异常。那红闲、碧静两个丫头，也都掏出帕子拭泪。

韩六趁机劝道：“俗话说，万事不由人做主，一生总是命安排；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得一天算两晌。三爷也该想开点才好。”

“说得好，说得好。”庆福连声道，随后，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三四碗酒，又对身边站着为他打扇的丫头说，“碧静，你也唱一曲，助一助酒兴。”

那个叫碧静的，正捡了一颗杨梅放在嘴里，见三爷让她唱曲儿，未及咀嚼就又将杨梅吐在手心里，略一思忖，开口便唱道：

懒把宝灯挑，慵将香篆烧。

挨过今宵，怕到明朝。

细寻思这祸殃何日会来，何日将消。

想起来今夜里心儿焦，

爷娘啊，

只怕是哭丧的刚走，报丧的又到……

一曲未了，那碧静忽然大放悲声，恸哭不已。庆福先是听得发了痴，后又不耐烦地对她摆摆手，欲言又止，伸手抓过酒壶，倒了酒，却不喝，双手托住下巴，又是一阵发愣。

韩六见众人都僵在那里，担心庆福悲极生怒，一时发作起来，倒也不好收拾，就笑着对庆福道：“三爷，我在庙里修行时，也曾在花师傅口里学得几首曲子，若是三爷不嫌弃，我这就来献个丑，也算凑个热闹吧。”

庆福托着下巴，眯着红红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她，似笑非笑，看样子已有六七分醉了。

那韩六唱的是：

释迦佛，梵王子，

舍了金山银山去。

割肉喂鹰鹊巢顶，

只修得九龙吐水混全身，

才成那南无大乘大觉尊。

唱毕，又向庆福劝了两碗。

“这酒里还是有毒。”庆福忽然道，“不然我怎么觉得心里七上八下，一阵阵发紧，眼看着就是落心要死的样子？”

韩六笑了笑，说：“三爷心中烦闷，酒又喝得急，故而有些醉意而已，要是这酒里真有毒，我们还不早死了？三爷不妨吃两枚杨梅，喝一盅淡茶，醒醒酒，就好了。”

那庆福果然从果盘里捡出一颗杨梅，噙在嘴里，把那头转过来，看着秀米说：“妹妹在家时，可曾读过书？会作诗不会？”

见秀米不搭理，他又说：“今夜月笼幽窗，清风扑面。你我二人，不妨去湖边走走，联诗对句，来个散步咏凉夜，不知妹妹意下如何？”

说罢，站起身来，绕过桌子，过来就要拉她，慌得秀米左右躲闪。韩六见状赶紧也跑过来，将庆福拖住，道：

“三爷，你也不看看，这外面燥热异常，蝙蝠夜啼，蚊唱成雷，萤火乱飞，哪有什么凉天、清风？一边说着那绝妙好词，一边却又要噼噼啪啪地打起蚊子来，岂不是大煞风景，白白糟蹋了你一肚子的锦绣文章。再说外边黑灯瞎火，要是不留神摔上一跤，没准就要折了几根肋骨，终是无味无趣。既然三爷诗兴已起，箭在弦上，却也不得不发，不如我们几个就在屋里吟酒作诗，热闹一番。”

一席话，说得庆福频频点头。韩六将他扶回原处落了座，又在他的肩上捏了两捏。只见那庆福忽然眼睛里放出亮光来，捋了捋袖子，借着几分醉意，带着呼呼的痰音大声说道：

“要说作诗，你们几个女流之辈岂是我的对手。我们只来对句如何？我说上句，你们来对出下句。我以扇骨敲击桌面，十击为限，到时若是对不出来，就罚酒三大碗，如何？”

“若是我们对出来呢？”红闲道。

“我自罚酒一碗。”

韩六、红闲、碧静都说好，只有秀米低头不语。只见庆福又满斟了一碗酒，端起来一饮而尽，随口说出一句话来：

“海棠枝上莺梭急。”

随后果然用扇骨在桌面上敲击起来，当他敲到第三下的时候，碧静接口道：

“绿竹荫中燕语频。”

“好句好句。”庆福赞道，又色迷迷地瞥了秀米一眼，接着道，“只是，我这枝‘莺梭’，可是硬邦邦的……”

一句话说得红闲、碧静面红耳赤。庆福旁若无人哈哈大笑，笑了半天，又说出了第二句：“壮士腰间三尺剑。”

庆福拿起扇子正待要敲，不料韩六脱口答道：“莫不是‘男儿腹内五车书’？”

庆福道：“大姐对得还算工稳，只是落了俗套。我说壮士，你对男儿，甚是呆板，你看把‘男儿’改成‘女儿’如何？”

“‘女儿’怎么说？”

“女儿胸前两堆雪，如何？”庆福嘻嘻地笑着，又说，“韩大姐那一句‘男儿腹内五车书’也算对了，我自喝它一碗。”说完端起一碗酒，直着脖子灌了下去。他正要接着往下说，韩六道：“也不能光是三爷考我们，我们也来考考他，他要对不出，也罚他三碗酒。”

“既是大姐这样说，在下倒要领教领教。”庆福一拱手，“你们谁先说？”

“红闲姑娘，你给三爷来一句难的。”韩六道。

丫头红闲微微蹙了蹙眉，随口说出一句：“孤雁失途，月黑云高乡关远。”

“这一句平常至极，如何难得倒我？”庆福不屑一顾地看了她一眼，笑道，“我给你对：独龙迷津，桃浓梨淡花径滑。”说罢，一把搂过红闲，把手探入红闲裙下就是一顿乱摸，嘴里还轻狂地说道，“我来看看，它是滑还是不滑。”

那红闲虽是嘴里含笑，身体却是扭来扭去，拼命挣脱，两人正在嬉闹之时，忽听得门外有人嘿嘿地笑了两声。

方才秀米听得庆福语言浮浪，面目淫邪，羞得满面火烫。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恨不得寻个地缝钻进去。只是低着头，用指甲划刻着桌面的污垢，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冷笑，还以为是听错了，抬头一看，见众人都呆在那里，张着嘴，像是被法师施了定身术，一个个僵坐不动。不由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过了半晌，她听见庆福颤声问道：“刚才谁在笑？你们都听见了未曾？”

他这一问，几个人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言语。一阵穿堂风过，那桌上的三盏油灯早已灭了两盏，幸亏韩六眼疾手快，赶紧用手拢着那盏没有熄灭的灯。秀米抬头看时，众人的脸都已面目不清。几个人惊魂未定，门外又是“嘿嘿”两声。

这一次，秀米听得分外真切。那笑声像是一个耄耋老者发出的，又像出于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之口。秀米不禁猛吸一口凉气，毛发倒竖，背脊都凉透了。

再看那庆福，早已拔剑在手，酒也醒了大半。那厨子也从灶下搜出一柄切肉大刀，两人拉开房门，出了院子。那红闲、碧静两个人吓得抱作一团，依在桌边，簌簌发抖，弄得桌子吱吱作响。

“难道说，这岛上除了咱们俩，还有别的什么人不成？”韩六眼睛定定地看着秀米，这话显然是在问她。秀米的眼光与她一碰，不由得又是一惊。

工夫不大，两个人都回来了。庆福一进门，身体摇了两摇，手里的长剑“当啷”一声就落了地，只见他双手抱住根梁柱，身体就慢慢地滑落下去。厨子一见也慌了手脚，正要上前扶起他来，庆福却已趴在地上哇哇地吐了起来。韩六从腋下抽出手绢来替他揩嘴，对厨子说：“你们方才出去，看见什么人没有？”

“鬼影子也不见得一个。”厨子道。

韩六也不再说什么，待庆福吐完，将他扶到椅子上坐定。又去灶下打了一盆水给他漱口，洗了脸。红闲、碧静过来替他捶背揉胸，弄了半天，庆福才缓过一口气来。

“难道是他？怎么会是他？”庆福的眼光中藏着巨大的惊骇，如此自语了一番，又摇了摇头，“不可能是他，不可能。”

红闲问道：“三爷说的‘他’是谁？”

庆福一听，忽然暴怒起来，把她重重地一推，嘴里狂叫道：“我他娘又哪里去知道！”

红闲一个趔趄，差一点撞到桌角上。她从地上爬起来，自己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又不敢怒，不敢吱声，又不敢哭。韩六泡了一杯香茶，递给他，庆福接了，只抿了一口，眼睛愣愣地看着门，嘴里仍是翻来覆去地嘀咕道：“听声音，分明是他。我醉了酒，又未带随从，他要杀我易如反掌，怎么又不下手？”

韩六上前劝道：“既然他不杀三爷，说明他比旁人还高看你几分，说不定，这次劫难，三爷倒能逢凶化吉。”

“未必，未必。”庆福摆了摆手，木然道，“他只是想戏弄我一番而已。不行，我一刻也不能在这儿待了。”说毕，突然站起身来，飞快地扫了秀米一眼，又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道，“不行，我得走。就连这一夜，他也不放过我。”

庆福从地上拾起了长剑，说了声“告辞”，就招呼丫头、厨子，连夜赶回花家舍去了。

“他到底还是怕了。”秀米冷冷地说。

差不多已是午夜时分。四下里，静寂无声，屋外漆黑一片。两人也顾不得收拾房子，桌上杯盘狼藉，地上污物发出阵阵的恶臭。

“换了谁，谁都怕。”韩六道，“我刚才一心劝他多喝点酒，好让你晚上少受点罪，没想到闹出这件事来。到这会儿，我还是五猫抓心，不得个着落。”

“那个人——”秀米说，“那个人，会不会还在岛上？”

韩六一听，慌忙起身，去把大门关了，上了闩，又抵了一根圆木杠子，这才靠在门上喘气：“听三爷刚才的口气，他好像已知道是谁下的毒手，可又有点不敢相信，这说明，这个人似乎是平常人不太容易猜着的那一位。”

“猜他做什么？”秀米道，从怀中将那把剪刀取出来，放在桌上，“我原本已备下这把剪刀，那老狗要是想上我的身，我就一刀结果了他。这花家舍的事虽然蹊跷，说白了倒也简单。事情明摆在这儿：六个头领已死了两个，刚才那一个，也已经一条命去了半条，剩下的这几个人，免不了还是要一个个地死掉，死到最后一个，就是花家舍的新当家，用不着咱们去枉费心机。”

“说的也是。”韩六道，“你说这庆三爷，他能活到明儿早上吗？”

7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九。晴凉。昨日，长洲陈记米店老板陈修己派人来送信，失踪数月的陆侃有了消息。平明时分，芸儿即带着宝琛等数人赶往长洲一探究竟。因整日在家闲坐无事，我遂向宝琛提出一同前往长洲，也算散心破闷。讵料，临行前，芸儿与秀米发生激烈之争吵。

秀米原不肯去长洲。后经不住母亲软磨硬套，勉强依允。可芸儿听说我亦要随同前往，遂立即改变主意，让秀米待在家中。如此出尔反尔，秀米焉能不急？仔细想来，事情实在是因我而起。起初，芸儿执意让秀米一同去长洲，究其根由，是不愿让她有与我单独相处之机会。而一旦我决定要去，她或许觉得秀米已无必要同往，何况她一个未出嫁的女子，依照乡村风俗，实不宜在生人面前抛头露面。芸儿心思极深、极细。秀米虽有察觉，却不明所以，惟我在一旁洞若观火。

途中，秀米一直在生她母亲的气，一个人赌气走在最后，渐渐就落了单。梅芸和宝琛走在最前面，我和翠莲走在中间。我们走一段，便得停下来等她，可一旦我们站住，她也就不走了，她在生所有人的气。

此女子平时不太言语，内心却极是机敏，多疑，且颇为任性。祖彦曾说，此女虽冷傲，却极易上手。我就有心挑她一挑，试她一试，往火焰堆中扔些劈柴，让火烧旺一些，遂假意与翠莲推搡嬉笑。

那翠莲本来就是妓女出身，生性浮浪，水性杨花。经我用言语一调，不免莺声燕语，假戏真做起来。她先是在我的膀子上掐了一下，继而就大声喘息，过了不多一会儿，低声道：“我都快受不了了。”我心里只得暗暗叫苦，假装没听懂她的话。她就像是一个湿面团，沾了手就别想甩掉。在大路上，光天白日之下，她竟敢如此，到了黑灯瞎火的晚上，还不知怎么样呢。她的臀部肥大，乳峰乱抖，腰肢细软，香粉扑鼻，衣裳俗艳，声音淫靡，言语不伦，真乃天底下一大尤物也。

她见我频频回首，看顾秀米，就问我，是不是在心里想着后面那一个？我未置可否。那婊子就推了我一把，笑道：“新鞋子固然好，可穿起来挤脚，蔷薇虽香，可梗下有刺。”

一席话说得我头晕目眩，大汗淋漓，身体就有点流荡失守，把持不住。真是恨不得将她推入路边苇荡，立时与她大战二百回合。

又走了一段，在江堤下拐入一条小径。此处芦苇茂密，树木深秀。那婊子见四下无人，一路上淫绮之语不断，不住用她那三寸不烂之巧舌，探我心思。见我不理不答，她忽然问道：“大哥，你是属什么的？”我告她是属猪的，那婊子忽然拊掌尖叫起来，把我吓了一跳。问起缘由，她说起许多年前，有个老乞丐受她一饭之恩，遂替她看相算命。说她中年有难，必得嫁与一属猪之人，方可避去祸患。她竟然编造出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来诓我，女人之自作聪明，由此可见一斑。这婊子百般挑逗未果，最后就使出一个毒招：她忽然趴在我肩头，低低一阵浪笑，然后说：“人家底下都湿了吗！”

此招甚毒。

我若是那没有见过世面的毛头小伙，或是那贪色轻薄、灵魂空虚之徒，吃她这一招，必然陷她泥淖之中，焉能逃脱？

我见她这般不知羞耻，只得拉下脸来，喝道：“湿湿湿，湿你娘个头！”那婊子经我一吓，叫了一声“天哪”。然后就双手捂着脸，丢下我跑远了。

到了渡口，秀米走上来了。还是那些绿点小碎花的上衣，青布裤子，绣花布鞋。她虽与我相距颇远，可一股奇异的香味还是随着江风飘然而至。只要她一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我的眼睛就一刻也离不开她。

现在，两个女人都在我眼前。我一会儿看秀米，一会儿看翠莲。一个杏花含雨，一个秋荷带霜；一个幼鹿鸣涧，一个马伏槽枥；一个是松枝苍翠，松脂吐出幽香，一个却已松树做成木门，只有一股桐油气。两相比较，雅俗立判。

妹妹呀，妹妹！

很快升好了帆，船老大招呼我们上船了。当时江面上东南风正急，渡船在风浪中颠簸摇晃。秀米走上跳板，身子摇摇晃晃，我就从身后过去扶她，谁知秀米恼怒地将我的手甩开，嘴里叫道：

“不要你管！”

她这一叫，弄得满船的人都吃惊地看着她。我虽有点自讨没趣，可心中却是一阵狂喜。

妹妹呀，妹妹！

晚上在陈记米店匆匆用过晚餐，一个人往回走。为什么我头脑昏昏，步履沉重？为什么我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她？为什么我的心狂跳不已，就像那咚咚敲着小鼓？为什么我的眼睛里都是她的影子？

我走到一处岩石边，听见那飞潭声喧，舐枭鸣叫；再看那山下灯火憧憧，人语喋喋，不觉酒气直往上撞，腹内翻搅，心如乱麻。我坐在冰凉的岩石上，呼吸着山谷中的松香，心中暗想，若老天成全我，就让她即刻走到我身边来吧。奇怪的是，我正这么想着，果然看见了她。

只见她出得米行，脚步踟蹰，神态恍惚，朝山下张望了一会儿，竟然一头扎进小路，朝这边走来。只有她一个人。妹妹呀妹妹。我的心跳得更急了，简直是要从喉头里跳将出来！

张季元啊张季元，汝为何这等无用？为这一等小女子，意志薄弱，竟至于此！想当初，汝只身怀揣匕首，千里走单骑，行刺那湖广巡抚；想当初，你从汉阳上船，亡命日本，一路上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几近于死，何曾如此慌乱？想当初……想不得也，那妙人儿已到近前。

我若是不言不语，她必是会一声不响从我眼前溜掉，此百世不遇之天赐良机亦将错过。若是我拦腰将她抱住，她要万一喊叫起来，却又如何是好？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然心生一计。等她到得我的身后，我便长叹一声，道：“这户人家刚死了人。”

这是什么话？简直不伦不类。她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不料，秀米忽然站住了：

“谁告诉你的？”她问。

“没人告诉我。”

“那你怎么知道？”她有的是好奇心。

我从石头上站起来，笑道：“我当然知道，而且不止死了一个人。”

我开始挖空心思胡编乱造，先是说人家死了小孩，又说陈老板死了内人，秀米果然中计。不知不觉中，我们两人就并排走进了竹林中的小路。那小路只有一人宽窄，我们并排走，她竟然也不回避。我突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她，她居然也在看着我，略带羞怯。只见玉宇无尘，星河泻影，竹荫参差，万籁无声，再看她娇喘微微，若有所待。恨不能双手将她搂定，搂得她骨头咯咯响。恨不能一口将她吃下去，就像一口吞下一只蜜柑，以慰多日怀念之苦。天哪，你以为这真能行得通吗？稍一犹豫，秀米却又侧过身往前走了，眼看我们就要走出这片竹林了。张季元啊张季元，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

“你害不害怕？”我再次站住，问她道，嗓子里似乎卡了什么东西似的。

“害怕。”

我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这一搭，触到她绵软绸滑的衣裳，沾着露水，凉凉的，又碰到她尖突的肩胛骨。这时，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梅芸那张阴沉的扁脸来，她正在暗处看着我冷笑，似乎在说：你若是敢动她一根指头，我就将你的骨头拆下来熬汤喝……

“不要怕。”终于，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将那只手挪开了。

出了竹林，我们又在门下的路槛上坐下来说话。秀米偶然提到，几个月前，她去夏庄给祖彦送信时，曾在门口池塘边见到一个身穿黑衣道袍的驼背老头。听她这一说，不由得让我吓出一身冷汗！

难道是他？

此人又名“铁背李”，是远近闻名的朝廷密探，不知有多少志士仁人把性命断送在他手上。如此说来，夏庄危矣！

整整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半夜里起来，坐在桌前，听着那月漏纱窗，树声簌簌，还有宝琛那如雷的鼾声，忽然就想把日记全撕了。我怎么会这样消沉，心思全被她占据？为着一个乡野女子，竟如此颓唐。一想到她仰望着自己的样子，就觉得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无趣无味。大事将举，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怎可用一己之私欲而葬送了十余年为之奋斗的伟业，季元啊，难道你将在日本横滨发过的誓全都忘了吗？不行，我要重新振作。

韩六进屋来了。她的脚步声轻得让人听不见，冷不防走到你面前，总让人吓一跳。她说，四爷庆寿派来的船已经到了，两个家丁也已在门外等候多时。

秀米合上张季元的日记，将它用花布包裹好，放入枕下，这才站起身来，到桌前梳头。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嘴角忽然浮现出一丝苦笑。我干吗要梳头呢？难道要把自己装扮得更漂亮一些吗？她把梳子一丢，又去盆中淘了一点水，抹在脸上。她再一次摇了摇头：我干吗要洗脸？仍回到桌旁坐下。她的整个身心都还沉浸在张季元的日记之中，想到时光不能倒流，不觉惘然若失。

桌上搁着一通书信，是四当家庆寿昨晚派人送来的。墨迹娟秀，文辞简略，寥寥数字而已。书云：

芝兰泣露，名花飘零。弟有所闻，未尝不深惜三叹也。来日略备小茗，欲谋良晤于寒舍，乞望惠临。安楫而至，坦履而返。感甚！朽人庆寿。

那王观澄自称“活死人”，可叹如今已成了“死死人”。现在又来了一个“朽人”，这花家舍的匪首，每人玩出的花样竟然还不一样！只是不知这庆寿是何等样人。秀米读罢来信，颇费踌躇。与韩六商量来商量去，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末了，韩六道：庆寿的为人，我因与他从未见过面，不便妄言。观他书信，倒也客气，“安楫而至，坦履而返”这句话，也是让你宽心，他不会动你一根汗毛。而“芝兰泣露，名花飘零”这一句，似乎亦在为你的遭遇叹惜不平。他若心存歹意，故意诓你，你即便不去，他还是会来的。再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就是打发几个手下，上岛来将你绑了去，你又能奈他何？

秀米还是第一次走近花家舍。隔着湖面，她曾无数次眺望过这个村落，漫无目的，心不在焉，她看到的只是一堆树，一堆房子，一堆悬挂在天空的白云。当小船离了小岛，往花家舍疾驰而去之时，秀米还是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羞耻感。

船轻轻地拢了岸。踏过一条狭狭的带有铆钉的跳板，她从船上直接走到了一座凉亭里。这座凉亭是一个巨大的长廊的一个部分。长廊简陋而寒碜，由剥去皮的树干挑起一个顶篷，迤逶而去。曲径通幽，长得没有尽头。树干粗细不一，歪歪扭扭。奇怪的是，有些柳树的树干由于阴湿的空气的滋润，竟然又重新长出了一簇一簇的叶子。

长廊的顶篷是由芦秆和麦秸做成，有些地方早已朽蚀、塌陷，露出了湛蓝的天空。顶篷上的麦秸由于日晒雨淋都已发霉，变黑，风一吹，就会扬起一股缤乱的草灰。长廊里结满了蜘蛛网，点缀着些燕巢和蜂窝。两侧的护栏由更小更细的树干做成，有一些路段的护栏已经毁坏。

而凉亭则要考究得多，每隔几十丈远就会有一座，那是供村人栖息的驻脚之地。雕梁画栋，不一而足。穹顶画有二十四孝图、戏剧人物、吉祥鲤鱼、瑞龙祥凤。凉亭中间通常有一张石桌，四只石凳。四周砌有长椅，也可以坐人。地上一律铺着方方的青砖，有些青砖都已松动，踩上还会“吱”的一声，溅出一股泥浆来。秀米跟在两名家丁的身后，挑着砖走，可她不知道哪一脚踩上去会冒出泥水来，弄脏她的绣花鞋。

一路上，哗哗的水声一直陪伴着她。沿着长廊，有一条石砌的水道，忽左忽右，蜿蜒而去。湍急的水流清澈幽深，散发着阵阵凉气。秀米很快发现，这条长廊实际上是依照水道的流向而修筑的。她曾听韩六说过，这条由山泉汇集而成的水道是王观澄亲手设计的，它流经家家户户的厨房，花家舍的妇女在灶边即可用水道的水淘米做饭。

秀米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在发病前后，曾与母亲有过一次剧烈的争吵。争吵的缘由是由于父亲忽然异想天开地要请工匠在村中修造一座风雨长廊。按照父亲的设想，长廊将散居在各处的每户人家都连接起来，甚至一直可以通过田间。她记得母亲急得直跺脚，她对父亲叫道：“你难道疯了不成？平白要造这样一个劳什子长廊做什么。”父亲呆呆地翻动着眼睛，对母亲的暴怒毫不为意，他笑了笑，对母亲说：

“这样一来，村子里所有人既不会被太阳晒，也不会挨雨淋了。”

多年以来，父亲的这一荒唐的设想，在饭后茶余被母亲多次提起，每次说起来她都会歇斯底里地笑。

不过，小时候，秀米总也不明白，父亲的想法到底有什么错。她去问宝琛，宝琛先是皱眉，然后叹道：有些事，在心里想想，倒也无妨，你若果真要去做它，那就呆了。可为什么心里能想，却不能去做它呢？秀米还是不明白。她又去问她的老师丁树则，丁先生道：桃源胜境，天上或有，人间所无。世上只有令尊这等的蠢材，才会这样去胡思乱想，白白让自己发了疯。那广东疯子康南海，比之令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蒙骗皇上，妖言惑众；张口大同，闭口变法；这老祖宗的千年不易之法，岂能由你无知小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可是，令人惊讶的是，父亲这一疯狂的设想竟然在一个土匪窝里变成了现实。她看到的这座长廊四通八达，像疏松的蛛网一样与家家户户的院落相接。长廊的两侧，除了水道之外，还有花圃和蓄水的池塘。塘中种着睡莲和荷花，在炎夏的烈日下，肥肥的花叶已微微卷起，成群的红蜻蜓在塘中点水而飞。家家户户的房舍都是一样的，一个小巧玲珑的院子，院中一口水井，两畦菜地。窗户一律开向湖边，就连窗花的款式都一模一样。

再往里走，秀米就觉得微微有些晕眩。她觉得自己在走了好长一段路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一个院落中她看见了一个穿红色抽纱短衣的女孩，正在井边打水。而在另一处，她看见一个同样装束的女孩，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羊角辫，她正举着一根竹竿在树林里捉知了。看来，“在花家舍，蜜蜂都会迷了路”这句话绝非虚语。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秀米被带到了一个整洁的小院前。从外表看，这座院落与村中任何一处院宅并无两样，只是门口多了两位手持长矛的侍卫。

“到了。”一名家丁对秀米道，“请跟我来。”

院门是敞开的，经过一条长满青苔的碎砖小径，秀米来到了门廊下。家丁向她一躬身，道：“请稍候片刻。”说完，就低着头倒退着走了。

天井狭长、阴暗，与厅堂几乎连为一体，几根粗大的梁柱一字排开，支撑起一片歪斜的屋顶。厅堂的左侧露出一截木梯，与阁楼相通；一扇竹影掩蔽的小门通向后院，门外有潺潺的流水声。

堂上坐着一个穿着长衫的男人，背对着她。初一看还估算不出他的年龄，他正和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下棋。那女子倒有四十上下的年纪，头上盘着一个高高发髻，正在托腮沉思，纤纤的手指不时抚弄着桌上的一枚棋子。他们似乎都没有留意到门廊下站着的秀米。

靠墙有一排收拢的黑漆描金的屏风。楼板下垂下几只竹钩，挂着几串红辣椒，还有一只鸟笼，鸟笼里的那只鹦鹉正缩着脖子打量着她，地上依稀有几滴新鲜的鸟粪。香案上供着一尊观音像，香炉是由陶土烧制而成，那是一只张开嘴的蟾蜍。香炉里灰烬已冷，但她仍然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安息香味。

落日的余晖从天竺花丛中移上西墙，又从西墙移到院外的一溜树冠上，光线也渐渐地变成暗红色，天色将晚。这时，她忽然听见那个女子轻轻地说了一句：不用数了，你一准是输了。那男的也不答话，仍是在一五一十地数着棋子，数到后来，还是输了。嘴里嚷着再下一盘，那女的就说：

“晚上再下吧，人家已来了好半天了。”

那男子扭过头来看了秀米一眼，随即起身，对那女子道：“人既已来了，你何不早说？”又转身对秀米拱了拱手，“久等了。得罪，得罪。”随后，朝她快步走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秀米，嘴里不住地道：

“难怪，难怪。”

女子在一边笑道：“怎么样，我猜得没错吧？”

“没错，没错。”男人道，“庆生这小子，果然一副好眼力。”

这个男子想必就是四当家庆寿了，那女子又是谁呢？秀米想。她一时还弄不明白他们刚才在说什么，只是低着头，两手钩在一起，绞来绞去。大概是屋里多了一名女子的缘故，秀米稍稍安了心。那女子也走过来，轻轻地拽了拽她的胳膊，笑道：“姑娘不用害怕，请随我来。”

秀米刚一坐下，那女子又忙着替她倒水沏茶，脸上带着笑。庆寿手捏一把折扇，也没有多余的客套，开口便道：

“今天请姑娘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想问你几句话。按说我应当亲自登舟去岛上拜望，只是，你晓得，那样一个污秽之地，我这双脚委实踏不上去。想来想去，还是请内人修书一封，请尊驾稍移莲步，来舍下一叙，唐突之处，还望谅宥。”

听他这么说，秀米暗想，这位白衣女子大概就是他夫人了。庆寿说话的声音和缓、低沉，却自然透出一股刚武之气。再看他眉头微蹙，神态端庄，多半不是一个苟且之人，秀米悬着的一颗心又安帖了几分。

庆寿见秀米低头不语，就用折扇将木几上的茶盏往秀米的面前推了推，说了一声“请用茶”，语调却是淡淡的，冷冷的。

正在这时，一个小厮跌跌撞撞跑进门来，立在堂下禀道：“今晚是五爷的头七，那边来人请四爷去喝酒。”

庆寿将手里的扇子朝他摇了摇，沉下脸来道：“不去。”

那小厮还怔在那儿不肯走，嘴里道：“那我如何跟他们说？”

“什么也不用说，只说我不去就是。”庆寿道。

小厮刚要走，那女子就把他叫住了，略一思索，便道：“你去对他们说，四爷近来上了火，闹牙疼，喝不得酒。”

小厮走了之后，庆寿接着道：“自打你来到花家舍的两个月中，鄙村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可以说是一日三惊。姑娘也许已经听说了。先是总揽把惨遭横祸，被人砍杀在家中。二当家随之亦被人下毒身亡，就在七天前，五爷庆德死在了羊圈里……”

“他也死了？”秀米忽然问道。

庆寿与那白衣女子互相看了一眼，似乎在说：她总算开口说话了……

“他与两头山羊一道被人剁成了肉酱。”庆寿冷冷一笑，继续说道，“五爷的家人要替他收尸装殓，可那尸首又如何收拾得起？最后，只得把羊粪全都铲了起来，装了满满一棺材，一葬了事。事到如今，就连傻子也看得出来，杀人者显然不止一个人，而且个个心狠手辣。

“若非事情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庆寿实在不忍惊动姑娘的清修。不瞒姑娘说，自从总揽把被杀之后，朽人心中已有盘算，谁知每猜必错，每料必空，弄到后来，这人就像是做梦一般，把脑壳想得都快裂了缝，还是一无所获。

“总揽把一死，我第一个想到的凶手就是二爷，他对总揽把职位觊觎已久，这在花家舍早已不是秘密。王观澄早在六年前就卧病在床，眼看着快要不行了，谁知他带病活了六年，病情不仅没有恶化的迹象，到了去年冬天，竟然又能下床散步了，到了春天，湖边的冰碴儿刚刚融化，湖水依然寒冽，他竟然在湖里游起泳来，而且在村中屡屡放出话来，这花家舍好好的一个桃花源，如今已变成了腥气熏天的妓院，不仅抢女人，连尼姑也敢抢。既然老天让他一夜之间痊愈，必然要重整纲纪，二爷如何不慌？总揽把卧病之后，一直是二爷主事，花家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二爷难辞其咎，何况他只比大当家小四岁。他知道自己等不起。因此总揽把被杀之后，我们夫妇二人一致推定，凶手当属老二无疑。

“谁知，总揽把死后没几天，二爷就不明不白地被人下了毒，从而打消了我们对他的怀疑。二爷死后，我又觉得剩下的几个头领之中，老五庆德的嫌疑最大。庆德原是大爷的部将，虽说生性淫荡，平时喜欢拈花惹草，总揽把曾多次对他严加责罚。不过，早年在福建平息倭寇之乱时，他曾救过总揽把一命。在几个头领中，还要算他与大爷最近。在花家舍，他是惟一可以在总揽把家自由出入的人，如果他要下手，当然易如反掌。而且，我还听说，就在总揽把被杀的当晚，他还冒着大雨，带人上了小岛。这事极为蹊跷……”

一提到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秀米不由得一愣，脸上又羞又怒，眼光躲躲闪闪，头埋得更低了。好在白衣女子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赶紧岔开了丈夫的话，接口道：

“这件事不提也罢。现在老五人也死了，凶手肯定不是他。”

“那是当然。”庆寿脸色幽暗，神情凝重，不时用折扇挠着头皮，“可除了我之外，花家舍的头领只剩了三爷庆福和小六子庆生两个人。我们这两天一直在琢磨，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情况已渐渐明朗。无非是以下两种可能：第一，两人中必有一个是凶手；第二，两个人都是凶手。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联手剪除异己。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晓得，这一刀都将很快砍到我们的脖子上。如果我们再这样等待观望下去，恐怕也挨不过这个夏天了。因此，我决定抢先下手。”

庆寿说完，从衣袋里摸出一个烟斗来，叼在嘴上。两名女仆端了两盏晚茶，是做得极考究的糯米糖藕。白衣女子让了两次，秀米这才勉强尝了一口。

“除了五爷庆德之外，我们听说，半个多月前，三爷庆福也到岛上去了。”白衣女子说，“我知道，姑娘恐怕不愿提及此事。就是说起来，这事也难以启齿。若是姑娘实在不愿说，我们也绝不勉强。不过，此番浩劫，对整个花家舍都事关重大。姑娘若肯相帮，不妨告知，这二人上岛之后，说过哪些话？又有哪些不同寻常的举动？前前后后，一点一滴，都请据实相告，尤其是三爷庆福。倘若排除了三爷的嫌疑，我们便可专心对付那小六子。”

秀米想了想，叹了一口气，正要开口说话，一个头戴草帽、羊倌模样的小厮从门外急急地跑了进来，似乎有什么要事禀报。庆寿对秀米说了一句：“请等一等。”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了门廊下。秀米看见那羊倌踮着脚，凑在庆寿的耳边，一边小声说着什么，一边用羊鞭向外面指指点点。

时候不大，那羊倌告辞离开。庆寿仍回到茶几前坐下，脸上不露声色，嘴里吩咐道：“姑娘请说。”

秀米就把这些日子岛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当她说到三爷庆福淫词艳曲，调笑嬉闹之际，猛听得门外有人“嘿嘿”冷笑一声时，庆寿不由得浑身一抖，手里的茶水泼了一身。他的脸忽然白得像涂了白粉的僵尸一般，秀米也吓了一跳。

“谁在屋外冷笑了？！”庆寿问。

“不知道。”秀米说，“庆福随后就带厨子出去搜寻，找了半天也没见半个人影。可我觉得那人不在门外……”

“那他在哪儿？”

“在屋顶上。”秀米道，“我觉得那人趴在屋顶上。”

“三爷当时一定吓坏了吧？”那白衣女子问道。

“他似乎听出了那人的声音。”秀米的目光也变得恍惚起来，“他嘴里不住地说‘怎么会是他’？似乎他知道那人是谁，可又不敢相信。”

庆寿又是一怔。他和白衣女子飞快地对望了一眼，两人不约而同地说出两个字来：

“庆生？”

“我来到花家舍之后，还没有看见他到岛上来过。”秀米说。

“这个我们知道。”庆寿说，看上去他还是显得有点惊魂未定，“这小六子是二爷提拔起来的人，一直是二爷的心腹。这个人虽说有几分蛮力，看上去却没什么脑筋。如果真的是他，二爷的死怎么解释？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他断然不会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先砍了那棵大树。再说，以一己之力与五位当家为敌，这似乎也不是小六子能干出来的事……这事果然蹊跷！”

“我们来问问无忧如何？”那女子笑了起来，抬头看了看笼子里的那只鹦鹉，道，“看看它怎么说。”

那鹦鹉果然听得懂人的语言，它懒懒地抖了抖羽毛，一动不动地望着主人，似乎也在皱眉沉思，过了一会儿，忽然道：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它说得也对，三爷和六爷都是庆字辈的。”庆寿苦笑道。

两人说笑了一回，白衣女子忧心忡忡地望着丈夫，小声提醒道：

“会不会是三爷庆福贼喊捉贼，故意施放烟幕，好让我们对他失去提防？此人整天吟诗作赋，装疯卖傻，骨子里却也颇有些计谋。那双绿豆三角眼，一翻就是一串儿主意。”

庆寿慢慢捻动颏下的长须，沉吟道：“我以前也一直在怀疑他。不过，刚才探子来报，庆福这小子，已经跑了。”

“跑了？”

“跑了。”庆寿点了点头，“他带着红闲、碧静两个丫头，赶着一头瘦毛驴从后山跑了。这会儿，差不多已经过了凤凰岭了。”

“他害怕了。”白衣女子叹道。

“岂止是害怕，他是被吓破了胆。”庆寿从鼻子里冷笑了两声，脸色又随即阴沉下来。

“难道真的是庆生？”

“不是他，难道是我不成？”庆寿从牙缝中挤出这句话来，停了片刻，又接着道，“是他，一准是他。人是他抢来的，他又是一个闻了女人味就没命的人，怎么会几个月没有到岛上去，而且这些日子，花家舍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他人影。更何况，庆德和庆福先后上了岛，他怎么会不知道？如此一反常态，隐忍不发，这又是为何？是他是他，这小子差一点把我给骗了。”

庆福的出走，使局势迅速明朗化了，同时也把小六子庆生直接推到了庆寿夫妇面前。就像岛上的雾气一散，岛屿的轮廓毕现，已无任何屏障。

“失陪了。”庆寿迅速地瞥了两人一眼，站了起来，转身要往外走。

“庆哥！”白衣女子急促地叫了一声。

“庆哥！”鸟笼里的那只鹦鹉也跟着叫了一声。

庆寿取下鸟笼，打开一扇小门，那鹦鹉一下就跳到了他的肩膀上，用它弯弯的喙去蹭主人的脸。庆寿轻轻地抚摸着它的羽背，嘴里喃喃自语道：“无忧，无忧，我们投奔花家舍，原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白天一局棋，夜晚一卷书，却哪知，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依我看，此事还需再作斟酌。”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斟酌的？”庆寿叹道，“你若不去杀他，他必然要来杀你。”

“庆哥，”白衣女子眼睛里噙着泪光，声音也变得悲切起来，“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庆福那样，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庆寿回过头来，看了他的夫人一眼，随后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他笑得弯了腰，眼泪都流出来了，似乎要让几个月来积压在心中的疑问、猜疑、恐惧在笑声中一扫而光，“这算是个什么主意？连小六子都会觉得扫兴的。不过，你如果真的想走，就带着无忧一起走吧。”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白衣女子问。

“今天晚上。”

8

秀米被送回岛上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韩六做了锅南瓜糊糊，在灯下等她。她说，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在担心，她担心永远见不到秀米了。她还说米缸里的粮食快吃完了，好在盐巴倒还充裕。秀米问她，万一粮食吃完了怎么办？韩六安慰她说，还可以吃地里的菜，屋顶上的瓜豆。另外，这个岛上有好几种树叶都能吃，实在没辙了，就把那十多只小鸡宰了来吃。

说到这儿，韩六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她说，杀生有违佛家的戒律。那些小鸡就像她珍爱的孩子一样，原先一个人的时候，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它们说话，逗它们玩。她给每一只鸡都取了一个名字。它们都姓韩。可一窝小鸡孵出来，还没有来得及长大，她就一只一只把它们杀了来吃。

“罪过，罪过。”韩六道，“不过，鸡汤倒是蛮好喝的。”

那些小鸡已经在褪毛了，身上斑斑秃秃的，耸着身子在桌下慢慢踱着步子，很瘦，走起路来也是没精打采的。

秀米说了花家舍的事。村里仅剩的两个头领今晚就要火并，只是不知鹿死谁手。

“你知道那个穿白衣服的女子是谁吗？”韩六将蘸着瓜糊的指头在嘴里吮吸了一下，问她。

“不知道。”

“她是庆寿的亲姨妈。”韩六道，“也不知他们祖上犯下了什么罪孽，只因两人年龄相仿，从小玩在一块。到了女孩十六岁那一年，两人就做下了糊涂事，叫爹娘撞个正着，虽说四爷护着姨妈逃了出来，可他的两个哥哥、三个舅、一位叔公多年来一直在追杀他们，好取了他们的人头回去祭祖宗。最后王观澄收留了他们，还让他坐了第四把交椅。”

“花家舍的人不忌讳这事吗？”秀米问道。

“在花家舍，据说一个人甚至可以公开和他的女儿成亲，也不知真假。”韩六道，“这个村庄山水阻隔，平常与外界不通音信，有了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有一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秀米说，“王观澄辞官隐居，本欲挣脱尘网，清修寂灭，怎么会忽然当起了土匪呢？”

韩六苦笑了一下，用手指了指心窝，叹了一口气，道：“他被自己的念头缠住了。”

“什么念头？”

“他想在人世间建立天上的仙境。”韩六说，“人的心就像一个百合，它有多少瓣，心就有多少个分岔，你一瓣一瓣地将它掰开，原来里面还藏着一个芯。人心难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看透生死倒也容易，毕竟生死不由人来做主，可要真正看透名利，抛却欲念，那就难了。

“这王观澄心心念念要以天地为屋，星辰为衣，风雨雪霜为食，在岛上结庐而居。到了后来，他的心思就变了。他要花家舍人人衣食丰足，谦让有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天台桃源，实际上还是脱不了名、利二字。那王观澄自奉极俭，粗茶淡饭，破衣烂衫，虽说淡泊于名利，可他要赢得花家舍三百多号人的尊崇，他要花家舍的美名传播天下，在他死后仍然流芳千古，这是大执念。

“花家舍山旷田少，与外乡隔绝。王观澄要修房造屋，开凿水道，辟池种树，还要修造风雨长廊，这钱哪里来？他本人在做官时曾带兵打仗，自然会想到去抢。不过，他们专抢富贾，不害百姓，而且从来不杀人。开始时还好，抢来的衣物金银按户头均分，湖里打上来的鱼，也堆在河滩任村人自取。此地本来民风极淳朴，再加上王观澄的悉心教化，时间一长，百姓果然变得谦恭有礼。见面作揖，告退打恭，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倒也其乐融融。抢来的东西，人人争着拿最坏的，要把那好的让与邻居，河滩上的鱼，都拣最小的拿，剩下那大的，反倒无人去动，最后在河边腐烂发臭。

“可土匪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碰上大户人家的护院家丁，有刀有枪，真的打起来，也难有胜算。有一年在庆港抢一户姓朱的商人，不仅没有抢得些许财物，反而折了两名壮丁。这王观澄就想到了他做官时的那些掾属。二爷是团练出身，三爷是总兵，五爷是水师管带。这三个人可都带着自己人马来的，平时在朝廷带兵，自然要受军纪的约束，可一旦来到花家舍当起了山大王，虽说对总揽把还有几分敬畏，可日子一长，王观澄又如何约束得住，再加上王观澄这些年操劳过度，一病不起，整天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也只得由着手下去胡闹了。”

“看来，事情就坏在这几个人手上。”秀米说。

“也不尽然。假如王观澄当初不引狼入室，花家舍也不会有今天。”韩六剔着牙齿，幽幽说道，“假使他当初一个人在岛上静修，就像那焦先一样自生自灭，花家舍还是花家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不会像后来那样热闹，但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祸患。

“开始，他只是动了一个念头，可这个念头一动，自己就要出来做事，不由他来做主了。佛家说，世上万物皆由心生，皆由心造，殊不知到头来仍是如梦如幻，是个泡影。王观澄一心想在花家舍造一座人人称羡的世外桃源，可最后只落得一个授人以利斧，惨遭横祸的结局，还连带着花家舍一起遭殃。你闻闻，是什么味儿，像是什么东西被烧着了……”

韩六说到这里，用力吸了吸鼻子，又满屋子嗅了嗅，嘴里道：“哪儿来的这股焦烟味？”

秀米也四处嗅了嗅，再一看北窗，就吓了一跳。

她看见窗户上糊着的白纸忽然变得通红，还有火苗的光影在舔着窗棂。韩六也注意到了窗户外的火光，只说了声“不好”，就从桌边跳起来，跑过去将窗户打开。花家舍那边早已燃起了冲天大火。

秀米也来到了窗口。两个人靠在墙上，呆呆地望着对岸的村庄。空气中弥漫着焦木炭的味道，间或还能听到“噼噼啪啪”木头炸裂的声音。大火似乎在村子的西北角，有一座房子的屋顶已经坍塌了，露出了一根根的木梁。浓烟旋转着，一团团地绞在一起升起来，随着风向朝岛上飘过来。火光也照亮了那座长廊，照亮了光溜溜的河滩和岸边的密密的船只，还有湖面上的那座断桥。

在火光中，花家舍的一切看上去仿佛近在咫尺。她看见几个老者拄着拐杖，远远地立在河滩边张望，光着身子的孩子在光影中飞跑，有几个孩子趴在树上长望。哭喊声、狗叫和呼呼的风声连成了一片。

“四爷和六爷杀起来了。”韩六道，“俗话说，虎豹相伤，苦了小獐。”

“烧吧！”秀米咬着牙齿低低地说，“最好一把火将这个花家舍烧个干干净净。”

说完她就离开了窗口，去桌边收碗盘。不过，嘴上虽这么说，她心里多少还有点惦记着那个白衣女子。她那纤细、长长的手指，她那哀戚的面容，那只挂在堂下的空空荡荡的鸟笼，还有那只会说话的鹦鹉，此刻都在眼前浮现出来，心里有了一种悲悯之感。

当然，她想得最多的还是王观澄的那个梦。她忽然觉得王观澄、表哥张季元，还有那个不知下落的父亲似乎是同一个人。他们和各自梦想都属于那些在天上飘动的云和烟，风一吹，就散了，不知所终。

韩六到灯下来帮她收拾，随后两人又去灶下烧水沏茶。

韩六用劈柴在灶下生了火，火光将她胖胖敦实的身影映照在墙壁上。秀米挨着她坐着，觉得很安心。她只要看到韩六，看到她红红的脸、粗大的胳膊、厚厚的嘴唇就觉得安心。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晚上，她们两人坐在这个快要坍塌的屋子里，屋里一灯如豆，屋外群星闪烁。夜凉如水，蟋蟀在湖边叫个不停。有时，她们什么话也不说，可秀米就是觉得安逸，在那一刻，仿佛什么心事都没有了。

她喜欢结实的、耐久、不会轻易损耗的东西，韩六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她的呼吸声都是那么粗重，像男人一样。要是晚上打起鼾来，整个床板都会跟着吱吱颤动。她喝粥的时候，总爱咂嘴，呼噜呼噜的，可秀米觉得这样挺好。在普济的时候，她只要在吃饭时弄出一丝响动，母亲就会用筷子敲她的头。

天热得难熬的时候，韩六竟然会只穿着一条短裤衩，裸露着上身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乳房饱满，一直堆到了胳肢窝里，乳头黑黑的，四周有一圈褐色的晕圈，整天在她眼前晃荡。她在吃李子的时候，竟然连果核都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去。有的时候，她会突然生下痴想，要是能与她在这个岛子上住一辈子该多好呀！这么想的时候，她自己也吃了一惊，因为她竟然对这个湖水环绕的岛屿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依恋之感。

“姐姐！”秀米将围腰解下来，搭在灶沿上，韩六挪了挪身子，让秀米和自己并排坐在了那条矮长木凳上。

“姐姐，你说这人心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只问自己便好了，何必来问我？”韩六笑道。她用灶铁挑着木柴，好让火烧得更旺一点，“圣人和强盗脸上都没写着字。有些人表面上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开口文君，闭口子建，可要是能看到他的心，说不定里面一团漆黑，满脑子的男盗女娼。

“人的心思最不好捉摸。就像黄梅时的天，为云为雨，一日三变，有时就连你自己也捉摸不透。要是在太平盛世，这人心因着礼法的约束，受着教化的熏染，仿佛人人都可致身尧舜；可一逢乱世，还是这些人，心里的所有的脏东西都像是疮疔丹毒一般发作出来，尧舜也可以变作畜生，行那鬼魅禽兽之事。史书上那些惨绝人伦的大恶，大都由变乱而生，眼前的花家舍也是一样。你是读过书的人，这事不消我来说的。”

“要是劫后能有余生，姐姐，就让小妹跟你做个徒弟，去庙里修行，了此一生如何？”秀米道。

韩六莞尔一笑，嘴里却不答话。

“姐姐是不肯？还是嫌我慧根太浅？”秀米笑嘻嘻地去推她的胳膊。

韩六摇了摇头，仍是笑。过了一会儿，才道：

“我被他们掳到这个岛上来，早已破了戒。做不得你的师父，你若非要出家，假如我们能够活着出去，替你另找一个法力深湛的法师便是。只是，我看你尘缘未了，实非常人，将来说不定还要成就一番大事。现在你是虎落平阳，龙困浅滩，命运乖违，故而一时有出世之念，当不得真的。”

“韩姐何故这样相激？我一个落难女子，遭土匪强掳至此，山高水远，家人束手，即便活在世上，也是多余，哪里还有什么龙虎之志？”秀米急了，眼里忽然沁出泪来。

“你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未必这么想。”韩六道。

“那你说我现在心里想什么？”

“我说破了，你可不许恼！”韩六正色道。

“有什么好恼的，你只管说。”秀米道。

“那我就说来你听。”韩六转过身来望着她，把她的脸端详了半天，这才慢慢道，“其实，你今天晚上从花家舍回来，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一件事。”

“什么事？”

“你在想，这个王观澄这般的无能，这花家舍要是落到我的手里，保管叫它诸事停当，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国……”

一句话没说完，早把秀米吓得目瞪口呆，手脚出汗，周身一阵冰冷。呆了半天，心中诧异道：这个念头，倒是有过，当时也只是在头脑里一闪而过。可自己心中不经意所想，韩六又从何而知？刚才韩六关于“人心”的一番话，就已使秀米心生敬佩，看来，这个尼姑绝非是庸常之辈。可一想到自己一举一动，乃至整个心思，竟都在对方的洞察之下，秀米还是觉得脊背一阵阵发凉。

“说一句不中听的话，那王观澄要是换作了你，结果也还是一样的。”韩六接着说道。

“何以见得？”秀米笑着问她。

“你能想到的，以王观澄那样一个熟读经书的饱学之士，焉能想不到？你能做到的，王观澄那样一个为官四十余年，有城府、有心机的人又焉能做不到？古人说，事者，势也。势有了，事就成了。不然的话，任凭你如何算计折腾，最后还不是南柯一梦？那王观澄心心念念要造一个人间天国，只是在追逐自己的影子罢了，到头来只给自己造出了一座坟墓。”

韩六掸掸身上的草屑，站起身来，去灶上泡了茶，给秀米端了一盅来，两人仍坐在灶下说话。到午夜时分，秀米才回屋睡觉。

经过堂屋的窗下，她看见花家舍的大火已经熄灭，屋外一片漆黑。

9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薛祖彦日前被杀。十月初九深夜，一队官兵从梅城出发，披星戴月，于夜半时分包围了祖彦的住宅。其时，祖彦与歌妓桃红正在酣睡。梅城协同与祖彦有同年之谊，趁乱当即杀之。那李协统原本就是夏庄人氏，他还担心将祖彦捉到县城之后，经不住夹棍之苦，供出一干乡亲，让生灵涂炭，此人虽是朝廷走狗，却行事周密，一丝不乱，亦仁亦谋，可敬可敬！祖彦头颅割下后，装入木柩送回梅城，尸体当即抛入村口苇塘之中。行大事不免流血，祖彦之捐躯，可谓死得其所矣。

秀米前日所言的垂钓者，定是密探铁背李无疑。如此说来，夏庄联络点早被他盯上。

惟会众诸人委实可恨。祖彦一死，即作鸟兽散。或逃往外地，或藏匿山林避祸，害得祖彦遗体在水塘泡了一天一夜。从长洲回普济后，当夜即央一位渔人前去收尸，置棺安葬于后山谷，花去纹银十三两。此款先由我垫付，待事成之日，再从我会会费中支取。

后又去联络会众，商议对策。不料，这些人一个个都已吓破了胆，或者借故不见，或者早已逃之夭夭。夜深时总算摸到了张连甲会员的家门前。他家的屋子在夏庄西南，叩门山响，无人答应。后来，卧房里总算有了灯光。张连甲那婆娘敞着衣襟，妖里妖气，下身只穿一条短裤，出来开门，她问我因何而来，要寻何人，我即用暗语与她联络。她先是佯装听不太懂，后又道：“我们家没有你要找的人，你走吧。”我当即忍无可忍，气愤填膺，夺门一头撞进去。那婆娘吃我这一撞，也不敢叫，只揉着她那大奶子低声叫唤：“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呀呀……”

我冲到内屋，那张连甲正披衣在床边抽旱烟。睡眼惺忪，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遂请他与我去分头联络，召集会议，商议眼下局势。那张连甲竟然眯缝着眼睛对我冷冷道：“你只怕是认错人了吧？我一个庄稼人，哪里知道什么这个会、那个会的。”我当即对他这种懦怯和装聋作哑无耻行径进行了一番训斥，谁知他冷笑了一声，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把明晃晃的杀猪刀来，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滚出去，再不滚，我就拿你去见官。”

事已至此，我惟有一走而已，若再与他嚼舌，说不定他真的就要将我来出卖。张季元啊张季元，此情此景何等叫人寒心，你可记住了！但等有革命成功的一天，誓杀尽这些意志薄弱之徒，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张连甲，还有他那个狐狸精的妖婆娘。她的腿倒是蛮白的，一个庄稼汉，怎么会娶到如此标致的妇人？杀杀杀，我要把她的肉一点点地片下来，方解我心头之恨。

芸儿这几天言语神情颇为蹊跷，明摆着逼我走的意思。可我现在又能去哪儿呢？梅城是回不去了，去浦口太危险。最好的办法是经上海搭外轮去横滨，然后转道去仙台。可这一笔旅费从哪里来？

小驴子还是没有任何音讯。他这一走已近一月，不知身在何处。

芸儿晚上到楼上来，不住地流泪。她说，若非情势所逼，她端端不会舍得让我离开。我当时心中烦乱已极，顾不得与她寻欢。两人枯坐半晌，渐觉了无趣味。最后芸儿问我还有什么事要交代。我想了想，对她说，惟愿与秀米妹妹见上一面。那妇人一把将我推开，睁大眼睛怔怔地望着我。她一边看着我，一边点头，眼睛里燃烧着惊慌与仇恨。我也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头皮发麻，心里发虚，手脚出汗。末了，她冷冷地，一字一句地说道：“你有什么话，现在就说，我自会转告她。”

我说，既如此，不见也罢。妇人愣了一下，就下楼去了。不过，她还是让秀米到楼上来了。

倘若能说服她和我们一起干，该有多好！

妹妹，我的亲妹妹，我的好妹妹。我的小白兔，我要亲亲你那翘翘的小嘴唇；我要舔一舔你嘴唇上的小绒毛；我要摸遍你的每一根骨头；我要把脸埋在你的腋窝里，一觉睡到天亮。我要你像种子，种在我的心里；我要你像甘泉，流出那奶和蜜；我要你如花针小雨，打湿了我的梦。我要天天闻着你的味，香粉味、果子味，雨天的尘土味，马圈里的味。

没有你，革命何用？

白衣女子的尸体是早上发现的。秀米赶到湖边时，韩六正用一根竹竿要把她拨弄到岸边来。她的脖子上有一圈珍珠项链，脚上一双绣花鞋，鞋上的银制的搭襻，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其余的地方都是赤裸的。身上布满了铜钱大小的烙痕，就如出了天花一般。她的皮肤白得发青，在湖中浸泡了半夜，脸看上去微微有点浮肿，乳房却已被人割去。树叶和小草的灰烬覆盖着她的身体，在水中晃荡，就像一杯酒在酒盅里晃荡。

她那个纤细、骨节毕露的手指血肉模糊，可惜已不能用它夹住一枚棋子；两腿中间的那片幽暗的毛丛，像水上衍草参差披拂，可惜已不能供人取乐。

罪孽罪孽罪孽，罪孽呀！

韩六似乎只会说这两个字。

花家舍已被烧掉了三分之一，那些残破的屋宇就像被蚂蚊啃噬一空的动物的腹腔，还冒着一缕缕的青烟。湖面上散落的黑色的灰烬，被南风驱赶到了岸边。村庄里阒寂无声。

一夜之间，花家舍有了新的主人。庆寿已经落败，他的姨妈遭人戏弄。他们当着他的面，在她的乳房上绑上一双铜铃铛（ 这双铃铛曾经也绑在她的脚上 ），又用烧红的烙铁去捅她，逼得她在屋子里又蹦又跳。他们让她笑，她不肯，于是他们就用烙铁烫她的肚脐眼，烫她的脸，她实在挨不过去，于是她就笑。他们教她说下流话，她不会说，他们就用榔头砸她的手指，他们砸到第四根，她就顺从了。她一边不停地说下流话，一边可怜巴巴地看着她的丈夫。庆寿被绑在椅子上，他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冲着她不断地摇摇头，示意她不要顺从。可她还是顶不住疼痛，次次都依了他们。最后小六子自己厌倦了，烦了，就用快刀将她的乳房旋了下来。

这些事是秀米后来听说的。

庆寿的死要简单得多，他们用泥巴堵住了他的嘴和鼻孔，他喘不出气来，也吸不进，憋得撒了一泡尿，就蹬腿死了。

这事也是她后来听说的。就是这个小六子，花家舍的新当家，派人来岛上送喜帖，他要和秀米结婚。

10

不久之后举行了婚礼。坐在那顶猩红的大轿中，秀米恍惚中又回到了四个月前，翠莲将她扶入轿厢时的情景。那天下着漫天大雾，村庄、树林、河道、船只，什么都看不见。她一直在轿子里沉睡。这些事仿佛就发生在今天早上。会不会是这样：那天她根本没有遇到土匪，没有来到花家舍，被人囚禁在湖心的小岛上，花家舍亦未发生一连串离奇的火并与厮杀——所有这些事，只不过是她在轿内打了一个盹儿，做的一个梦。

然而，此刻，摆在她面前的一个事实是，她要结婚了。她正在船上，到湖的对岸去。湖水悠悠地流着，湖面上有几只白色的鸥鸟低低地盘旋。橹摇得咯吱咯吱地响，船在湖上走得很快。

船渐渐地拢了岸。透过薄薄的红色纱帘，她看见两个光溜溜的小孩站在沙滩上，手指搁在嘴里，正朝她这边张望。她又看见了那些树，那些被大火烧掉的凉亭，那些长廊、垛墙和池塘，它们都是红色的。水道里，流水仍在潺潺地流淌。

炮仗已经响了好一会儿了，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火药的香味。轿子走入一个巷道之中，这个巷道阴暗狭长，即使她掀开帘子，也只能看到阴湿的墙壁。当然还有韩六，她今天穿着一条簇新的蓝布裤子，走在轿子的左侧。出了巷子，向西穿过一片小树林后，轿子就晃晃悠悠地停了，韩六拉开轿门，扶她下来，说了一声：“到了。”

她来到的地方是花家舍的祭祀祠堂，这也是王观澄重建花家舍后，村中保留下来的惟一建筑。祠堂由青砖砌成，由于年代已久，砖墙上爬上了一层厚厚的绿绒似的苔藓。门前卧着一对石狮子，每一只狮子的脖上都扎了红布的吉祥结。门外的场院中搁着四五张八仙桌，桌上堆满新鲜的鱼肉和菜蔬，几个厨役扎着围腰，正在石板上剁肉。不时有人从祠堂里进进出出，她们大多是一些妇人，提着湿淋淋的篮子，或拎着还在滴血的鸡鸭。

墙边的阴沟边上，一个屠夫正在杀猪。他将刀叼在嘴里，从木桶里舀一勺凉水浇在猪的脖子上，然后用力地拍了拍，那肥猪只顾悲鸣，大概已知道死期将近。那屠夫将刀子握在手中，在它脖子上往前轻轻一推，一股粗粗的热血喷射出来，砸在铜盆里，嘭嘭作响。秀米还是第一次看见杀猪，心里一阵冰凉。

一个涂着胭脂的老婆子走到她跟前，向她躬身行礼，随后说了声“跟我来”，就踮着小脚，扭动着肥粗的腰肢，领她们从后面的小门进了祠堂。祠堂里有一个方形的天井，地上铺着大块的青石板，一棵杏树，一眼带轱辘的小井，两侧厢房的门窗上都贴满了大红的喜字。秀米一进去，就闻到了一股阴湿的霉味。昨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天井的低洼处似乎已有积水。老婆子从衣兜里掏出钥匙来，开了一扇门，将她们让进去。

这大概就是洞房了。房间中光线很暗，只有一扇朝东的小木格窗户。一张宽大的雕花木床散发着新鲜的油漆味，床上的蚊帐、帘钩、帐帘都是新的，床上叠着两床大花的旧布被，一对绣花枕头。床边有一张带抽屉的梳头桌，两只木凳，也都新刷了漆，光鉴照人，桌上燃着一盏小油灯。那扇小窗户正对着一户人家的后院，秀米走到窗边，踮起脚来朝外一望，看到竹篱边有一个老头正坐在茅缸之上出恭。

“半个月前，总揽把与四爷厮杀时，房子被大火烧了，新楼尚未完工，这座祠堂也已老旧，姑娘权且将就几日。”那婆子说，随后替她沏上茶，又端来一盘糕饼糖果。

韩六好几次跟她搭话，老婆子面无表情，只当没听见。过不多时，从小门里又走进来两个丫头，她们都穿着葱绿的衣裳，倚在墙边，低眉垂首而立。

那老婆子忽然对韩六冷冷说道：“韩妈妈要没什么事，不妨先回岛上去吧。”

韩六知道自己待不住了，就站起身来，两眼噙着泪，看了秀米一眼，说道：“我昨晚跟姑娘说的话，姑娘可记住了？”

秀米点点头。

“忍得了一个月，就能忍得了四年、四十年，横竖就是那么回事。活在世上，总脱不掉一个苦字。既与六爷，就是如今的总揽把成了亲，凡事要依顺，免得自己白白受罪。”

秀米流着泪答应了她。

“日后得了空，就来岛上走一遭呗。”

韩六哽咽着，嘴唇哆哆嗦嗦，好像还有什么话说。她愣了半晌，从衣兜里摸出一个黄绢包着的东西，递到秀米的手中，道：“一个小玩意儿，你留着吧。要是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也好有个念想。”她又在秀米的手背上拍了两拍，这才转身离去。

秀米的手一触到那个东西，不知为何，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的心“咯噔”一下，往下猛地一坠。她赶紧走到灯下，一层一层地打开裹着的黄绢。果然是那个东西！就像遭到雷击似的，她忽然觉得墙壁和屋顶都开始飞快地旋转起来，身子摇了几摇，眼看就站不住了，嘴里失声惊叫了起来。她这一叫，把那老婆子的脸都吓灰了，赶紧过来扶住她。

又是一枚金蝉。

秀米踉踉跄跄地走到门边，门边的两名侍女伸手扶住了她。她抻起脖子往外一望，祠堂外的天空依然阴晦灰暗，像是又要下雨。天井里只有一株杏树，一眼水井，那韩六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枚金蝉栩栩如生，与张季元当初留给她的一模一样：薄薄蝉翼张开着，宛然振翅欲飞。除了鼓出的眼球由琥珀制成，其余的部分概由纯金铸造。秀米从张季元的日记中得知，金蝉在打造之初，数量极其有限，总共有十八枚，一说十六枚，连张季元本人亦不知究竟。它是“蜩蛄会”头领间相互联络的信物，一般会众根本无缘识见。据说，一遇危险紧急，它就会发出夏蝉一般的鸣叫，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韩六本是一个山中尼姑，如何得来如此重要的物件？难道说她……

秀米轻轻地抚摸着光芒四射的蝉翼。现在，她已经没有当初凝视它的那种柔情蜜意，相反，她觉得这枚金蝉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仿佛是天地间风露精华所钟，宛然活物，说不定哪天真的会忽然发出叫声，或者鼓翼振翅而去。秀米呆呆地看着它，玄想游思，纷至沓来，头痛欲裂，不知今夕何夕。只看得倦意深浓，睡思昏沉，这才趴在桌上恹恹睡去。

等到她一觉醒来，秀米发现自己和衣躺在床上，外面的天全黑了。帐顶上有缕缕丝线，吊着几枚枣子和染成红色的花生。她从床上起来，仍然感到头痛难忍。婆子坐在床边看着她，那张干核桃般的脸似笑非笑。秀米下了床，走到桌边，胡乱拢了拢头发，喝了一盅凉茶，心怦怦直跳。

“什么时辰了？”秀米问道。

“夜深了。”婆子说。她从头上拔下簪子，挑了挑油灯的火苗。

“外面什么声音？”秀米又问。

“他们在唱戏。”

秀米听了听，唱戏的声音是从祠堂后面什么地方传过来的，在风中忽远忽近，是她所熟悉的 《韩公拥雪过蓝关》。祠堂里仿佛是坐满了人，杯盏叮当，人语喧腾，猜拳行令，脚步杂沓，间或还传来几声狺狺的狗吠。秀米看了看窗外，竹影扶疏，风声飒飒，弥散着一股幽蓝的夜雾。桌上又添了四盏高台蜡烛，已经烧到了一半。一个托盘里放着几只碗碟，一碗酒酿圆子，两样小菜，一个果盘。

“总揽把刚才来看过姑娘，见你正在睡觉，便未惊动。”婆子说。

秀米没有吱声。她所说的那个总揽把，想必就是庆生了。

等到酒阑人散，差不多已过了三更天了。

庆生的出现多少有点让人意外。他没带随从，没带刀剑，一脚蹬开门，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把婆子和那两个呵欠连天的丫头都唬了一跳。秀米还以为他喝醉了，只见他摇摇摆摆地来到秀米的跟前，像戏文中的丑角，抬起一只脚踏在她坐着的椅子上，一脸呆笑，看着她，也不说话。

秀米把脑袋别过去，庆生就将它硬扳过来，让她对着自己的脸。

“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因为这双眼睛一会儿就要闭上了。”庆生说，他的声音里似乎藏着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

秀米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惊愕地看着他。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嘴里发出的喘息声也越来越大。这张脸使她忽然想起了张季元，想起在长洲米店的那个夜晚，当时，她的表哥也是这般模样，似乎要说什么话，而眉宇间难言的痛楚使他欲言又止。

她闻到了空气中的一股浓浓的血腥味，熏得她忍不住要呕吐，她不知道这血腥味是从哪里来的。她看了看屋内，婆子和丫头早已都不见了踪影，祠堂里外一时间静谧无声。月光照亮了门外的天井和那棵杏树，整个祠堂就像一座阴森空寂的坟场。

“你来猜一个谜语，怎么样？”庆生忽然笑道，“猜一个字，谜面是：插着两把刀的尸首……”

庆生说，今天早上起来，他在村中遇到一个游方的道人。这个道人摇着龟壳扇，举着八卦黄幡，拦住他，让他猜一个谜语：插着两把刀的尸首。庆生自己猜了半天，又让手下的人帮他猜，都说猜不着。道士笑了起来：猜不着就好，猜不着就好。若是猜着了，反倒不好了。这个道士与旁人不一样，是一个六指人，他的左手上长着第六个指头。秀米一听到六指人，心里凛然一惊。不过，她暂时还来不及害怕。

“原以为，我杀了庆寿一家十三口，花家舍的劫难就结束了。”庆生道，“也巧，他带着家丁来杀我，而我也正带着人去杀他。两个人想到一块去了。总揽把被杀之后，我为找出凶手伤透了脑筋。二爷、五爷先后毙命，老三再一跑，除了庆寿再没别人了，所以我料定是他，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带着人刚出了家门，就见他带着人要来杀我，我家的房子也被他点着了火。

“两队人马杀在一处，天昏地暗。从巷子里一直杀到湖边，最后，苍天有眼，我把他，还有他那个不要脸姨妈全都捉住了。哈哈，我憋了四个月，整天担惊受怕，总算可以松快松快了。就把他夫人弄来取乐，很快就玩腻了，把她奶子割下来炒了吃，尸首抛入湖中。至于老四庆寿，我没有为难他，用湿泥将他闷死了事。

“我原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我把他们的厨子和花匠都杀了，把那只挂在堂下的鹦鹉也杀了，最后一把火将他那房子烧了个干干净净，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没想到，真正的高人，竟然，竟然还没有露面！”

庆生的眼睛越睁越大，似乎要将眼眶挣裂，汗珠子不住地从宽阔的额头上冒出来。她听见庆生还在拼命地吸气，仿佛一口气要把她整个人都吸进鼻孔里去。就在这时，她忽然看见门外隐隐有人影闪动。庆生显然也看见了屋外的人影，就冷笑了两声，对秀米道：

“别看外面空荡荡，其实，祠堂四周到处都是人。可他们不敢进来，他们怕我！我只要还活着，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就不敢进来。他们在我的酒杯中下了毒，又捅了我两刀。现在，我差不多就是一个死人了，可他们还是不敢进来。

“只可惜，到这会儿我还不知道杀我的人是谁……”

庆生苦笑了一下，又问秀米：“刚才，我给你说的那个谜语，你猜出来了吗？”

见秀米沉默不语，庆生就抓过她的手，按在自己的腰间。她的手触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那是一枚刀柄，圆圆的木头。刀身已经没入他的肚子，刀柄只露出一小截。她的手里黏糊糊的，都是血。

“这一刀不要紧。还有一把刀，在背上，它刺在我的心里，我的心快要跳不动了，我的心里很苦啊，死也不甘心……”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就变成了喃喃低语，她看见他那双大大的眼睛闭上了又睁开，随后眼皮就耷拉下来，他的手开始了剧烈的颤抖。

“我快要落心了。”庆生说，“落心，你懂吗？心一落下来，就要死了。人活一辈子，最难熬的就是这短短的一刻。可不管你怎么个死法，迟早会来的。不疼，真的不疼，就是有点慌。我好像听见我的心在说话，它在说，伙计，对不住，我跳不动啦，哪怕再让我跳一下，也不行啦……”

话没说完，庆生仰面便倒，重重地摔在地上。可他随即跳了起来，还没等站稳，又倒了下去。这么来回挣扎了几次，他就爬不起来了。身子打摆子似的发抖，就像个剁掉了脑袋的鸡一样，在地上扑腾。

“我不会死，不会的。”庆生把牙齿咬得咯吱吱的响，嘴里吐出一口血沫来，仰起头来道，“让我死，可没那么容易，你拿杯茶来给我喝。”

秀米已经吓得退到了床沿，拉过帐子遮住脸。她知道，庆生体内的毒药发作了。他的背上果然插着一把短剑，剑柄上有一绺红红的缨带。他又吐了一口血沫子，双手撑着地往前爬。

“我要喝水，我的心里难受极了。”他抬头看了秀米一眼，又接着往前爬。秀米想，他大概是要爬到桌边，喝一口茶水。他已经爬到桌子边上，再一次想站起来，可没有成功。他就一口咬住桌子腿，只听得咯嘣一声，硬是咬下一块木头来。

这一咬用掉了他最后一点力气。秀米看见他的双腿无力地蹬了两蹬，放出一个响屁来，头一歪，死了。

这一来，秀米就猜出了那个谜语：

屁。

11

“我就叫你姐姐吧。”马弁说。

“那我叫你什么？”秀米问他。

“马弁。”

“这么说你姓马？”秀米把脸侧过去。她的嘴唇沙沙地疼，像是给他咬破了。“我不姓马，我没名字。因我是五爷的马弁，花家舍的人都叫我马弁。”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趴在她身上，用舌头舔她的耳廓，舔她的眼睛，她的脖子。

“今年有二十了吧？”

“十八。”马弁说。

他喘息的声音就像一条狗。他的身上又滑又黑，像个泥鳅，他的头发硬硬的。他把脸埋在她的腋窝里，浑身上下抖个不停，嘴里喃喃低语。妈妈，姐姐，妈妈，你就是我的亲娘。他说他喜欢闻她腋窝里的味道，那是流汗的马的味道。他说，当初在船舱里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他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下。他当初只是想好好看看她，看看她的脸，怎么看也看不够。

秀米的眼前浮现出几个月前的那个圆月之夜。湖水淙淙地流过船侧，湖中的芦苇开了又合，合了又开，马弁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看。她还记得那双稚气未脱的眼睛：湿湿的，清澈，苦涩，带着哀伤，就像泛着月光的河流。

当时，五爷庆德正眯着眼睛打盹儿。马弁冲她傻傻地笑，目光羞怯而贪婪，露出一口白牙，以为庆德看不见。可秀米只要偶尔瞥他一眼，他就立即红了脸，低下头去，抚弄着刀把上红色的缨络，他的一只脚也搁在木桌上，只不过，脚上的布鞋破了两个洞，露出了里面的脚趾。那天晚上他一直在笑。后来庆德将红红的烟球磕在他的手心里，刺刺地冒出焦烟来，疼得他双脚乱跳。可等到庆德睡着了，他就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还是呆呆地看着秀米，还是笑。

马弁紧紧地搂着她，他的指甲恨不得要抠到她的肉里去，浑身上下依旧战栗不已。

“我就想这样抱着你，怎么也不松开。就是有人将刀架在我脖子上，也不松开。”马弁说。他说话的时候，怎么看都还像个孩子。

“六个当家的，叫你杀了五个，还有什么人会来砍你？”秀米道。

马弁没有吱声，他的嘴已经移到了她的胸脯上。舔她身上的汗，他的舌头热热的，可吸进去的气却是凉的。他开始没有碰她的乳头，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笨手笨脚的，显得犹豫不决。秀米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她的眼睛迷离无神，身体如一张弓似的猛然绷紧了，她的腿伸得笔直，脚尖使劲地抵住床沿，她的身体像春天的湖汊涨满了湖水。她闭上了眼睛，看不见羞耻。

“当初，不要说杀他们，就连想也不敢想。而五爷，我平时抬头看他一眼也不敢，怎么会想到要杀他？更何况，我就是想除掉他，也杀不掉。他用烟烫我，让我喝马尿，吃马粪，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我不会因为他烫了我一下，就会要杀死他。”马弁道。

“那是怎么，噢，轻一点……那是……怎么回事？”秀米道。她还真的有点喜欢这个马弁了。他的身上有一股淤泥和青草的味儿。

“是因为那天碰到了小驴子。”

“小驴子？”

“对，小驴子。他从很远的地方来，他来花家舍给人看相算命。”马弁说。

“他的左手上是不是长着六个指头？”秀米问他。

“姐姐怎么知道？这么说姐姐认识他？”

秀米当然知道。在张季元的日记中，他几乎每天都要念叨着这个神秘的名字，此人显然肩负着某项不为人知的重要使命，原来他跑到花家舍来了。

“小驴子装扮成道人的模样，来花家舍替人算卦占卜只是个幌子。他的真实身份是蜩蛄会的头目。他们要去攻打梅城，可人手不够，会使洋枪的人就更少了，就一路打听来到了花家舍，想说服这里的头领和他们一起干。当时花家舍还是二爷当家。二爷见他说明了来意，就问他，你们干吗要攻打梅城？小驴子说，是为了实现天下大同。二爷就冷笑着说，我们花家舍不是已经实现大同了吗？你从哪来的，就滚回哪去吧。

“小驴子碰了一鼻子灰，就转头去找三爷、四爷他们几个，他们几个也都是用二爷那番话来回他，那小驴子也怪可怜的，他是肩负了上面的指令来花家舍游说的，事情没成，空手回去怕是不好交代，就垂头丧气地在村子里乱闯瞎撞，撞来撞去，就撞到了六爷的家里，又将那革命的道理说与六爷听。那六爷可是个火暴性子，没等他说完，就大怒道：革命，革命，革你娘个屌！飞起一脚，踢到了他的裤裆里，当场就把他踢在地上翻起筋斗来。小驴子在地上趴了半天，对六爷咬牙道：此仇不报非君子！咱们走着瞧！六爷一听，哈哈大笑，当即叫人将他衣裤扒去，轰了出去。那小驴子没有说成事，又平白受了这一番羞辱，只得赤条条地离开了花家舍。

“今年春上，小驴子又来了。这一次，他变成了一个道人，摇着龟壳扇，替人算命。他改了装，蓄了胡子，花家舍没人能认得出来他。那天我正好到湖边饮马，看见他在滩头上转来转去，像是找寻一件什么东西。我问他找什么，他先是不肯说，最后实在找不到，就问我，有没有看见一枚金蝉。我当时还以为他在吹牛呢，一到夏天，树上的蝉多的是，可天底下哪有蝉是金子做的？

“他在湖边转悠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就一屁股坐在沙滩上，看着我饮马，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就起身走了，上了一艘摆渡船。我是看着那艘船起了锚，升了帆，向南走的，他要是这么就走了，也没后来的事了，可那船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又一点点变大，原来是他又让船老大把船摇了回来。他从甲板上跳下来，径直来到我面前，对我说：小兄弟，这花家舍有没有酒馆？我说有，而且有两家呢。他就眯起眼睛，再次打量了我半天，最后说：小兄弟，我们既然碰见了，就是有缘分。大哥请你喝杯酒怎么样？

“我说，酒馆可不是我一个喂马的人能去的地方。小驴子就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拍得我腿都软了。他说：你怎么老想着自己是个喂马的，难道你没想到有朝一日能成为花家舍的总揽把？

“他这么一说，我就吓得魂飞魄散。这话要是我说出来，让人听见了，就得丢脑袋，幸好湖边没有人。吃他这一吓，我就想赶紧离开。我骗他说，五爷还等着我牵马过去，他好骑着它出远门呢。小驴子见我想走，说，先别忙着走，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就从背上卸下一只包袱来。我还以为他真的要给我看什么东西，谁知他将包袱打开，就取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来，抵在我的肚子上，凶神恶煞地对我说：要么我们合伙杀了花家舍这帮当家的，你来当总揽把，要么我现在就用这把刀结果了你的性命，你看着办吧。

“姐姐，我就要跟你一个人好。我心里怎么忽然这么难受呢？越难受我越要抱紧你，可越抱紧你，就越难受，心里直想哭。我可不要当什么总揽把，我只要一天到晚都能看见你，就好了。

“后来，我糊里糊涂就跟他去了酒馆。我把马系在酒馆边的树林里，跟他去酒馆，喝了很多酒。酒馆里人多，不是说话的地方。他也没有吱声，只是向我劝酒，不时拿眼睛看我，朝我丢眼色，让我不要害怕。等到我们都喝得醉醺醺的，他就把我带到外面的树林里，找了个有阳光的地方坐下来。我当时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害怕了，要不人家怎么会说喝了酒，胆子就壮了呢。小驴子又拿出一锅儿烟来，点着火，递给我。我抽了口烟，心就慢慢定了。

“小驴子就开导起我来，他说，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能当皇帝的，全看你怎么想。要是你想当皇帝你就能当，要是你想当总揽把，保准也能当上。要是你成天想着当一个马倌呢……

“我接口说：那就只能当个喂马的。

“一听我这么说，小驴子可高兴了，他说：小东西，你不是蛮聪明的嘛！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要是当上了总揽把，要什么有什么，呼风唤雨，好不自在。他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件事来。我对小驴子说，花家舍新抢来了一个女子——就是姐姐你了，要是我真的当上了总揽把，这个女子是不是就归我了？小驴子就说：当然了，她当然归你，你就是一天日她十八次，一天到晚都在家里搂着她睡觉，也没人敢管你。

“小驴子又道：不仅她归你，花家舍那么多女人，你看上谁，谁就是你的。我说，花家舍的女人我一个也不要，我只要那个刚刚被掳来的女子。小驴子笑道：那就随你的便了。有了他这番话，再加上喝了酒，我就觉得这事真可以干，可花家舍六位当家，个个本领高强，有家丁，有护卫，怎么杀得掉呢？小驴子说：这个无须多虑。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再有六个人，也杀得掉。再说，杀人不劳你动手，我从外面带人来。你只须帮我们带带路，凡事一起商议商议就行。说完，他就用刀子划破手，又把刀子递给我，让我也划一下，我们两个人握了握手，血就流到一起了。

“小驴子说：既然我们俩血流到了一块，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蜩蛄会的光荣的一员了。你再想反悔，也来不及了。你要敢变卦，或是走漏了一点风声，我就把你的皮剥下来，做成一面鼓，放在家里，没事敲着玩儿。

“他让我起誓，我就跟着他糊里糊涂起了誓。随后，他就从包袱里取出四块元宝来。我的天哪！是元宝，不是碎银子，是四块元宝。我这辈子只见过一次元宝，就是我爹死的那会儿，我娘从箱子底摸出来的一块藏了多年的元宝，她用它给爹买棺材。可小驴子一下子拿出四块元宝来，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他要杀掉六个当家的，也不是说着玩的。他说，这些钱，你留着，到关键的时候就能派用场。说完我们就分了手。

“后来，这些元宝还真的派上了用场。第一枚元宝，小驴子让我送给了王观澄的管家婆子。那婆子见了元宝，放在手里掂了掂，又用牙咬了咬，笑了笑说：有了这东西，你们就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担保跑得比马还快。杀王观澄的时候，小驴子从外面带来了五个人，他们趁黑进村的，我把婆子约出来，上了一条船，大伙一起商量。老婆子说，最好是黎明下手。晚上王观澄睡觉爱关门，进不去他的房。小驴子就说：我们揭开屋上的瓦，从房梁上下去。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定在黎明时，等王观澄起身到院子里打拳的时候动手。可没想到，那天早上，王观澄起床后，这老婆子趁着他去洗脸的那工夫，就用事先准备好的斧子把他给砍了，也不知这老婆子哪来的力气。所以说，这王观澄说到底，还不是我们杀的。

“杀了王观澄之后，小驴子就带人离开了。他说，过个十天八天，再来杀一个。小驴子说，这样最周密，万无一失。总揽把一死，花家舍人人自危，乱成了一锅粥。可有谁会怀疑到我这样一个马弁头上？我们趁乱毒死了二爷，剁掉了五爷，吓得那三爷庆福望风而逃。我知道，最难对付的是四爷和六爷。因为越到最后，他们的戒备越严，可没想到，还没等我们动手，四爷和六爷自己就杀起来了。姐姐，你怎么忽然哼哼起来了？

“姐姐，我的亲姐姐，你怎么啦？为何突然大声哼哼？眼睛一翻一翻的，怪吓人的呢！你心里难受吗？你要是难受就告诉马弁。今晚我们成了亲，从今往后，我什么事都听你的，我只对你一个人好。我如今既当上了总揽把，你就是压寨夫人了，下个月我们就要带人去攻打梅城了。小驴子说，他们差不多有三百人，加上花家舍一百二十多人，一定能把梅城打下来。到那时，我们就搬到衙门里去住，好好地过几天舒服日子。小驴子说了，要是万一打不下来也没关系，我们就躲到日本去避风。日本是个什么地方？小驴子说他也没去过……姐姐，你怎么啦？你没事嘴里这么乱喊乱叫做什么？姐姐，你快松开手，你搂得我喘不过气来啦！”

第三章 小东西

1

校长的身影从黑漆漆的屏风后面闪了出来，她的那张脸上布满了忧戚。屋子里光线暗淡。木椅、梳妆台、屏风、雕花大床、摆着花瓶的条案，都坚硬如铁，泛着冷冷的光，惟有她身上的丝绸是柔软的。她只要稍稍移动脚步，绸衫就会发出与空气摩擦的窸窣声。她的脸是悲哀的，她的叹息声是悲哀的，甚至就连她打了一个嗝儿，也能让人闻到悲哀的气味。

老虎觉得那张脸恍恍惚惚的，总也看不真切，就像浸在河水中的月亮，飘来荡去；又像是拂过麦地的一片云翳，似有若无。可是，他还是能感觉到她那锋利的目光，犹如刀刃一样寒气逼人。

“虎子——你过来。”校长在叫他，声音仿佛耳语。她并不看他，对着花镜，正把发髻在头顶上高高地盘起。老虎走近她。她的衣裳并不是白色的，而是杏黄色，上面还绣着一朵朵小碎花。空气中满是妆粉味，异香扑鼻。

“你的脸怎么啦？”校长问他，仍然不看他，嘴里噙着一枚银钗。

“昨天叫马蜂蜇了。”老虎说。

“不要紧。”她嫣然一笑，老虎还是第一次看见她笑，“我挤一点奶水给你涂一涂，一会儿就会消肿的。”

怎么可能？老虎吃了一惊。莫非是自己听错了？他呆呆地看着校长，心突突乱跳。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校长已经伸手到腋下，迅速解开了侧襟的银扣，从滚着绿边的衣襟中托出一只白馥馥的奶子来。

“校长——”老虎吓得浑身一哆嗦，身体猛的往下一坠……

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他睁开眼，发现自己是躺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正在给校长放马。太阳已经变成了一只暗红色的火球，在树林间闪闪烁烁。浑身都是汗，让山风一吹，前胸后背都是凉丝丝的。有那么一阵子，他依旧沉浸在刚才的梦境里，心怦怦地跳，脑子里昏昏沉沉的。

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来历，那么，梦是从哪里来的呢？老虎这样想道。校长那个幽暗的、散发着妆粉味的卧房就像耸立在云端，他一跤跌落下来，醒在了山坡上齐腰深的草窠子里。能不能反过来，从什么地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醒在梦里面：校长的手解开衣襟的纽扣，朝他嫣然一笑……老虎这样想下去，不觉有些害怕。山下那丛被晚照染红的树林，树林中像一只癞蛤蟆一样蹲伏着的皂龙寺，还有蟋蟀的叫声，都变得虚幻起来。

老虎从草丛里爬起来，一边撒尿，一边朝山下张望。那座寺庙的屋顶已翻修一新。寺里原本就没有和尚，平常只有一些过路的乞丐和游方僧在那里避雨歇脚，庙前有一方池塘，塘边有一个土垒的戏台，逢年过节，从安徽、杭州来的戏班子就在那儿唱戏。自从校长从日本回来之后，屋顶上铺了新瓦，歪歪的山墙也用铆钉加固，另外，在庙宇的两侧，又新建了几间厢房，把它改建成了普济学堂。不过，老虎从来没有看见有什么人去学堂读书，只有一些不知从哪儿来的光头赤膊大汉从大门里进进出出，嘴里哼着小曲，舞枪弄棒，打打杀杀。

寺庙后边的官道上，小东西正骑在马背上，用力夹着马肚，嘴里“嘚呀驾呀”地叫着，可那匹白马只是温顺地昂着头，一动不动，好像在想它的心事。

村里人都叫他小东西，上了年纪的老人叫他小少爷。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背地里叫他小杂种。当年，校长从日本回到普济的时候，也把他捎了来，只有两岁，话还说不利索，伏在脚夫的背上呼呼大睡。老夫人说，这小东西是校长在返乡途中捡回来的野孩子，村里人都信以为真。不过，等他长到三四岁时，眉眼中已经可以看出校长的神情了，嘴唇、鼻子和眉毛都像。有人就在村里面放风说，这孩子说不定是在花家舍的土匪窝里被“排子枪”打出来的。

私塾先生丁树则最爱管闲事。有一次，他们正在河边玩，丁树则拄着一根拐杖走到他们跟前，蹲下身来，捏住小东西的手，问他：“你还记得你爹是谁吗？”小东西摇摇头，说不晓得。丁树则又问：“那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小东西还是摇摇头，不作声。“我来给你取个名儿，你要不要？”丁树则眯着眼睛看他。小东西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只是用脚踢着河边的沙子。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叫普济，你就叫普济吧。普济，这个名字好，要是有朝一日你做了宰相，这名字叫出去也是当当响；要是做了和尚呢，连法号都省了。”丁树则嘿嘿地笑着，“姓呢，就随你的外公，姓陆，你可要记好了。”

人们仍叫他小东西。

校长从来不管他，要是在路上遇见了，她连正眼都不瞧他。小东西也不敢叫她妈，跟着大伙儿一块叫她“校长”。老夫人最疼他，她不叫他小东西，而是叫他“嘟嘟宝”、“心肝尖儿”、“臭屁宝贝”、“小棉袄”、“小脚炉”。

“我拼命地用脚踢它，它还是不跑，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老虎从小坡上下来，小东西满脸不高兴地对他说。

“还好没跑，它要是撒开腿跑起来，你早就被摔成一摊狗屎了。”老虎像个大人似的教训他道，“想骑马，你还太小啦。”他拽过缰绳来，牵着马朝池塘边的马厩走去。天已经黑下来了。

“我刚才在山坡上睡了一大觉。”老虎打着呵欠说，“还做了一个梦。”小东西对他的梦不感兴趣。他在马背上晃了晃他的小拳头，对老虎说：“你猜猜看，我手里是什么？”还没等老虎回答，他就将拳头松开了，摊开手，呆呆地笑。

那是一只蜻蜓，早已被他捏烂了。

“我梦见了你妈妈——”老虎说。他犹豫着，要不要把梦里的事情告诉他。

“那有什么稀奇。”小东西不屑一顾地说，“我天天晚上都会梦见她。”

“那都是从小照看的。”老虎说。

小东西有一件稀罕之物。那是他妈妈在日本时拍的小照，小东西惟一的宝贝。他不知道将它藏在哪里才好，一会儿塞在中衣的衣兜里，一会儿压在床铺的枕席底下，没事就一个人偷偷地拿出来看。可是这张小照还是被喜鹊弄坏了，她把它泡在水盆里，用棒槌捶，又用手搓，等到小东西从裤兜里将它翻出来的时候，它早已经变成一团硬硬的纸疙瘩了。小东西追着喜鹊又哭又咬，就像疯了一般，闹了大半天，最后还是夫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将小照放在水里泡开，轻轻地抚平，放在灶膛里烘干。照片上的脸虽然模糊不清，但小东西还是视如珍宝，他再也不敢随身带着它了。一提起这些事，老夫人总是不停地抹眼泪，甩鼻涕：“这孩子，平常有人提起他娘来，他都是一声不吭。我还以为他不想他娘，唉……哪有孩子不想娘的呢？”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说起来就没个完。

老虎走到池塘边，让马喝了水，然后再将它牵回马厩里去。小东西早已抱来了一抱干稻草扔在食槽边，两个人都将鞋子上的马粪在路槛上蹭了蹭，这才关上门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

“你说，什么叫革命呀？”在回家的路上，小东西突然问他。

老虎想了想，就认真地回答说：“革命嘛，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

他突然站住了，眼睛里亮晶晶地、不怀好意地看着小东西，用微微发颤的声音对他说：“告诉我，你最想跟谁睡觉？”

他原以为小东西一定会说：妈妈，不料小东西高度警惕地看着他，想了想，说：“谁也不跟，我自己睡。”

他们俩走到村口的时候，隐隐约约地看见村里的铁匠王七蛋、王八蛋兄弟手里握着大刀，拦住了一个外乡人，一边问这问那，一边推推搡搡。那个外乡人背上背着一架长长的木弓，在路上被他们推得直打转。看上去，他是一个弹棉花的。他们盘问了他半天，又在他脸上扇了几个耳光，就放他走了。

老虎得意地对小东西说：“我说的没错吧，想打谁耳光就打谁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

“可是，他们干吗要拦住他呀？”小东西问。

“他们在奉命盘查可疑的人。”

“什么是可疑的人？”小东西又问。

“探子。”

“什么是‘探子’？”

“探子就是——”老虎想了半天，回答道，“探子就是假装自己不是探子……”

他大概觉得自己没有把这件事说清楚，就又补充道：“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探子？王七蛋他们是在找个茬儿打人玩儿。”

两个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家门口了。喜鹊和宝琛都在四下里找他们。

晚上吃饭的时候，夫人又在不住地长吁短叹。她今年才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说话、走路都像是一个老太婆。她的手抖得厉害，甚至端不住碗、拿不稳筷子，又咳又喘，还常常疑神疑鬼。她的记性也糟透了，说起话来絮絮叨叨、颠三倒四。有的时候，一个人望着自己墙上的影子自言自语，也不在乎别人听不听。通常，她在唠叨之前，有两句开场白：

要么是：“这都是我作的孽啊！”

要么是：“这都是报应啊。”

如果说的是前一句，这表明她接下来要骂自己了。但是，她究竟作了什么孽呢？老虎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听喜鹊说，夫人在后悔当初不该把一个叫张季元的年轻人领到家中来。这张季元老虎见过，听说他是个革命党人。他是被人绑了石头扔到江中淹死的，用普济当地的说法，就是被人“栽荷花”了。

如果她说的是后面一句，那就表明她要骂校长。今天她说的是后一句。

“这都是报应啊！”夫人狠狠地擤了一把鼻涕，当着众人的面，将它抹在了桌子腿上。

“我是好端端地打理她出嫁的，衣裳、被褥、首饰，别人该有的，她一件也不曾少。谁知道路上遇到了土匪。第二天长洲亲家派人来送信，我才知道实情。村里的老辈们说，土匪抢人，多半是为了赎金，少则三五日，多则七八日，必然有人登门取赎金，交了钱，人就能放回来。我是天天等，日日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把眼睛都望穿了，一过大半年，屁，连个鬼影子也不见。”

每当夫人说到这里，小东西就咯咯地笑起来，他一听见夫人说“屁”这个字，就会咯咯地傻笑。

“秀米这孩子，竟然说我舍不得花钱去赎她！要是真的有人来取赎金，我会舍不得那几个钱吗？这话亏她也会说出口，别说家里还有点积蓄，就是没钱，我哪怕拆房卖屋，把家里田产都卖了，也要赎她回来，宝琛、喜鹊，你们都说说，你们可曾看见有个什么人来取赎金？”

喜鹊低着头道：“不曾有人来过，连个影子也没有。”

宝琛说：“别说来人了，我还恨不得上门给他们送过去呢，可草鞋走烂了六七双，也不曾打听得她的半点消息，谁知道她原来就在花家舍。”

老虎不知道这花家舍在哪，既然他爹这么说，这地方离普济大概也不算太远。宝琛和喜鹊连哄带劝，好说歹说，费了半天的口舌，夫人这才抬袖擦了擦眼泪，又怯怯地靠着墙发了半天呆，这才端起饭碗吃饭。

小东西疯玩了一天，看来是累了，饭没吃完，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夫人赶紧吩咐喜鹊将他抱到楼上去睡，又让老虎去灶下打水，给小东西洗脚。可等到老虎提了水，走到楼上，小东西却又醒了，正在床上和喜鹊打闹。

自从校长回到普济之后，小东西一直都跟着老夫人睡。可近来夫人老咳嗽，她担心把自己一身的衰病传给他，才让他跟老虎睡。用他爹宝琛的话来说，这小东西如今就成了夫人的命：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又怕化了。

“他们真的要去打梅城吗？”老虎对喜鹊说。

“你说谁？”

“校长他们。”

“你听谁说的？”喜鹊似乎吓了一跳。她正在掸床，她的腰、胸脯和屁股看上去是那么的柔软，就连她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都是软软的。

“我听翠莲说的。”老虎道。

中午他和小东西去马厩牵马的时候，看见翠莲正在学堂的池塘边和另外几个人说着这件事。他在看翠莲的时候，也觉得怎么也看不够，她的屁股可要比喜鹊大得多。不知为什么，最近这些日子，他一见到女人，不管是什么人，就心里发慌，嘴里发干，眼睛发直。

“不会吧？”喜鹊自语道，脸色立刻吓得发了白。她这个人胆子小得像绿豆一样，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吓一跳。

“大人的事，你们孩子不要去管，听见了什么，也放在肚子里，不要到处去乱说。”末了，她这样说。

掸好了床，喜鹊用手探了探水温，然后将小东西抱在怀里，替他洗脚。小东西两只脚扑打着水花，溅得满地都是，喜鹊也不生气，还去挠他的脚板底。小东西就钻在她怀里咯咯地傻笑，他的脑袋居然可以随意地在她胸前滚来滚去。

“你说，校长她真的疯掉了吗？”小东西笑够了之后，忽然问了一句。

喜鹊用湿淋淋的手去摸了摸他的头，笑道：“傻孩子，别人叫她校长，你可不能跟着叫，你应该叫妈妈。”

“妈妈真的疯掉了吗？”他又问。

喜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想了想，说：“八成，没准，多半。你看看，你看看，袜子都破了。”

“可是，人疯了，会是什么样啊？”小东西扑闪着大眼睛，不依不饶。

喜鹊笑道：“你又不发疯，操什么心哪。”

老虎也在脚盆前坐下来，脱去鞋袜，嬉皮笑脸地将脚伸向喜鹊：“你也替我洗一洗。”

喜鹊在他的小腿上拧了一把，笑道：“你自己洗。”

然后，她就把小东西抱到床上去了。她帮他脱了衣服，盖上被子，将被头两边掖了掖，又趴在他脸上亲了几口，最后，她给油灯里加满了油。小东西怕黑，晚上要点着灯睡觉。

临走前，她照例吩咐老虎说：“晚上，他要是把被子踢掉，你要帮他盖上。”

老虎照例点点头，心里却道：我从来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早晨醒来，别说被子，连枕头都在床下，哪里又知道帮他盖被子？

可是，这天晚上，老虎怎么也睡不着。喜鹊下楼之后不久，他就听见小东西磨牙的声音。而他自己，却在床上翻来覆去。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下午在山坡上做过的那个梦来，浑身上下火烧火燎，掀开被子睡，又觉得有点凉。窗外呼呼地刮起了风。一会儿是喜鹊的脸，一会儿是校长解开的衣襟，一会儿是翠莲的大屁股，它们都在屋子里飘来飘去。他只要一动弹，床褥下新铺的稻草就淅淅作响，仿佛有人在跟他说话。

2

秀米从日本回来的那天，正赶上冬季的第一场雪。天空罩着一张杏黄色的云毯，降下片片湿雪，天气倒也不是十分的寒冷，雪片还没有落到地上就融化了。翠莲是第一个赶到村外去迎接她的人，她扶着秀米从马上下来，替她掸去身上的雪花 （ 只不过是一些小雪珠而已 ），然后把她的头强行搂在自己的怀中，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那样做是有道理的。据说，在秀米出嫁前，她们俩就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姐妹。阔别多年，一朝相见，伤感和哀痛都是免不了的。另外，她在这年秋天偷偷地将家中收来的租子卖给了泰州的一个贩子，事发之后，正面临被东家再度驱逐的境地。老夫人心肠太软，念她在陆家多年，父母早亡，无依无靠，又值兵荒马乱之年，无处遣发，有些犹豫不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秀米派人送信来了。自从她被土匪掳走之后，数年之中，杳无音信，没有人相信她还活在人间，老夫人在普济祠堂里已经替她设了一个牌位。没想到，这个已经被渐渐淡忘的人，突然要回来了。用翠莲的话来说，“老天派她回来救我了”。

她是当着众人的面说这番话的，无所顾忌。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厨房做饭，据喜鹊说，她当场就跳到一只板凳上，拍着手说：“菩萨保佑，老天派人来救我了。”

秀米显然没有翠莲那样热情，她只是轻轻地在翠莲的背上拍了几下，就将她推开了，握着马鞭 （ 牵马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翠莲的手里 ） 朝家中走去。秀米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使翠莲惘然若失。不管这个人以后能不能成为她的靠山，但有一点很明显：她已不再是十年前的秀米了。

随行的有三个挑夫，一名脚夫。挑夫们各挑着两个沉重的箱子，扁担都被压弯了，他们耸着肩，不住地往外吐着热气。小东西被棉毯裹得严严实实，正在脚夫的背上呼呼大睡。村里的围观的姑娘、媳妇和老婆子不住地追着脚夫，逗那孩子笑。

老虎跟着他爹，参与了迎接秀米的全过程。他爹反复告诫他，见了面要叫她“姐姐”，可是他一直没有喊的机会。秀米的目光从他们父子俩身上一扫而过，没有任何停留，这表明他的“姐姐”事隔多年已经完全认不出他来了。她目光总是有点虚空，有点散乱。她看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也不看，她与乡邻寒暄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她在笑的时候其实是在掩饰她的不耐烦。

宝琛素有谦卑的美誉，给人的印象总是低声下气，缩头缩脑，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慌乱，他竟然抢着要帮挑夫挑担子。

老夫人在佛堂的香案前等着秀米。她换了一身过年才穿的对襟大花锦缎棉袄，头发梳得亮亮的，熏了香。秀米朝佛堂走过来了。老夫人就开始哆嗦，笑，哭。秀米的一只脚刚跨过佛堂的门槛，就站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仿佛在怀疑站在跟前的这个人是不是她的母亲。末了，秀米冷冷地问道：

“娘，我住在哪儿？”

她这么说，就像是从来不曾离开过普济似的，多少有点突兀。夫人一时没有回过神来，但还是露出笑容，说：“闺女，你可算是回家了。这是你的家，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秀米就把那只跨进门槛的脚收了回来，说：“那好，我就住在父亲的阁楼上。”说完，转身就走。夫人的下巴脱了臼，张着嘴，半天合不上。这就是她们母女第一次见面，没有多余的话。

秀米转过身来，迎面就看见了在门口站着的宝琛父子俩。在老虎看来，他爹除了不断出洋相之外，什么也不会。他嘿嘿地笑着，站在那儿，一只手不住地揪着自己皱巴巴的裤子，另一只手不断地拍着他儿子的肩膀，仿佛要在他肩膀上拍出一两句什么话来，末了，他说出来的话却是：

“秀米，嘿嘿，秀米，嘿，秀米……”

连老虎都替他害臊。

秀米倒是大大方方地朝他走过来，脸上再次露出了做姑娘时的那种天真、淘气、俏皮的笑容，她斜着眼睛，对宝琛说：“噢，歪头！”

她的话中带着浓浓的京城的口音。刚刚目睹了母女佛堂相见的难堪之后，宝琛大概没想到秀米会用如此亲切的语调跟他说话。他觉得，站在面前的这个秀米仍然是十多年前的那个捣蛋鬼：她会在他算账的时候悄悄地来到账房，把他的算盘珠子拨得乱七八糟；她会趁他在午睡的时候，在他的茶杯中放上一只大蜘蛛；她还会在正月十五庙会时，骑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秃脑袋拍得叭叭响。宝琛一时受宠若惊，脸上两行浊泪滚滚而下。

“宝琛，你来一下。”

夫人在佛堂叫他。她的声音多了一份矜持，也多了一份迷惑，嗓音也低沉了许多。她似乎已经预感到了日后的一系列变故。

此时，秀米已经站在院子里，吆喝着那些挑夫把行李往楼上搬了。翠莲当然也混迹其中，她双手叉腰，大呼小叫。不过，惟一能够听她指挥的，也只有喜鹊而已。老虎看见喜鹊端着一只铜盆，拿着一块抹布，飞也似的上楼收拾房间去了。

夫人和宝琛还没有时间去估量、盘算眼下的一切，因为，脚夫已经把那个小东西夹在腋下，径自闯了进来。那个小东西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脸上红扑扑的。夫人刚从脚夫手里将他接过来，他的眼睛就睁开了，骨碌碌地看着夫人，不哭也不闹。逗弄或照料这个小玩意儿，使夫人暂时也不至于无事可干。

后来，夫人似乎很后悔，她觉得让女儿待在那样一个着了魔的阁楼里并非明智之举。那处阁楼多年来已成了一个梦魇，一道魔咒。她的丈夫陆侃就是在那个阁楼里发疯的，而张季元死前也曾在那居住了大半年的时光。夫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若不是为了重修那座阁楼而引狼入室，秀米也不至于落入花家舍的土匪之手。十年来，它一直空关着。青苔滋生，葛藤疯长，每当天降大雨之前，就会有成群的蝙蝠嘁嘁喳喳，绕楼而飞。

秀米自从上了阁楼之后，一连几天也没见下来。一天三顿饭，都由翠莲送上去。每次从楼上下来，她都神气活现的，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漫不经心，连夫人跟她说话，也爱搭不理。

“这个小蹄子，看来已经被秀米收服了。仗着有人替她撑腰，越发地变得没规矩。”夫人总爱跟宝琛这样唠叨。

夫人虽说心中恼怒，但与翠莲说话的语调已经不比往昔了。为了探听女儿的动静，她决定暂且忍气吞声。

“她的那些箱子里装的是啥东西？”夫人强装笑脸，问道。

“书。”翠莲回答。

“她每天都在楼上做些啥？”

“看书。”

日子一天天地挨过去，夫人的担心也一天天地增加。既然她亦步亦趋地走上了她父亲当年的老路，发疯似乎是惟一可以期待的结果。“她那天回来时，我看她的神情，与当年她爹发疯前简直一模一样。”夫人回忆说。她与宝琛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夫人还是执意要沿用当年对付陆侃老爷的办法：请道士来捉鬼。

那个道士是个跛子。他手执罗盘、布幌，提着宝箱，来到院中，居然一眼就看出了那个阁楼鬼气浩大。他问夫人能不能上楼去看看，夫人有点担心。女儿毕竟是去过东洋、见过世面的人，万一秀米与他照了面，闹将起来怎么办？她让宝琛拿主意，宝琛的回答是：“人既然请来了，就让他上去试试吧。”

那个道士一摇一晃地上楼去了。奇怪的是，道士上楼之后，半日全无动静，那个阁楼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等了差不多两个时辰，夫人着实有点着急了，就催喜鹊上楼察看 （ 她已经不再使唤翠莲了 ）。喜鹊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不一会儿就下来了，说：“那道士正和姐姐有说有笑，坐在桌边谈天呢。”

她这一说，让夫人更加狐疑。她看了看宝琛，可宝琛也一脸茫然地看着她。末了，夫人自语道：“怪事！她倒是和道士谈得来。”

那个道士到了天黑才从楼上一跛一拐地下来。一句话也没说，就径直朝门外走。夫人、宝琛都追着他，想问出个究竟来，那道士也不答话，笑嘻嘻地只顾往外走，连预先说好的银子也不收。临出门之前，突然回过头，扔下一句话来：

“嗨！这大清国，眼见得就要完啦。”

这句话，老虎听得十分真切。要在过去，这句话说出口，是要诛灭九族的，可如今它却从一个小道士的口中随便地说出来，看来这大清的确是要完蛋了。不过老夫人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事实上，事情要比她担心的严重得多。

大约半个多月之后，秀米突然从楼上下来了。她怀里夹着一把从日本带回来的小洋伞，提着一只精细的小皮包，朝渡口的方向去了。两天后又从渡口回来了，而且带回来两个年轻人。自此之后，陌生人穿梭往来，弄得家里像个客店似的。天长日久，宝琛似乎看出了一点名堂，他悄悄地对夫人说：“你说她走了当年陆老爷的老路，我看不太像，照我看，她是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张季元。那个死鬼，阴魂不散！”

好在小东西乖巧、伶俐，夫人在担惊受怕之余，总算还有点安慰。她每天与小东西形影不离，而秀米却早已将这个孩子忘得一干二净。夫人心中烦闷，就常常搂着他说话，也不管他能不能听懂：“你娘回来的头天晚上，我看见西边的天上，出现了一颗很亮的星辰，原来我还以为是个吉兆，没想到却是一颗灾星。”

和当年的张季元一样，几乎每个月，秀米都要离家外出一次，短则一两天，长则三五日，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根据宝琛的观察和推算，秀米每次外出，总是在信差来到普济后的第二天。

这个信差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可对于宝琛旁敲侧击的盘问则口风甚紧，讳莫如深。“这说明，有一个人躲在暗处，通过信差对秀米发号施令。”宝琛给夫人分析道。可是，这个在暗处发号施令的人又是谁呢？

到了这一年的夏末，村里那些消息灵通的人就传出话来，似乎秀米与梅城一带的清帮人物过往甚密。这些年来，梅城清帮的大佬，像徐宝山、龙庆棠二人的名号，老虎倒也时常听人说起。他们贩卖烟土，运售私盐，甚至在江上公开抢劫装运丝绸的官船。秀米怎么会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夫人开始还不太相信，直到有一天……

这天晚上，雨下得又大又急。南风呼呼地吹来，把门窗刮得嘭嘭直响，不时有瓦片吹落在地上的碎裂声。差不多午夜时分，一阵急急的敲门声把老虎惊醒了。那时，老虎还和他爹睡在东厢房。他从床上坐起来，看见灯亮着，宝琛已经出去了。老虎蹑手蹑脚地出了房门，来到了前院，他看见喜鹊手里擎着一盏灯，正和老夫人站在楼梯口的房檐下。

院门已经开了，秀米浑身透湿地站在天井里，她的身边还站着四五个人，地上搁着三只棺材似的大木箱。其中有一个人喘着气，对宝琛吩咐说：“你去拿两把铁锹来。”宝琛拿来了铁锹交给他们，又抹了抹满脸的雨水，对秀米说：“这木箱子里装的是啥东西？”

“死人。”秀米用手拢了一下耳边的头发，笑道。

随后，秀米就和那些人拿着铁锹出去了，雨还在下个不停。

宝琛围着那三只大木箱转了半天，透过板缝往里面看了看，又叫喜鹊，让她拿灯过去。喜鹊畏畏缩缩不敢过去，宝琛只得自己过来取灯。老虎看见他爹举着灯，趴在箱子上看了又看，然后，一声不吭地朝这边走过来了。看上去他十分镇定，但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紧张和恐惧使他不停地说着脏话。在老虎的记忆中，老实巴交的父亲从来是不说脏话的，可这天他受了一点刺激，那些憋在肚子里的脏话就一股脑儿全出来了。

“日屄，日屄。”宝琛道，“日他娘！不是死人，是他娘的日屄的枪！”

第二天，老虎一醒来，就跑到天井里，想去见识一下他父亲所说的那些枪。可是天井中除了一些被太阳晒干的泥迹之外，什么都没有。

夫人觉得一刻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必须马上阻止女儿的胡闹，因为在她看来，“枪，可不是闹着玩的”。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找个有见识的人商量一下。她思前想后，挑中的这个人，就是秀米当年的私塾先生——丁树则。不过她还没有来得及登门造访，听到风声后的丁树则已经自己找上门来了。

丁树则上了年纪，头发和胡子全白了，连说话都气喘。他由老婆赵小凤搀扶着，颤巍巍地来到院中，一进门，就嚷嚷着要见秀米。

夫人赶紧迎出来，压低了嗓门对他说：“丁先生，我这个丫头，已不是从前的光景，脾气有些古怪……”丁树则道：“不妨，不妨，你叫她下来，我自有话问她。”

夫人想了想，再次提醒他说：“我这个丫头，回来这么些时日，连我也不曾与她照过几次面……她那双眼睛，不认得人。”

丁树则颇不耐烦地用拐杖敲了敲地面的螺纹砖，说道：“不碍事，好歹我教过她几年书，你只管叫她下来。”

“没错。”赵小凤在一旁附和着说，“别人她可以不理，这个老师她还是要认的，你只管去叫。”

夫人有些犹豫地看着宝琛，宝琛则低头不语。正在踌躇间，他们看见秀米从楼上下来了。她头上盘着一只高高的发髻，用黑色丝网兜住，一副睡意惺忪的样子。她的身旁跟着一位穿长衫的中年人，那人怀里夹着一个破旧的油布伞，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往前院走过来。在经过丁树则身边的时候，两人只顾说话，竟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走过去了。

丁树则的脸上有点挂不住，气得嘴唇发抖，浑身哆嗦，但还是勉强嘿嘿地干笑了两声，看了看他的老婆，又看了看夫人，道：“她……她像是没认出我来……”还是赵小凤眼疾手快，一伸手，就将秀米拽住了。

“你拉我做什么！”秀米扭头看了她一眼，怒道。

丁树则朝前跨了几步，红着脸道：“秀秀，你，你不认得老朽了吗？”

秀米斜着眼看着他，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道：“怎么不认得？你不是丁先生嘛！”

说完就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同那人径自走了。

丁树则张着嘴，有些发窘，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到他们走远了，才一个人摇头喃喃道：“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可叹可叹，可恼可恼；原来她认得我，认得我却又不与我说话，这是什么道理？”夫人和宝琛赶紧上前好言劝慰，要让丁先生和师娘去客厅侍茶叙话，丁先生死活不依，执意要走。

“不说了，不说了。”丁先生摇手说，“她眼中既然没我这个老师，我也就只当没她这个学生。”

他老婆一旁帮腔说：“对，我们犯不着，我们走！再也不来了。”

他们发誓赌咒说，以后再也不会踏进陆家的门槛一步，显然受了刺激。可话虽这么说，在往后的三四天当中，丁树则又一连来了七八趟。

“就如同梦游一般，”丁树则一旦回过神来，又恢复了往日的骄矜之气，“她那双眼睛，透着幽幽的光亮，看你一眼，直叫你不寒而栗，依我看，就和她那白痴父亲发疯前一模一样，要么是魂魄离了身，要么是鬼魂附了体，我看她八成是疯了。”

“对，她一定是疯了。”丁师娘斩钉截铁地说。

“想当年，她那个爹，不知天高地厚，既已罢官回籍，衰朽日增，却不知修身养性，摊书自遣，整日沉湎于桃花虚境之中，遂至疯癫，可笑亦复可怜。如今国事乖违，变乱骤起。时艰事危，道德沦落。天地不仁，使得天下的疯子纷纷出笼……”

“且不管她疯与不疯，”老夫人道，“我们还得想个办法，不能任她胡闹下去。”

她这一说，丁树则立即不作声了。几个人相对枯坐，惟有长叹而已。末了，丁树则道：“你也不用着急，先看看她是怎么个闹法。事情若果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也好办——”

“丁先生的意思是……”夫人眼巴巴地看着丁树则。

“花点钱，从外面雇几个人来，用麻绳勒死她便是。”

秀米还真的闹出不少事来。她在普济的日子一长，身边已渐渐聚集起了一帮人马。除了翠莲之外 （ 用夫人的话说，这个婊子俨然就是个铁杆军师 ），还有舵工谭四、窑工徐福、铁匠王七蛋、王八蛋两兄弟、二秃子、大金牙、孙歪嘴、杨大卵子、寡妇丁氏、接生婆陈三姐等 （ 用喜鹊的话来说，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再加上穿梭往来于梅城、庆港、长洲一带的陌生人和乞丐，声势一天天壮大起来，事情的进展大大超出了丁先生的预料。那时，丁树则有一句话常常挂在嘴边，他说：“照这样下去，还没等到我们找人来弄她，她就先要将我们勒死了。”

他们搞了一个放足会，挨家挨户去让人家放足。夫人刚开始还不知道“放足会”是干什么的，就去问喜鹊，喜鹊说：“就是不让裹小脚。”

“干吗不让人家裹小脚？”夫人大惑不解。

喜鹊说：“这样跑得快。”

“你本身是一双大脚，倒也不用放。”夫人苦笑道，“那什么叫做‘婚姻自主’？”

“就是随便结婚，”喜鹊道，“无须经父母同意。”

“也不用媒人？”

“不用媒人。”

“可没有媒婆，这婚姻怎么个弄法？”夫人似乎被她说糊涂了。

“嗐！就是，就是，还不就是……”喜鹊的脸红到耳根，“就像那杨大卵子和丁寡妇一样。”

“这杨忠贵和丁寡妇又是怎么回事？”

“杨大卵子看中了丁寡妇，就卷起自己的铺盖，住到丁寡妇家，两人就……就算成亲啦。”喜鹊说。

很快就成立了普济地方自治会。那时的皂龙寺已经修葺一新，加固了墙体，刷了石灰，更换了椽梁和屋瓦，又在两边新盖了几间厢房。秀米和翠莲都已经搬到了寺庙中居住。他们在那座偌大的庙宇中设立了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和养老院。秀米和她的那些手下，整天关在庙中开会。按照她庞大的计划，他们还准备修建一道水渠，将长江和普济所有的农田连接在一起；开办食堂，让全村的男女老幼都坐在一起吃饭；她打算设立名目繁多的部门，甚至还包括了殡仪馆和监狱。

不过，普济的那些老实巴交的人很少光顾那座庙宇。除了秀米自己的儿子，那个没有名字的小东西之外，村里也很少有人将孩子送到育婴室，后来就连小东西也被夫人差人偷偷地抱走了。养老院中收留的那些老人，大多是些流浪各处的乞丐，或者是邻村失去依靠的鳏寡老人。疗病所也形同虚设，虽然秀米从梅城请来了一位新式大夫，此人也去过日本，据说，不用号脉就能给人治病。但普济人生了病，还是去找唐六师诊治，有些人甚至宁可躺在床上等死，也不去自治会尝试新的疗法。至于水渠，秀米倒是让人在江堤上挖开了一个口子，试着将长江水引入农田，却差一点酿成江水决堤的大祸，给普济带来灭顶之灾。

随着时间的推移，钱很快就成了一个问题。

当秀米开列出一张所需款项的清单，让人挨家挨户去催讨摊派款的时候，村里的那些有钱人一夜之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王七蛋、王八蛋兄弟带人将一名经营蚕茧的生意人捉了来，扒去衣服，在牛圈里吊打了一夜了事。

秀米渐渐地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明显地瘦了，眼眶发黑，无精打采，甚至很少说话，后来就听说她病了。她整日将自己关在皂龙寺的伽蓝殿中，窗户和屋顶的天窗都蒙上了黑色的绸布，她怕见亮光。她睡不着觉，头也不梳，饭也不怎么吃。看见什么东西都爱出神，除了翠莲等为数不多的人之外，她与谁都不说话，似乎在故意为什么事而责罚自己。

那些日子，据村中巡更的人来家中报信说，几乎每天深夜，他都看见一个黑影在寺院外的树林里转悠，有时一直转到天亮。他知道是秀米，可不敢靠前，“她会不会……”

夫人知道他想说什么。那时，村里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秀米的确是疯了。村里要是有人平常在路上遇见她，都会把她看成是一个十足的疯子，远远地绕开。巡更人的来访，使夫人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她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直接去寺庙，找女儿好好谈一谈。

她拎着一篮子鸡蛋，趁着黑夜悄悄来到女儿住居的伽蓝殿中。无论她说什么，她怎样苦苦相劝，秀米就是一言不发。最后夫人流着泪对她说：“娘知道你缺钱，我可以拆屋卖地，可以把家中所有的钱都给你，可你也得明白告诉我，你好端端的，搞这些名堂究竟是做什么？你是哪里来的那些怪念头？”

这个时候，秀米开口说话了。她冷冷地笑了一下，说道：

“不做什么，好玩呗！”

一听这句话，夫人立即号啕大哭。她使劲地揪自己的衣服，扯自己的头发，双手把地上的方砖打得啪啪响，道：“闺女呀，看来你还真的是疯了啊。”

不久之后，秀米突然把自己所有的计划全都废除了。她也不再让人登门去让村中的女子放足，不再让人敲锣开会，修建水渠的事也搁置下来。她让人将寺院门外那块地方自治会的门牌取下来，劈了当柴火烧掉，换上了另一块匾额：普济学堂。

她的这一举动使得村里的乡绅们喜出望外。他们认为这是秀米走上正道的开始，那些日子，他们逢人就说：“这回，她总算是做了一件正经事，兴办学校，泽被后世，善哉善哉！”

夫人也认为这是女儿大病初愈的信号。可丁树则不这么看，他冷冷地对夫人说：“她的疯病若是好了，你就把我丁某人的名字倒贴在茅缸上。她办学校是假，相机而动是真。她只不过略微变换了一下花样而已，只怕更大的祸乱还在后头！再说了，她一个黄毛丫头，何德何能？竟然自任校长，荒唐！”

3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老虎听见小东西在楼下叫他。他看见小东西一边吃着馅饼，一边冲着墙壁撒尿。喜鹊在井边洗帐子，她赤着脚，高挽着裤腿，在一只大水盆里踩着帐子。

“今天不用去放马了。”他下楼的时候，喜鹊对他说，“翠莲刚才来吩咐过了，你不用去了。”

“怎么又不放了？”

“山上的草都枯了，天凉了。”喜鹊说。

“那马吃什么呢？”

“喂豆饼呗。”喜鹊把盆里的帐子踩得鼓鼓囊囊的，“再说，那匹马饿死了，关你什么事，整天瞎凑热闹。”

她的小腿白得发青，老虎没法把他的视野从那儿移开。

吃过早饭，老虎问小东西想去哪里玩，小东西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还真不知道该去哪儿。大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他的爹在账房里打算盘，夫人和隔壁的花二娘坐在天井里，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拣棉花，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闲话。她们把棉球剥开，去了壳，再把棉子抠出来。黑黑的棉子在桌上堆得很高。小东西歪在夫人身边，手里捏着一只棉球，夫人就丢下手里的活，把他搂在怀里。

“等到这些棉花挑出来，我也该为自己做一件老衣了。”夫人说，她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怎么好好的，又说这些不吉利的话。”花二娘道。

夫人仍然是叹气。

“什么是老衣？”他们来到屋外的池塘边，小东西忽然问他。

“就是寿衣。”

“那，寿衣是什么东西？”

“死人穿的衣服。”老虎答道。

“谁死了？”

“没人死，”老虎抬头看天，“你外婆也就是这么说说罢了。”

昨夜刮了一夜的风，天空蓝蓝的，又高又远。小东西说，他想去江边看船。到了秋天，河道和港汊变窄、变浅了，到处都是白白的茅穗。菖蒲裹了一层铁锈，毛茸茸的，有几个人在干涸的水塘中挖藕。

他们来到渡口，看见舵工水金正在船上补帆。江面上没有风，太阳暖暖的。高彩霞坐在门前的一张木椅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脸上病恹恹的，嘴里却骂骂咧咧。她骂校长是臊狐狸精，不知她施了什么魔法，将她的儿子谭四给罩住了。听人说，高彩霞的病都是被她的儿子谭四气出来的。她的儿子谭四是个结巴，整天在普济学堂里转悠。和他爹水金一样，谭四也下得一手好棋。

在普济，除了这对父子俩，没人会下棋，来船上跟他们下棋的人都是慕名而来的外地人。据说在梅城的知府大人还专门派人抬来大轿，接他们去衙门住过一段时间。可结巴谭四如今只陪校长下棋，吃住都在皂龙寺里，整年整月地不回船上住。用夫人的话来说，这结巴一看到秀米，两眼就发呆。

高彩霞和水金都不搭理他们。小东西故意将水泼到水金身上，在船上爬上爬下，水金也不理他。小东西又用泥块砸他，水金也只是淡淡一笑而已。他在穿针引线的时候，怎么看都像个女人。别看水金不爱说话，人却绝顶聪明，他的心眼比网眼还多。校长那年引长江水灌溉农田，大堤崩塌，江水横溢，眼看普济就要成为渔乡泽国，全村老幼，哭声震天，校长脸都吓白了。那谭水金却不慌不忙地摇来一艘小船，凿漏了船底，一下就把江堤的缺口堵住了。

两人在渡口玩了半天，渐渐也觉得无趣。这时候，小东西忽然扑闪着大眼睛对老虎说：“要不然，咱们还是去皂龙寺转转？”

老虎知道他又在想他娘了。

普济学堂的门前空空荡荡。门前的那座旧戏台已多年不唱戏了，长满了蒿草和茅穗，成群的蜻蜓在那儿飞来飞去。学堂的门紧紧地关着，透过门缝往里一瞧，里面全是人，热闹着呢。老虎看见那些不知从哪儿来的汉子打着赤膊，在院子里舞枪弄棒。他还看见有几个人在大榆树上，抓住一根绳子，用脚一蹬，噌噌噌，用不了几步，就爬到树枝上了。小东西跪在地上，扒着门缝往里看，一动不动。

“看到了吗？”老虎问他。

“谁？”

“你娘啊！”

“我又不曾看她。”小东西道。

话虽这么说，可小东西果然不好意思朝门里瞧了。他爬到门前的一只石狮子上，爬上去又溜下来，很快他就玩腻了。

“咱们走吧。”他说。

“可我们去哪儿呢？”老虎问他，再一次看看天。他觉得自己的心也像天一样阔大，空落落，没有一点依靠。

就在这时，他听见村里传来了“嗡嗡”、“橐橐”的弹棉花的声音。老虎忽然想起昨晚看到的那个弹棉花的人，“要不，咱们去看人家弹棉花吧。”

“可我们不知他在谁家呢。”

“傻瓜，听听声音的方向，我们一会儿就找到了。”

老虎原以为弹棉花的声音是从孟婆婆家传出来的，可到了门前，才发现不是。孟婆婆吸着水烟，穿着一件磨得发亮的皮皂衣，正和几个人在堂下打麻将。看到他们两个人走过来，孟婆婆就放下手里的牌，站起来朝他们招手。“过来，过来，小东西，过来。”孟婆婆笑嘻嘻地喊道。

他们俩走进屋中，孟婆婆就捧出一把麻花给小东西，让他用衣服兜着。“可怜，可怜。”孟婆婆嘴里嘀咕着，仍坐到桌边打牌，“可怜，可怜。”那几个也跟着说，“这孩子可怜。”

“你一根，我一根。”小东西说，递给老虎一根麻花。

“那还剩下两根呢？”老虎说。

“我们带回去给婆婆和喜鹊尝尝。”

两人站在弄堂口，很快就将各自的麻花吃完了。老虎听见弹棉花的声音是从孙姑娘家传出来的。在老虎来到普济之前，孙姑娘就被土匪弄死了，她爹孙老头很快就中了风，在床上挨了半年也一命归西。那处房子多年来一直闲着，从来不上锁。村里要是来个锡匠、木匠什么的手艺人，就在那落脚做活。

说来也奇怪，当他们走到孙姑娘家门前的水塘边上时，弹棉花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我刚才明明听见，声音是从那屋子里飘出来的，这会儿怎么没动静啦？”

“我们过去瞧瞧不就得了。”小东西说，“可是可是——”

“怎么啦？”

小东西把那两根麻花左看右看，眼睛上下翻动，似乎在算账，“两根麻花，外婆一根，还剩下一根，是给喜鹊呢？还是给你爹宝琛呢？”

“你说呢？”

“给喜鹊吧，宝琛不高兴，要是给宝琛，喜鹊又不高兴。”

“那怎么办？”

“我看不如这样吧，谁也不给，我把它吃了吧。”小东西认真地说。

“那你就吃了吧。”

“那我真的吃了？”

“吃吧。”老虎道。

小东西不再犹豫，立刻咯嘣咯嘣地吃了起来。

院子里静悄悄的，到处都是杂草。东边的一处厢房原先是灶屋，屋顶都坍陷了，屋门也已松坏，杂草把门槛都遮住了。院子的尽头是厅堂，门开着，院子里明亮的阳光使它看上去显得一片黝黯。两侧是卧室，各有一扇小窗，窗纸由红变白，残破不堪。草丛中有一架木犁，一座碾磨，都已朽损。

老虎走进厅堂，看见屋子的正中用长凳支起两块门板，门板上堆满了棉花，弹棉花用的大弓就靠在墙上。屋子里到处是棉絮：梁上、瓦上、椽子上、墙上、油灯上哪儿哪儿都是。弹棉花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

“奇怪，”老虎讶异道，“刚刚还听到当当的声音，怎么这一会儿就没了人影呢？”他拨了拨弦，那大弓就发出“当”的一声，把小东西吓得一缩脖子。

“人家吃饭去了吧。”小东西说。

通往两边卧室的门，有一扇敞着，门楣上结着一张蜘蛛网。另一扇则关得严严的，老虎用手轻轻地推了一下，里面似乎上了闩。弹棉花的人说不定就在屋里，他想。可他在屋干什么呢？老虎用力在门上拍了两下，嘴里喂喂地叫了两声，没有动静。

“我有个主意。”小东西忽然道。

“什么主意？”

“干脆，我把最后这根也吃了吧！”他还惦记着那根麻花。

“你不是说要留给婆婆吗？”

“要是婆婆问起来，我们就说孟婆婆没给，你说行吗？”他问道。

老虎笑了一下：“傻瓜，你不说，你婆婆怎么会问？”

“那我就吃了。”小东西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手里的麻花。

“吃吧，吃吧。”老虎不耐烦地朝他挥挥手。

老虎看见，墙角有一张小四仙桌。桌上放着水烟壶，点烟用的卷纸，一只口罩，一碗凉茶，一把木榔头。榔头边上还有一方绿色的头巾，头巾上还搁着一个篦头发用的竹篦子。这头巾和篦子都是女人用的东西。他的心往下一沉，顺手拿起头巾和篦子，闻了闻，隐隐还有一股香粉味。这头巾他好像在哪里见过，只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他再次看了看那扇关着的房门，想了想，心咚咚地跳起来，难道这屋子里有一个女人？如果弹棉花的人也在里面，他们大白天闩着门干什么呢？

“咱们走吧。”小东西已经吃完了麻花，正用舌头舔着手心的糖稀，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他们俩一前一后出了院子，老虎一边往外走，一边回过头来朝后面看。当他们走到孟婆婆家屋外的弄堂口的时候，又听见弹棉花的声音“嗡嗡橐橐”地响起来了。

“真是见鬼了。”老虎忽然站住了，对小东西说，“我们刚走，他那里又弹上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干吗呢？”那房子里平常没有人住，哪来的女人用的篦子和头巾？那究竟是谁的东西？它怎么看上去那么眼熟？老虎跟在小东西身后，闷闷地往家走。当然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子虚乌有的男女之事。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个女人的脸来，他甚至想重新回去看个究竟。

“你说，”他紧走几步，赶上了小东西，扳着他的肩膀，喘着气，小声道，“你说，要是一男一女，大白天关在屋里，他们，他们会做什么呢？”

“那还用问，日屄呗。”小东西道。

他们走到家门口，看见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婆子搀着两个孩子，正朝院子东张西望，“不错，就是这儿了。”老太太自语道。

“你们找谁？”他们走到近前，小东西问道。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不答话，径直进了院子。

他们一进院子，就扑通跪倒在天井的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把正在收帐子的喜鹊吓得大喊大叫。

中间的一位是个老太婆，头发花白，约有六七十岁，两边各跪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任凭宝琛怎么盘问，老太太只是号哭，并不答言。哭到后来，干脆就唱了起来。一边唱，一边用力拍打着地上的青石板，大把大把地擤出鼻涕，抹在了鞋帮上。夫人因见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已经在院外探头探脑，就让宝琛先去把院门关上，然后对老太婆说：

“老人家请起，有话进内屋慢慢说，我这里一头雾水，如何替你做主？”

老人听夫人这么一说，哭得更响了。旁边那两个孩子都仰头看着她，似乎有些迷惑不解。细心的宝琛从她刚才的一大段唱词中已经听出了一个大概，就问道：“你说，谁坏了你的闺女？”

老太婆这才止住了哭声，抬头看了看宝琛，道：“我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三天还不曾有一粒米下肚……”

原来是想吃饭。

夫人一看事情有了转机，赶忙吩咐喜鹊去灶下盛饭。这几个人也由宝琛领着，来到厨下，围着一张小方桌坐了下来。

“你刚才说，有人坏了你的闺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他们吃饭时，夫人问道。

那老妇人头也不抬，只顾把饭往嘴里扒。过了半天，这才嘟嘟囔囔地来了一句，“我只知道他是普济人，嘴里镶着一颗金牙，是个杀猪的，并不知道他叫个什么名儿。”夫人朝宝琛看了一眼，自语道：“她说的，难道是大金牙？”

宝琛点点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笑道：“老人家，你既是找大金牙，可算是找错门了。”

“没错，”老妇人道，“等我再吃两口饭，再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与你听。”

原来，这妇人住在长江对岸的长洲。她的儿子原是一个采药的，名唤蔡小六，去年夏天不慎从崖上摔下山涧死了，留下一个年轻的媳妇和一双儿女。这媳妇长得高挑白净，颇有一些姿色。守着几亩薄田，日子倒也能维持。没想到今年清明节——

“清明这一天，我这媳妇去给那死鬼上坟，回来的时候天就快黑了，走到一处破窑的边上，不妨从树林里蹿出几个人来，我那可怜的媳妇当时就给吓瘫了。他们二话不说，就把她掳到破窑之中，几个人一直把她弄到天快亮才歇。可怜的孩子，早晨连走带爬，回到家中，就只剩下一口气了。我一看她身上的衣服都扯烂了，连奶子都包不住，就什么都明白了。我端碗水给她，她也不喝，抱着我只是哭，从大早上一直哭到天黑。末了，她摇摇头，对我说，娘啊，我可不想活了。我问她，是谁给弄的。她说是普济的，杀猪的，嘴里有一颗金牙，另外还有两个人，都不曾见过，说完又是哭。等到她哭够了，我就对她说，孩子啊，你果真要走那寻死的老路，娘也不能拦你，咱们做女人的，遇上这种事，到底只有一个死啊。古人说，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呢？被人打碎了牙，血只能往肚子里咽，再说了你这一走，留下我们祖孙三人，老的老，小的小，可怎么办呢？经我死劝活劝，她总算不提寻死这档事了。在床上静养了半个月，渐渐就下床干活了。要是事情就这样倒也罢了，可这个千刀万剐的大金牙，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自己把这件事往外说，你不该喝醉了酒，在长洲的舅家当众撒酒疯，说我做了谁家寡妇。几个人一齐做的，弄得那小婊子好不快活。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也传到了她娘家，我那短命的媳妇想要不死也不能了。可就是到了这个份儿上，她还是不想死啊。她回了一趟娘家，可她爹、她哥都躲着不见她，这分明也是要她死。到了大前天，她忽然穿戴整齐到我房中，说是跳井好呢？还是投环好呢？我这时也不能劝她了，就说，都一样，反正都是个死。她就没有退路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抛落下来。

“她说娘啊，我舍不得这两个孩子啊，我想事到如今，也只有把心横它一横了。我就对她说，千古艰难惟一死，咬咬牙就过去了。要说死，还是上吊好，不然，坏我一口井，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到哪儿挑水喝？那时候，她的儿子跟我一块睡，在床上睡得正香，她就撩开被，在他的屁股上亲了十多口，出去了。她没有投井，也没上吊，而是去跳了崖了。”

老人说完了这些，众人都不说话。喜鹊和夫人都在抹眼泪。过了半晌，宝琛才道：“既如此，你该是报官或者是找大金牙才是。”

“菩萨他爹！”老人把手一拍，叫道，“我们一早上到普济来，就是去找大金牙的。他不在家，他老娘是一个瞎子，八十多岁了，她说大金牙是我儿子不错，他是个杀猪的也没错，可他已经两年多不回这个家了。卖肉剩下的骨头宁可喂狗，也不曾拿回一根。他眼中没我这个老娘，我也就当没生这个儿子，他是杀猪也好，杀人也罢，一概与老婆子无关。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既说是他糟蹋了你闺女，就应该去报官，跟我这个瞎子来计较，我就这么一把老骨头，你们要，就把它拿去拆了熬汤喝。

“瞎子这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从那瞎婆子家出来，走到村口，一时也没了主张，三个人哭成一团。我们正哭着，打南边来了一个挑粪的，他见我们哭得可怜，就卸下担子，打听缘由，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与他听。他想了想就说，这大金牙如今也不卖肉了，整天在学堂里舞枪弄棒的，也不知是个什么道理。我说，既如此，我们就去学堂找他便了。他又拦住我道，学堂你也去不得。我问他为何去不得？他说，学堂里净是些没头没脑的人。我说，读书人没头脑，难道像你我这样的泥腿子，才算有头有脑吗？他道，话不是这么说，三言两语跟你也说不明白。这挑粪的坐在粪担上半天不吱声。末了，他指点我们到这儿来计较计较。他说大金牙是你闺女的手下，那大金牙既是你闺女的手下，想必你闺女也是个杀猪卖肉的了？”

一席话说得喜鹊扑哧而笑。

“她要真是个卖肉的，倒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夫人瞪了喜鹊一眼，冷冷道。

4

老虎和小东西睡完中觉起来，看见长洲来的那个老婆子还没走，几个人仍然围在灶下说话。夫人看她还没有离开的打算，就让喜鹊回房中取出一些碎银子来，还有几身半新不旧的衣裳，又给了她一瓢黄豆，一瓢菜子，半袋大麦，让她留着来年做种子，老婆子这才起身给夫人磕头，领着她那两个孩子，欢欢喜喜地回长洲去了。

老婆子刚走，夫人就喊头疼，她抱着脑袋靠墙站了一会儿，嘴里说了什么“不好”，身子就软软地瘫下来了。宝琛和喜鹊赶紧将她扶到椅子上坐定，夫人就吩咐喜鹊去端碗糖水来喝。喜鹊刚把水端来，只见她忽然喘了喘，冷不防吐出一口稠稠的鲜血来。宝琛和喜鹊慌了手脚。几个人将夫人弄到床上躺下来，宝琛就飞奔出门请唐六师郎中去了。

小东西似乎被吓坏了。他看见宝琛说要去请郎中，就冲着他的背影喊：“宝琛，你要快点跑，没命地跑！”听见小东西这么喊，夫人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她过了一会儿睁开眼睛，摸了摸他的头对他说：“孩子，宝琛不是你能叫的，你该叫他爷爷。”随后她又对老虎说：“你带他出去玩吧，别吓着他。”可小东西不肯走，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来，他趴在夫人的枕头边，凑近她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话，夫人就笑了起来。

“你猜这孩子刚才跟我说什么？”夫人对喜鹊说。

“什么话让夫人这么高兴？”

“还高兴呢！”夫人笑道，“他问我会不会死。”

随后她又转脸对小东西说：“死不死，我说了不算，待会儿你问郎中吧。”过了一会儿，又道：“这郎中说了也不能算，得问菩萨。”

“什么是死呢？”小东西问她。

“就像一个东西，突然没了。”夫人说。

“可是，可是可是，它去哪里了呢？”

“像烟一样，风一吹，没影儿了。”

“每个人都会死吗？”

“会的。”夫人想了想，答道，“你公公活着的时候，常爱说一句话，他说，人生如寄。这话是说呀，这人活着，就像是一件东西寄放在世上，到了时候，就有人来把它取走了。”

“谁把它取走了呢？”

“当然是阎王老爷了。”

这时喜鹊就过来将小东西从床边拉开，对老虎说：“你领他出去玩儿吧，别在这儿净说些不吉利的话。”老虎带着小东西刚从夫人房里出来，就看见宝琛领着唐六师呼哧呼哧地跑了进来。

这唐六师进了门，就问宝琛：“老夫人刚才吐的血在哪里？你先领我去看看。”宝琛就带他去了厅堂。那摊血迹已经让喜鹊在上面撒了一层草木灰。唐六师问：“那血是红的，还是黑的？”

宝琛说：“是红的，和庙上新漆的门一个颜色。”

唐六师点点头，又俯身闻了闻，摇了摇头，咂了咂嘴，连说了两声“不大好”，这才去夫人房中诊病。

夫人在床上一躺就是七八天。郎中配的药方一连换了三次，还是不见效，等到老虎和小东西进屋去看她的时候，已经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家里整天都弥漫着一股药香味。村里的人都来探病，连夫人在梅城的亲眷都来了。喜鹊和宝琛也是眉头紧锁，成天摇头叹息。

有一次，老虎听见他爹对喜鹊说：“夫人要真的走了，我们爷儿俩在普济就待不住了。”这么一说，就触动了喜鹊的心事，她就咬着手绢哭了起来。老虎听他爹这么说，就知道夫人恐怕快不行了。

这天深夜，老虎在睡梦中，忽然被人推醒了。他睁开眼，看见喜鹊正一脸慌乱地坐在他床边，“快穿衣服。”喜鹊催促道，然后背过身去，浑身上下直打哆嗦。

“怎么啦？”老虎揉了揉眼睛，问她。

喜鹊说：“快去请你干爹来瞧瞧，夫人又吐血了，吐了一大碗，脸都变黑了。”

“我爹呢？”

“他不是去梅城了吗？”喜鹊道。说完，她就咚咚地跑下楼去了。

老虎记起来了，他爹今天下午去梅城替夫人看寿板去了。孟婆婆说，要做寿材，她家门前的那棵大杏树是现成的，宝琛想了想，说：“还是去梅城，看一副好的来。”

小东西睡得正香，他正犹豫要不要把小东西叫醒了跟他一块去，喜鹊又在楼下催他了。

老虎下了楼，来到院外。繁星满天，月亮已经偏西，看时辰，已是后半夜的光景了。他穿过弄堂朝后村走的时候，村里的狗一个跟着一个都叫了起来。唐六师的家在后村的桑园边上。他家世代为医，传到他手上，已经是第六代了，他一连娶了三个老婆，还是没能生出半个儿子来。宝琛曾托夫人登门说情，让唐六师收老虎做义子，传他医术。唐六师碍不过夫人的情面，就勉强答应说：“请贵府管家把那孩子带来，让我先帮他看看相。”

那是前年的正月十五，宝琛穿戴整齐，提着漆盒礼品，喜滋滋带着老虎登门拜师。那郎中一看见他们父子俩，就笑呵呵地说：“歪头，你让令郎认我做干爹，是笑话我生不出儿子来吧。”

宝琛赶忙说：“这是哪儿的话，这是两全其美的，两全其美，这个那个，唐家绝学后继有人，犬子也可以日后有样手艺，在世上有碗饭吃。”

那郎中说要替老虎看相，却连正眼也不瞧他一下，只用眼角的余光朝他轻轻一扫，就摇了摇头，道：“令郎这副材料，让他去跟大金牙学杀猪还差不多。”

一句话把宝琛说得笑也不是，急也不是。

过了一会儿，那郎中又说：“我倒不是在说笑，你看他眉眼粗大，骨骼英武，让他学医，只怕是大材小用，若从武行出身，将来必有大的造化，做个一两任府尹不成问题。”

明摆着是推托，可宝琛居然还信以为真，带着儿子乐呵呵地回去了。他说这唐六师给人看病有下错药的时候，可给人看相却是丝毫不差。打那以后，老虎觉得，因这唐六师“府尹”的预言，父亲连跟他说话的语气都跟平常不一样了。

老虎来到唐六师的门前，敲了门，半天，屋里才亮起灯来。这唐六师果然有几分仙气，他也不管来人是谁，就在屋里干咳了两声，送出一句话来，“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

老虎一边往回走，就忽然有点担心，他也不问问谁来找他看病，就让我先回，万一走错了人家怎么办？他正犹豫着要不要回去跟他叮嘱一声，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孙姑娘家门前的池塘边上。黑夜中，他听见那扇院门吱嘎一声就开了。老虎吃了一惊，他知道孙姑娘家住着一个从外乡来的弹棉花的人，可这个时候，他出来做什么呢。

隔着树丛他看见一前一后两个人影从院里出来。他听见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在说：“你还真是属猪的？”

那男的说：“我是光绪元年生的。”

“你可不许骗我。”那女的说。

“心肝，你自己算算不就知道了？我骗你干吗？”说完，那男的就一把将她拖过来，搂住她腰就亲起嘴来。

难道是她？她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么说，他们俩早就认识，这个弹棉花的人果然有些来历，只是他们说的话，什么属猪不属猪的，听上去让人如坠五里雾中。老虎的心怦怦直跳，他想起几天前在孙姑娘屋里看见的那个绿头巾和竹篦，果然是她。

他听见，那个女人把男人推开说：“我底下又潮了。”

那男的只是嘿嘿地笑。

他们又低声地说了几句什么话。那男的转身进屋，随后，门就关上了。

老虎看见她正经过池塘朝他这边走过来，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吓得一时手足无措，只得硬起头皮急急地往前走。那个女的显然是已经发现了他，因为他听见身后的脚步声越走越快。到后来，她就跑了起来。

老虎走到孟婆婆家旁边的弄堂口，那个女的已经追上他。那女人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上。老虎的周身一阵冰凉，站在那儿，手和脚都不会动了。那女人将脸凑在他的脖子里，低低说：“老虎，这么晚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她的声音像雾一样，细细柔柔，丝丝缕缕。

老虎说：“请郎中给夫人瞧病。”

她紧紧地搂着他，热气喷到他的脸上，可她的手指却是凉凉的。“刚才，我们俩说的话，你可都听见了？”她问道，声音像叹息，又像呻吟，她的声音太轻了，如果老虎不屏住呼吸，根本就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跟姐姐说实话，你都听见了些什么？”

“你问他是不是属猪的……”老虎说。

他什么都不去想，哪儿都不会动，站在那儿任她摆布。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弹棉花的。”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手指滑过他的嘴唇，“几天不见，你都长胡子了。”她的手指抚过他的脖颈，“哟，都长喉结了。”又去捏他的胳膊，“瞧这身板，多结实！”

老虎的头有些发晕。在黑暗中他看不清她的脸，可他知道，她的手指，她说话的腔调和声音，还有她嘴里呼出的气息都是羞耻的，令人心醉的。

“好兄弟……”她的腹部紧紧地顶着他的脊背，她的手像水一样流向他的胸脯。老虎偷偷地吸气，以便让她的手从领口顺利地进去。她抚摸他的胸脯，他的肚子，他的两肋。她手那样凉，那样软，那样甜蜜。

“好兄弟，今天的事，可不许告诉别人。”她喃喃地说。

“不告诉……”老虎说。他的声音都变了，听上去就像哭一样。他在心里定下了一个主意，不管她说什么，他都答应，不论她要求自己做什么，他都会立即去做。“打死我，我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那你叫我姐姐……”

他就叫她姐姐。

“叫好姐姐……”

老虎就叫她好姐姐。

“这事儿，谁都不能说。姐姐的性命全在兄弟手上……”突然，她松开了他，回过头去朝身后张望。他们俩都听见了不远处传来的咳嗽声，老虎知道唐六师已经快要撵过来了。

她在老虎脸上亲了一口，说了句：“有人来了。今天晚上，你到学堂来……”随后她冲他笑了一下，摆动着柔软的腰肢，走了，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孟婆婆家门前的树丛里。老虎仍呆呆地站在原地，脑子里空空的，他甚至都来不及细想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它就结束了。就像做梦一样，甚至比梦还要奇怪。他觉得身上什么地方肿胀得厉害，又酸又疼。

“我让你先回去，不用等我。”唐六师怀里夹着一个木头匣子，已经走到了弄堂口，嘴里嘀咕道，“其实我来不来这一趟，都没用了。你家夫人不中了。我昨天下午给她配了一服药，要是服了药，一个晚上太平无事，还有回旋的余地。晚上睡觉，我连衣服都没脱，这不，你一敲门，我就知道她没救了。”郎中絮絮叨叨地说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过了一会儿，郎中又问他：“宝琛去哪儿啦？”

老虎说：“他去梅城给夫人看寿板去了。”

“是该看看寿板了。”唐六师说，“不过，还没这么快，我看她还有个五六天的光景。”

进了老夫人的屋，老虎看见隔壁的花二娘已经在那儿了。她正在给夫人额上敷毛巾，夫人的脸有些虚肿，亮亮的，就像打了一层蜡。看见唐六师进来，花二娘道：“刚才她睁开眼睛，我同她说话，她已经不认得人了。”

唐六师进了屋，在床边坐下，抓过夫人的那只手来，捏了捏，就摇头道：“总有一道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事到如今，就是扁鹊再世，我看也是束手无策了。”说完，也不诊病，也不配药，从木匣子里翻出一杆水烟袋来，跷着二郎腿，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

闻到烟味，老虎忽然有一种不可压制的想抽烟的冲动。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担心夫人的病了，眼前的这些人和事似乎都与他无关，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懵懵懂懂地从夫人的屋里出来，在院中的回廊下坐了一会儿，又去灶下喝了两碗凉水，心还是怦怦地跳。回到楼上，在床上和衣躺了一会儿，满脑子都是她的影子。他反反复复地想着的只有一件事：要是唐六师晚来一会儿，她会不会……

这时候，小东西忽然翻了一个身，嘴里突然说了一句：“要下雨了。”

他是在说梦话，可奇怪的是，他刚说完这句话，老虎果然听见屋顶的瓦上有了滴滴答答的雨点声。随后，窗外的树影摇动起来，刮风了。

老虎决定把小东西弄醒，他要是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就会憋死的。可他怎么弄，小东西还是不醒，他胳肢他，拍打他的脸，朝他脖子里哈气，他扶他坐起来。没想到，那小东西坐着也能睡。最后他只好用手捏住他的鼻子，小东西忽然张开嘴，猛吸了一口气，揉了揉眼睛，笑了起来。他就是好脾气，怎么弄他，他都不恼。

“你还记得那个弹棉花的人吗？”老虎问他。

“哪个弹棉花的人？”

“就是住在孙姑娘家的那个外地人。”

“记得啊，怎么啦？”小东西愣愣地看着他。

“你还记得我们去孙姑娘家的时候，桌子上有一块绿头巾……”

“什么头巾？”

“还有一把竹篦子。”

“什么竹篦子？”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能往外说。”老虎道。

“好，我不说。”

小东西说完了这句话，就往枕头上一靠，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屋外雨声大作。油灯被风吹灭之后，他才发现天已经亮了。

“那块头巾，是翠莲的。”

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他听见自己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么一句。

5

这场雨下到晌午才停。宝琛一身泥浆地从梅城回来了。他雇了一辆驴车，将夫人的寿板运了回来，还带回来几个木匠。木匠卸下担子，在天井里叮叮当当地做起活来，不一会儿，就满地都是刨花了。

丁树则和他老婆也来探病，他们围着宝琛，商量立碑和写墓志的事。花二娘正在厢房里翻看布料，她们请来了裁缝，要为夫人做寿衣。孟婆婆手里托着旱烟袋正忙着给客人们递茶倒水，她逢人就说：“夫人这一走，别的不说，普济的麻将搭子又少了一个。”那些客人照例坐在厅堂里，吸着烟，喝着茶，谈东说西。那个裁缝脖子上挂着量衣尺，手里捏着扁扁的粉饼，在布料上画着线，看上去喜滋滋的。不光是裁缝，除了喜鹊之外，似乎人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样子。老夫人虽说还没死，可一个人躺在屋里昏睡，已无人过问。

当然，更不会有人去照管小东西了。他和老虎两个人在人群中跑来跑去，害得孟婆婆失手丢了茶盏，在地上摔得粉碎。

“你要是实在闲得没事，”宝琛看了老虎一眼，说道，“就去后院把那堆柴火劈了，别在这儿给我添乱。”

老虎正愁一身力气无处发泄，听父亲这么说，就撇下小东西去后院劈柴。一眨眼工夫，他手里拎着一把弹弓，又往前边来了。

“不是让你去劈柴吗？”宝琛道。

“劈好了。”

“那就把它搬到柴屋去码好。”

“码好了。”

“这么快？”

“不信你自己去看。”老虎说。

宝琛上上下下打量了儿子一眼，摇摇头，不再说什么，自己走了。

老虎不时地抬头望天，可太阳仍在天上高高地挂着，一动不动。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喧闹中，他听见弹棉花的声音悠悠地传来。他知道这个声音中藏着一个秘密，他觉得这个秘密是脆弱的，就像天上一朵一朵的浮云，让风一吹就散开了。他有点担心，在黑暗来临之前，还会发生什么事让他的期盼落了空。它是真的吗？真的会有这样的事？她会不会把衣裳都脱光了呢？他反复地问自己。每过一分钟，都会让他心惊胆战。

有人在轻轻地推他，是喜鹊。

她提着木桶来井边打水。

“发什么呆呢？”喜鹊说，“帮我打水，我的腰都快断了。”

她把木桶递给他，就用手按着腰眼，在那儿揉她的腰。老虎在打水的时候，闻到井底扑面而来的凉气，才知道自己的脸有多么的燥热。他把满满一桶水递给喜鹊，喜鹊伸手来接，他却不撒手。他似乎又听见翠莲在黑暗中的声音，她说，我的底下潮了。要是喜鹊说这句话，会是什么样子？他呆呆地看着她衣服上的蓝色的小碎花，看着她的手臂上细细的绒毛。

“撒手啊，二百五。”喜鹊急了，她一使劲，桶里的水就泼了一地。

“你这是怎么了？吃错药啦？”她狐疑地看着他，那样子，就像不认识他似的。

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早早地把小东西哄睡了，就一个人悄悄地溜下楼来。

在楼梯口，他碰见了他父亲。

“你不在楼上睡觉，又跑下来做什么？”宝琛说。

好在他只不过随便这么问一句，他的心思不在这儿。他的身边一左一右跟着两个戏班子的领头，他们正在劝说宝琛在夫人归天之后搭台唱戏。

“不唱戏。”宝琛不耐烦地说，“兵荒马乱的，不唱戏。”他背着手，头也不回地往后院走了。

寿材快要做好了。他看见一个木匠正在往棺盖上刮灰泥，看样子是准备上漆了。

他出了院门，在黑暗中定了定神，像是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似的，猛吸了一口气，就往学堂的方向疾走。要是在路上碰到什么人，他应该怎么说？要是学堂的门关着他应当敲门吗？要是他敲了门，他们还是不放他进去怎么办？一路上，他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问题，每一个都难以对付。好在所有这些问题都不需要一个答案。因为他在路上并没有碰到什么人，而且学堂的门是开着的，当他跨进皂龙寺庙门的那刻，他真的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学堂里静寂无声。每一个房殿中都亮着灯，雾气中有一些人影出没，间或有一两声咳嗽。观音殿的回廊和药师房连在一起，绕过回廊和药师房的山墙，他就可以看见香积厨了。他知道，翠莲在那儿的伙房里管事。奇怪的是，他穿过庭院、回廊的时候，竟然没有碰到一个人。香积厨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建筑，据说在香火鼎盛的年月，那里可以同时容纳一百个僧侣吃饭。房里的灯光比别处要亮一些。老虎已经来到了香积厨的门口了。在准备进门的时候，老虎最后一次提醒自己：非得这样不可吗？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可他的手轻轻一碰，门就开了。

老虎冒冒失失地进了屋，发现屋里除了翠莲之外，还有另外的七八个人。他们正在开会，一个穿长衫的人，正操着难听的外地口音在训话。他声音不高，可老虎看得出他很生气。除了他一个人站着之外，其余的人一律围桌而坐，包括校长在内，每个人都铁青着脸。这个外地人似乎没有留意到老虎的闯入，他说着说着，就骂起人来：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老虎发现，校长的脸色很难看。

老虎愣愣地站在门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他看见翠莲在一个劲地给他使眼色。外地人训完话，就坐下来剔牙。校长站了起来，她检讨说，普济学堂发生这样的事，她要负全部责任，因为她没能约束好自己的部下。校长这时看了看站在门口的老虎，那眼神像是在看他，似乎又不像在看他，目光像刀一样，亮晶晶的，人脸都变了形。

他正在有些不知所措，忽然听见校长说：“你们觉得，这个人，要不要杀？”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一个戴旧毡帽的人就说：“要杀，要杀，一定要杀。”

老虎两腿一软，吓得魂飞魄散：“杀我，你，你们干吗要杀我？”

他这一喊，屋里的另一个汉子接口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杀了。”

“那就像你所说，杀了吧。”校长懒懒地说，“他人呢？”

“人我已经把他捉起来了，关在马厩里了。”王七蛋说。

王七蛋这句话，让老虎喘过一口气来。原来他们要杀的不是我，那他们要杀谁呢？

这时校长才真正第一次发现了他。

“老虎。”校长威严地叫他。

“嗯。”老虎余悸未消，吓得一哆嗦，翠莲还在给他递眼色。

“你这么晚到这里来做什么？”她说话的声音不高，可还是让人感到很害怕。他转身看了看翠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尿都憋不住了。

“老虎，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翠莲的眉毛往上一扬，提醒他。

老虎定了定神，这才回答说：“夫人不好了，让我来叫你回去看看。”

“小东西呢？他没跟你在一起？”

“他睡了。”

她竟然还会问起小东西。不过他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慌乱了。

校长看着他，半天不说话。

“你先回去吧，我待会儿就来。”过了半晌，校长道。

老虎前脚从香积厨出来，翠莲后脚就跟出来了。

“看不出你小子还挺聪明的嘛。”翠莲低声说，大概是感到他的身体还在发抖，她就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说，“刚才你吓坏了吧？”

“他，他，他他他们要杀谁？”

翠莲嘿嘿地笑了起来：“你管呢，反正杀谁也不会杀你。”

老虎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并没有上楼睡觉，而且直奔后院父亲的账房。账房里的灯还亮着，他的父亲仍在噼噼啪啪地打着算盘。老虎来到他爹的门口，没头没脑地冲着他爹就来了一句：“爹，我告诉你一件事，保险吓你一跟头。”

宝琛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了他一眼，就问他是什么事。

“他们要杀人啦。”老虎叫道。

宝琛先是一愣，继而不耐烦地朝他挥手，“去去去，你还是赶紧上楼睡觉去正经，少在这儿一惊一乍的，害得我又把账算错。”

奇怪，他爹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惊慌失措，脏话连篇，而是表现得相当镇定，老虎有点摸不着头脑。他离开了父亲的账房，又朝前院来，正巧看见喜鹊拿盏油灯，和隔壁的花二娘从夫人的房中出来。就上前拦住她道：“他们要杀人啦。”

喜鹊和花二娘互相看了一眼，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杀就杀呗。”喜鹊说，用手小心地护着油灯的火苗，不让它被风吹灭。

“你管这闲事干吗？”花二娘叹了一口气，说道，“看来，大金牙是活不过今晚了，他这个人死就死在他那张嘴上。”

原来他们要杀的人是大金牙，看样子，父亲和喜鹊他们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有他一个人还蒙在鼓里。

6

据说，当长洲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普济的时候，大金牙正在家中的阁楼上给他娘熬药，他是个有名的孝子。渡口的舵工谭水金得知消息后，急急火火地跑来，向他们通风报信：“长洲那边来了三个人，看样子要来找你拼命。”大金牙是满不在乎的，他拍着胸脯对水金说：“不怕，他们老的老，小的小，我一脚一个，全给他们踢出门去。”

他那瞎子老娘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有些见识，一听说这件事就问她儿子：“你不要说别的，这事情是不是你做的？”

大金牙道：“是我做的。”

老娘就让他上阁楼去躲一躲。

“你躲在阁楼上，不要吱声，等我先把他们打发走了，再来和你计较。”

大金牙就依母亲的话，一声不吭地躲到阁楼上去了。不一会儿的工夫，那祖孙三人就哭哭啼啼地来到了他的门前。瞎子虽然看不见他们，但从老婆子的言辞中断定她是一个老实本分、胆小怕事的人，就连哄带骗，把他们给打发走了。他们走了之后，瞎子掩了门，把耳朵伏在门上听，知道他们走得远了，才把她儿子从阁楼上喊下来。

“儿呀”，瞎子道，“你平常杀猪卖肉交给我的钱，我一文也没舍得用，都放在床头的樟木箱子里收着，本来是等着留给你娶媳妇用的。你把它全部取出来，再带两身换洗的衣裳，走吧，有多远，你就走多远。过个一年半载，你再回转来。”

大金牙笑道：“娘，你这是怎么了，我难道还怕他们不成，用不着躲出去，他们要再敢来，我就把他们一个不留都杀了。”

瞎子道：“你老娘没见识，但六岁死了爹娘，到普济来当童养媳，十四岁嫁与你爹，二十六岁守寡，虽说眼睛瞎了，可经过的事件件清清楚楚，儿呀，你就听我一句话，别的不去说它，只因我昨晚做过一梦，梦见你爹的坟头上落了一群白鹤，这是不祥之兆，只怕这事就应验在你的身上。”

大金牙道：“娘这是想到哪里去了，如今的光景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世道也要变，天下大乱，在普济也已经革命了。”

“我成天听你张口革命，闭口革命，跟着个村东头黄毛丫头瞎闹，连你家祖传的杀猪的营生也不好好去做……”瞎子道。

“革命就是杀人，和杀猪的手艺按说也差不了多少，都是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勾当。过些日子，等我们攻下梅城，杀了州府老爷之后，再接你老人家去衙门里去住。”

瞎子见大金牙死活不答应，想了一会儿，就改口道：“刚才我听那长洲婆子的言语，她倒不像是一个会撒皮打泼的人，她儿媳因你而死，她却不去报官，找到家里，所为的恐怕也就是争几个钱，你既然不听我的劝，不肯出去躲避，也罢。你就把那箱子里的钱分出一半来，托个可靠的伙计，交与那长洲的婆子，打个圆场，老话说，花钱消灾，别的你不依就算了，但万万要依我这句话。”

大金牙见老娘的话说到这份儿上，也只得假意应承下来，侍候瞎子老娘把药喝完，就出去找人耍钱去了。

从那天以后，一连几天，太平无事，瞎子渐渐地也就不催他去长洲送钱了。这天午后，大金牙从外面满身酒气地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对瞎子老娘说：“今天中午王七蛋兄弟俩请我去喝酒，我总觉得这事有些蹊跷。”

瞎子道：“人家好心请你喝酒，你有什么觉得不对劲的？”

大金牙道：“开始还没什么，可喝着喝着，那王七蛋就从兜中掏出一段麻绳来，说‘我们兄弟俩有什么对不住大哥的地方，大哥休要怪罪’。这话说得好没来由。”

“后来呢？”瞎子问。

“后来他们俩都醉了，伏在桌子上睡去了。”大金牙道。

瞎子老娘听了吓得白眼直翻。她把大腿一拍，突然哭了起来，“傻瓜啊，傻瓜，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傻瓜来了呢？人家都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了，你还被蒙在鼓里呢！”

“谁要杀我？”大金牙不由得摸了摸脖子，也被吓了一跳。

“孩子啊，那铁匠王七蛋、王八蛋哪里是请你喝酒，分明是在下套子捉你呢。”瞎子道。

“他们既要捉我，干吗要请我喝酒呢？”大金牙道。

“呆子，你这身蛮力，他们就是两个加在一块，也上不了你的身，不把你灌醉，如何能捉得住你？好在他们自己先喝醉了，要不然，你的小命早就送在这两个人手上。”瞎子说。

“我与他们无冤无仇，他们干吗要捉我？”

“不是他们要捉你，是有别的人要他们捉你。”

“这么说，是校长。”大金牙似乎一下子慌了神，酒也醒了一大半，“她干吗要捉我？她干吗要捉我……”

“为着长洲那件事，她要拿你正法。”

大金牙一听，脸就白了，手里扶着的一把椅子也被他按得吱吱直叫。

瞎子诧异道：“见鬼了，你平常在村里，天不怕、地不怕，就是个阎王爷再世，怎么一提起那个黄毛丫头来，你就吓成这样？”

“娘啊，我可怎么办？”大金牙道。

“王七蛋兄弟一时没罩住你，很快就会有另外的人来抓你。你赶快去收拾收拾，天一黑，你就上路。你扶我一把，我去替你烙几张饼，你带在路上吃。”

黄昏时分，家里来了一个剃头的。他怀里抱着剃头匣子，一瘸一拐地来到门前，大金牙认得他是夏庄的徐拐子。因想起自己的头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剃了，不妨剃了头再逃。他与徐拐子讲好了价钱，就在椅子上坐下来，让他剃头。

那徐拐子将布绕在他胸前摆好，从木匣中取出一把明晃晃的剃刀来。徐拐子将剃刀按在他的脖子上，低低地说道：“兄弟，莫动。你是杀猪的，知道我下刀的地方，你不动，我不动。”

听徐拐子这么说，大金牙早已经吓瘫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敢动。正在这时，从门外冲进来几个人，用绳子将他绑得严严实实。王七蛋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本来中午就要拿你，只因我们兄弟俩贪杯，差点误了事。”

说完，不再理会瞎子老娘的哭叫和唾骂，押着他往学堂的方向去了。

照村里老人的说法，大金牙要是能管住他那张嘴，本来还不至于死。

那天傍晚，大金牙刚被捉走，他老娘就扶着墙壁，连摸带爬来到了丁树则家中，一进门就给他跪下了。

丁树则道：“你儿子做下这桩丑事，天理难容，人神共愤，就是让官府抓去了，一样是个死罪。”

瞎子道：“你们怎能听那长洲婆子一面之词，你怎知道她闺女是因我儿子奸她而自尽，怎知她不是自己害了肺痨死了，来普济讹我？”

丁树则道：“这事是从你儿子嘴里自己说出来的，如今人证俱在。他既贪色行奸在先，又逞口舌之快于后，罪无可逭，休要多言。”

瞎子道：“咱家金牙纵有一千个不好，还有一件是好的，他孝顺长辈。老娘这里自不必说，就是说先生吧，他平常杀猪宰羊，那大肠、肚肺，你也没有少吃。”

丁树则道：“你既如此说，待会儿我们把这几年的账都算清楚，欠你多少，如数奉还便了。”

瞎子嘿嘿冷笑了两声，正色道：“呸，说得轻巧！钱你自然可以还，可有一件事，你能撇得清吗？老娘当初眼睛没瞎的时候，待你如何？可怜我丈夫死了，头七没完，你就摸到老娘的门上。老娘当时一身重孝，怎能与你苟且？你说，要得俏，一身孝，你这没廉耻的东西！你假充哪门子大圣人，你弄得老娘死去活来，要不是为了替祖上存下这一点血脉，老娘早就悬梁自尽了。你不要鸡巴一拔就不认得人。”

丁树则被她这一翻话说得又气又羞又恨，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丁师娘正在灶下洗碗，把那瞎子的话听得真真切切。听到末了一节，再也待不住了，便从厨下奔出来，强打笑脸对那瞎子道：“你们都上了岁数的人，年轻时的事还挂在嘴上，也不怕邻居们笑话，大侄子的事就是我的事，他不明不白被人抓了，我们怎能袖手旁观，你只管回去。我们这里自有道理。”

她过去把瞎子搀起来，好言相劝了一番，好说歹说，哄她走了。

那丁树则似乎一时还没有回过神，站在院中兀自摇头道：“斯文扫地，斯文扫地。”

“扫你娘个屁！”丁师娘骂道，“啪”的一巴掌扇过去，把那丁树则的半边脸立时打得肿了起来。

丁树则连夜起草了保书，联络村中的几位有势力的乡绅具名画押，第二天一早就来学堂赎人。适逢秀米不在，临时主事的正是窑工徐福。

那徐福道：“人是校长让抓的，要放人还得等她回来。”

丁树则假意道：“那秀米是老朽的学生，我的话，她无不应承。你只管放人便了。”

徐福道：“先生既这么说，那让人打他几十板子，好让他长点记性。”

那大金牙一看要放人，口气立即就硬了起来：“打，谁敢打老子，王八蛋，你快点替老子松了绑，迟了一步，我要你好看。”

王八蛋拿眼睛看着徐福。徐福也正为牙疼闹得心烦意乱，就挥挥手，“索性送他个人情，也别打了，下回杀了猪，替我们送个猪头来下酒。”

那大金牙一听徐福这么说，就更来劲了，他把脖子一梗，大声道：“屁大的事，就把我抓来折腾，不瞒你们说，当年咱村的孙姑娘也是老子做的，先奸后杀，好不痛快。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丁树则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徐福也被吓得面无人色。过了半晌，那徐福就起身一拱手：“丁先生，他既这么说，说明他还有一件人命大案在身，小的死活做不了主，人我是不能放了。”

丁树则只得苦笑，叹了半天的气，摇了摇头，一声不吭地走了。

杀死大金牙的时候，本来是让王七蛋、王八蛋兄弟俩动手。那王七蛋有点犹豫，哭丧着脸说，这大金牙熟人熟脸的，下不去家伙。临时换了一个外乡的刽子手，那人原是个耕田种地的，也没有杀过人，把大金牙从马厩里提出来，带到无人处，趁着黑暗低声对他说：“兄弟，我念你家中还有一个瞎眼的老母，待会儿我杀你之时，三刀两刀先割了你的绳索，你拔腿就跑，我在后面假装追你一阵。你脱身之后，三年两载，莫要回普济来。”

大金牙诧异道：“咦，怪了！那天在长洲弄那小婊子，你也有份儿，怎么单单我被捉了起来，你反倒没事，快快快，少废话，你先替我砍了绳索再说，我的膀子都麻了。”

那人听这话，吓得眉毛直抖，立刻跳起来，朝他肚子上就是一刀。大金牙狂叫一声，喊道：“兄弟住手，我还有一句话说。”

“你还要说什么？”那人道。

“你不能杀我。”大金牙嘴里已冒出血沫来。

“我为何不能杀你？”

“你杀了我，我，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人不再说话，摸了摸他的心门，用了十足的力气，连刀柄都塞了进去。那刀子进去的时候，大金牙的脖子挺得笔直，眼睛睁得滴溜圆，待到刀拔出来，脖子软耷下来，眼睛随后也就闭上了。

7

这是老虎第一次来到校长所住居的伽蓝殿。这座殿宇又高又大，可房内的陈设却极为简陋。北墙支着一张小木床，床边有一张长条桌，桌上一灯如豆，如此而已。大白天的，校长为什么要在房里点灯呢？

房间内密不透光。本来，殿内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扇窗户，北面有一扇大门，通往后面的天王殿，可现在，窗户和门都用土坯砌死了。屋顶上的一扇天窗，也被蒙上了厚厚的黑幔。老虎刚进去的时候，就闻到了积久未扫的泥土的气味，房内更是凉气逼人，阴森黑暗。

这个房间与他的梦中所见完全不同。没有黑漆描金的大屏风，没有光滑锃亮的花梨木桌椅，没有镶着金边的镜子，没有鸡血红花瓶。他留意到，校长睡的那张床也是那么的寒碜，蚊帐打着补丁，床脚绑着麻绳，床上被褥凌乱，床前有一块简易的踏板，上面搁着一双黑布的阔口棉鞋。

校长身披一件旧的红花的夹袄，棉絮外翻。只有一样和梦中相似，那就是她脸上的悲哀。就连她冷不防打个嗝儿，都能让人闻到悲哀的气息。当他的目光注意到床边放着的一只毫无遮拦的马桶时，忽然觉得校长真是太可怜了。可自从他跨进房间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不敢去看她的眼睛。

“你过来。”校长说，她的嗓音低低的，哑哑的。

她让他坐在床上，然后微微侧过身子，对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老虎一愣，低着头，嗫嚅道：“不，不，不知道。”

校长忽然不说话了，老虎知道她正打量着自己。

“你多大了？”

“什么？”

“我问你今年多大了？”

“十四。”

校长笑了一下，道：“你不用害怕，我找你来，只想跟你说说话。”

她说话时候，嘴里像是含着一个什么东西，老虎抬起头，看见那是一根银钗，校长正在把蓬松的头发重新盘好。他甚至能闻到她嘴里喷出来的气味，一点也不香，还有些微微的酸气，那是红薯的气味。

“说什么话？”

“只是随便说说。”校长道。

果然，她开始跟他说话。她说，老虎听。甚至，她也不在乎他听不听。她说她睡不着觉，总也睡不着觉。只有到了晚上，她一个人到河边转，闻到河床下的水汽才会想睡觉，可回到房间里又睡不着了。她说她怕见光。她说只有人死了之后变成鬼，才会怕见光。这时校长忽然冷笑了一下，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道：

“你看看我，像不像个鬼？”

老虎被她一拍，吓得浑身一哆嗦。

“不用怕，我不是鬼。”她笑了笑。

她说，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的事是否是一个错误，或者说，一个笑话。她提到了一个名叫花家舍的地方。说到那有一个坟，坟前有个碑，碑上写着一些字，那是一个跟她一样悲哀的人所写的碑文。有时候，她觉得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她说起在日本的横滨，有一天晚上，她在空荡荡的街上碰到一个人，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猜猜看，我看到了谁？”

“不，不不，不知道。”老虎拼命地摇头，他仿佛觉得只要他把头多摇几下，校长就会放过他。

她又说起她做过的一个个奇异的梦，她相信梦中所有的事都是真的。你有的时候会从梦中醒过来，可有的时候，你会醒在梦中，发现世上的一切才是真的做梦。她的话渐渐让他听不懂了。她派人把他叫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说说这一大堆没头没脑的话？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老虎第一次打断校长的话，“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因为没有人肯听我说这些话。”校长道，“我的头没有一天、没有一刻不疼，就像把人放在油锅里煎一样。有时候，我真想把头往墙上撞。”

“你真的要攻打梅城吗？”

“对。”

“可是，可是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去打梅城呢？”

“做一件事，才能忘掉其他的事。”校长道。

“你想忘掉什么事？”

“所有的事。”

“那，什么叫‘革命’？”过了一会儿，老虎问她。

“唔，革命……”校长的头似乎又疼了起来，她揉了揉太阳穴，懒懒道，“革命，就是谁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在革命，没错，但他还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好比……”

校长闭上眼睛，在墙上靠了一会儿，接着说：“就好比一只蜈蚣，整日在皂龙寺的墙上爬来爬去，它对这座寺庙很熟悉，每一道墙缝、每一个蜂孔、每一块砖、每一片瓦，它都很熟悉。可你要问它，皂龙寺是个什么样子，它却说不上来。对不对？”

“是这样，”老虎道，“可总有人知道吧，他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蜈蚣不知道皂龙寺是什么样子，但鹞鹰却是知道的。”

“你说得对，鹞鹰是知道的。”校长笑道，“可我不知道谁是鹞鹰，谁在那儿发号施令。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信差来普济送信，信差是同一个人。有时是书信，有时是口信。他的口风很紧，从他嘴里套不出什么话来。我们试过，可我从来没见过那个写信的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蜈蚣，而且，被人施了法术，镇在了雷峰塔下……”

校长的话越扯越远，渐渐的，老虎又有点听不懂了。她虽然废话连篇，可老虎觉得她的心里是柔弱的，至少不是他平时看到的那个让人畏惧的疯子。

“好了，”校长突然用力吸了口气，换了另一种语气，并同时提高了声音，说，“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些闲话了。老虎，你今年多大了？”

“咦，你刚才不是已经问过了吗？”

“我问过了吗？那就算了。”秀米说，“我来问你一点正经事。”

“什么事？”

“你有事瞒着我。”校长说，“现在你把它说出来吧，这儿没有旁的人。”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

“昨天晚上，那么晚了，你跑到厨房里来，你是来找什么人的吧？”校长冷笑了一下。

老虎吓得脸都变了，“我，我我我，我是来找你，夫人不好了，我来请你回去看看。对了，老夫人快要死了，你……”

“说实话！”校长脸一板，怒道，“你人不大，编瞎话的本事倒不小。”

她的眼光湿湿的，既严厉，又温柔。既然她可以一眼就看出别人的心事，这说明，她不仅没有疯，而且还相当精明。他甚至觉得自己此刻正在心里盘算什么，校长心里都一清二楚。

“村里来了一个弹棉花的……”他就以这样的话开了头。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心里吃了一惊，仿佛这些话不是由他说出来，而是自己从他嘴里跑出来的一样，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全部告诉她。

“弹棉花的？他从哪里来？”校长问道。

“不知道。”

“你接着往下说，那个弹棉花的怎么啦？”

是啊，这个弹棉花的人究竟从何而来？他到普济来干什么？他是怎么和翠莲认识的？翠莲为何问他是不是属猪的？翠莲碰到他，又为何那么慌乱？她为什么会说“姐姐的性命全在兄弟手上”？……想到这里，他的背上就冒出一股冷汗来。

“校长，你是属什么的？”老虎忽然抬起头，问道。

“属猴的，怎么啦？”秀米茫然不解地看着他，“你刚才说，村里来了一个弹棉花的……”

“他，他，他呀，他的棉花弹得真好！”老虎愣了半天，终于下定决心，这样说道。

他紧紧地抿着嘴，似乎担心，只要一张开嘴，那些秘密就会蹿出来。

“好吧，没事了。你走吧！”校长懒懒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道。

老虎从伽蓝殿出来，屋外炽烈的阳光使他意识到现在还是白天。他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他昏昏沉沉地往院外走，刚走到药师房的屋檐下，一个影子从身后撵上了他，是翠莲。他甚至都没有回过头去看她，就知道她是翠莲。他已经记住她身上的香味。老虎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手里捏着一把湿淋淋的葱。

翠莲紧走几步，追上了他，老虎的心又怦怦狂跳了起来。翠莲与他并排走在一起，两人都没有停下来。

“你抬起头，朝西边看。”翠莲低声对他说。

老虎朝西边看了看，他看到了一道高高的院墙，院外有一棵大槐树，树冠伸到院子里边来了。

“你看见那棵大槐树了吗？”

老虎点点头。

“你会爬树吗？”

“会！”

“那好，你只要爬上那棵树，很容易下到院墙上。我在墙这边放上一把梯子。不要让人看见，晚上一准来。”

说完，她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老虎再次抬头看了看那棵槐树，树冠顶上衬着一片又高又蓝的天。树梢上还有一个老鹊窝，它仿佛就是一个许诺。静谧中，他听见自己的血流得很快。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了克制不住的抽烟的欲望。

回到家中，老虎就坐在天井的路槛上，只等太阳落山。他已经打定了主意，晚上要从后院出去。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要不然，他一定会胸膛炸裂而死的。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为了晚上出门时不至于惊动家人，他甚至还偷偷地溜到后院，往门窝里加了点豆油，又来回开关了几次，发现没有任何声音，这才安下心来。

8

晚上，老虎从床上起来，下了楼，悄悄地溜到院中。就像白天预先想好的那样，脱下鞋子，拎在手里，蹑手蹑脚地朝后院走去。

他轻轻地拨开门闩，拉开门，走到院外。除了村中偶尔传出的几声狗叫之外，没有惊动任何人。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他并不急于到学堂里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反而不急了。他来到了河边。这条河里长满了菖蒲和芦荻，一直通往长江。月光下，菖蒲的叶子都枯了，风一吹，沙沙地响。

他在河岸上坐了很长的时间。他一会儿看看树林中的月亮——它像一块布在水里漂着，一会儿又看着河水碎碎的波光，河面上散发着阵阵凉气。他打算把那将发生的事想想清楚，可奇怪的是，心中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丝忧伤。

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那棵槐树。

树干离院墙很近。很快，他已经骑到了院墙上了，散了窝的马蜂在他眼前飞来飞去。当他从梯子上往院里下来的时候，才觉得脸肿了起来，他并不觉得怎么疼。

果然有一架梯子。他笑了一下。心里沉沉的，嗓子里咸咸的。月光下，他看见她的门开着，他又笑了一下。

他刚走到房门前，正犹豫要不要敲门，房门就开了。从门里伸出来一只手，将他拽了进去。

“这么晚？”翠莲低低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她搂住他的脖子，热气喷到他的脸上。她抓过他的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胸前，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

老虎的手里满是这样柔软的东西，很快，他将手挪开了。翠莲又将他的手捉住，重新按在那儿。她用舌头舔他的脸，舔他的嘴唇，咬他的鼻子，咬他的耳朵，嘴里哼哼唧唧地说着什么，不过在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中，他什么也听不清。

果然是个婊子。

她让他使劲捏，老虎就使劲捏。她让他再使劲，老虎说他已经很使劲了。他闻到她身上微微的汗味，就像是马厩里的味道。他又听见她在耳边说：“你想怎样就怎样。”随后，她就手忙脚乱地帮他脱衣服，她让他叫她姐姐，他就叫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当他们脱光了衣服钻入被窝，紧紧搂抱在一起的时候，老虎听见自己说了一句：“我要死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顷刻之间被融化了，随后他就轻声地哭了起来。黑暗中，他听见翠莲笑了一下说：

“兄弟，这话一点不错，这事儿跟死也差不多。”

她压在他身上，又拧又捏又咬。他平躺在床上，身体绷得紧紧的，像一张弓。她让他照她的话去做，他的确很听话，她教他说一些让他心惊胆战的话。月光下，老虎看见她的腰高高地耸起来，随后重重地摔在床上，像卷上岸的波浪一样，一次又一次。她使劲绷着腿，她的腿坚硬如铁，牙齿咬得咯咯响，她使劲地掐着他的肩膀，她的头在他眼前乱摇乱晃，那样子，真是可怕极了。有一阵子，老虎吓坏了，不知拿她怎么办。翠莲闭着眼睛，嘴里不时地叫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月光冷冷地透过纱窗，照到床前。他看见翠莲光裸、白皙的肌肤上像是结了一层白霜。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们俩都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身上的汗水让凉风一吹，很快就干了，剩下的就是弥散不去的气味。现在，这种气味不再让他感到羞耻了，她的脖子里，臂弯里，肚子上，腋窝里都是同样的气味。他还闻到了一种隐隐的香味，他不知道是院子里的晚木樨的香味，还是她脸上的胭脂的味儿。

翠莲像是照料一个婴儿似的，替他盖上被子，掖了掖被头，然后她就一丝不挂地下了床。他看见她那肥胖的身体犹如杯中溢出的水那样晃荡。她在房间里摸索了一阵，拿来一只锡罐，又重新在他的身边躺下。她的身体变得凉飕飕，像鲩鱼一样，光滑而阴凉。她打开锡罐，从里面取出一块什么东西，塞到他嘴里。

“这是什么？”老虎问。

“冰糖。”翠莲道。

冰糖在他牙齿间发出清晰的磕碰声，含着糖，他觉得很安心，什么都可以不去想它。

翠莲说，她当年在扬州妓院的时候，每次客人完事后，都要含一块冰糖，这是他们妓院的规矩。

老虎问她怎么接客人，翠莲就用手轻轻地拍打他的脸颊：“就跟咱俩刚才一样。”她这样一说，老虎再次紧紧地搂着她。

像是为了讨好她，老虎忽然说，今天中午，校长叫他去伽蓝殿，他什么都没说。

翠莲眨着大眼睛，过了半天才说：“你还是说了些什么吧？要不然，她不会下午就派王七蛋去孙姑娘家捉人。”

“捉到了吗？”

“他早走了。”翠莲说。

翠莲仔仔细细地问了问今天中午他与秀米见面时的情形。她问什么，他就说什么。末了，她松了一口气，说：

“好险！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你很难知道她脑子里想一些什么事。她看人的时候，并不盯着你瞧，你可能还没觉察到她在打量你，可她已经把你的骨头都看清楚了。”

老虎当然知道翠莲说的这个“她”指的是谁。而且单单从她刚才的语调里，就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翠莲和秀米这两个人并不像村里人传说的那样亲密，而是互相都有提防，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你说她聪明，”老虎想了想，说，“可村里的人都把她看成是一个疯子呢。”

“有时候，她的确是个疯子。”

翠莲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在她的奶子上，它像一枚没有长熟的桑葚一样立刻硬了起来，又像一颗布做的纽扣。翠莲“啊啊”地叫唤了几声，说：

“她想把普济的人都变成同一个人，穿同样颜色、样式的衣裳；村里每户人家的房子都一样，大小、格式都一样。村里所有的地不归任何人所有，但同时又属于每一个人。全村的人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一起熄灯睡觉，每个人的财产都一样多，照到屋子里的阳光一样多，落到每户人家屋顶上的雨雪一样多，每个人笑容都一样多，甚至就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她以为这样一来，世上什么烦恼就都没有了。”

“可是，可是，”老虎道，“我觉得这样还是挺不错的呢。”

“不错个屁。”翠莲道，“这都是她一个人在睡不着觉的时候自己凭空想出来的罢了。平常人人都会这么想，可也就是想想而已，过一会儿就忘了。可她真的要这么做，不是疯了是什么呀？”

过了一会儿，翠莲又说：“不过，天底下不止她一个人是疯子，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要革命了。”

她提到了那个名叫张季元的人，还说起学堂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可照我来看，这大清朝不会完，就是完了，也必然会有一个人出来当皇帝。”

她的呻吟声越来越响了，她侧过身来亲他的嘴，连她呼出的气都是甜滋滋的。

“那个弹棉花的人，他走了吗？”不知怎么，老虎又想起那个弹棉花的人来。

“前天就走了。”翠莲说，“他是手艺人，不会老待在同一个地方。”

“可我听喜鹊说，咱家里还有一大堆棉花等着他去弹呢。”

“还有别的弹棉花的人，会到村里来。”

“那天晚上，你干吗问他是不是属猪的？”

当老虎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翠莲就眯缝着双眼，像是没有听见他问这句话似的，笑嘻嘻地看着他说：“要是我年轻二十岁，嫁给你做媳妇，你要不要？”

“要！”老虎说。

“你要不要再‘死’一次？天就快亮了呢。”

老虎想了想，就说：“好。”

她让他坐到她身上，老虎想了一下，就照办了，她让他打她耳光，掐她的脖子，他也照办了。直掐得她喉咙里“呃呃”怪叫，直翻白眼，才住了手。他真担心一用力，就会把她掐死。她又让他骂她婊子。烂婊子、臭婊子，千人骑、万人插的婊子。她说一句，老虎就跟着重复一句。

最后，她突然呜呜地哭起来。

9

夫人在床上昏睡了十多天之后，这天早晨突然睁开了眼睛。她让宝琛扶她坐起来，然后吩咐喜鹊说：“你去煮碗枣汤来我喝，别忘了加点蜂蜜。”

喜鹊赶紧去灶下煮了一碗枣汤给她端来，夫人不一会儿就咕咚咕咚把汤喝完了，她说她还饿，想吃面疙瘩。喜鹊和宝琛对望了一眼，又去灶下擀面去了。她的这些反常的举动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这是老夫人大病将愈的信号，可郎中唐六师并不这么看。

老虎来到他家的时候，唐六师正靠在一张竹椅上抖动着双腿，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哼着戏文。

“不中用了。”老头儿说，连动也懒得动一下，“这是回光返照，你回去告诉你爹，叫他料理后事吧，不出两个时辰，她就要归天了。”说完，又摇头晃脑地唱道，“杨林与我来争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老虎回到家中，把郎中的话对他爹一说，宝琛道：“怎么会呢，她刚才一口气吃了六个面疙瘩呢。”

夫人又在屋里叫喜鹊了。

“你去烧一锅水。”夫人说。

“烧水？”

“对，我要洗澡。”

“夫人这时候怎么要洗澡？”

“快去吧，迟了就来不及了。”

喜鹊和花二娘给她洗了澡，换了身干净的衣裳，又服侍她在床上躺下，夫人就问宝琛棺材做好了没有。

宝琛道：“早预备了，只是油漆还没干透。”

夫人点点头。她靠在身后的被褥上，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又对宝琛说：“你去把小东西抱过来，在门边站一站，让我再瞧他一眼。”

“小东西在这儿呢。”宝琛说。他挥了挥手，门边站着的几个人挪了挪身子，把他露了出来。他的小腿上都是污泥，早被太阳晒干了，裤子不知被什么东西划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圆圆的小屁股来。夫人一看到他，眼泪就流出来了。

她对喜鹊说：“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给他穿着单衣呢，裤子也破了，袜子也没穿……”

她又对宝琛说：“这孩子今年快五岁了，可连名儿还没有呢，你快想想，现在就给他取个名儿吧。”

宝琛说，丁先生倒是给他取过一个大号，叫普济。夫人想了想，就说，那就叫普济吧。她转过脸来，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兀自流了一会儿眼泪，然后对小东西说：“孩子啊，婆婆要走了呢。”

“去哪里呢？”小东西问。

“去一个远地方。”

“很远吗？”

“很远。”

“婆婆还是等病好了再去吧。”小东西说。

“要是病能好，婆婆就用不着去了。”夫人笑了笑，又道，“婆婆走了以后，你会想婆婆吗？”

“想呀！”

“那你就到婆婆的坟上来，跟婆婆说说话。”

“你住在坟里面，怎么说话呢？”

“你看见那些树呀草呀，被风一吹，就会簌簌的响。但凡有了声音，那就是婆婆在跟你说话，你没事就来看看我。要是婆婆的坟被大水冲坏了，别忘了挖锹土，补一补。”

“可是，可是，婆婆的坟在哪里呢？”

“在村西的金针地里。”

“婆婆要是想小东西怎么办呢？”过了一会儿，小东西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这样问道。

“你现在不叫小东西了，你叫普济。我现在就叫你一叫。我一叫，你就答应。普济呀……”

“哎。”小东西应道。

她一连叫了三声，小东西就答应了三声。

喜鹊已经哭得两眼红红的，宝琛和花二娘也都各自抬袖拭泪。小东西一看大家都在哭，眼泪鼻涕也一起流出来了。

“他刚才要不说那句话，我倒差点忘了。喜鹊——”夫人道，“你把我五斗橱上面的一只抽屉打开，看看有没有一个小漆盒，你把它拿给我。”

喜鹊赶紧过去，打开抽屉，翻出一个小盒子来，盒子上烫着画儿，描着彩。夫人接过盒子，看了看，就对小东西说：“婆婆要是想你啊，打开盒子看一看，闻一闻就行了。”

“盒子里是什么东西？”

“是婆婆以前给你剪的小指甲，手指甲、脚指甲，婆婆都没舍得丢。今天啊，婆婆就要把它带走了。”夫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依旧愣愣地盯着小东西，“你出去玩儿吧，婆婆要走了。”

夫人又开始喘息了，她把头转到床里，又转向床外，总是喘不过气来。很快，她就开始呕吐了。花二娘和宝琛脸色也都慌乱起来，又不知道怎么办，站在那儿手足无措。老虎听见花二娘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她要落心了。”

她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弄得床铺发出一阵吱扭吱扭的声音，她说被子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我快要闷死了。”她喊道。喜鹊犹豫了一下，就替她把被子掀开了。老虎看见她穿着斜纹的蓝布睡衣，宽宽的裤腿下露出白皙的、细木棍似的小腿，它们难看地交叠在一起。她的脚不时蹬踢着床，拳头攥得紧紧的，嘴唇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紫，最后渐渐发黑，不一会儿就不动了。

“差不多了。”孟婆婆宣布道，“喜鹊，你别光顾哭，我们替她穿衣裳吧。”

可就在这时，夫人再一次将眼睛睁开。她的眼睛亮亮的，把每个人都仔仔细细地瞧了一遍，突然很清晰地说了一句：

“普济要下雪了。”

众人都不说话。静谧中，老虎果然听见屋顶的瓦楞上落下的飒飒的雪珠声。

她的嘴里又溢出血沫来，嘴唇不住地发抖，喉咙里不时发出有节奏的“呃呃”声，就像打嗝儿一样。喜鹊给她喂了两汤匙水，从齿缝中滚进去，又从嘴角流出来，把枕头弄得湿乎乎的。她看了看宝琛，宝琛也只有叹气而已。

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又开始扭动起来，嘴巴一张一合。老虎看见她把胸前的衣服都扯开了，叫道：“真热啊，闷死我了！替我把被子拿掉。”

“已经拿掉了。”喜鹊哭道。

夫人的指甲在脖子上划出一道道血印，干瘪的乳房耷拉在胸脯的两侧。她的腰高高地耸起来，双腿绷得笔直，脸上一股愤怒的表情，好像为什么事生了很大的气，牙齿咬得咯咯响。她的腰耸起来又落下去，就像卷向岸边的浪头，一次又一次，似乎要把体内最后一丝气力都逼出来。

她的动静越来越小。渐渐的，她攥紧的拳头松开了，抿得紧紧的嘴张开了，绷得紧紧的身体松弛下来。眼睛睁得又大又圆。只有小腿还在轻轻地抽缩，最后，连小腿也不动了。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校长。

她似乎已经来了一会儿。身上的雪珠已经融化，棉袄上湿漉漉的。她一个人站在门边，没有人注意到她。看上去，仍然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她轻轻地走到床边，把夫人那条弯曲的小腿扳直，平放在床上，将她手交叉叠在胸前，理了理衣裳，托起她的头，把枕头重新放好。随后，替她抹上眼帘。她转过身来，轻轻地对屋里的人说了一句：

“你们都出去吧。”

就这样，她把自己和尸体关在小屋里，一直待到天黑。没有人知道她在那个房间里做了什么，没有人敢去打扰她。闻讯赶来的邻居都挤在屋檐下、廊下、客厅和灶房里。小东西每看到走进来一个人，就要一遍遍地告诉他们：“我的婆婆死了。”可一直没人搭理他。

宝琛拢着袖子，不时察看着天色，他们能做的惟有静静地等待而已。

老虎觉得，村里所有人似乎都对她有一点敬畏，这多半是源于人们对于疯子特有的有些神秘的恐惧。不过，对老虎来说，这些天来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对什么都不感到担忧，夫人的死似乎与自己无关。他感到轻松、自在，甚至略有一点愉快。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封闭在一个黑暗的匣子里，而普济的天空就是这样一个匣子，无边无际。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很小的局部，晦暗不明。他没法知道一件又一件的事是如何发生的，这些事情是通过什么样的丝线而缝合在一起，织成怎样一个奥秘。而现在，他自己就是奥秘的一部分。那是灯芯草尖上挂着的火苗，那是一只在天空盘旋的鹞鹰，那是他的贪恋的躯体的气味：它甜蜜、忧伤，又令人沉醉。

上灯时候，那扇小木门开了。秀米从里面走出来。她仿佛突然苍老了许多，可从她脸上也看不出悲伤的表情，仍然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老虎从庆港第一次来到普济的时候，他们见到的秀米就是这样一副样子，仿佛沉睡在又长又黑的梦里。

小东西一看到他娘，就飞快地跑到廊柱下躲起来，随后他又穿过回廊跑到喜鹊的身后，把脸埋在她的两腿之间，又偷偷地侧过脸来打量他的母亲。可是校长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当宝琛带校长去天井里看那具棺木时，小东西甚至跑到他娘跟前，仰着头看着他母亲的脸，露出傻笑，似乎在对她说：

“我在这儿呢。”

宝琛搓着手，问她夫人的后事如何料理。秀米抿了抿嘴，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来：

“埋了。”

“噢，对了。”秀米忽然像是想起一件什么事似的，对宝琛说，“你打算把她葬在哪儿？”

“就在村西的那块金针地里。”

“不行！”秀米说，“不能葬在金针地里。”

“那块地是夫人自己看中的。”宝琛说，“夫人前些日子交代过，也请阴阳先生看过了。”

“这个我不管。”秀米的脸色又阴沉下来，“你们不能把她葬在金针地里。”

“那你说葬在哪儿？”宝琛低声下气地问道。

“你看着办吧。只要不葬在金针地里，哪儿都行。”说完了这句话，她就回学堂去了。

老虎看见孟婆婆用胳膊碰了花二娘，向她丢了一个眼色，低声说道：“二娘，刚才你看见她的腰了吗？”

花二娘的脸上有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微笑，她点点头。

她的腰又怎么了呢？老虎看了看花二娘，又看了看孟婆婆，又朝门外望了一眼，雪珠子扑扑地在棺盖上跳跃着，校长已经在风雪中走远了。

夜半大殓的时候，雪下得更紧了。原先抛抛滚滚的雪珠已经变成了撕絮裂帛的鹅毛大雪，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

在丁树则先生看来，这场似乎不合时令的大雪仿佛正是天怒。他围着棺木转来转去，用拐杖戳着天井的地面，嘴里不住地骂道：“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谁都知道他骂的是谁，却没有人搭理他。

宝琛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秀米干吗不让夫人葬在金针地里呢？他自言自语，颠来倒去地说着这句话。最后，喜鹊实在有点烦他了，就有心来点拨他，说了一句：

“那还用问吗，事情不是明摆着嘛！”

宝琛拍着脑门，追着喜鹊来到棺材的另一边，“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片金针地里原先埋着一个人呢，”喜鹊道，“你可真是个木头。”

那个人正是张季元。差不多十年前，当张季元的尸体在冰封的河道里被发现的时候，夫人不避众人的耳目，抚尸大哭。后来，夫人让宝琛雇了一辆牛车，将张季元的尸体拖回了普济。宝琛说，依照普济旧俗，由于张季元不是陆家人，又在野外横死，不能让他的遗体在家中入殓供奉，可夫人死活不依。

她甚至威胁要立即辞退他，让他们父子俩即刻滚蛋。宝琛当即吓得说不出话来，趴在地上，连头都磕破了。孟婆婆苦苦相劝，她不理，丁先生的一番大道理她不睬，就连算命先生的恐吓，她也不听。喜鹊跟着众人劝了她一句，夫人就勃然大怒道：“放屁！”

最后促使她改变主意的是秀米。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鼻子“哼哼”冷笑了两声，夫人的脸立刻就灰了。于是，她让人在院外的池塘边搭了一个竹棚，停棺祭奠了二十一天，又请来道士和尚诵经追荐亡灵，最后将他埋在了村西的那片金针地里。

喜鹊的一番话，说得宝琛似懂非懂。他挠了挠头皮，道：

“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不明白就算了，你真是个木头。”

喜鹊的话，让老虎再一次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大雨之夜。后院的阁楼上，灯光被雨罩笼得一片灰黄。他依稀记得，张季元将夫人光裸的腿扛在肩上，她的呻吟声和风雨声连在了一起。

他瞥了一眼那具冰冷的棺木，心里空荡荡的。似乎事隔多年，他仍能听到她的喘息声。

秀米为何不让夫人葬在金针地里呢？不管怎么说，既然喜鹊那么肯定，十几年前的这段往事毕竟提供了某种答案。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答案也是错误的。〔 一九五一年八月，梅城县第一批革命烈士名单公布，张季元名列其中，他的遗骸随即迁入普济革命烈士陵园安葬。张季元原先葬在普济村西的一片金针地里。墓园年久失修，加之历年洪水的冲刷，坟包已夷为平地。由于无法确定张季元棺木的准确位置，挖掘者便将整个金针地翻了个遍。结果，除了张季元的棺木之外，人们还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三只大木箱。撬开木箱后，里面装着的竟然全部都是枪支，一律为德国造的毛瑟枪，出土之日，早已锈迹斑斑，后全部移入梅城历史博物馆。 〕

10

第二天一早就出了殡。

夫人的墓地最终选在了离金针地不远的一块棉花田里。宝琛在墓旁移栽了一株月桂，一棵塔松，一丛燕竹。在刚落葬的那些天里，宝琛每天晚上都要去看坟。他提着马灯，手握一把利斧，整个晚上都在墓地里转悠，天亮的时候才回到家中睡觉。

那时，宝琛已经在准备打点行装回庆港老家了。他成天唉声叹气的，有时还会一个人在账房里流泪。

要不要把小东西也带走？他有些犹豫不决。

宝琛说，他要为夫人守坟四十九天，七七做完，他就回庆港，一天都不多耽搁。喜鹊每次听他这么说，就偷偷地躲在灶下哭。老虎知道，她没地方可去。

有一天晚上，宝琛去墓地转了一圈，早早就回来了。喜鹊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宝琛脸色铁青，嘴里一个劲地说着脏话，似乎只有不断说着脏话，才能缓解自己的紧张。

“日他娘，日他娘，有人在那儿，吓死我了。”

喜鹊问：“谁在那儿？”

宝琛就叹了口气：“除了她，还会是谁呢？”

宝琛说，他到了坟地之后，就点上一锅儿烟，还没等到他把这锅烟儿吸完，就隐隐约约觉得坟包的另一侧一个人影晃了一下。“我还真的以为碰见鬼了呢！”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可没想到这个人影朝他走过来了。她披头散发，脸上黄幽幽的，用沙哑的声音对他说：“歪头，不用怕，是我，秀米。”

秀米走到宝琛的身边，挨着他坐下来，问道：“能不能把你的旱烟给我吸一口。”

宝琛就抖抖索索地把烟管递给她。她接过烟，一声不吭地吸了起来，看她吸烟的样子还真在行。宝琛定了定神，问她：“原来，你也会吸烟？”

秀米笑了笑，道：“会，我还吸过鸦片呢，你信不信？”

她吸完了烟之后，将烟管在鞋底上敲了敲，递给宝琛：“你再替我装一锅儿吧。”

宝琛又给她装了一锅儿烟。点火的时候，他看见她的手、嘴唇、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家里的地契是你收着的吗？”她猛吸了几口烟，忽然问道。

宝琛回答说：“老夫人收着的。”

“你回去把它找出来，明天让老虎送到学堂来。”

“你要那地契干什么？”宝琛问。

“我把家里的地卖了。”她平静地说。

“你把哪块地卖了？”宝琛吓了一跳，他本能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全卖了。”

“秀秀，你，你……”宝琛急得直跺脚，“你把地全卖了，那我们以后吃什么呢？”

秀米道：“你操什么心哪？再说，你和老虎不是要回庆港去了吗？”

宝琛说，她站起来的时候，样子十分可怕。他再次怀疑自己是不是遇见了鬼，于是，他傻乎乎围着秀米转了好几圈，怯怯地问道：

“姑娘，姑奶奶，你是秀秀吗？我不会是在跟鬼说话吧？”

秀米笑道：“你看我像个鬼吗？”

她这一笑，宝琛更加相信自己是碰到鬼了。宝琛不再理会她的疯话，跳起来，朝后面退了几步，扑通一声，趴在夫人墓前，一个劲地磕起头来。不过，他磕了两个头之后，就像僵尸一样呆住不动，因为一只白皙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用喑哑的声音轻轻地对他说：

“你回过头来，好好看看我……”

宝琛不敢回头，嘴里道：“你是鬼是人，我一问便知。”

“什么事？你问吧。”

宝琛道：“你说你把所有的地全卖了，可你知道咱家一共有多少亩地？”

“一百八十七亩二分七厘。”

“咱家的地近的在村边，远的在一二十里之外，你从来不问庄稼又如何知道？”

“翠莲知道。卖地的那天，她领我去的。”

“这么多地，请问方圆几十里，有哪一个财主能够买得起？”

“我把它卖给梅城的龙庆棠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派人来索要地契。”

“你画押了吗？”

“画押了。”

“你干吗要卖地呢，这些地，可是陆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我等钱用。”

“你卖了多少银子？”

“这个不用你管。”秀米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虽然是冬天，宝琛的汗水一下就出来了。他知道，秀米刚才所说的那个龙庆棠，是清帮头目徐宝山手上的安清道友会的头目，长期以来，一直把持着镇江、扬州的私盐和妓院。

这个人是如何认识秀米的呢？

从那以后，宝琛变得不爱跟人说话了。他早晨踩着露水出去，晚上顶着露水回来。一个人背着手，在陆家的所有地头转悠着，等到他把那些地都转遍了，就把自己关在账房里不出来了。

他一看到小东西就流泪，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捧住他的小脸，说道：“普济啊，普济，你现在变成一个穷光蛋了。”

到了交割的日子，普济来了三顶绿绒大轿。龙庆棠的大管家冯麻子带着两名精干的伙计来到家中。宝琛把账本，租地佃农的名册、地契码得整整齐齐，往大管家面前一堆，就完事了。

龙庆棠的大管家喜滋滋地翻看着账本，笑得合不拢嘴。

末了，他看了看失魂落魄的宝琛，道：“俗话说，千年田地换百主，一番交易一番新。沧海桑田，世道历来如此，宝管家不应过于伤感。你既管理得一手好账目，不妨就带了家眷，跟了我们龙大爷，搬去梅城住，这些田地仍由你来照管。”

宝琛起身，流着眼泪道：“阁下美意，感激不尽，小仆自幼跟随陆府学陆大人。上京城、下扬州，最终息影普济，已有五十多年。如今世运凋敝，家道败落，小仆无德无能，且又昏庸老朽，怎能高攀龙大人？惟图叶落归根，以遣暮年而已……”一番话没说完，流涕唏嘘不已。

冯管家道：“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宝管家义不食周粟，忠良堪佩。小弟不能强人所难。不过，在下还有一事相求，还望宝兄成全。”

“只要小仆能够做主，自当效命。”宝琛道。

冯管家将他那只戴在手上的戒指转了转，说道：“听说陆家有一件稀罕的宝物，叫什么‘凤凰冰花’的，能预知吉凶未来，不知能否请出来，让小弟也长长见识？”

宝琛道：“自从老爷走失之后，家道日衰，家中不多的一些珠玉首饰，也已典卖殆尽，就连老爷做官时积下的些许银器也早已罄尽。如今田地易主，惟有破屋数间而已，哪里还有什么宝物？”

冯管家沉吟了片刻，站起身来，笑道：“我来普济前，偶然听龙庆棠龙大人说起，贵府有一件如此如此的宝物，名唤凤凰冰花，心上好奇，就想趁便开开眼界。宝管家既如此说，小弟现在就告辞了。”

送走了冯管家一行之后，宝琛呆呆地站在天井里，不由得自语道：“刚才冯管家说，家里还有一件稀世之宝，我在老爷家多年，从来不曾听人说起……”

喜鹊正在往绳子上晾衣服，听宝琛这么说，就答道：“他说的会不会是那个瓦釜。我听说，那物事，当年老爷是从一个叫花子手中买得的。”

“什么瓦釜？”宝琛一愣，问道。

喜鹊说：“那只瓦釜原先是叫花子讨饭用的食钵，听夫人说，老爷一见，爱如珍宝，当即要买，可那个叫花子死活不肯卖，最后用二百两银子买了回来。从此之后，老爷就日日于阁楼上把它赏玩。夫人在世时，曾叹息说道，老爷的疯病，说不定是从买了这件器物之后埋下的。”

“这个瓦釜如今在哪里？”宝琛脸色骤变。

“大概还在阁楼上吧。”

“你去小心地把它拿下来，让我看看。”

喜鹊在围腰上揩了揩湿漉漉的手，就上楼去了。不一会儿，她就拎着一个盐钵似的东西下来了。这个大钵子呈肉红色，钵体上果然盘着两只凤凰，是绿色的。由于年深日久，上面覆盖着灰尘和蛛网，钵底还沾着几粒老鼠屎。

宝琛用袖子擦了擦，放在阳光下仔细观瞧，“这只是件普通的讨饭盆子，稀松平常，我怎么一点也瞧不出好来。”

“既然老爷那么宝贝，自有他的道理。”喜鹊道。

“凤凰倒是有一对，冯管家说的倒没错。可冰花又是怎么回事呢？”

“夫人和老爷都不在了，”喜鹊道，“你问谁去啊？”

“可这个龙庆棠，他怎么会知道咱家有这么个东西呢？”宝琛道，“我看这里面恐怕还有些文章。”

一连几天，老虎成天都看见他爹在阳光下察看那只窑钵，痴痴呆呆的。

“我看你八成也疯了。”喜鹊看着他茶饭不思的样子，一生气，就从他手里一把夺过来，拿到厨房里去了。后来，她在里面腌了一钵泡菜。

那些日子，各种各样的谣传在村中蔓延。同时，普济学堂也在连日的大雪中摇摇欲坠。老虎先是听说，秀米托人用卖地得来的银两去江北买枪。但很快就有消息说，负责这件事的学堂管事徐福携款逃逸。有人看见他黎明时分搭上一只舢板，顺流而下。不久之后，就有过路的商船水手说，徐福用这笔钱在金陵开了一爿药店，养了三个老婆。

徐福的出逃引起了一连串的变故。杨大卵子和寡妇丁氏于一天深夜，双双来到伽蓝殿，向校长秀米辞行。秀米吃了一惊，诧异道：“忠贵，怎么你也要走？”

杨大卵子说，原先他光棍一条，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条性命一钱不值。后来蒙校长做主，与丁氏结了婚，盖了一爿茅屋，开出几亩荒地来，日子虽不富裕，倒也过得下去。如今丁氏已有身孕，舞枪弄棒多有不便，加之朝廷即将进剿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他们夫妻二人商量了几天，决定解甲归田，连夜让人起草了文书，自愿脱离学堂，从此之后一刀两断。

杨大卵子的话说得虽然难听了一点，可倒也是大实话，这从反面让秀米明白了积压在心里的一个谜团。革命党人张季元当年为何会将“有恒产者”列为十杀罪之首？秀米在看他的日记时百思不得其解，如今却茅塞顿开。

不久之后，二秃子也离开了普济学堂。原先在普济地方自治会的成员之中，二秃子曾是铁杆之一，入会时他发的誓言最为刻毒，什么肝脑涂地啦，什么引颈就义啦，什么黄沙盖脸啦，都是戏文中的台词，说得言之凿凿，很像是那么回事。他的不辞而别，让秀米大为伤感，同时秀米似乎也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二秃子走了七八天之后，突然又回来了，不过他并不是浪子回头。他挑着一只猪头，一副猪肠子，喜滋滋地来到秀米的屋中，把秀米吓了一跳。秀米问他这些天去哪儿了，那二秃子就像唱戏般地答道：

“我啊，如今顶了大金牙的缺了。这大金牙一死，普济村中百十来号人口，就缺个杀猪的，我就琢磨着去干这个营生，今天肉铺开张，特送来一些猪头、猪肠让校长尝个鲜。”

不到半个月，学堂的人已经走了大半。外乡的那些手艺人和乞丐仿佛约好了似的，将能拿的东西都带上，席卷一空，也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可恨的是一个木匠，他走的时候，竟然将庙里的一扇大门卸下来扛走了。

剩下的人中除了翠莲、厨师老王、孙歪嘴、谭四、王七蛋、王八蛋兄弟之外，只有寥寥的二十几人而已。剩下来的这些人都摇头叹息，各有各的主意，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不久之后，原先和普济约定一同举事的官塘、黄庄等地相继派人送来急报，朝廷突然派来了大队的官兵，将正在开会的革命党人悉数擒获，他们把人头砍下来，带回梅城请功，将肉身剁成数段，用绳子串起来，悬于村中。由于天寒地冻，这些看上去就像是用来过年的腊肉一样。

王八蛋很早就在盘算着离开学堂了。他不知道他的哥哥王七蛋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担心对方会嘲笑自己的胆怯。其实王七蛋的心思跟他完全一样。

两人虽说是孪生兄弟，平时形影不离，可各打各的算盘，各怀各的鬼胎，互相猜疑，反而倒给对方一种死心塌地留在学堂的错觉。随着风声越来越紧，尤其是二秃子的离开，使王八蛋觉得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

有一次，在村中的小酒馆中，王八蛋趁着酒酣脸热之际，嗫嚅了半天，终于试探性地对他的哥哥说：“哥，不如我们仍回铁匠铺打铁吧？”

听他这么说，王七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积压在心中多日的烦恼和疑虑一扫而光，但他不动声色笑着对他的弟弟说：“八蛋，你害怕了？”

“不怕。”王八蛋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不敢看王七蛋的脸。

“你不怕，我可怕了。”王七蛋给他弟弟斟了一杯酒，“一不做，二不休，我们还不如离开普济，远走高飞。”

可是去哪儿呢？两人为此事又发生了争执。王八蛋认为不如去梅城寻访开布店的叔叔，而王七蛋的意思，他们应当去通州的姨妈家落脚。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决定干脆去南京投奔徐福。

第二天一早，鸡叫头遍的时候，兄弟二人顶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悄悄离开了学堂。他们打算先摆渡去长洲，然后再转道赶往南京。到了津渡口，他们远远看见舵工谭水金正打算升帆开船。看到兄弟二人，水金再次放下跳板，招呼两人上船。到了船上，兄弟二人不由得大吃一惊。他们看见学堂的厨师老王正抽着旱烟，还有一个人，脑袋枕着一个大包袱，正靠在船舷上，闭目养神，此人正是孙歪嘴。

孙歪嘴原本是泰州人氏，常年流离在外，当年张季元来普济秘密结社的时候，他就是早期的骨干之一。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心照不宣，一言不发。

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厨师老王。他解开衣襟，从怀里摸出两把铜勺、一口薄刀，还有七八只汤匙，都是铜的，一边察看着这些东西，一边叹道：

“哎，在学堂里混了两年，如今树倒猢狲散，就落下这么几件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

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孙歪嘴说校长平时待他不薄，按理在这个节骨眼上，正是学堂用人之际，他不该逃离学堂。只是他家中还有一个年近八十的老母在堂，日前托人带信来，说是秋后重病卧床，等他回去见上最后一面，因此，只有离开。

这时，正在摇桨的舵工谭水金忽然长叹了一声，道：“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风雪回故乡，只可恨我家的那个孽障，放着好好的营生不做，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

水金说的这个人就是谭四。

当老虎从翠莲嘴里听说这些事的时候，已经快到年关了。翠莲说，如今学堂里除了她和谭四之外，只剩下了十几个喽啰，他们大多是一些从安徽逃难来的乞丐。那些日子，宝琛已经在置办年货了。

“那些乞丐为什么不逃？”他问翠莲。

“他们能逃到哪儿去呢？雪下得这么大，在学堂里毕竟还有粥喝，有馒头吃。”翠莲道。

老虎问她为什么不逃？谭四为什么不逃？

翠莲只是含笑不语。

最后她大概实在是被问烦了，就用手狠狠地戳他的鼻子，“你要是能明白这里面的缘故，以你现在的年纪，还太小啦。”

他听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校长秀米倒反而心安了。就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每天照样在伽蓝殿看书，有时偶尔也和谭四下盘棋。

伽蓝殿外的墙脚栽了一排腊梅。这几天天气转冷，大雪一压，竟然都开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校长都在那儿待着，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些梅花。当翠莲把王七蛋兄弟逃跑的消息告诉她的时候，秀米只微微一笑，她晃动着一枝刚刚剪下的梅花，对翠莲说：“你来闻闻，多香。”

在翠莲看来，校长似乎变得更为轻松了。脸上的阴云看不见了，脸上时常带着笑，人比以前更白，也胖了一些。最奇怪的是，有一天清早，秀米忽然来到厨房，对正在做饭的翠莲极为认真地宣布说：

“我现在晚上能够睡得着觉了。”

她又说，她自从记事以来，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畅过，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担心都没有了。就像是做了一个又长又黑的梦，不过，她现在已经快要醒了。

“可是，可是可是——”老虎听翠莲这么说，觉得心里很不踏实，甚至他觉得窗外飘扬的大雪，炉子中温暖的火苗，以及翠莲那雪白的胴体都变得清虚起来，“怎么会这样呢？”

翠莲就再次在他光裸的屁股上拍了一下，笑道：“要明白这些事，你还太小啦。”

11

小东西又在看他妈妈的相片了。

那张相片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让太阳一晒，炉火一烘，纸质又脆又硬，头像早已白乎乎的一团，什么也看不清了。小东西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说起他妈。别人谈起校长的时候，他就像一只小鼹鼠，眼睛骨碌碌翻动，竖着耳朵听，嘴里一声不吭。可一旦有人提起校长的疯病，或者说她疯了的时候，小东西就冷不防冒出一句：

“你才疯了呢。”

奇怪的是，每次他看相片，总是一个人偷偷地看，就像做贼似的。喜鹊说，别看小东西嘴里不言语，心里明白着呢，她说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聪明伶俐的孩子。有一次她在说这话的时候，恰好被夫人听到了，夫人就用一只挠痒痒的如意棒在她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夫人不让人说他聪明，因为她相信村里多年来流传下来的一个说法，聪明的孩子是长不大的。

这些日子，成天都在下雪，院里院外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宝琛说，自打他来到普济的那天起，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雪。因无事可干，宝琛就找来一把竹刀去后院的竹林里砍来两根竹子，把它剖成篾，他要扎一盏灯笼。

年货都已置办好了。他从二秃子新开的肉铺里买来了两只猪腿，从渔户家里买来了几尾鲜鱼，都摆在廊下，冻得像铁一样。孟婆婆派人送来了一篮子核桃，两只蒸米糕用的南瓜，一瓢芝麻。丁树则先生昨天送来了两副春联，四对桃符，六片纸剪的门贴，就差一只灯笼了。

宝琛围着火炉扎灯笼，不时也叹着气。他说这恐怕是他在普济过的最后一个年了。他说要好好过这个年，什么都不能缺，什么都不能将就。过完年，他们就要回庆港去了。

自从校长将家里的地卖给镇江的龙庆棠之后，宝琛就已暗暗作了一个决定，他要把小东西一起带回庆港去。有一天，宝琛将小东西叫到面前，双腿夹住他，问道：“普济，你愿意跟我们去庆港吗？”

小东西眨了眨眼睛，用手拨弄着宝琛的胡子，不说去，也不说不去，而是反问道：“我去了庆港，就要跟你做儿子吗？”

一句话把宝琛逗得哈哈大笑，他摸了摸他的头，道：“傻孩子，论辈分，你该叫我爷爷才对。”

最为难的是喜鹊，她没地方可去。她曾几次对宝琛说，干脆，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庆港算了。宝琛没有说话。他知道她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她迟早还是要嫁人的。她原本是孟婆婆介绍进陆家的，还多少沾着点亲。这些天，孟婆婆已经在私下里到处托媒给喜鹊提亲了，只是年关将近，大雪封路，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家。

她惟一能做的，就是拼命纳鞋底做鞋子。宝琛说，她这些天做的鞋子，小东西穿到死都够了。可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吉利，就呸呸朝地上吐了两口唾沫，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小东西呵呵地傻笑。

宝琛在做灯笼支架的时候，手抖得厉害，一连把竹骨弄断了好几根。他又觉得是一个不祥之兆，他把这事跟喜鹊一说，喜鹊也开始疑神疑鬼起来，她说，她在纳鞋底的时候，把手扎破了好几处，“你说，庙里那边不会出什么事吧。听说朝廷正在到处捉拿革命党呢。”

她说的是普济学堂，可宝琛担心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腊月二十九这一天，天空突然放晴了。宝琛正在给做好的灯笼糊纸描画，忽听得院门外隐隐约约地有人唱歌，听上去是个老婆子的声音。开始的时候，宝琛和喜鹊也没有在意，以为是乞丐上门发利市来了。宝琛甚至还跟着哼了几句，可越往后听，越觉得不对劲。渐渐的，喜鹊就愣住了，她手里抓着一只鞋底，呆呆地看着墙壁，嘴里道：“她唱的这些事，怎么句句都有来历，我怎么觉得那唱文都说的是咱家的事？”

宝琛也已经听出了一些名堂，眼睛盯着喜鹊说：“她不是在唱歌，她是指桑骂槐，是在骂人呢，句句都戳到人的心里。”

“这个人怎么对咱家这些年的事一清二楚？”

喜鹊说着将手里的线绕在鞋底上，“待我送几个馒头与她，把她打发了吧。”

说完，她就出去了。过不多久，喜鹊手里仍拿着几个馒头回来了，一进门就对宝琛说：“嗨，哪里是什么乞丐，你猜她是谁？”

“谁？”

“瞎子！”

“哪里来的瞎子？”宝琛问。

“大金牙的瞎眼老娘。”喜鹊说，“我给她馒头，她也不要，一句话没说，拄着拐杖自己走了。”

宝琛手里捏着一支笔，半晌才说：“她怎么干起这勾当了？”

到了黄昏的时候，喜鹊忽然提出来，要去夫人的坟上烧纸。

她说，大金牙老娘的那一番话让她心里很不踏实，眼皮不停地跳。宝琛问她哪只眼跳，喜鹊说两只眼都跳。宝琛想了想，道：“那就让老虎陪你一起去吧。”小东西一听老虎要去，也闹着要跟去，喜鹊只得捎上他。他们三个人拎着篮子，刚刚走出院门，宝琛又从屋里追了出来，朝他们喊道：“给那个张季元也烧几张。”

小东西争着要提篮子，喜鹊怕他累着，不让他提。小东西硬从她手里把篮子夺过来说：“我的力气大着呢。”

他两只手提着篮子，挺着小肚子，跌跌撞撞地在雪里走得飞快。隔壁的花二娘看见了，夸了他两句，小东西走得更快了。

到了墓地，喜鹊就将头上的方巾摘下来，铺在雪地上，先让小东西给他外婆磕头，然后又从篮子里拿出一部分纸，找个背风的地方，点着了火。喜鹊一边烧着纸，一边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就好像夫人真能听见似的。燃烧的火苗舔着雪，发出吱吱的声音。老虎听见喜鹊对着夫人的坟说：过完年，宝琛他们就要回庆港去了，小东西也一起去，过完年，她说不定也要离开普济了。

“我们都走了，逢年过节，谁来给您老人家上坟烧纸呢？”随后，她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们又来到张季元的坟前，张季元的坟要小得多，墓前没有立碑，四周也没有墓栏。金针地里的雪又松又软，小东西一脚踏进去，腿就拔不出来了。

喜鹊说，往年的时候，都是夫人来给张季元上坟，没想到今年夫人自己也要别人给她上坟了。说到这里，她又哭了起来。老虎正要过去帮她，看见小东西用手朝远处指了指，说：

“快看，那是什么？”

顺着他的视线，老虎看见太阳已经下山，晚照浮在两个山头之间，像融化的铁水一样晃荡着。绕过一块凸出的山崖，是一条通往夏庄的官道。西风吹起一缕缕的雪粒，漫天飞泻，纷纷扬扬。就在这时，他听见了“嘚嘚”的马蹄声。

“喜鹊，喜鹊，快看……”小东西叫道。

喜鹊直起腰来，也朝大路那边张望。黑压压的一簇官兵，正拖着枪，朝普济的方向飞跑，一匹匹马从他们身边擦过。这些官兵都穿着青灰的布袍，头戴斗笠帽，帽子上血红的缨络不住地跳动。他们挤挤攘攘地跑着，眼看着就要绕过那片山路，到河边了。

喜鹊叫了一声：“不好！”人就呆住了。

老虎的心也是猛地往下一沉，一时有些不知所措。这些天，每天都流传着官兵到来的消息，老虎都听得腻烦了。没想到官兵一旦出现，还是吓得簌簌发抖，肠子都断了似的。这时，他忽然听见喜鹊喊：“小东西，小东西呢？”

她原地转悠着，那样子就像是要在地上找一根丢落的针。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官兵，被吓糊涂了。

老虎转过身来，一下子就看到了他。

小东西像是一只兔子似的，在被积雪覆盖的玉米地里跳跃着，他在朝皂龙寺的方向飞跑。此刻，他已经差不多跑到山坡下的大路上了。有好几次，老虎看见他跌倒了，满头满脸都是雪，可他爬起来，还是没命地往学堂的方向跑。

“快去，把他抱住……老虎，快去啊……”喜鹊哭叫道。

老虎刚要去追，忽然听见喜鹊说：“咦，我的腿，我的两条腿怎么不会动啦？”老虎刚回过头来，就听见喜鹊叫道，“不要管我，你快去追小东西。”

老虎开始朝山下飞奔。他听见身后的马蹄声，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当他在皂龙寺的山墙拐角将他截住的时候，小东西已经累得直打逆呃了。他干呕了几口，没吐出什么，嘴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他们要来捉妈妈了……快跑，没命地跑。”

可是小东西已经跑不动了。老虎拉着他的手，边跑边拽，两个人跌跌撞撞来到学堂的门前。

正好，翠莲拎着小木桶从庙里出来，像是要到池塘去打水。小东西就对她喊：“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老虎也跟着小东西喊。

“谁来了？”翠莲道，“你们这是怎么了，什么事把你们吓成这样？”

可她语音刚落，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了。

接着又响了几枪，每响一枪，翠莲就缩一缩脖子。

“你们快跟我到厨房里去躲一躲，快！”她说着，将水桶一扔，转身就往回跑。

老虎跟着翠莲，一口气跑到厨房里。他看见翠莲已经钻到灶膛里，正向他招手呢。老虎这才意识到，小东西没有跟来，他叫了他几声，没人答应，他想反身出去找他，大队的官兵已经从庙门里挤进来了。不知是谁，正在砰砰地放枪，子弹从窗户飞进来，把屋角的一只水缸打得粉碎，水汪汪地泻了一地。他在厨房里愣了半天，又想起小东西来，正要拉开门出去找他，翠莲赶了过来，在身后将他死死抱住：“傻瓜，子弹是不认得人的。”

过了一会儿，枪声停了。

老虎小心地拉开门，从厨房走了出来。他首先看到的，是雪上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是马粪，还冒着热气呢。绕过香积厨的墙角，他看见雪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尸体，一个兵士正在把散落在地上的枪支收拢起来。

谭四双手捂着肚子，嗷嗷地叫个不停，在雪地上滚来滚去。一个兵丁朝他走过去，在他的胸前搠了一刀。那兵丁往外拔刀的时候，谭四双手死死握住刀刃，不让他拔出来。又过来一个兵士，用枪托在他头上砸了一下，他立刻就松了手，不吱声了。

他看见了小东西。

他脸朝下，趴在回廊下的一条阴沟里，一动不动。他朝他走过去，听到了霍霍的声音，融化的雪水在沟里流得正急。

老虎捏了捏他的小手，还是热的。把他小脸转过来，发现他的眼睛还在转动，好像在想着一件什么事情。他甚至还把舌头伸出来，舔了舔嘴唇。后来，他一遍遍地对他爹宝琛说，他在阴沟边看到小东西的时候，他还活着，因为他的眼睛是睁着的。他还把舌头伸出来，舔了舔嘴唇。

他的身体摸上去软绵绵的。背上的棉袄湿乎乎的，血就是从那儿流出来的。老虎叫他的名字，他不答应，只是嘴角轻轻地颤抖了几下，仿佛在说我要睡了。他的眼珠渐渐不转了，眼睛变花了，白的多，黑的少。随后，他的眼皮慢慢耷拉下来，眯成了一条缝。

他知道，此刻，正从他背上汩汩流出的不是血，而是他的全部的魂灵。

一个官长模样的人朝他们走了过来。他蹲下身子，用马鞭拨了拨小东西的脸。然后，转过身来对老虎说：“你还认得我吗？”

老虎摇摇头。

那人说：“几个月前，你们村来了一个弹棉花的，怎么样，想起来了吗？我就是那个弹棉花的。”

那个人得意地笑了笑，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奇怪，老虎觉得自己一点也不怕他，仿佛他天生就应该是一个弹棉花的人一样。他指了指躺在地上的小东西，问道：“他死了吗？”

“是啊，他死了。”那人叹了一口气，道，“子弹不长眼睛啊。”

随后他就站了起来，背着手在雪地里来回地走着。很显然，他对老虎没有兴趣，对躺在地上的小东西也没有兴趣。

他觉得小东西的手变得冷了，他的脸也失去了红晕，正在变成青蓝色。不一会儿，他看见校长出来了。

她披散着头发，被人推推搡搡地从终年不见阳光的伽蓝殿带到院子里来了。她看了看老虎，又看了看地上躺着的那些尸体，似乎也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

老虎想对她喊：“小东西死了呢。”可也只是张了张嘴而已，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所有的人都对小东西的死没有兴趣。

看到校长出来，那个官长就迎上去，向她拱了拱手。校长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看，半晌，他才听见校长说：

“贵差可是龙守备？”

“正是。”官长彬彬有礼地答道。

“请问，龙庆棠是你什么人？”校长又问。

那声音，听上去就像跟人拉家常似的，没有一丝的慌乱。她难道不知道小东西已经死了吗？他的小胳膊都已经发硬了呢。屋檐下还有些融雪不时地滴落下来，落在他的鼻子尖上，溅起晶莹的水珠。

那个官长似乎也没料到校长会这样跟他说话，似乎愣了一下。随后，他兀自点了点头，好像在说：真是好眼力！他笑了笑，答道：

“正是家父。”

“这么说龙庆棠果然已经投靠了清廷。”校长道。

“你不要说得这样难听。”官长脸上仍然挂着笑，“良禽择木而栖罢了……”

“既如此，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抓我，何必要等到今天呢？”

老虎听她话里意思，好像是一直在盼着人家来捉她似的，他有点不明白校长在说什么。小东西的拳头攥得紧紧的，背上的血早就不流了，只是眉头还紧蹙着。

那个官长却哈哈大笑，笑得连嘴里的牙根都露了出来。

等到他笑够了之后，这才说：

“还不是为了你家那一百八十多亩地嘛！家父做事，一向周正严密，井井有条。他说，你一天不卖地，我们就一天都不能捉你。”

他笑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听见校长“唔”了一声，好像在说：“噢，我明白了。”

这时他看见了父亲。宝琛正站在庙门口，被两个兵士用枪挡着，可他仍在伸长着脖子朝里面探头张望。老虎把小东西的身体挪了挪，这样，屋檐的雪水就不会滴到他脸上了。天已经快黑了，有一只老鹰在灰蒙蒙的夜空中，绕着院子盘旋。

这时他听见校长说：“另有一件事，还要如实相告。”

“你尽管说。”

“龙守备贵庚……”

“龙某生于光绪初年。”

“这么说，你是属猪的？”校长的这句话使官长吓了一跳。他的脸色有点难看，过了半天他才说：“不错，看来，你什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人人都说你是疯子，依下官之见，你是天下一等一精明之人。只可惜，你的时运不济啊。”

校长不再说话，只是踮起脚在人群里张望，好像在寻找一个人，老虎知道她是在找谁。

他看见校长忽然蹲下身子，仔细地察看着地上的一堆马粪，一动不动地看着。随后，她从地上掬起一把马粪，均匀地涂在脸上，眼睛、嘴、鼻子、满脸都是。她一声不吭地往脸上抹马粪，像是在做一件重要而必需的事情。官长在一旁看着也不阻止，很不耐烦地踱着步子，学堂里一片寂静。

一个兵士跑了过来，认真地说了几句什么，龙守备这才对手下懒懒地吩咐了一句：“绑了吧。”

几个兵士朝她走过来，将她从地上拉起来。不一会儿，就将她绑得结结实实，连夜押回梅城去了。

翠莲也是当晚离开普济的，龙守备在村中雇来了一顶大轿，抬着她，远远地绕过村庄，连夜往梅城去了。

12

小东西赤条条地躺在干净的床单上。他的身体看上去那么短，那么小。喜鹊端来一盆热水，将他身上的淤血擦洗干净。她没有哭，脸上木木的，似乎也看不出悲伤和哀戚。当她擦到被子弹打碎的肩胛骨时，就轻声地问他：

“普济，疼不疼？”

看她那样子，好像小东西还没有死，只要挠一挠他的胳肢窝，小东西还会咯咯地笑出声来。

花二娘在翻检小东西换下的衣裳时，从他的裤兜里发现了一只木制的小陀螺，一只花毽，还有一只光灿灿的知了。

孟婆婆一看见这只知了，就说它不是寻常的物件。放在嘴里咬了咬，竟是金的，“怪了，他是从哪里弄来这么一只知了的？”

孟婆婆将知了交给宝琛，让他好好收着。宝琛睁着红红的眼睛，仔细地看了看，最后，叹了口气道：“孩子的稀罕之物，不管它是铜的，还是金的，一并埋了吧。” 〔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梅城县正式实行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普济也新建了一处公墓。在将老坟中的遗骨集中迁入公墓安葬的过程中，人们从村西玉米地的一堆白骨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只金蝉。经村里的老人回忆，坟里埋着的是革命先驱陆秀米的儿子。他于五岁那年被清兵枪杀，但陆家既无亲眷，亦无后人。几经辗转，这只金蝉最终落在一位名叫田小文的女赤脚医生之手。一位年迈的锡匠将它锻造成了一对耳环，一枚戒指。戴上这对耳环的田大夫不久就罹病死去，临终前，她不断地对人说，耳边总有个孩子跟她说话。 〕

等到喜鹊替他穿好了衣服，宝琛就把小东西背在背上，连夜去墓地安葬。他的小脑袋耷拉在宝琛的脖子里，似乎正在熟睡。宝琛侧过头来，亲了亲小东西的脸，对他说：“普济啊，爷爷这就送你回家去。”

花二娘和孟婆婆都哭着搂到了一起。只有喜鹊不哭，她和老虎跟在后面，几个人朝墓地走去。一路上，他听见他爹不断地跟小东西说话，天正在一点点地亮起来。

宝琛说，普济啊，爷爷知道你爱睡觉，你就好好睡吧，你爱睡多久，就睡多久。

宝琛说，普济啊，你爷爷真是个废人哪，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啊，普济。全普济的人都骂妈妈是个疯子，爷爷也跟着他们骂，只有普济不骂。听到别人骂，普济心里就难受，是不是呀，普济。官兵一来，只有普济一个人想到要去给妈妈报信。进了寺院，子弹嗖嗖地飞，可普济不怕。普济不躲也不藏，就想去给妈妈报个信。普济啊，你躺在阴沟里，妈妈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可普济还是要给妈妈去报信。

宝琛说，普济啊，你可不能怪爷爷，也不要记恨爷爷。快过年了，明天就是大年初一。冰天雪地的，宝琛就不给你做棺材了。就是想做也没钱了，咱们的家穷啦！咱们就草席裹一裹，送你回家。

宝琛说，这草席是新的，秋天的时候刚打好，是用龙胆草编的，香着呢，一次都没用过。你身上穿的衣服，棉袄啦，鞋子啦，袜子啦，褂子啦，全都是新的，一次都没穿过。平常你喜欢的那些小玩意儿，铁环啦，陀螺啦，泥哨子啦，对了，还有那只知了，孟婆婆说它还是金子的呢，全都给你带上，一样都不缺。只是最要紧的，你平常爱看的妈妈的那张小相片，爷爷没有找到，你把它藏哪儿了呢？

宝琛说，普济，今天没人替你喊魂儿，爷爷就替你喊。爷爷喊一声，你就答应一声。

普济——

哎——

普济——

哎——

答应了就好，魂儿就回来了。

宝琛说，你要是想爷爷，就托个梦来。你要在地下见到了你外婆，就说宝琛无能，宝琛该死，宝琛当千刀万剐……

到了落葬的时候，宝琛就把普济平放在草席上，然后将席子卷起来。他刚把小东西卷严实了，喜鹊就过来把它打开了。他一连包了三次，喜鹊就一连打开了三次。她不哭不闹，也不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脸。最后，宝琛狠了狠心，让花二娘和孟婆婆抱住她，这才让小东西的尸首入了坑。

坟包做好了，宝琛忽然问道：“我能不能给他磕个头？”

孟婆婆说：“他先走，按说在阴间的辈分就比你大，再说，他的年龄再小，也是个主子……”

宝琛听她这么说，就恭恭敬敬地在坟前磕了三个头。孟婆婆、花二娘跟着他也都磕了头。喜鹊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儿，像是在想着一件什么事。

“喜鹊这孩子，一定是被昨晚的事吓坏了。”孟婆婆道。

当他们离开墓地往村里走的时候，喜鹊忽然站住了，回头往身后看了看，眼光好像在找着什么，过了半晌，突然叫道：

“咦，小东西呢？”

老虎和父亲是这一年四月离开普济的。柳树垂青，春草萋萋，村中的桃花正在怒放。宝琛说陆家的霉运就是从当年陆老爷移种桃花开始的，它的颜色和香味都有一股妖气。到了梦雨飘瓦，灵风息息的清明前后，连井水都有一股甜丝丝的桃花味。

在大金牙的瞎子老娘看来，秀米和翠莲都是千年道行的桃木魂灵转世，只不过吸附了妖魔的精气而已。那些日子，她已经把学堂的种种枝节编入戏文，配以莲花落的腔调，带着两名女童，走村串巷，四处卖唱乞讨。

在这些戏文中，她的儿子大金牙俨然就是降妖捉鬼的钟馗的化身。他不顾自身的安危拎着两把杀猪刀，只身杀入魔帐妖阵之中劝人向善。卧薪尝胆，九死一生，终因寡不敌众，被妖女夺走了性命。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老娘涕泗流。在她自编的戏文中，翠莲则变成了褒姒、妲己之类的祸水。她私通龙守备在先，诱卖陆家百余亩田产于后，最后卖主求荣，是千人骑、万人踩的不要脸的婊子。语属不稽，辞多不伦。不过，从她的唱文中，老虎多少还是知道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另一些事，老虎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既然秀米对翠莲早有防备，她为何迟迟隐忍不发，假装看不见？另外，翠莲和秀米先后两次问龙守备是不是属猪的，又是什么缘故呢？

龙庆棠因与秀米有旧，再加上丁树则与当地三十余位鸿儒、乡绅联名上书具保，秀米被押解至梅城之后并未立即处死，而是被羁押于地牢之中。据说，丁树则提出了两条理由，其一是秀米的疯病，她所做的事，她自己并不知晓；另外，秀米当时的腹中已有四个月大的婴儿。

知府特准生下孩子后再行处死。

老虎已经知道那是谭四的孩子。谭四的父亲谭水金曾四处托人寻访这个孩子的下落，希望用一生积攒将孩子赎回，以图为世代单传的谭家留下一脉香火，但最后不了了之。那些日子，他整天都听喜鹊和宝琛说，孩子生出来，又是一个小东西。

宣统二年八月，秀米怀胎九月之后，于狱中生下一个孩子，未及满月，即由官府出面，让一名狱吏的奶娘抱走。就在秀米行将被绞死的前夕，武昌事起，辛亥革命骤然爆发，地方各省闻风响应。龙庆棠亦于八月的一个风雨之夜，杀死知府一家三十余口，旋即宣布梅城独立。风雨如磐，一日三惊。龙庆棠亦奔走于武昌、广东、北平之间，与各路豪强互通声气。被羁押在幽深地牢中的秀米似乎被人彻底遗忘，只有一位年老的吏卒，日日送饭送水而已。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老虎离开普济之前，与父亲来到夫人墓前拜别。用宝琛的话来说，他们要永远离开普济了。喜鹊无处可去，暂且留下看屋。事实上，直至她最终老死，亦未离开过这个院落。三十二年后，也就是一九四三年夏末，老虎作为新四军挺进中队的支队长，率部进驻普济的时候，喜鹊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她一生未嫁，记性亦大不如从前，与她说起以前的事，她只是微微摇头或颔首微笑而已，大有麦秀黍离之感。小东西坟前的一棵苦楝树，已有碗口粗细，大片金针花，仍是黄灿灿的一片。老虎坐在浓密的树荫下，追思往昔，不胜唏嘘。世事沧桑，岁月流转，而只有小东西在五岁这个年龄上，突然中止。不管在何年何月想起他，总是五岁。〔 一九六九年八月，老虎身为梅城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被免官罢职，接受游街批斗。四年后，来到了普济，这也是最后一次。他在陆家大院那座行将坍塌的阁楼中找到了最后的归宿之地。他在阁楼的房梁上用裤腰带悬梁自尽，享年七十六岁。 〕

不过，这也都是以后的事了。

老虎和父亲回到庆港之后，宝琛曾托人疏通，买下牢头，先后三次赶往梅城监牢，探望秀米。前两次，秀米避而不见，亦未说明理由。第三次，秀米总算接受了宝琛捎去的衣物，但仍未能与他相见，只是托人带出一块丝质白帕，上书小诗两句。诗曰：

未谙梦里风吹灯，

可忍醒时雨打窗。

宝琛见了，亦不甚了了。随后，音讯渐隔，老虎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任何消息。

第四章 禁语

1

秀米被押解到梅城之后，在监狱的地牢中被关押了三个月之久，随后她被转移到城南的一处荒废的驿站，里面堆满了棉花。她最后的居所是位于山坳的一幢花园洋房。

这座围有黑铁栅篱和卫矛的花园建筑是一个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四周树木深秀，寂然无声。花园中修造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还有一尊铜质的天使雕像，一座喷泉。由于年深月久，雕像上爬了一层厚厚的绿锈。这名传教士为了说服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改变信仰，皈依基督，她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开始研读佛教，同时自学巴利文。五年之后，她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名佛教徒。一八八七年，她在给苏格兰地区主教的一封信中曾坦言“佛教在各个方面都要优于基督教”。而上帝的惩罚随之降临，一八八八年七月，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骚乱中，她死于梅城城北的一处荒僻的寺院，尸体遭受到“令人发指的凌辱”。

除了鸟鸣和夜晚的暴雨，这座洋房把秀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隔断了。她觉得这样很好。浑浑噩噩的大脑，倦怠的身体，日复一日的静卧，略带悲哀的闲适，这一切都很适合她。的确，没有什么处所比得上监狱，失去自由后的无所用心让她感到自在。

革命后的龙庆棠正忙于地方势力的新一轮角逐，当他重新想起这个从普济来的革命党人之时，秀米已经在狱中被羁押了一年零三个月。到了这个时候，龙庆棠已没有加害她的意思了，相反，他三番五次派人来狱中探望，送来茶食、精美的点心和各类生活用品。秀米只留下了一方砚台、一支羊毫毛笔、一块墨、一本关于桑蚕的书。

据此，龙庆棠隐约猜到了秀米的心境和对农桑的兴趣。为了投其所好，他又让人送来了范成大的 《范村菊谱》、《梅谱》，陈思的《海棠谱》，袁宏道的 《瓶史》，韩彦直的 《橘录》。阅读这些书籍，她对龙庆棠产生了一种既厌恶又感激的复杂情感。这年秋天，她被允许在花园内自由走动之后不久，龙庆棠派人给她送来了几包花种。其中有几枚看上去既像蒜头又像水仙的花种，被她种在喷泉边的沙地上。到了第二年初春，花苗破土而出。花茎修长，花苞肥硕。几场春雨过后，竟开出紫蓝的花朵来，她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花。

植物和花卉给她带来了一些自认为不配享受的乐趣，为此又陷入了忧伤和悲哀之中。哪怕是一丝的喜悦都会搅乱她的平静，会让她想起耻辱而喧嚣的过去，尤其是那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她甚至都没有好好看看他。

他一出生就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当天晚上，在恍惚之中，她隐约看见一个身穿皂衣、头扎红簪花的老妇人将他抱走了。也许他们将他埋掉了，也许他还活在人世，秀米一概不闻不问。

她的身体复元之后，便以惊人的毅力训练自己忘掉他，忘掉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的人和事。

不管是张季元、小驴子、花家舍的马弁，还是那些聚集在横滨的精力旺盛的革命党人，所有这些人的面孔都变得虚幻起来。他们像烟一样，远远的，淡淡的，风一吹，就全都散了。她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过去的岁月，她觉得自己就如一片落入江中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被激流裹挟而去，说不上自愿，也谈不上强迫；说不上憎恶，也没有任何慰藉。

宝琛来探监的时候，她拒绝与他见面，只是给他写了一张字条：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龙庆棠派人来请她看戏，她照例将自己的答复写在纸片上：我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享乐。这是一个与过去彻底告别的仪式，也是自我折磨的一个部分，惩罚和自我折磨能够让她在悲哀的包围中找到正当的安慰。除了享受悲哀，她的余生没有任何使命。

现在的问题是，她即将获得自由了。这个消息，她觉得快了一些，她不知道何处是自己真正的息影之所。

出狱的前一天，龙庆棠突然来到狱中，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而是最后一次。他现在的身份已不是候补知州，而是梅城地方共进会的会长。龙庆棠虽然还不知道秀米已变成了一个哑巴，但他对后者的沉默和冷漠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容忍。当然，他也给了她最后的建议：留在梅城，和我们一起干，甚至立刻给她委任了一个官职，叫做“劝农协会理事长”。

秀米想了想，即铺纸研墨，以“春笼海棠固宜燕，秋尽山榆已无蝉”一联答之。庆棠见了，脸一下就红了。他点点头，又问道：“那么，出狱后你打算做什么？”秀米在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最适合我的，是做一名乞丐。”龙庆棠笑道：“那恐怕不合适。你太漂亮了，也过于年轻。”〔 龙庆棠 （ 一八六四— 一九三三），祖上世代贩盐为业。一八八六年加入清帮，为宝荫堂执事，逐渐控制了江淮一带私盐贩运。一九一○年补梅城知州，统领地方兵马。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一九一五年任讨袁救国会副总参谋长，一九一八年退出军界移居上海青浦，涉足鸦片走私，旋即成为上海清帮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与黄金荣联合密谋刺杀杜月笙，事败，被绑巨石，沉入黄浦江中。 〕

秀米没再说什么。她决定重返普济。当然，她也只能这么做。

正是烈日灼人的盛夏，酷暑使她虚弱的身体显得更加疲惫。午后的街道有一种神秘的沉寂，那些歪歪的店铺，一片连着一片的行将坍塌的黑瓦，堆砌在黑瓦上的一朵朵白云，无精打采的卖水人，瓜摊下亮着大肚皮熟睡的肥汉，还有街角抖着空竹的孩子 （ 那空竹嗡嗡地叫着，使人联想到寺院空旷的钟声 ），都使她感到新鲜而陌生。

她还是第一次正视这个纷乱而甜蜜的人世，它杂乱无章而又各得其所，给她带来深稳的安宁。她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东瞅西看，左顾右盼，实际上她的大脑一片空白。除了一群飞舞的苍蝇，没有人注意到她。

在梅城和普济之间，横亘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村庄。现在，在正午的烈日下，她还能偶尔回忆起一两座村庄的名字。这些名字属于儿时歌谣的一部分，属于记忆中柔软而脆弱、不能触碰的一部分。那时，她的妈妈带着她，坐在轿子或手推车上，坐在挑夫的摇篮去梅城走亲戚，她一边掀开红色轿帘的一角打量着那些陌生的人、房屋和树木，一边听她妈妈唱歌：

出了东厢门，

就是西厢门。

前溪村、后溪村，

中间隔着八里坟。

……

不知是熟悉的歌调儿，还是这种一阵阵朝她袭来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者是她母亲在重重叠叠的树林中呈现出来的那张模糊的脸，使她突然流出了悔恨的泪水。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也不是在横滨的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她悲哀地想到，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以在记忆深处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她在一个名叫窦庄的村里讨水喝的时候，村里人毫不怀疑她是乞丐或哑巴身份。她的夸张的手势引来了一大群围观者，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他们用土坷垃砸她，以试探她的反应。她的柔顺和沉默刺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他们向她做各种鬼脸，一路跟着她，在她的身前身后蹿来蹿去。他们尖叫着，用毛毛虫、水蛭、蚂蟥、死蛇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吓唬她，用弹弓打她的脸，甚至企图从背后将她推入路边的苇塘。

秀米依旧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既不加快步伐，也不停下来观望；既不生气，也不露出微笑。最后，孩子们累了，他们垂头丧气地站在苇塘边，迷惑不解地目送她走远。

当她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她就站在路边发呆。她想起了小东西。他的身体软软地趴在庙里回廊的阴沟上，积雪融化而成的水在霍霍地流淌，黑色的血线在雪地上缓缓向前流动，被廊下木柱子挡住了去路。即使在那一刻，她也知道，从他那瘦小的身体里流出来的不是鲜血，而是他的全部的小小的灵魂。

我是一个傻瓜。她喃喃自语道。

天色将晚的时候，她终于抵达了西厢门。在村庄外的一条积满尘土的官道上，她遇到了一个驼背的小老头。

他是一个真正的乞丐，同时也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好色之徒。他们一照面，秀米就从他脸上看出了这一点。他像影子一样紧紧地撵着她，也不说话，并不急于采取什么行动。他身上的恶臭一路伴随着她，不远也不近。甚至，当他们在一个打谷场上停下来过夜的时候，他们之间也隔着相当的距离。

凉爽的风吹走了白天的暑气。村里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熄灭，天上的星星却一点点地亮起来。乞丐用蒿草和苦艾点了一堆火，以此来驱散蚊虫。在燃起的火光中，他们彼此看着对方的脸。这时，这乞丐用手指了指打谷场上的一个草垛，对秀米说出了惟一的一句话：

“你要是想撒尿，就去草垛后面，不要硬憋着。”

她再次流出了感激的泪水。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爱流泪呢？她想道，拼命地克制住自己，“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第二天，她醒过来的时候，乞丐早已离开了。他给她留下了一个装满干净水的葫芦、半截黄瓜，还有一只装满馊饭，发出阵阵酸臭的旧袜子。乞丐的施舍是真正的施舍，但却无以为报。假如他昨晚想要，她多半会顺从。反正这个身体又不是我的，由他去糟蹋好了。把自己心甘情愿地交给一个满身秽污、面目丑陋的乞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只有不可能的才是值得尝试的。

2

秀米回到普济的家。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房屋和院宅突然变得局促了许多，而且也比她记忆中的那个深宅大院更显得残破不堪。院墙的墙基由于重压而歪斜，墙上的灰泥翘了起来，又尖又硬，就像乌桕树的叶子，又像是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蝴蝶。廊下的木柱，柱下的圆扁的石礅都布满了裂纹。黑压压的蚂蚁占据了墙上的蜂巢，沿着墙壁蜿蜒而上。

院子里多了一些鸡鸭，满地乱跑。东侧的一个厢房 （ 母亲在那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 的内墙已经拆去，换上了桦木或槐树的圆木栅栏，里面趴着一只花白斑纹的老母猪。她朝猪栏里望了两眼，原先母亲床头贴着的一幅观世音画像还没有来得及取下。母猪已经下了崽。一听到人的脚步声，那些正在奔跑的斑斑点点的小崽子就忽然站住了，支棱着耳朵一动不动。

她甚至还看到了一只赭黄色顶冠的大白鹅，正腆着身子，不慌不忙地迈下台阶。只见它身子略微一缩，“噗”的一声，冒出一摊稀屎来，顺着台阶的石板流了下来。

天哪——秀米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这些新添的小动物大概都是喜鹊的杰作。她这样想着，又朝后院走去。

后院的竹林里多了一个鸭棚，其余的一切都还基本上维持着原来的格局。庭阶寂寂，树影浮动，麻雀在阁楼铸铁的栏杆上站成了一排。

喜鹊也许已经得知了她要出狱的消息，院子里已经打扫过了，腐烂的树叶和晒瘪的青草堆放在墙角。为了防止打滑，阁楼的台阶上晒满了一层薄薄的沙土。她朝东边的腰门看了一眼，十几年前，她的父亲就是从这个门出去的。这个窄窄的门仿佛是她记忆中最重要的枢纽，她曾无数次地回忆过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试图从中找出一个答案，用来解释飞速流转的光阴的奥秘。门边搁着的一把支离破碎的油布伞还在原来的位置。布纸被蛀蚁啃噬一空，伞骨毕露。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她父亲临出门之时，曾经拿起这把伞，试着想打开它，并朝她诡谲羞涩地笑了一下，给她留了最后一句话：“普济就要下雨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这把伞也不见得比父亲出门时更为朽烂。

喜鹊不知去哪里了，院落一片沉寂。她独自一个人上了楼，推开了房门，还是老样子。仍有一股她所熟悉的霉味，只是床头的五斗橱上多了一只白色的长颈瓷瓶，瓶中插着一朵新摘不久的荷花。不知为什么，看着这朵花，她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喜鹊回来的时候，秀米正在沉睡。

她一大早到邻村赶集去了，满满一篮子鸡蛋，一个也没有卖出去。到了中午，她瞧见了杨大卵子的媳妇。她走到喜鹊的跟前，低低地对她说了句：“校长回来了。”早在十多天前，喜鹊就听说了秀米即将出狱的消息，可一旦她真的回来了，喜鹊还是觉得有点心慌意乱。她用手护着篮子里的鸡蛋，急急地往回赶。走到村头，看见渡口的舵工谭水金正朝她走来。

他的背更驼了，倒插着双手，黑着脸，远远地对她嘟囔了一句：“那个疯子回来啦？”

往前走了几步，他又说：“听说她是一个人回来的？”

喜鹊当然能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第一句话，表明他对儿子谭四的惨死至今耿耿于怀，而第二句话又表明他惦记着秀米腹中的那个孩子。可怜的水金，他比谁都希望秀米怀着他们谭家的孩子，她微微鼓起的小腹就是水金风烛残年的惟一指盼。不过，既然她是一个人回来的，那么，那个孩子又到哪里去了呢？

回到家中，喜鹊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喘了半天的气，还是不敢去后院的阁楼看她。她的心怦怦直跳，毕竟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与秀米单独相处过了。尤其最近的这些年，秀米连正眼都不瞧她一眼。

到了傍晚，她做了一碗面条，端到阁楼上去。推门进去的时候，还龇牙咧嘴、挤眉弄眼地做了半天鬼脸，以此给自己壮胆。秀米正在熟睡之中，侧着身子，背对着她，衣服和鞋都没有脱。喜鹊将碗筷轻轻地搁在五斗橱上，然后屏住呼吸，一步步地倒退着走了出来，掩上门，下楼去了。

整整一夜，喜鹊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她将洗澡水热了又热，等着她的主人下楼来洗澡，可那个阁楼一夜没有亮灯。第二天早上，她蹑手蹑脚地来到阁楼上，惊奇地发现，秀米依然在床上酣睡，背对着她，碗里的面条不知什么时候已被她吃得精光。她在收碗筷的时候，发现碗底下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满了字。她下了楼，将这张字条颠来倒去地看了半天，直看得两眼发绿，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她的心也随之变得沉重了：她难道忘了我不认识字？这么说，她的疯病可一点也没见好。可喜鹊又担心主人在上面交代些什么重要的事，让她即刻去办。呆了半晌，便拿着这张字条去了丁先生家。

丁树则卧病在床，已经六个多月了。都说油尽灯枯，熬不过收小麦了。可等到这年的新麦收上来，丁树则尝到了新麦面做成的面条之后，他的情况并没有变得更糟，当然，也不会变得更好。他像一只大虾似的侧弯在床，口涎把竹席弄得湿乎乎的。

他看了看喜鹊递过来的字条，咕咚咕咚地咽了几口口水之后，朝她伸出了三个指头。

“有三句话，”丁树则的牙齿差不多都掉光了，说起话来满嘴漏风，“第一句写的是：我已不能开口说话了。意思是说，她已经成了一个哑巴，不能说话了，这是第一句。”

“她怎么就不能说话了呢？”喜鹊问道。

“这就不好说了。”丁树则道，“她在纸上写得明明白白：我已不能开口说话了，也就是说，哑了。俗话说，衙门一入深似海，她能活着回来，就算是不错的了。”

“就是。”丁师母在一旁插话说，“这人一旦入了监牢，少不得要经受各式各样的刑罚。让你变成哑巴，就是刑罚的一种。没错，他们给她吃了哑药，或许是耳屎，她就成哑巴了。这事很容易办。你要是不小心吃了自己的耳屎，也会变成哑巴的。”

“她还写了些什么？”

“这第二句话，前院是你的，后院是我的。这就是说，她要与你分家，陆家大院一分为二，前院归你，后院归她，井水不犯河水。至于这最后一句……是让你把后院竹林里的鸭棚拆掉。”

“她心里一定很恨我，把这个家弄得像个猪圈似的，还养了那么多鸡鸭和牲口。”喜鹊的脸上灰灰的。

“她这可怨不得你，”师母说，“家里的地产让她卖得一文不剩，家中又无积蓄，你一个女儿家，不养些牲口，怎能糊口？再说，如今她刑满出狱，基本上成了一个废人，手不能抱，肩不能挑，还不得靠你养着？甭理她。既然她把前院分给你了，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爱养什么就养什么，别说是养些鸡鸭，就是养个汉子，她也管不着。”

这一席话，说得喜鹊脖子都红了。

此后一连数日，喜鹊频频出入于丁树则家中，用丁师母的话来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家的门槛就要被你踏平了。”

纸上所书，有些是让喜鹊帮她在集市上所购之物的名称，如笔、砚、墨、纸之类，也有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如“马桶漏水，宜速修之”或“昨夜汤略咸，淡之可否”，或“阁楼除尘，不必每日为之，十天一扫可也”。再如“群鸡破晓即唱，烦人烦人，何不尽杀之”？

这最后一句，丁树则看了，苦笑道：“这孩子果然迂呆。唱晓的是公鸡，母鸡又不会唱，何必尽杀之？看来革命党人旧习尚未褪除。母鸡尽可留着下蛋，公鸡若杀了，送碗汤来我喝。”

第二天，喜鹊给他端来鸡汤的时候，丁先生道：“她既然能听见公鸡打鸣，说明她的耳朵并未聋，只是哑了而已。你有什么事，不妨直接说给她听，不必让我来写字，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你们这番折腾。”

最离奇的是这样一张字条：“亟须以下物品，备齐待用：隔年粪汁若干，石硫磺若干，塘泥若干，豆渣若干，活蟛蜞数只。”

丁树则看了，先是苦笑，继而摇头：“她要这些不相干的物事做甚。”

师母看了亦不明其义，只是叹息道：“要是事事都遂了她的意，说不定明天她就要你上天摘星星了，若照我说，根本就不必搭理她。”

但喜鹊还是暗自决定满足她。

她去塘池里淘塘泥的时候，跌在河里，差一点淹死。好不容易爬到岸上，再也没有勇气尝试第二次，只得在屋前阴沟里挖了一点硬泥，加水稀释，像和面一样地将它搅得又黏又稠，看上去与塘泥一般无二。豆渣倒好办，村西豆腐店里就有。粪汁呢，茅缸里随便舀一勺对付即可，反正她也闻不出是今年的还是隔年的。至于活蟛蜞，田野沟渠里多的是，她央村里的孩子去捉，不一会儿就捉来了满满一虾篓。最难弄的倒是那个什么石硫磺，她问了许多人，连药店的伙计都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最后她就买来了几枚炮仗，折开捻子，将火药抖出来，掺以黄沙，总算配制出了“石硫磺”。

她将这些东西备齐，整整齐齐地排列于后院阁楼边的石阶上，然后回到前院，隔着门缝窥探动静。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促使她一探究竟。到了午后，她看见秀米睡眼惺忪地下楼来，看见她对这些稀罕之物闻了又闻，看见她捋起袖子，像个孩子似的兴奋不已。

原来她要种荷花。

家里原是养着两缸荷花，是那种又阔又深的青花瓷缸。一直由宝琛负责照料，每年六七月份开花。老夫人在的时候，常常用荷叶来蒸肉，蒸糍粑，她甚至还能隐隐记得荷叶的香味。到了冬天下雪前，她看见宝琛在缸上架上木条，覆以厚厚的稻草养根。

宝琛离开普济之后，这两缸荷花一直无人照管，喜鹊原以为荷花早已枯死了。到了今年初夏，她到阁楼打扫房间，突然发现缸内竟然亦开出了一朵红莲，又瘦又小。缸内的荷叶只稀疏的几片，浮于散发出恶臭的黑水之上，叶边或卷或残，四周镶有锯齿状的锈边。缸内聚集了数不清的臭虫，人一经过，则轰然而飞，直撞人的脸。那朵惟一的荷花，喜鹊信手摘下，将它拿到阁楼上，插在一只白色的长颈瓶中。

原来秀米要侍弄这两缸荷花了。只见她将豆渣、塘泥、“石硫磺”放入木盆中搅和，再加粪汁调匀，将木盆拖到阳光下曝晒。然后她来到荷缸边，轰去满缸小虫，捞出杂草，用木勺将缸内残水舀干。只忙得衣衫尽湿，气喘吁吁，甚至连脸上也都是泥迹斑斑。

等到太阳落了山，喜鹊终于按捺不住，从门后蹿出来，前去帮忙。秀米正在把木盆中的新泥敷在荷枝的根茎上。秀米见她过来，就用脚踢了踢身边的一只木桶，又看了看她。喜鹊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让自己去池塘里打水。喜鹊飞跑着打来了水，看着秀米将清水缓缓注入缸内，不由得脱口问了一句：“这样，有用吗？”

当然，她得不到任何回答。

差不多一个月后，当喜鹊再度来到后院，经过花缸边时，她惊奇地发现，新出的荷叶竟然挤挤攘攘，把两个缸都涨满了。荷叶足有巴掌大小，又黑又绿又肥，莲叶间开满了花。一缸浅白，一缸深红，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喜鹊站在缸边一直看到天黑，久久不忍离去。早听宝琛说，这两缸荷花是老爷养了几十年的老根珍品，今日一见，果然惹人怜爱。那几只蟛蜞从荷叶上翻上翻下，搅得花茎微颤，风过莲动，习然有声。

第二天早上，她去阁楼打扫时，又从书桌上发现了一张字条。她拿去给丁树则看，丁先生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傻孩子，这是她随便写着玩的，不关你什么事。”

喜鹊追问他纸上写的什么，丁先生说：“纸上写的芙蓉、芙蕖、水芸、泽芝、莲、苓、菡萏之类，皆为荷名，而锦边、银红、露桃、雪肌、酒金、小白之类，则是花名，这是读书人的小把戏，以供骋怀幽思，与你并不相干。”

过了半晌，丁先生又捻须沉吟道：“时花香草，历来有美人之名，既可养性，亦能解语。兰出幽谷，菊隐田圃，梅堆香雪于山岭，竹扬清芬于窗舍，独荷辱在泥涂，沦于污淖，然其出污泥而不染，其品修洁，其性温婉，秀米之于嘉莲，盖因其身世之舛乖乎？虽然，吾观其志，寂然有遁隐之意，可叹，可叹。”

喜鹊踌躇道：“丁先生方才这番话，喜鹊倒是半句也听不懂。”

见她这么说，丁树则那混浊暗淡的老眼里就放出一股绿光来，他盯着喜鹊看了一会儿，徐徐道：“若要听懂我说话，倒也不难。”

喜鹊不知他话里是什么意思，就扭过身来看师娘。丁师娘解释说：“我看你整天往我家跑，一惊一乍的，那哑巴但凡涂几个字，你就像得了圣旨似的飞报而来，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你累，我们更累。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先生一日归了西，你难道还要刨坟剖棺请他出来替你传话不成？昨夜我和丁先生商量，不妨让他教你识几个字，以我们家先生这一肚子学问，用不了一年半载，你自己就能看得懂她写的字了，你看如何？”

喜鹊朝竹床上的那个瘦骨嶙峋的糟老头子瞧了一眼，又看了看满地满墙的痰迹，不由得心生畏惧，面有难色。见师娘眼巴巴地望着自己，只得搪塞说：“师娘容我再想一想。”

不料师母正色道：“想什么想？丁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若时运相济，早就出将入相，位列仙班。今肯屈驾教你读书，也是你的福分，这么好的事你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若你不答应，从明日开始，你就不必往我们家跑了。”

喜鹊见师娘变了脸，一时慌了手脚，只得糊里糊涂应承下来。因地上有痰，不便行大礼，那丁师娘就过来按着她的脑袋给丁先生胡乱鞠了三个躬，算是正式拜师入塾。一经拜了师，那丁先生即刻就露出一股凶相来，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据床贴墙而坐，朗声说道：

“教书识字，按说，我可是要收钱的。例行的束脩，你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也就不同你要了，只是每日里母鸡下了蛋，你就拣那个大的拿来我吃，也不需多，每日一两枚足矣。”

喜鹊满腹心事地从丁先生家出来，径直去了隔壁的花二娘家，她要将这事与她商量商量。花二娘正在窗下纺线，她一边摇着纺车，一边听着喜鹊说她的心事。末了，笑道：

“每日一枚鸡蛋？也亏那个老精怪想得出来！俗话说，人生识字糊涂始，这人活在世上，最要紧的不外乎穿衣吃饭，你一个女儿家，又不去考状元，费那个心思做什么？我看你还是不要理他那个茬儿。”

从花二娘家出来，她又去了孟婆婆家。孟婆婆毕竟与她沾亲带故，况且年轻时也略识得几个字，看法自然与花二娘有所不同。孟婆婆说：“识几个字倒也不妨。至少你日后卖小猪、记个账什么的也用得着。他又不要你的束脩，每月三十个鸡蛋，按说也不算多。那丁树则，无儿无女，这几年坐吃山空，也着实可怜，我料他早已记不起这鸡蛋是什么味了。”

经婆婆这么一说，喜鹊就放了心。从那以后，每日里去丁先生家识字，风雨不断。开头一两月倒也无事，时间一长，喜鹊又渐渐地多了一个心事。那丁树则有事没事总爱用他那脏兮兮的手去摸她的脑袋，又常常的有意无意之间在她身上这触一下，那碰一下。开始的时候，喜鹊碍于长辈的脸面，不敢声张，到了后来，这丁树则越发荒唐无礼，竟然在言语之间，用那不三不四的话来挑她。这些让人耳热面红的话，喜鹊虽然听得似懂非懂，可一看他那说话的样子，心里就全明白了。她知道师娘是个有名的醋坛子，一旦告诉她，少不得惹起一场风波，让别人知道了笑话，故而隐忍不发，只装听不懂。有一次，那丁树则跟他讲起了夫人与张季元之间的事，说到兴浓处，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摩挲揉搓不已，嘴里亲娘、亲妈地乱叫。

喜鹊只得去找师娘诉苦，谁知道师娘听了她的话之后，咯咯地笑了起来：“你先生眼见得快要入土的人了。他胡乱摸几下，言语上占点便宜，只要不是十二分出格，就由他去吧。”

3

这幢阁楼建在一簇太湖石上。在阁楼的西侧略低的地方，修有六角凉亭一座。亭子的四周砌有护栏。亭内除石桌、石凳之外，别无他物。亭柱左右两边刻有父亲当年撰写的楹联：

坐对当窗木

看移三面阴

秀米从狱中出来后，除了偶尔下楼照料花草之外，日日于凉亭内摊书自遣，无所用心的蛰居生活带给她想象中的宁静。看书看得倦了，就伏在石桌上小憩片刻。通常要在午后时分，她才能看到西院墙上缓缓移动的阴影。时间一长，她渐渐就能通过墙上光影的移动来判断时间了。

与日晷相似，用光影来计算时间，往往必须将季节、时序、昼夜的长短一并考虑在内。当年父亲曾亲手制出墙影与季节、时序关联的对照列表。作为父亲大量遗稿的一部分，它被宝琛小心地订装成册。

假如光影滞留在墙边的植物——比如蜀葵、芭蕉或枇杷的枝冠上，时间的计算就更不准确，因为植物每年都在生长，而开出花朵的数量与大小也不尽相同。如果父亲要想准确地计算出时间的变化，简单的办法就是制作一只沙漏，但父亲没有这样做。只有寂寞的人才会对时间有精深的研究，倘若你被内心的痛苦煎熬得无所事事，情形也差不多。

令父亲感到烦恼的是，阴天或下雨之时，时间就会搞得一团糟。清晨的晦冥更近于黄昏，而某一个秋日午后的温暖阳光亦会使人误以为置身于春和景明的四月。特别是你一觉醒来，大脑还处于失神状态，而亭子四周的风物则促使你即刻作出判断。

有数不清的夜晚，父亲都在这座小亭里仰观浩瀚的群星，并试图给一些有固定位置的恒星命名。这些名称五花八门，既有花朵，亦有动物，甚至还有家人或他所熟悉的人名。比如说在遗稿的某一页，父亲这样记述道：

宝琛与母猪隔河相望，中有茉莉、丁树则、余 （ 他自己 ） 以及山羊星四枚。余初不甚亮，几难于辨识。茉莉、山羊、丁树则呈品字形。宝琛、母猪一南一北，最为璀璨，为群星之冠。

在他的遗稿中，对时间的细微感受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在他看来，时序的交替、植物的荣瘁、季节的转换、昼夜更迭所织成的时间之网，从表面上看，是一成不变的，而实际上却依赖于每个人迥然不同的感觉。比如说，一个钟点，对于睡眠者而言，它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对于一个难产中的妇女来说，却长得没有尽头。不过，睡眠若是在这一个钟点中做了一个梦，那情形又另当别论。父亲写道：

今日所梦，漫长无际涯。梦中所见，异于今世。前世乎？来世乎？桃源乎？普济乎？醒时骇然，悲从中来，不觉涕下。

当他在静观墙上的树影之时，时间仿佛被凝固了，它“移寸许，有若百年”，而他在石桌上只打了一个盹儿，则“俄尔黄昏一跃而至，暝色四合，露透衣裳，不知今夕何夕”。

除了对星象的观察、光阴记录之外，书中遗存大量的杂记、诗词、歌赋以及信手写下的让人不明就里的片言只字。遗稿终于光绪三年腊月初八。父亲最后写下的几行小字：

是夜大雪。光阴混杂，犹若蛛丝乱麻。奈何，奈何。

凉亭与对面的院墙之间，有一小块狭小的荒地，父亲曾将它辟为花圃。而如今已被喜鹊开垦出来，种有一畦葱蒜，一垄韭菜。惟有树荫下的一座荼架还在原先的位置。木架虽还完好，但荼早已枯死，蔓枝挂拂其间，随风而动。

差不多每天中午，喜鹊就会到后院来掐葱、挖蒜。每当她蹲下身子的时候，都会抬头朝亭子的方向张望。如果正好秀米也在看她，喜鹊必会粲然一笑。她面色红润，走路极快，一阵风来，一阵风去。像影子悠忽出没，似乎永远都处于奔跑中。除了掐葱、挖蒜，到柴屋取柴，有时候，她也会到阁楼上来，帮她打扫房间，或是给她送来在集市上购得的花子和花种。

每当黄昏来临，夕照移上西墙，将院墙上的茸草和葛藤衬得一片火红，秀米就会从阁楼上下来，匿迹于荼架、竹林和柴房之间。院落庭阶未经除扫，过雨之后，满地腐叶堆积，到处都是绿茸茸的藓苔，色翠而静闲。

缸荷开败之后，秀米想到了秋菊，可惜的是，满眼望去，只在篱落墙隅找到几丛野菊。单叶，花苞琐细而密，颜色或淡白或浅黄，犹若茉莉，闻之无香。秀米曾小心地挖出一丛，移入陶盆，悉心养护，置于阁楼下的幽阴处，不几日便枯死了。而院内的马兰、天竺、厌草、泽兰、蒿莱之属却随处可见。王世懋在 《百花集谱》中以柴菊、观音菊、绣球菊、孩儿菊称之，虽有菊名，实非菊类。而且到了深秋，早已无花。日日环伺之下，庭院中除了正在结子的大红石榴、两株木樨、一簇鸡冠花之外，开得最艳的，就要算东墙柴房外的那一溜凤仙花了。

这排凤仙常年未经养护，红色的根茎暴露于外，叶片亦被鸡啄食得有如锯齿一般，一副将死未死的样子。秀米撮来黄土，掺以细沙，培敷于花下，又以淘米水、鸡粪和豆饼沃根，并用石灰水杀灭蚯蚓，先后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月，等到金风送爽，秋霜初降的时节，叶片果然由黄转绿。一场冷雨过后，竟然开出花来。红紫纷罗，鲜秾绰约。先是单花，稀疏无可观，秀米于每日傍晚掐去残花小苞，又插竹扶蕊，花遂渐密，继而蕊萼相迭，蔚然成球，攒簇枝上，娇媚妖艳。

那些日子，秀米在花丝下一蹲就是半天。痴痴骇骇，若有所思。白露这一日，秀米多喝了几杯酽茶，在床上辗转难眠。到了中夜，索性披衣下楼，取灯来看。夜风中，花枝微颤，寒露点点。而在青梗朱蕊之下的墙边，则是昆虫出没的世界。飞蛉、促织、花大姐、蜘蛛、金翅游走其间，鼓翼振翅，热闹非凡。秀米很快就迷上了这些小虫子。更有一只金龟子，趴伏于它的伙伴的背上，顺着花梗，攀援而上。而数不清的蚂蚁则抬着一只巨大的花瓣，走走停停，犹如擎着花圈送殡人的长队。

虫儿们的世界虽是孤绝的，却与人世一样，一应俱全。假如一只跳水虫被遍地的落英挡住了去路，那么，它会不会像武陵源的渔户一样，误入桃源？

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花间迷路的蚂蚁。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卑微的，琐碎的，没有意义，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忘却。

秀米记得小时候，常常看见翠莲取凤仙花于陶钵，加入明矾少许，捣烂成浆泥，靠在墙根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染她的指甲。一边染指甲，一边对喜鹊说：“今天你洗碗，我的手染了，下不得水。”

她记得母亲称凤仙花为“急性子”，只因它霜降后结子，果如青梅，剥开它，黑子纷纷暴跳，皮卷如拳。母亲曾将卷皮夹在她的耳朵上做耳环，两个耳朵，一边一个。她听见母亲说：“这是你的嫁妆。”她甚至还能感觉到母亲说话时，喷在她耳旁边的暖暖的热气，弄得她直痒痒。

她还记得每到秋露渐浓，花瓣欲坠之时，村里的郎中唐六师就会来收花收子，酿酒备药。据唐六师说，用凤仙花晒干后制成的药，可治难产、白喉诸症。而她的父亲对于凤仙花的药效不屑一顾，他认为历代庸医都上了李时珍的当。因为据说，唐六师的老婆就是难产而死的。

她记得她的老师丁树则家中也有凤仙，但不是长在墙根，而是种于盆中。每当花开之日，他的混浊的眼睛就有些痴呆。先生说，凤仙花丽骨软，艳若桃李，虽为美色，却能偏于一隅，自开自灭，不事张扬，不招蜂蝶，因而长有淑女之节……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所有这些往事，秀米以为不曾经历，亦从未记起，但现在却一一涌入她的脑中。原来，这些最最平常的琐事在记忆中竟然那样的亲切可感，不容辩驳。一件事会牵出另一件事，无穷无尽，深不可测。而且，她并不知道，哪一个细小的片刻会触动她的柔软的心房，让她脸红气喘，泪水涟涟。就像冬天的炉膛边正在冷却的木炭，你不知道拣哪一块会烫手。

4

入秋之后，家里的访客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有的身穿长袍马褂，一见就不停地打躬作揖；有的则是一身洋装，挺胸凸肚，进门就密斯密斯地乱叫。有佩枪的武弁，有手执文明棍的文士，大多带着扈从；也有衣衫破烂、草帽遮颜的乞丐。所有这些探访者，秀米一概不见。

喜鹊忙着替他们传递字条。通常，来客一见到秀米的答复，大多叹息摇头，怅然而去。也有不死心的，一再让喜鹊进去传话，谁知到了后来，秀米竟不再作答。客人等得茶凉，挨得天黑，也只得悻悻离去。

开始的时候，喜鹊还让茶让座，待若上宾。客人离去时，还代为致歉，送出家门。因见秀米在客人走后，必有几日茶饭不思，黯然神伤，甚至木然落泪，喜鹊对那些访客就多了一层不屑与憎恶。到了后来，她渐渐地没了耐心。凡有来人，喜鹊亦不通报，即告以“主人不在”，一律都替她挡了驾，连推带搡轰出门去了事。

喜鹊不知道这些人从何而来，因何事要见主人，而秀米缘何不问来者身份，一律不见，就把这件事拿去和先生说。

丁树则道：“这些访客多半是秀米的旧识。辛亥前，与你家主人多有往返。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成了一世之枭雄，南方党人政客纷纷作鸟兽散，或投靠北平，或另谋出路。有些人平步青云，摇身而变为都督、参谋、司令，另一些人则沦落江湖，惕息而为布衣、乞丐。这些人来找秀米，请她出来做事者有之，衣锦还乡，招摇过市、睥睨自雄者有之，还有人纯粹出于私交旧谊，顺道探访，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当然，也许这些都是借口。这些人不厌其烦，远道而来，无非是因为秀米的美貌而已。”

“先生果真觉得秀米貌美吗？”喜鹊好奇地问道。

“实话说，秀米容貌之秀美，实为老朽平生所仅见。她虽然杜门不出，不问世事，还是招来了那么多的游蜂浪蝶。”先生说到这里，又偷偷地觑了喜鹊一眼，抓过她的一只手来，放在手心里拍了拍，低声道，“不过，你长得也是蛮不错的……”

到了初冬，随着一场悄然而至的大雪，一个头戴毡帽的中年人一路打听来到了普济。他看上去四五十岁，满脸络腮胡子，满身满头的雪。身上穿着一件短袄，肩膀上都磨破了，棉絮外露，下身却穿着单裤单鞋。棉袄的扣子都掉光了，只是腰间草草地绑着一根白布条。这人走起路来有点瘸，手里拎着一只破蒲包。他一进门，就嚷嚷着要秀米出来和他说话。一边跺着脚，哈着气，借此来驱寒取暖。喜鹊故伎重演，想三言两语就打发他出门。没料到，喜鹊还没把话说完，这人就把那牛眼一瞪，瓮声瓮气地对喜鹊说：“你只消告诉她，我的左手上长着六根指头，她自会出来见我。”

喜鹊见他这么说，只得往后院去了。

秀米正在把刚刚剪下的腊梅插入瓶中，一股浓香在灰暗的屋里萦绕不去。喜鹊把那个人要她说的话说了一遍。秀米就像没听见似的，依然在插她的梅花。她把掉在桌上的腊梅花苞，一个个地捡起来，放在一只盛满清水的碗中。喜鹊看着那些花朵像金钟似的漂在水中打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一会儿，她来到前院，只得自编一套话来回他：“我的主人身体不好，不便见客，你还是请回吧。”

那人一听，气得胡子直抖：“怎么？她不肯出来见老子？她连老子也不肯见？你再去同她说，我是小驴子，小驴子呀。”

喜鹊再次上楼，据实以告。秀米似乎对什么驴呀马呀的，更不感兴趣。她只是看了喜鹊一眼，一言不发。不多久，喜鹊下楼来，一句话没说，冲着来人摇了摇头。她以为这个鲁莽心急的中年汉子必会暴跳如雷，大骂不止。谁知这人到了这时候，反倒没了脾气。他把手里的蒲包往地上一扔，摸了摸头皮，愣在那里半天。过了好久，这人将手伸进棉衣之中，从里面抖抖索索地取出一个手帕包着的东西，递与喜鹊，笑道：“你家主人既不方便见我，我也就告辞了。请把这个东西交给她。如今已经是民国，这个晦气的东西我留着也没有用，留给你的主人吧，遇有急事也可变卖些银子来用。”

喜鹊接了这个东西，跑到阁楼上。秀米正用一根缝衣针将腊梅的花蕊一层层挑开，抿着嘴，似笑非笑。喜鹊也没有说话，就将这些东西搁在桌上，自己下了楼。没想到她刚到楼下，秀米就捏着那只手帕从楼上追下来了。她们两个人来到厅堂，那个中年汉子已经离开了。

喜鹊把那个蒲包抖开，发现里面竟是两条鱼干，一挂腊肉，还有几枚冬笋。秀米站在门槛上朝屋外张望，不过，雪已下得大了，在纷纷的风雪中，那人连个影子也不见。

手帕里包着的是一只金蝉，与葬入小东西坟墓中的那只简直一模一样。〔 小驴子，原名周怡春（ 一八六五— 一九三七 ），一八九八年夏东渡日本求学。一九○一年回国，与张季元、童蓝年等人组织蜩蛄会，投身革命。一九○五年策动花家舍土匪起义成功，并于翌年初春率部攻打梅城，历时二十七天，而告失败，受伤被捕。辛亥革命后入顾忠琛援淮军当幕僚。民国二年（ 一九一二年 ）十二月重返花家舍，设馆授徒。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进攻南京，周手执鸟铳，率十余学生，立于当途阻击。弹尽，犹叱骂不止，身中十余弹而亡。 〕原来，世上还有这等一模一样的东西！喜鹊暗想。金蝉的存在使她觉出了这个世界的神秘与浩大。原来，这世上所有的门都对她一个人关着，她既不知来由，亦不知所终，就像她的主人的缄默不语一样。

这个中年人是谁？从何而来？金蝉是怎么回事？秀米为何看见后会落泪？她为何放着好好的官家小姐不做，要去搞什么革命？可秀米的世界，不用说，她完全进不去，甚至连边都挨不着。似乎每个人都被一些东西围困着，喜鹊觉得自己也一样。当她试着要去冲出这个封闭的世界时，就如一滴水掉在烧得通红的烙铁上，“刺”的一声就化了。屋外的雪下得正大，那些纷纷扬扬的雪片似乎不屑于回答她的问题。

那时的喜鹊，已经能认得一些字了，用她的老师丁树则的话来说，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半个“读书人”了。原先她每日里与那些猪、鸡、鹅、鸭打交道，奔波于集市、布铺、粮店之间，从来就没有觉得什么不满足，可是，当她略微识了一些字后，问题就来了。

秀米来前院的次数也渐渐多了。她做饭的时候，秀米就来帮她烧火，她去喂猪的时候，她就跟着她去看。这年冬天，母猪又生了一窝小猪，秀米和她提着一盏马灯，在臭气熏天的猪圈里守护了整整一个晚上。每当一个小猪生下来的时候，喜鹊笑，她也笑。看起来，她很喜欢这些小动物。秀米为了不伤着它的嫩嫩的皮肤，就用毛巾浸了热水拧干，替它揩去血污。她还像哄婴儿一样将小猪抱在怀里，哄它睡觉。

秀米习惯了自己洗自己的衣服，自己打扫屋子，自己倒马桶。她学会了种菜、筛米、打年糕、剪鞋样、纳鞋底，甚至一眼就能辨认出小鸡的公母，可就是不会说话。

有一次，喜鹊去集市赶集，到天黑才回来。她吃惊地发现，秀米替她烧了一锅饭，在灯下等她，满头满脸都是烟灰。饭虽然煳了一点，菜里加了太多的盐，可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她含着泪花拼命地吃，把自己的肚子都快撑破了。晚上，秀米又抢着去刷锅，最后锅铲将铁锅铲出一个洞来。

渐渐的，她觉得秀米胖了一点，脸色又红润了。她有事没事总盯着喜鹊看，脸上带着微笑。只是不会说话。自从她出狱之后，她从来未走出过这个院子一步。花二娘儿子腊月里娶媳妇，三番五次派人来请她去吃喜酒，她也只是笑。

冬天的晚上，无事可做，两个人就在厅堂里合着灯做针线。屋外呼呼的北风，屋子里炉火烧得正旺。两个人偶尔相视一笑，静得连雪片落在窗纸上的声音都能听得见。喜鹊看着窗外越积越厚的雪，呆呆想，要是她不是哑巴，会说话，那该多好呀。只要秀米愿意，她可以陪她一直待到天亮，她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对她说哩。这样想着，喜鹊的心里忽然一动，生出一个大胆的主意来。她跟丁先生也学了差不多半年了，自己也能写出不少字了，为什么不试着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与她谈谈。要是自己写得不对，秀米也能帮她改正。这样，又可以学得更快一点。她偷偷地看了秀米一眼，脸憋得通红。秀米觉察到她脸红了，就抬起头来看她，那眼神分明在询问。

她为这个主意兴奋了一个晚上。一直挨到第二天午后，终于憋不住了，她就一咬牙，一跺脚，猛吸了一口气，咚咚咚咚地跑到秀米的阁楼上，将自己写在描红纸上的一行字送给她看。

喜鹊写的那行字是这样的：

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这字是我自己写的。

秀米看了一愣。她呆呆地看着喜鹊，似乎不相信她竟然也会写字。她研了墨，取了笔，又扭过头来看了她一眼。随后，秀米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个字来回答她。喜鹊一看这个字，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她取了纸，回到自己的房中，怎么看也不认得这个字。

她有点生气了，她觉得秀米写了一个很难的字来为难她，认定了秀米是在故意捉弄她，其目的是为了嘲笑自己。这个字笔画很多，张牙舞爪，鬼才能认得它呢！说不定连丁先生也不认得。

当她把秀米写的这个字拿去给先生看的时候，丁树则把痒痒挠从后背衣领里拔了出来，在她的脑袋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吼道：

“这个字你怎么不认得？木瓜！这是‘粥’啊。”

5

从此以后，为了识字，秀米和喜鹊开始了纸上交谈。凡有错字、别字以及不合文法的句子，秀米都替她一一订正。她们所谈论的，净是日常琐事：庄稼、饮食、栽花、种菜，当然还有赶集。到了后来，她们的笔谈越出了这个范围，有了一些全新的内容。比如：

“今天又下雪了。”

“是啊。”

“隔壁刚过门的媳妇脸上有麻子。”

“是吗？”

“是的。”

“丁先生又病了，背上烂了一个洞。”

“噢。”

这多半是因为无聊。在深冬时节，昼短夜长，喜鹊熬不过寂寞，总要找出一些话来破闷排遣。不过，秀米的答复通常很短，只一二字敷衍一下而已。有时，秀米也会主动和她交谈，比如：“你知道哪儿可以弄到一株腊梅？”她就是喜欢花。在冬天繁花凋零，百草偃伏，雪又下得这么大，到哪里去替她弄腊梅？

能够用笔来交谈，让喜鹊感到开心，多少也有点神秘。不过，她很快发现在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真正需要说话的时候并不太多。比说话更为简便的是眼神，有时，两个人只是互相看一眼，就立刻能明白对方的心思。

大年三十这天晚上，雪还在下着，秀米和喜鹊在厨房里做完了汤团，两个人来到喜鹊的房中，生了一盆炭火，挤在一张床上睡下了。屋外北风呼啸，屋里却是暖融融的。微暗的火苗舔着墙壁，喜鹊还是第一次挨着她的身体。她觉得秀米如今就像需要她照料、受她保护的婴儿，心里既踏实又安宁。屋里太热了，再加上两个人缩在被子里一动不动，喜鹊很快就出汗了，好在屋顶的天窗上有一个小缝，一股冰雪的寒气透进屋来，在她的鼻前游来游去。

到了后半夜，屋外人家已稀稀拉拉地放起了除岁的爆竹，喜鹊还是没有睡着。这时，她忽然感到秀米的足尖在自己的胳臂上轻轻地蹭了一下。她开始还以为对方是无意的，就没当一回事。可过了不久，秀米又用足尖来钩她，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还没有睡着吗？”喜鹊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谁知经她这么一问，秀米干脆撩开被子，爬到她这头来了。两个人并肩躺着，喜鹊的心怦怦直跳。盆里的炭火噼啪作响，而密如贯珠的雪粒落在屋顶的瓦片上，簌簌如雨。黑暗中，她感到秀米在哭泣，就伸手摸了摸她的脸，湿乎乎的。秀米也摸了摸她的脸。随后，喜鹊就轻轻地扳过她的头来，将她按在自己的怀里。

自从秀米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喜鹊还是第一次看到她哭泣。秀米缩在自己怀里，哭得浑身颤抖，喜鹊就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她也渐渐安静了下来，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可喜鹊还是没有睡着，秀米的头压得她的肩膀麻酥酥的，她的长发撩得自己的鼻子直痒痒，喜鹊仍是一动不动。刚才，秀米在摸她脸的时候，喜鹊感觉到了一种陌生而又复杂的甜蜜，觉得心里很深很深的地方被触碰到了，这是她从未感觉到的一种情感。当屋顶上渗进来的一两粒雪珠落到她的脸上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脸有多么的烫。

第二天早上喜鹊刚醒来，就发现秀米已经在灶下忙碌了。她穿好衣服，走进厨房，见秀米腰间扎着一块布裙，正歪着头冲她笑呢，她的笑容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喜鹊的心里涨满了潮水似的，张着嘴，只觉得眼前一阵晕眩。

唉！喜鹊叹了一口气，心里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过年这一天，两个人也不怎么说话，却总是往一块儿扎堆。秀米到哪儿，喜鹊就跟到哪儿。反过来也一样。有时，明明一个在前院，一个在后院，可不一会儿两个人不知怎么就坐在一起了。

很快，时间已过去了三年。

这一天的傍晚，下雨的时候，天空忽然滚过一阵春雷，秀米兴冲冲地抄了一句诗给她看。上面写的是：芙蓉塘外有惊雷。

这时的喜鹊已经颇能识得一些字了。她虽然不知道这是李义山写的，却明白它是诗，是读书人吃饱了饭没事干胡诌出来的东西，也知道了芙蓉就是荷花。她拿着那张纸，左看右看，横看竖看，慢慢地就琢磨出味儿来了。虽然门外的池塘里没有荷花，要说鸭子倒有几只，正在褪毛呢，可天空的雷声却是一点都不假。这么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看上去稀松平常，可仔细一想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她越想越喜欢，渐渐觉得空气中也多了一丝凉爽，不觉叹道，原来这世上的读书人也不净是呆子，他们成天吟诗作赋，原来里边还藏着一些好的意思。

于是，喜鹊悄悄地问秀米，能不能教她作诗。秀米起初只是不理，后来被她催逼不过，想了想，只得提笔写了一句诗，让她照着作。

杏花春雨江南

喜鹊一见，如获至宝。拿着这页纸笺，回到自己的房中，一个人去参悟体味去了。这句话看着就让人心里觉得舒服，喜鹊想。杏花，村里倒也常见，孟婆婆家门前就有一棵。春雨呢，过了惊蛰，每天淅淅沥沥，简直就下个没完。至于江南，那就更不用说了，说的就是普济、梅城一带。可把这三件东西搁在一起，意思好像立刻就不一样了，像画的画一样，却是能想不能看。妙哉妙哉，呵呵，原来作诗这样简单。她觉得这样的诗自己也能写，随便找几样东西放在一块就成了。

喜鹊躺在床上想了一夜，直想得脑壳、脑仁儿都分了家，又披衣坐起，一边骂自己是疯子，一边在灯下苦思冥想。到了中夜，好不容易凑成一个句子，数了数，却是多了一个字。喜鹊写的是，公鸡母鸡和鸡蛋。虽然后来她把“和”字涂掉了，可怎么看都觉得恶心。她觉得一点都不好。人家的诗又文雅又清爽，可自己的呢？隐隐约约地能够闻得着一股鸡屎味儿。

再往后，喜鹊觉得困了，就伏在梳妆台上睡着了。她做了一个梦。一只公鸡，一只母鸡，咯咯咯咯地叫个不停。不用说，母鸡还下了一个鸡蛋。她的这个梦又沉又长。等到她从桌上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满桌的灯灰，满屋的晨曦，满身的清凉。

她发现桌子上多了一只白瓷碗，里面有几只新摘的杨梅。这才知道秀米晚上悄悄地来过了。她既是来了，干吗不把我叫醒呢？喜鹊捡起一只杨梅，放在嘴里含着，再看看桌上自己写的公鸡诗，脸一下就红了。正在面燥耳热之际，她还真的就想到了一个好句子。大概是担心这个句子会像鸟一样从她脑子里飞走，喜鹊赶紧研墨展纸，把它写了下来。墨迹未干，就拿给秀米看去了。可是满院子哪儿都不见她的人影，又叫又嚷，最后在阁楼下的荼架下找到了她。架子下摆满了花，少说也有三四十盆了。秀米戴着手套，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在修剪花枝花叶。喜鹊把自己写的诗给她看，秀米先是一愣，又抬头看了喜鹊一眼，似乎不相信这句诗是她写的：

灯灰冬雪夜长

〔 沈小鹊 （ 一八六九— 一九三三 ），又名喜鹊，兴化沈家巷大浦乡人。一九○二年移居普济。终身未嫁，二十四岁始识字，作诗计三百六十余首。诗法温、李，略涉庄禅；分寸合度，散朗多姿。有 《灯灰集》行世。 〕

这天晚上，秀米从阁楼上给她找出一本 《李义山集》，这本书是她父亲旧藏中为数不多的元刻本之一，书页间密密麻麻布满了蝇头小楷：眉批、夹批以及随意写下的字句。不过，对于现在的喜鹊来说，李商隐的诗作显然还是太难了。一会儿萼绿华来，一会儿杜兰香去，大部分篇什不知所云。溽暑来临，喜鹊闲来卧于竹榻之上，随意翻看，净挑一些雨啊、雪啊的句子来读，像什么“红楼隔雨相望冷”，什么“雪岭未归天外使”，什么“一春梦雨常飘瓦”，虽然不明白这老头儿说了些什么，可用来杀暑消夏倒也正好。

一天深夜，屋外豪雨滂沱。喜鹊在翻看这本诗集的时候，发现一首 《无题》诗中有“金蟾啮锁烧香入”一句，不知为何，陆家老爷在“金蟾”下圈了两个圆点。蟾，大概就是癞蛤蟆吧，他干吗要把这两个字圈起来呢？再一看，书页的边上有如下批注：

金蝉。

凡女人虽节妇烈女未有不能入者。

张季元何人？

看到这里，喜鹊不禁吓了一跳。本来李商隐原诗，喜鹊不明大概，什么叫“金蟾啮锁烧香入”？再一看老夫子批注“凡女人虽节妇烈女未有不能入者”，似乎是老夫子对原诗的注释，虽然荒唐无稽，但与“金蝉”、“张季元”连在一起，倒也并非无因。按照喜鹊的记忆，张季元是在陆家老爷发疯出走之后才来到普济的，那么，他是从何得知这个人的呢？难道说他们原来就认识？另外，“金蝉”又是何物？“金蝉”二字虽由“金蟾”而来，但喜鹊一想到小东西带到坟墓里的那只知了，还有几年前那位神秘的访客所赠之物，不由得背脊一阵发凉。

此时，屋外电闪雷鸣，屋内一灯如豆，暗影憧憧。难道陆家老爷的发疯和张季元有什么瓜葛？喜鹊不敢再想下去了，似乎觉得那个老头子就在她的身后。她把书合上，再也无心多看它一眼，一个人呆呆地缩在桌子边发抖。等到雨小了一点，她就赶紧抱了书，一溜烟儿地跑到后院找秀米去了。

秀米还没有睡。她正坐于桌前，呆呆地看着瓦釜发愣。喜鹊一直用它来腌泡菜，秀米从狱中回来后，将它洗净了，拿到阁楼上去了。她的脸上绿绿的，眼神样子看上去有些异样。喜鹊将诗集翻到《无题》这一页，指给她看。秀米拿过去心不在焉地朝它瞭了一眼，就将书合上，随手丢在了一边，眼中冷冷的颇有怨怼之意。

她的目光仍在盯着那只瓦釜。她用手指轻轻地弹敲着瓦釜，并贴耳上去细听。那声音在寂寞的雨夜，一圈一圈地漾开去，犹如寺庙的钟声。她一遍遍地弹着瓦釜，眼泪流了下来，将脸上厚厚的白粉弄得一团狼藉。随后，她又抬起头，像个孩子似的朝喜鹊吐舌一笑。

在这一刻，喜鹊觉得她又变回到原来的秀米了。

6

这些年，喜鹊往丁先生家去得少了。不过，四时八节之中，喜鹊也偶尔去探望一下，先生爱吃的鸡蛋都按月挑大的送去，从未短少过一枚。丁树则自然无话可说。师母倒是动不动就到家中来喊她。每次，她都是踮着小脚，风风火火地赶来，一张口，就是“快快，你先生快要不行了”。每一次，喜鹊过去看他，都看见先生好端端地在床上哼着戏文呢。不过，到了今年十一月，丁先生真的是不行了，照例是师母亲自来报信，她只说了一句，那个死鬼……就哭起来了。

丁树则仰卧在竹床上，肚子胀得像个鼓一样，屋子里挤满了人。六师郎中、花二娘、孟婆婆，还有两个从外地赶来的亲眷，都侍立在床侧，一言不发，等着丁先生咽下最后一口气。听师母说，先生自从入伏之后，就没有像模像样地拉过一次屎。六师郎中开出的药方，用芦根加荷叶、大黄煎了汤，一连服了七八天总不见效。丁先生一会儿急喘，一会儿蹬腿，眼睛半睁半闭，从中午一直折腾到天黑。最后连师母都看不过去了，就流着眼泪，俯下身体对先生喊道：

“树则，你就走了吧。这样硬挺着，又有什么用呢。你走在我前头，好歹有个人替你送终，我要是死了，身边连个张罗的人都没有了。”

她这一喊，先生果是乖乖地一动不动了。不过，他还是抬起那只瘦骨嶙峋的手，抖抖地在床单上重重地拍了三下。他这一拍，把屋里的人都拍得面面相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是师母了解他，揭开床单，从铺下取出一张毛边纸来，打开它，孟婆婆拿过去一看，道：

“原来是丁先生自己写的墓志。”

花二娘笑道：“多亏丁先生周到，这普济能写墓志的，除了丁先生外，再无别的人了。”

唐六师似笑非笑接口道：“写墓志的人倒有的是，不过，依我看，丁先生是不放心让别人代笔罢了，他替人写墓志铭写了一辈子，到了自己的这一天也就不假手外人了。”

大伙儿只管议论，师母却早已趴在先生的身上哭了起来。六师过去替他号了脉，半晌才说道：“凉了。”

〔 丁树则自撰墓志铭。其铭文是陈伯玉的 《堂弟孜墓志铭》一字不漏的抄袭。铭曰：

君幼孤，天资雄植，英秀独茂。性严简而尚倜傥之奇，爱廉贞而不拘介独之操。始通诗礼，略观史传，即怀轨物之标，希旷代之业。故言不宿诺，行不苟从。率身克己，服道崇德。闺门穆穆如也，乡党恂恂如也。至乃雄以济义，勇以存仁，贞以立事，毅以守节，独断于心，每若由己。实为时辈所高，而莫敢与伦也。 〕

丁树则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寿终内寝，丧事多少也就有了喜事的氛围。师母虽然哭得死去活来，但言语之间总离不开一个“钱”字。普济的乡绅出钱替他置办了寿材，树碑立墓，延请和尚诵经、道士招魂。恰巧徽州来的戏班子路过，好事者也就请他们来村中唱戏，一连三天。麻衣相士、风水先生也闻风而来，左邻右舍也都出钱出物，丧事办得既热闹又体面，光酒席就摆了三十余桌。

孟婆婆对喜鹊说，你可是正式拜过师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弟子之礼可含糊不得。师母闻说，立即夺过话头，补了一句：“按理那秀米也是正式拜过师的。”花二娘答道：“她一个哑巴，你与她计较个什么。”于是，喜鹊跟着孟婆婆和花二娘，更是整日在丁家帮忙，从天亮到天黑。

这天傍晚，喜鹊从丁家忙了一整天，正想回家看看，出门时，看到丁家屋外的树荫下，摆着一张破圆桌，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正在那边吃吃喝喝。这些都是乞丐，循着酒香来的，上不得正席。丁家就在屋外摆上桌子，搁上米饭和简单的菜肴供他们吃喝。那群乞丐又喊又叫，都在你争我拉，还有一个孩子，跳到桌上，抓起盆中的米饭就往嘴里塞。

在这群人中，有一个人身穿麻衣，头戴一顶破草帽，怀里掖着一只木棍，只是静坐不动，似乎在想什么心事。喜鹊觉得奇怪，就多看了那人两眼。当她回到家中，在灶下生火时，忽然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她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就起身熄了火，又折回丁家而去，想去探个究竟，可到了丁家门前，发现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到了出殡的这一天，那个神秘的乞丐再次出现了。

这人蜷缩在邻舍的房檐下，背靠着山墙，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馒头。帽檐压得很低，抱着一只打狗棍，一双手又瘦又黑。不过，喜鹊看不到那人的眼睛。这个人一定在哪儿见过。当时，喜鹊手里托着一只簸箕正在和孟婆婆给送殡的人发丧花，那些小花是纸做的，有白、黄两种。她把自己认识的人全部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还是理不出任何头绪。她决定上前看个究竟。奇怪的是，她刚往前走了几步，那个乞丐也顺着墙角往后退。喜鹊加快了步子，那个人也随之调整了步伐，一边往村外走，一边扭过头来看她。这说明，那个乞丐不仅认识自己，而且担心被喜鹊认出来。她一直追到村外，看见那个人走上了通往梅城的官道，这才停了下来，两手按着腰眼直喘气。过后好多天，喜鹊一直心事重重的，心里老想着这个乞丐。

当然，令她心烦的事可不止这一件。丁先生葬礼后的第二天，不知从哪里刮来的一股邪风，带来了鸡瘟，把她辛辛苦苦养大的几十只母鸡全都瘟死了。她把那些死鸡全都煺了毛，腌了十几只，给孟婆婆和花二娘家又送去了几只，孟婆婆笑道：

“要不怎么说丁先生这个人有福气呢，他一死，鸡也就跟着死了。他若活到现在，你哪来的鸡蛋送给他去吃。”

到了八月，村上枣子都红了。这天早上，喜鹊起床后忽然不见了秀米。屋里屋外都找遍了，就是不见她人影。最后喜鹊掐指一算，这天刚好逢集，她会不会一个人去长洲赶集？到了中午，还没见她回来，喜鹊实在憋不住了，就赶紧往集市上跑。到了长洲，集市已经快散了。喜鹊旮旮旯旯都找了一遍，碰到熟人就打听，一直待到傍晚，这才返回普济。

她回到村里的时候，看见隔壁的花二娘正带着两个儿子在树下扑枣。一看到她满头大汗的样子，花二娘朝她努努嘴，笑了。她告诉喜鹊，一听说秀米不见了，她和孟婆婆就帮着去找。

“她其实哪儿都没去，在村西小东西的坟头上坐了一整天。我们两个刚把她劝回来，这会儿在家躺着呢。”

喜鹊听她这么说，就把心放下了。正要往家走，只听得花二娘在背后说道：“这会儿才想起那个可怜的孩子来，不也太迟了？”

喜鹊回到家中，见秀米躺在阁楼里睡得正香，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不料，就在同一天的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喜鹊做好饭，秀米也没有起来吃，只在床上蒙头大睡。喜鹊匆匆忙忙扒拉几口饭，想到楼上去陪她。她看见秀米似乎正在流泪，枕巾和被头都哭湿了。喜鹊想，也许是她看见中秋节家家户户都去上坟，不知怎么就想起那个小东西来了。一想到小东西，喜鹊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掉下来。听说秀米在狱中还生过一个孩子，不知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也该有当初的小东西那么大了吧。渡口的水金一口咬定那孩子是谭四所生，曾几次上门询问孩子的下落。他说，就算是把渡船卖了，也要把这个孩子寻回来。可他碰上这么个哑巴，又有什么办法呢。任凭他说什么，秀米照例是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想到这些伤心事，她陪着秀米流了半天的泪。随后就褪去鞋袜，吹了灯，挨着她昏昏睡去了。

到了半夜，蒙眬中喜鹊忽听得有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唉——”

喜鹊一下子就被吓醒了。谁在叹气呢？那声音听上去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既清晰又沉重。喜鹊一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点了灯，看了看秀米，她似乎睡得很香，牙齿磨得咯咯响。喜鹊疑神疑鬼地打开了门，阁楼外月亮在云层里若隐若现，树木在风中摇晃，飒飒有声，并不见半个人影。会不会是自己听错了，或者做了一个梦？她的心里七上八下的。

喜鹊重新回到床上躺下，刚要入睡，忽然听见秀米翻了一个身，在黑暗中朗声说道：

“唉——脸上没有热气了，雪才会积起来。”

这一次她听得真真切切，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见鬼，见鬼，见鬼！原来她会说话！原来她不是哑巴！原来……

喜鹊抱膝坐在床上，身子就像打摆子似的一阵阵发冷。约摸过了半个多时辰，她听见秀米又磨了一会儿牙，发出了均匀的鼾声，这才慢慢地把心稳住。她居然骗了我三年半！如果不是做梦泄露了秘密，她很可能就这样蒙我一辈子。可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等到明天早上她醒了，我可要好好问问她，喜鹊想。不过，到了第二天她在荼架下碰见秀米的时候，又忽然改变了主意。

7

到了二三月间，春气萌动，池塘波绿，雨水绵绵。又细又密的花针小雨从惊蛰一直下到清明，柳丝在雨中亮了。等到天气晴和的日子，秀米偶尔路经后院的荼架，突然发现这些年移栽的十余盆梅花全都开了。

江梅花信单薄，疏瘦有韵，淡香扑鼻；而官城梅则花敷叶腴，心色微黄，花蕊繁密。其余如湘梅、绿萼、百叶、鸳鸯、杏馨诸属，花枝扶疏，随风而颤。其色或紫红或嫩白，其香或浓或淡，也都挤挤簇簇，争奇斗艳。

经过数年的栽培，荼架下的花草已有百余种。春天有海棠、梅花、芍药、紫苏和蔷薇，夏天则是芙蓉、蜀葵、石榴，秋天是素馨、木樨、兰蕙和凤仙，冬天有腊梅和水仙。普济人多有养水仙的习惯，约在冬至前后，于集市上购得一二苞头以瓷盆贮水，叠以卵石，明窗净几，傲雪而放。惟腊梅最不易得。范成大 《梅谱》中说，腊梅本非梅类，以其与梅同时，性酷似，香又近，色如蜜脾，故有梅名。秀米曾多次嘱咐喜鹊赶集时留心寻访，但年复一年，终无所获。

去年冬末的一天，喜鹊去村西的金针地里挖菜，途经皂龙寺，忽闻得一股幽香随风浮动。循香而去，终于在寺中倒塌的伽蓝殿瓦砾中斫得几枝，回来插在阁楼的花瓶里。这束腊梅颜色深黄，花密香浓。等到花掉尽，从桌上移走数日，室内尚有余香。

秀米知道，皂龙寺的腊梅是一个和尚种的，俗名狗蝇。她还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母亲带着她踏雪去寺中剪枝时的情景。当然，她也不会忘记这座现已废弃的寺院一度曾是普济学堂的旧址。不过，秀米想极力忘却的也就是那些事情，就像指甲里扎进了一根木刺，说不定什么时候抬起手就会钻心地疼痛。

秀米和喜鹊每次去长洲赶集，都会在一处道观前看见一个卖花的老头，但她们几乎从未看到过有什么人问他买花。她们经过道观时虽然也偶尔停下来观看，可卖花担上都是一些寻常花草，无甚别致的品色，也从未问过价。终于有一天，老头叫住了她们。他说，他家有一株古梅，原是会稽府的旧物。他经手之后，也已养了六十年了。他的家离这儿不远，老头问她们想不想去看看。秀米看喜鹊，喜鹊看秀米，一时未置可否，但最终还是跟着他去了。

他们绕过道观，穿过两条狭长的石巷，又过了几座小桥，最后来到了一座干干净净的院落前。院子很大，三面围有竹篱，园中种着菜，也有花，但大多早已凋零。看得出院子的主人原是一个有钱人家，但不知何故只落下老汉伶仃一人。老汉带她们穿过园中的小径，来到一个草亭里。果然是一株古梅。虬枝盘曲，凛然苍劲之气，让人一见难忘。此花久历风日，地气所钟，花枝虬曲万状，苍藓鳞皴，封满盆身。又有苔须垂于枝间，或长数寸。偶尔风过，绿丝披拂，惹人怜爱。

那老头道：“这花跟了我一辈子，若不是为了几个棺材钱，我是断断舍不得让出它去。”

秀米看了半日，流连再三，只是老头索价太贵，只得作罢。两人刚刚走出院门，那老头又追出来叫住了她们，老头道：

“这长洲地方，多鄙俗浮浪之人。懂得品藻花木的幽人韵士万无其一，二位既肯造访寒圃，亦是惜花之人。这株古梅你们若看得上眼，就带走吧。钱，你们看着给就行。过去，不知有多少人慕名前来买它，因舍不得它寄人篱下，故而一直没卖。现如今，我已这把年纪了，今天脱下的鞋袜，明天早上就说不定穿不穿了。这古梅有个落脚处，我也安心。”说话间不觉坠下泪来。

秀米见他这么说，就和喜鹊将衣袋里的钱全都翻了出来给他。老梅易手之时，老者抚之再三，抖抖索索，心犹不忍。反复告以翻盆浇灌之诀，护养培土之术，最后又将两人一直送出长洲镇外，这才挥手而别。

不料，这株古梅移至普济家中，任凭秀米如何悉心照料，不到两个月，竟恹恹而枯。喜鹊叹道：“这花原来也通人性，怕是舍不得离开主人。”一席话，说得秀米黯然神伤。后来，两人赶集时曾专门去老头家探访。却见园林凋敝，门户歪斜，院中已空无一人。只有满树的枯豆荚在风中淅淅作响。问及邻舍，说老头已死去多日了。

8

这年夏末，普济出现了百年未遇的旱情。村里的老人们说，这一年的雨水都在春季下完了，从七月开始，天上再也没有落过一滴雨，土地皲裂，河水干涸。烈日流火，赤地千里。连孟婆婆家门口长了二百多年的一棵大杏树都枯死了。秀米养在荼架下的那些花，因受不了井水的寒冽，黄的黄，蔫的蔫，不出月余，相继死了大半。

村里的男女老幼都跪在皂龙寺前祈雨，而一些精明的商人早已预感到了秋冬季节即将来临的大饥荒，他们暗中囤积粮食，导致米价飞涨，人心惶惶。那天要把喜鹊养的小猪推到集市去卖，花二娘说，人都快饿死了，哪来的粮食喂猪呢？果然，到了集市上，除了几个眼珠发绿、四处打听粮价的外乡人之外，集市上人烟稀少，她的小猪一个也没卖出去。

到了这年的八月，旱情还未缓解，飞蝗又跟着来了。第一个发现飞蝗的是渡口的谭水金，他从船舱只发现了三四只，就朝村中呼号狂奔：要死人了！要死人了……

不到三日，那些飞蝗密密麻麻地从东南方向飞来，在天空中像箭镞一般纷纷扬扬，所到之处，犹如乌云蔽日。那些村民一开始还燃放鞭炮，将火把绑在竹竿上去田间驱赶。飞蝗越集越多，头上、领子里、嘴里到处都是。到了后来，他们索性就蹲在田埂上痛哭起来。飞蝗过后，田里的粮食颗粒无存，就连树上的树叶也都被啄食一空。

丁师母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她站在村口，一遍遍地自语道：这蝗蜢一闹，到了秋后，我们还吃什么呀？孟婆婆没好气地接话道：

“吃屎。”

村里的那些愁容满面的农民哄然而笑。当时，谭水金没有笑，正一声不吭地捡那些死蝗虫。捡了好几麻袋，全都用盐腌在水缸里，他和老婆高彩霞正是靠着这几麻袋腌蝗虫度过了这个难熬的饥荒。

过了小寒，村里就开始死人了。丁师母也是那个时候死的，当时无人知晓。等到这年的腊月，当人们想起这个人来的时候，才发现她在床上早已变成了一具干尸。

那些日子，喜鹊饿得两眼发绿，用她的话来说，饿得连桌子、板凳都想拆了吃了。秀米每天只喝很少一点麦皮汤，卧在床上看书，很少到楼下来，看上去既不慌乱，也不痛苦，甚至更乐意这样。家里的东西，可以卖的都卖了。

那枚金蝉，秀米一直把它收在身边，当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手绢，将它交给喜鹊的时候，眼睛里亮晶晶的。一看到这只金蝉，喜鹊就想起小东西来，想起秀米在梦中说：

唉——脸上没热气了，雪才会积起来。

喜鹊将这枚金蝉拿到当铺去，当铺的掌柜拒不肯收。他甚至连看都不好好看一眼，拢着袖子，淡淡地说：“我知道它是金的，可如今人都快饿死了，这金子也就不值钱了。”

喜鹊听说屠夫二秃子家里尚有余粮，就厚着脸皮到二秃子的门上借粮。这二秃子原来跟着秀米办过普济学堂，后来顶了大金牙的缺，在村里杀猪卖肉，赚了一些钱后又开了一家米店。

那二秃子正在中门烤火，见喜鹊来到院中，也不说话，只拿眼睛来瞅她。喜鹊低着头，红着脸，站在庭院中很不自在地左右扭摆着身子。最后，二秃子放下手中的脚炉，嬉皮笑脸地来到她的跟前，把脸凑到她耳根说：“你是来借粮，对不对？”

喜鹊点点头。

“我如今是老鼠尾巴上生个疮，有脓也不多。”

喜鹊刚想要走，只听二秃子又道：“除非——”

“除非怎样？”喜鹊听得二秃子的口气松了，赶忙问道。

“你跟我到房中，让我弄几下。粮食的事，好说。”二秃子低声道。

喜鹊没想到他竟会说出这么下流的话来，又羞又急，一扭头就跑出了院子，去了孟婆婆家。

可还没等她进门，就听见屋里孩子的哭声响成了一片。她没有敲门，又去了隔壁的花二娘家。

花二娘一手搂着一个孙子，正坐在阴暗的屋子里看着门口漫天飞舞的雪花发呆，嘴里喃喃道：“不怕，不怕，要死咱们仨一起死。”喜鹊只得装出偶尔路过她门上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回了家。

到了后半夜，当她在阁楼里饿得醒过来，抠下墙上的一点石灰放在嘴里咀嚼的时候，喜鹊的心里就有点后悔。当初还不如就答应了二秃子，让他弄几下算了。她从床上坐起来看了看秀米，问道：“怎么办？”

秀米丢下手里的书，笑了一下，似乎在说：“怎么办？死呗！”

第二天，喜鹊早早就起了床。可等她到了厨房的灶下，才想起来已无饭可做了。自己一个人坐在灶下流了一会儿泪，不觉中就看见房子在眼前直转，等到稍稍定了定神，房子倒是不转了，可眼睛看什么都有了重影。她想站起身来，可晃晃悠悠就是站不稳。她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她从缸里舀了一瓢冷水，喝了几口，就想回到床上躺下。

在经过天井的时候，忽然看见墙边有一个鼓鼓囊囊的东西。下了一夜的雪把它盖住了。喜鹊走过去，用脚踢了踢，是个布袋子。她扒开积雪，用手压了压，心里就是一紧。她赶紧打开布袋：天哪，不会吧？里面装着的竟全是白花花的大米！

“天哪！”喜鹊失声尖叫了起来，“哪来的这么多米？”她抬头看了看天井的院墙，再看了看地上，墙头的瓦掉下来好几片，在墙脚摔得粉碎，一定是什么人在昨天夜里将米袋从墙头翻下来的。

她也来不及细想，撒腿就往后院跑。她也不知是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口气咚咚地跑到楼上，对着正在梳头的秀米大叫：

“米，米，是米啊。”

秀米听她这么一嚷，也有些慌了神，赶紧丢下手里的梳子，跟着她下了楼，朝前院跑去。果然是大米。秀米掏出一把米，凑在鼻前闻了闻，立刻转过身来，对喜鹊说：

“你去把孟婆婆、花二娘她们叫来。”

“干吗叫她们？”

“你只管去叫，我有事和她们商量。”

喜鹊“噢”了一声，就往外走。她光顾着高兴，开始，一点都不觉得这样的对话有什么不同寻常。可当她跨过门槛时，忽然像钉子一样钉住了。她回过头来，吃惊地看着秀米。什么什么什么？她说什么？！

她，她她……喜鹊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终于开口说话了。她不是哑巴，我早就知道她不是哑巴，哑巴怎么会说梦话呢？

现在好了，粮食有了，秀米也能说话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她觉得自己有的是力气，就是再饿上十天半个月也能撑得住。

也许是兴奋过了头，也许是饥饿让她有点神志不清，喜鹊一推开孟婆婆家的门，就对着屋里的人宣布道：

“我们家秀米开口说话了。”

“她说话了吗？”孟婆婆有气无力地问道。她正用一把汤匙使劲地刮着锅底的嘎巴，可只刮下来一点铁屑。

“说话了。”喜鹊道，“她突然就说话了，不是哑巴。”

“噢，这么说，她不是哑巴。不是哑巴，能说话，好，好好。”孟婆婆颠来倒去地说着，又去刮她的锅了。

随后，喜鹊又到了花二娘家：“二娘，刚才我听见我们家秀米说话来着。”

“说话？她说话又怎么啦？”花二娘手里搂着自己的小孙子，那孩子饿得脸色发青，双手乱抖。

“我原来还以为她是哑巴呢。”

“她是哑巴吗？”花二娘冷冷地道。她显然是饿糊涂了。

奇怪，她们怎么一点都不吃惊，也不高兴？

喜鹊满腹狐疑地往回走，到了家门口，这才想起自己把最重要事给忘了，又原路踅回去。

看着这一袋雪白的大米，花二娘先是“菩萨菩萨”地叫个不停，好一会儿才说：“谁有这么大的家业，到了这会儿还能有这样稀罕的东西！”

孟婆婆道：“闺女，你是哪来的这袋子米？”

喜鹊说：“早上起来，我就见它在院子里，兴许是昨晚从墙头上翻进来的。”秀米道：“别商量这粮食是从哪里来的了，先救人要紧。”孟婆婆道：“是啊，先救人要紧。闺女，你打算怎么办呢？”

按照秀米的意思，这袋米每日由两位老人负责施粥，全村人熬一天是一天。孟婆婆道：“闺女，说句不好听的，你当年闹疯病那会儿，又是革命啦，又是食堂啦，整天舞枪弄棒，大婶看了，心里不是滋味……”

花二娘拉了拉孟婆婆的袖子，不让她说下去，笑道：“这下全村的人都有救了。等到饥荒熬过去，我让人给你立碑。”

孟婆婆和花二娘忙踮着小脚，分头去各家说了。很快，说来也奇怪，村民们自发地从家中送来了麸子、米糠、豆饼，也有人把来年的豆种都拿来了，就连二秃子夫妇也送来了一袋白面。

两位老人就着那袋米，每日一次，在孟婆婆家门口施粥。看着村里的男女老幼井然有序地在孟婆婆家门口等着分粥，秀米的心里真是悲欣交集。原先担心的哄抢局面并没有发生，甚至当队伍中混进来几个来历不明的外乡人和乞丐，村里人也没有赶走他们，一人一勺，一个也不少。这一幕多多少少让她想起了张季元以及他尚未来得及建立的那个大同世界，想起了自己在花家舍的日子，那个夭折了的普济学堂，还有父亲出走时所带走的那个桃花梦。

这天中午，喜鹊照例去帮着花二娘分粥。当最后一个人将破碗伸过来的时候，锅里的粥没有了。花二娘道：

“怎么就这么巧？就差你这一勺。”

喜鹊抬头一看，这个人正是去年在丁先生丧礼上露过面的乞丐。喜鹊盯着他看了好半天，脱口道：“你从哪里来？我怎么觉着认得你似的。”

那人一慌，手里的碗就掉在了地上，也顾不得去捡，扭头就走。这一次，喜鹊迈开一双大脚，跟着那人一直追到河边。她心里想，一定要问问这人到底是谁。那个人明显是跑不动了，不时地按着腰，停下来喘气。最后，他们隔着一个池塘追了好几圈，喜鹊实在跑不动了，就朝那人喊了一句：

“你不要跑了。我认出你来了，你是翠莲。”

这一喊，那人果然立住不动了。怔了半晌，蹲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池塘边有一架废弃的水车，两个人正好坐在水车上说话。当时艳日高照，天气晴暖，融雪顺着水车的凹槽流入池塘中，哗哗的响。

喜鹊陪着翠莲哭了一阵，抬袖揩了揩脸，齉着鼻子问她，怎么是一副男人的装扮，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

翠莲只是啜泣不作声。

“你不是和那个，那个什么龙守备结婚了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喜鹊道。她这一问，翠莲就哭得更凶了，不时地甩出一道道清鼻涕，抹在水车扶手上。

“唉，”翠莲长叹了一口气，徐徐道，“命该如此。”

她说，她离开普济之后，就跟着龙守备搬到梅城去住。可不到一年，龙守备就在别处添了房产，先后娶进了两房姨太。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踏进过她的房门。翠莲厚着脸皮又在龙家苦熬了三个月，最后，龙守备就派了一个亲信来传话。

“他其实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枪往桌上一拍。我当时就知道在龙家待不住了，就问他，是不是要赶我走。那亲信也就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一脸坏笑，满嘴酒气地凑了过来，道：不忙，不忙。等小弟先舒服舒服。”

翠莲离开守备府之后，曾先后托迹于两家梅城妓馆，干起了老本行。后来鸨母访得翠莲原来是守备府出来的人，就不敢收留她了。鸨母说：“不管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你毕竟做过人家夫人，日后龙长官要是知道了，还当我是故意羞辱他呢，况且，你也这么大年纪了。”

后来，翠莲又去另一个妓院，鸨母还是这番话。于是，她只得行乞为生。

说来也奇怪，在行乞路上，不管她朝哪个方向走，走来走去总会走到普济来。“好像被小东西的魂儿带着。”翠莲道。

一谈到小东西，喜鹊的心头就是一紧。“按说，在普济学堂那会儿，校长也待你不薄……”后半句话，喜鹊忍住了没有说。

“我知道。”翠莲猛吸了一口气，叹道，“命该如此。”

她说，早年她流落在郴州时，在途中遇到一个乞丐，带着个不到五六岁的孩子。当时，那个孩子已饿得只剩下一口气了。她看他们父子俩可怜，就给了他们两个馒头，正要走，那个瞎子就把她叫住了。他说，受人一饭之恩，当衔环结草以报。他又说没什么本事，只是给人算命看相，倒有几分灵验。当下就给翠莲看了相，说她这辈子，乞讨为生，最终饿死街头，为野狗所食。若要免除此劫，却也不难，只要找一个属猪的人嫁了就成。

“那龙守备当年装扮成一个弹棉花的，来村中查访革命党人的动向。我全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恰好校长，也就是秀米，让我去村中找六师郎中来看病，她那些日子牙疼得厉害。路过孙姑娘家时，见他歇着工，正在门前抽烟，就与他随便搭了几句话。这狗日的东西，心肠虽黑，倒是一表人才，能说会道，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怎么回事，就着了他的道儿了。对天发誓，当时我真不知道他是朝廷的密探，就是打死我，我那会儿也不敢存心背叛校长。后来……”

“是不是因他是属猪的，你才拿定主意跟他？”喜鹊问。

翠莲想了想，先是点了点头，后来又摇了摇头，道：“也不全是，你还没碰过男人，不知道这男人的好处。这狗日的龙守备，高大英武，仪表堂堂，真是一副好身手。咱们做女人的，只要被他们男人掐住了软的地方，就由不得你不依，一步错，步步错，到后来只能闭着眼睛由他摆布了。”

一席话，说得喜鹊面红耳赤，低头不语。

过了半晌，翠莲又问起秀米的近况，问起她这些年有没有提起过自己。喜鹊道：“还说呢，她这些年一句话也没说过，我还以为她是哑巴。”

“不是哑巴，她能说话。”

“你怎么知道？”

“只有我知道她的心思，她不说话，是为了惩罚自己。”

“为什么？我不大明白。”

“还不是为了那个小东西。”翠莲回忆说，“其实，在学堂的时候，别人都以为她是疯子，连自己生的孩子都不管不问，实际上她每天都想着这个孩子。”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有一天，我去伽蓝殿和她说话，曾问过她，为什么对那个小东西那么狠？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毕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怎么能忍心。你知道她怎么说……”

喜鹊摇了摇头。

“她说，她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得抱着必死的决心，就像薛举人、张季元一样。她对孩子凶一点，免得她死后，孩子会想她。”

听她这么说，喜鹊又哭了起来。好不容易止住泪，喜鹊就问她日后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翠莲反问了一句，似乎在问喜鹊，更像是问自己，“我也不知道，走到哪里是哪里了。不过，普济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喜鹊宅心仁厚，一听她说出这样的话来，心里就有些酸酸的。半晌，低低说：“要不然，我去和秀米说说，你留在普济，我们一块儿住。”

“不成，不成。”翠莲道，“就算她肯收留我，我也无脸面见她。陆家一百八十亩地，虽说秀米经手卖与龙庆棠父子，但计谋还是我出的。小东西虽不是死在我手上，但确是因我而死……”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来，问道：“听说，她在狱中还生过一个孩子……”

喜鹊说：“据说出生三天就被人抱走了，现在也不知流落到哪里，是不是还活在世上。”

两个人从中午一直说到太阳偏西。当时西北风刮得正急，不知不觉中，喜鹊觉得自己的手脚都冻僵了。翠莲拎起打狗棍，戴着破草帽，看样子要走。

喜鹊不知说什么才好，怔了半天，才说：“要是到了实在没有法子的时候，还是到普济来吧。”

翠莲回过头来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径直离去了。

喜鹊两眼红红地往回走，不忍心回过头去看她。走到村口，远远地看到秀米正站在门口等她。她看了看喜鹊，又看了看她身后一望无际、风雪呼啸的旷野，道：“怎么，翠莲到底还是不肯来？”

9

十二年以后。

到了十一月初，田里的稻子都已割完，光秃秃的稻田地已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薄霜。溪边，路侧的一簇簇乌桕树，一夜之间全都红了。白色的浆果点缀于枝头，像雪，像柳絮，又像梅花。

秀米说，地里的稻子熟了，它的时候到了，接下来就要被割掉了。秀米又说，连乌桕树都红了。等到它的叶子落尽，雪白的果实发了黑，天就该下雪啦。

这些话全都没有来由，让喜鹊猜不着她的心思。天是出奇的好，在无风的日子，天空一碧万顷，正是江南人所说的阳春天气。阳光温煦，光阴闲静，不时有雁阵掠过树梢。可秀米说，雁阵一过，寒鸦就跟着过来了。她的这些话似乎在暗示着什么，好在喜鹊早已习惯，虽有讶异，亦未过多留心。

十多年来，秀米一直在后院照料她的那些花花草草。院子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钵、花盆和花桶。玉簪、牡丹、蜀葵、棠棣、杜鹃、甘菊、腊梅之属，充盈其间。荼架上、阁楼的台阶上、菜地里、墙脚、竹林边，都摆满了。

虽说禁语誓已破，但秀米话通常很少。眼下正是深秋，晚菊开得正好，秀米有时也会凭记忆所及，抄录几首菊花诗给喜鹊看，聊作破闷解语之思。那些诗的意思，也让喜鹊深感不安。比如：

东篱恰似武陵乡，

此花开尽更无花。

要么：

有时醉眼偷相顾，

错认陶潜作阮郎。

或者：

黄蕊绿茎如旧岁，

人心徒有后时嗟。

似有万端愁绪，郁结在胸。忽然有一日，她们正在院子里剪花枝，秀米对喜鹊说：

“你可曾听说过一个叫花家舍的地方？”

喜鹊点点头。

秀米又问：“你可认得去花家舍的路？”

喜鹊摇了摇头。

除了去长洲赶集，喜鹊从未出过远门。她抬起头，看了看天。花家舍，就是天上的一片浮云，虽然看得见，却像梦一般遥不可及，喜鹊不知道秀米为何忽然想到要去这么一个地方。

秀米说，她想去看看那座小岛。

不过，既然她想去，喜鹊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四处探听前往花家舍的路径，并着手准备盘缠和路上的干粮了。

喜鹊心里想的，出一趟远门也好，至少能够让她消消愁，解解闷。过了几天，秀米又忽然提出，让喜鹊请人来将夫人和小东西的坟修了修，诸事停当之后，这才上路。

喜鹊准备了三天的干粮。在她看来，三天的时间已经太长了，足以走遍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路上，哪怕是累得走不动路了，秀米也不肯雇轿夫。她们在丘陵沟壑中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路上，喜鹊看见秀米不停地流泪，待人接物，走路说话，动作都十分迟缓，喜鹊的一颗心又悬了起来。

她们看到一个村庄就问路，看到一口井就停下来打水喝，迷了七八次路，在六七个陌生的农户家落脚。途中，秀米还发过一次痢疾，高烧使她一个晚上都在不停地说胡话。最后，喜鹊只得背着她赶路。当她们于第八天的中午到达花家舍的时候，秀米却在她的背上睡着了。

秀米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泪水又一次溢出了她的眼眶。她们所在位置恰好就在村口的一个酒肆的边上。酒旗烂了边，褪了色，斜斜地飘在窗外。店里几乎看不到什么客人，门上的春联也是褪了色的，褪了又褪的，一个穿花袄的小姑娘坐在门槛上绕绒线，不时地打量着她们。

这个依山而建的村庄比她记忆中的要小得多，也寒碜得多。许多年前的那场大火所留下的断墙残壁，仍旧历历在目。只是连接各院各户的长廊早已拆除，路面两侧留下了一个个浅浅的廊柱的圆坑，大风一吹，尘土飞扬。

山上的树木大都砍伐殆尽，光秃秃的。行将颓圮的房屋一座连着一座，似乎随时都会坍塌下来。道路两侧的沟渠依然流水，鱼鳞般灰灰的屋顶上飞过几只老鸹，咕咕地叫着，给这个村庄带来了些许活气。

她们正想离开那里，酒店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从里面探出一张胖胖的虚肿的妇人的脸。

“要吃饭吗？”她问道。

“不要。”喜鹊笑了笑，回答她。

那扇窗户“啪”的一声又关上了。

她们来到了湖边。那座小岛与村庄隔着一箭之地，远远望去，一片灰蒙。岛上的那座房屋 （ 秀米和韩六在那儿住了一年零三个月 ）已不复存在，密密麻麻地种满了桑树。她们看见一个打鱼的，正摇着小船在湖中捕鱼。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到第二个人。

她们在湖边一直等到午后，那艘渔船才靠了岸。秀米问渔夫，能不能送她们去岛上看一看。那渔夫打量了她们好一阵子，才道：

“岛上没人住了。”

秀米说：“我们只是想上去看看，能不能渡我们过去？”

“没什么好看的，岛上全是桑林，一个人也没有。”渔夫道。

喜鹊见他这么说，就从腰间摸出一张银票来，递给他。渔夫见了银票，也不伸手来接，嘴里嗫嚅道：“你们既要上去，我就划船送你们过去就是，钱就不用了。”

两人上了船，渔夫道，自从他来到花家舍的那天起，这个岛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过，他听说原先岛上有一座老房子，也曾住过一个尼姑。可不知什么时候，房子就拆掉了，那个尼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么说，你不是本地人？”喜鹊问道。

渔夫说，他入赘到二姨妈家做倒插门的女婿，已经五年了。他每天都在湖中捕鱼，从来就没看到一个人。只是到了三月份，乌毛蚕孵出来了，花家舍的妇女才会到岛上去采桑叶。

他说，他的堂客也养蚕，有四五匾。有一次，半夜里蚕饥，她就央求他打着灯笼陪她去岛上摘桑叶。可她不知道桑叶浸满了露水，蚕吃了会死。第二天，雪白雪白的蚕就全都倒进湖里了。他还说，他很喜欢听蚕吃桑叶的声音，就像下雨一样。

说到这儿，渔夫又抬头看了看她们，问道：“你们的府上在哪里？因何要到那座岛上去？”

秀米不作声，只是看着远处的那一大片桑园发愣。风将桑枝吹得琅琅作响。

船渐渐靠向岸边，喜鹊已经能够看见桑园中一段倒塌的墙基了，这时，她听见秀米叹了一口气，道：

“算了，我们不上去了，回去吧。”

“怎么又不想去了？船都靠岸了。”渔夫道。

“赶了七八天路，来一趟也不容易，”喜鹊劝道，“不如上去稍待一会儿，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

“我已经看过了，我们回去吧。”秀米说。

她的声音不高，语调却是冷冷的，硬硬的，不容辩驳。

她们决定当天就离开花家舍。

一艘乌篷船载着她们，沿着水路返回普济。船户说，如果运气好，一直顺风，第二天中午就能驶入长江。秀米躺在阴暗、冰冷的船舱里，听着头顶上哗哗的水声进入了梦乡。不时有芦枝拂过船篷，发出清脆的飒飒声。她又一次梦见了那座被湖水围困的小岛，月光下蓝莹莹的坟冢，那些桑田，还有桑林中的断墙剩瓦。当然还有韩六。不知有多少回，她们两个人坐在窗边说话，看着黑夜一点点褪了色，铁水似的朝阳战栗着跃出水面，岸边的树林都红了。她听见韩六在她耳边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小岛。

可如今，韩六又去哪里了呢？

半夜里，一片昏暗的灯光将船舱照亮了。秀米披衣坐起，透过舱门朝外一看，原来是有船队经过。每一艘船上都点着一盏灯，秀米数了数，一共七艘。这些船用铁索连在一起，远远看去，就像是一行人打着灯笼在赶夜路。

起风了，天空群星闪烁。在这深秋的午夜，看着渐渐走远的船队，秀米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此刻，她所遇见的不是一个过路的船队，而正是二十年前的自己。

这年冬天的一个清晨，秀米像往常一样从阁楼上醒来。天气实在是太冷了，秀米赖在被窝里久久不愿起床。太阳出来了。喜鹊在菜地里冲着阁楼大叫。她说：荼架下几株腊梅全都开花了。

秀米从床上起来到五斗橱前梳头。她看见摆在桌上的那只瓦釜里结了一层晶莹的薄冰。她记得昨晚用这只瓦釜洗过脸，大概是水没有倒干净，釜底就结了一层冰碴。秀米只是不经意地朝那瓦釜瞥了一眼，她的眼神一下就呆住了。由于惊骇，她的整个脸都变了形。

她从冰花所织成的图案中看到了一个人的脸，这个人正是她的父亲！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似乎在捻须微笑，他坐在一条宽敞的大路边，正和什么人在下棋。

阁楼里的光线太暗了。秀米随手将木梳一丢，端起瓦釜来到了屋外的凉亭里。

正好有一缕阳光从东院墙的树梢顶上照过来，秀米坐在凉亭边的石凳上将冰花凑在阳光下仔细观看。父亲的对面还坐着一个人，但她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两人坐在一棵大松树下，背后是一片低缓的山坡，山坡上似有羊群在吃草。他们的身边有一条大路，路边是一条湍急的河流。人物、大树、草木、河水和羊群无不清晰在目，栩栩如生。

大路上停着一辆汽车，车门开着，车上的一个什么人 （ 是个秃头 ） 跨下一只脚，正要从车上下来。秀米觉得这个人面目晦暗却又似曾相识，她想细细辨认，可画面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在温暖的阳光下，冰花正在融化。它一点一点地，却是无可奈何地在融化。

这幅正在融化的冰花，就是秀米的过去和未来。

冰花是脆弱的，人亦如此。秀米觉得心口一阵绞痛，就想靠在廊柱上歇一会儿，喘口气。于是，她就靠在那儿静静地死去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梅城县县长谭功达 〔 谭功达 （ 一九一一 — 一九七六 ），原名梅元宝，为陆秀米次子，降生后即由狱卒梅世光妻抱走，长年居住于浦口。梅世光于一九三五年病故，临终前告以来历实情。其生父一说为普济人谭四，毕竟无可详考。一九四六年任新四军挺进中队普济支队政委，一九五二年出任梅城县县长。 〕 坐着一辆崭新的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盘山公路上。谭县长从车窗中偶然看见两个老人盘腿坐在一棵大松树下对弈，便让司机停车。同车的姚秘书嘴里噙着一枚水果糖，正在欣赏沿途的风景。见他喝令司机停车，她便娇滴滴地推了推谭县长的胳臂，奶声奶气地笑道：“县长，是不是您的棋瘾又犯啦？”

山河入梦

第一章 县长的婚事

1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一天，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煤屑公路上。道路的左侧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长着茂密的苇丛和菖蒲，成群的鹭鸶掠水而飞；在公路的右侧，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像织锦一样铺向远处的地平线。一畦畦的芜菁、蚕豆和紫云英点缀其间，开着白色、紫色和幽蓝的花。

谭功达神情阴郁，心事重重。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区域行政规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枝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地图下面，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他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姚佩佩穿着一身咔叽布列宁装，原先的蓝色布料早已退了色。梳着羊角辫，长长的脖子上有一条深红色的围巾。她正和坐在前排的副县长白庭禹说着什么。她吃吃地笑着，柔软的腰肢扭来扭去，还不时朝窗外指指点点。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仙鹤？它们往那里飞？”姚佩佩问道。

“傻孩子，那可不是什么仙鹤！那是鹭鸶和江鸥。”白庭禹纠正道。

“那是什么？怎么还在动？”姚佩佩趴在白庭禹的肩头，伸手朝远处指了指。

“噢，那是长江中的帆船。船身让高高的江堤挡住了，你只能看见帆尖在走。”

“快看，花！哇，这么多的野花……太美了！天蓝得就像要滴下染料来……简直，简直就像世外桃源……”姚佩佩不住地赞叹道。

“怎么样？这一趟算没白跑吧？昨天通知你下乡，你还不愿意呢！”白庭禹得意地转过身来，笑了笑。

“要照我说，风景虽好，毕竟美中不足。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谭功达若有所思，插话道。

“您快说，还缺什么？”姚佩佩眨巴着她那漂亮的大眼睛，认真地看着县长。

“比如说，烟囱……”

“烟囱？”

“对，烟囱。”谭功达叹了一口气，道：“车开出梅城之后，我就没看到一个烟囱。这说明，我们县，还很落后！我去年参观苏联的集体农庄，那儿到处都是烟囱和高压输电线，真是壮观……”

谭功达这一说，白庭禹和姚佩佩全都也没有了刚才的兴致。佩佩的脸色也变得阴郁起来。除了单调的引擎声之外，吉普车上忽然变得一片沉寂。怎么搞的？他们一路上欢声笑语，怎么我一插话，他们全都不吭气了？谭功达只得将目光重新移向那张被他的铅笔戳得千疮百孔的地图。

这一看，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在地图边沿的空白处，他用红铅笔写下了这样几个算术等式：

44-19=25

44-23=21

22-19=3

这几个等式，是刚才他在不知不觉中写下的。可为什么要写这些等式？每一个数字都表示什么意思呢？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一动不动的盯着这几个数字，仿佛不是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写下的，而是另外一个人希望通过这几个数字给他什么重要的启示。他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他盯着这组数字看了半天，眼前忽然猛的一亮，微微红了脸，自己笑了起来。荒唐！我这脑子，想到哪儿去了？他摇摇头，不禁回头瞥了佩佩一眼。车厢内有一股好闻的汽油味，当然，谭功达也不难从中嗅到姚秘书身上雪花膏静静的香气。这时，他看见姚佩佩用手扳了扳白庭禹的肩膀，问了这样一句话：

“入、入……入什么呀？”

顺着姚秘书手指的方向，谭功达看见窗外不远处一户农舍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幅标语：

现在不入，更待何时？

白庭禹正要回答，谭功达早已很不耐烦地抢在前面，瓮声瓮气的答道：“还能入什么呀？当然是高级社喽”。

县长的语调颇有几分愠怒的火气。姚佩佩吓得吐了吐舌头，立刻不吱声了。接下来出现的一幅标语印证了县长的判断。它贴在一户农家猪圈的门上：

单干可耻，入社光荣。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还有一幅标语，用白石灰刷在一排行将坍塌的土墙上，读起来多少有一点令人费解：

农民有了钱，不去修犁头，却去买留声机，就会资产阶级化。

“佩佩，你知道这个标语是谁的话吗？”白庭禹笑道。

“是毛主席？”

“不，是斯大林同志。”

噢，原来是斯大林。我还以为是毛主席呢！看来，只要一天不学习，思想就会生锈，就会落后于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谭功达将那张地图折叠起来，这才发现，原来一直在磕碰他小腿肚子的并不是姚秘书的腿，而是当年他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一只公文包，他小心地将地图放入公文包，然后嘟囔了一句：

“车到哪儿了？”

“前面不远，就到普济。”白庭禹道,“要不要停一下，回家看看？”

白庭禹这一说，司机小王就知趣地放慢了车速。

“我看就不必了吧。”谭功达身体倚在靠背上，闭上了眼睛：“水库那边，事情闹得正急，我们还是加紧赶路吧。”

听他这么一说，姚佩佩就侧过身来，笑嘻嘻地抓过谭县长的一只胳膊，摇了摇，嗲声嗲气地说：“县长不回家倒也罢了，走了这么远的路，水也不曾喝一口，人家的肚子早就饿得直犯酸水了……”

这个姚佩佩，平常在县里做事，倒是细致周到，样样在行，只是说起话来莺莺燕燕，娇娇滴滴。还常喜欢在人身上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即便是对一县之长的谭功达也是如此，弄得他一腔浩然正气找不到个地方发泄。他曾多次严加训斥，可惜这傻孩子不仅毫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常常弄得人哭笑不得。要是提拔她当个科长什么的，倒也合适。佩佩呀佩佩，只是你那一嘴吴侬软语，一身千娇百媚，自己还像个孩子似的，如何去约束下属？

“我看这样吧，”白庭禹接话道：“谭县长要学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可我们的肚子也实在饿得不行了。一路上尽嚼些压缩饼干，就像啃了黄沙煤屑一般。不如就在普济的烈士陵园那儿停一下，一来算是祭拜了先烈，二来也好找个地方吃口饭。”

“要说这俩破车，不停也不行了。一路上老熄火，气缸烧得直冒白烟。”司机小王一边附和，一边通过反光镜察看谭功达的脸色。他见县长未表示反对，就开始减速刹车。

吉普车停稳之后，小王从车上抄起一只铅桶，到路旁的沟渠边打水去了。白庭禹和姚佩佩也早已跳下车来。姚秘书一手揉着她那细细的腰肢，在马路边蹲了下来，看了看路边那一丛幽蓝色的花朵，随手摘下一朵，一边嗅着，一边走到白庭禹跟前，问他道：“这是什么花？这么漂亮！”

“嗨！你看你，又在作孽！”白庭禹笑道：“这可不是什么野花，这是蚕豆！”

等到谭功达从车上下来，三个人就一同穿过马路，朝对面的一间店铺走去。即便马路上没有过往的车辆，姚秘书还是用她那柔软的小手带住了谭功达的胳膊，惟恐他被车撞着。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谭功达呼吸着山野里清新的空气和她身上令人沉醉的芳香，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普济水库大坝建成发电，就给她安排个去处让她去独当一面。团县委早已人满为患……妇联呢？那里倒是有一个副主任的位置空着，不过赵副县长几天前向自己推荐了县广播站的小朱。不如去县文工团！她肚子里倒也有些墨水，平时又爱唱唱跳跳，没准儿正合适。不过，白小娴也在文工团……一想起白小娴，县长不由得脸红气喘，心里一下子就乱了。

这样想着，他已随着白、姚二人走到了这家店铺的门口。

门外的路槛边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卖唱的。老人是个瞎子，坐在一张竹凳上，拉着胡琴，嘴里胡乱地唱着普济一带流行的旧戏文。那女孩挨着他坐在地上，乌黑的大眼睛怯怯地打量着眼前的这几个陌生人。脚边搁着一支破铁罐，内有硬币数枚。店内光线阴暗，一张四仙桌靠墙放着，板凳上坐着一个白发老者，正伏在桌上酣睡。桌上放着一溜盛满茶水的玻璃杯，几只蜜蜂不知在什么地方嗡嗡地叫着。白庭禹推了他好几下，才把老头唤醒。

“老伯，你这里有什么吃的？弄点出来充饥，吃完了我们还要急着赶路。”

老人懒懒地睁开眼，瞅了瞅眼前的这几个人，道：“我这里只卖茶水，不卖吃的。”说完仍旧伏下要睡。

“那就给我们下几碗面条也行，我们多付你钱。”姚佩佩说。

没想到她一提起面条，老头忽然来了气，捉过桌上的一块抹布，擦了擦眼屎，冲着姚佩佩怒道：“面条？呸！面条，姑娘，你是哪路神仙光降，这时候还想吃面条？你去外面看看，树上的树皮恨不得都叫人拨下来吃光了，你倒还要吃面条？这都是合作化闹的，还他娘的要修水库！麦子长在地里，还没抽穗呢！”

“那你说，”姚佩佩被他抢白了几句，也有点急了，“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老人说着就咳嗽起来，咳嗽半天，就憋出一口浓痰来，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口痰不偏不倚，正好吐在姚佩佩的脚边，害得姚秘书跳起脚来躲闪。

“那你们平常都吃些什么？”司机小王这会儿也来了，他扶着门框问道。

“屌！”老头拍了拍自己的裤裆，吼道。

一句话把白庭禹和小王都逗得笑了起来。姚佩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装听不见，转过身去，看墙上的那幅年画去了。

“老郭，”谭功达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你也觉得这水库不该修么？”

听到有人叫他老郭，这老头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朝谭功达看了一眼，脸色立即就发了灰，怔了半晌，满脸堆下笑来，大嘴一咧，连声道：“该修，该修，谁他娘的说不该修？这大坝一修，家家户户通了电灯，那该多好！我活了这把年纪，什么事没见过？可就是没见过电灯。大坝好！谭县长好！我怎么就没认出你来呢？合作化好！谭县长，原来是你们！你们几位先坐一会儿，我去去就来。”老头说完，就挪板凳、擦桌子，招呼这几个人坐下，一掀门帘，立即消失不见了。

时候不大，老郭从蓝布帘子后面倒退着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还有一碟红糖，外加一碟小菜。

“你们四个人，可我只有三个馒头。”老郭嘿嘿地笑着，“不瞒你们说，这馒头还是上个月我做七十大寿时剩下的，一直没舍得吃，你们将就着分了吧。”

谭功达拉过老郭一块坐下，边吃边聊。他问了问水库上的事，又问他一个人照看烈士陵园是不是忙得过来。老郭眨巴着他的小眼睛，字斟句酌地做了回答。两人正说着，只见姚佩佩指着那碟小菜道：“老伯，这是什么菜？怎么这么香？”

老郭笑道：“姑娘 ，你这是笑话我穷呀！这哪是什么菜，这是我腌的柳芽。”说完仍是嘿嘿地笑。

过了半晌，老郭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来，在谭功达的手背上拍了拍，郑重其事地问道：“谭县长，毛主席他老人家，近来身体可好？”

一句话，问得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姚秘书紧抿着双唇，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偏偏司机小王煞有介事地接话道：“怎么不好？每天早上都去园子里打太极拳，吃饭香，睡觉甜，好着呢！”他这一说，害得姚佩佩再也忍不住了，“噗”的一声，将嘴里的柳芽喷得满桌都是。一向不苟言笑的谭功达都跟着笑了起来。佩佩很少看见他笑。

吃完了饭，白庭禹从口袋里摸出两元钱，递给老人：“这就算是饭钱吧，你可不要嫌少啊。”老头嘴里嚷嚷着，死活不要，可一只手就是捏着那钱不放，最后趁人不备赶紧塞到了裤子口袋里。

一行人告辞而去。谭功达因听见门口那瞎子的戏文中唱到了母亲的名字，出门时不由得止住了脚步侧耳细听，心中颇有不悦。

母亲秀米的生平事迹，在普济一带无人不知。省县的各级剧团早已将它改编成了三四个剧种，走村串巷，四处巡演，去年还被编入了小学课本。可这些事迹怎么到了卖艺的瞎子口中，不知不觉就变了味，令人有麦秀黍离之感。那瞎子所唱，文辞考究，曲调悲切婉转，想必另有所本，却不能不涉虚妄。谭功达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渐渐地，心中一股无名火起，却又不便发作。那四五岁的女孩，骨瘦如柴，头发蓬乱，和着曲调的节拍，用一支筷子敲着破铁罐，那一绺清鼻涕，吸进去又流出来。瞎子旁若无人地拉着胡琴，慢悠悠地唱道：

见过你罗裳金簪，日月高华

见过你豆蔻二八俊模样

见过你白马高船走东洋

见过你宴宾客，见过你办学堂

到头来，风云黯淡人去楼空凄惨惨天地无光

早知道，闺阁高卧好春景

又何必，六出祁山枉断肠

如今我，负得盲翁琴和鼓

说不尽，空梁燕泥梦一场

　……

谭功达心中凛然一震，鼻子发酸，竟然流下泪来。如同突然坠入深不可测的梦境之中，怎么也挪不开步子。他抬头看了看那个瞎子，又看了看那女孩。他的目光越过烈士陵园的森森翠柏和高耸的纪念塔，看见瓦蓝瓦蓝的天空中白云堆积，一群小学生正排着队，在纪念塔下唱歌。那歌声随着微风一阵阵地飘过来，他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

司机小王在马路对面不停地按着喇叭。谭功达一边过马路，一边玩味着瞎子戏文中“闺阁高卧”和“六出祁山”的出典和寓意，心里七上八下。这戏文仿佛是特地为他写的，让人意气顿消，萎靡不振。

到了车前，他听见姚秘书和白庭禹两人还在谈论着刚才的事，姚秘书笑得直喘气：“那老头，还以为我们和毛主席住在一个大院里呢！”

白庭禹正色道：“小姚，你可别笑老郭傻。那老头，精着呢！他前面说了一大通儿合作化的坏话，心里不踏实，就找个法子逗我们开开心罢了。”

谭功达接话道：“你们这些从大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可比不得我们这些苦出身。那些农民，看似木讷呆板，实则是天生的哲学家和外交家。他们心中的花花肠子一点也不比你我少。什么时候我们小看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可不是！”白庭禹笑着转过身来，对谭功达道，“老谭，你要是喜欢听戏，明天回到梅城，让文工团的白小娴专门给您演一场不就得了。”

姚秘书道：“白县长，老听你小娴小娴的，这个白小娴是谁呀？”

白庭禹明显地犹豫了一下。他白了她一眼，又看了看谭功达，对小王吩咐道：“时候不早了，开车。”

那吉普车就开足了马力，卷起一股漫天的尘土和煤屑，朝水库大坝的方向疾驶而去。

2

普济水库原是谭功达提议修建的。1935年，燕京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几个学生和他们的教授美国人罗伯特曾来到普济，做过一年多的水文调查和地质勘探，画出了详细的施工图纸，并在两年后给南京的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可行性论证报告，后因卢沟桥事件爆发，此事遂被搁置起来。

自从谭功达提出这个议案之后，大会小会开过十多次，响应的人寥寥无几。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在异想天开。尤其是主管工业和水利的副县长赵焕章，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眼下连年饥荒，县财政入不敷出。刚刚上马的铜管厂、水泥厂都濒临倒闭。河道要疏浚，灾民要救济，军烈属要抚恤，学校要新建，教师要工资。这大坝一修，少不得要淹掉几个村庄，移民安置费从哪里来？他这么一说，县政府大小官员同声相应，把谭功达脸都气歪了。

他私下里还问过姚秘书。不赞成倒也罢了，这小妞还尽拿一些不着边际的风凉话来打趣他：“呦，谭县长，您随农业代表团去了一趟高加索，见识了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电灯电话，回来就逼着我们修大坝发电，您若是去了圣彼得堡，还不得让我们去修克里姆林宫呀。”

谭功达被她的一番话噎得牙咬切齿，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掐住她那娇嫩细长的脖子来解气。不过，转念一想，又隐隐觉得这个小妮子颇不平常。毕竟是从大上海来的有文化的青年，她竟然也知道克林姆林宫在列宁格勒，而且还知道列宁格勒原来叫作圣彼得堡，看起来她似乎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么傻。

他又去把那通讯员出身、现任县办公室主任的钱大钧找来问话。钱大钧过去常年跟着他打游击，一直伴随左右，人前叫他谭县长，人后叫他谭大哥，是谭功达惟一可以无话不谈的心腹知己。不料，谭功达说起建筑大坝之事，钱大钧略一沉吟，便用那“掏心窝子的话”好心规劝道：

“旧社会做官的人，只图地方太平无事。若遇紧急，能拖就拖，能混则混；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如果硬是蒙混不过去了，火烧到眉毛，也只是拆那东墙补那西墙；移那桃花接那梨木；引那北江之水灭那南山之火。只为得保住头上乌纱，为官一任，白银千两，任期一满自顾升迁。管他冬夏春秋，冷热温凉。现如今，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就眼前这些鸡零狗碎，焦头烂额之事都不惶应付，何苦无风兴浪，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水库大坝我是外行，却也知道那不是一个便宜的买卖。伤筋动骨，吉凶难测，万一弄出个三长两短，只怕是不好收场……”

一席话说得谭功达站起来又坐下去，坐下去又站起来，欲申斥，又无言。没等大钧把话说完，他就把桌子一拍，一声不吭，径自走了。出了门，这才在走廊里骂道：“呸！我还当你是个智囊，却原来也是一个獐头鼠目之辈。”

最后，他只得向他的老上级，住在鹤壁的老虎求援。老虎原名聂凤至，家在庆港，曾跟着他父亲宝琛，在陆家帮佣多年。谭功达刚参加新四军的时候，老虎已经是挺进中队的一个团长了。1926年，席卷梅城一带的大饥荒中，老虎扛着一袋大米，踏着深深的积雪，星夜来到普济，救了一村人的性命。这件事，老虎多少年来一直津津乐道：“你母亲直到去世之前，也没有弄清楚那袋大米究竟是哪儿来的。”

对于在普济修建大坝一事，聂凤至起先也极感踌躇，禁不住谭功达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得说：“你要的钱，地委只能替你出一半，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工程技术方面我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不过老弟，这长江之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凡事可缓不可急。万一弄他个坝塌堤崩，水淹七军，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你可不能指望我再来帮你擦这烂屁股。”

吉普车驰进水库大坝，山路也变得陡峭险峻起来。山上的猕猴跳下来挡道，司机小王左躲右闪，颠得姚佩佩一路大呼小叫。可白庭禹照样一路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汽车进入一片茂密的山林，谭功达看着身边直呕酸水、脸色惨白的姚佩佩，又看了看村舍上空那一轮恹恹西沉的红日，眼前突然浮现出家家户户花放千树、灯火通明的美好蓝图来。想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桃源盛景，他的目光飘忽不定，渐渐的游离出一片恍恍惚惚的虚光来。

姚佩佩嗔道：“县长，我的头上被撞出了好几个大包，不信你摸摸。”说着就歪过头来 ，让县长查验。可谭功达根本没听见她说什么。佩佩见县长目光痴呆，与那《红楼梦》中着了魔的贾宝玉一个模样，知道他又在犯傻做美梦了，就推了推他，低声说：“县长，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谭功达经她这么一推，就听得前面隐隐约约传来一片哭喊之声。

吉普车刚刚在地上停稳，一伙披麻戴孝的农民呼拉一下围了过来。他们不顾民兵的阻拦，向潮水一般把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谭功达他们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打开车门，刚一下车，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早已被数不清的扁担和竹杠敲得粉碎。当地的几个乡干部眼见着县长驾到，想控制一下局面，也早已被人群冲散。幸亏几个身背钢枪的武装民兵拉出一道人墙，谭功达才得到片刻的喘息之机。

他早晨在电话中只听说大坝出了事，可没想到聚集了这么多人。谭功达对夏庄一带彪悍的民风早有耳闻，没料到居民如此蛮横。他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可这样的场面，倒是第一次遇到，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姚秘书，起先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皮鞋，还满地去找另一只，被人群一冲，连手里的一只也顿时不见了踪影。她使劲地抬起脖子，而谭功达的一支胳膊正抵着她的后脊梁。他的骨头还真硬！不知不觉中，她的双脚也已离开了地，随着人潮飘移沉浮。正在这时，她突然看见脑袋顶上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家伙，不知是什么玩意，可等它到了近处，就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是一口红漆大棺材。姚佩佩躲躲闪闪，最后很自然地依偎在了谭功达的怀里。她的头晕乎乎的。忽然，她听得人群中有人高声叫喊：“让那个狗日的县长出来说话！”心里不由得替谭功达捏了把汗。

她看见白庭禹副县长在司机小王的护卫之下，身先士卒，已成功地爬到了吉普车的顶盖上。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铁皮喇叭，要对百姓们训话，来它一个长坂坡一吼，喝退百万雄兵：“大家不要闹，我是……”

他一句话没说完，只听得“啪”的一声，一枚石头打中了他手里的喇叭。白庭禹干笑了一声，似乎不以为意，清了清喉咙，高声叫道：“大家不要闹，我是白副县长……”

人群中有人高叫：“打的就是你个狗县长！”话音刚落，第二块石头疾飞而来，不偏不倚，正中白庭禹的下颏。白县长只得丢了喇叭来护他的下巴，双腿一软，从吉普车上滑了下来，捂着嘴嗷嗷地怪叫着，吐出一口鲜血来。

这时姚佩佩已经无可奈何地蜷缩在谭功达的怀里。谭功达感到佩佩一头秀发已经拂到了他的脸。佩佩。佩佩。我可不是故意的。她脖子里的汗味竟然也是香的。她的唇齿间水果糖橐橐有声。难道她在吃糖吗？佩佩，都什么时候了，难道你还有心思吃糖吗？谭功达拼命地试图与他的下属保持一点距离，折腾了半天，最后只得放弃挣扎，听之任之了。她的身体竟然这么柔软！浓浓的糖果的芳香似乎不是来自于糖块本身，而是直接来源于她的唇齿，她的发丛，她的身体……不远处一个武装民兵，手抱一杆枪被人群挤得原地在打转。谭功达的心怦怦地跳着，汗水早已将衬衫浸得透湿。眼看局面就要失去控制，谭功达忽然怪笑了一下，低声对那个民兵说：

“你他娘的手里拿的是什么？”

“报告首长，是枪。”

“废话！”谭功达骂道，“枪里有子弹没有？”

“有。”

“那你会不会放枪？”

“会。”

“那你他妈的还愣着干什么？打呀！”

“朝朝朝，朝哪儿打……”

“这个我不管。”

那个民兵脸色惨白，他艰难地转过身来，似乎想弄清楚首长的真正意图，可哪里还找得到谭功达的半个影子？那民兵也顾不得许多了，只见他“唰”的一声拉开了枪栓，举起那只半自动，朝天就是一枪。

枪声一响，空气似乎一下子被收紧了，四下里顿时鸦雀无声。那民兵一看这一招果然有用，索性将手中的枪横着端了起来。其他的民兵也朝他聚拢过来，枪口向外，子弹上膛。人群开始有了些松动，推推搡搡的，向四周缓缓退却。百姓中有一个胆大的，直着嗓子叫道：“大家不用怕，共产党的枪不杀老百姓……”他这一叫，人群退得更快。不一会儿的功夫，棺材前就腾出了一大块空地。谭功达见时机已到，一猫腰，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他整了整衣领，人们以为他要说话，谁知他竟然皱着眉头绕着那口棺材，踱起步来，差不多走了两个来回，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道：

“夏庄乡乡长孙长虹在哪里？”

半晌，一个披麻戴孝的中年汉子躬着身子走到近前，垂手而立。谭功达看也不看他，大手一挥，对身边的几个民兵道：“绑了！”

随后，他又问：“普济乡乡长高麻子在哪里？”

一个五短身材的人快步走到谭功达面前，抬头对谭功达挤眉弄眼：“哎哎哎，伙计，不管我的事，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谭功达没等他把话说完，照例喝道：“绑了。”

姚佩佩仔细一看，这个姓高的乡长脸上果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坑坑。

“谁家死了人？”

人群中立刻走出来四五个人来，身上披着白洋布和麻袋片，为首的一个长者走到谭功达身边，一个劲地作起揖来。

“老人家，死者是你们家什么人？”谭功达问他。

这时，站在老头身后的一个年轻妇女突然一把推开老头，将脖子一扭，大声道：“那死鬼是我短命的丈夫，怎么着？”

姚佩佩与这个女人一打照面，就知道她是个厉害的角色。谭功达打量了她一眼，语调明显地变得温和起来：“怎么死的？”

“死都死了，你还问这些鸟事干什么？”那妇人说。人群中一阵哄笑。旁边的一个老婆子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上前道：“死者是我的儿子。名叫王德彪。前日里大坝闹事，争执不下，人群推挤，我的儿脚底一个不留神，跌下山崖，摔死了。”

“你们几个人留下说话，其他的都散了吧。”谭功达说。

“大家都散了吧。”白庭禹跟着嚷嚷道。他的腮帮子早已肿起了一个大鼓包。

谭功达这才回过头来，看了看刚才那个鸣枪示警的民兵，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道：“干得好！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3

白庭禹的老家就在离水库不远的夏庄，第二天又是清明节，在处理完水库大坝的械斗事件之后，他就提出回老家待几天。

此前，在大坝附近的工棚里开了一个干部会。在如何发落孙长虹、高麻子这件事上谭功达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水库上的事情闹得这么大，完全是当地乡干部采用绥靖政策，姑息迁就的结果。高麻子倒也罢了，这个孙长虹应当就地免职。他本来就对修水库一事阳奉阴违，因为死者是他的外甥，他就蓄意偏袒，甚至带头闹事，故意制造事端，其险恶用心路人皆知……”

白庭禹表示，他完全赞同谭县长的意见。可说到后来，却是完全的不同意，至少在姚佩佩看来是如此。“这么点小事，夏庄、普济两乡的干部，本来完全有能力平息，根本用不着惊动县委。死个把人算什么？你们就惊慌失措，应对失当，终于酿成事端。若不是谭县长巧施苦肉计，挥泪斩马谡，这事如何收场？谭县长这么做，是基于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当真要撤你们的职！哪天不死人？死个把人，慌什么？你二人只有吸取教训，戴罪立功，方不辜负谭县长的一番苦心。”他这么一番话，当地乡、村大小干部立即随声附和，事情最终不了了之。谭功达正要发作，只见坐在一旁的姚佩佩不断地给他使眼色。他转念一想，在县委各级领导班子中，只有这个白庭禹还时常支持他，因此只能强忍下这口恶气，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听说白副县长要回家看看，孙长虹立即让手下套上一辆驴车，在车座上铺了一床锦缎棉被，亲自赶车护送白庭禹回夏庄去了。谭功达他们几个仍旧坐上吉普车连夜赶回县城。

高麻子嬉皮笑脸，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一路与谭功达说笑。佩佩本能地觉得，这个满脸大麻子的乡长与县长的关系颇不一般。一直将他们送出了十多里，高麻子这才下车作别。最后，又将一大篓子新摘的杨梅悄悄地交代给司机小王。

高麻子刚走，天空滚过几道闷雷，大树晃动，忽然下起雨来。谭功达满脸不高兴地对坐在身边的姚秘书道：“哎，刚才开会时，你怎么老是朝我使眼色？什么意思？”

“我？”姚佩佩一脸无辜，吃惊道：“我何曾对你使眼色？要说眨巴几下眼睛，或许是有的，您误会了。要么是困了，要么是眼里进了灰……”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的脸。雨水落在到路边的棉花地里，沙沙的雨声连成了一片。小王抱怨说，吉普车的挡风玻璃碎了，雨水淋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加上车灯又暗，车窗外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这辆车在电闪雷鸣中老是熄火，走走停停，弄得谭功达心绪极坏。白天活蹦乱跳的姚佩佩这会儿也有点发蔫。谭功达故意找出一些话来逗他，她也假装没听见，不予理睬。

谭功达没话找话道：“我说要修大坝，你们都还不赞成。要是有了电，这公路两边都装了电线杆，再按上路灯，我们还用得着这么抓瞎么？”

姚佩佩仍然没有接话。可我觉得黑暗挺好。只有在黑暗中，我才觉得自已是个人。谭功达颇觉无趣，最后，他只得直截了当地问道：“姚秘书，你睡着了吗？”

“没有。”黑暗中，姚秘书答道。

“你嘴里是不是在吃什么东西？”

“糖。”

姚佩佩张开嘴，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用舌尖托出一片扁扁的水果糖片来。可惜，谭功达什么也看不见。

“您要不要吃一块？”姚秘书问他。

谭功达没说要，也没说不要。佩佩从衣兜里摸出一支小锡盒，打开它，碰了碰县长的胳膊。谭功达犹豫了一下，将手在灯芯绒坐垫上用力擦了擦，从锡盒里捡出一枚糖块，塞到了嘴里。姚佩佩说，这糖果是她姨妈托人带给她的。

“听你说过，你的姨妈好像在上海，是吧？”

“不，她在香港。”

“你爹妈也在香港么？”

“不在。”

“他们在——”

“他们哪儿都不在。”

姚佩佩嗓子喑哑地说。一道闪电划破天空，照亮了她的脸。谭功达吃惊的发现姚佩佩那惨白的脸上竟然满是泪水。在黑暗中，姚佩佩齉着鼻子道：“ 这车的帆布顶棚漏雨，弄得我满脸满头都是水。”

他用舌头裹动着那枚糖果，听着它在牙齿间留下的清脆的声响，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佩佩，到了晚上，完全就变了一个人。她就像传说中的两条青白巨蟒，到了中秋之夜，喝了雄黄酒，立即就现了原形，幻化出两条肥胖的蛇来。

“在梅城的这个亲戚是你什么人？”

“姑妈。.”

“没想到，”谭功达想了想说：“你的社会关系还挺复杂的么！”

就在这时，司机小王一个急刹车，只听“吱”的一声，吉普车在马路上横了过来，差一点翻在路边的水沟里。借着微弱的车灯的灯光，谭功达看见不远处的马路中间，停着几辆三轮摩托车，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个黑影正朝他们挥着手，另外几个人手里拿着电筒，身披雨衣，正快步朝他们走来。一个身背卡宾枪的人面容忧郁，将脑袋从车窗里伸进来，举起手电筒，朝他们晃了晃，低声命令道：

“证件！”

谭功达将自己的证件掏出来递给姚秘书，姚佩佩将它交给那个人。他用手电照着看了看，嘴里道：“嗬，还是个县长呢！”随后，他大概是看见了前车座上的那一篓子杨梅，随手捡起一粒，放在嘴里，一边吃，一边怪笑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姚佩佩看，末了道：“我们是省公安机关的，正在奉命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你，为什么哭？”

姚秘书吓了一跳，嘟囔着解释说，是吉普车的顶棚漏雨。为了证明自己刚才没有哭，她还勉强咧开嘴笑了一下。那人又用手电筒照了照谭功达的脸，似乎完全不把这个县长放在眼里：

“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叫做界牌的地方？”

“不知道！”

谭功达的声音表明，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满脸发红，眼睛布满了血丝，伸手在腰间乱摸起来，就摸到了姚佩佩的一只手。他在乱摸什么？难道是摸枪吗？佩佩赶紧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袖子，还抓住他的手使劲地捏了一下，暗示他不要激动。

姚佩佩和小王都赶紧发誓赌咒，说他们从未听说过“界牌”这个地方。那人肩上的卡宾枪管碰在吉普车的车门上铛铛直响。

　“那好吧，再见。”那人笑了一下，伸手从竹篓里抓了一把杨梅，将门“嘭”地一声关上了。

吉普车开出去很远了，姚佩佩还是哆哆嗦嗦地浑身发抖，她的牙齿咬得咯咯响。谭功达关切地问她，是打摆子了还是什么地方不舒服？佩佩缩了缩身体，心烦意乱地说：“我挺好，没什么事。”谭功达用手背碰了碰她的前额，凉阴阴的，没见有什么热度，也就放了心。她不时地回过身去，朝身后张望。她的神经系统太脆弱了。得找个机会和她好好谈谈。在上海的时候，她或许受过什么刺激……说起父母她就忍不住流泪，不知是什么缘故？刚才那几个陌生人怎么会把她吓成这样？我得找个时间和她好好谈谈。为了松弛一下她的神经，谭功达竟然一反常态，与佩佩开起玩笑来：“我说你在工地上朝我挤眉弄眼，你还不承认，可刚才是谁拽我袖子来着？”

姚佩佩没有吱声。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呛鼻的汽油味。窗外的雨变小了，司机小王显然在加速赶路。半晌，姚佩佩用胳膊碰了碰他，低声道：“刚才那个人打开车门查你证件的时候，你注意到他的脸了么？”

“没怎么留意，”谭功达道，“他的脸怎么了？”

“他没眉毛。”姚佩佩说。

谭功达知道她又在疑神疑鬼了。

“他的嘴唇上好像涂着厚厚的口红，脸上还抹了一层胭脂和粉霜，让雨一淋，一塌糊涂……”过了一会儿，姚佩佩又说道。

“好端端的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在脸上涂脂抹粉？那不成了唱戏的了？”谭功达笑道。

“要我说，刚才我们遇见的那几位，根本不是人。”

“那他们是什么？”

“鬼呀。”

司机小王听她这么说，也吓得浑身一激灵，侧过头来，对佩佩道：“姚秘书，你可不要吓我，把我吓得肝胆相照。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鬼。”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姚佩佩自语道，“梦见阎王爷在清明节派鬼来捉我，为首的小鬼和刚才那人长得一模一样。界牌那个地方遍地丘壑，似乎也是梦中见过。”

谭功达哈哈大笑：“你没听那人说吗？他们正在奉命追捕一名重要的案犯。”

　“他们该不会就是来抓我的吧？”

　“你又没犯什么罪，人家抓你做什么？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犯罪？”

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来。他浑身上下乱摸了一气，似乎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随后，他又从脚边拿过那只公文包来，在里边乱翻了一通。姚佩佩问他找什么东西，他也不说话，过了半天，他一面吩咐小王停车，一面对姚佩佩道：“佩佩，你身上可带着纸？”

“这会儿你要纸干什么？黑灯瞎火的。”

谭功达嘿嘿的干笑了几声，不好意思地说：“我说的是草纸……”

小王和姚秘书全都明白了，原来县长是要解手。

　“前面不远就是梅城了，谭县长，您是不是先忍一忍。”小王建议道。

　“这离县城还有多长时间？”

　“最多也就是二十来分钟吧。”

　“不行不行，”谭功达脸都红了，“二十多分钟，怕是憋不住……”

　小王只得停下车来，对姚佩佩说：“姚秘书，你身上有纸么？”

　这时的姚秘书已经将身上的口袋都翻了个遍，最后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绣花的手帕来，两边看了看，递给谭功达，笑道：“县长，实话跟您说吧，我不是舍不得这块手帕……是我用过的，你要是不嫌脏，就凑合着使吧。”谭功达一把从佩佩手中夺过手帕，推开车门，说了句“我去去就来”，就窜下车去，立刻不见了踪影。姚秘书将手伸出窗外试了试，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司机小王从怀里掏出一支卷烟来，点着了火，胳膊靠在方向盘上，悠悠的吸着，与姚秘书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小王是安徽滁州人，原来是华野的一名汽车兵，大军渡江之后，就留在了江南。姚秘书听到滁州这两个字，就说起了那一带的掌故风物，可惜小王既不知道欧阳修，也没听说过醉翁亭。姚秘书问他想不想家？为何不调回老家去工作？小王说：“要说梅城这地界，离滁州倒也不远，假如铁路修通了，也就是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她又问他成亲了没有。小王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你看县长都四十出头了，还没成家，我哪好意思强人所难啊？”

姚秘书见小王用的成语全都不对头，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弄得小王莫名其妙。她又问，谭县长既然已这么大年纪，怎么也没说个人家？“他倒是一点也不着急嘛！”

“嗨，怎么不急？你知道县长为什么不肯在普济过夜，连夜赶回梅城？就是为了明天一大早要去相亲呢！”小王道。

两个人正说着，谭功达就回来了，嘴里自言自语道：“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小王，开车。”

走了不多久，谭功达将一块软绵绵的东西悄悄地塞到姚秘书的手上。姚佩佩一看，是自己送给他的那块绣花手绢。

　“怎么，你没用？”姚佩佩一脸不解地问道。

　“这么好的东西，我想来想去还是有些舍不得。”

他们几个人回到县委大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是一点多了。厨子老张和县办公室主任钱大钧都在食堂等着。钱大钧嘴里叼着一只烟斗，也帮着替他们打水洗脸。他说，听说县长要回来，老张早已把饭菜准备了。热了凉，凉了热，一直忙到现在。厨子也不说话，只是呵呵地笑着，招呼大家赶紧吃饭。谭功达与钱大钧一见面，两人就站在墙角边说起大坝的事来。末了，姚佩佩听见钱大钧附在县长耳边小声说：

“我这回又给你弄了个人来……”

姚秘书端坐在餐桌前，看着那一大盆白菜炖肉，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可嘴里一点胃口也没有。她又朝谭功达看了一眼，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他把手帕还给了我，那么他刚才在外面解手，用什么来擦屁股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4

三、四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谭功达记得那是除夕的前一天，他和白庭禹去棋盘街梅城公共澡堂去洗澡。天空抛抛洒洒地落着雪珠，浴室门外的队排得很长。好不容易排到窗口，那扇小木门“啪”的一声就关上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冷冷地喊道：“饺子煮不下了，你们等会儿吧。”

“什么饺子煮不下了……”谭功达不解地问。

白庭禹笑道：“在公共浴池里洗澡，就好比下饺子。她的意思是说，浴池里人满了。不要紧，我去想想办法。”

说完，白庭禹赶紧从边门绕进去，找浴室的负责人通融去了。时候不大，那扇窗户又开了。谭功达看见那女孩梳着羊角辫，脸上稚气未脱，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绿色的围巾。她从谭功达手里一把抓过钱去，很不耐烦地将两枚系着红穗带的竹筹朝他扔了过来。有一枚筹子在窗沿上蹦了两蹦就落在了雪地上，谭功达只得弯下腰满地去找。他娘的！这小妮子岁数不大，脾气倒也不小！谭功达又朝她看了一眼，可小木门已经关上了。

一看浴池满了，排队的人群立刻就骚动不安，秩序大乱。好几只手从谭功达的头顶伸了过去，用力拍打着木门，嘴里骂骂咧咧。那梳着羊角辫的女孩也不含糊，“呼啦”一下又将门打开，冲着窗口的众人叫道：“你们敲什么敲？要实在等不及，隔壁的女宾部人倒是不多，你们去那儿一锅煮吧。”她这一叫，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喧笑。谭功达见这个女孩如此张狂，不由得怒火中烧，正待教训她几句，却隐隐瞅见这姑娘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似有泪珠抛落。就在这时，白庭禹已经回来了：“老谭，你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两个人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就听到门口一片吵嚷之声。一个胖胖的汉子跳着脚，在售票口高声叫骂。围观的群众拢着袖子，远远的站在一旁观望。浴室的经理，一个中年女人正在那儿好言劝解：“这位同志，我们的员工态度不好，自然要严肃处理，可您也不能张口就骂人呀！”那大胖子道：“骂人怎么了？我骂她一句，她也不能用梳子来划我的脸呀，你瞧瞧我，好好的这张脸，划出这么长的齿印，破了相，落了疤，叫我到哪儿去找媳妇？不行！得叫她赔。”

围观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胖子，你也别闹了。二一添作五，干脆，就让那姑娘嫁给你做老婆，这不就结了么！”又是一阵大笑。谭功达听说那姑娘用梳子划伤了人家的脸，就想凑上前去问个究竟。白庭禹拽了拽他，道：“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你县长该管的？咱们找地儿喝两盅去。”

这是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第一次照面。不过，他很快就把她忘了。

这年春末的一天，谭功达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之中，随手翻看着桌上的那本《唐诗三百首》。说来也奇怪，他一翻就翻到了这样的句子：

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

眼前忽然又浮现出那张愤怒、悲伤而又充满稚气的脸来。窗外蜂飞蝶舞，柳絮满天。街上的梧桐早已绿了，风一吹，桐花伴着柳絮，飘飘荡荡，依依而飞。谭功达呆呆地望着那两句诗，可那姑娘的样子，他已经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眼下天气一天天转暖，梅城浴室眼看就要关门歇业，不如趁此闲暇去那儿好好洗个澡。想到这儿，就一个人走下楼来，骑上一辆自行车，朝棋盘街一路而去。

浴室门口空空荡荡。卖筹子的窗口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正在那儿打盹。谭功达左看右看，已不见那姑娘的人影。那老头还认得他是县长，当即堆下笑来，忙不迭的从桌上抓起一包烟来，双手递了过去。谭功达打开自己的烟盒，递给老头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两个人就隔着窗户说起话来。

老头道：“那小妮子叫个啥名字，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她是从上海来的。这孩子说起来也挺可怜的，大概是刚解放的那一年吧，不知怎么，小小年纪，一个人从上海来到梅城，来投奔她的一个什么亲戚。是姑妈，还是姨妈，我就说不准了。这孩子疯起来，没大没小；可一旦不高兴了，能几天不理人。待人倒也厚道有礼。没事的时候，常见她一个人缩在墙角发呆。我们经理老想套她话，可她什么也不说。据说她在梅城的那个亲戚起先对她也挺好，后来不知怎的，那亲戚就嫌恶起她来了。这也难怪，这些年粮食这么紧张，多个人口吃饭，搁在谁身上谁都不愿意。到了去年冬天，那姑妈姨妈的就渐渐不愿意让她住了。说得好听是让她自食其力，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扫地出门了。那姑娘年前就提着一个包裹，从亲戚家出来，找到我们经理说，她能不能不要工资，只求浴室让她有个落脚的地方，经理因她是个临时工，连户口也没落上，如何能让她落脚，就硬起心肠把她辞退了。”

“那女孩后来回上海去了吗？”谭功达问道。

“不曾。”老头将嘴里的烟丝吐出来，又喝了口水，接着说：“她没走，还在梅城。我听说，她又找了一份工作，好像是在西津渡的红星旅社当清洁工。那个旅社，生意虽不太好，可有的是空床位，可以管她住。”

谭功达一听见“红星旅社”这几个字，心头猛的一紧。这西津渡一带，原来是梅城妓院的集中之地。大小妓馆二十多家，红星旅社的前身正是赫赫有名的“西津渡四大肉铺”之一的秀枕楼。虽说解放后妓院的老板和为首的几个鸨母都被抓了起来，妓女们也大都被送去改造了，可那些梳头女、娘姨、跟班、仆役地痞、流氓打手也蚁聚一处。暗娼出没，风化案时有所闻，秽腥肮脏之气尚未褪尽。前不久，县保卫部还在那儿破获了一宗私贩烟土的大案。那姑娘人生地疏，落到那样一个龌龊之地，谭功达不免有些替她担忧。心里这样想着，忽听得那老头道：“县长要不要先到池子里泡一泡？待会儿我就来替你修脚搓背。”

谭功达从梅城浴室出来，回到县委大院，就派人将县委办公室主任钱大钧叫了来。谭功达将这个女孩的事对他约略说了说，吩咐他赶紧带几个人去西津渡的红星旅社查访一番。末了，又特地嘱咐道：“这女孩是我的一个亲戚。你不一定要惊动他们，只需了解一下大致的情况，我们再作计较。”

“好说好说。我这就去办。”钱大钧呵呵的笑着，领命而去，心里却道：这老谭，怎么忽然也怜香惜玉起来了？正如老话所说，一洼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

天快黑的时候，钱大钧才从西津渡回来：“嗨，什么红星旅社！我把那旅社的各色人等喊到一起问话，问了半天都说没这个人。我只能沿着那西津古街一路明察暗访，最后在一个卖绒线的铺子里找到了她。”

谭功达听说那女孩去了绒线铺，心里倒也踏实了不少：“她在那里怎样？”

“我已经给你弄来了。就在外面走廊上站着呢。不如，你直接去问她？”

这个钱大钧，做起事情来就是容易过火，你交代他三分事，他不做出十分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常常错误地理解领导的意图，还自以为得意。赵副县长为此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过犹不及”，看来一点都不错。听他说已经把人给“弄”了来，谭功达的心里暗暗叫苦，只得让他把人领进来。

姚佩佩这一回脖子上换了一条红围巾。时令已是春末，她还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进了门，就满屋子东瞅西看，手里还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谭功达问她，包袱里装的是什么，姚佩佩这才瞥了他一眼，道：“行李呀！”

　“你，你怎么把行李都拿来了？”

姚佩佩诧异道：“钱大哥叫我带上的呀，他让我收拾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余一概不要问。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在绒线铺做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还没来得及跟他们算呢。”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钱大钧。当着这女孩的面，又不便责怪他。那钱大钧正坐在办公桌前，翘着二郎腿，用一把裁纸刀削着指甲，笑道：“谭县长，这姑娘大老远来到咱们梅城县，姑妈又不愿意收留，我想她人生地不熟，窝在西津渡那么一个烂地方，时间一长，也不是事儿，我就自作主张把她给带来了，咱不妨替她在县里谋个出身，日后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谭功达气得脸色发白，心中后悔这事不该让钱大钧插手。不过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来和姚佩佩说话。谭功达照例问了问她的姓名，年龄，乡籍，识不识字，对方出于礼貌，一一作答。话语简静，绝不多吐露半个字。谭功达又问起她父母，姚佩佩紧抿双唇，一声不吭。末了，谭功达对钱大钧道：“大钧，今天晚上你打算将她安顿在哪儿？”

“这好办，就先住我家。”钱大钧满不在乎地说，“我家有一间屋子是空着，刚才已经托人给我老婆带了信，让她收拾床铺去了。”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钱大钧满头大汗地跑来了。一进门就将谭功达的茶杯端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个精光。他摸了一下嘴唇，气喘吁吁地对谭功达道：“事情不太妙。”

谭功达知道他说话爱夸张，倒也不怎么着急，便问他什么事情不太妙。钱大钧说，他今天一大早就去和县里的各个部门商量落实姚佩佩工作一事，他去了民政局，多种经营办公室，工业办，妇联，学校、医院、幼儿园、甚至是机关的食堂，可都推脱不缺人：“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人是你带来的，这个我不管。”谭功达气呼呼地站起来，收拾起桌上凌乱的文件，准备下班回家。

“我倒有个主意……”

谭功达正色道：“钱主任，谁不知道你主意多，凡事大包大揽？”

钱大钧道：“我琢磨着，既然一时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地方，不如干脆就让她跟您当秘书得了。”

“我可不用她伺候！”谭功达一听火就上来了，“你要是需要秘书，只管自己安排，不用拐弯抹角。”钱大钧一看谭功达果然生了气，立刻满脸带笑，劝道：“要说您公务繁忙，还真需要一个帮手。那么多的文件来不及看，平时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我屋子里不是有个小杨吗？”

“可小杨不是开刀住院去了吗？”钱大钧道，“不妨你先让姚佩佩顶一阵，待小杨从医院回来，再另作安排。”

“这秘书的事她能做得了么？”

“没问题，”钱大钧道，“我昨天晚上跟她聊了聊，这孩子要说还真不简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写、能画、能掐会算。”

“这么说她还会算命？”谭功达冷笑道。

“你可别说，没准她还真……”

“行了行了。”谭功达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看这么办吧，你还是先把她安排在你的办公室，干一段时间再说。我这里小杨不在，倒也落得清静几天。”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姚佩佩来县里上班的第一天，见到谭功达，就亚叔、亚叔的叫个不停，那样子倒是怪亲热的，可叫得谭功达脸上火烧火燎，浑身上下不自在。办公室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趴在桌上暗自窃笑。中午吃饭的时候，钱大钧将她叫到一边，嘱咐说，“你不要成天亚叔长、亚叔短的，谭县长虽说四十多了，并不怎么显老！何况还未成家呢。再说了，你张口亚叔闭口亚叔，人家还以为谭县长是开了什么后门把你安插进来的呢。不要说他不是你的什么亚叔，他就算你嫡亲的亚叔，在公开场合你也不能乱叫，这是县机关，不是绒线铺，凡事都得讲个规矩。”

一席话，说得姚佩佩脖子一缩，舌头一吐，赶紧跑了。到了第二天，姚佩佩果然不叫他亚叔，而改叫他老谭了。钱大钧白天听她老谭老谭的叫唤，强忍着没说什么，等到下了班回到家里，这才训斥道：“你是怎么搞的？嗯？怎么能叫他老谭？老谭是你叫的吗？”

“你不也叫他老谭吗？”姚佩佩一脸不解。

“嗨，我能叫，你却不能叫。我跟他在一起出生入死二十年，别说叫他老谭，就是直呼其名也没什么不可以。你呢？你才多大年龄？给人家当女儿恐怕还只嫌小！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还要我一点点地教你吗？”

姚佩佩照例缩了缩脖子，不吭气了。

大钧的老婆、在县农机公司当会计的田小凤在一旁冷笑了两声，兀自嗑着瓜子，故意扭过身去，不看他们。自从钱大钧不跟她商量把这么一个小姑娘领到家里来之后，小凤还没有跟她说过话。钱大钧来到厨房，见水缸里的水没了，锅灶都是冷的，就知道田小凤赌气故意没给自己做饭。他似乎已经预感到，田小凤隐忍了这么些天，正准备全线反击，今夜说不定就会来个总爆发。正在这时，谭功达的电话就追过来了。县长约他去朱雀桥边的一家酒馆吃饭。钱大钧夹起公文包，正待出门，田小凤“哎”的一声就叫住了他：“哎，你可算有地方吃饭了，我怎么办？”

她没有说“我们”怎么办，钱大钧就知道在她心里，那个小丫头根本就不能算个人。

谭功达叫了几个菜，正在饭馆等他。一看到他眉头紧锁，愁云密布的样子，钱大钧以为县长又在为水库大坝的事发愁了。没想到是西裕乡出了事。

在整个梅城县，西裕乡是最后一个建立合作社的乡镇。县里派去一个工作组，好不容易将初级社建立起来，可没到两个月，那些村民一夜之间纷纷退了社。原先交给社里的农具、耕牛、猪羊、首饰和锡器甚至还有棺材，都被一抢而空。有一个村子，农民担心县里再次强制他们入社，就将钢钉打入牛腿，先把牛弄瘫痪了，然后杀牛吃肉。生产资料和公共物品卖的卖、藏的藏，就连棺材都劈了当柴火烧了。为首的几个还煽动群众，到祠堂集合，张贴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说毛主席是李闯王，自己进城当了皇帝，立马就把农民给忘了。还说什么，毛主席从西裕乡赚去的粮食，早已用船连夜运到北京，堆在中南海他们家的炕头，二十年也吃不完。工作组的干部出于一时的义愤，上前批评了他们几句，谁知他们竟然把县干部抓了起来，关在村里的猪圈里。

“你打算怎么办？”钱大钧问他。

“还能怎么办？”谭功达道，“明天一早，我就派人下去，将那些带头闹事的统统抓起来。”

“恐怕抓不得。”钱大钧沉吟道：“那个西裕乡是个穷乡僻壤，山脚下的弹丸之地，与外界隔绝，民风自然与别处不同。那里的人都不好对付，四七年我们打游击的时候，也曾想到在那儿建一个地下交通站，可建一个坏一个，害得我差一点把性命丢在那里，你要直接派人下去弹压，我担心会闹出大事来。”

“那你说咋办？”

“不急，”钱大钧道，“明天我亲自下去一趟，先摸摸情况再说。”

接着他们就聊起了筹建梅城县医院和种子站的事情来。随后又说起了农民夜校的推广，不知不觉夜就深了。临走前，谭功达忽然问道：“大钧，那个叫姚佩佩的小丫头，户口给人家落下了吗？”

钱大钧没有回答县长的话，犹豫了半天，反过来问他：“老谭，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点那个……”

“怎么呢？”

“有点缺心眼啊。”钱大钧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笑道：“她平时上班时没有一刻消停过，东瞅瞅，西看看。说话做事都不知道个规矩、场合。那天赵副县长来找我谈事，无意中说错了一个字，这丫头就当面给人家纠正了过来，弄得赵副县长闹了个大红脸。这事就不去说她了。她总是掐着嗓子说话，娇滴滴的，弄得人家浑身上下不舒服。还有一点，她喜欢动手动脚，也不分上下级关系，见了谁都是拍拍打打，不过你还别说，这姑娘人长得倒也没得说，可惜……”

“可惜什么？”

钱大钧暗暗朝谭功达瞥了一眼，挤了挤眼睛，嬉皮笑脸地说：“可惜，年龄实在是小了点。”

谭功达假装没有听出钱大钧的弦外之音，嘴里道：“这孩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出身，自小没受过管束。时间长了，没准那点小毛病能慢慢改过来。哎，她在梅城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吗？你查过没有？”

“查了。”大钧说，“是她的姑妈。住在江边的大爸爸巷，过去是个唱戏的。”

“你抽空去走访走访，替他们调解一下。如有可能，还让她搬回去住。常年住在你家里，也不是个事。”

“这倒也是。”钱大钧道，“为她这件事，小凤已经一个多星期不答理我了。”

还没等到钱大钧去大爸爸巷走访，姚佩佩的姑妈自己就找到县里来了。这女人，五六十岁了，穿一件大红的绸面夹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一进门就朝姚佩佩的办公桌猛扑过去，嘴里心肝心肝地叫个不停，吓得姚佩佩四处躲闪。最后，那女人终于在墙角将她逮住了，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呜呜的哭了起来。隔壁科室的人听到动静，都出来看热闹。姑妈一边哭，一边将佩佩的头强按在自己的胸前道：“这个死丫头，怎么招呼也不打就离家出走？我和你那可怜的姑爹一个月来找遍了梅城的大街小巷，你姑爹还差点跳了江。这些日子，水米都不曾粘过嘴，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你要是有个好歹，我们也都活不成啦。这下好了，可算是找到你啦。你如今到了县里，高升了，也不知道前世里积了什么德……”

钱大钧见状，赶紧将她们让到隔壁的一间会议室里。姚佩佩的姑父在梅城中学当老师，看上去倒像是个读书人。脖子上中山装的纽扣扣得严严的，两鬓斑白，始终一言不发，只是不时朝钱大钧颔首微笑而已。按照她姑妈的意思，她让姚佩佩今晚就搬回去住。她说，如果佩佩嫌自己的卧室背阳阴湿，他们两口子可以将朝南的大房间腾出来；考虑到侄女有晚上读书的习惯，他们已经请木匠特地给她打了一个书桌，并且给她买了一个漂亮的台灯。钱大钧也在一旁帮劝，姚佩佩纵有一千个不情愿，事已至此，也只得应承下来。那老婆子将姚佩佩的手放在自己手心里拍了拍，站起身来，就要钱大钧带她去面见县长。她要当面拜谢这个大恩人。她特意带来了两只肥肥的大板鸭，外加一只熏火腿。钱大钧推说县长下乡去了，不过她送给县长的礼物他可以代为转交。那婆子这才千恩万谢，挽着老头子的胳膊，欢天喜地地走了。

这天傍晚，钱大钧下楼给谭功达送去板鸭和火腿，正遇上谭功达和赵焕章副县长为什么事吵得面红耳赤。仔细一听，还是为着西裕乡村民闹退社的事。赵副县长认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县政府急功冒进，政策不当所致。初级社也好，高级社也罢，不能一刀切，更不能强制入社。那种一路小跑奔向共产主义的论调是极其荒谬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最后，他狠狠的瞪了钱大钧一眼，连招呼都不打，拂袖而去。

谭、赵二人在县里意见不和，县政府大院尽人皆知。两个人争吵怄气，也不是一回两回了。钱大钧本来就是谭功达的通讯兵，夹在两人当中，本想劝几句又不好开口，尤其是他手里还拎着板鸭和火腿，赵副县长一定会以为他是来给县长溜须拍马的，因此浑身不自在。谭功达脸皮紫涨，仰坐在沙发上，呼呼的喘着粗气。钱大钧免不了东拉西扯，插科打诨，半晌，谭功达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他问钱大钧从哪里搞来的这两只肥鸭子。

钱大钧笑道：“哪里是我弄来得，是你的闺女让我拿来，孝敬她干爹的。”

“什么闺女不闺女的？你这张嘴整天就知道胡说！”

“您没听说？县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议论，说县长最近认了个干闺女……”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是姚佩佩，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的道：“闺女？！我如今连老婆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会有的，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老婆会有的。”钱大钧笑道，“我一定帮您加紧张罗，加紧张罗……”

“这鸭子，我又不会弄。你还是拎回去吧。正好给小凤赔个不是。”

5

这天深夜，谭功达从普济水库冒雨赶回县城，一进食堂，就看见钱大钧叼着一只烟斗，正在那儿等他。

　“我又替你弄了个人来。”钱大钧附在他耳边道，“明天上午十点，你们在梅城公园的望江亭见面。”

谭功达看见姚佩佩一边弄她的那双皮鞋的搭扣，一边歪着脑袋朝这里张望，就赶紧拉着钱大钧走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大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不用再替我操心！这种事还要看缘份，强求不得的。何况传出去，影响也不好。这个人，我还是不见了吧。”

“那怎么行？我都已经跟人家敲定了。”钱大钧道，“成与不成，就这一次。”

“眼下这一大摊事，弄得我焦头烂额，还哪有心思去相亲呀……”谭功达犹豫了一下，只得说：“她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读过书没有？”

“不知道。”钱大钧说，“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我没见过。实话跟您说吧，是你弟妹小凤给介绍的。好像是她们农机公司同事的远房表妹。你好歹给小凤个面子罢。据她说，人品，脾气，都是没得挑。”

第二天一早，谭功达烧了一锅热水，坐在大木盆里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朝江边的梅城公园一路而去。这个梅城公园，当年也是谭功达提议修建的。在县办公会议上，他一提出这个设想，赵焕章照例马上反对。赵焕章说，梅城虽说是个县城，可这里的人大都靠种地、捕鱼为生。这些百姓比不得大城市的人，会变着法子玩。整天忙于生计，一天到晚骨头都累得散了架，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公园健身？后来，在谭功达的坚持下，公园还是建了起来。可除了剪彩，谭功达一次也没来过。

这天是清明节，天朗气清，温煦宜人。可公园里除了几个放风筝的小孩之外，还真的看不到什么游人。当年栽种的银杏和垂柳因无人照管大多枯死了，公园四周的围墙也早已被人拆了运回去盖房子去了，就连望江亭的顶棚和木柱也不知被什么人拆走了，只留下了亭子中央的一个石墩。看到当年的一番苦心如今化作了一片荒芜，赵焕章那张脸似乎正从残花败柳、断墙残壁中浮现出来，朝他发出冷笑。谭功达心中虽说怏怏不乐，不过，他抬头朝望江亭一看，那石墩旁果然有人在等他，便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石墩边坐着三个人，两个老婆子都已上了年纪，中间坐着的那一个穿绒线衣的，大概就是那相亲的姑娘了。看到谭功达走近，三个人忙不迭的站起来朝着他眯眯笑。她们是从一个名叫界牌的地方赶过来的，离梅城足有二十多里。她们天不亮就出发了，头上的露水还未干透。谭功达一听说“界牌”这个地方，心里就是一愣！他不由得想起昨天返回梅城的途中遇到的那伙骑摩托车的公安……这么说，还真有这么个地方。谭功达的心里空落落的。

他在石凳上坐下，两个老妇人仍然在笑眯眯地盯着他看。其中的一个，嘴里镶着大金牙，一边端详着他，嘴里还念念有词：“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大婶你说呢？”另一个婆子也笑道：“不老不老。看上去，就和我们家的春生一般年纪。”随后，两个人就将谭功达丢在一边，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商量起什么事来，不时地朝谭功达瞟上一眼，弄得谭功达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一时不知所措。再看那姑娘，生得娇小，单薄，小头小脑，低眉垂眼，身体像筛糠似的兀自抖个不停。眼下已是清明，春气回暖，可那姑娘穿着绒线衣还在那儿抖抖索索，谭功达便猜测她患有某种不足之症。看模样倒也周正，只是畏畏葸葸，不敢朝谭功达看。

两个妇人耳语了半天，镶金牙的那一位，这才对谭功达道：“姑娘姓柳，小名就叫作柳芽，自幼父母双亡，因此跟着伯伯叔叔过活。我是她大婶。”

谭功达见她自称大婶，另一位想必就是大娘了。

“小地方人，没见过什么世面，遇上生人就吓得什么似的。不过你们俩日后一个枕头上睡觉，一个桌子上吃饭，有的是说话的机会。她的话多着呢。”大婶笑道，“不知大侄子贵降在几时？”

谭功达因没听清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只得笑了笑，请对方再说一遍。那大娘便抢过话来道：“她大婶是问你今年多大。”

谭功达便说了自己的年龄。

“哦，这么说是属蛇的，比我们家柳芽大了一十八岁。”大婶道。

随后，她又让谭功达报一报自己的生辰八字。因谭功达出生在梅城的大牢里，只听说是七、八月份，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哪个时辰降生的。见那大婶催逼的紧，他就胡编了一个时辰敷衍她。那老妇人嘴里嘟囔着什么，眯缝着眼睛，扳起指头，替谭功达算起命来。见那老婆子神神道道的，谭功达心生厌恶，暗暗叫苦，心里便盘算着如何从这里尽快脱身。

正在这时，忽听得那大婶把手一拍，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巧了！真是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大侄子命相虽说有几分凶险，可只要娶了我们家柳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十万个人中，保险还挑不出这么一对绝配。绝配，真是绝配！她大娘，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大娘也笑呵呵的乐不可支，一个劲的点头道：“定下来好，定下来好。”

听他们这么一说，那姓柳的姑娘，心里一激动，就抖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双手、双脚、脑袋甚至嘴唇都在瑟瑟发抖，连嘴角的一丝羞涩的笑容也在打颤，就问她是不是觉得有点冷，还是身上哪儿不舒服，那姑娘也不答话，朝他浅浅一笑。

“看上去像是在打摆子，实际上什么病也没有，”大娘道，“她就好个抖。她没病，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我们乡下，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大婶也笑着说：“你要是带她给大夫瞧瞧，大夫没准会说出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词来。其实，这很正常。吃饭、做事、睡觉一点都不碍事。抖得凶的时候，说起话来，牙齿有点打架。要是比划着手势，你也能明白，她要说的是什么。”

谭功达只得苦笑。心里一会儿大骂钱大钧王八蛋，一会责怪田小凤。你们他娘的给我弄来了一帮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呐……

谭功达与她们一见面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被那俩个老婆子忽悠来，忽悠去。谭功达清了清嗓子，想略微分辩几句，以便找个理由溜之大吉。不料，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那大娘笑盈盈的问他道：“大侄子在哪儿发财呀？”

谭功达听他这么问，就断定对方还不知道自己的县长身份，心里又暗暗的感激起田小凤来，看来他还没把我的这点老底漏给人家，便顺嘴胡编道：“我在一家工厂替人看大门。”

他这么一说，大婶哈哈大笑，把嘴里的一颗金牙连同黑黑的牙根都露了出来：“看大门的！哈哈……看大门的！大侄子你可真会说话！看大门的也有官大官小。要是说起来，毛主席也是看大门的。中国的地界这么大，全由他一个人看着呢。”

听着大婶的口气，话里的意思略带嘲讽，又仿佛是知道自己确切的身份的，只是没有点破。两个老妇人笑得什么似的，又交头接耳的议论开了。谭功达愣愣的坐在那儿，看上去就像一个傻瓜，由着她们在摆布，不知不觉早出了一身冷汗。别看这两个老婆子嘻嘻哈哈没一点正经，可要论智力，自己说不定还远远不是人家对手，再这么纠缠下去，前景似乎有点不太妙。想到这儿，谭功达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道：“难为两位老人家，大老远从乡下赶来，眼下时候不早了，不如去城里找个地方吃饭。至于婚事，还容我再考虑考虑。”

“哎哟，我说大侄子，还考虑什么呀，这事刚才不就定下来了吗？”大婶道，“吃饭呢，也用不着去城里下什么馆子，我们早就备下了。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钱要省着点花，俗话说得好，细水长流，恩爱白头，芽儿，你把昨晚亲手烙得那几个大饼子拿出来给人家尝尝。”

那柳芽一听大婶吩咐，就抖抖索索的从地上抓过一个帆布大挎包来，搁在膝上，抖抖索索的从里边取出一个铝制的饭盒来，揭开盖子，放在石墩上。又从包中摸索出一个搪瓷小茶缸，里边是腌制的泡菜，还有一只咸鸭蛋。她最后拿出的是几双筷子，一只军用水壶，一口空碗，柳芽将饭盒和茶缸推倒谭功达的面前，又在那只空的白瓷碗里倒上水，端在他面前。随后，从那把筷子中挑出两根一样长的，架在碗上。忙完了这些事，她就抬起头来，大大方方的看着谭功达。

谭功达见着柳芽变戏法似的顷刻之间弄出这么一大堆东西，虽然手脚颤抖倒也十分麻利。又见她器皿碗筷干干净净，不由得对这个姑娘心生了几分敬意。谭功达看她的绒线衣早已旧了，袖口的绒线脱了针，挂下几个线头来。又见她没穿外套——很显然，她家里也许已找不出比这更好的衣服来了，想到这个女孩年幼失去怙恃，这么多年跟着叔叔伯伯长大，也实在不易，鼻子一酸，心里就动了恻隐之心。姑娘见他怔在那里，就将那饭盒往他面前推了推，结巴道：“吃吃吃，吃吧。”

她的声音湿湿的。这是她今天说过的第一句话。谭功达认真的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姑娘来。阳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皙细致，长长的睫毛遮掩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模样虽然平常，却也透出一股清秀动人之色，不禁心头一热。就算婚事不成，权当萍水相逢，也不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他拿起筷子，夹出一块饼来，就着那碗白开水，一个人大口吃了起来。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滑稽。仿佛他特地起了个大早，沐浴更衣，就是为了这块烙饼而来。

谭功达正想着，忽听得大婶对大娘道：“二十斤糖，你说够不够？”

大娘道：“怎么不够？我看是够了。”

“那么酒席呢？咱们家的亲戚又多，依我看怎么也得摆上个十桌八桌的。”

“十桌酒席怎么够？不成不成，咱柳芽也挺可怜的，自打出生的那天起，命道就不顺。依我说，这一回得好好替她热闹热闹，去去晦气。”

随后她们就开始商量被面，床褥，桌椅，马桶等一应陪嫁的嫁妆来，两个人就像说相声似的，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谭功达倒像做贼一般，心里七上八下。她们看上去是在耳语，声音也不高，但每句话都故意要让谭功达听得明明白白，似乎她们说得越多，商量得越周全，这门婚事越是万无一失。只因人家在“悄悄的”商议什么事，谭功达又不便插嘴。尤其糟糕的是，刚才人家叫他吃饭，他也没有什么迟疑和谦让，而是抓起来就吃。这一鲁莽的行为，多少也支持了老人家本来很脆弱的信心。

谭功达如坐针毡，满脸灼热，不禁求援似的朝柳芽望了一望，那柳芽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朝他嫣然一笑，仿佛在说：你尽可以放宽心……谭功达定了定神，放下筷子，正要说话，两个老妇人突然站了起来，朝谭功达笑了笑。大婶说：“我们俩去园子里转转，你们两个正好说说话。”说完，拽了拽大娘的袖子。她们一路跳跃着，一眨眼的功夫，就双双消失在树木苇丛之中，不见了踪影。

四周变得十分静谧，天空湛蓝，没有一丝风。那几个放风筝的孩子吵吵嚷嚷，声音仿佛被中午静滞的空气压扁了，远远地传过来。从这可以一直看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和江边大片的棉花地，看到江中打着补丁的帆船。谭功达吃着烙饼，不时抬头看一眼对面的柳芽，她也一动不动的看着自己，目光已不像早先那么慌乱，脸上挂着碎碎的笑。等到他吃完了那张大饼，柳芽忽然对他说：“走吧，您快走吧。”

她的声音灰灰的，听上去像是在叹气。谭功达呆呆地看着她。要是真的和这个姑娘结了婚，没准也没什么不好……

“你走吧”，柳芽低声说，“待会大婶她们回来了，你又走不脱了。”她随之站起身来，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筷。

想到自己相了半天的亲，竟连一句话也没和她说过，谭功达就问她，现在在做什么。他又说起县立很快要开办一个聋哑人学校，问她愿不愿意来梅城工作。柳芽不说话，额前的刘海耷拉下来，遮住了她的眉毛。她的手又开始抖得厉害。谭功达看着她那单薄、不断颤抖的身体，大为伤感，眼睛里不觉又沁出泪来。人一过四十，就会为某些莫名其妙的事徒生伤悲，不知何故？

谭功达心事重重的走下了亭子，很快离开了那儿。

当他走到公园门口，他不禁又回过头来，望了她一眼。那柳芽已不在那儿了。亭子里空空荡荡，白云的浮影正使它变得黯淡。

6

这天早上，姚佩佩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来县里上班。刚走进院子，就看见司机小王拎着一只铁皮铅桶，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车。那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车窗上遮着一层白色的纱幔。

“你又姗姗迟到了。”小王笑呵呵地对她说。

“你应该说姗姗来迟了。”姚佩佩替他纠正道，“你从哪儿弄来这么漂亮的小轿车？”

小王用手指了指办公大楼，说：“我哪有福气开这样的车？省里来人了呗。”

姚佩佩抬腕看了看表，今天迟到了足足二十分钟。待会儿，钱大钧大概又要罗嗦个不停了。姚佩佩上了楼，走廊里寂静无声。各个科室的门都开着，只是不见一个人影。她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里面也空无一人。她坐在桌前，拢了拢头发，倒了一杯开水，顺手拿起一本《灾情通报》翻了翻，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她给县长办公室的杨福妹打了个电话，小杨的语调听上去也是怪怪的。

“你怎么总迟到？”杨福妹在电话中对她说，“人都在四楼会议室开会呢，你快去吧”。

“那你怎么不去？”姚佩佩问她。

“我？我得守着这部电话呀，我在值班。”小杨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姚佩佩懒懒地来到四楼的大会议室。还好，门是虚掩着的，一屋子的人都站在那儿唱歌呢。她松了一口气。会议似乎才刚刚开始，姚佩佩虽然不会歌词，也只得跟着那些人瞎唱了一通。等到那些人唱完了歌，姚佩佩心里猛地往下一沉，顿时觉得问题十分严重。原来，唱歌的人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把椅子！歌声一停，所有的人都入了座，就只剩下姚佩佩一个人傻站在那儿了。她感到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她，心里怦怦直跳。主持会议的谭功达冷冷的瞥了她一眼，静默了一会，宣布道：“现在，我们开会……”

好在多种经营办公室的小汤在朝她招手。姚佩佩的脸红到了脖子根，身上的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她赶紧猫下腰，三步并着两步蹿到小汤跟前，两个人并排挤在了一张椅子上。

由于会议的气氛十分严肃，汤雅莉想跟她说话，也只能装做记录的样子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句话，然后悄悄地捅捅她的胳膊，让姚佩佩自己去看。佩佩用眼角的余光朝那张纸扫了一眼，见上面写的是：

怎么谢我？

姚佩佩也学着汤雅莉的样，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主席台，装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却在纸上飞快地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请你喝羊杂汤怎么样？

雅莉平常就爱吃个牛羊肉什么的，再加上她本来就姓汤，一张嘴成天喜欢胡说八道，因此他们科室的人都叫她羊杂汤，也有人叫她羊杂碎的，汤雅莉也不以为意。小汤见佩佩取笑她，就偷偷的在她的腰上狠狠的掐了一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姚佩佩无法躲闪，只能装作没事人一般，忍痛不语。

正在主席台上说话的那个人，姚佩佩不认识。他身穿黑色的卡叽布中山装，神情肃穆，嘴角一颗大痦子。姚佩佩便在纸上向汤雅莉问道：

正在讲话的这个人是谁？

雅莉也在纸上回答她：

其外。

姚佩佩看着这“其外”两个字，心里直犯嘀咕，心想：这个人怎么叫这么个怪名字。姚佩佩随手翻了翻桌上的材料，终于在预先印发的与会者名单中找到了一个名叫“金玉”的人，想必他就是汤雅莉所谓的“其外”了。她偷偷地笑了半天，又在纸上写道：

岂止是个“其外”，我看他分明是个“其中”。

汤雅莉见了，略知其意，也在掩嘴而笑。

这个人说了一大段开场白，把那眼镜子取下来又戴上，戴上又取下，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宣读省委的一个什么决定。按照省委的最新任命，鉴于原梅城县委潘晋仁书记一周前病故，由谭功达兼任梅城县委书记；钱大钧升任副书记兼主管文教的副县长；县长办公室的秘书杨福妹改任办公室主任。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中，小汤在姚佩佩德耳边悄声说道：“你们领导升官了，难怪他今天换了一件新衬衫。”

姚佩佩朝主席台上一看，见钱大钧坐在最边上，身上果然换了一件簇新的洋布衬衫，胸前的口袋里一下子插上了好几支钢笔。他的头发也梳成了“后倒式”，上面还似乎涂了一层油。

“可他怎么老皱着眉呀？”姚佩佩问道。

“他们都爱这样。升了官，心里头高兴，可又不能让旁人看出来，只能狠狠地皱眉头。”有了这句话，姚佩佩再仔细看了看钱大钧脸上的表情：可不？简直是哀痛得就要哭出来似的。突然，只听得“呼啦”一声，全场起立。嘈杂的掌声，忽然变得很有节奏起来。原来是省领导在宣布完决定之后就要离场了。那个名叫金玉的人，站起身来，笑容可掬地与主席台上的人一一握手，亲切话别。这个人因嘴角长着一个大痦子，再怎么笑，看上去还是有点凶。为什么所有的领导都有几分凶相？

当他走到钱大钧跟前的时候，两个人的胳膊就像被胶水粘在了一起，像荡秋千似的摇晃着，连姚佩佩都觉得手臂发酸。她看见金玉附在钱大钧耳边说了句什么，钱大钧就仰直了脖子，朝会场里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人。随后，钱大钧又趴在金玉的肩膀上又说又笑，那领导神秘地眨了眨眼睛，笑了笑，终于走下了主席台。可算是要走了！姚佩佩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料，这个人在谭功达、赵焕章等人的簇拥下刚走到门口，突然来了个急转身，向人群挥手致意。于是，疾风暴雨式的掌声又一次响起。趁着这个功夫，汤雅莉不知从什么地方给佩佩搬了一张椅子来，悄悄地说：“看你的腰还挺细的，屁股却这么大！挤得我直往下掉。”

姚佩佩笑了笑：“中午我请你去清真馆吃饭”。

“算了吧，”汤雅莉道：“你就别逗我开心啦。”

“真的。不骗你。待会儿会议一结束我们就去。”姚佩佩一本正经地说：“我上个月发的工资还一分都没花呢“。

“去什么去？你忘啦，今天中午全体工作人员要在食堂集中吃忆苦饭。”

一听说忆苦饭三个字，姚佩佩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这忆苦饭，半个多月前不是刚吃过一回吗？怎么又要吃了？”

这时，谭功达等几个人在送走省领导之后，已经回到了会议室，在白庭禹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进行。

姚佩佩在县里已经呆了两年多了，可对这里的工作极不适应。没完没了的会议、下乡、培训，数不清的表格、剪报和文件弄得她整天晕头转向的。姚佩佩最怕下乡了。有一次，她被派到梅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闹双抢”，站在齐膝深的水田里学插秧，倒是觉得挺好玩的。可等到她走到田埂上，看见自己的小腿上竟然趴着五六只肥肥的蚂蝗，其中有一只居然一半身子已经钻到她肉里去了！当即两眼一黑，一头就栽倒在水田里……她不知道这个县到底有几个乡、几个镇，多少个自然村，就连线机关到底有几个下属单位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她常常因为送错了文件而受到钱大钧严肃的批评。

单单这些倒也罢了。可单位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她能看得顺眼的。就连办公室一个普通的秘书都显得神抖抖的。你要跟他说句话，或问点什么事，人家不眨巴着眼睛把你琢磨老半天，是不会轻易回答你一个字的。可自己的那只手的确也犯贱，跟人说话时总爱在人家肩上拍两下。有一次，她差一点没把管收发的老童拍得背过气去。钱大钧为这件事不知道跟她发过多少次脾气了。姚佩佩又发誓又赌咒，暗中不知把自己的祖宗骂了多少回，从此变得沉默少语，不像以前那样咋咋唬唬的了。可这样一来，钱大钧又说她看不起群众，独来独往，自命清高，小资产阶级倾向严重。弄得姚佩佩一生气，把手里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摔，像个疯子似的，冲着钱大钧哭叫道：

“反正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了？是不是？！”

她这么一叫，把钱大钧也镇住了。看到她泪眼婆娑的样子，大钧只得拍了拍她的肩膀，好言好语来哄她，谁知佩佩不依不饶：

“你不是要我不要跟人拍拍打打的吗？可刚才是谁拍我来着？”

办公室里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钱大钧也只得讪讪地笑。姚佩佩就知道刚才那句话又说错了，却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心里又气又羞，只是拼命的绞着自己的衣角来解恨。

经过这件事，姚佩佩谁也不爱搭理了。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看着窗外的一棵大杨树，呆呆地出神。她觉得自己在县机关还不如当初在澡堂子里卖筹子自在呢。她一个人闷坐在办公室里，在那儿想着不着边际的事，想着想着就终于想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来了。有一回，姚佩佩在随钱大钧下乡的途中，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别的县都有县长，有书记，为什么梅城县单有县长，没有书记呢?”

“书记是有的，”钱大钧道，“只不过他刚上任就病倒了，一直住在疗养院，因此你不曾见过。”

“既然他生了病，不管事，为什么上面不另外派个书记来？”

钱大钧想了想，脸上的表情渐渐地变得暧昧起来。他绕着弯告诫佩佩道：“假如我是你，不该问的事我就一个字也不会瞎问。”

姚佩佩赶紧冲他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

县里每过两个月，就会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民主考评。考评的成绩就张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自打她来县里上班的时候算起，姚佩佩的名字每次都排在最末一名，每次都是“差”，或者“较差”。她只得过一次“中”。那一次得“中”，也不是因为她表现好，而是因为她自己得盲肠炎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

无论她怎样卖力地工作，无论她怎样不要脸地看到每个人都谄媚地微笑，她的名字永远都准时出现在布告栏的最后一位。到了后来，她索性懒懒散散，破罐子破摔，不去管它了。

终于等到一天，她在布告栏自己的名字下面看到了一个“垫底”：汤雅莉。眼前不由得一亮，暗暗在心里笑了半天。心里那一阵畅快，就别提了。可笑完了以后，转念又想，在县机关，竟然有人比自己还差，这个人想必一定十分优秀。心里不禁暗暗地就崇拜起这个人来。这一次，姚佩佩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咋咋呼呼的到处打听，免得人家看穿了她的心迹，说她搞小山头，自甘堕落。她利用往各个单位送文件的机会，明察暗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个被称作多种经营办公室的科室里将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坏分子给挖了出来，顺带着还掌握了她的绰号：羊杂碎。

姚佩佩找到汤雅莉的那天，羊杂碎恰好被她的一个顶头上司——据说是一个长着黑笃笃小胡子的老处女骂了个狗血淋头，正坐在办公桌前哭鼻子呢。姚佩佩把她叫了出来，把自己单位里的每一个人都骂了个遍，借此轻易赢得了汤雅莉的信任。两个人就坐在大院里的一丛海棠花底下互吐衷肠。两个人没说几句话就一拍即合，彼此沆瀣一气，相见恨晚。

我们是坏蛋。哈哈哈哈

我们是落后分子

我们是没人要的小屁孩

哈哈哈哈

因此

我们是朋友

两个人都觉得从此以后生活有了盼头。她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们单位所有的人都起了一个外号。最后，姚佩佩颇为动情地表白道，要是汤雅莉是个男的，她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对方也表示，自己的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的。

正这么胡思乱想，主持会议的白庭禹忽然叫起了姚佩佩的名字，把她吓了一跳。“正说你呢，”汤雅莉笑着望着她。“恭喜恭喜，你也升官了……”

姚佩佩仔细听了听，原来是县里的人事作了微小的调整：鉴于杨福妹升任县办公室主任，姚佩佩就被调到了谭功达的办公室，担任县长秘书，接替杨福妹的位置。会议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才散。

在去食堂的路上，姚佩佩满腹忧虑、心事重重。怎么偏偏把我调到他屋里去？怎么这么倒霉！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上的乌云不会移走……永远不会。汤雅莉不停的跟她开玩笑，佩佩也不理不睬，汤雅莉见她又在胡思乱想，就推了她一把：“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俗话说得好，官越大越好糊弄。”

“什么呀！他的脾气也够大的。还有，这个人不太爱讲卫生，老远就能闻着酸味。”佩佩道。

“这好办，”汤雅莉一本正经的道：“你每天替他洗个澡。”

“放屁！”姚佩佩骂道，“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心的话来，呸呸呸，你干嘛不去给你们小胡子大妈洗一洗，看她到底是男是女……”

两人正闹着，一扭头，看见谭功达和钱大钧两个人正朝这边走来。两个人正想溜，没想到钱大钧在身后叫住了她们。两人走到近前，谭功达目不斜视，连正眼都不瞧她们一眼，就走过去了。钱大钧眼睛盯着姚佩佩，却对汤雅莉笑道：“羊杂碎，下午上了班，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说完，又朝姚佩佩看了一眼。那样子就像是第一次见到她似的。他的眼神怪怪的，似乎在给她使眼色，眉毛往上轻轻一扬，让人颇费思量。

所谓的忆苦饭，不过是由麸子、谷糠、豆渣等熬煮而成的稀饭。盛在一只大木桶里，清汤寡水的，用汤雅莉的话来说，往那木桶上一趴，就能照出人影子来。姚佩佩硬着头皮，盛了一碗粥，和汤雅莉两人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并排坐了下来。姚佩佩勉强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一阵阵的反胃，弄得她只想呕吐。

“豆渣是馊的。比猪食还难吃。”姚佩佩抱怨说。

“菜叶子也是黄的，像是在泥里沤过的。”汤雅莉说。她在碗里搅了搅，挑出蚕豆来吃，等到她把为数不多的几粒蚕豆吃完，就将碗一推，筷子一丢，拖着脑袋怏怏发愣。

“哎，你看钱副县长，倒是吃得挺欢的。我数过，他已经在喝第三碗了。”姚佩佩小声道。

汤雅莉直着脖子，远远的瞅了钱大钧一眼，冷冷道：“他呀，升了官，心里头美滋滋的。假如有人让他把一缸泔脚水喝下去，他保险比谁喝得都快。”

过了一会儿，汤雅莉对姚佩佩说：“上一回季度考评，你知道我的名字怎么会跑到你后面去的吗？”

“不就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吗？”

“哪儿呀，就是那回吃忆苦饭，我没去，躲在女厕所吃饼干，被我们小胡子领导当场抓住了。”

“你们领导也吃得挺欢的。”

“她呀，你就快别提了。这人肥得像一只癞蛤蟆，脖子比脑袋还粗。咳嗽一下，身上的肥肉都要抖上半天。”汤雅莉苦笑着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姚佩佩道：“形式主义害死人。要说这时候，正是蔬菜上市的季节，又不是没有好青菜，干吗净往锅里放烂菜叶呀？”

“要不怎么叫忆苦饭呢？”

“这名堂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想出来的。”

“我现在一想到清真馆的生煎馒头，就受不了”。

“对呀，牛肉包子呀！”

“还有羊杂碎汤呀！”

“兰州拉面呀！”

“对呀，还有莲花酥呀！”

“荷叶饼呀！”

……

两个人正说得高兴，忽听得背后有人冷不丁接话道：“依我看——”

两个人回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原来紧挨着他们身后靠墙的位置，还有一张小方桌。刚刚打饭的时候，姚佩佩还特地留意了一下，没人。不知什么时候，赵焕章副县长悄不溜声地坐在了那儿。

“依我看呀，清真馆最好吃的还要算是锭子锅盔，你们以为呢？”赵焕章道。

“是是是……”姚佩佩傻傻地笑着，拼命冲着赵副县长点头。

“好吃好吃，锅盔好吃，锅盔好吃……”汤雅莉也连忙附和道。

看到两个女孩愣愣的望着自己，吓得面无人色，赵副县长用筷子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不用担心。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见。不过，以后说话可得留神。俗话说，隔墙有耳。”说完，端起饭碗，咕噜咕噜喝了个精光，站起身来，笑眯眯的走了。

7

第二天上午，姚佩佩和杨福妹办了交接，就搬到楼下办公去了。刚才，她忘了把茶杯带到楼下来了，只得上楼去取。钱大钧也正忙着挪窝呢，地上飘满了散落的纸页。姚佩佩取了杯子要走，听见钱大钧在背后说道：“小姚，你怎么把辫子给剪了？”仍然是似笑非笑，目光空洞。姚佩佩的脸一下就红了，“怎么样？好不好？”她拢了一下耳边的头发，问钱大钧道。

昨天晚上，她去理发店新做了头发，原来的羊角辫变成了现在的齐耳短发。姑妈一迭声地说不好，姑父说她不如以前好看了。早上上班时，她在门口碰到了汤雅莉，羊杂碎似乎吓了一跳：“天哪！你一下子老了七八岁”

“好啊好啊，这样显得更成熟。说真的，你搬到楼下去，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钱大钧笑道。

“谁知道是真是假！”姚佩佩笑呵呵的说了一句，转身就走了。

谭功达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一上班，他就把自己埋在一大堆文件和书籍之中，半天没有一丝动静。姚佩佩即便是伸长了脖子，也看不见他的脸。她从抽屉里取出那本《三国志》，胡乱地翻了几页，又读不下去。

今天早上，姚佩佩将新做好的一条裙子找出来，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敢穿。窗外春已渐深，漫天的柳絮落在院中碧绿的草地上，让南风一吹，又颺起来，在窗前流连不去。不时有絮花飘到屋子里来，弄得她鼻子直痒痒。槭树和洋槐长出了新叶，阳光暖烘烘的，蒸发出雨后的湿气，带着泥土味，熏得人浑身倦怠，昏昏欲睡。

大约九点钟的时候，白庭禹摇头晃脑的走了进来。他是个好脾气的老头，永远都是笑呵呵的。他看见姚佩佩一个人坐在窗前打盹，就走了过去，把她手里的那本书拿了过来翻了翻，道：“怎么样，挺困的吧，这个季节人最容易犯困，泡杯浓茶喝喝就好了。”随后他转过身去，对谭功达说：“小王已经在下面等着了。老谭，我们走吧。”

“就来就来。”谭功达支吾着，一边收拾着桌上的文件，一边站了起来。

白庭禹看了他一眼，一下子就乐了。他又扭过头来，看了看姚佩佩，笑道：“哟嗬，你们两位是约好了的还是怎么的？怎么都把头发给理了？”

姚佩佩这才发现县长也理了发，而且人家理得是眼下颇为时髦的小分头。虽说看上去比原来年轻多了，可毕竟怪里怪气的，有点滑稽。姚佩佩抿着嘴只想笑，可又不敢笑出声来，赶紧扭过身去，假装看着窗外。这时，谭功达已经从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绕了出来，径直走到姚佩佩的跟前，小声道：“小姚，你这儿有梳子吗？借我用用。”

姚佩佩手忙脚乱的在提包里乱翻了一通，只找出一把篦子，问他要不要。谭功达也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一把夺过来，对着墙上的一面小方镜，像模像样地梳起头来。末了，又把篦子还给姚佩佩，嘴里狐疑道：“咦，你这是什么梳子？怎么是滑的呢？”

姚佩佩终于忍不住，捂着嘴“噗噗”地笑了起来。

“这是篦子。”白庭禹道：“过去的女人不常洗头，用它来篦虱子。”

谭功达“哦”了一声，又对着镜子，半蹲着身子，整理起衣领来。

姚佩佩来到县里这么些日子，还从没见到过县长打扮得这样光鲜：藏青色的中山装，雪白的衬衣；裤缝烫得笔挺，皮鞋锃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的香味。别说，还挺好闻的！他的脸一定是用力洗过了，反正看上去比原先白了不少。

“县长莫非是要去相亲？”姚佩佩笑着问道。

“谁告诉你的？”谭功达诧异地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别胡说，我和白县长去粮管所办事。” 说完，又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对姚佩佩交待说：“噢，对了，我的桌上有一份刚刚签了字的文件，你待会儿替我送到民政科，交给罗主任。”

随后，两个人神秘兮兮一阵风似的走了。空空荡荡的楼梯间很快就传来了他们杂沓的脚步声。哼！这么急！就像是跑去救火似的。接着，她听见了吉普车马达的轰鸣，姚佩佩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心里道：这也难怪，这人年过四十还找不到个老婆，这一回看起来真是有点发急了。谭功达一走，姚佩佩托着下巴，乱七八糟的想了一会儿心事，正想靠在椅子上小睡一会儿，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县文工团打来的。对方似乎是一个唱小生的，说起话来不男不女，听上去怪别扭的。那人问：“县长出发了没有哇？”姚佩佩说：“走了。”那边的电话就挂断了。

这么说，县长刚才是去了文工团。既然是去文工团，那刚才谭功达为什么要说去粮管所呢？可见这个人连说谎都不会。如此说来，县长的这个对象说不定就是文工团的某个女演员，说不定……这么一步一步地推想下去，姚佩佩忽然自己也烦了：嗨，人家去相亲，我在这儿瞎操什么心呢！

这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门上轻轻的敲了几下，姚佩佩一转身，看见一个瘦巴巴的老头正站在门口，讪讪的笑着，冲着她又点头又哈腰，还朝办公室探头探脑，四处张望。

“怎么，县长不在呀？”老头问道。

姚佩佩想了想，说：“县长到粮管所开会去了。”

老头“哦哦”了两声，转身要走，姚佩佩叫住了他，问他从哪里来，找县长有什么事。老头笑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县信访办的主任，姓徐。他说，有一件棘手的事不知如何办理，因此特来向县长请示。姚佩佩一听说他有棘手之事，便赶紧请他到屋里，让他在靠墙的一张木椅上坐下。老人谢了半天，这才坐下说话。

“今天早上，也就是九点来钟吧，信访办来了一位乡下妇人。手里拎着一个青布包裹，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一进门就嚷嚷着要见县长，我问她姓甚名谁，家在何处，因何事要见县长，妇人道：‘这个不消跟你说得，等见了县长我自与他说便了。’口气还挺硬，我反复盘问，方知她是夏庄人氏，头一天就已动身，到了天黑时分才赶到梅城。母子俩就在大街上露宿一晚，今天早上才一路问到县里来了。我再三问她有什么事，她也不说，只道是县长家亲戚。我又问她是县长家的什么亲戚，妇人冷冷道：‘这不关你的事，你带我见了县长，自有分晓。’我见她前言不搭后语，衣衫肮脏，蓬头垢面，便不敢贸然带她来见县长，但也不知如何发落。我说，‘你既是县长家亲戚，可知到县长姓什么？叫个什么名字？’妇人先说是姓张，又改口说姓朱……”

“这倒也不难，”姚佩佩笑道，“等会儿待县长回来了，您老让他们俩厮认一下不就得了？”

“使不得！使不得！”老徐一个劲儿的摆手道：“这年头，以各种名目到县上撒泼打滚的人可多了，无非是告状、要钱两件事。让县长见了反而不好办。再说了，这妇人一口咬定是县长的什么亲戚，恐怕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不可能的呀！”

老徐说，自己虽说在信访办兼管收发，可闲来也去县志办公室帮忙，整理个材料什么的。县长家的事，说起来复杂，可他比谁都清楚：“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县长家的人全都死光光了，一个都不剩了。”

听老徐这么一说，姚佩佩立即就来了精神。平常在县机关，有关县长家事的传说版本很多，错讹百出，大多离奇虚幻，极不可信。她曾经为这事问过钱大钧，他也是笑而不答。今见徐主任人老话多，谈兴正浓，便问道：“县长的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我也还不太明白呢。”

“唉，你小小年纪哪里能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说来话长，”老徐道：“他娘在梅城监狱里生下孩子，是庚子年的仲夏，我记得是七月三日。天气又热，那孩子奶水不足，溽暑正烈，加上那监狱本是个肮脏污秽之地，一个名叫梅世光的狱卒……”

“哎，我听人说，他妈陆秀米可是这一带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呢。”姚佩佩打断了老徐的话，好奇地问道。

“这个，各种文献中都没有记录。人家都这么说，反正我是没亲眼见过她。县志办还藏有她早年的一张小照，是当年她在日本穿着和服拍的。相片毕竟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不过，那眉眼长得跟县长一般无二，你要是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瞅瞅谭县长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听说，县长原来不叫现在的名字，好像姓梅？”

“那狱卒名叫梅世光，也无妻室儿女，因见这个孩子眼看着气息微弱，奄奄待死，便动了恻隐慈悲之心，悄悄地将他带到狱外，请了一个奶妈，硬是把他给养大了。”

“那他，怎么又姓了谭呢？”

老徐顿了顿，笑道：“这里边另有一段缘故。在普济一带，有一对父子，做爹的名叫谭水金，儿子名唤谭四。两人在普济河上，靠摇船摆渡为生。陆秀米自日本回国，风云陡变，革命军兴，谭四便跟着秀米创办普济学堂，暗中联络同志，以图大举。因叛徒出卖，秀米兵败被俘，谭四亦死于清兵乱枪之下。待到秀米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之后，普济人闻听，便都猜测这孩子是谭四的骨血。可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已无从知晓。这些猜测，本是妄人耳食之谈，可谭水金却信以为真。你想呀，谭水金老年丧子，余下这点骨血，且不说真假，老谭家的香火，仅此一脉。到了那步境地，也由不得他不信了。他便四处查访，打听孩子下落。当他最后在浦口找到那孩子的时候，县长那会儿已经六岁了。谭水金执意要将孩子带回普济抚养，狱卒梅世光自是不让，两家争来争去，就闹着要打官司。最后经人从中调和，双方各退一步，那孩子姓了谭，但仍归梅世光抚养。从那以后，县长的名字就叫谭元宝。功达这个名字是解放那一年县长自己改的。要说元宝这名字在过去的乡下十分常见，可是到了今天，毕竟封建气息太浓。你想想，现如今这陆、谭、梅三家人都死绝了，除了县长本人再也没有旁人了，你说这会儿从哪儿冒出个亲戚来？”

“那您打算怎么办？”姚佩佩都听傻了，张着嘴看着老徐。

“信访办的几个同志商量着，替她凑几个钱，打发她回去便了。我想，为慎重起见，还是等县长回来再说。”说完，老徐就站起身来，告辞而去。

8

县文工团设在城西山坳中的一座花园洋房里。据说，这座围着黑铁栅栏和卫矛的建筑最早是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后来，一度是梅城监狱的所在地。辛亥之后，陆秀米曾在这里被关押一年零六个月之久。花园四周，树木簇掩，山石拱卫，显得极为幽僻。如今，县文教局、文化馆和文工团都在这里办公。

谭功达的吉普车抵达那里的时候，文工团的团长已经在门口迎候多时了。他的身边还立着一位白发长者。

团长介绍说，这位老人当年在监狱的厨房当伙夫，已经七十多岁了，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据他说，他曾见到过令堂大人。”团长这一介绍，那老头就不停地点头：“见过的，见过的。”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园子很大，修建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园子中间有一座喷泉，一尊铜制的天使雕像。地面由碎砖铺成，砖缝中长满了青草。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喷泉池中的水还是满的，只是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绿锈。那座雕像有些歪斜，不远处钟楼的指针早已锈坏，永远停在了八点一刻。园中的一株合欢树下，花瓣落了一地。谭功达不喜欢这个地方，到处都显得阴森森的。

三楼的一扇窗户开着，从里边传出手风琴的声音，反复演奏着同一个旋律；有一个老生演员正在吊嗓子，他唱的是《三家店》里的“打登州”。每唱一句，都会传出一片叫好之声，弄得谭功达心烦意乱。几个人一声不吭的沿着花园四周的回廊转了一圈，团长就请县长上楼参观：“我们，是不是去看看当年县长您出生的那个房间？”谭功达明显地犹豫了一下，皱了皱眉，对身边的白庭禹道：“不看了吧？”白庭禹赶紧道：“既然已到了这儿，还是看看吧。人家还专门请来了向导……”

二楼的走廊里光线阴暗，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楼道里搁满了演戏用的道具和杂物：鼓，戟，枪，旗，锡箔刀，戏服和髯须堆得到处都是。白发老头侧着身子挤到谭功达身前，介绍说，当年陆秀米被关押期间，待遇优厚，除了不能出门之外，她基本上是自由的。这么大的房子，就关着她这么一个囚犯。食堂的厨子伙夫，杂役，夹在一起一共有十一个人，都来伺候她一个。梅城统领龙庆棠还隔三差五的派人给她送点心来，甚至他本人还专门到狱中来看过她几次。那时的监狱不像现在，他常常看见秀米在院子里的喷水池边晒太阳，坐在藤椅上读书，“我呢，那时还小。心里想，一个人要犯怎样的罪才能被送到这么好的地方来？龙庆棠毕竟是读过书的人，待人倒也和善，没有对她动过刑，从头到尾都待若上宾……”

团长见谭功达脸上渐有不豫之色，可这老头越说越不着调，赶紧拉了拉他的袖子，老头立即就不吱声了。

几个人走到走廊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谭功达看见那扇平板木门是拱形的，门上缀着一条细麻绳，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桃核，除此之外并无它物。

“这是圣芳济各会修道士的传统，“团长说，“一切都显得朴素简单。”

谭功达伸手拉了一下那桃核，门就开了。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地板有几处已经坍塌了，房子似乎有点漏雨，墙上的石灰都起了皮。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书桌、一把木制圈椅。紧挨着墙边的地上有一张木板，这大概就是母亲当年的卧床了。床头的墙上，有一个壁龛，里边有一盏小油灯。

“我记得墙旮旯里原先还有一个净桶，”白发老头补充说，“其余的，都是当年的样子，原封未动。”

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谭功达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十年前。一个风雨之夜，母亲在这张木板床上生下了他。一个头戴簪花的老妇人从狱卒手里接过孩子，出了房门。她的母亲，仿佛仍然坐在窗前的圈椅上，回过头来，朝他寂然一笑。妈妈，妈妈。她的一生都像一个谜，她的形象有数不清的传说和文史资料堆砌出来，在他看来，却像流云一样易逝，像风一样无影，像正在融化的冰一样脆弱。妈妈。妈妈。除了“陆秀米”三个字，那个被戏文和高耸的纪念塔所固定的形象，跟你脸上碎碎的笑容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个教科书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与你的寂寞和忧伤又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来推算，母亲去世时年龄与谭功达现在的年纪大致相仿。而她从梅城出狱回到普济的时候，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她为何突然之间发了禁语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僧侣和哑巴？在蛰居普济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她每日只是伺弄园中的花草，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这个不合常情的举动在谭功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他现在仍不能知晓的秘密。他翻遍了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资料和回忆文章，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伴侣，名叫喜鹊，按理说应该知道更多的情况，可她也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灯灰集》。这些诗虽然稚拙、不事雕饰，许多地方不合韵律，可也不是初通文墨的谭功达所能轻易理解的。苦读这本诗稿，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普济一带的风光景致、农事稼穑，到了她的笔下，也能含咀英华，绮怀伤情，让人生趣顿消。多少年来，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谭功达轻轻的带上门，回到阴暗的走廊里。向导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打发走了。团长和白庭禹正在小声地商量着什么，看到谭功达神情黯然，眼中飘出一缕如梦清光，白庭禹误以为他是为即将与白小娴的见面感到局促不安，就笑着安慰他道：“老谭，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紧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这就好比说你要去参加一场考试，而你预先就偷看了答案。”

“答案？什么答案？”谭功达慌忙问道。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老谭是一根筋，你还不相信。”白庭禹对文工团长打趣道。

团长也笑了起来，他解释说：“白副县长的意思是说，您和白小娴之间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不管你们初次见面情形如何，有情人终成眷属。只要你看她顺眼，她就跑不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您只管轻装上阵，就当是走个过场吧。”团长似乎是北方人，说起话来总是您您的。

“哦，原来你们说的是这回事！”谭功达勉强笑了笑，问道：“我们待会儿在哪儿见面？”

“就在我的办公室如何？虽说在一楼，可是拉上灯芯绒窗帘，外面的人看不到里边。”团长说，他看了一下手表：“不过，白小娴现在正在练功房上课，我们不妨先去办公室坐一会儿，让你先熟悉熟悉作战环境，待会儿一下课，我就派人把她叫来。”

“要不，我们先去练功房看看？”白庭禹建议说，“谭县长只见过相片，真人一回也没见过呢。”

“也好。”白团长道，同时看了看谭功达，“哪我们就去练功房看看吧。”

他们三人穿过走廊往西，走下楼梯，绕过一片小树林，来到后院的一幢简易的木板房前。透过敞开的大门，谭功达看见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在一个秃头教练的指导下，正在练习空翻。而女孩们则一律在窗下的木杠上压腿。看到三个人走进门来，姑娘们全都扭过头来，好奇地朝这边张望，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秃头教练见状赶紧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团长朝他摆了摆手，道：“你们继续练功，我带两个客人来观摩观摩。”教练冲着他们举了一个躬，又气喘吁吁地跑开了。

“条件是简陋了点儿，”团长对谭功达道，“不瞒您说，这地上的垫子都是草编的。在上面再铺上一层棉布就完事了。噢，对了，为了改善文工团的条件，我给县里是打过一个报告的，一直没见批下来。艰苦一点不算什么，可没有海绵垫子还真的不行。学员要是一个跟斗翻下来，闪了腰或是摔断了腿，那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好说好说。马上批，马上批。”白庭禹笑呵呵地答覆说。

对于这个问题，谭功达显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飞快地瞥了团长一眼，似笑非笑地道：“你说没有海绵垫子就不能练功，这也太夸张了吧？哪一天等你的演员们到了真正的舞台上，难道还要在舞台上铺上垫子才能表演？嗯？” 团长见谭功达话中有话，而且深知他平常就不喜欢文艺工作，只得讪讪地笑了笑，不再提报告的事了。他凑到谭功达跟前，朝窗口那边指了指，低声道：“那个穿黑色紧身衣，脑袋上打着红色蝴蝶结的女孩，就是白小娴。”谭功达点点头。

实际上，他早就注意到她了。她的个子比一般女学员要高一些。修长匀称，皮肤白皙。她汗涔涔的， 正侧着身子，将脑袋往脚尖上压。初一看，一点都不像是从乡下来的姑娘。谭功达一看她的脸，立刻就吃了一惊，像是被锋利的锥子扎了一下，身体软软的，难以自持。古人说的倾国倾城之貌，虽有夸张之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然，何以我一看到她，身体就摇摇如醉？

白小娴的照片，白庭禹一个月前就送给她了，他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每次看到她的照片，谭功达都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可是一见到真人，比照片还是要漂亮不少，谭功达的汗顿时就下来了，心也快跳到了嗓子眼。作孽啊作孽，这真是作孽。天哪，太过分了。我的眼睛怎么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她。谁家的孩子？竟能长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他再想起刚才在楼道里白庭禹跟他说过的考试和答案的一番话，心里就是一阵狂喜，也觉得是莫大的安慰。他转过身来，看了看白庭禹，而后者也得意得朝他微笑、颔首，似乎在说：“怎么样？”

不一会，秃头教练宣布下课，学员们各自收拾自己的衣物，准备离开。谭功达看见白小娴怀抱着一堆衣服，用一块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快速地朝门边走来。一看到白小娴朝自己走过来，谭功达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兀自愣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白小娴走到门边，见有几个人堵在门口，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怒气冲冲地对谭功达道：

“让开！”

白庭禹看见白小娴怒目横眉的样子，就知道事情不好。他赶紧上前，一把将她拉住，压低了嗓门向她介绍说：“这位是谭县长。”

“我知道他是县长！”

白小娴一甩手，差点没把白庭禹带个跟头，再次对谭功达吼道：“你让开！”

谭功达看见她嘴唇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额前的刘海也是湿漉漉的。空气中有一股好闻的汗味。他本能地往后靠了靠，白小娴一侧身，就钻出了门，大步流星地走了。白庭禹和谭功达面面相觑。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团长显然也缺乏准备，等到他回过神来，再张罗人去把她拦住，哪里还有白小娴的人影？

秃头教练见状上前献计说：“白小娴一定回宿舍去了，要不要我去宿舍把她叫过来？”

白庭禹低声道：“不用了。”他转过身来，对愣在那儿的舞蹈演员喊道：“大家排练得很好！啊，很好！基本功很扎实，啊，很扎实。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啊，再接再厉。”他总算硬着头皮，说完了这几句话，学员们也就散了。

等到练功房门口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时候，团长说：“不如先去吃饭，在鸿兴饭店。吃完了饭，我亲自给小娴去做做思想工作，保管……”

“不必了，”谭功达道：“我们下午还有一个三级干部会。”

白庭禹见谭功达受了惊吓，一副心绪不宁的样子，也只得对团长说：“要么这事就先这样了，以后再说。我这个侄女，样样都好，就是那臭脾气，跟我嫂子一模一样。我们告辞了。”

团长见白县长这么说，只好闷闷地把他们送到门外，挥手作别。吉普车扬起灰尘，不一会儿，在坑洼不平的巷子里消失不见了。

因县机关还没有举行大型会议的场所，下午开始的三级干部会被安排在梅城中学的大礼堂举行。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谭功达让小王将车直接开到梅城中学，他和白庭禹就在马路对面随便找了个小饭馆吃饭。

白庭禹特地要了一瓶高粱，说是给谭县长压压惊。

“我看这事还要斟酌斟酌，” 谭功达说：“别的且不论，这年龄的确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也没有。俗话说好事多磨，这么点小事你不必放在心上。”白庭禹劝慰道，“不瞒你说，我前些日子回老家，就是为了这事，我把这门亲事与哥哥嫂子三头六面都说清楚了。他们哪有不愿意的？虽说到了三十四五岁上，夫妇二人才有了这么个宝贝疙瘩，一味骄纵，百般疼爱，一听说这件事，我那嫂子顿时眉开眼笑，拍着说道：‘要是结成了这门亲，我们悬了五六年的心就可以放下了。’他们是被土改和镇反吓破了胆，哈哈，说起来也怪可怜的。”

“他们有什么好害怕的？莫非你们家是地、富、反、坏？”

“反坏倒也说不上。不过我们私下说说，她家跟这个地富略微还沾点边。”白庭禹道：“我们家祖上世代在长江淮河上贩盐，做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家中广有田产。我十八岁出去参加革命，自然与这个家庭划清了界线。可我的哥哥就不同了，他是长子，这么大的一个家私，虽经分家析产，临解放时，划在我哥哥名下的田产少说也有两百亩，不是地主是什么！到了52年划定成分的时候，土改工作组顾念我革命多年，多方做工作，最后给他家定了个中农。成分虽说划定了，可我那哥嫂经过这么一折腾，就落下一个心病来，担心一旦翻出旧账，说不定还得来个人头落地。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肝胆俱颤。”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白慕尧。”

谭功达一听白慕尧这个名字，忽然想起来，他此前曾一连收到过三封匿名信，都是举报土改工作组徇私枉法，白慕尧划定成分不当的。在这件事情上，白庭禹虽然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可私底下做了多少手脚，也不难想见。不过事已至此，碍着白庭禹的情面，他也不便再说什么，只是道：“这么说，白小娴本人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

“怎么不知道？”白庭禹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像鸡冠似的，“我从夏庄老家回来的当晚，就去找她谈了话。”

“她当时怎么说？”

“嗨，这种事，”白庭禹支吾道，“这种事，哪有姑娘家一问，就愿意的？免不了要推三阻四一番。嘴上说不愿意，心里头没准乐开了花。这女人的心要是硬起来，简直就不能算人！可是再烈的马，你骑上它溜一圈，没有不驯服的。别想这么多了，这都是女人惯常的小心思，你哪懂这个！我这个侄女，脾气的确有一点，可心地纯良，天真无邪，你们结了婚，日子一长就好了。”

谭功达一个人喝着酒，心里闷闷不乐。揣测白庭禹话里的意思，可见小娴心里不情愿。不情愿倒也罢了，刚才她敢于当面顶撞自己，还不是嫌我老？想到这儿，他心里又莫名其妙地恼怒起来。他倒是想打退堂鼓，可他一想起白小娴那张桃花带雨，娇艳欲滴的脸来，心里又有点不甘心。半天呆在那儿，始终没有说话。正在踌躇间，忽听得白庭禹道：“你回家后，赶紧将屋里屋外收拾收拾，别弄得像个狗窝似的，让老人看了心里寒碜，后天一早我就带他们过来。”

谭功达不由得一愣，诧异道：“你，你带什么人过来？”

“怎么，钱大钧没跟你说吗？他怎么把这事也给忘了！我哥哥嫂子想来县城一趟，一来与你见个面，二来呢，也想在县城逛逛，买点东西。他们今天晚上到，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

“这件事大钧倒是跟我提起过，是我没在意。”谭功达的神情有点恍惚。他想起来，前天中午，钱大钧来他办公室的时候，谭功达正在跟新成立的县科委的几个人谈沼气试点的事，他隐约记得钱大钧特地将他叫到门外，还问他要不要添点什么家具，等到他送走了科委的人，心里还一个劲儿地纳闷：大钧这小子，怎么忽然神秘兮兮的跟我说什么家具？

9

谭功达的家离县委大院不远，四周大树环绕，显得十分幽僻。这房子里原先住着一个寡妇，姓冯。丈夫常年出门在外，十多年没有音讯，不知死活。因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日子一久，就不免招蜂引蝶，做起那皮肉生意来。53年的时候，梅城三反工作组派人将她传到街市口参加批斗会，这寡妇死活不依，最后几个年轻人用麻绳套住她的脖子，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死拖活拽把她弄到了门外的巷子里。围观的人把巷子围得水泄不通，场面渐渐有些失控，更有当地的几个泼皮无赖也混迹其中，跟着起哄。他们推推搡搡，骂骂咧咧，三下两下就把冯寡妇的衣裤扒得一干二净。那冯寡妇虽是个私娼，倒也颇有节操，回到家中，当晚就悬梁自尽了。

据住在隔壁的信访办的老徐说，那天早上他赶去帮着收尸的时候，这寡妇的桌上还留有半截没有烧完的蜡烛。旁边的毛边纸上写有小诗一首，只是不能断定是否就是自尽当晚所写。诗曰：

花开若有思，

花盛似欲燃。

一夕风雨至，

狼藉不可看。

因她窗下有一棵海棠树，咏的似乎就是海棠。老徐说，墙上有一帧小照，是冯寡妇年轻的时候拍的，鼻梁上还架着玳瑁眼镜，可见还是个读书人。这个冯寡妇是从外地来的，平常不跟人搭话，对她的来历，左右邻居一概不知。人倒也挺好，见到人总是笑嘻嘻的，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不敢正眼瞧人。冯寡妇死后，她的这间屋子就作为无主房，划拨给县干部们住。本来这房子就是阴森森的，再加上一个吊死鬼，干部家属都说这房子晦气，不吉利，挑到最后还是没人敢要。最后，谭功达只得自己搬了进去。

谭功达刚搬进去的时候，还记得院中的大刺槐树下，有一辆生了锈的儿童自行车。在那时的梅城，这辆自行车可说是稀罕之物，似乎在见证着这个寡妇的来历颇不一般。另外，她或许还有过孩子。那孩子是夭亡了？还是去了别处？也无从打听。槐树旁有一个井台，院中的竹篱已经朽坏，邻居家的鸡常到院子里来啄食，那畦小菜地也已荒芜了。一间灶房通过一个小天井与正房相接，一律是砖墙明瓦。房间不大，却也敞亮精致。客厅里有扇小木门，通往后面的小跨院，进深很窄，碎石板的地面中间有一簇天竺。四周砌有高墙，墙外遍地芦荻，一派大江。江面上过往船只的汽笛声，也时时可闻。

这天晚上，谭功达开完了三级干部会，回到家中，夜已经很深了。忙碌了一整天，又困又乏，未及洗漱，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半夜里突然下起雨来。雨点密密地打在瓦楞上，飒飒有声。朦胧中，他觉得雨从朝东的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他脸上。床上的帐子也被风吹得鼓起来，裹在头上，拂之不去。他想着要起床把窗户关上，可就是睁不开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窗外有女人的声音，嘿嘿地笑着。谭功达吓了一跳，心里道：莫非这房子真的闹鬼不成？这一吓，他立刻就醒了过来。等到他手忙脚乱的将脸上的帐子撸掉，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天早就亮了。

田小凤站在窗外，笑得直喘气。

“谭县长，你晚上睡觉也不关窗，这床都要给雨水漂走了！”

谭功达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看见大床四周果然积了一地的水。他赶紧跳下床来，趿着鞋，跑去院中开门。

“睡的还真沉啊！”钱大钧手里托着一只烟斗，在门外冲着他微笑：“我们都快把这院门拍烂了，也没把你拍醒。”

他的身后还站着七八个年轻人，全是女的，都咧着嘴冲他笑。她们都是县机关各科室的职工，钱大钧带着她们给县长收拾屋子来了。

“我这破屋子，待会自己拾掇拾掇就行了，怎么能占用大家的休息时间？”谭功达揉了揉眼睛，打着哈欠道。

钱大钧道：“反正我们闲着也没事，就当作是义务劳动吧。”

这时，田小凤也已经绕到院门前来了。谭功达看见她腰间扎着一条花布围裙，腆着大肚子，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摇一摆，便对钱大钧笑道：“怎么，小凤又有了？”

“可不，都六个多月了。”钱大钧笑了笑，“当初你要不挑三拣四，早早成了家，这孩子也该满院子乱跑了。”

田小凤接话道：“谭县长，我们家大钧给你介绍的对象，少说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没有一个入得了你的法眼。可白县长头一回当红娘，你就忙着布置新房了。可见这姑娘人品相貌……”

钱大钧冲着老婆又摆手，又递眼色，小凤这才把说了一半的话噎了回去。谭功达讪讪地笑着：“八字还没一撇呢，八字……”

“这收拾屋子的事呢，就交给她们年轻人去干，由小凤统一指挥。我们进屋聊聊天。哎，对了，包子呢？”钱大钧回头看了看，问道。

一个身穿灯芯绒马夹的女孩赶紧过来，将手里的一个纸兜递给谭功达：“我们在路上买的，还是热的呢。钱副县长料到您还没吃早饭呢。”

“是啊，钱副县长一心惦记着谭县长没吃早饭，”另一个女孩子道：“至于我们有没有吃过早饭，他就不管了。”

本来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她自己听着都觉得别扭，加上田小凤一连白了她好几眼，脸一红，愣在那儿，有点发窘。

谭功达见状赶紧将手里的包子递给她：“那就一块吃，一块吃。”

“我已经吃过早饭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那女孩道。谭功达见她有些面熟，就问道：“你是哪个科的？叫什么名字？

“羊杂碎。”钱大钧笑道。“就她嘴碎，有名的落后分子。”

他这一说，大伙全都笑了起来。

一进屋，钱大钧就踱着方步，几个房间来回乱蹿。一会说这个该扔，一会说那个该换，哪面墙上应挂幅字画，哪个桌上应摆个花瓶，末了，他抬腕看了看表，嘴里嘀咕道：“这个姚佩佩，怎么这会儿还不来！”

“怎么，你把她也叫来了？”谭功达嘴里吃着包子，嘟哝道。

“叫了。昨天下班时恰巧遇见了她，她答应要来的。她这个人，成天懒懒散散，这会儿说不定还在床上睡大觉呢。”

“叫她来做什么？她是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

“你可不要小瞧了她去，”钱大钧道：“人家是从上海来的，家里又是大资本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本来我让她来，是为了让她帮着看看这屋子的布置，要不要添点家具和摆设。”

“你怎么知道她家是大资本家？”

“嗨，也就一周前吧，从上海的市三女中，来了两个干部，他们是来做外调的，想了解一下姚佩佩在梅城的情况。她们家那摊子事，说起来话就长了。”

两人正说着，忽听得门外一阵欢声笑语。谭功达一愣，笑道：“说到曹操曹操到。恐怕是佩佩来了，我出去招呼她一声。”说完将吃了一半的包子搁在桌上，飞快地跑了出去。

谭功达来到院外一瞧，哪儿是什么姚佩佩？原来是信访办的老徐，手里捏着一团细麻绳，替他扎篱笆来了。那老徐年纪大了，刚一蹲下，身子往后一仰，便是一跤，逗得那几个女孩子笑翻了天。院外的大道上下了一夜的雨，地上落满了花瓣，风一吹满地乱飞。远处河滩上的青草地绿油油的，四下里空空荡荡，并不见一个人影。

钱大钧他们忙到天黑才走。

谭功达里里外外转悠了一遍，看到屋里屋外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事事都停当，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竹篱修补好了，杂草拔除了，井台冲洗得干干净净，院中的碎砖石在墙角堆着，就连那畦菜地，也新翻了泥土。老徐的妻子从家里匀了一点菜籽，替他种上了。她还对谭功达说：“等到下个三两场雨，到了麦收时分，新娘子过了门，你就可以吃上自己园子里的青菜了。”

屋子新糊了窗纸，有一股淡淡的尘土气和肥皂味。惟一遗憾的是帐子洗得晚了些，手一摸还是潮的，但田小凤走前还是张罗着给他挂上了。谭功达搬了一个小马扎，坐在院中的井台边，看着天空如洗，月上梢头，心里就有一种阒寂之感。耳畔似乎仍然回荡着那帮女孩的说话声，仿佛她们仍未离去，仍在他的屋子里，进进出出。女孩们成群结队，花枝招展，叽叽喳喳，又别是一番情趣。何等恬谧！何等安稳！何等美妙！等到她们一走，心里怎么忽然缺了一块？这又是什么缘故？

这的确是个问题。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白庭禹就把他的哥哥嫂子给带来了。白慕尧夫妇满脸带笑，手里大包小包提着礼品。女人笑着说，不过是乡下的一点土产，他们第一次上门，也是个小意思。

白庭禹道：“老谭，我还有点事，就不进去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吧！”说完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知道你不会生火做饭，我在鸿兴楼订了一桌饭，中午十二点我再来喊你们。”

谭功达将两人让到客厅的桌边坐下，就忙着摆杯子沏茶。那女人将头上的一块宝蓝方巾取下，攥在手里捏着，抬头满屋子乱看，一会儿便道：“房子倒是挺宽敞的，收拾得也干净，一看就知道我们谭县长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就是，太素净了点。”说完，笑眯眯地望着他。 谭功达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匣子，用指甲弹开，递给白慕尧。白慕尧慌忙连连摆手，一迭声地说：“不会。不会。”那女人瞥了丈夫一眼，对谭功达笑道：“他平常是抽烟的，只是见到生人拘束。要让他多说一句话，也怕要咬到舌头根子。” 随后她用胳膊碰了碰白慕尧：“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既是县长让你抽，你就抽呗。”白慕尧嘿嘿地笑了两声，这才从烟匣中取出一根烟来，叼在嘴上。

白慕尧看上去不擅言辞，五十好几的人了，可依然高大健壮。谭功达再将目光移向另一边，端详起那个妇人来。这一看，不觉暗自吃了一惊。这个女人与白小娴长得一模一样，竟然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难道白小娴以后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也像她一样眼袋松垂，红肿，双下巴，肥鼻梁，一笑起来满脸都是褶子？昨天在文工团见到白小娴时，那张脸带给他的超凡脱俗之感立即荡然无存。他在脑子里将白小娴衰老的过程飞速地盘算一遍，不禁悲从中来，大为伤感。那女人见谭功达两眼放出虚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不知是何缘故，开始还忍着，脸上浮着一绺僵冷的笑。到了后来，见县长那眼神越发地呆滞起来，不知不觉红了脸，心里暗想：他这样咧着嘴，一个劲地盯着我看，像笑不像笑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是个花痴？再一想，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也不太可能……

凭着女人的直觉，她见这个未来的女婿虽说四十出头，可眉宇间依然有一股英武之气。目光如梦，勾人心魄。要是再年轻个几岁，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要坏在他手里……就像昨晚小叔子反复提醒的，这人看起来的确有几分呆傻之气。不过，既然人家是个县长，呆傻一点倒也不碍事。

想到这儿，便对谭功达道：“小娴这孩子，别的都好，就是脾气有点倔。听说前天在文工团，她还当面顶撞县长来着，实在不像话！不光是对你，她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只怪她爹，从小把她给宠坏了。”

谭功达忙道：“这也难怪她。只是我与她年龄差得太大，怕是她心里不愿意。”

“愿意愿意，”女人道，“哪有不愿意的！我们昨天跟她磨了一天的嘴皮子，她嘴上没说什么，心思倒像是有几分活了。本来我们想今天把她一块带来，可她们团一大早下乡演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女人又道： “等到过了年，小娴就二十岁了。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就在正月的年头上，替你们把婚事办了。”

谭功达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女人接着道：“小娴在家里是老二。上头，她还有一个哥哥，原本跟着他爹做生意，上山西，下两广，倒也去过不少地方，人也忠厚可靠。可一解放，生意不让做了，只能在家里拽牛尾巴。那小的呢，今年也十六了，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几个孩子当中，就数他最聪明伶俐。我们今天见了面，定了亲，往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们……我们也有话直说，看看县长能不能开开金口，发句话，给两个孩子在县里安排个工作。”

“恐怕不行。”谭功达说。

他还想跟她解释几句，忽见那女人把大腿一拍，说：“哎哟，这有什么不行的？一个是县长，一个是副县长，都是我们自己家人，你们俩发了话，哪个敢不依？这点小事，哪有个不成的道理！”

谭功达见她第一次登门，就自说自话，提出这样非分的要求，日后若是与小娴成了亲，仗着翁姑的权威，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因此心中颇有不快。又一想，这妇人话里话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以白小娴作交换要挟的意思，心里顿时又添了几分厌恶，只得将脸上的笑容收敛，正色道：

“这个，不行。真的不行。”

“要是县长觉得一下子安排两个人有点为难，我看这样也行，”女人勉强笑道，“你不妨先替我那个大的找份工作，小的就等几年再说。退一万步说，若是县里有困难，就安排在乡里，做个乡长副乡长什么的，替你在下边跑跑腿，倒也还合适。”

“不论是县里还是乡村，都不行。这干部的任免，都有一定的规章和程序，不能由哪一个人说了算。”谭功达冷冷地回绝了她。

那女人见谭功达不依不饶，一味推托，竟然是完全不通人情世故。心里即刻凉了半截，变了脸，气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又不免替女儿担心起来：这个人果然是个呆子！怎么让这种人做了县长？也真是天晓得。若是在有人的场合，你装装样子也就罢了，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他娘的装什么清正廉洁！想到这儿，又气又羞，心头一股无名火起，把白庭禹千叮咛万嘱咐“端端说不得”的告诫忘到了九霄云外，冷笑了两声，道：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家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丫头算个什么东西？你怎么就没事找事，倒是巴巴地替她安排了工作，还给她落了户口？怎么到了自家人头上，却连个回旋的余地都不给！”

她这一嚷，让白慕尧和谭功达都吃了一惊。那女人也自觉把话说过了头，心中有了几分胆怯，便微微侧了侧身，脸涨得通红。

谭功达听她说出这样的话来，知道她本是个厉害难缠的角色，若是一时间闹起来，弄得街坊邻居知道，也是个笑话。再说，姚佩佩那档子事，她必定是从小叔子口中得知，如果一时发作起来，那就连带着白庭禹的脸面也不好看。愣了半天，将心头的火气压了压，陪着笑，低声道：“这事容我回头和白县长商量一下，怎么样？”

谭功达虽说松了口，那女人仍然火气未消，郁郁不乐。几个人一时无话，都觉得有点尴尬。

几个人说了一会闲话，谭功达就问起农村合作社的事来。他这一问，坐在那儿始终不怎么说话的白慕尧忽然开口道：“合作社？不是已经停了吗？”

“停了？！”谭功达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大声道：“谁让你们停的？”

“如今不是，不是又时兴单干了吗？”白慕尧也是满脸疑惑。

那女人道：“是这样的，归合作社的田又都重新分给了个人。我们家还分得了两亩水塘。今年初春刚刚下了五百多条鱼苗，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下网去捕了。到时候我们就给县长挑大的送些过来，让您尝尝鲜。”

谭功达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再三压了压心头的火气，又问道：“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听村里的干部说，好像上头又有了什么新的精神……”白慕尧道。

“哪个上头？是乡里，县里，还是省里？”

经谭功达一阵逼问，那女人才觉察到谭功达脸色不对，同时也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赶紧拽了拽丈夫的袖子，笑道：“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又不是当官的，哪里晓得这些事！”

“二位少陪，我去去就来。”谭功达冷冷地撂下这句话，“腾”地一下站起身来，去里屋打电话去了。

等到谭功达抓过话筒，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天，县机关没人上班。他往钱大钧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田小凤接的，她说，刚才白副县长把大钧叫出去了，不知道有什么事。随后，田小凤笑着问他：“相亲的事是否一举成功？岳母大人有没有夸我们屋子理得好？”谭功达没有心思与她开玩笑，就哼哼哈哈地支吾了几句，把电话挂了。

等到谭功达打完电话，从里屋出来，白慕尧夫妇已经离开多时了。

10

这天晚上，汤雅莉请姚佩佩去清真馆吃饭。姚佩佩骑着自行车赶到饭馆，汤雅莉已经找好了座位，在靠窗的一张小方桌前等她了。一见面，雅莉就拉了拉她的袖子，神秘兮兮地冲着她道：“快坐下，快坐下，我要告诉你一件稀罕事。”

“什么稀罕事？莫非是你找着对象了？”姚佩佩笑道。

“去你的，你才有对象了呢！跟你说真的，”汤雅莉往她跟前凑了凑，低声说：“我告诉你，你干爹那边的事，黄了。”

“什么干爹湿爹的，你别胡说！”姚佩佩皱着眉头，过了半晌，道，“他不是乐不颠颠地跟丈母娘厮会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黄了？”

“嗨，打起来了。”汤雅莉掐着嗓子，接着说：“也不知道为个什么事。听说，县长那丈母娘可凶了，把咱白县长的脸都给抓花花了。”

“究竟是谁跟谁打起来了？你把话说说清楚。”

“是县长的丈母娘跟白副县长打起来了。” 她这一叫，站在她们身边等着点菜的服务员实在是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那县长的丈母娘不是白副县长的嫂子吗？”

“对呀。”

姚佩佩朝服务员看了一眼：“我们俩先坐着说会话，一会儿再点菜。”

服务员朝她笑了笑，赶紧离开了。

汤雅莉这才说起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来。

“我下午陪妈妈去县医院看病，拿完药出来，碰巧看见给县长开吉普车的小王。我问他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发什么呆，小王就说，他带白副县长来治伤。白副县长怎么了？我问道。小王说，叫人给打了呗。我就说，是谁吃了豹子胆，连县长也敢打。那小王就不说话了，只是坐在那儿一脸坏笑。后来被我逼问不过，只得将我带到楼梯口，悄悄地告诉我说，白县长跟他嫂子打起来了。我心里说，这小叔子跟嫂子较什么劲啊，再说白县长嫂子不是去县长家相亲了吗？

“小王说，具体怎么个情况，他倒也不太清楚。反正一家人中午在鸿兴楼吃饭，吃着吃着就吵了起来。小王说，本来他是坐在外间的散席吃饭，听到房中吵骂声越来越高，只得硬着头皮进去劝解，就见那白庭禹正站在那发脾气呢！小王说，跟白副县长这么多年，还从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他指着自己的哥哥嫂子骂道：‘你们俩算他妈的什么东西！啊？算他娘的什么狗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们自己的影子，怎么能那么跟县长说话！你以为县长是你们家看门的吗？啊？怎么千叮咛万嘱咐都没用，难道我早上跟你们说的话都是放屁吗？’

“他这一骂，白副县长的哥哥倒还好说，那妇人哪里是个惹得起的角色？顿时就站了起来，操起桌上的一盆肉丝糊糊朝他的小叔子脸上狠命地掼了过去。白副县长一缩脖子，那菜盘“嗖”一声就打他脑袋顶上飞过去了，砸在门框上，摔了个粉碎。白县长这会儿也不管什么嫂子不嫂子，指着那妇人的鼻子喝到：‘你要再敢在这里撒泼，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关到监牢里去！’那妇人一听，哇哇大哭，嘴里骂骂咧咧地喊着：‘反正老娘今天也不想活了！’说罢，横着身子朝白庭禹猛撞了过去，说要与他同归于尽，吓得那白庭禹绕着桌子打转，嘴里喊道：‘小王小王，你快替我拦住这个泼妇！’可哪里拦得住，等到饭馆里的人把他们俩拉开，白县长的脸早就花花了，满脸都是血印子。

“小王说，大概是白慕尧夫妇和谭县长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本来白县长安排谭县长中午和他们一家吃饭，可打了半天的电话，谭县长也没肯过来。所以我想，你干爹今天大概是出师不利。”

汤雅莉绘声绘色地讲着那件“稀罕事”，可姚佩佩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只是歪着头看着她，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倒是汤雅莉本人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

“哎，你怎么一点也不笑？”雅莉对佩佩说。

“我没觉得有什么好笑，”佩佩耸耸肩，懒洋洋地托着下巴，似乎正在想她自己的心思。汤雅莉尽管意犹未尽，见姚佩佩心情不佳，只得住了嘴，招手喊服务员来点菜吃饭。过了一会儿，汤雅莉又说起昨天去给县长收拾房子的事来。她问道：“昨天上午你怎么没来？钱大钧和谭县长都追着我，问佩佩怎么不来？我还替你撒了个谎，说你病了。”

“你用不着替我说谎，我就是不想去。那钱大钧要给他的顶头上司拍马屁，我却犯不着。”

“你没去倒是对了。我们几个人屋里屋外忙了一整天，累得像狗屎一样，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到现在我的腰眼还一阵阵酸痛呢。”

“活该！人家打了个唿哨，你就屁颠屁颠地跑去了，活该！”姚佩佩笑道。

不过，汤雅莉说，她虽然卖了一天的苦力，倒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她在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姚佩佩知道，羊杂碎这个人平常就是一惊一乍的，见了风就是雨，也没去追问她什么“重大秘密”，只是低头吃饭。汤雅莉憋了半天，决定自己将这个秘密说出来。

“佩佩，你知道县长为什么四十好几还没有找到对象吗？”

“要么是没遇上合适的；要么是遇上了合适的，人家又觉得不合适。不外乎这两种可能。”佩佩道。

“瞎扯！”汤雅莉说，“县长虽说四十多岁了，可人长得并不难看，也不怎么见老，看上去就像三十来岁。加上他的县长身份，还有钱大钧、白庭禹之流争先恐后地替他拉皮条，他要是成心想找，不要说一个，就是十个二十个也易如反掌。

“昨天上午，他请我吃包子时，我还仔细瞅了瞅他的脸，你别说，那张脸倒也有几分英俊，那皮肤倒也挺细致白嫩的呢。”说完就咕咕地笑了起来。”

“那照你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姚佩佩笑道。

“这个人哪，百分之百是个花痴。”汤雅莉煞有介事地说：“绝对是个花痴！”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花痴？”

“我们街上就有这么一个花痴。是个开豆腐店的，平常倒也挺正常，只是不能让他瞅见年轻漂亮的女孩。一见到女孩，他的眼珠立刻就不会转了。那眼神我记得最清楚，就跟你干爹一模一样。那天我们去了七个女孩，我们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谭县长也会出来看看，和我们说说话。他有时候看看树啦，有时候看看天上的云啦，可眼睛一旦落到哪个女孩身上，立刻就发了呆，渐渐的就沁出一片青光来。这就是典型的花痴眼神。我小时候一直跟豆腐店的伙计在一块玩，绝对不会看错的。这种人不会专门喜欢某一个女孩，而是天底下所有的女孩他都喜欢。他四十多岁没娶上媳妇，原因就在这里。据我妈妈说，就是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也千万不能嫁给这号人！”

她这一说，把姚佩佩笑得伏在桌子上倒不上气来。等她笑够了之后，便对汤雅莉道：“这么说，那天他也盯着你看来着？”

“那当然。”汤雅莉为了证明自己的花痴理论，只好连自己也牺牲了，“不过，他最喜欢的是县妇联的小曹，还有广播站的小朱，还有，对了，党办的小芹。小芹是个腼腆的姑娘，被他看得实在不好意思了，就对谭功达说：‘县长，你在看什么呢？’谭功达吓得一激灵，这才清醒过来了，笑道：‘噢，你吓我一跳，我在看老徐编篱笆呢。’小曹她们几个你捏我一把，我捏你一把，都在那儿偷着笑。谭功达还在那发愣呢，嘴里道：‘小曹，你们有什么好笑的事，说来我听听！’我们当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就连老徐也背过身去，掩口而笑。”

“你就爱胡说八道，”佩佩道，“编出这么一件事情来，逗我开心！按说，人家县长也没得罪你，用不着这么刻毒吧！这话要是传到白小娴耳朵里，那岂不是坏了人家的好事？”

“你怎么反而替他说起好话来了？我妈妈说了，花痴是最不能同情的，你一同情他，就着了他的道了。”雅莉认真地说。

“不过他平常在县里对待女下属倒是挺严厉的，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堪吧。”

“嗨，那是装的。”汤雅莉道，“你想想看，明明是个花痴，可非得装出一副正经样子来，可见他的心里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据我所知，这花痴可有许多种……”

“好了好了，快别胡说了。”姚佩佩道，“我笑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怎么样？你现在开心了吧？我就不信不能把你逗乐。”

“原来你还真是逗我玩啊！”

“是不是我成心逗你，你和他在一个办公室，时间长了，你自己就能看出来。”

两人吃完了饭，又说了一会闲话，汤雅莉问她愿不愿意陪她在街上走走。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来，撕给佩佩一张：“明天晚上八点，在梅城中学礼堂。为了搞到这两张戏票，前天我和钱大钧磨了半天的嘴皮子。”

“什么戏？”佩佩问道。

“新排的《十五贯》。是省里来的剧团，只在梅城演三场。”

两个人说着话，沿着黑暗的街道，高高低低地往前走。街上空寂无人，没有一盏路灯。两边商铺的木排门都已关上，昏暗的灯光从狭长的门缝中挤出来，横铺在大街上，远远看上去，整条街就像一张放倒的梯子。她们走到供销社门口，姚佩佩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站住了，问她道：“雅莉，那天在食堂门口碰到钱大钧，说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跟你商量……”

“怪了，”汤雅莉在黑暗中哆嗦了一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喃喃道：“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你就来问我了。你说怪不怪？”

“他找你什么事？”

汤雅莉半天没有吱声，尽管姚佩佩看不清她的脸，可仍能感觉到她的心慌意乱。有一条溪流不知在什么地方嚯嚯地流淌。更远一点的树林里，传来斑鸠的鸣叫。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汤雅莉说着，一个人朝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对姚佩佩道：“你觉得钱大钧这个人怎么样？”

“到底是什么事？你这么吞吞吐吐的。”佩佩有点急了，抓住她的一支胳膊，用力摇了摇，似乎想把她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摇出来：“你这个人，没边儿没影儿的事，你说起来就唠叨个没完，可到了节骨眼上，却又吞吞吐吐。不过，你要真的觉得不方便告诉我，也就算了。我不会逼你的。”

“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又何尝不想告诉你？说实在的，我心里也还没把握。告诉你，白白的让你担惊受怕罢了。”

“我害怕？”姚佩佩诧异道，“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算了，还是不说了吧，我对钱大钧，是发过誓的。”

犹豫了半天，汤雅莉终于没有将这件事情说出来，两个人在梅城棉纺厂的门口恹恹地分了手。

第二天上午，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了干部会。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福妹特地把姚佩佩叫了去，让她担任会议记录。一进会议室，佩佩看见白庭禹的脸上果然涂满了紫药水，乍一看就像是个唱戏的刚刚化完妆。

会议由杨福妹主持，中心议题是讨论谭功达提出的关于在梅城县开凿大运河的建议。从白庭禹、钱大钧脸上错愕的表情来看，这个方案还是第一次提出来。除了杨福妹之外，谭县长并没有事先与干部们通气。

按照谭功达的设想，梅城地处江南，春夏两季雨量充沛，到了五六月间，往往河水暴涨，形成洪涝灾害。而入秋之后，雨水稀少，河底干涸，又往往赤地千里。常年来，农民饱受旱涝之苦，因此他“昨天想了一个晚上”，若能开凿一条人工运河，将梅城的各个乡村连接在一起，干旱时能引长江水灌溉良田，到了夏天洪水肆虐的季节，也可以排涝泄洪。这样一来，必能一劳永逸，确保连年丰收。而且，“假如这条河挖得足够宽的话，还能过往船只，水路交通，势必大大改善。”

谭功达刚刚说完，赵焕章就将手里的红铅笔高高地举起来，要求发言。

他说，在梅城县，开挖这样一条劳民伤财的运河，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必要。梅城一带，长年风调雨顺，旱涝之灾，并不像谭县长估计的那么严重。实际上他本人曾专门查阅了县志办的水文和气象资料。较为严重的洪灾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是在20年前的1936年，而且还是因长江决堤所致。而旱灾则更为罕见，有明确记载的旱灾要追溯到30多年前的1919年。因此，在梅城开凿运河无疑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再说了，普济水库大坝的修建已经让县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而三、四年后，发电机到底能不能打出几片火花来，眼下还说不准。任何一个方案的提出，都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承受能力，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决策，“绝不是凭哪个人晚上做了一个梦，心血来潮、胡思乱想一通就可以决定的。”

他这么一说，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姚佩佩看见谭功达脸色铁青，手里的一支笔不停的在纸上写写划划。赵焕章见没人吭气，便有几分得意，又接着道：“至于说到水上交通，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又不要去杨州看琼花，干嘛要学那隋炀帝！只要多翻翻史书，就能算出来，当年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死了多少人？再说，梅城地处丘陵，虽无崇山峻岭，小山包倒是不少。本来人多地少，再去挖条大河，不知要坏掉多少良田。”

这时，钱大钧有点坐不住了，斜着眼睛看了赵焕章一眼，鼻子里哼哼了两声，冷笑道：“某些人，竟敢担保梅城不会出现旱涝灾害，如果明年就出现百年未遇的洪灾，谁能负得了这个责！谁是隋炀帝？有话就明说，不要仗着念过几本书，就含沙射影！”

钱大钧说完，白庭禹立即插话说：“功达同志的这个提案，我完全同意。有些人对此有顾虑，有抵触，甚至公然反对，这也很正常。可要把谭县长比作隋炀帝，那是不对的，不厚道。说隋炀帝挖大运河死了很多人，这恐怕也是事实。可哪天不死人呢？哪个人又能不死呢？关键要看死的是什么人，还有，这人是怎么死的。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当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留下好多废弃的旧河道，稍加疏浚，还是可以利用的。再加上梅城水网密布，沟壑纵横，这个工程也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可怕。至于说人手不够，劳力缺乏，完全可以把挖河的时间安排在冬春之间的农闲季节。况且，县乡各级干部，都可以发动起来。我们的有些干部，啊，有些干部，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肚子里长满了草，脑子里生满了锈，也真的应该出去见见阳光，活动活动筋骨啦！”

其他干部见状，纷纷表态支持。随后，杨福妹提议表决。姚佩佩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没有举手的就只剩下赵焕章一人了。他的眼睛红红的，僵坐在椅子上，嘴里还叼着一根烟，烟灰落了一身，也不去掸拂。

会议不到十一点就结束了。

干部们离开之后，姚佩佩开始收拾桌上的茶杯、烟缸，和散落的文件，当她走到谭功达座位前时，看见县长的桌前搁着一张便条，上面压着半枝铅笔。便笺上有几行算数公式，与她上周在谭功达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的大致一样：

43—19=24

43—23=20

20—19=1

姚佩佩捏着这张纸，凑在窗前的阳光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她摇了摇头，笑了笑，将便笺揉成一团，顺手扔进了纸篓里。

11

谭功达来到梅城中学的礼堂，省锡剧团的《十五贯》已经快开演了。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竟然是礼堂最后一排的边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座位了。谭功达使劲地抻长了脖子，也只能看见女报幕员盘在头上的高高的发髻。谭功达正在心里犯嘀咕，白庭禹怎么偏偏给他挑选了这么个位置，忽然发现自己的身边坐着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孩，同时他也闻到了一缕兰花的淡淡香气。

白小娴装着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也直着脖子朝舞台上张望。她手里托着一包瓜子，头发湿漉漉的，似乎刚刚洗过澡。即使是礼堂的灯灭了之后，他在黑暗中仍能瞥见她的脖子。那么白，那么长。谭功达贪婪地呼吸着那缕香气和发丛中的气味，喉咙里咸咸的，浑身的血只往脑袋上涌，不觉中有些微微的眩晕。这个白庭禹！事先怎么也不跟我通个气？他使劲地定了定神，环顾了一下剧场，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白小娴就把手里的纸袋朝他递了过来，眼睛却不看着他，嘴里道：“吃不吃？”

谭功达笑了笑，将满手的汗在裤子上擦了擦，从纸袋中抓过几粒瓜子。最初的尴尬总算过去了。他磕了几粒瓜子，开始意识到白庭禹的巧妙安排和一番苦心。这是剧场里最为隐秘幽僻的处所：从白小娴往右，有五六个位置都空着，事先必然经过周到的考虑。而且由于紧挨着出口的太平门，如果他们对戏文没有兴趣（在这种场合，看戏通常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他们可以选择随时离开……

果然，不一会儿，白小娴就自言自语道：“唉，我最烦看戏了！坐在这种鬼地方，什么都看不见！”

虽然这话不是对着谭功达说的，可因为旁边没有第二个人，谭功达就很自然的低声问道：“小娴，你喜欢锡剧吗？”

“不喜欢，”白小娴道，“你呢？”

“我？我也不喜欢。”谭功达嗫嚅道。

“走？”白小娴扭过头来，对他说。

“走！”谭功达根本不敢看她的眼睛，低声答道。

他们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走到太平门边，推了推，门是锁着的。旁边一位戴袖章的工作人员客气对他们说；“这个门要到散场的时候才会打开。如果两位想离开的话，可以走正门。”

他们俩一前一后出了大门。刚从礼堂高高的台阶上下来，就看见姚佩佩和汤雅莉两个人手拉手，正气喘吁吁的朝这边跑过来。一看见谭功达，两个人都站住了。

“谭县长。”羊杂碎甜甜叫了他一声。

姚佩佩则一只手按着腰，扭着身子不停地喘息。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谭功达问。

“戏开演了吗？”雅莉道，同时不住地拿眼睛朝白小娴身上看。

“开演了开演了，你们俩快进去吧！”

“那县长您，您怎么不看了？”姚佩佩一脸坏笑地问他。

“我觉得坐在里边，心里，嗯，有点发闷，就出来转转。”

“噢……”汤雅莉仍盯着白小娴看，一直看到后者不好意思地背过身去，“那，那我们就进去了。”

说完拉着姚佩佩就跑。她们上台阶的时候，姚佩佩的一只鞋掉了下来，她又踮着脚，一级一级地跳下来捡。

“刚才的那两个人是谁？”白小娴问。

“嗨，我们机关的两个疯丫头！”谭功达说，不由得又回过头去朝礼堂门口看了看。门廊的顶灯已经熄灭，门外早已空无一人。

时间刚过八点，梅城街道上已经是黑黢黢的了。他们沿着大街朝北走了一段，谭功达就提出是不是去他家坐坐。白小娴想了想，道：“都说你那屋子闹鬼，我可不敢去。”谭功达又说；“那就去我的办公室怎么样？”小娴没有吱声。

他们两个人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谭功达心里又有点后悔。这么晚了，黑灯瞎火的，自己却带着一个姑娘去办公室，倘若门房的常老头问起，他又怎样去解释呢？好在大门是开着的，看到谭功达和白小娴朝这边走过来，老常一缩头，假装没有看见，避免了他想像中的尴尬。

谭功达领着白小娴来到三楼的办公室。拉开灯，一眼就看见姚佩佩那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挂在墙上，两只白色的袖套搭在椅背上。

白小娴不等他招呼，就坐在了靠墙的那条长椅上，仍旧磕她的瓜子，同时抬起头来，好奇地打量着房间的一切。谭功达问她要不要喝点茶，小娴连声说要。她磕了太多的瓜子，这会儿的确有点渴了。谭功达看了她一眼：“那你还磕！”

果然，白小娴立刻就不磕了，朝他笑了笑，露出两排细小洁白的牙齿。

谭功达办公室里没有待客的茶杯。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过自己用的积满茶垢的玻璃瓶子看了看，上面隔热用的尼龙丝网已经脱了线。他看见姚佩佩桌上有一只白瓷杯，很精致，上面还有红色蜜蜂的印花图案。就把佩佩的杯子涮了涮，给白小娴沏了茶。热水瓶里的水已经有点凉了，茶叶泡不开，可白小娴说她并不在意。

她从谭功达手里接过杯子，在手里转了转，道：“这是谁的杯子？怎么这么讲究？”

谭功达说：“是办公室一位同事的。看上去稍微干净一点。”

白小娴笑道：“我不忌讳这个。”说完一仰脖子，咕咕地把水喝了个精光，抹了抹嘴巴上的茶叶末。

谭功达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觉得，自己一路上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白小娴并不像自己想像中的那么暴戾。在说了不多的几句话之后，两个人仿佛已经相识很久似的，一点都没有生分和拘束。谭功达拉开椅子，坐在姚佩佩的办公桌前，手指轻轻地弹敲着桌子上的玻璃，对白小娴道：“你父母，后来就回乡下去了？”

白小娴“嗯”了一声，随后道：“他们只在乡下待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又连夜赶到县城来了。”

“他们又来做什么？”

“还不是给我叔叔吓的！”

白小娴说，父母跟叔叔吵完架，当天下午就赌气回夏庄去了。两个人在家里硬挺了一天，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最后就雇了辆驴车，赶到县城来了。他们找到了白小娴文工团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两个人也不敢叫醒门卫，就在门口的小树林里凑合着过了一夜。等到天亮，白小娴出来跑操的时候，才在操场边一棵杨树下看到了他们。母亲一见白小娴，当场就嚎啕大哭起来，口口声声说，我们这个家就算完了。她父亲的脸色也是黄黄的，站在一旁不吭声。文工团的学员们都围着他们看。白小娴只得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宿舍，这才慢慢从父亲的口中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母亲道：“这下好了，我也是一时昏了头，一口气把两个县长都得罪了！你叔叔还口口声声说要派人来把我抓起来，虽说白县长原是你嫡亲的叔叔，可眼下闹翻了脸，他那种人，扛枪打仗的出身，什么大义灭亲的事做不出来！”

父亲在一旁灰着脸，木讷道：“抓我们倒也不至于，可我就是担心我们家的那个成分，村子里的那些穷棒子、讨饭鬼，一天到晚都不给我们好脸色，昨天在村头碰见村长，我给他递上一支烟，他连说戒了、戒了，就远远地走开了，脸色难看不说，走了几步却又偏偏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你说怪不怪！”

母亲哭道：“我这张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就是该打！跟你叔叔处久了，眼睛里就不拿他当个县长看了，由着性子胡闹，这下可怎么办哪？”

白小娴看见父母两人为了这点事慌得六神无主，尤其是她那父亲，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似乎在等着自己替他拿什么主意，心里也觉得十分凄惨，眼中不觉也落下泪来。

“我们两个老不死的，当真被他们抓了去，倒也罢了，可你这么小，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好的前程，却眼看着又断送在我们手上。”母亲说，“如今我们这两张老脸也不好意思再去上他的门，求你叔叔了……”

母亲的话没说完，白小娴已经知道了她的意思。她胡乱宽慰了他们两句，将他们带到街上一个小旅馆住下，随后就去南道湾，找她叔叔去了。

白小娴一路琢磨着，叔叔这会也许正在县上办公，婶子是个慢性子的人，好脾气，要是先把婶子说活络了，事情就好办了。没想到那天白庭禹刚好发烧，躺在家中休息。一看见叔叔那张涂满紫药水的脸，她就明白父母为何那么担心了。

白庭禹一听小娴来了，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没说她父母一个不字，倒先做起自我批评来了。他说那天自己太不冷静，冲撞了哥哥嫂子，这会儿后悔都来不及了。白小娴见叔叔的气已经消了，心就放了下来，把父母连夜来县城的事略略一说，白庭禹慌道：“你看你看，我发了点脾气，他们果然就吓成这样。你赶紧去将他们俩接到家里来住，我当面向他们赔罪。”后来，他又让婶子跟她一块去。

白小娴临走之时，白庭禹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把小娴叫到里屋的书房里，跟她说了半天的话，最后把一张戏票塞给了他。

“你叔叔跟你说什么？”谭功达问道。

“还能说什么呀？”白小娴红了脸：“他，他让我嫁给你呗。”

她这么一说，脸一下子就红到脖子根。谭功达连正眼都不敢瞧她，半天无话。这时候，我若冲上去一把将她抱住，死不松手，她会不会闹将起来呢？会，还是不会？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谭功达一直犹豫不决，心里盘算了好多遍，偷偷地看上对方一眼，小娴也在那儿捏着裙子的一角，低头沉思，若有所待。谭功达的心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

在姚佩佩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块墨绿色的绒布。在绒布上端，有一桢小照，照片有些发黄发旧，上面还有些茶渍。

相片上，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小女孩。女人穿着翻领裘皮大衣，男的西装笔挺，神采奕奕。照片上端有一行发白的小字，写着：

一九三七年除夕姚佩菊周岁纪念

如果照片上那个胖嘟嘟的婴儿就是姚佩佩的话，谭功达不难算出，佩佩今年果然只有十九岁，与小娴一般大。原来她的本名叫姚佩菊，而且她竟然是除夕那天生的。

白小娴见对方盯着桌子发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道：“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过了十一点，大门就进不去了。”

谭功达只得起身，送她下楼。两人走到门外，谭功达隐隐就见一个人怀里夹着文件包，正从四楼下来。走廊里灯光昏暗，他没有来得及看清那人是谁，那人一见到他们，冷不防也吃了一惊，赶紧脑袋一缩，又慌忙回到四楼去了。

　第二章 桃夭李也秾

1

夫宇宙名物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有切己着，虽铢锱不宜；有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公主梅城县政，不思以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而欲汲汲于奇技淫巧、声光雷电，致使道有饿殍，家无隔夜之炊。民怨鼎沸，人心日坏。造大坝，凿运河，息商贾，兴公社，梅城历来富庶之地，终至于焦瘁殆尽。为公思之，每恻然无眠。须知梅城小县，非武林桃园，不能以一人之偏私，弃十数万生灵于不顾。退社之风，盖有源于此。人事天道，自有分界。人事所不能，待以天道而已。夫人定胜天者，闻所未闻，非愚则妄，不待详辨。至若共产主义于1962年实现，则更是荒诞不经，痴人说梦。岂不闻六朝人语：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乎？公虽非荷，去之亦不远矣。公仰赖力大者护佑庇荫，遂一意孤行，胡作妄为，然而公独不闻宋人“荷尽已无擎雨盖”之言乎？

这是大年除夕的傍晚，天色阴晦，大雪飘飞。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早晨泡的一杯茶，现已结了一层薄冰。谭功达坐在书房的桌前，将这封匿名信一连读了三遍。这封信一看就知道是个乡村学究所写，信中的话文绉绉的，却是骂人不带脏字。那首六朝人的小诗，明明是骂他秉赋黯弱，不堪重任，也含有劝退之意。而最后那句“荷尽已无擎雨盖”简直就有点刻毒了。从邮戳上来看，这封信竟然是从普济寄出的。此人身处乡野，竟然对县里的大小事务了如指掌，不仅知道自己背后有所谓“力大者护佑”，而且居然知道他给省里和中央打过的一个1962年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报告，可见此人来历非同一般。

信中所说的“力大者”，大概指的就是鹤壁的聂凤至了。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之前，谭功达给他打电话拜年。聂凤至的声音听上去异常苍老、虚弱。他告诫谭功达，上面近来风声很紧，山雨欲来风满楼。地委各机关也很不太平，凡事都得处处谨慎。开挖大运河一事切不可操之过急：“我已经老了，地委的事情怎么都无所谓，可梅城是咱们的根据地，不能有任何闪失。不然的话，我可就连个养老的地方都没有了。”

聂凤至又说：“潘书记病故之后，省里几位领导都主张派一个新书记来梅城，我担心新书记来了以后你会碍手碍脚，便提出书记一职由你兼任。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你做了书记，县长一职迟早得让出来。你的那个通讯员不是已经做了副县长了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嗯，靠不靠得住？”

最后，聂凤至笑着问他：“你跟文工团的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我看你还得往炉子里加点柴。就像国际歌里唱的，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白小娴回家过年去了，雪倒是越下越大。谭功达觉得胃部隐隐作痛，便走到厨房里找吃的。锅灶都是冷的，揭开锅盖，早晨煮的稀饭都已经结了一层冰碴子。厨房的地上搁着两颗大白菜、一把小葱、一块用旧报纸卷着的腊肉、一根冬笋，这些东西是普济的高麻子托人给他送来的年货。平时，谭功达一日三餐大多在县机关的食堂里吃，即便到了周末，他也难得在家生火做饭。可如今过年了，食堂和街面上的饭铺都关了门，谭功达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地上的这堆东西，不知如何下手。

天色渐渐地暗了，透过木格子的窗户，他看见家家户户屋顶上都升起了炊烟。屋外的空地上有几个孩子正在堆雪人，他们大声地笑着，叫着，在雪地里追逐奔跑，踢得雪片纷飞。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正仰着脸在竹林边看着她的爷爷往门上贴春联；在更远一点的河道上，一个头戴皮帽的中年人手里拎着一只大猪头，嘴里呵着气雾，正急急地往家赶。他的妻子头上裹着方巾，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在身后紧紧地追赶着他。男人也许走得太快了，每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他们。很快，这几个人就走出了他的视线，惟有北风在旷野里扬起阵阵雪霰，在光秃秃的树林上空，簌簌如雨。

谭功达吸了吸清鼻涕，回过头来看了看冰冷的厨房，不由得想起匿名信中“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这句话来，细细一琢磨，倒也不无道理。现在，他只剩下去钱大钧家蹭饭一条路了。按照梅城一带的风俗，除夕之夜不便去人家吃饭，但听着肚子里咕咕乱叫，他也顾不得许多了。他走到卧室的写字台前，打通了钱大钧家的电话。电话是田小凤接的，她说中午的时候白副县长就来电话把大钧叫走了，说是要开一个紧急会议。

“开什么会？”

“县长，您都不知道吗？”田小凤笑道，“干脆，您到我们家来包饺子吧，是羊肉馅的饺子，反正你也不会生火做饭。”

谭功达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这大过年的，白庭禹和大钧他们却去开什么紧急会议！即便是开会，他作为一县之长，怎么一点也没听说呢？他又往白庭禹家打了个电话，那头没人接。最后，谭功达将电话打到了杨福妹家。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太太，嘴里含着一口浓痰，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她去哪里？我哪个晓得啰，不是说开会吗？一年到头的，哪天不能开会，偏偏挤到这么个时候，家里一大堆亲戚都等着她一个人。喂，你是哪位？”

真是怪事，都去开会了，难道说梅城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他听见电话那头，老太太还在“喂喂喂”地乱叫，这才想起电话还没挂。

既然大钧不在家中，谭功达只得打消了去他家吃饭的念头，一个人回到厨房里，将早上没吃完的稀饭热了热，立在灶头，呼噜呼噜地喝了下去。随后，他去院中关上门，来到书房的写字台前，泡上一杯浓茶，拿过那本《沼气设计常识》，读了起来。可没读几页，就停电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大年三十竟然还会停电，谭功达的心里不由地再次暴怒起来。

两年前，谭功达给省里和地委一连打了六份报告，省电力三厅才同意在通往省城的高压输电网上接出一条支线供梅城照明使用。可一旦电力供应紧张，梅城总是第一个被牺牲掉。普济的水库大坝虽然已经合拢，但发电机组一时还没有下文。本来南洋的两个侨眷愿意出钱购买发电机，还到普济实地看过两次，可报告打到省里，迟迟没有批复。一位省领导在电话中还勃然大怒：“这两个华商的政治背景你到底弄清楚没有？他们和台湾到底有没有关系？你的大坝修在长江的支流上，一旦出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令人烦心的事还远远不止这一件。别的县连高级社都普及了，可在梅城，初级社的覆盖率也只有百分之六十，排在全省倒数第二。即便如此，竟然还有人暗中闹退社，将县委派下去的工作组扣留在猪圈里……那些退了社的社员担心县里让他们重新入社，便故意毁坏农具，将耕牛毛驴都杀来吃了，将犁头敲下来换糖，一夜之间，山林里长了百十年的大树通通被砍光。地、县公安机关派人下去抓了一批人，还枪毙了为首的五六个，事情还没平息，却有人偷偷地搞起单干的把戏来，把村里的山林和水塘都分给了个人。

粮食征收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农民自留的口粮不够吃，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竟然将孩子悄悄地送入县政府大院。县里只得办了一个托儿所，雇了十二名保姆。可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那些从安徽、河南来的讨饭大军也将奄奄一息的孩子往县委大院一送了之。那些睡在襁褓中的婴儿又不能开口说话，要弄清楚他们的来历和身份，根本不可能。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就学、户口都是问题。谭功达多次打电话向聂凤至诉苦，老虎却总是很不耐烦地对他说：“别的县都搞得挺好的，怎么就你们县出了这么多的乱子？你要多动动脑子。”

一年前他提出修造一条连接各乡村的运河。可土方包到各乡村，村民们只是在秋后的农闲季节面子上敷衍一下，就收工回家了。地上一旦结了冰，他们就说下不去锹，宁肯聚在家里打扑克。县里派下去督察组，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心情烦闷的时候，谭功达坐在办公室里想着这一大堆焦头烂额的事，免不了要向秘书姚佩佩唠叨几句，可姚佩佩一听他诉苦，就笑着朝他只摆手：“县长，您别，您还是饶了我吧。您一说这个，我就脑仁疼。”然后就抱着脑袋向谭功达只翻白眼。她还说，当初就不该答应到县里来工作，还不如当初在西津渡卖绒线自在呢。这个姚佩佩，脾气阴晴不定，总是让人摸不透，高兴的时候见到谁都是笑嘻嘻的，可不高兴起来，她就一连几天不理人，要么干脆就赖在家里装病。

有的时候，谭功达也试着将县里的事跟白小娴说说，小娴倒是有耐心听，可根本没往脑子里去，听完了就说：“你一个人管这么大一个县，那该有多好玩啊！”或者说：“老谭，要不我们换一换，我来替你当县长，你去我们文工团跳舞得了。”可见，她也没把谭功达的话当一回事。

他坐在黑暗中，脑子里想着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两条腿都冻麻了，正想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电话铃就响了。

话筒的那一端传来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

“猜猜看，我是谁？”

谭功达有点听出他是谁来了，心里又不敢确定。愣了半天，只得冷冷道：“对不起，我猜不到。”

“我是赵焕章。”对方哈哈大笑。

谭功达诧异道：“怎么，怎么是你？”

赵焕章反问道：“难道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

赵焕章把电话打到他家，这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个人平常不苟言笑，今天却在电话里嘻嘻哈哈的，多少有点反常。没准是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两个人互致新春问候，又寒暄了一会儿，赵焕章道：

“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跟你告个别。”

“怎么，这大过年的，你还要出差去吗？”

“不是出差，是出门。”

谭功达听出他话中有话，正想问个究竟，赵焕章忽然问他：

“老弟，你喜欢养花吗？”

谭功达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就赶紧说：“喜欢啊，怎么呢？”

“你是喜欢兰花呢，还是水仙？”

两种花谭功达都没见过，可既然对方问起，他出于礼貌，想了想，硬起头皮说：“水仙大概好一点吧。”

“那好吧，再见。”

对方没等他答话，就把电话给挂了。谭功达放下电话，站在桌边，半天回不过神来。没来由地打电话拜年，又没来由地挂断了电话，这赵焕章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赵焕章是商务印书馆编字典的出身，肚子里颇有些墨水。平常邋里邋遢，连澡都懒得洗，可就是喜欢养个花花草草什么的，很有些小资情调。据同样喜欢养花的杨福妹说，他家的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花，台阶上，院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有一年她看中了一盆“美人”，实际上就是狗蝇梅，问赵焕章讨，赵焕章倒是给她了。可每过一段时间，他都要登门，去看看他的“美人”怎么样了，弄得杨福妹的老娘烦不胜烦。最后，小杨找了个借口推说这花自己养不活，让赵焕章又给抱回去了。有一句话赵焕章时常挂在嘴边，叫做“万事向衰无药起，一身躺倒任花埋”。话虽说得颓唐了些，可县机关的人都知道他惜花如命。

谭功达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到屋外人声嘈杂，乱哄哄一片，他走到窗前，静静一听，原来是“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们正在唱歌。在时断时续的歌声中，他听见一个女高音用铅皮喇叭向居民们喊话。那声音在寂静的晚上远远地传来，颇有几分凄厉。

雪还在纷纷扬扬的下着。

电还没有来。看来，梅城镇的居民们要在黑暗中度过这个除夕之夜了。

2

正月初八上班的第一天，姚佩佩又迟到了。她推着自行车走进县委大院，看见司机小王手里拿着一把鸡毛掸子，低着头正在雪地上找着什么东西。

“小王，你在找什么呢？”姚佩佩笑着跟他打招呼。

小王抬头看了姚佩佩一眼，自语道：“咦，我的车钥匙怎么忽然无中生有了？”

佩佩被他逗得“扑”的一声就笑了起来。

“怎么？我的这个成语又用得不对吗？”小王傻傻地看着他。

“不对不对。”姚佩佩笑道：“其实，说话不一定要用成语。你就说，我的车钥匙不见了就行了，多省事！”

“假如我一定要用成语，应该怎么说？”

“你就说——”姚佩佩想了想，道：“你可以说‘不翼而飞’。”

“那丢了什么东西才可以说‘无中生有’？”

“什么东西丢了也不能说无中生有！这个词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小王“噢噢”了两声，又满地找他的钥匙去了。

姚佩佩抬腕看了看表，已经八点半了。那辆吉普车旁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她知道省里又来人了，说不定又在四楼大会议厅开会呢。她没有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咚咚咚咚跑上楼梯，直接向四楼的会议室走去。

会议室的门关着，里面隐隐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好像是白庭禹。他说话的嗓门很高，似乎在和什么人吵架。姚佩佩正要敲门，那扇大门忽然自己就开了，杨福妹手里拎着一只热水瓶，正好出来。

“你有什么事？”杨福妹道。她的语调和以前一样，冷冰冰的。

“我来开会呀。”姚佩佩道。说完，就要从门缝中挤进去。

杨福妹一把就把她给拽住了：“领导在开会，没你什么事。”

随后，她拉上门，丢下姚佩佩，一个人下楼打开水去了。姚佩佩闹了个大红脸，心里道：原来并不是每次上面有领导来，她都有资格去开会的，便满脸羞惭地下楼去了，一路上不住地在心里面骂自己“蠢货”。

一进办公室的大门，姚佩佩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再一看，原来自己的办公桌玻璃上搁着一盆墨兰。她还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墨兰，惊喜地差一点叫出声来了。还是在上海静安寺的时候，家里的佣人吴妈因老家就在天目山脚下，每次回家，总要带回几盆墨兰，在花园里养着。一到了开花的时节，父亲就会从花园中挑出一盆，放到三楼的大书房里，作为消闲的清供。想不到在梅城这个地方，竟然也有这种花，而且养得这么好！

姚佩佩坐在写字台前，慢慢地转动着花盆，在阳光下细细观看。这盆墨兰花叶宽阔，秀丽挺拔，颜色黛中带绿，泛着一层油油的光亮。三四茎深紫色的花骨朵从花叶中挤出来，结满了花苞，有两朵已经开了。花朵的四周有一圈嫩黄色的镶边，凑上鼻子一闻，花香馥郁，令人沉醉。惟一美中不足的，是花盆过于普通，虽然颜色倒也配，只是有些残破，而且上面用小刀刻出来的 “兰在幽谷亦自香” 几个字，也稍微大了一些。

不过，更令她感到不解的，是花盆的底托满满地汪了一层水，都漫到玻璃板上来了。她知道兰花喜燥厌湿，这个人既然养得出这么好的墨兰，怎么还会给它浇这么多的水？心里觉得十分奇怪。

凭着她对花草的敏感，墨兰的香气中似乎还有一缕淡淡的香味混杂其中，循着这缕幽香，姚佩佩很快在谭功达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大盆水仙。那养水仙的盆子通体洁白，显得极为考究，一看就知道那不是一般的瓷胚。其中几枚圆圆的压花石，温润的石纹隐隐可见，宛若山水画的图案。水仙花的花茎高而壮，齐齐地开出一片铭黄。盆壁上也有几个小字：嫣然幽谷。

姚佩佩心里道，这个养花人似乎很喜欢“幽谷”这两个字。不过，同样不幸的是，花盆里浇了太多的水，花梗上还散落着喝剩的茶叶，让用来包根的棉花都浮了起来。姚佩佩看了看谭功达的茶杯，杯沿上还残留着几片茶叶末子。她找来一块干抹布，将盆里的水洇干，一边暗自窃笑，心里暗暗骂道：这个傻瓜，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少不了要给这两盆花猛灌一次水。

果然，到了中午，谭功达开完会从楼上下来，看见姚佩佩趴在桌上欣赏那丛兰花，就冲着她得意的喊道：“怎么样，好看吧？我给你的花也浇了水。”

“我就知道是您浇的水，”姚佩佩道，“把花都快淹死了。”

“怎么，不能浇水吗？”谭功达认真的看着她，问道。

姚佩佩笑道：“怎么不能浇？只是一次不能浇这么多。”

谭功达“噢”了一声，凑到姚佩佩的跟前，道：“你这一盆怎么只开了三、四朵，这花叫什么名字？”

“墨兰。”姚佩佩道。随后就问起这花是谁送的，这么好的花怎么舍得送人。谭功达脸色凝重，习惯性地皱了皱眉头，叹了一口气，半天才说：“是赵副县长，赵焕章同志送的。”

谭功达告诉她，刚才省里来的金秘书长传达了省委和地委的指示，赵焕章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他或许提前知道了这个决定，打算把家搬到老家的乡下去，在那儿的一个小学当语文老师。因要搬家，他院子里的花带不走，就分送给县机关的同事，留个纪念。

“赵副县长犯错误了？”姚佩佩一脸迷惑地问。

“不清楚。”谭功达道。

姚佩佩因见谭功达一只手始终捂着腮帮子，说起话来含混不清，嘴里还不时嘶嘶地往牙缝中吸气，便问他嘴怎么了。

“我的牙蛀了。”谭功达说，“昨天痛了一个晚上，腮帮子肿得老高。对了，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药？”

姚佩佩说，她那儿有牛黄解毒丸，不过放在家里了：“要不要我回去取？”她见谭功达迟疑不决的样子，又补充道：“我骑脚踏车，也挺快的，一会就回来了。”

“算了吧，我还是去医院叫大夫看看吧。”说完，他顺手抓过公文包，夹在腋下，捂着嘴，哼哼唧唧地走了。

姚佩佩坐在窗前，呆呆地看着那盆墨兰，心里惘然若失。她在县机关工作了这么些年，与赵焕章总共也没打过几个照面，可这个人在远赴他乡之前竟然还记得给自己留下一盆花来，她的心里暖融融的。

她还记得，有天下午会议结束后，开会的人都走光了，他却涨红了脸，木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烟灰落了一身，掸也懒得掸。佩佩悄悄地走近他，生怕吓着他：“赵副县长，散会了……”

她又想起今年春节前赵焕章用小楷誊抄的那首浣溪沙词。它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除了自己，没有人朝它多看一眼。看着那淡紫色的花朵在风中微微翕动，若有所思，若有所语，姚佩佩鼻子一酸，眼中不觉落下泪来。

中午的时候，钱大钧打来了一个电话，约她去鸿兴楼吃饭。佩佩道：“怎么忽然想得起来要请我吃饭？”钱大钧只是嘿嘿得笑。佩佩又问：“是单独请我一个，还是让我去陪别的什么人？”

“你来了就知道了。”大钧道。

姚佩佩骑上自行车，来到鸿兴楼饭店，由一条逼仄的木楼梯，上了二层。地上的毯子黝黑黝黑的，楼梯扶手也是滑腻腻的，手一碰，就有一种不洁之感。姚佩佩知道，在梅城地方，这已算是最好的饭店了。二楼的大堂里坐满了人，服务员领着她侧着身子一直走到里边朝北的一个大房间门口。她看见钱大钧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正朝她招手。

从省里来的金秘书长坐在主位，他的右边依次坐着白庭禹、杨福妹、还有信访办的老徐。另外还有几个人，她一概不认识。姚佩佩见门边的一张椅子还空着，就惴惴不安地坐了下来。钱大钧见人都到齐了，就招呼服务员上菜。

金秘书长看上去似乎五十来岁，身穿一件灰色中山装，口袋上方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大敞着领口，露出了脖子上粗大的喉结。由于距离很近，他嘴角的那颗大痦子分外触目，似乎还缀着一撮黑毛，样子看上去更显阴鸷、凶悍。原来是陪省领导吃饭。可钱大钧为何偏偏要叫上我呢？由于姚佩佩恰好坐在金玉秘书长的对面，她的眼睛不知该朝哪儿看，只得低下头，心里感到无聊，后悔却是来不及了。

几道冷盆端上来之后，钱大钧就起身斟酒。杨福妹推说不会喝，向服务员要了一杯茶。姚佩佩也是要喝茶的，可看见杨福妹要了茶，忽然心生厌恶，连带着把怒气撒到茶上，紧抿着双唇，一声不吭。好在钱大钧善解人意，让服务员给她倒了一杯开水。

白庭禹端起酒杯，站起身来正要说话，金玉忽然道：“谭功达县长怎么没有来？”

钱大钧正要解释，姚佩佩突然抢在前头，贸然说道：“谭县长？他去医院看牙了。”

话一出口，自己听上去都觉得不对劲，似乎是在急于替县长分辨什么。而且这一分辨，反而使得谭功达的缺席，有故意推托之嫌，不觉脸一红，深深地低下头，心里怦怦乱跳。她偷偷地拿眼睛朝四周瞅了瞅，见房内餐桌周围并无空位。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通知谭功达，钱大钧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也并未问起他。

白庭禹到底说了些什么，姚佩佩一句都没听清楚。白庭禹说完了话，金玉起身接口道：“白县长太客气了。大年三十敝人临时决定来梅城过年，顺便做些调查研究，承蒙各位盛情款待，终日相陪左右，金某感激不尽。今日权借贵县宝地，略备薄酌，聊表心意，并谢叨扰之罪。”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原来是金玉的答谢酒筵。听他话中的意思，似乎春节前就已经来到了梅城，而眼下就要辞别回省城去了。金秘书长这么一说，白庭禹慌忙道：“招待不周，招待不周，啊，招待不周。”

钱大钧也连声道：“客气客气，金秘书长太客气了。”

杨福妹也夹在里面附和道：“对对，招待不周。金秘书长看得起我们，选择在梅城过年，是我们全县十几万人民的福气，平时我们请都还请不动呢。”

倒是信访办的老徐，虽然职位卑贱，说起话来倒是从容坦然：“细说起来，金秘书长恐怕还要算是半个梅城人吧？”

金玉道：“那倒是。我当年在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前，在梅城住过七八年呢。”

“要不等会儿吃完了饭，我们几个陪着金秘书长去梅城老宅子里看看？”白庭禹建议道。

金玉略一沉思，便说：“那就不必了吧。兰芝这一死，房子早归了公了……我好像听说，那处房子，如今是谭县长住着不是？”

钱大钧点头道：“52年分房子的时候，女主人刚刚去世，没人敢住。谭县长就自己搬了进去，他是个不信邪的人。”说完微微一笑。

姚佩佩见他们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谈兴甚浓，没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心里暗自庆幸，一直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可细细一听他们的谈话，又觉得他们说的话里大有文章。

原来金玉本来就住在梅城！他的旧宅怎么又成了谭功达的家呢？那个“兰芝”又是谁？会不会就是平日里同事们常常提及的冯寡妇？那金玉和这个风寡妇到底又是什么关系？正这样想着，忽听得白庭禹道：“兰芝的死，我们也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上面派来的工作组要纠她到街市口批斗，我们事先并不知情。镇子上的几个泼皮无赖趁乱一闹，事情就变得不可收拾了。等到我们的人赶去搭救，已经晚了一步。她当晚回家就悬梁自尽了，我们的确没想到，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金……”

“事情已经过去，也就算了。”金玉点上一支烟，缓缓道：“我和兰芝虽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名分上还是夫妻，但思想感情上早已分道扬镳，没有任何联系了。她是她，我是我。她的死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咎由自取，你们没有任何责任。只是，我还有些东西，主要是一些信件，还遗留在她那里……”

钱大钧道：“要说老宅子里的物品，当时是老徐负责登记处理的，这事他最清楚。”

老徐接话道：“首饰，银器，还有几件贵重的家具都作为无主物品归了公。书籍捐给了梅城图书馆。书信呢，我记得有四百多通，还有一些文稿什么的，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县档案室，我明天就派人去整理翻检。”

“还整理什么！”钱大钧大声道，“你不要让任何人插手。待会我和你一起把所有的信件打包封存，过两天我们派专人给金秘书长送去。”

老徐脸一红，憨笑道：“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金秘书长未置可否，微微一笑。姚佩佩心里想，金秘书长心心念念记挂着那些书信，就是担心信件内容外泄，可老徐偏偏还是要回去“翻检”！他不把信胆抽出来看，又怎能知道哪些是金玉写的，真是迂腐得可以！与他相比，钱大钧的反应就要机敏得多了，难怪县里上上下下没有人不说他好的。正这样想着，忽然听见金玉在喊她的名字，“姚佩菊同志……”

他望着她笑。

开始姚佩佩还以为他是在叫别人。“佩菊”这个名字，是祖父给她取的。从出生到1949年解放，没有人感觉到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可等到家中遭了大难，舅舅、姨妈、姑妈来上海奔丧，众口一辞，一口咬定家中的诸多变故都是这个名字惹的祸。“佩者，戴也，什么人会把菊花佩戴在胸前？只有在死了人的时候。”舅舅说。而在姑妈的眼睛里，甚至连姚佩佩本人都有了祸水的嫌疑。刚来梅城投奔姑妈的那些年，姑妈成天说她满脸的阴晦之气，急了就骂她报丧鬼。后来，她虽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佩佩，户口簿可是改不过来了。这个金玉怎么会知道她的原名呢？心中一慌，如同梦寐，只是怔怔地看着对方傻笑。

“姚佩菊同志，你吃菜。”金玉道。

妈的，他怎么知道我叫姚佩菊！心里狠狠的骂着，可嘴上依然傻傻的笑。她的手也抖得厉害，更要命的是，金玉叫她吃菜，她很听话地立刻拿起筷子，夹了一片糟溜鱼。可还没等送入口中，就掉在了汤碗里，溅起点点汤汁，只得把筷子放在嘴里吮了吮。她知道当时她的样子一定傻得可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在钱大钧、白庭禹已经站了起来，向金秘书长敬酒。老徐假装没看见，惟有杨福妹在一旁看着她，似笑非笑。

没等到酒筵结束，姚佩佩借口上厕所，从里边溜了出来。一个人沿着空空荡荡的街道朝前疾走。她走了好长一段路，这才想起自己是骑车来的，想要回去取，又怕再遇见那伙人。一个人站在街边，看着一座老虎灶嗤嗤地冒着热气，呆呆的发了会儿愣，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

天上是明晃晃的大太阳。她怎么也摆脱不了做梦的感觉。自打她记事的时候起，就摆脱不掉这种怪怪的恍惚感。就好像没穿衣服在大街上走。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有来由的，没有一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她看不清别人的面目，可别人只要撇上她一眼，就能见其肺肝，轻而易举就掌握了她的一切。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想。天道悠远，人世深险。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似乎隐约可以窥见自己顺流而下的命运。就连自己可怜巴巴的藏着、掖着的那点心事，恐怕也要烂在心里。烂掉到也罢了，最可怕的，说不定迟早有一天，那个躲在紫云英阴影里的秘密终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唉，苦楝树和紫云英的阴影！

3

素有鱼米桑麻之乡的官塘，光今年一年，就饿死了3个人。除去种子和公粮，老百姓的自留粮只够吃两个多月。公共食堂关了门。榆树皮剥下来晒干，碾粉做成团子，可以充饥，但不消化，拉不出屎，得天天用手去抠；水草根晒干碾粉可以消化，但苦涩难咽。全村人脸部浮肿，看上去倒是胖乎乎的，可是风一吹就会倒下来。榆树皮早剥光了，现在已经有人吃观音土了。县长大人知道什么是观音土吗？是塘泥。村里的三个老人就是吃观音土死的。

村长陶国华贪污腐败，生活糜烂。他将去年食堂磨豆腐剩下的豆渣偷偷地运回家中，用盐腌起来，足足吃了4个多月，村民们气不过，将他从家里拖出来，暴打一顿，现已瘫痪在床。妇女主任丁秀英为了讨口饭吃，仗着自己生得漂亮，竟无耻的出卖肉体。怀了孕，又私下打胎，最终流血不止而死，真是大快人心……

这封长达七八页的匿名信，谭功达只看了个开头，就看见信访办的老徐笑眯眯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老徐告诉他，去年冒充县长亲戚的那个妇人又到了县里，如今正在信访办大哭大闹。工作人员把好话说尽了，她就是赖着不走，口口声声闹着要见县长。

“你们给她两块钱，胡乱打发她回去就是了。”谭功达很不耐烦地道。

“我们给了她三块钱，都是毛票子，看起来倒有厚厚的一沓，可她蘸着唾沫，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就把钱往地上一撒，骂道：‘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吗？’看来她这次来，胃口还不小呢。”

“那也不能由着她这样闹下去！没完没了！”谭功达把手里的那封信往桌上一丢，气呼呼地道。

“这次她是带了铺盖卷来的。见我们撵她走，就把铺盖往地上一铺，躺在墙角死活不动了。碰到这样的硬钉子，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

谭功达想了想，站起身来，喝了一口杯中的凉茶，对老徐道：“行行行，我跟你走一趟。”

走到姚秘书的桌前，佩佩的眼神十分骇异。她先是盯着谭功达看，然后脸一红，就飞快地转过身去了。搞得谭功达莫名其妙。

下楼的时候，老徐嘿嘿地笑着，碰了碰他的胳膊，“县长，你裤子的纽扣！”谭功达一低头，原来是裤裆的纽子没扣上，秋裤的两根红红的裤带穗从里面钻了出来……

两个人来到信访办，谭功达一眼就看见墙角的花布被褥上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妇人。她手里拢着一个青布包裹，腿上扎着裤脚，脚蹬一双棉布鞋，鞋底穿了帮。旁边还坐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这妇人见了老徐和谭功达两人进来，不起身，也不说话，索性架起二郎腿，将脸侧向一边。倒是那个小男孩，望见生人，有几分胆怯，紧紧地偎在她娘身上。谭功达在墙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对妇人问道：“大嫂从哪里来？”

妇人用手一挡，低声道：“不敢当！民妇是夏庄人。”

谭功达笑道：“大嫂大老远从夏庄跑到县上来找我，可有什么事情？”

妇人冷冷地笑了两声：“不知县长大人果真记不得民妇了呢，还是在装糊涂？”

老徐一愣，心中暗想：瞧这架势，这个妇人和县长说不定还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若她是县长过去的一个相好，自己夹在当中倒有些不便，正想找个借口回避，忽听得那妇人道：“真是贵人多忘事！去年春上，在去普济水库的工地上，民妇与县长是见过面的。”

谭功达刚才与她一打照面，就瞧着几分面熟，可要说起什么时候、在那里见过她，倒也颇费思量。听妇人这么说，谭功达和老徐都松了一口气。谭功达很快就记起来：去年水库大坝因移民一事与村民发生争执，有个名叫王德彪的，不慎跌入山涧，摔死了。眼前这个妇人，想必就是王德彪的遗孀了。说起来，王德彪还是夏庄乡乡长孙长虹的外甥。这个孙长虹因死者是自己的亲眷，竟然第一个带头闹事，谭功达一肚子火气，到今天还没消呢。想到这里，谭功达把脸一沉，语调顿时变得严厉起来：“事情不都已经解决了吗？你还到县上来闹什么闹！”

“解决个屁！十八块钱的抚恤金，就能换条人命吗？连棺材钱都不够。这年头，到处闹饥荒，我们孤儿寡母，眼看着就活不下去了，不找县上，你让我找谁去呀？”妇人的口气也强硬了起来。她使劲地捏了一下鼻子，捏出一条长长的鼻涕来，不知道朝哪里甩，最后就抹在了旁边的墙上。

“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找乡里解决。再说了，那个孙长虹，不是你们家的什么亲戚吗？”谁知谭功达一提起孙长虹，那妇人一骨碌从地上站了起来，指着谭功达吼道：“他的乡长不是早给你们换了吗！他现在连自己都只有躺在床上等死的份了，怎么能管得了我！”

谭功达听出她话中有话，更不知道孙长虹被免职的事情从何说起，正想问问怎么回事，只见那妇人突然把手一拍，眼睛朝上一翻，嘴角一抽搐，忽然呼天抢地地大哭起来，双手捏成拳头，把自己的胸脯擂得咚咚直响。她那柔软的胸脯竟然能发出如此结实、坚硬的声音，令谭功达感到十分震惊。她一边哭叫，身体竟软绵绵地瘫了下去，就势在地上打起滚来，两只脚上的布鞋都踢掉了。那孩子受了惊吓，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看了看谭功达，又看了看满地打滚的母亲，也跟着哇哇大哭。老徐费了半天的手脚，和信访办的几个人死拖活拖，才将那妇人弄到椅子上坐下，给她倒了一杯凉水端过去。

那妇人也不伸手去接，嘴里道：“县长若不给我解决，我们母子俩今天就死在你这里。”

谭功达道：“那么依你说，你要怎么解决？”

妇人见谭功达口气上让了步，立即止住了哭泣，低头想了半天，说道：“要依我，你们先给我那死鬼弄个烈士当当。”

普济水库那件事，老徐也曾有所耳闻。妇人今天这一闹，总算是让他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见妇人提出要评烈士，就笑着劝道：“这烈士也不是随便评的。你丈夫并不是因公牺牲，而是失足掉下悬崖的，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们就是闹到北京，他也当不成烈士。”

“那你们就在县机关给我安排个工作。夏庄那个晦气的地方反正我是不想回去了。”

老徐道：“在县机关找工作，也没那么便当。机关里都是舞文弄墨的人，你来了，能做什么呀！”

“字我倒是一个不识，”妇人道，“不过什么事都会做，而且纺得一手好线……”

谭功达见这么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把老徐悄悄拉到一边，低声道：“你手边有没有钱？”

“有。”

“多少？”

“刚刚领的工资，不到四十块。你要多少？”老徐问他。

“全给我。”

老徐打开抽屉，将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一迭钞票交给谭功达。谭功达又从自己的衣袋里找出一些钱来，凑成了五十块，递给那妇人，道：“这五十块钱，算是我个人送你的，你回去到集市上买点粮食，好好过日子，别没事就往县上跑，路也够远的。”

那妇人看见这么多钱，眼睛一亮，赶紧站起身来接。嘴里还嘟哝道：“我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我这成什么人了？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可话没说完，她就一把从谭功达手里把钱抢过来，撩起褂子，将它藏到棉袄的口袋里，嘴里仍不住地说：“这叫我怎么好意思，这都成了什么人了。”脸上又是笑，又是哭，说完又拉过那孩子，要他给谭功达磕头。

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县长能给她这么多钱，浑身上下哆嗦个不停。谭功达见她面目憔悴，衣服脏乱，可她的那段脖子倒是白得发青，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些妩媚之色，推算她的年龄，也不过三十出头……看着她又哭又笑的样子，再看看那个皮包骨头的孩子，谭功达心里也不是滋味。

老徐把母子二人送出门外，又留谭功达喝茶。两人隔桌而坐，说了一会闲话。老徐忽然笑着问他，什么时候能吃到他的喜糖。他说这事在县机关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不知是真是假。谭功达知道他所说的是他和白小娴的事，因老徐不是外人，谭功达笑了笑，说：“事情也不能说没有，只是双方年龄相差太大，八字还没一撇呢。”

“年龄差个十岁二十岁的不是问题，”老徐道，“你知道铁托吗？”

“怎么不知道？罗马尼亚的一个元帅。”

“不是罗马尼亚，是南斯拉夫。”老徐笑着纠正道，“他有个夫人，名叫万卡.布罗兹，她的年龄比铁托小了32岁，不也金玉良缘，琴瑟调和，革命夫妻，其乐融融吗！”

见谭功达不吱声，老徐又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成亲。

谭功达道：“她父母倒是主张早一点把婚事办了。可小娴怎么也不答应，她说要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实现，才结婚。”

“第二个五年计划？”老徐扳起手指，算了算，“这么说，还得等个两、三年。要依我说呀，这种事急不得，可也等不得。”

“您是说……”谭功达问道。

老徐把脑袋往这边凑了凑，神秘地干笑了两声，说道：“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这是谁的诗？”谭功达一脸茫然地看着老徐。

“武则天。”老徐说。

老徐觉得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县长就是不懂他的意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才崩出一句话来：“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倒，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你懂不懂？”

“这又是谁的话？”

“毛主席。我的意思……嗨，反正，这么跟您说吧，”老徐瞅了瞅四周，压低了声音，对他道：“这姑娘家害羞忸怩是免不了的，比方说你要拉她一下手，她都不让，可你要以为她真的不愿意，那就傻了。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谭功达的眼神里还是有点迷离，眉头倒是越蹙越紧了。

老徐见谭功达似乎对男女之事浑浑噩噩，浑然不懂，只得亮出了他的最后一招：“谭县长，这花，你要不给她浇水，她能自己开吗……”

白小娴过完年，已经从乡下回来了。这天晚上，他和白小娴约好在家中见面。这还是小娴第一次答应到他家里来约会。这是一个不错的预兆，至少可以说明，事情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很大的转机。

谭功达从信访办出来，一路上都在琢磨着老徐跟他说过的话，越想心跳得越厉害，步伐随之加快，到了最后，连气都倒不上来了。这个老徐，别看他老实巴交的，没想到还有这一手。哈哈。

回到办公室，一看墙上的大挂钟，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姚佩佩也没去食堂吃饭，正伏在桌子上就着白开水啃烧饼呢。谭功达就问她还有没有干粮，姚佩佩满嘴唇都是芝麻屑，嘟嘟囔囔地说：“我只买了一块，要不我分你一点？”

谭功达想了想，说：“好吧。”

姚佩佩就从没有吃过的那一头掰下一块递给他。随后，就翻开桌上的一本工作日记，告诉县长上午都有哪些人打来电话，哪些人来访，说了哪些事情。谭功达根本就没有用心听，脑子里在盘算着别的什么事，因为他很快就打断了姚秘书的流水账，吩咐她道：“姚秘书，下午你就不用上班了。你去一下图书馆，帮我查一下铁托的生平资料。”

“铁托？”

“对，铁托。”

姚佩佩“噢”了一声，将这件新任务记录在本子上，端起水杯，出门往盥洗室去了。

这天下午，谭功达也没在办公室呆着。姚佩佩前脚出了门，他后脚就溜了出去，来到梅城供销社，想买件新衬衫。女售货员认得他是县长，态度热情得有点过分。不过她告诉谭功达，供销社还从来没有卖过衬衫，只卖布料。想要现成的衬衫，得买布料让裁缝去做。谭功达又去了一家百货公司，两三家布店，答覆均是如此。偌大一个梅城县，竟然买不到一件新衬衫！看来明天得专门开个会，好好研究研究。

随后他去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让师傅替他搓了背，修了指甲。出了澡堂，见时间还早，又去剃头店理发修面。躺在理发馆的椅子上，满嘴涂满了凉凉的剃须膏，谭功达一会想着白小娴，一会想着老徐露骨的煽动，心里仿佛有了底气似的，渐渐地出了神。只要用水来灌溉，幸福的花蕊遍地开。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咚咚咚咚锵……

4

六点钟还不到，天就早早地黑下来了。谭功达和白小娴约好了在西津渡的牌楼底下见面。虽说昨天就开了春，天依旧冷得厉害。呼啸的西北风中，不时落下雪珠子，在石砌的地面上跳跃着。谭功达在那儿一直守到七点半，还是不见白小娴的人影。

西津渡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找的。她到七点半还不来，恐怕是遇到了什么事。谭功达在那儿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直到附近一家水站的灯火都熄灭了，这才失魂落魄地往回走。

回家的路上，谭功达忽然想到，要是有一部电话机，能跟着人走，那该多好啊！可细细一琢磨，又觉得这个念头太过荒谬。这电话机跟着人走倒不难，可电话线怎么办呢？过去的战争年月，电话机总是跟着指挥部转，但也得有通讯兵去架线哪！钱大钧过去干的就是这个。假如将电话线埋在地底下呢？每隔50米安一部电话机，这样一来，不论人在何处，都可以随时联络了……这样想着，谭功达不禁兴奋起来，白小娴的失约带给他的巨大痛苦顿时大为减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打算将这个奇妙的想法记下来，明天拿到县常委会上去讨论，可他怎么也找不到钢笔。

他沿着河堤往前走了一段，很快又推翻了原先的设想。道理很简单：打电话的人固然可以随时找到电话机，但接电话的人是流动的，你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方位。即便是大街上布满了电话机，你也不知道究竟该拨哪个号码。很显然，这个设想是行不通的。那么，改成无线电通讯呢？他在电影中看过，朝鲜战场上的士兵，背上都背着无线电报话机，上面还有一个“丫”字形的柔软的辫子……可你也不能要求人人上街都背着那么重那么大的一个铁匣子！等到他把自己的一个又一个设想逐一推翻之后，他已经快到家门口了。隔着光秃秃的树林，谭功达看见院门口的篱笆边上远远地站着一个人，他的心里漫过一阵惊喜的狂潮……

“我的耳朵都快冻掉了！”白小娴笼着袖子，跺着脚，口里吐出团团白气，对着他抱怨道。她的身边还有一个白布袋子，一个尼龙网兜。

“不是约好了在西津渡见面吗？”谭功达道。

“我在那等了两个小时，差不多快到七点了，还是没见你来接我，这才找到这儿来了。”白小娴气咻咻地说。

经她这么一说，谭功达才猛然想起来，西津渡东西两面都有牌楼，相隔差不多二里地呢。她一定是去了东牌楼，那儿有一个很大的露天集市。想到这儿，谭功达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小娴道：“我一说冯寡妇的老屋，围着我拉活的三轮车夫没有人不知道的。”

谭功达掏出钥匙来开门，揶揄道：“看来，你还是蛮聪明的嘛！”

“听你的口气，你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个傻子啰？”小娴提高了声音。

在黑暗中，谭功达判断不清她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生气，便赶紧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对她道：“不傻不傻，一点都不傻。这包里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沉？”

小娴道：“是你丈母娘送给你的腊肠、花生、江米粉，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反正我也搞不清。”

听到小娴称她自己的母亲为“你的丈母娘”，谭功达不禁回过头去，偷偷的看了她一眼，心里觉得美滋滋的。

两人进了屋，把东西放下，谭功达就要带她去街上找馆子吃饭。“这么晚了，干脆我们在家里做点吧，对付着吃一顿就算了。”小娴不住地往手里哈着气，将头上的一块红色的方巾取下来，抖了抖雪粒，又扎在脖子上。

“我可是只会下挂面。”谭功达说，“小娴，你会做饭吗？”

“做饭我不会，”白小娴抬头朝屋子里四下打量，嘴里道：“不过，我会烧火。”

她说小时候一到寒冬腊月，她有事没事就爱往厨房里钻。灶膛里生着火，最暖和。她家有个长工，叫张妈的，常搂着她在灶下讲故事，时间长了，也会让她帮着烧把火。她妈妈一开始不愿意她跟那帮下人成天混在一起，可有时候过年，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忙不过来，母亲又会扯着嗓子叫她：“小娴小娴，去厨房帮张妈烧火去！”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小时候的事，忽然抓过谭功达的一只手来，撸起他的袖子，看了看他的手表：“呀，这么晚了，赶紧去厨房弄点吃的，吃完了我就该走了。”

谭功达见小娴忽然抓他的手，心里着实抖了两抖。可一听说她吃完饭就要走，明显是不想留在这儿过夜的意思，又像是被泼了盆冷水，心里凉了半截。两个人来到灶堂，谭功达在锅里放了几瓢水，白小娴果然在灶下生起火来。很快，火光就照亮了她的脸。谭功达只有低下头来，才能透过放油灯的墙孔端详她那张好看的脸。小娴也透过方孔看他，朝他嫣然一笑。柴火在炉膛里劈劈啪啪地烧着，那张脸看上去就像一扇被落日映红的花窗。锅盖的四周已经有丝丝的热气冒出来了，他的心也像袅袅上升的热气一样，飘了起来。

“喂，你冷不冷？”小娴问他。

“不冷，不冷！”谭功达吃了一惊，慌忙道。

“你也来灶下烤烤火吧。”说着小娴在小板凳上往里面挪了挪身子，给他腾出了一小块地方。

她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的腿为什么会发抖？我的喉咙为什么会咕咕叫？我的血管为什么就像要爆裂似的？我的肠子为什么会像乱麻绳一样扭结在一起？见鬼！我为什么会想死?为什么会觉得这世上的万物原来这般空虚?!这般让人伤心！我的姑奶奶。我的亲姑奶奶。我要抱住你。我今天是豁出去了！老子今天就豁出去了！什么也挡不住了！你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反正老子要抱住你！我要让你变成烂泥！变成灰烬！变成齑粉！我要天塌地陷，我要死……

他狠狠地咽了两口唾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绕到灶下，愣愣地看着小娴怪笑。小娴也歪着头，扑闪着漂亮的大眼睛，冲着他笑。可她笑着笑着，脸色就渐渐地变了。嘴唇就粘在牙床上，再下不来了。

谭功达口中急急地叫了声“小娴”，身体向前一纵，以泰山压顶、排山倒海之势朝她猛扑过去，将她按在了麦秸秆中。白小娴没有任何防备，经他这一扑，往后便倒。灶铁敲在锅底上，灶膛里顿时火星四溅。她的脑袋重重地撞在身后的墙壁上，一时间天旋地转，嗓子里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忍不住直想呕吐。她还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谭功达的一只手早已从她的棉袄底下伸了进来，她的胸脯一阵冰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白小娴对谭功达的闪电突袭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那不是出于隐忍和纵容，而是完全被对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傻了。她的大脑出现了短路，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眨巴着眼睛，似乎在想着什么不着边际的心事。可谭功达这这段间隙中也无所作为，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嘴里“妈呀妈呀”地乱叫着，哼哼唧唧，手忙脚乱，像头猪一般在她怀里乱拱。很快，回过神来的白小娴决定反击。她的武器是尖叫。那是一种谭功达从未从未听见过的持续不断的尖叫。

“不要叫！不要叫！”谭功达压低了声音对她说。

可白小娴叫得更厉害了。他伸手去捂她的嘴。白小娴在挣扎中，手碰到了灶铁，她悄悄地抓住了它。她把灶铁举到谭功达的眼前，嘴里嘟嘟囔囔地道：“你看看，这是什么?”

灶铁通红的一段已经顶在谭功达的胸前。他的棉衣立刻发出一股难闻的焦糊味。谭功达像个被人缴了械的俘虏，慢慢地站了起来，高举着双手，向后退却。白小娴用灶铁杵着他的胸脯，一直把他顶到了水缸边的墙旮旯里。

“流氓。”白小娴摇了摇头。

她的声音并不高，听上去就像是在轻声地叹息：“流氓。你是个流氓。原来你是个流氓。他妈的你竟是个流氓！”

很显然她受到了过度的惊吓，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这几句话。她将灶铁往水缸里一丢，“嗤”的一声，水缸里就腾起了一股白烟。她一手提着裤子，在厨房里转悠了半天，满嘴胡言乱语，自己都不知说些什么。最后，她终于找到了厨房的门，拉开它，正要出去，又踅了回来，从地上捡起那根裤腰带，看着谭功达，轻声道：“你这儿，一点也不好玩，真的不好玩。我走了。再见。”

白小娴没有回文工团驻地，而是径直去了她叔叔家。白庭禹那会儿睡得正香，忽听得有人咚咚的砸门，吓得他一骨碌从床上翻下来。他跑到客厅里，老婆早已裹着一条毛毯，把门打开了。她看见白小娴披头散发，目光痴呆地站在门口。夫妇二人赶紧把她拉进屋来，上上下下看了半天，忙问她出了什么事。

白小娴依旧像个梦游人似的，两眼发直，嘴里喃喃道：“强奸，强奸。狗日的，强奸。”

白庭禹看见她满脸是血，上嘴唇肿得老高，脖子上也有一道紫色的瘀痕。夫妇二人围着她问了半天，问她到底是被谁强奸了，她也不答话，只是一个人在那自问自答。夫妇二人飞快地对望了一眼，白庭禹对老婆道：“你先去帮她洗洗，找身干净的衣裳替她换上，再来说话。”

当白小娴裹着一条薄棉被再次回到客厅里的时候，她的嘴唇上已经涂了一点紫药水，看上去就像刚刚吃过桑椹一样。她缩在沙发上，身体仍然在簌簌发抖。白夫人给她端了一杯热水，白小娴端起杯子就扔在了对面的墙壁上。墙上挂着一幅恩格斯的画像，玻璃相框晃了两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她又抓起烟灰缸，吓得白庭禹一闪身，那烟缸飞向了墙角花梨木架上的鱼缸，鱼缸碎了，水“哗”的一声泻到地上，那红金鱼却还在地上扑腾着。

看到侄女大发雷霆，白夫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笑道：“砸吧砸吧，你想怎么砸，就怎么砸。你知道砸东西了，证明你没有疯。”

白庭禹却是早就不耐烦了。他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并没有抽，只是放到鼻前闻了闻，冷冷的说：“说吧，孩子，谁强奸了你？我马上通知公安局去拿人。”

白夫人瞪了他一眼，一个劲地给他递眼色，随后走到他身边，附耳道：“是谭县长。”

白庭禹一愣。一个人想了半天，把他那掉光了头发的秃脑袋摸了又摸，忽然笑了，嘴里自语道：“哈哈，谭功达，你这小子！哈哈，这回你倒是真急了！动真格的了。你不是吹牛说，女人对你可有可无吗？哈哈。”

白小娴不依不饶。她连哭带叫地把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从头到尾给叔叔讲了一遍，并让他马上下令去抓人：“去迟了一步，就叫这狗日的跑了！”

白庭禹笑眯眯地听完了白小娴颠来倒去的哭诉，对侄女道：“小娴，这，这这，这不叫强奸……”

白小娴一听叔叔这么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气得杏眼圆睁，又要摔东西，可茶几上的一只景泰蓝花瓶已被他婶子抢先一步抱走了。

“这都不算强奸，算什么？”

“这不叫强奸。”白庭禹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都摸了我的奶子了，还不算强奸吗？”白小娴叫道。

“你小点声！”白庭禹低声提醒她，“邻居都让你吵醒啦。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那不是强奸。”

“那是什么？啊？你说，那是什么？”

“那叫操之过急。”白庭禹话一出口，自己也笑了起来。他夫人强忍住，抿着嘴，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同时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

“他把我裤腰带都扯下了，这流氓！你们不去抓人，我明天一早就去县里告他。”

白庭禹终于将那支烟点上，道：“你就是告到县里，最后不也是由我们来处理？何况人家还是县长呢。”

“县里告不赢，我就去省里，省里不行，我就上北京，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白小娴的牛脾气上来了，怎么劝都不行。

在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白庭禹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摆出了无数的道理，运用十分严密的逻辑，来反复论证这件事为什么不算强奸，而是男女之间一种十分常见，并且正当的行为。甚至就连马克思和夫人燕妮之间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行为虽说和强奸在形式上差距不大，但动机却大相径庭。这种行为的后果之一，是为了繁衍后代，一句话，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也可以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未来：“谭县长的性子的确是急了一些。尤其是你们还未结婚，他这么做是不恰当的，我们应当对他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你想一想，谭县长四十多岁的人了，一心扑在全县的工作中，到今天还没娶上媳妇，这难道不应该值得我们敬爱吗？人非草木，也有七情六欲嘛！一时急火攻心，鬼迷心窍，做出些越轨举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这是每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严肃面对的事……”

一番话说得白小娴将信将疑，虽说嘴上仍不服软，心里毕竟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尤其是当她听说马克思和夫人燕妮之间也免不了这样丑恶的勾当，顿时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白小娴平时最崇拜马克思和燕妮了。她曾一度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白燕妮，而且逢人就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白小娴了，就叫我白燕妮好了。可是没有人把她的话当真，同寝室的女孩仍然叫她白小娴，她甚至早早为自己婚后的生活作了周密的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让谭功达留胡子。她仔细观察过了，谭功达的胡子又浓又密，若是好好留个几年，说不定也能和马克思不相上下。不过，她在内心一点也没有原谅谭功达的意思，她特别受不了他像个猪一样乱撞乱拱，哼哼唧唧，满嘴胡言乱语，其下流无耻，简直令人发指。

白夫人招呼小娴上床睡觉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窗户上已泛出微微的白光。由于兴奋过度，白庭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起来上厕所，看见老婆的房中亮着灯，两个女人仍然在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他解完手出来，走过老婆的房门口，就听得里面小娴的声音道：“他扒掉了我的裤子……反正什么都被他看了去，今后我对他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老婆咯咯地笑了两声，安慰她道：“傻闺女，就是给他看了去，也没什么要紧！反正你们结了婚，他迟早是要看的。夫妻之间，还说什么秘密！”

小娴道：“可他还咬我，真的像条狗一样！我的嘴唇就是被他咬破的。”

夫人道：“这是好事。说明他还年轻，火力壮。”

“这怎么是好事呢？”

“这个你现在还不懂，以后就知道了。”老婆嘿嘿地笑着，“像我和你叔叔这样，一人占一个屋，平常一年到头连话也说不得三四句，清汤寡水，这与守活寡又有什么两样！”

白庭禹听到这里，只得龇牙咧嘴，暗暗苦笑。他摇了摇头，蹑手蹑脚地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天上午，白庭禹到县里上班，一进办公室，就看见谭功达正在那儿等他。白庭禹见他抓耳挠腮，欲言又止的样子，脸憋得通红，就猜到他是为昨晚的事情而来。他没事般地笑了笑，拍了拍谭功达的肩膀，对他说：“老谭哪，什么都别说了！事情呢，我都替你解决了。你可得好好请我吃一顿。”

“好说好说，”谭功达道，“那个自然，我，我当时也是一下乱了方寸。”

“这算得了什么事？不过你以后可得悠着点，人家毕竟才二十出头。”

“当然。当然。”谭功达道。

“依我之见，你好好给人家写封信，道个歉，好好解释解释。”

两个人又说了些别的事，谭功达起身告辞，白庭禹将他送到门外，忽然拉了他一把，笑道：“昨晚我们家的鱼缸被小娴砸碎了，你得记着给我买新的。”

5

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的煤屑公路上。姚佩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嘴里噙着一枚糖果。车窗外雨下得正大，谭功达坐在后排，鼾声如雷。在刷刷的雨声中，佩佩觉得四周有一丝难言的静谧之感，似乎雨幕将她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她觉得心里很安稳，不时有雨滴渗过车顶的篷布，落在她脸上，凉凉的。车窗被雨水打得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

从春分到谷雨这段时间，是梅城一带的雨季，也是一年之中难得的农闲季节。县机关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被谭功达赶到运河水利工地去了。杨福妹留守值班，干部们全都下了乡，偌大的办公楼忽然变得一片沉寂。除了老弱病残之外，她有时在楼道里成天碰不到一个人，连食堂也是空空荡荡的。

谭功达闹了一段时间的肾炎，在医院打点滴。他不时地打电话给姚佩佩，通知她干这干那。最要命的，谭功达不知从哪里听说自己会写文章，要她给县广播站写几篇通讯。虽说县长口授了大部分内容，可这种官样文章比不得自己写日记，每写一句话，都得在自己的心里来一番挣扎和搏斗。短短千余字的广播稿，常常弄得她心力交瘁。日常工作之外，佩佩一有空时常往图书馆跑。图书馆也没什么人。女管理员整天坐在窗口打毛衣，有时还会将家中的毛豆带到单位来剥。姚佩佩胡乱地从书架上拿下书来随意翻看。她第一次知道杨梅、草莓和梅子并不是同一种植物；知道了毛主席还可以叫毛润之，而且还先后娶过好几个老婆；知道共产党居然是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成立的。也许还下着雨，说起来还挺有诗意的呢，就像古时候文人的一次雅集。二十几个人说说笑笑，就把这个世界摆平了。转眼之间，天地竟然为之变色，真是令人敢想像……这些妇孺皆知的常识，姚佩佩却像在看西洋镜似的充满了好奇。不过，她想到自己和这个世界如此隔膜，也会觉得怅然若失。

谭功达读了她的文章，有时会从医院专门打电话给她，表示赞赏。姚佩佩虽说有点害羞，心里还是觉得挺受用，虚荣心再一次沉渣泛起。她被姑妈逼着给谭功达往医院送过一次鸡汤。两个人居然在病房里谈了一个下午的话，这让佩佩心里觉得怪怪的。两个人成天坐一个办公室，就像仇人似的，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两句话，可到了医院里，两个人忽然都变得婆婆妈妈的。佩佩竟旁敲侧击地问起他的婚事，谭功达倒也不避讳。说起未婚妻，居然也“小娴小娴”的叫得挺亲热。

这是一段悠闲的日子，一天到晚下雨。佩佩觉得吃饭做事睡觉，就连做梦都十分安逸。她甚至幻想着，要是能够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清静！慵懒！让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料，谭功达病一好，立刻就故态复萌，脸上的表情又变得严峻了。随后，她突然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随谭功达下乡。

这天晚上，姑妈在为她打点行李的时候，姚佩佩忽然想起县长曾让她去查阅一下铁托的生平资料，可是这些天，她把图书馆的书都翻遍了，也没有查出一点蛛丝马迹。她问过了图书馆的每一个管理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她又去问汤雅莉，雅莉道：“中国姓铁的人倒不多，你去查查铁木真，没准是他家的一个什么亲戚吧。”

她看见姑父在一旁抽烟，想到他在梅城中学教书，没准见多识广，就去向他打听，姑父想了想，说：“从来没听说过，你有没有听错？”

正在这时，在一旁忙着的姑妈突然开口说：“咦，我记得隔壁的媒婆说，古时候有个人叫西门庆的，倒是有个托子来，不过是银的，不是铁的……”

一语未了，弄得姑父“噗噗”地笑了两声，好一阵才止住笑，愠怒的对姑妈道：“你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疯话，你知道那托子是干什么用的吗？”

是啊，西门庆的托子是干嘛用的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吉普车行驶到县粮站附近的时候，司机小王突然踩下了急刹车。车轮打滑，车身“吱”的一声就横了过来，差一点翻在了路边的排水沟里。姚佩佩看见公路上新设了一个临时哨卡，几个身穿黑色雨衣的人跨着卡宾枪，手臂上佩戴着红袖章，正在盘查过路车辆。吉普车刚停稳，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怀里夹着两面三角旗，脖子上还挂着一枚金属的哨子，朝他们走来。

姚秘书赶紧打开车门。雨还在下着，那人的帽沿不断的往下滴着水。这人将脑袋从车门里伸进来，看了看，傲慢地命令道：“证件。”

姚佩佩和小王赶紧掏出证件，递给他，那人看了看，还给了他们。又对坐在后排的谭功达道：“你！”

谭功达刚刚睡醒，大概一时还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他打着哈欠，将公文包搁在腿上，从里边取出证件，递给他。

“嗬，还是个县委书记。”那人笑了起来，露出了嘴里一排发黑的龋齿：“请问你有烟吗？”

谭功达愣了一下，很不情愿的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被压扁了的“大生产”递给他。那人把烟往嘴里一叼，小王赶紧替他点上火。那人深深的吸了两口，闭上眼睛，好一会才说，他们是省军区的，正在奉命协助公安部门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那人流里流气，神色暧昧，似乎故意将烟吐在佩佩的脸上，熏得她眼泪直流，她只得拼命的把脖子扭到一边。

“有点呛，是不是？”那人大声的咳嗽着，笑着问她，“你知不知道去上会的路该怎么走？”

姚佩佩只觉得脸上凉凉的，一时弄不清是雨点还是他的唾沫星子。姚秘书说，她从未听说过“上会”这个地名。小王也说不太清楚。那人将烟头在吉普车的反光镜上摁灭，砰的一声把车门撞上，抓起胸前的那枚哨子，塞到嘴里吹了一下。

吉普车通过哨卡之后，小王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对佩佩道：“我一看见戴红袖章的人，心里就直哆嗦，何况他们还带着枪，浑身上下都起了一层鸡毛蒜皮。”

小王又把成语用错了。他应该说“鸡皮疙瘩”才对。可佩佩的心里也像这雨天的阴霾一样，湿湿的，蒙着一层霉斑，没有心思去纠正他。这时，她忽听得谭功达在后面问了一句：“小王，你的成语比赛怎么样了？”

“县长您就别提了，”小王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第一轮我就被他们处之泰然了。”

怪不得小王成天狂练成语，原来他是在参加成语比赛呢！姚佩佩心里想。不过——

“什么叫做处之泰然？”姚佩佩不解地问。

小王道：“处之泰然你怎么不懂？就是被淘汰了。”

他们抵达普济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吉普车在普济车站附近拐入了一条泥泞不堪的土路，往前又开了一段，向左进入了一个又长又深的巷子，出了巷子往右，有一大片水塘。水塘的四周披挂着一丛一丛的连翘，开满了白色的小花朵。水塘对面就是一片粉墙黛瓦的幽深庭院。姚佩佩看见院门边远远地站着一簇人，最前面的那一位穿卡叽布中山装的，佩佩记得，就是上回见过面的高麻子。

汽车刚停稳，高麻子就带着几个乡干部围了过来，跟谭功达叙起了寒温。有一个自称叫孟四婶的女人见佩佩落了单，就走到她跟前，嘴里宝宝、宝宝的叫个不停。又是摸她的头发，又去捏她的手。姚佩佩想到自己都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还被对方称作“宝宝”，心里觉得莫名其妙。一时不知如何才好，吓得她直往小王身后躲。

小王悄悄地将她喊到一边，道：“这个孟四婶，老家住在长江中心的州上，那个地方的人，就是这个风俗。别说是二十岁，你就是七八十岁，他们为了表示亲热，都照样叫你宝宝。但反过来却不行，你不能叫他们宝宝，那是骂人的话。”

姚佩佩听得似懂非懂，好在那孟四婶已经放过了她，手里挎个竹篮子，到河边洗菜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高麻子不住地偷偷打量姚佩佩。他的眼角堆满了眼屎，多喝了几杯酒，说起话来也显得特别兴奋。姚佩佩被他盯得怪不自在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谭功达也有了几分醉意，喝到后来，就和高麻子划起拳来。

姚佩佩平常最厌恶男人在酒桌上划拳，没想到平常不苟言笑的谭县长竟然也深谙此道，心里倦倦的，有些不悦。高麻子再次用眼角的余光盯了佩佩一眼，借着浓浓的酒意，当着众人的面，对谭功达道：“县长果然好眼力，你是从哪里找出这么一个百里挑一的美人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

姚佩佩的心里猛地一惊，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心里说，这高麻子喝多了酒，一定是把我误认作白小娴了，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她见谭功达并无帮她解释的意思，一生气，便冷笑道：“高乡长，您恐怕是认错人了吧。”

她这一喊，高麻子也镇住了，眨巴着他那对绿豆老鼠眼，仿佛一时不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半晌才狐疑道：“没错呀，县长的未婚妻不是文工团的白小娴吗？可不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半个月前她们团来运河工地巡回演出，我还和她照过一张像呢，怎么会错？”

姚佩佩的脸更红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瞅着她。原来人家并没有说错，是自己自作多情。这高麻子，你说白小娴，可眼睛看着我干吗？佩佩又气、又急、又羞，笑又不是，不笑又不是，呆呆的望着满桌的人，不知所措。

看着一桌子的人都不说话，高麻子手里挥舞着酒瓶子，忽然指着姚佩佩，向身边的干部们介绍说：“这位是姚秘书，是谭县长的干女儿。当年她在洗澡堂卖筹子的时候被谭县长撞见，就把她调到县里。姚秘书，我说的对不对？”

佩佩一听见“洗澡堂卖筹子”几个字，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就把桌子给掀了。可毕竟碍着众人的面，又不能随便发作起来。她瞥了谭功达一眼，他正从孟四婶手里接过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在那使劲地擦脸呢。倒是司机小王机灵，一把从高麻子手里夺过酒瓶，笑道：“高乡长，你也少喝点，下午我们还要去工地挖土呢。”就这样，总算把他的话岔开了。

说不定在县长的心目中，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不懂事的小姑娘。佩佩心里不禁有几分悲凉。自己平白无故的受了这一番折辱，也怪不得别人，都是自己惹火上身。人家高麻子话里明明说了百里挑一的大美人，你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傻丫头，你也配吗？好端端的，多什么心呢？你又算得了个什么东西！还巴巴的用紫云英花地的阴影来占卜算命！

不过，人人都说白小娴漂亮，在男人们的口中，简直就是倾国倾城了。佩佩和羊杂碎曾在梅城中学礼堂门口撞见过她一回，看了半天，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服气。姚佩佩一个人坐在桌边想心事，越想越生气，等到孟四婶端着脸盆把桌上的碗筷都收拾干净了，她才蓦地发现原来满桌的人都散了，只剩她一个人在那儿发呆。

下午，谭功达在乡干部们的簇拥下要去运河工地劳动。小王过来催她，姚佩佩双手一抱脑袋，道：“我怎么觉得头痛得厉害？”

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崭新的铁锹，正往外走，听见佩佩喊头痛，就回过头来冷冰冰的对她说：“你要实在不想去，也别找借口，就在家呆着吧。”说完拖着铁锹出门去了。

姚佩佩本来也就这么一说，并没有不去的意思。经谭功达这么一抢白，她就是想跟着去也有点不合适了。她在心里恨死了这个谭功达，天知道他心里揣着什么鬼心思，自己刚才在酒桌上那么尴尬，佩佩满心希望谭功达前来“搭救”，他居然一句话也没说，假装没听见。她在心里暗暗发誓，等到回到县里，再也不搭理他了，一句话也不跟他说。可转念一想，你算是他什么人，你一辈子不理他，与他何干？只怕是自己憋了一肚子气，人家根本就不拿它当回事。

雨早已不下了，可是风却越刮越大。天上一堆一堆的云，杏黄色的，朝北飘，在院中投下灰暗的阴影。姚佩佩闲着没事，听着屋顶上呼呼的风声，心里空落落的。她去厨房帮着孟四婶洗碗，俩人在灶下说了一会儿话。孟四婶说，她家就住在隔壁，是临时被高麻子喊来替他们做饭的。“这房子几十年没住过人了，前些日子高乡长听说县长要回来，特地派人连夜收拾，墙上新刷的石灰水还没有干透呢。”她还说，高乡长和谭县长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人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

收拾完锅灶，孟四婶又在忙着替他们准备晚上的饭菜了。姚佩佩见自己也插不上手，就一个人走到屋外，满院子四处闲逛起来。这房子看上去的确有些年头了，院墙虽经修补，墙基却早已歪斜，上面爬满了白垩。天井里有一棵天竺，墙头挂着葛藤，让风一吹沙沙有声。院中有回廊和厅堂相连，左侧是一幢两层的厢房。楼上走廊上的雕花栏杆上，落着一只雨燕，肥肥的，缩着脖子看着她。后院要大得多，四周沿墙栽种着杂树。通往巷子的月亮门关着，对面是一排低矮的柴房，房檐下的碎砖石中长着一溜凤仙花。一条石砌小径通往倾颓的阁楼，阁楼边矗立着太湖石的假山。

一看到这幢阁楼，姚佩佩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可怎么看都觉得十分眼熟。沿着石阶往上，可以看到一个精致的六角凉亭，围有护栏。一张石桌，几张石凳，上面堆满了樟树的叶子，多年未经打扫。从这个凉亭里可以看见院子西边的一畦菜地，姚佩佩觉得这块菜地或许是原先的主人养花的地方，因为她发现菜地里有一座倒塌的荼糜架。小时候在静安寺的花园里，她们家也有这么一个荼糜架。

开到荼糜花事了。这是《红楼梦》中的诗句，也是妈妈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妈妈正对着梳妆台上的一面大圆镜梳头。姚佩佩背着书包去上学，临出门时，不知为什么，她担忧的回过头来看妈妈，恰好妈妈正巧也回过身看她。她的脸上泪痕狼藉，嘴角却挂着一绺奇怪的笑容。等到她放学回家，花园里，露台上，客厅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她看见殡仪馆的人把妈妈的尸体抬走了。她身上裹着白被单，裹得那么严实，只露出了一丛头发。家中的佣人转眼间都不见了。晚上她一个人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这个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家的客厅有多么大，多么空旷。她双手捂着脸，透过指缝，偷偷的打量妈妈上吊的那根房梁。南风从窗口吹进来，把客厅的枝形水晶吊灯吹得直晃。恐惧让她暂时忘掉了悲哀，她紧紧地攥着小拳头，似乎要攥进一个秘密的希望：爸爸的福特牌汽车随时会“哞哞”的叫着，一阵风似的开进花园，车灯把花园的铸铁卫矛照得雪亮。好在我还有一个爸爸。爸爸会随时回来。她这样想着，就睡着了。直道第二天上午，最先赶到的一个姨妈流着眼泪告诉她，爸爸在三天前已经在提篮桥被正法了。她想去爸爸的书房找一本《康熙字典》，去查查“正法”是什么意思，却发现房间的门上早已被人贴上了封条……

顺着石阶再往上就是阁楼了。门环上插着柳枝，被太阳晒瘪了，已经发了黑。大约是清明节用来避邪的，在上海也有这样的风俗，不过用的不是柳枝而是艾草。门是虚掩着的，轻轻一碰，它就开了。阁楼里有一张雕花木床，床的里侧还有抽屉。床上的被褥和蚊帐都是新的，有一股淡淡的棉布味。床头有一个五斗橱，靠墙一排红木书架，不过书架上空无一物。姚佩佩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身上懒懒的。因想到下午也无事可做，便和衣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到了上灯时分，小王才从工地上回来。孟四婶问他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小王也不答话，走到灶下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咕咚咕咚的灌了下去，抹了抹嘴唇，这才说：“县长到夏庄喝酒去了。”

姚佩佩已经早早吃过晚饭了，这会儿正在厨房里洗脸，听到谭功达去夏庄喝酒，便笑道：“他去夏庄喝什么酒？”

小王道：“我们几个从工地收工，正要往回走，就看见堤岸上来了一伙人，把我们当头拦住。一问，为首的就是夏庄新上任的白乡长，也就是咱们县长的大舅子，名叫白小虎的，几个人又拽又拉，把谭县长给拽走了。”

“这么说，那个白小娴原来是夏庄人？”佩佩问道。

“那还用问？”小王说，“他丈母娘，老丈人都来了。那丈母娘一见县长，上前不由分说，就去替他掸土，我当时跟在后面，不知究里，心里吃了一惊。心说哪里来的这么一个痴婆子，怎么一见县长，上来就乱打人呢。”

孟四婶笑得前仰后合：“平平常常的事，叫小王同志一说，还真滑稽。”

姚佩佩没有笑。她咬着嘴唇，脸也渐渐地变了色：“那你干嘛回来？蛮好跟着县长一块去开开荤。”

小王听见佩佩的话中含着讥讽之意，又不知她为何跟自己生气，只得陪着笑脸道：“他们倒是拉我去的，可我想到你一个人在家也怪冷清的，就回来了。”

“难为你这么费心！”佩佩挖苦道。

等到小王吃完饭，孟四婶炒了一盘隔年的南瓜子。三个人围着灶脚磕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一直等到后半夜，还不见县长回来。孟四婶道：“县长这时候不回来，兴许今晚就不会回来了。一定是喝多了酒，在丈母娘家住下了。”佩佩笑道：“要我说，他们蛮好再打个电话到文工团，把那个白小娴也叫回来，来个一锅烩，岂不更好！”

小王嘿嘿地笑着。孟四婶也抿嘴而笑，她偷偷地看了姚佩佩一眼，没有说话。

到了第二天，谭县长还没回来。高乡长和几个乡干部也都不见了踪影。小王劝了半天，硬是把姚佩佩拉到工地上去了：“你就是去装装样子也好。”

姚佩佩跟着几个媳妇、婆子挑了半天的土，累得腰酸背痛。佩佩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扁担刚刚挨到肩膀，她一缩脖子就滑了下来，一连三次都是如此，嘴里还说：“咦，我的肩膀怎么是滑的？”逗得村里的媳妇们笑成了一团。她们又让她去挖土，可任凭她怎样用力猛踩，那铁锹却是纹丝不动。最后，一个管事的妇女就把她派到堤岸上，和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发筹子。原来在农村干活，也要发筹子，每个人挑着土从河底爬上来，都要从老婆婆手里取一个竹筹，最后按筹子的多少计算工分。一看到那些涂着红漆的竹筹，姚佩佩心里一动，眼泪又下来了。

老太太看见姚佩佩一个人独自流泪，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事。开始的时候又不好贸然相劝，等到中午歇工的时候，老太太去伙夫那领了一只白馒头，掰开一半递给她，这才说道：“闺女，凡事你要往宽处想。碰上过不去的事，心就要硬起来。心硬起来，没有什么事过不去。我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叫日本人打死了，一个死在朝鲜，剩下的一个几个月前也得病死了。你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唉，熬着呗。”

说完，老婆子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姚佩佩又只得反过来劝她。

到了下午，姚佩佩推说身上酸痛，死活不肯去工地了，一个人又悄悄地溜到家中，上了阁楼，倒在床上蒙头大睡。

到了晚上，小王一回家，就嬉皮笑脸的对姚佩佩说：“咱们谭县长这回可真是乐不思蜀了呀。”

佩佩笑道：“别说，这个成语用在这儿很贴切，看来你总算开窍了。”

小王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上去很得意。过了一会儿，姚佩佩又道：“人家谭县长本来就是为了这门亲事而来，嘴上说来工地劳动，跟过去的皇帝亲耕一样，不过装装样子罢了。在丈母娘家热乎几天，也很平常，只是苦了我们两个。夹在当中，不尴不尬，碍手碍脚的。不如明天一早我们就回梅城去吧。”

小王随口道：“你这么说县长，真是以怨报德。昨天下午，在去工地的路上，谭县长还专门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我说，佩佩怎么忽然头痛起来了，要不要去请个大夫替她瞧瞧。”

姚佩佩听小王这么说，不知是真是假，低了头半天不作声，嘴上却道：“小王，你这个‘以怨报德’虽说用对了地方，却与事实不符。人家心心念念惦记着的是什么白呀黑的，咸呀淡的，哪里有心思管别人的死活！”小王见她不相信，就拍着胸脯发誓赌咒了一番，接着又道：“佩佩，我怎么觉得，县长有点怕你？”

“我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他怕我做什么？我也不会一口吃了他。”

“他倒不是怕你一个人。但凡年轻漂亮、妖里妖气的姑娘，他都怕。”说到这儿，一个人捂着嘴笑。姚佩佩在他身上拧了一把，正色道：“你这张小油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腔滑调的！”小王笑了一会，压低了声音道：“你难道没听说吗？咱们县长可是个有名的花痴呀。”

姚佩佩眼珠子一转，忽然道：“等县长一回来，我就把你这句话告诉他。”

小王吓得赶紧拽住姚佩佩的袖子，又摇又晃，连声求饶。姚佩佩罚他连叫三声姐姐，一声亲姐姐，小王只得依从。两个人正闹着，见孟四婶提着一只脚盆走进了厨房。孟四婶在脚盆里放了点热水，佩佩就坐在盆边脱鞋，同时推了小王一把：“你出去吧，我要洗脚了。”

小王心里想，洗个脚还要把人赶出去，这是为何？又不是洗澡！刚走到门口，又被姚佩佩给叫住了：“你明天走不走？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小王还以为她在开玩笑，回过头来笑着对她说：“脚丫子长在你自己腿上，又没人 用绳子拴着，你走好了。”说完扬长而去。

第二天天不亮，姚佩佩一个人早早地起了床，一路打听着来到了普济汽车站，坐第一班长途汽车离开了普济。

6

那天傍晚，夏庄的干部来到河堤上，请谭功达去喝酒。谭功达看见白小娴的家人也夹在其中，就有些不高兴，本想推托不去，可一想到白小娴，他的心又软了。自从今年正月他与小娴出了那档子事，谭功达一直觉得理亏心虚，在日记中大骂自己畜牲。好在白庭禹深明大义，从中斡旋，自己又一连给小娴写了六、七封悔过书，才哄得她回心转意，勉强与他恢复了来往。今见小娴的哥哥白小虎与未来的丈人、丈母娘都亲自来接，若是执意不去，日后在小娴的情面上也不好交待，想到这儿，便回过头去看了看高乡长：“麻子，你也一同去呗。”

高麻子平时就贪杯，一听说夏庄的人请喝酒，眼睛都有些发直，巴不得也跟了去。听县长一吩咐，忙道：“同去同去。”

说完，抖了抖身上的灰土，喜孜孜的搭着谭功达的肩膀，一路往夏庄去了。

他们抵达夏庄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谭功达在那伙人的簇拥下绕过一片水塘，走进了一条狭窄的甬道。这条甬道极幽深，两边都是砖垒的高墙。到了尽处，忽见一座轩昂的旧式门楼，门前趴着一对石狮子，檐下挂着三只大灯笼，被风吹得直晃悠。

走到院中，豁然开朗。只见檐廊曲折，亭阁处处。只是天色已晚，隐隐绰绰地看不太真切。谭功达笑道：“这个衙门倒是比县政府还要气派许多。”

白小虎一听，赶紧趋步上前，在谭功达的耳边介绍说：“区区乡政府，哪有钱来盖这么大个园子，这原是夏庄首富薛举人的私家园林。当年薛祖彦因组织反清的蜩蛄会，被满门抄斩，这所房子多少年来一直空着。乡政府的房子又破又旧，如今正在大修，今年春天才搬到这里临时办公。”

谭功达道：“乡政府的房子修好之后，你们仍旧搬回去。这个园子日后建个学校什么的，倒也合适。”

“那是那是。”白小虎一面说着，一面从衣兜里掏出个本子来记录。

说话间一行人已经来到了一处精致的房舍前，四周花木荫翳，古树参天，旁边还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荷塘。听白小虎说，这处房子原先是薛举人赏雨的地方。几个人刚刚落了座，热气腾腾的菜肴就端上来了，白小虎就忙着给谭县长斟酒。

谭功达因乡干部们“乡长乡长”地叫个不停，自己四下一望，并不见夏庄乡乡长孙长虹的半个人影，心中有些诧异，就随便问了一句：“你们这儿谁是乡长？”

席间顿时安静下来，乡干部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作声。半晌，一个年纪稍长的老者朗声道：“我们夏庄乡如今是白副乡长在主持工作。孙乡长身体有病，下不来床，已经在家中躺了好几个月了。”

谭功达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问道：“孙乡长得的是什么病？”

“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谭功达忽然想起来，白小娴的父母第一次登门相亲的时候，她母亲曾提出让大儿子出来做官，被谭功达一口拒绝，为此双方闹得不欢而散。时隔半年多，白小虎居然已经在夏庄乡主持工作了！更为严重的是，乡干部的任免，要由县常委会决定，这么大的事，自己怎么连一点风声也没听到？谭功达转过身来，瞪着白小虎，道：“你的副乡长是什么时候任命的？”

“今年春节过后，大概是二月中旬吧。”白小虎脸一红，嘴里支吾着。

“谁给你的任命？”谭功达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眼见得谭功达当场就要发作，高麻子赶紧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衣袖，端起酒杯：“喝酒喝酒。”

乡干部们也都纷纷举起酒杯：“喝酒喝酒。”

谭功达强捺住心头的火气，将杯中的酒干了，看着满桌的酒菜，呆呆地发愣。太过分！太过分了！白庭禹你狗日的太过分了。席间，白小虎一连三次举起酒杯来给县长敬酒，谭功达只装看不见，像木雕泥塑一般僵在那儿，不理不睬。白小虎更是满面通红，手里端着那杯酒，喝不下去却也放不下来，不知如何是好。乡干部们也都吓得大气不敢出，手足无措。

正在这时，小娴的妈妈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腰间系着一条围裙，早已从厨房赶了过来。她笑呵呵地走到谭功达身边，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劝道：“我们家小虎人老实，又没见过什么世面，如今抬举他做了个副乡长，也是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谭县长的信任。他有些不对的地方，还请谭县长多多教导。”

高麻子见状，赶紧低声对谭功达道：“若是按我们当地的风俗，丈母娘给女婿敬酒，就算是天大的礼数了，这酒你不能不喝。”

谭功达只得站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硬是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道了声谢，一饮而尽。那女人见谭功达脸色转缓，又用胳膊碰了碰他儿子，嘴里道：“县长你慢慢喝着，厨房那边还等着我去烧火呢。”说罢，一阵风似的走了。

说来也奇怪，那妇人走了以后，不论是白小虎还是别的什么人，但凡有人向他敬酒，谭功达既不推辞也不答话，端起酒杯就喝，仿佛一心只想把自己灌醉。高麻子知道谭功达心中气恨交加，积郁难排，当着众人的面，又不便劝止，见他一连喝了十二三杯，不免有些替他担心。只见谭功达目光飘忽，人在椅子上晃晃悠悠，眼看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勉强捱了一会儿，谭功达再也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酒桌上，昏昏睡去。白小虎和高麻子两人赶紧将他扶起来，带他到附近的客房休息。刚走到外面，谭功达就对着花坛要呕吐，呕了半天又吐不出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将他扶到房中，安顿他睡下。小娴的妈妈听说姑爷醉了，早已替他从厨房端了一杯酽茶来，一伙人忙了半天，直到谭功达在床上发出均匀的鼾声，这才悄悄离去。

第二天一早，谭功达从床上醒来，见太阳已经升高了。又听得窗户外面人声鼎沸，锣鼓阵阵，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因见高麻子正坐在一边抽烟，便问道：“麻子，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高麻子道：“今日是农历四月十五，正逢夏庄集场，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赶集。”

谭功达“噢”了一声，看了看高麻子，又瞥了旁边站着的白小虎一眼：“农村的集市，上面不是专门发了文，不让搞了吗？”

白小虎见谭功达走到窗下的脸盆架前，正要洗漱，早已趋到跟前，将一杆挤满牙膏的牙刷递到县长手中，谦卑地笑了笑：“这农村的集市是旧风俗，已延续几千年，若完全不让搞，恐怕也不现实。如今的供销社，生产资料供应严重匮乏。别的不说，到了收割的季节，农民要买把镰刀，都难上加难。我们几个乡干部一商量，决定搞一个社会主义新集市，除了生产资料的交换、日用品的买卖之外，我们还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表演队，在集市上表演，也算是移风易俗，古为今用吧。”

谭功达听他说话有条有理，看上去人也显得精神伶俐，办起事来似乎颇有决断，比起孙长虹那昏聩糊涂的窝囊废，的确不知强了多少倍。只是他的头发梳成主席像的样式，有点不伦不类。想到这儿，心中的火气顿时消了大半。

高麻子在一旁道：“白乡长昨天见你喝醉了酒，惟恐有个山高水低，放心不下，在你床边守了一夜，早上四点钟才走的。”

谭功达听高麻子这么说，想起昨晚的事来，心里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便对未来的大舅子笑了笑：“昨晚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怪白庭禹这个狗娘养的，这么大的事，他竟然连个口风都不漏给我。”

白小虎也笑了起来。他见谭功达洗完了脸，赶紧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雅致的白瓷小瓶，递给谭功达，谭功达看了看，用手一挡：“雪花膏？我不用这个。”

用过早餐，谭功达忽然来了兴致，对白小虎道：“我这就去见识见识你的新集市，怎么样？”

白小虎连声说好。自己在前面带路，乡干部簇拥在后，一行人走到院外，穿过那条阴暗的巷道，鱼贯而去。出了巷子，外面就是一大片水塘，岸边栽种着菖蒲和茭白。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坟包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集市沿塘而设，一直延伸到祠堂边的打谷场上，万头攒动，场面盛大。数不清的铁器、竹器、木器和各色农具沿路排开。祠堂边还搭有一个戏台，宣传队的演员们正在表演三句半，引得围观的人群不时发出哄笑。孩子们都爬在树上，连围墙上都站满了人。集市虽然热闹，却丝毫不见纷乱，乡里组织的民兵佩戴臂章，正在巡逻。

开始的时候白小虎还紧紧地跟着谭功达，碰到县长没见过的东西，他就逐一介绍：连枷、牛轭、空竹、会叫的风筝、鞋楦子……谭功达连连点头。一见到故乡的这些物件，谭功达心里还是觉得挺亲切的，可是不一会儿，他们俩就被人群冲散了。谭功达看见高麻子正在一个卖泥人的摊头前向他招手，就挤了过去。

“这个泥人挺好玩的，你要不要给小娴买一个？”高麻子道。

“她是本地人，从小见惯了这些玩意儿，哪里会稀罕！”谭功达把小泥人拿在手中，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管她见过没见过！你给她买了，也是你的一点意思。她见了保准眉开眼笑。”高麻子说。

经不住高麻子再三撺掇，谭功达问了问价钱，就给小娴买了一个。高麻子抢先替他付了钱，两人正要走，谭功达忽然又踅了回去。他在泥人摊上又挑了个一模一样的买了。

高麻子笑道：“若是买两个，须是不一样的才好。”

谭功达道：“这一个，送给姚秘书。她是上海人，没见过乡下这些土玩意儿。”高麻子抿嘴一笑，正要说什么，只见白小虎已经到了跟前，就没再言语。

逛完了集市，谭功达就召集乡村各级干部开了个会。高麻子虽是外乡人，也被邀列席。会议开到一半，孙长虹来了。虽说是已经过了清明，可孙长虹还是披着一件破旧棉袄，脸色蜡黄，看来果然病得不轻。散了会，谭功达将孙长虹单独留下来谈话。谭功达问他昨晚怎么不来，孙长虹两眼一翻，拢了拢袖子，恶声恶气地道：“我倒是眼巴巴的想来给县长大人接风，可人家不让啊！”

“谁不让你来？”

孙长虹将脖子一梗，没再说话。

这时，一个乡干部凑到谭功达耳畔，低声道：“孙长虹生的是肝病，腹水得厉害，传染性极强。”

谭功达转过身去，对孙长虹道：“你们乡，有一个名叫张金芳的，你认不认得？”

“怎么不认得？”孙长虹道，“她是我的外甥媳妇，住在水库附近的兴隆村。”

“她三天两头到县上来胡闹，搅得信访办鸡飞狗跳，影响极坏。你们既然是亲戚关系，见到她好好跟她说说。”

“说个屁，”孙长虹大嘴一咧，直着脖子嚷道：“脚长在她身上，她爱去哪儿去哪儿，犯不着我来管这鸡巴事。”说完将他那破棉袄掖了掖，转过身去，径自走了。

谭功达气得面皮紫涨，半天说不出话来。白小虎见孙长虹当面顶撞，弄得县长下不来台，便笑着安慰谭功达道：“反正他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县长犯不着跟他计较。”

可一听他这么说，谭功达又隐隐觉得有些刺心，不禁抬起头来，重新把白小虎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吃过中饭，谭功达和高麻子告辞回普济。白小虎领着一帮人，一直将他们送到村头的大柳树下，这才握手道别。

在返回普济的路上，高麻子一个人倒剪着双手，在麦陇中走得飞快。谭功达常年不走村路，加上昨晚醉了酒，身上有些倦怠渐渐的就有些撵不上他了。走了不到两华里，早已累得大气直喘。高麻子已经走到了一条湍急的溪流边，水上有一座小木桥，他在桥上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功达，我看你真的是变了。成天坐办公室，走个几步路，都累成这样。”

谭功达喘着气，骂道：“歇会再走，好不好？干嘛那么着急？是你们家的房子失了火还是怎的？”

清澈的溪水淙淙地流淌。成群的江鸥在桑林上空盘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养蜂人头戴面罩，正在帐篷前摆弄蜂箱。在他身后是大片起伏的坡地，开满了紫红色的小花。谭功达一屁股在溪边的茅草地上坐下，高麻子递给他一支烟。谭功达因见坡地上大片的红花，被阳光照得仿佛烧起来一般，便问道：

“那是什么花？”

“翘摇。”高麻子也找了个地方坐下，回答道：“又叫紫云英，我们当地人都叫它红花草。”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并不奇怪，”高麻子解释说，“五四年春上，鹤壁地委组织我们去花家舍参观，我见他们那儿漫山遍野都是这玩意儿，就向当地的老农讨了些种籽带回来。当时我也是看着这花惹人怜爱，带回来种着玩的，没想到它却救了一村人的性命。”

“这紫云英难道也可以入药？”

“入药？”高麻子白了谭功达一眼，“你作为一县之长，怎么倒像个武陵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知道这些年，梅城一县，饿死多少人？鹤壁一市五县，又饿死多少人？普济乡倒是没死人，可全靠这紫云英救的命。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你可别小看这小花小草，生命力极强。播下种子，雨水一淋，十天半个月就开花了。河边、田埂上、山坡上，哪儿都能长，刀割一茬，没几天又窜杆开花了。这玩意儿，猪能吃，牛能吃，人也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呢。我去年腌了两坛子，还没吃完呢，待会到了家，让你嫂子弄一点来下酒如何？”

“那最好。”谭功达道。

论年龄，高麻子比谭功达还要年长一岁。当年他在普济读过几年私塾，一直在新四军军部做文书。皖南事变之后，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就连夜赶到苏北，找到了谭功达，在他手下做了一名参谋。到了四八年，江南新四军改编时，他已经是团长了。刚一解放，高麻子要学那曾文正公功成身退，归隐田园，“百战归来再读书”，地委行署的聂凤至要调他到县里给谭功达做副手，他一口拒绝。回到普济之后，就与当地的一个农妇结了婚，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经不住谭功达软磨硬泡，才答应出来做了个乡长。

说起县上的事，谭功达一肚子苦水，不知从哪儿倒起。好端端的一件事，一旦到了自己手上，立刻就成了烂泥一团，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刚刚诉了几句苦，高麻子就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替你想想，倒真是够呛，别的不说，光就你身边那几个精明人，你恐怕就对付不了。白庭禹的手伸得太长；你亲自提拔的那一个呢，恐怕也靠不住。”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那一个”指的是谁，心里闷闷的。

“再说了，天上风云不测。”高麻子接着道，“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有人要学朱元璋，有人要做李自成。你在底下当个芝麻绿豆官，滋味肯定不好受。”

谭功达听他话中有话，不禁吃了一惊，朝四下里看了看，虽说不见人影，还是压低了声音，问道：“李自成怎样？朱元璋又怎样？”

高麻子将手里的烟蒂捏了捏，续上一支，道：“这李自成就不用说了，当年后金的大军逼近北京，大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闯王仓猝在陕西米脂起兵，在崇祯帝的后脊梁上狠狠扎下一刀。你说他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救大明吗？虽说攻下了西安城，他不是立刻就改西安为长安，做起那大顺帝来了吗？再说他手下那一帮人物，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还不是图个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可一旦分封既定，夙愿已足，却偏偏有人要给他来个托洛斯基式的‘不断革命’，你说这伙人受得了吗？这一流的人物，史不绝书，大多目光短浅，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区区一个书生李岩，又能顶个什么用！

“可朱元璋就不一样了，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口号中，他的志向可见一斑，一旦做了皇帝，河清海晏，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眼光、胸怀又未免过于远大了些。他要那天下江山，千秋万代都姓了朱，永不变色。手底下的那二十四员悍将，没有一个看得顺眼。胡惟庸是怎么死的？李善长又是怎么死的？洪武帝为何又废除宰相一职？修竣法，严吏治，天下山河都入梦中……哎，我说的这些话，你可听得懂？

“不过，最可笑的，这世上还有一类人。本是苦出身，却不思饮食布帛，反求海市蜃景。又是修大坝，又是挖运河，建沼气，也做起那天下大同的桃花梦来。”

高麻子前面说了这一大段，絮絮叨叨，谭功达听得似懂非懂，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可到了后来，谭功达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这家伙，原来是变着法儿骂人哪。”

高麻子从地上站了起来，拍拍屁股：“随便说说，不足为训。”

谭功达虽然意犹未尽，也只得把手中的烟头在地上掐灭，站起身来。两人过了木桥，沿着桑林中的一条羊肠小径，朝普济走去。

一路上，谭功达旧事重提，问高麻子愿不愿意来县里工作：“你可以屈尊先做一年的民政科长，过度一下。来年再进入县委常委的班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地委的聂书记也多次这么建议过。”

高麻子小心地替谭功达拨开纷披的桑枝，没有理会他刚才的话，只是道：“老虎的身体也不好，身上有旧伤，又有哮喘病，嘴里的牙齿都让大夫给拔光了。去年春节我专门到鹤壁去看过他。他的记性也大不如从前了，人也有些颓唐。只要他在位子上待一天，你还可以放心做你的县长，可俗话说得好，荷尽已无擎雨盖，他那边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以后的情形就不好说了。凡事都要有个长远考虑。”

谭功达抢过话来，再次劝道：“就因为这样，我才想着调你上来，给我搭把手。”

高麻子忽然站住了，转过身来，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谭功达，半天才说：“我还不是为你好吗？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万一你在县里出了什么事，我这里好歹还有你的一个容身之处。普济是咱们的根据地，大后方不能轻易丢掉。”这话一出口，两个人都有些伤感，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低着头出了桑林，一路无话。

快到村头的时候，高麻子也许觉得气氛过于压抑，便拍了拍谭功达的肩，笑道：“你的那个从上海来的秘书，她叫什么来着？”

“姚佩佩。”

“对对对，姚佩佩，”高麻子道，“这个姚佩佩，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怎么觉得，这孩子，对你倒是一往情深呢。”

谭功达一愣，急道：“你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哪有这事？”

“怎么是瞎说？”高麻子不依不饶，“那天中午你们刚到的时候，在酒桌上，我提起白小娴，你瞧瞧她那反应！虽然善于掩饰，可在我的眼中，她倒是一览无余。”

“人家哪有这意思，你不要胡说。”谭功达虽然假作恼怒，可咧开的嘴却怎么也合不拢。

“万无一失。”高麻子道，“我没别的本事，可是看人还是有一套的。论长相，她倒是一点也不比白小娴差，若说聪慧灵秀之气，更是小娴不及。要是在旧社会，我就要劝你两个人一起收了。”说完高麻子哈哈大笑。

“什么乱七八糟的！”谭功达笑道，“我跟你说正经事，你就不搭茬，说起这些没边的事来，倒是浑身是劲，我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放着这么一个花容月貌的妙人在身边，整天在一个办公室同进同出，你敢说你就没动过半点心思？你若对她没有一点心思，怎么会好端端得记得在集市上买个泥人送给她？鬼才相信呢！只怕是妖桃秾李，一时难以取舍吧。功达兄，我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说说怕什么呀，我又没逼着你去娶她。”

一番话，说得谭功达心里七上八下，满腔的熔岩铁水似乎就要喷薄而出。

7

姚佩佩回到梅城，在家里歇了两天。第三天一早，因在家中实在无聊，又懒懒地到县里去上班。县里的干部们下乡去还没回来，整座办公楼仍然空空荡荡。姚佩佩到四楼杨福妹的办公桌前晃了一晃，好让对方知道她来上班了。随后，她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闷坐了一个上午，又觉得百无聊赖，心中不免有些后悔，不该一个人赌傻气跑回梅城来。谭功达从夏庄回来，一见自己不在，心里会怎么想？人家好端端的，没招你，没惹你，你赌什么气呢？自己这一走，倒是很容易让对方看穿自己心里藏着的那点阴暗的东西，说不定还会一个人偷偷地发笑，笑完了之后还会把它告诉白小娴。一想到谭功达和白小娴拍拍打打地取笑自己的样子，佩佩不觉又怒火中烧。真是神经病！这么瞎折腾，何苦呢？

她忽然想到自己好长时间没有见到羊杂碎了，不知道她最近怎么样了，便锁上房门，到了楼下，沿着空无一人的楼道，朝多种经营办公室走去。

隔着玻璃窗，姚秘书看见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手里捏着一把塑料尺子，正趴在桌上画图。汤雅莉曾对自己报怨说，她的胖领导怎么看都像一只蛤蟆。姚佩佩细细一打量，还真有点像。而且这女人嘴角长着一圈又黑又密的汗毛，怪不得羊杂碎成天背地里叫她小胡子。她的确是太胖了，一说话，嘴里就泛出蜂鸣声，要是冷不防咳嗽一下，一身的白肉就会剧烈地颤抖起来，经久不息。小胡子常常去佩佩的办公室，给县长送材料和各种报表，对佩佩倒也挺客气。

她告诉姚佩佩，汤雅莉已经一个多月没来上班了。既没请过假，也没有提交什么辞职报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还专门派人去汤雅莉家走访过一次，也没见到她本人：“她家里人叽里咕噜的跟我们派去的同志胡乱比划了一通，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假如到了本月底，她如果还不回县里来上班，按规定一定要被除名。到那时，我们也帮不上她什么忙。”

小胡子嗓门很大，脸上有几分凶悍，但说起话来倒也通情达理，并不像汤雅莉描述的那样蛮横。姚佩佩问她能不能抄一下汤雅莉家的地址，小胡子就从满桌的图纸底下翻出一个通讯簿来，随手扯下一页日历，在反面写了一个地址，递给她，又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就坐下来喝杯茶，我这里有上好的梅家坞龙井。”

姚佩佩见对方已经拉开了抽屉，取出了茶叶罐子，只得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那茶泡出来，泛出焦叶粗梗，色泽像酱油汤一般浑浊，尝了一口，又苦又涩。这哪是什么梅家坞龙井，分明是陈年的树叶子！可嘴里仍不住的道：“好茶好茶。我这辈子还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呢。”说得小胡子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面色也变得慈祥起来。她把手里的那个茶叶罐子往佩佩的手里一塞，道：“你要喜欢喝，就拿回去吧。我平常不怎么喝茶。这么好的东西，搁在我这儿倒是可惜了。”姚佩佩推让了半天，拗不过她，只得收了，一迭声地道了谢，告辞而去。

汤雅莉的家住在城南下河沿的乱葬岗一带。过去一直是处决犯人的法场，最近县政府正打算在那儿修建一座火葬场和一个看守所。长江屡经改道，形成了一堎堎的沙丘，河汊密布，杂树阴森。姚佩佩按着信封上的地址，很快在一个大水闸的边上找到了汤雅莉的家。

一进屋，姚佩佩就闻到了一股新鲜的竹香。早听雅莉说她父亲是个篾匠，手比女人还巧。她曾送给佩佩一只精致的蝈蝈笼子。屋子里光线阴暗，墙边堆满了竹器，篮子、筛子、匾子、笼屉，什么都有。一个五十上下的男人，腰间围着一块白布围裙，手执一把竹刀，赤着双脚，正蹲在地上破篾编席子呢。一根长长的青竹到了他的手里就像变戏法似的，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无数条细匀柔软的篾条来。他的十个手指上都缠着橡皮膏，连看都不看佩佩一眼，仿佛没有注意到她从外面进来。姚佩佩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想了半天，竟然叫他“汤雅莉的爸爸”，连自己都觉得不伦不类。她说是来找雅莉的，那男人头也不抬，半天才说：“她不在家。”

佩佩又问他：“雅莉究竟出了什么事？怎么一个多月不去单位上班？”

“她不在家。”还是这句话。

随后，他从地上爬起来，拿着那把竹刀，拖上鞋，揭开门帘进里屋去了。不一会儿，就从里面传来了唰唰的磨刀声。

姚佩佩从雅莉家出来，沿着河岸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忽听得背后有人在叫她“宝宝”。她回过头，看见雅莉的父亲正在门口向她招手呢。佩佩赶紧返身往回走，那男人领着她进了屋，踮着脚，绕开地上的那张快要编好的竹席，走进里屋。那男人什么话也没说，指了指墙边搁着的一张梯子，然后带上门出去了。

原来上面还有一层木板搭成的阁楼！姚佩佩顺着窄窄的木梯往上爬，很快就看见楼板上搁着一架纺车，墙洞里点着一盏美孚灯。汤雅莉身上裹着一条薄被，头上扎着一块白布，正半靠在墙边，冲着她笑。

“该死的羊杂碎，你搞什么鬼！”姚佩佩骂道。话没说完，就“哎哟”一声，脑袋早已重重地撞在了房顶的梁上。

汤雅莉连喊“小心”，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汤雅莉往里挪了挪身子，让佩佩和自己并排坐下来。她撸起佩佩的头发凑在灯前看了看，笑道：“还好，没给撞破。”

佩佩余怒未消，一把将她推开，叫道：“你发什么神经？这么长时间不去上班，一个人躲在阁上，坐月子呢？”

汤雅莉只是笑。她从枕头边摸出一只桔子来，剥去皮，递给姚佩佩。佩佩一扭身，不去搭理她，嘴里道：“我再也不理你了，刚才我在外面盘问了你爹好半天，你在阁楼上怎么会听不见？你爹也是爱搭理不爱搭理的，害得我差一点白跑一趟。”

“我爹这个人，脾气怪得很，你别见怪，他是谁都不理的。就是我，要跟他正经说句话，也不太容易。”

“你爸爸老家是不是在洲上？”

“你怎么知道？”

“他刚才叫我宝宝。”

“那地方人就是见到毛主席，也是要叫他宝宝的。”

汤雅莉说，她父亲十多岁就从洲上出来，在梅城开了一家竹器店，可49年一解放，竹器店就关门了，这些年就连摆个小摊政府也不允许，她父亲只好偷偷地在家里编些篮、筛、笼、匾，每逢江北集市的时候，天不亮就挑出去卖。有时碰到县里的巡防大队，就把他的竹器担子整个抛到江中……

“哎，你先别扯那么远。这么长时间你窝在家里，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姚佩佩不知不觉已经把那只桔子拿在手中，掰下一片放在嘴里。

“刚才你不都说了吗？”汤雅莉道，“坐月子呗。”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了，你病了吗？生的是什么病？”

“我没病，”汤雅莉仍然嘻嘻哈哈的：“不骗你，我真的有孩子了。”

姚佩佩转过身去，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起初还以为她在逗自己开心，因为雅莉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可雅莉笑着笑着脸色就变了，眼泪止不住地从脸上滚落下来，似乎不像是在说谎。姚佩佩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吓了一大跳。

“怎么搞的？你在说什么呀？你，你有男人了吗？孩子呢？你，遇到了坏人？”佩佩紧紧地拽住雅莉的一只胳膊，着急地问道。

汤雅莉半天不吭气，一个人静静地流着眼泪。过了很久才囔着鼻子道：“你这个人呀，我最烦了。什么事情都要问！刚才我听见你在隔壁跟我爹说话，心里就犹豫着要不要喊你一声。可咱俩一见面，你免不了要刨根问底，问这问那。我只得把心硬了硬，没作声，可等到你出去了，心里又想着跟你见一面，就让我爹追出去，把你叫回来。”说着把姚佩佩抱着的那只手抽了出来，翻了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无声地哭泣。

佩佩这时也没了主意，也不敢追着问她，只得伏在她身上，陪着她一块流泪：“我这么急着来找你，也不为别的，你们主任说，到月底再不去县里上班，他们就要给你除名了。”

“不要紧，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就去上班。”汤雅莉说，“我们两个人姐妹一场，贴心贴肺的，按理说我有个什么事，也不该瞒着你，可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保证吓你一跟头。你这个人比不得我，没事的时候就疑神疑鬼的，白白的让你跟着担心，何苦来呢。”

正在这时，忽听得楼下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听上去也是洲上口音。汤雅莉起身理了理额角的头发，对佩佩道：“没关系，是我娘回来了。刚才我让她去供销社替我买纸去了。”

“什么纸？”

“我下面还有点淋漓不断，要垫纸。不过今天已经好多了。”

不一会的工夫，雅莉的娘端着一碗红枣汤，到阁楼上来了。她微笑地望着佩佩，将碗递到佩佩的手中，红枣里还有一只剥好的鸡蛋。姚佩佩推托了半天，最后又把碗递给汤雅莉。

“这是我娘特意给你做的，你就吃了吧，我这段时间，闻到枣汤的味儿就忍不住要呕吐。”

佩佩只喝了两口汤，就把碗搁下了，对汤雅莉说：“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

“走？你着什么急？好不容易见个面，咱俩好好坐着说说话吧。”

姚佩佩知道，汤雅莉是个直性子，最憋不住话。你若是向她打听一件事，她总是拿腔拿调，故意吊你的胃口，不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她是不肯吐露半个字的，可你若是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她自己一会儿就憋不住了，你不听她说还不行呢。

果然，汤雅莉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包飞马牌香烟，抖出一支来，叼在嘴上，凑近美孚灯的玻璃灯罩，点着了火，一连吸了好几口，这才道：“佩佩，你得赔我们家一百斤山芋。”

“山芋？什么山芋？”

“就是白薯，北方人也叫它地瓜。”汤雅莉笑道。

“我什么时候欠你们家这么多山芋？”姚佩佩不知究竟，睁大了眼睛问道。

“我的这件倒霉事，说到底还是因你而起。”

“我？”

“没错。”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待会儿你就会明白的。”雅莉看了看手里夹着的香烟，道：“这烟味道真好，你要不要也来一根？”

“哎呀，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山芋，一会香烟，卖什么关子。”佩佩看起来可真是有点急了，她一急，雅莉反而故作神秘，望着她只是笑。

“你还笑！这事要换作我，吓都吓死了。你还笑！还像男人一样抽烟！简直是个流氓。”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春天我们俩一起在四楼的大会议厅开会？”

“记得呀。”

“就是金玉来的那次。那天你迟到了，进门的时候大家都在唱《国际歌》，等到唱完歌，谭县长请大家坐下，你就找不到椅子了，一个人傻乎乎地站在那儿……”

“我当然记得，可那又怎么了呢？”姚佩佩一听到金玉的名字，总觉得这个人有点阴鸷，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一个人站在那儿，鹤立鸡群，左顾右盼，可有人就在暗中盯上你了。这个人，还用得着我告诉你他的名字吗？”汤雅莉看见姚佩佩浑身抖得厉害，就像打摆子似的，就把手里吸剩的烟屁股递给她，姚佩佩不由自主地接了过来，像模像样地吸了两口。

“我招呼你坐到我的边上来，事情就坏在那一刻。”汤雅莉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大伙都在鼓掌，目送省领导离开。会场上乱哄哄的，金秘书长就凑到钱大钧的耳边道：‘那个长得很白的小妮子，倒是满标致的，她叫什么名字？’你别生气，她当时的确就是这么说的。钱大钧，你想想，是个多么聪明的人，可这会也不知道金秘书长指的是谁，便对金玉说：‘首长，您指的是谁？’金玉就用手朝咱俩坐着的方向胡乱那么一指，钱大钧就误以为是我。当天下午就找我谈话去了，你说这不是引火烧身是什么？”

姚佩佩满脸惊骇，脸气得通红，手脚冰冷，目光躲躲闪闪，连呼吸也变得短促起来，根本不敢去看雅莉的脸。

汤雅莉说，那天中午在食堂，吃完忆苦饭，她就把钱大钧约她谈话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第二天中午想起来这回事来，就赶紧来到钱大钧的办公室。他刚刚升了官，正忙着和杨福妹办交接呢，看到雅莉进来，就向她挥挥手：“我这里正乱着呢，你下午五点半再来吧。”

到了下午快六点的时候，办公楼里的人都下了班。钱大钧坐在一张藤椅上，一只脚搁在茶几上，正在那儿看报纸，见汤雅莉推门进来，只说了一个字：“坐。”接着，把那张报纸从脸上移开，一动不动地盯着汤雅莉打量，脸上似笑非笑。一直等到汤雅莉面红气喘，把头深深地埋下去，钱大钧这才从椅子上翻身坐起，将报纸随手一丢，道：“走，我们吃饭去。”

汤雅莉见对方说得那么斩钉截铁，根本就没有任何推托的机会，只得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找了个静僻的饭馆，两人坐下来吃饭。钱大钧要了一瓶烧酒，不容分说，也给汤雅莉斟了一杯。汤雅莉道：“钱县长找我有什么事？”钱大钧笑了笑，端起酒杯道：“来，我们先干了这一杯。”汤雅莉嘴上连连推托，手却将酒杯端了起来，还没有沾到嘴唇，人就先晕乎乎地飘了起来，好像突然之间就失去了重量。钱大钧直勾勾地看着她，压低了声音，喃喃地说：“雅莉，你是能够保守秘密的，对吗？”汤雅莉的目光一下子就慌乱起来，使劲地点了点头：“大概，可以吧。”

接下来，钱大钧就把金秘书长如何相中了一位白皮肤的女孩，而他又如何误认为是汤雅莉，后来又如何打电话跟金秘书长核实，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末了，钱大钧猥亵地笑了笑：“原来金秘书长看中的不是你，而是最后走进会场的那个人。”

没等钱大钧把话说完，汤雅莉早已魂飞魄散，她做梦也没想到，在德高望重的领导们之间，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更没想到，钱大钧会把这么隐秘的事，向她这样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和盘托出。不过，一听说弄错了人，她心里倒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免又有些替佩佩担心。

汤雅莉喝了两口酒，胆子也渐渐的壮了，便也开玩笑似的对钱大钧道：“既然是弄错了，钱县长干嘛还要约我来谈话呢？”言下之意，你们直接去找佩佩不就得了吗？

钱大钧转身朝四周看了看，见没有闲人，嘴角就堆起浮浪的笑容，大着胆子道：“那是因为，并不是只有金秘书长一个人喜欢白皮肤的姑娘，而且白皮肤的姑娘也不只是姚佩佩一个。这就叫无心插柳----”

“柳成荫！”汤雅莉傻乎乎地接话道。

她冷不防这一接话，害得钱大钧笑得连鼻涕都流了出来。

汤雅莉说，那天深夜，她一个人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中，觉得什么都变了。这个世界跟过去再也不一样了，想想就有些伤心。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短裤上的血迹，伏在枕头上哭了一个晚上。可快天亮的时候，她又有些想他。她想着钱大钧在她耳边说的那些下流话，奇怪的是，这些话让她害臊，让她的心怦怦直跳，可也使她觉得有点污秽的甜蜜。

第二天一早，汤雅莉红肿着双眼去县里上班。一进办公室，就看见钱大钧正跷着二郎腿，和小胡子领导谈话呢。她记得那天他们在说淡水养珍珠的事。钱大钧这个人，特别会装蒜，连正眼都不朝汤雅莉瞧一眼，一直坐到九点半才离开。临走前，他假装刚刚看见汤雅莉的样子，特地走到汤雅莉的跟前，笑道：“哎，小同志，你今天的气色可不太好，怎么搞的？”

汤雅莉正在往杯子里倒水，心里一慌，就拿着茶杯盖子要去盖水瓶。

“昨天被一只狗咬了，一宿没睡。”汤雅莉稳了稳心神，漠然答道。

钱大钧关切地问道：“被狗咬了倒没事，就怕是疯狗。让大夫瞧过没有？我劝你赶紧去医院消消毒，打个预防针什么的，确保万无一失。”

“没事没事。”雅莉这么一说，心里觉得十分窝囊。钱大钧来到她们办公室，明摆着是担心她出事，来探听风声的。她这么一说，倒似乎是在宽慰对方似的，心里不住地骂自己下贱。钱大钧莞尔一笑，拉开门出去了。

他前脚刚走，就听见小胡子主任对办公室的老陈道：“钱副县长今天也不知怎么回事，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就像是在梦游似的。我跟他说在长江口养点珍珠，他竟然说：‘养猪？长江里怎么能养猪？’”

中午的时候，钱大钧给她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约她晚上在老地方见面。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没等雅莉答复，就把电话给挂了。

他所说的老地方，指的就是城郊的甘露亭。钱大钧在甘露亭旁边的一个村庄里有一所带天井、有院落的房子。这房子原先是他舅舅的私产，舅舅去世后，两个老表都去了台湾。房子虽说划归县里，但一直由他代管。

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在心里骂着钱大钧。可骂归骂，到了下班的时间，却迟迟没有离开，心里又挣扎起来，最后还是稀里糊涂地去了。由于担心过了约会时间，钱大钧也许会误以为她失约，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在路上飞跑起来。钱大钧见她满头大汗地出现在甘露亭外的马路上，就从树林背后闪了出来，看了看表，笑道：“你到底还是来了，不怕我这个疯狗再咬你一口？”

从那以后，钱大钧和汤雅莉隔三差五的到甘露亭约会。不过他们从来不在那过夜，大钧担心田小凤会起疑心。时间一长，钱大钧甚至都用不着次次给她打电话了。有时候在路上遇见了，他只要使个眼色，汤雅莉就会屁颠屁颠地跑去跟他约会。渐渐地，她对钱大钧竟有了深深的依恋之感，只要一个礼拜见不到他，整个人就快要疯了。最后，汤雅莉竟然央求钱大钧给她配一把钥匙，钱大钧爽快地答应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有点下贱？”汤雅莉对姚佩佩道。

“你还好意思说‘有点’，呸！”姚佩佩怒道，“不过丑话说前头，我可不管你这摊烂事，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可别说得这么轻松。要不要脸，我的事反正就这样了。你呢？你的事还没开始呢。”

姚佩佩的脸立刻阴沉下来，心里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雅莉接着说，她今年过完年就没来月经，又熬了一个月，还是没来，她就慌了。也找不到个人商量。去找钱大钧吧，他倒不当一回事，只是说：“这好办，我在县医院替你安排个大夫，二十分钟就解决了。”可汤雅莉不愿意去县医院，万一要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她就什么都完了。她最不愿意将这件事情让母亲知道，可到了最后，眼看就熬不过去了，也只有去折磨一下自己的老娘了。她把这事跟母亲一说，她娘反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身子一歪，立刻大哭大喊起来，躺在地上乱踢乱滚。

她的父亲呢，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水缸边，要把她摁在水缸里闷死。眼见得要出事，她娘也不在地上滚了，又去抱丈夫的腿，一家人闹了一个上午。最后，她爹扔下她，从屋外找了一把明晃晃的竹刀，对汤雅莉吼道：“告诉我那个畜牲是谁，我这就去把他杀了来！”

汤雅莉眼看着瞒不下去了，只得说出了钱大钧的名字。说来也奇怪，她父亲一听见“钱大钧”三个字，就像中了魔法似的，立刻就安静了下来，也不叫也不闹，该干嘛干嘛去了。她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渐渐地脸上反倒有了一丝欣喜。整整一个晚上，她睡在雅莉身边，缠着她问这问那。

到了第二天，家里来了一位亲戚，母亲竟然还旁敲侧击地问道：“她大姑，在这新社会，当官的还兴不兴娶二房？”一听母亲这样说，雅莉心里就像刀割的一般，觉得十分凄凉。后来，母亲从乡下老家请来了一位老郎中，七弄八弄就替她把孩子打下来了。临走前，那郎中道：“钱我就不要了，你们给我一百斤山芋就行了。”

汤雅莉说，孩子打掉之后，她妈妈趁着端汤倒水服侍她的间歇，成天琢磨着从她嘴里套话。在雅莉看来，母亲的那点鬼心思既天真，又愚不可及。母亲说，“钱副县长既然决定跟你好，家里那个黄脸婆怎么办？她是不是打算跟田小凤离婚呢？”母亲竟然也知道钱大钧的妻子叫田小凤，天知道她是从哪里打听出来的！她又缠着雅莉，问她能不能安排跟钱副县长见个面，让他们“好好谈谈”，汤雅莉被她逼急了，心一横，就对她母亲吼道：“你这老不死的，再这样胡搅蛮缠，弄得我火了，索性一把火把这破庙烧个干干净净。”

母亲吓得一哆嗦，差点没把油灯打翻。她呆呆的看了女儿一眼，一声不吭地走了。

“她现在什么都不敢多说一句，她有点怕我。”汤雅莉笑道。

“你这叫‘扳住门框子狠’！对钱大钧俯首低眉，任人宰割、作践，可折磨起自己的爹娘来，倒是浑身的本事！”

“我哪里忍心折磨她？我担心她异想天开，到处瞎掺合，要是再生出点别的事来，我可真是没活路了。”

“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过一天算一天呗。这种事你就是把脑袋想穿了，又有什么用？要是哪一天他对我厌烦了，我就随便找个什么人嫁了就是。”

汤雅莉呆呆地望着壁龛里的灯出神。她说，她过去最大的梦想，是嫁给一名空军飞行员，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她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自从孩子被打掉了之后，也不知为什么，她的心突然变硬了。

从汤雅莉家出来，姚佩佩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河边的杂货铺买一包“大生产”牌的香烟。她胡乱地撕开香烟的锡箔封口，抽出一支点上，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大步流星沿着河岸往前走，引得过往的行人全都驻足观望。

姚佩佩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一眼就看到了那辆溅满了泥水的吉普车。她知道谭功达已经从乡下回来了。

司机小王正和门房的常老头蹲在地上聊天。一见姚佩佩，小王赶紧站起身来，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姚佩佩笑道：“谭县长从夏庄回来，看到我没打声招呼就溜了，一定大发雷霆了吧？”

“物极必反，”小王道，“他不仅没有骂你，而且还给你带回了一样礼物。”

“你应当说‘恰恰相反’，”佩佩道，“他给我带了件什么礼物？”

“是夏庄当地的小泥人，没有穿裤子的那种。”

“呸，谁稀罕那玩意！”

姚佩佩低声骂了一句，一个人转身走了。

8

太慢了！梅城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太慢了！

临近的长洲县已率先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还等什么？天地翻覆，光阴流转，革命形势瞬息万变。革命不是老牛破车，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长江对岸的甸上乡，如今已改名东方红人民公社。革命形势一日千里，所到之处，红旗翻卷如海，歌声响彻云霄，人民群众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无比自豪，无比幸福，无比激动！啊，小鸟在歌唱！饿死几个人怕什么？我们有六亿人，才死掉十来个，能算个什么事？死了几个人，我们就驻足观望啦？就止步不前啦？就被吓破了胆了吗？

可是让我们来看看梅城。梅城县党委一班人，脑子里生了锈，思想上长了霉，爬满了白蛆。看来得用铲子铲一铲，用刷子刷一刷，用砂子磨一磨，还要用“666”药水喷一喷，彻底地消消毒，非得下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脱胎换骨的功夫不可……

从夏庄集市上买回来的那两只泥人，由于吉普车长途颠簸，到了梅城，谭功达就发现碎了一只。可他吃不准碎掉的究竟是送给白小娴的那一只，还是送给姚佩佩的那一只。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谭功达从梅城回来后，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和小娴联系了。白庭禹瞒着自己安排他的侄子白小虎代理乡长这件事，给了谭功达太大的刺激。高麻子说他手伸得太长，看来的确如此。假如他和白小娴结了婚，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日后许多事情就说不清了。白庭禹那么热心地掺和他和小娴的事，也并非没有他的深思熟虑。他还没有想好如何面对白庭禹。直接摊牌当然不行，白庭禹这个人，成天笑嘻嘻的，像个泥鳅一样滑，城府极深，往往是你开口还没说上两句话，他已经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不会给你留下任何把柄。

谭功达把白小娴晾了几个星期，小娴的激烈反应大大出乎谭功达的预料。这也再一次让他认识到，恋爱这件事是多么的诡异复杂！谭功达沉默了两三个星期之后，小娴主动给他打电话约会，一连三次，谭功达都硬着头皮拒绝了。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冷漠和鲁莽反而点燃了对方的激情，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她开始隔一天给谭功达写一封信，到了后来，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封。最后，她寄来的信中标明了写信的具体时间。有时一封信上竟有六、七个小段，分别是在六、七个不同时段里写成的。

仔细研究她的来信，谭功达很容易计算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果：从凌晨到午夜，除了每天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外，她竟然是无时无刻不在写信。而且谭功达还这样设想，白小娴用来睡觉的那四五个小时，说不定也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或者因为思念过度而泪不能禁……这样一路想下去，虽说对小娴的处境有几分担忧，但自己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去办公室上班，姚秘书将电话记录单递给他看，竟然十有八九是从文工团打来的。到了六月底，文工团的团长本人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说白小娴近来神思恍惚，目光呆滞，似乎受到了什么巨大刺激。而且，据她宿舍的同学反映，她和谁都不说话，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最近又威胁说要绝食，不知怎么搞的。接完电话，谭功达的整个身子都软了。静下心来一想，自己的行为太孩子气了。心里对白庭禹有气，却去如此残酷地折磨一个无辜的女孩，这算是他娘的怎么一回事呢！而且自己也没说过跟人家一刀两断，这样不清不楚，弄得人家寻死觅活的，实在不是个事。因此谭功达就打算约白小娴好好谈一次，可他又担心他与白小娴一见面，小娴泪眼婆娑这么一哭，自己说不定又要把持不住。

他想给她写封信。可是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撕，撕了又写，到天亮还没写完。一想到这么一个活泼美丽的女孩子从此以后与自己形同陌路，想着就有点揪心。看起来是在写一封信，实际上是在跟生命中什么最珍贵、最隐秘的东西彻底诀别。他把白小娴的信找来仔仔细细地读了又读，最后自己也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说，这么一闹，他倒是明白了对方的真心。他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想着想着，又记起高麻子在河边跟他说过的那番话来，他的眼前再一次浮现出佩佩那张脸来。要是小娴换作了姚佩佩，那情形又将如何？他被自己的这个丑恶的念头吓得一身冷汗，不敢再想下去。往窗外一看，原来天已经大亮了。要是世上没有女人，没有复杂的男女之情，那该多么太平！桌上摆着的那个小泥人，正冲着他笑。

第二天上午，谭功达找了几个科委的年轻干部谈话，商量“村村通公路”的计划。随后，他又去了沼气试验站，听取了攻关小组的汇报。回到办公室，发现楼上楼下空无一人，这才想起来，今天原来是礼拜六。他打算早点回家，好好睡上一觉。走到大门口，迎面看见老徐穿着一件白背心，脖子上搭着一条湿毛巾，顶着炎炎的烈日，从外面走进来。

“我是特为来找你的，”老徐道：“家里来客人了。”

“什么客人？谁来找我？”

“还会是谁呢！”老徐向他诡秘地一笑，又拍了拍自行车的后座，道：“你坐我车后头，我驮你回去。

谭功达跳上老徐的车，俩人弯弯扭扭地走了。老徐告诉他，白小娴吃中饭的时候就来了，进不了门，就站在院子外面的毒太阳底下。“我们家那位劝了她半天，让她到我家来喝杯茶，她也不搭理我们。只是一个人站在那抹眼泪，一边哭，还一边用脚去踢那院门。我们家那口子就劝她：‘你这傻孩子，踢了这半天的门，没人应答，分明是县长不在家。门踢坏了倒也不要紧，你的脚就不疼吗？’可那丫头性子也真是倔，把眼一瞪，对我家那口子道：‘我就喜欢踢门玩，你管得着吗？’”

老徐一边喘着气，一边哈哈大笑。

两个人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西津渡外的河道边。刚过了石桥，透过一片开花的合欢树林，谭功达果然看见白小娴站在院门外的篱笆边。这时她早已不踢门了，只是在糟蹋那篱笆上的枸杞花。那些紫蓝的花朵被她一朵朵地揪下来，扔在地上，用凉鞋碾得稀烂。到了家门口，谭功达刚跳下自行车，老徐紧踩了几脚，一弓身，早跑没影了。

白小娴身穿一件杏黄色的连衣裙，身上斜挎着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色书包。满脸泪痕汗渍，头发湿漉漉的，一绺一绺搭在额前，眼睛都哭红了。她一见谭功达，那可爱的小鼻子不住地翕动着，歪着头，梗着脖子，斜着眼睛，一字一顿对他道：“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谭功达正想解释，白小娴又吼道：“为什么不接电话？！”

谭功达笑了笑，开了门，就要拉她进去，白小娴用力把他甩开了。

“你混蛋！”她叫了一声，又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

谭功达抓耳挠腮，哭笑不得。他看见四周的墙角，树下，草垛后面，似乎有无数双眼睛在探头探脑。老徐的爱人也在自己的院子里垫着脚，伸着脖子，朝这边张望。可谭功达朝她一看，那脑袋又缩回去了。

“有话我们进屋去说，”谭功达低声下气地笑道，“在这儿叫邻居们看了笑话。”

“我就不进去！”

“那你先别哭了，我去给你打点水，洗洗脸。”

“我就不洗！”

“你若实在不愿意进屋，咱么就找个荫凉地儿呆着，也好说话。”

“我就不去！”

谭功达见她频频使用这个“就不”句式，明明是在耍小孩子脾气。虽说有些尴尬，心里却一点都不着急，反而觉得这孩子越是横眉怒目，越是逗人怜爱。过了半晌，他凑到小娴跟前，轻声问她：“那你就一个人在这儿站着？”

“我就不站！”

“你就不站，莫非你想躺下来吗？”谭功达说。

白小娴知道自己被他绕进去了，“噗”的一声先笑了起来，抡起小拳头，叮叮咚咚的在谭功达胸前好一顿乱砸。谭功达顺势搂着她，两个人跌跌撞撞进屋去了。邻居们一看好戏收场，也都悻悻地散了。

进了屋，白小娴就找个小板凳坐下，依旧噘着嘴不理他。谭功达只得蹲在地上跟她说话。他转到右边，小娴的身体就别向左边，谭功达没法，只得起身去替她打了一桶井水，搓了一把湿毛巾，拿给她。小娴擦完脸，顺手又把脖子擦了一遍。谭功达赶紧要替她把身上那背着的书包给取下来，那白小娴忽然将手中的毛巾往水桶里一丢，一把拽住谭功达的手，仰着脸看了他好一会儿，突然说：

“我们结婚吧！”

“结婚？”谭功达就像触了电似的，“你不是说过些年，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实现再结婚吗？”

白小娴猛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一头撞在谭功达怀里，把毫无防备的谭功达撞得后退了好几步，“我不管，我们这就结婚！立刻！立刻就结婚，马上！”

小娴把头埋在他怀里：“我再也不放过你了。”

她的身体那么小，那么柔软，而且颤抖得那么厉害！谭功达紧紧地搂着她，白小娴唧唧咕咕地在他怀里不知说些什么，谭功达一句也没听懂。他将她搂得那么紧，又担心把她勒坏了，就把她的脸捧起来。小娴已经闭上了眼睛，嘴里有一股婴儿的奶味，白皙的额头上叫太阳晒得起了一层痱子。谭功达用嘴唇碰了碰那痱子，把自己发过的种种毒誓抛到了九霄云外，怎么也无法压抑住心脏的狂跳。谭功达啊谭功达，谁他娘的能想到，你也有今天哪！在这一刻，他似乎觉得共产主义已经提前实现，因为他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所有的焦虑不安都烟消云散。可白小娴很快就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珠骨碌碌转动了几下，轻轻地把谭功达推开。她红着脸，跑到桌边的一张藤椅下坐下，把气息调匀。谭功达随后跟了过来，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可小娴把他的手拿开了，突然转过身来，狐疑地看着他道：

“不激动。”

“你说什么？”

“你刚才吻我的时候，我怎么一点也不激动？”白小娴怔怔地看着他，“怎么跟我想像的不一样？”

“不激动，这就对了。”

谭功达耐心地开导她，“《牛牤》那本书中说，凡是真正的爱情，庄严而神圣，都显得十分平静。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激动。反过来，如果说你激动了，那就说明这不是真正的爱情，懂了吗？”

小娴听他这么一解释，立刻笑了起来，连声道：“我懂了。我懂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谭功达，今天中午吃了什么东西，谭功达想了想说，他不记得了。

“有没有吃洋葱？”

“吃过的，吃过的，”谭功达拍了拍脑门，笑道。

“以后不许你吃洋葱，还有大蒜，韭菜，而且……”白小娴翻着白眼，想了想，接着道：“而且每顿饭后都要刷一遍牙。”

谭功达马上就答应了。白小娴又给他约法十章，她说，这十条都是她晚上睡不着觉时，一个人在床上想出来的，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许不回信！

谭功达一听就笑了：“要是结了婚，我们整天在一块，你还写什么信呢？”

白小娴想了想，就把这条删去，补上了不许吃洋葱这一条。谭功达一一依允，还和她拉了拉钩。

“好了，没事了，”白小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忽然道：“告诉我，肥皂在哪儿。”

“你要肥皂做什么？”

“给你洗衣服呀！”

谭功达找来一块肥皂，小娴就将他扔得满地都是的脏衣服，鞋子，袜子，袖套，一古脑地装在脚盆里，端到井台上去洗。谭功达仍有些晕乎乎的。他甚至来不及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世界几乎在瞬息之间就完全变了样。他依依不舍地跟着小娴往井台上一蹲，看着她洗衣服，小娴却道：“你去干你的事吧。”

为了不扫她兴，谭功达乖乖地进了书房。拿起一本书来正要翻看，白小娴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你的刷子在哪儿？”于是谭功达又出来帮她找刷子，两个人走到门后面，谭功达又把她轻轻地抱住了。过了半天，白小娴再次抬起头来，对他道：“我现在有点激动了，头还有点昏，这又是怎么回事？”

“在真正的爱情中，偶尔有点激动，是被允许的。”

这天下午，两个人都像丢了魂似的。分开不到一会儿，又会自动地凑到一起。很快，他们就认认真真地商量起今年春节订婚的事来。

白小娴在井边一直折腾到太阳落山，总算把谭功达的衣服鞋袜都洗了出来，可挂到晾衣绳上一看，谭功达刚做的一件白衬衫早已被染成了深蓝色。

“我也不知怎么弄的。”白小娴皱着眉头，望着他。“没关系，你就只当是做了一件蓝衬衫吧。”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刚走进办公室，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是白小娴打来的，她问谭功达昨晚是几点睡的？想不想她？早饭吃了什么？都是一些琐碎的磨嘴皮子的事。谭功达压低声音，叽里咕噜地跟她聊了半天，那边才把电话挂了。可没过半小时，白小娴再次打来了电话，问他的身高。

“一米七三，”谭功达笑道：“你问这事干什么？”

“这你就别管了。”白小娴说。

这天上午，她一连打来五个电话，说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谭功达知道，文工团只有一部电话机，白小娴要给自己打电话，必须去团长办公室。她如此频繁地占用这部电话，干扰团部的工作不说，传出去影响也不太好，便委婉地告诫她：“你三番五次地去团部打电话，你们领导还怎么工作？”

白小娴嘻嘻地笑了一下，说：“没关系的，团长说了，只要我愿意，爱怎么打怎么打，那部电话归我管。”

“那你不是要耽误练功吗？”

白小娴说：“我们换教练了。原来的秃头教练调回省城了，新教练还没来，团长安排我们义务劳动，在院子里除草。不过，团长说了，我不必参加。”

放下电话，谭功达瞧见姚秘书双手捂着耳朵，心烦意乱的，脸上愀然不乐。他看了看表，已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就问姚佩佩，是不是一起去食堂吃饭？姚佩佩头也不抬，嘟哝道：“您自个去吧。我待会再来。”

谭功达吃完饭，从食堂回来，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楼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一定是小娴。他心里一着急，便三步并作两步，蹬蹬蹬的朝楼上猛跑，到了二楼的拐弯处，碰见姚秘书正从楼上下来，便咧开嘴冲她笑了一下。姚秘书将身体侧过去，紧紧贴着墙壁，以便让心急火燎的谭功达通过，鼻子里却冷不丁地“哼”了一声，说道：“小心，别闪了腰！”

明摆着是冷嘲热讽，可谭功达也顾不了这许多了。冲进办公室，扑到电话机前，一把就将话筒提了起来。

“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白小娴道，“猜猜看，是什么？”

谭功达喘息未定，一连猜了七八次，都没猜着。

“我在团部附近的裁缝铺给你做了一件新衬衫，”白小娴咯咯地笑着，“昨天我把你的衬衫弄花了，就算是我赔你的吧。”

谭功达不禁心头一热：这白小娴，平常大大咧咧的，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可一旦谈起恋爱来，心思却极细，他觉得心里很受用。白小娴又问他有没有刷牙，谭功达说他刚吃完饭，还没顾得上。

“别的事可以放一放，牙是一定要刷的。”白小娴再次叮嘱道，“明天晚上我能不能来你家，把新做的衬衫拿给你试试？”

他们俩原来约好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的，可只过了一天，白小娴就变了卦。

“怎么不行！就是今天晚上也行阿。”谭功达笑道。

“今天可不行，晚上团里有一个欢迎会。”白小娴说，“再说了，衬衫要到明天中午才能做出来。”

两个人又东拉西扯的说了会闲话，直到姚秘书从食堂回来了，谭功达才想到要挂电话，可小娴还是意犹未尽，再次叮嘱道：“刷牙的时候要顺着牙缝从上往下，或是从下往上，一点一点地刷，不能让牙刷横着拖，那样是会损坏牙龈的。”

“刷牙谁不会？难道还要你一点点的教吗？”谭功达嘿嘿地笑道，“好了好了，挂了吧，有事明晚见面再说。”

谭功达放下电话，便站起身来，对姚佩佩道：“佩佩，你的牙缸能不能借我用一用？”

姚佩佩蓦地一愣，像是没有听懂他的话，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半天，这才摇了摇头，苦笑道：“人家苦口婆心教你怎么刷牙，难道就忘了教你最起码的卫生习惯吗？这牙刷怎么能两个人一起用呢？新鲜！”

“怕什么，”谭功达道，“我又不会用坏你的。”

姚佩佩被他纠缠不过，最后只得将窗台上晾着的牙缸递给他，笑道：“你要实在不嫌我脏，就拿去用吧，我明天再从家里带一套新的来就是了。”

这天晚上，谭功达在家中苦苦守候到半夜，也没等到白小娴半个人影。难道是自己把时间记错啦？还是裁缝铺没有把新衬衫做好？他把每一种可能性都想了一遍，最后导致了整夜的失眠。第二天，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来县里上班，不时地瞥一眼搁在茶几上的电话机。说来也奇怪，整整一天，白小娴连一个电话也没打来。随后一连几天，都是如此。白小娴就像突然从人间消失了似的，杳无音讯，弄得谭功达神形倦怠，度日如年。为了不至于错过小娴的电话，他连中饭也不去食堂吃了，而是让姚秘书给他捎回来。即便是上了一趟厕所，回来也要向姚秘书盘问半天，问她有没有文工团来的电话，最后把姚佩佩弄得烦透了，挖苦道：“你自己往文工团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就像热汤浇了蚂蚁窝，大火烧了蜂房似的，何必呢！”

一句话噎得他青筋暴突，又拿她无可奈何。

好不容易熬到他们约定见面的星期六，白小娴倒是来了，可完全变了个人。她的长发剪掉了，脸色阴郁，唉声叹气，靠着门框，无精打采的，进了屋，也不坐下，双手抚弄着书包上的背带，半晌，终于说：

“老谭，要是我现在才告诉你，我并不爱你，你不会生气吧？”

谭功达一看她那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再一听她说出这么一句没由头的话来，心猛地往下一坠，像是一脚踩空了似的，连忙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爱你。真的，不爱。一点都不爱。”白小娴嘟嘟囔囔地道，“这是你的东西。”

她打开书包，从里面取出一件用报纸包好的新衬衫递给他。还有谭功达给她写过的七、八封信、他送给小娴的一支钢笔、一个印有南京长江大桥图案的塑料笔记本，都统统还给他。明摆着要与自己一刀两断。谭功达勉强从嘴角挤出一丝笑容来，故作轻松的对小娴道：

“就算是分手，也得把话说说清楚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发急，还得替我保守秘密。”

谭功达点点头，想在她背上拍一下，可小娴身子一闪，敏捷地躲开了。一说分手，他娘的，连碰一下都不行了。

她说，星期一的晚上，省里给她们团派来了一位新教练。在欢迎会上，她只看了新教练一眼，心里忽然就像一块糖溶化了似的，又甜蜜，又激动！他在晚会上表演了一套新排的芭蕾，跳的是《白毛女》里的“红旗插到杨各庄”，比起原先的那个秃头教练，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他那身子板，又轻又矫健，尤其是空中劈叉动作，把团长都吓得面无人色。那天晚上，小娴把巴掌都拍红了。第二天在练功房排练，新教练一眼就挑中了她，训练她跳“阿提秋”和“阿拉贝斯”，她的心都蹿到嗓子眼了，嘴里泛出了苦苦的胆汁，一整天脑子都是晕的。到了中午，教练骑着一辆自行车，带她去外面的饭馆吃饭。

“他让我搂着他的腰，可我不敢。教练就批评我说，小娴同志，你怎么能那么封建呢？万一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怎么办呢？我就搂着他的腰。一路上我忍不住老想把脸靠在他背上，可心里又不敢，人就像发了黄热病似的。”

白小娴最后总结说，虽然她对这个新来的教练暂时还一无所知，尤其是不知道他有没有结婚，可“有一点，我心里十分清楚，我爱的人不是你，而是新来的舞蹈教练王大进。”

谭功达怔怔地僵在那儿，一句话都没说。连小娴离去时要跟他握手告别，他也没有搭理。白小娴走到院中，忽然又转过身来，对谭功达喊道：“我们今后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你就忘了我，彻底地忘了我吧。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就是和王大进教练谈不成，也不会再和你好了。再见。”

白小娴走后没多久，谭功达就拨通了文工团团长的电话：“你们团是不是来了一位新的舞蹈教练？”谭功达劈头盖脸地问了一句。

“是啊是啊，王教练专业技术好，人也很和善，学员们都挺欢迎的……”

“放你娘的狗屁！”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骂道，“明天一早，你就叫那个叫什么王大进的狗娘养的卷铺盖给老子走人！”

9

自从与汤雅莉有了那次阁楼密谈之后，佩佩一直愁眉不展。她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被判决了死刑，只不过执行的公文由于某种原因，尚未抵达行刑队。这个阴暗的念头常使她半夜惊起，大汗淋漓。她心里存着一丝侥幸，只要让钱大钧看不见她，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说不定，他们就会把自己给忘了，从而放过她。姚佩佩自己都觉得这个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如果像汤雅莉建议的那样，随便找个什么人结婚，造成既成事实，她或许能逃过一劫。这样做的后果同样严重、荒谬，也是她不能接受的。问题是，即便自己愿意去找人结婚，她又能嫁给谁呢？

“比如说，县长的司机小王，”有一次，汤雅莉认真地向佩佩推荐道：“这个小伙子脾气好，整天笑嘻嘻的，人也长得清清爽爽，你要不好意思，要不要我来跟他说？”

“算了吧，”姚佩佩笑道：“他只是一个大男孩。而且有点娘娘腔，逗逗他，取个乐子什么的倒也凑合。再说了，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我呀。”

姚佩佩越害怕见到钱大钧，她就越是频繁的遇见他。有时候一天之中就能撞上五六回。钱大钧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行色匆匆、步履急促，好像这个世界上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每件事都少不了他的指挥与决断。他的身后总跟着一大群人，有的她认识，比如杨福妹；有的她一次也没见过。他照例是皮鞋锃亮，上装笔挺，裤缝笔直，笑容怪异。只是身体微微有些发福，皮带上凸起了一个将军肚。由于佩佩在钱大钧面前频频“现眼”，钱副县长的记忆力显然被激活了，终于有一天给她往办公室打来了电话，约她晚上在一起吃饭。为了打消姚佩佩不必要的顾虑，钱大钧特意将晚饭的地点安排在家中，而且“除了我与你嫂子之外，没有旁人”；而且“这是你嫂子的主意，她很长时间没见到你了，成天念叨着与你叙叙旧。”

姚佩佩回想起来，几年前，她从西津渡的绒线铺子里被钱大钧找出来，暂住在他们家的时候，田小凤连一句话都没跟自己说过。不过，她接到了钱大钧的电话，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正如一个囚犯终于获悉了审判的确切时间，反而有几分激动。她打定了主意，只要钱大钧提到那个金玉，自己决不松口，以死相拼。

可事情大大出乎自己的预料，晚上吃饭的时候，钱大钧只字未提金玉，倒是亲热地一口一个“姚妹”，叫得人心里挺别扭，还不时地往佩佩的碗里夹菜。田小凤更是张家长李家短，跟他说了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的琐事。最后，钱大钧推说多喝了酒，让田小凤代为送客，自己就进屋躺下了。说不上热情，也谈不上冷淡；人家引而不发，她却无可奈何；对方洞若观火，她却如坠雾中。只是心里又多了一层侥幸。当然，她的心底里多少也有点被人戏弄的耻辱——要想弄清楚钱大钧的脑袋壳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念头，以自己愚钝的智力，未免是异想天开。

有一回，她和汤雅莉参加县机关组织的义务劳动，去西津渡扫大街。突然遇到了夏日的瓢泼大雨，姚佩佩赶紧丢下扫帚，拉着汤雅莉，跑到牌坊的屋檐下避雨。可跑到那儿一看，俩人都吓了一跳，原来钱大钧和谭功达小声交谈着什么，也在那儿避雨。她们两个人搂作一团，挤靠在牌坊下的木柱上，就像是两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汤雅莉看见钱大钧，更是面红耳赤，不敢抬头，兀自呼哧呼哧地在那儿喘气，气氛一时十分尴尬。可没想到，钱大钧却笑嘻嘻地朝她俩走了过来，冲着汤雅莉煞有介事地道：“羊杂碎，我只记得人家都叫你羊杂碎，可你到底叫个什么名字来着？你看我这脑子……”

“汤雅莉。”雅莉明显地迟疑了一下，抖抖嗦嗦地答道。

“噢，对，汤雅莉。”钱大钧笑着点了点头，接着又问道：“你具体在哪个部门上班？”

“多种经营办公室啊？”

钱大钧又“噢”了一声，接着又问道：“你们老家不在梅城吧？”

汤雅莉这才算是弄明白了钱大钧的意图，两个人大大方方地聊起天来。最后，钱大钧假模假式地问她“汤雅莉”三个字怎么写，害得姚佩佩背过身拼命地深呼吸，才没让自己笑出来。

谭功达这时插话道：“大钧，你这个人，跟我一样糊涂，县委大院到底有多少人，谁是谁，我从来就没搞清楚过。”

呆子呆子，人家可跟你大不一样，你糊涂，人家可不糊涂。钱大钧与汤雅莉说着话，却拿眼睛朝佩佩这边看。为了不让钱大钧从自己的脸上看出来她知道他们的秘密，佩佩可算是费尽了心机，最后出了一身大汗。

这天中午，姚佩佩去食堂吃饭。当她走到变电房旁边的小树林时，看见钱大钧用火柴棍剔着牙，在那伙人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姚佩佩想要躲，可已经来不及了。

“小鬼，”钱大钧叫了她一声。他一会叫她“佩佩”，一会叫她“小姚”，有时候也叫她“姚妹”，或者干脆“姚佩佩同志”，今天当着他手下那群干部的面，他又开始叫她“小鬼”了。听到钱大钧喊她，姚佩佩的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怎么也迈不开步子。钱大钧对身边的人摆了摆手。一直等那伙人走远了，才对姚佩佩低声道：“你是党员不是？”

“现在还不是。”姚佩佩想了想，字斟句酌地回答他。

“交入党申请了吗？”

“暂时还没有考虑。”

钱大钧咬着火柴棍，笑了起来：“怪不得人家说你是落后分子，一点没错。你回去赶紧写一份简历，再写一个两年来的工作总结，明天一上班，就交给县委办公室的杨福妹同志。”

“写那个做什么？”

“叫你写，你就写呗。”

说完，钱大钧摇头晃脑，径自走了。

他干嘛让我写简历？再说，现在还不到年终，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让我写什么工作总结？姚佩佩心事重重地在食堂吃了饭，回到办公室，谭功达还在那儿抱着电话不放呢。看起来他和白小娴的事有了进展，她一看见谭功达对着电话机傻笑的样子，心里就直冒火。笑什么笑？！你笑得像一朵花似的，人家也看不见！谭功达放下电话，就笑嘻嘻地过来跟她借牙缸。最可气的，他刷完牙之后，还好意思把牙刷还给她！她一眼就瞧见牙刷上还镶着一片菜叶子，想要说几句话损损他，心里忽然又觉得特别没意思：在诺大的县委机关，她也就敢跟谭功达使使性子！话到嘴边，又噎回去了，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桌边写简历，可刚写了一行，就勾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差一点流下泪来。

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姚佩佩把笔杆都咬出了一个个圆圆的牙印，好歹才算把那篇简历给胡诌了出来。谭功达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一点都不知道。姚佩佩正想接着写那要命的工作总结，耳边忽听得“嘀嗒”一声，脑袋顶上的那根日光灯管忽然就亮了。她扭头一看，发现司机小王正站在门边，冲着他傻笑呢。

“喂，你搞什么鬼，探头探脑的，把我吓一跳。”佩佩笑道。

“屋里这么黑，你也不开灯，莫非你要把自己弄成一叶障目呀？”

“你要再跟我说你那烂成语，我就再不理你了。好好说话成不成？”姚佩佩忍住笑，问他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一个人在这瞎转悠。

小王讪笑着说：“你不是也没走吗？我正好过来陪陪你。”

“你可别在这瞎捣乱，我可正忙正经事呢。”姚佩佩道。

小王嘿嘿地笑了两声，说：“你忙你的，甭管我，我在这儿坐一会儿，颐养天年。”

一句话说得佩佩又笑了起来：“你要呆就呆着吧，那我真的不管你了。要喝水自己倒。”

说完，佩佩抓过笔来，正要写，心里却狐疑道：这小子，今天也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下了班也不回家。小王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张报纸，看了看，丢下，又对着墙上的镜子照了照，在屋子里东走西看，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姚佩佩趴在桌上刚写了没几个字，小王就凑到她的跟前，歪着脑袋看她，嘴里道：“你在写什么呀？”

“钱副县长忽然叫我写什么工作总结，”姚佩佩一边说一边把信纸折起来，“不许你看，一边呆着去。”

“这会儿写什么工作总结呀，”小王笑道：“是不是你要升官发财了？”

“升个鬼！”姚佩佩嗔怒道：“你别打岔，明天一早就要交的。”

“还真是写总结？”

“我骗你做什么！”

“那你就别瞎忙了，总结我这儿现成的就有一份，你照着抄一遍不就行了。”小王说着，脸色就有点异样。姚佩佩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没想到小王却果然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来，往他桌上一扔，嘴上说了句“我先走了”，随后，一转身就跑没影了。

姚佩佩听见楼梯上传来叮叮咚咚的下楼的声音，心想，这小子怎么溜得这么快！再后来，她就听见了楼下吉普车引擎发动的声音。姚佩佩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可她拆开信封一看，脸一下就红了。

原来那是一封情书。

在这封长达十多页的情书的开头，小王就向姚佩佩郑重道歉。他说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耻地”欺骗了她。自己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也不至于每个成语都用错。那一天，他和佩佩出车去普济，因偶然说错了一个成语，逗得她前仰后合，他就开始胡乱地用起成语来。无非是逗她开心。久而久之，一看到佩佩愁眉不展，他就故伎重演。以至于现在一开口，就胡说八道，想改都改不过来了。他说，他就是喜欢看她笑，明知道这是恶作剧，可自己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姚佩佩读到这里，心里忽然一动：别看这小子平时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鬼心眼倒挺多的，连自己都被他蒙在鼓里，还专门给他买了一本《成语词典》。可转念一想，小王能在自己身上耗费这么大的心思，也实在难得，不由得心头一热。

在这封信的末尾，小王说，他是在汤雅莉大姐的殷切关怀和热情鼓励下，才终于鼓足了勇气，给她写这封信的：“你也不用给我什么答复。等到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一见到你就会朝你喊一句‘打倒法西斯’，你如果同意跟我好，就回答说‘胜利属于人民’。”

要是不同意呢？笨蛋！

关于这一点，小王信中可没写。

姚佩佩的脸上火辣辣的。不过，她一看到情书末尾小王的签名，突然又呵呵呵地笑了起来，原来他的名字叫做“王小二”！还真有人叫这名字。姚佩佩笑了半天，心里又多了一个疑问，没准这小子又在故意逗我，编出这么个怪名字，取乐罢了。

10

“我怕他？我怕他个屌！要不是鹤壁地委有人替他罩着，我才不用成天跟着他做小媳妇呢，还把自己的侄女给搭了进去。那么一个雪白粉嫩的小姑娘，我呸！他都四十大几的人了，也配！”

这是白庭禹副县长的原话。他是在铜管厂检查工作时喝醉了酒，才说出这番话的。我有一个亲戚在铜管厂的伙房工作，碰巧听见了，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我琢磨着，白副县长所说的那个“他”，指的会不会就是县长您呢？

……

即便把喝醉了酒这一因素考虑在内，白庭禹在公开场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还是显得有点不同寻常。这封匿名信将谭功达隐忍许久的怒火都勾了起来。白庭禹不仅让自己的侄子当上了代理乡长，而且私下里在好几个乡搞起了包产到户；谭功达最近一连好几个提案，包括村村通公路计划，建造集体居民点，丧葬改革，沼气推广等等，都遭到了他公开的反对。白庭禹甚至在党委会上，不指名地暗示说，在梅城，有人犯了右倾冒进主义的错误。最让谭功达不能容忍的，是自己苦心孤诣，克服重重险阻，才得以上马的普济发电厂的修建，也让他暗中下令停了工。四月份回到普济时，他曾让高麻子带他去水库大坝看看，高麻子让他最好不要去，“你去看了会伤心的。建筑工人都搬走了，大坝上长满了杂草，临时指挥部的房子都叫当地的农民给拆了。”

钱大钧这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谭功达说服了鹤壁的聂书记，提拔大钧当副县长时，高麻子曾再三劝他慎重。谭功达一意孤行，也不是没有理由：这个人再不可靠，毕竟鞍前马后，跟过自己这么多年。可自打他当上副县长之后，他的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有一个干部私下向他反应，钱大钧与省委的金秘书长打得火热。今年金玉到梅城过年，钱大钧一直陪伴左右，可居然没给自己透露半点风声！不行不行，得找个机会与他好好谈谈。

谭功达把那封匿名信撕成了碎片，又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随后，他给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福妹打了个电话，让她立刻通知县里的六个常委到家里来开会。

“现在吗？”

“现在。”

“算了吧，”杨福妹在电话那头打着哈欠，“天都快黑了，外面又刮着这么大的风……”

谭功达捏着电话的听筒，朝窗外看了看。这才意识到，外面正在刮风下雨：树枝狂摆，黄叶乱飞，寒雨如注，已是一派残秋气象。

“不如这样吧，”杨福妹道：“常委会明天下午两点开，地点就在四楼会议室，我这就逐个打电话去通知，阿好？”

第二天下午两点，谭功达夹着皮包，准时走进了会议室。他看见只有担任记录员的姚佩佩一个人在那儿，心里不禁“格登”了一下。谭功达坐在椅子上，不时地抬腕看表。

过了两点半，杨福妹才来。她远远地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托着脑袋，看上去没精打采的。

“人呢？”谭功达怒道，手指敲得桌面笃笃直响。

“人？什么人？”杨福妹懵懵懂懂地看着他。

“我让你通知开会的人呢？怎么一个都没来？”

“噢，”杨福妹站了起来，像背书似的说道，“白副县长下乡检查工作去了；钱副县长去省里出差，还没回来；还有两个常委，一个生病，另一个电话打了一上午，没人接。”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向我早点报告？嗯？这会，还他娘的开什么开！”谭功达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桌子“叭”地一拍，“你呢？开会迟到了足足四十五分钟！来了还在那打瞌睡，怎么连你也变得这么涣散！”

杨福妹低着头，嘴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你还要狡辩！”谭功达朝她吼道。

杨福妹果然不吱声了。呆呆地转动着手里的红铅笔，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你还笑！”谭功达这一叫，把姚佩佩也吓得浑身一哆嗦。

杨福妹倒是不笑了，她拢了拢齐耳短发，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把桌上的一大摞材料收罗收罗，往腋下一夹，一句话也没说，走了。

正在这时，不知是哪个部门的办事员，手里拿着一张报表，走了进来，要请谭功达签字。谭功达已经被杨福妹气得失去了理智，一把从她手中夺过表格，看了看，随手就往她怀里一揣，大声道：“签个屁！你去找白庭禹签吧！”谁知那姑娘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厉害角色，把白眼一翻，没大没小地顶撞道：“不签就不签，可县长您说话可得文明点。”

谭功达自知理亏，脸一红，也不作声，拎起公文包，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回到办公室，姚佩佩见县长还仰在椅子上，呼呼喘气，又咕咕咚咚地往肚子里灌凉茶，知道他正在气头上，也不敢招惹他。就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三国志》来，看了没几页，就听得谭功达在叫她。

“姚秘书，你下楼去替我买包烟上来。”

姚秘书问他买什么牌子的烟。

“就买大前门吧。”谭功达道：“三毛八分钱一包，待会儿回来我再给你钱。”

姚佩佩正想走，忽然想起自己半年前买的那包烟还没抽完，就对谭功达说：“县长，我这有包‘大生产’，您抽不抽？”

“‘大生产’也行啊，你拿过来吧。”谭功达说，“哎，佩佩，你这儿怎么会有烟？”

“我一个人心烦的时候抽着玩的。”

“这烟也能抽着玩吗？女孩子抽烟，让人看了多不好。”

姚秘书也不理他，从抽屉里找出那包烟来，走到谭功达的桌子边，递给他。谭功达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看了姚秘书一眼，举着烟盒道：“要不你也来一根？”

“您要让我抽，那我可就真抽啦。”

“抽吧。”谭功达满不在乎地说。

姚佩佩迟疑了一下，心想还是算了，连一个普通的办事员都敢那么顶撞他，我要是再抽上烟，让人看见两个人在办公室吞云吐雾的，免不了又是一番闲话。她见谭功达的杯子里没水了，就抓过水瓶，给他续上水。她见谭功达脸色特别难看，就想找些闲话来，给他打打岔，因此笑道：“谭县长，听人说您上次在集市上，给我买了件什么礼物，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送给我呀？”

“哦，你说的是那小泥人，”谭功达皱起眉头，“在夏庄的集市上，我是买了两个。可惜在回梅城的路上，让汽车颠碎了一只。”

不用说，碎了的那只照例算在我头上；那只好的，定然已落在了白小娴手中。要在平常，姚佩佩早就冷言冷语，怪话连篇了。可这会儿，她见谭功达余怒未消，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

不料谭功达接着又说：“剩下的那只好的，还在我家中床头柜上摆着呢，明天我就给你带来。”

这么说，他没送给白小娴？

佩佩细细地琢磨着他的这句话，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转动着桌上的茶杯，呆呆地就出了神。

窗外的天黑沉沉的，不一会儿就下起大雨来。

“佩佩，若是有人调你去省里工作，你去不去？”谭功达一连划了好几根火柴，才把香烟点着。他说话的语气缓和多了。

“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姚佩佩转过身来望着他，“谁要调我去省城啊？”

“是钱副县长在党委会上提出来的，要调你去省干部培训学院学习。不过，已经叫我给他否决了。”

姚佩佩一听说钱大钧要调他去省城，心头一紧，吓得腿都软了。可又听说被谭功达拦住了，不禁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不过她嘴上倒是讪讪的，嗲声嗲气地道：“谭县长，你不让我去省里，是觉得我表现不够格呢？还是你用我用顺手了，舍不得让我走？”

这话说得有些露骨。可一说出口，收是收不回去了。她微微的飞红了脸，偷觑了谭功达一眼。好在那傻子极为迟钝，把手一挥，嚷嚷道：“不够格不够格！实事求是地说，的确不够格！你既不是劳模，又不是先进工作者，连个党员都不是，凭啥叫你去？”他这一嚷，姚佩佩不免又有点窝火，怏怏地转过身去，正要去读她的《三国志》，又听见谭功达叫她：

“姚秘书，”

“嗯。”

“说说看，你对未来都有什么考虑啊？有什么理想啊？”谭功达似乎忽然来了谈兴，可脸上依然阴云密布。

“没有想过。”姚佩佩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揶揄道：“我这样一个落后分子，什么理想不理想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悲观啊。要不得，要不得。”谭功达顿了顿，接着说：“我是想知道，你今后打算从事什么样的具体工作。我这个县长，能做到哪一天，不好说。另外，你也不能一辈子跟人当秘书。”

听他话里的意思，谭功达似乎已经在有意无意之中，为自己考虑后路了，心中不免隐隐有些凄凉。她把圆珠笔放在嘴里咬了咬，忽然笑道：“要说理想，我心里倒有一个，可我知道死活实现不了。”

“你说出来我听听。”

“我想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隐居起来。”

“你又没犯法，逃什么逃！”

“你怎么知道我没犯法？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犯法？我这种人，或许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呢！”姚佩佩说到这里，脸色陡变，心中忽然大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抛抛洒洒，落在了摊开的书页上。

谭功达一见她扑簌簌掉泪，就知道刚才哪句话不小心触动了她的伤怀，心里有些不忍，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只得装出一副没听懂她话的样子来，问道：

“你到那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姚佩佩抬起袖子，擦了擦眼泪，道，“就这么隐姓埋名，过上一辈子。”

“干嘛还要隐姓埋名呢？”

“我讨厌见人。不论是什么人，我都讨厌。”

“这么说，连我，你也讨厌啰？”

“讨厌。你本来就挺讨厌的呀。”

谭功达呵呵呵地笑了起来，仍耐着性子逗她道：“你还不如干脆到山上，找个庙，去当尼姑呢！”

“山上的尼姑庙，不都让你们这些当官的给铲了吗？”佩佩反问道。

“这倒也是。不过佩佩，——”

“嗯。”

姚佩佩应了一声，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佩佩，你什么时候打算去实现你的理想，请你跟我也说一声。”

“干嘛跟您说？”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谭功达想了想，柔声道。

佩佩猛地一愣，心里一紧，就有些晕眩，失声道：“你真的要去？我，我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也是真心的。”

姚佩佩心里知道，谭功达再呆再傻，这话也不是随便说的。顿时五内翻搅，漾出一圈一圈的涟漪，涨红了脸，问道：“那，那你少不了也要带她一起去啰？”

“不带她去，就我们两个人。”

他们俩都明白，刚才他们所说的这个她指的是谁，谁都不愿意点破。仿佛轻而易举就绕开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似的。

姚佩佩一时心慌意乱，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了。屋外的雨越下越大，玻璃窗上泻水如注，就像一张哭泣的脸。

过了好一会儿，佩佩定了定神，喃喃道：“不行，不能带你去，你到了岛上，一会儿要造大坝发电，一会儿又要建沼气池照明，还要铺上十七八条公路，挖上几百条运河。让你这么一折腾，好好的一片清静之地，马上被你弄得乌烟瘴气。你还得把岛上的狸子、獐子、野狼、猴子什么的召集起来，成天开会，咱们还不如不去呢！”

一番话说得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那我就什么都不干，成天在家里听你说怪话。”

天哪！他竟然会说“在家里”！

接下来，两个人果然郑重其事地讨论起小岛的计划来。按照姚佩佩的设想，她要把小岛的每个角落全都种上紫云英。她说她一辈子没见过那么漂亮的花。在阳光下，那大片大片的紫色花朵，犹如铺锦堆秀一般，漫山遍野，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这么说着，就好像他们此刻已经置身小岛。

他们一刻不停地说着话，等待屋外的雨停下来。

不知今夕何夕，不知黑暗将临……

　第三章 菊残霜枝

1

六月末的一天，谭功达在酣睡中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这似乎是一个恶作剧的糟糕开始：他把手伸到帐子外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抓起电话，却听见一个小女孩在电话里唱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谭功达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电话串了线，因为伴随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向他问道：

“怎么样，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的生活都在两只手上……嗯，你说话呀！”

谭功达昏睡未醒，太阳穴一阵剧烈的胀痛，愣了半天，一时竟没有听清电话是谁打来的。

“什么情况怎么样？你是谁？”

可对方立刻就发起火来，在话筒中叫道：“你他娘的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她去为地主缝一件羊皮长袄，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怪不得省里一连批转了三封要你辞职滚蛋的匿名信，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迷迷瞪瞪的！”

谭功达终于在那讨厌的歌声中，辨认出了聂凤至的声音。他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拉了一下灯绳，恍忽中看见墙上的挂钟已指向凌晨三点十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打电话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对方根本不容他多想，追问道：

“你现在在哪里？喂，你现在在哪里？你怎么不说话？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看到今天的好光景，我问你，你现在在干什么？！”

“睡觉啊！”谭功达似乎没听懂他的话，嗫嚅道：“我在睡觉。”

“睡觉？你说什么？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你在睡觉？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有心思睡大觉！”

“出什么事了？聂书记？”

又是一阵咔咔的咳嗽声。聂凤至似乎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谭功达只得静静地等着他呼呼的喘息声平静下来。过了好一阵，对方清了清喉咙，正要说话，话筒里突然一片静默。小女孩的歌声也嘎然而止，谭功达徒劳地冲着话筒，喂喂喂地叫了半天，对方已没有了任何声息。或许是电话线被大风刮断了。

屋外大雨如注，狂风大作，又急又密的雨点嗖嗖地泼向窗户玻璃。水从窗缝中渗进来，把桌子上的一本《列宁选集》都浸湿了。院子的门被风撞地砰砰直响，他不时可以听到瓦片被风刮到地上而发出的碎裂声。谭功达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出神。

聂凤至是出了名的好脾气，谭功达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他在凌晨三点多钟给自己打来电话，这还是第一次。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谭功达撩起帐子，胡乱地擦了擦身上的汗珠，心脏仍在突突地狂跳。他竭力地回想着聂凤至在电话中跟他说过的每一个字，可嗡嗡叫着的蚊子和那该死的歌词，搅得他大脑一片空白。电话断了线，外面的雨又下得这么大，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现在除了等待天亮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

他重新在床上躺下，随手抓过一张旧报纸来，心烦意乱地看了起来。在这张五月十二号出版的报纸上，他读到了如下新闻：

中国政府致电卡斯特罗，坚决支持古巴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事业

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盛大集会

中国与老挝建立外交关系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庄则栋，邱钟惠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清华大学举行建校五十周年校庆

国务院召开坚决纠正“五风”，坚决贯彻农业“十二条”座谈会

……

当谭功达想弄清纠正哪“五风”，贯彻哪“十二条”时，沉重的睡意再次向他袭来。他使劲地睁开眼睛。不，不，不能睡着！可他还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太阳已经照到了他的床头。他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就夹着公文包，趟着齐踝深的积水，去县里上班。田里的秧苗浸没在水中，池塘的水都漫到岸上来了。几个打着赤膊的年轻人，手里提着渔网，正在秧田里捉鱼。当他经过西津渡桥的时候，看见整座桥面都淹没在浑浊的洪水中，只露出了一截桥栏的铁桩。街道上也都积满了雨水。被大风吹折的树木横卧在街道上，一群人推着一辆熄了火的汽车，向前缓缓蠕动。供销社的柜台也泡在水里，两名女售货员高挽着裤腿，正用瓷碗往外舀水。看着她们的小腿在阳光下白得发青，谭功达心里不禁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他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已经九点多了，他看见门卫老常手里拿着一根通煤炉的铁条，正在疏通堵塞的阴沟。

“天漏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他笑着对谭功达说：“谭县长，怎么您没下乡去啊？”

谭功达没心思跟他搭讪，只是啊啊了两声，算是跟他打了招呼。他拎着凉鞋，歪歪扭扭地踩着院中一溜红砖，像跳舞似的上楼去了。办公楼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看不到一个人。就连平常在楼道里打扫卫生的两个清洁女工也不见了踪影。他顺着楼梯走到三楼，见办公室的门锁着，就意识到姚秘书没来上班。假如她临时外出，门通常是虚掩着的。他掏出钥匙，开了门，很快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姚佩佩留给他的便条：

我在县医院。

她去县医院干什么？莫非是她生了什么病？谭功达疑虑重重地走到电话机前，给白庭禹、钱大钧、杨福妹逐一打了电话。和他心中不详的预感一样，电话没人接听。糟了！谭功达快步冲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对正在楼下捅阴沟的老常叫道：“老常，你上来一趟。”

不一会儿，他看见老常手里仍抓着那根铁条，两只手上沾满了污泥，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

“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他问到。

“人，什么人？”老常茫然不解地反问他。

“这办公楼里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

老常吃惊地望着他，眉毛都拧到一块了，半天才说：“不是下乡抢险去了吗？”

“抢险？抢什么险？”糟糕！谭功达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普济的水库大坝被洪水冲垮了。那个江水倒灌，这个冲走了两个村子，那个那个省里地委都派人来了。谭县长，你怎么一点都没听说吗？”

“你是说普济大坝决了堤？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不，前天。”老常道。

“死人没有？”

“怎么没死人？昨天小王从乡下回来说，就他运回来的重伤号，死在县医院的，就有两个。”

“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怎么不打电话通知我呢？”

老常的目光变得躲躲闪闪的，“县长，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有烟吗？”谭功达忽然对他道。

“谭县长，你知道，这个，我是不抽烟的。”

谭功达又问他被洪水冲走的是哪两个村庄。老常说，这个他不太清楚。

谭功达问他省地领导都是谁来了，老常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不太清楚。要是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谭功达赶到梅城县医院的时候，已快到中午了。门外的空地上乱七八糟地停着四五辆驴车和平板车，地上的积水尚未完全退尽，让人一踩，到处都是一片狼藉。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大夫正忙着把一个裹着纱布的伤号从平板车上抬下来。大门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发疯地扯着自己胸前的衣服，号啕大哭。他的几个亲属表情木然地看着他，也不去劝。一旁的墙根下，摆着一个蒲包，上面躺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的尸体，脸都已经发了黑。

医院的走廊里也是满地泥水。为了防止打滑，地上铺了干稻草，有一个护士手里端着一只簸箕，正朝地上撒炉渣，走廊两侧的木椅上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伤号和家属。谭功达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护士手里举着一只盐水瓶，推着一辆担架车，已经到了近前。

“让开。”那护士头也不抬，向他命令道。

谭功达问她，院长室在哪儿，那护士突然两眼一瞪，怒道：“我叫你让开！”

谭功达一侧身，那辆担架车就贴着他的肚子过去了，把他的中山装纽扣崩飞了一颗。

谭功达一点都不生她气。这个护士的眼睛又深又亮，像秋天芦苇覆盖的深潭。只是不知她摘了口罩是个啥样子？在这紧急的关头，他的心里居然还有如此肮脏的欲念！王八蛋，王八蛋，你是个王八蛋！不过，他很快找到了院长室，一个大夫在门边的池子里洗手，谭功达站在门口，等他洗完了手，这才问他：“你们领导在不在？”

“我就是领导。”那人把口罩往下一拉，露出一张长满胡子的三角脸来，“你有什么事？”

“我要找你们院长。”谭功达记得他们院长姓彭，去年春天，他因肾炎在这住院的时候，是院长亲自主刀替他做的手术。

“院长带着医疗队下去了，我是这儿的副院长。”白大褂双手插在口袋里，“您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找几个人，我们来开个短会？我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开会？您是说开会？您有什么资格召集我们开会？”那人上上下下地把谭功达打量了半天，摇摇头，冷笑道：“哼！开会？神经病！我那边还有个大手术，你一边呆着去。”

说着，用那只带着塑胶手套的手把他一推，谭功达冷不防差点被他推了一跟头。那大夫径自朝手术室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道：“你以为你是谁呀？有病。”

谭功达受了这一阵窝囊气，怔在那儿。县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作风是该好好整治整治了。等到这件事过去之后，要在常委会上专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好讨论讨论！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到医院来开个现场会，这个同志要做深刻检查。他沿着走廊，一直走到住院部的小楼前，脑子里晕乎乎的，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多种经营办公室的小汤。

她正蹲在地上，用一把汤匙，往一个满脸裹着纱布的病人嘴里喂水呢。这是他在这里遇见的第一个熟人，就像看到亲人似的，略微有些激动。谭功达挨着她蹲了下来，问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汤雅莉笑了笑道：“别提了，简直是一锅粥！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好好睡过觉了。”

谭功达又问她知不知道这次大坝决堤到底死了多少人，汤雅莉抬起胳膊，擦了擦鼻尖上的汗，说：“还好。”谭功达又问她“还好”是什么意思，汤雅莉说：“送到县医院来的病人，只死了三个，一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一个人刚送来，听说正在手术室急救，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谭功达问起大坝那边的情况如何，汤雅莉忽然抬头看了他一眼，咯咯地笑了起来：“您是县长，怎么这些事情倒反过来要来问我？你是刚从月亮上下来的吗？”

不过，她还是絮絮叨叨地说：“普济是个高地，没什么损失。兴隆，常旺两乡受灾比较严重。听那边回来的人说，目前已经找到了六七具尸体，失踪人员还没有统计清楚。送到这里来的，都是重伤员，轻伤都就地安排在普济、夏庄的卫生院里。地委的医疗队今天早上已经赶到了。天气太热，昨晚这里的大夫们议论说，弄不好会有大的传染病发生，要是那样的话，事情就糟糕了……”

这该死的沼气！谭功达不禁红了脸：“听说，听说姚秘书也在这儿，怎么没见她？”

“她呀，您快别提了！” 一提起姚佩佩，汤雅莉就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俗话说，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她昨天晚上才从家里赶过来，浑身上下淋了个落汤鸡，我们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去央求护士找衣服给她换。七手八脚总算把她伺候停当了，就让她帮着去抬伤员，没想到这个人丢人现眼，一见到那人嘴里吐出血来，就把担架一扔，自己先晕了过去。把那伤员重重地摔在地上，嗷嗷地乱叫。大夫们还得先腾出手来救她，您说她这不是添乱吗？”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她人呢？”

“在住院部的104房间，躺在那儿吊盐水呢。我刚才还去看过她，早没事了。”

谭功达来到住院部，104病房的门开着。里边躺着几个待产的孕妇，家属们坐在床上聊天。谭功达伸着脖子朝里边张望了半天，才在北窗的墙边找到了姚佩佩。她正躺在床上照镜子呢。一看到谭功达，姚佩佩的脸上就露出吃惊的神色，随后她就笑了起来：

“怎么搞的？你怎么把自己弄得像个叫花子似的？”

她这一说，早已引得同病室的那些孕妇都把目光投向他。谭功达手里拎着一双凉鞋，打着赤脚，裤腿卷过了膝盖，大热天还穿着中山装，敞着怀。

“你怎么样？头还晕吗？”他在姚佩佩床头的一张小圆凳上坐了下来。

姚佩佩没有吱声，她紧蹙着眉头，嘴唇有些发干，过了半天，才叹了一口气，侧过身来看着他，轻声道：“我倒还好，你呢？你可怎么办呀？”

他知道姚佩佩话里的复杂意思，心头一热，喉咙就有点堵得难受。姚佩佩问他有没有吃午饭，谭功达摇了摇头。她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个饭盒，说她姑妈刚给她送了点桂圆粥来，问他要不要吃。谭功达说，他没有一点胃口，只是想在这里静一静，一会儿就要走的。

姚佩佩说，大约是在星期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她第一个接到高麻子打来的报警电话。她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他，可整幢楼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人影，她不断地给他家打电话，一直打到天黑，也没人接，这个时候，她才无奈地想起来，应该向白庭禹汇报。白庭禹一听大坝决了堤，当即就兴奋得不行。白庭禹让她通知所有县机关的工作人员，没下班的一个不许下班；已经回家的也要在20分钟之内召回，全体人员赶到四楼会议室开紧急会议。姚佩佩大着胆子没去开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守着那台电话机：

“我想着，万一你要是听到一点风声，说不定就会打电话来的。”姚佩佩道：“这两天，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去了外地？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在现场，接下去怎么办？”

“我哪儿也没去，”谭功达叹了口气道：“这些天我没在家住，一直在郊外的红旗养猪场。”

“你到养猪场去干什么？”

“都是那该死的沼气！”谭功达道：“星期三刚上班，沼气攻关小组的阿龙来找我，说他们试验了一年的沼气池已经可以产气点火了。问我要不要去现场看看。我们刚刚赶到那里，就下起雨来。”

“沼气成功了吗？”

“点了几次火，都没成功。后来阿龙说，雨下得太大，也许密封池进了水。在大雨的间歇，他带我去了二号池边看了看，阿龙还朝池子里丢了一根火柴，谁知道“嘭”的一声，差点没把池子炸塌，还溅了我们一脸猪粪。”

“怪不得你身上一股臭味！”

“当天晚上，阿龙就让我在他们那儿打个地铺，住一宿，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试一次，谁知这雨越下越大，没完没了。”

“那你眼下打算怎么办？”佩佩问他。

“我这就到普济水库那边跑一趟。”

姚佩佩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钱匣子来，把里面的钱和粮票都翻出来，递给他：

“你这会儿去那边，不就成了峨眉山上的猴子了么？”

“猴子？什么猴子？”

姚佩佩冷笑了一声，接着又说：“峨眉山上的猴子下来了，要去抢夺胜利果实……人家总指挥、副总指挥正忙得不亦乐乎，你这时跑去插一脚，哪里能讨到个好脸色？只是自取其辱。要我说，干脆你哪儿也别去。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个觉是正经。这么一闹腾，别的事我不知道，好歹，你这个县长恐怕是做不成了。”

她见谭功达木呆呆地坐在那儿发愣，就轻轻地推了推他：“再说，你怎么去呢？小王又不在。”

“我在马路边随便拦个什么车就行了。”

谭功达来到医院外，瞅见一辆运伤员的驴车，停在马路对面。一个黝黑的中年汉子头戴一顶破草帽，脖子上搭着条毛巾，正在给毛驴喂桑叶。谭功达朝他走过去，问他能不能捎他去普济。

“不行不行！”赶车的说：“给我多少钱都不行！一天跑两趟县城，我的这头驴都累得快吐血了，不要说你，呆会我自己回去，都舍不得坐。”

谭功达没再说什么。等到毛驴吃完了桑叶，那汉子晃了晃手里的柳条，赶着毛驴，一路摇摇晃晃地走了。在烈日炎炎的煤渣公路上，谭功达差不多站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拦下一辆车来。有一辆装煤的车倒是停了，可司机嘴里叼着卷烟，跳下车来就是一顿臭骂，连推带搡，差一点没把谭功达撵到路边的排水沟里。

谭功达气得双手在裤腰带上乱摸了一气。他是在摸枪。这是他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每当他遇到难以忍受的耻辱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去腰上摸枪。

他听着淙淙流淌的渠水，脑子里悲哀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远方钢蓝色的群山，看了看那条蜿蜒起伏的煤渣公路，四周的旷野一片岑寂。

他把手里拎着的那双塑料凉鞋穿在脚上，返身朝县城的方向走。可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个世界在顷刻之间似乎突然变得与自己无关了，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黄昏的时候，他终于来到了梅城汽车站的售票窗口。里面有两个女售票员，正盘腿坐在床上打扑克牌。谭功达把脑袋伸进去，问她们有没有去普济的班车，那个年轻的姑娘立刻瞪了他一眼，道：

“最后一班车半个小时前已经走了。”

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啪”的一声就把那扇小门关上了。

2

这天早上，姚佩佩一觉睡过了头。等到姑妈拎着一兜桃子从早市上回来，把她叫醒，已经十点一刻了。姑妈见她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看了看墙上的钟，劝她道：“都这辰光了，你再洗洗弄弄，赶到单位，也快要吃中饭了。不如上午就别去了，你来帮我搭把手，我们今天包馄饨。”

姚佩佩想了想，一脸苦笑：“不行啊，昨天才刚刚宣布了新的作息制度和工作条例，无故旷工，可是要开除的呀！”

“那你就到楼底下老孙头那儿，给单位打个电话，就说生病了。要不，我去替你打？”

“算了，还是我去吧。”

姚佩佩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下楼去了。她们家的隔壁就是县肉联厂，传达室的孙老头那儿有一台电话机，附近的居民要是有个什么急事，都去他那儿借电话用。这孙老头的脾气阴晴不定，让人琢磨不透。有时让打，有时不让打，全看他高兴不高兴。他要是不高兴起来，就是你家房子着了火，他那电话机也不准你摸一下。久而久之，弄得街坊邻居都有些怕他。姑父升了副校长之后，姑妈常常用孙老头的例子来开导他：“有官做，也要会做，你看那孙老头，什么官儿都不是，只管一部破电话，也混得人五人六的，谁见了他不都巴巴的……”

姚佩佩怯怯地给县委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杨福妹表现出来的热情令她感到十分意外。她一会儿“小姚，”一会儿“佩佩”，叫得挺亲热的，可姚佩佩心里还是挺别扭的。杨主任听说她身体不舒服，便关切地问她生了什么病，头上有没有热度，有没有请大夫来看过。她还特意介绍了一济治疗拉肚子的偏方，说是将车前子挖出来洗净，和芦根一起煎水喝。最后杨福妹笑道：

“佩佩同志，这几天大家都舍生忘死，啊，奋战在抗洪救灾第一线。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啊，你在县医院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嘛！很多同志向我反映，你虽说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累得昏了过去，却还是轻伤不下火线，这是什么精神？啊，这是无私的、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你在抗洪斗争中累倒了，就在家中好好休息，上午的会你就不用参加了。不过呢，下午两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会，啊，你能不能带病坚持一下？喂喂……”

杨福妹在电话中说个没完，好不容易才放下电话。姚佩佩向孙老头道了谢，正要走，忽听得孙老头嘿嘿一笑。孙老头盘腿坐在凉席上，正用指甲抠着脚板底的老皮，他那老鼠般又小又亮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笑道：

“小姚，听说今年新鲜的桃子已经上市啦？”

佩佩心里想：一定是他刚才看见姑妈买了一兜桃子进门，才故意琢磨出这句话来，启发她。她赶紧回到家中，捡大的挑了三五个桃子，给他送了过去。

吃过中饭，姚佩佩骑着自行车去县里上班。太阳火辣辣的，洪水刚退，地上仍不时可以看到晒得发臭的小鱼和泥鳅。她刚骑到巷子口，迎面就碰见了两个穿灰色短袖制服的陌生人。两个人都戴着眼镜，衣兜里都插着钢笔，手里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公文包。姚佩佩再仔细一瞧，这两人的长相竟然也有几分相似，心里觉得有些滑稽，忍不住就多看了他们一眼。这一看，其中的一个陌生人一把抓住她的自行车笼头，笑着问道：“同志，请问这儿是大爸爸巷吗？”

“是啊。”

“有一个名叫卜永顺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

佩佩一听他们要找卜永顺，笑了起来：原来是找姑父。她朝巷子里指了指：“你们从这巷子一直走到头，往左拐，看见一棵大香椿树，就再往右，就可以看见肉联厂的大门了。我家，不，他家，就住在肉联厂的隔壁。”

两个人同时露齿一笑，道了声谢，挺着胖胖的肚子，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了。

姚佩佩来到县委大院门口，看了看表，已经迟到了五六分钟。她看见司机小王拎着一只铁皮铅桶，手里拿一块抹布，正在擦他的吉普车。在吉普车旁边，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窗户上遮着一层白色的纱幔，车身满是泥迹。传达室的老常也在那儿帮忙，他手里捏着一根棍子，正要把轮胎上厚厚的干泥巴捅下来。

自从他收到小王的情书之后，姚佩佩一直有意无意地躲着他。小王也像是变了个人，脸上多了一层阴郁之气，成天没精打采的。人比原来也更瘦了，嘴边留了一撮黑笃笃的小胡子。小王的胆子太小了，人也腼腆，有时候在路上碰见姚佩佩，自己脸一红，就像做贼似的，一个人远远地绕开了。到了后来，弄得姚佩佩也有了一种负罪感：本来是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可给那羊杂碎一搅，反而弄得像个仇人似的，心里不免有些伤感。有时候也想到给他写封信，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因此左右为难。

佩佩在院子里停好自行车，正要上楼去，没想到小王朝她紧走几步，嘴里冷不防冒出一句：

“打倒法西斯！”

姚佩佩这才回想起他情书中的那个约定：如果她同意跟他谈恋爱，就应当回答说：“胜利属于人民！”可如果不同意呢？小王信中可没写。要是不搭理他，好像也不太礼貌，情急之下，就故意装出没听懂他话的样子，胡乱道：

“哪来的法西斯？吓我一跳！”

随后，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开了。可小王还是不死心，手里捏着那块抹布，又朝她追了过来，到了楼门口，冲着佩佩的背影，喊道：

“革命尚未成功！”

佩佩一愣，站住了。她本想回他一句“同志仍须努力”，可转念一想，这不行。如果这么说的话，不是一种变相的鼓励又是什么？这表明，自己尽管目前不同意，可以后还是有希望的！这小子，别说，还挺贼的，天知道他怎么想出这么个鬼主意来！自己差一点上了他的套！想到这儿，姚佩佩转过身去，对他笑了笑：

“同志继续擦车！”

随后，她头也不回地上楼去了。

她听见老常在身后对小王嘀咕道：“哟嗬！你们两个小鬼头，还对上暗号了呀。”

会议还没开始。走廊里挤满了一堆一堆的人，都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只有谭功达一个人远远地站在楼道的窗口吸烟。会议室里也是乱哄哄的，姚佩佩看见汤雅莉手里拿着一把纸扇，呼啦呼拉地扇着风。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汗酸臭。汤雅莉告诉她，好像是扩音器的线路有问题，会议推迟了。

她看见主席台上的几个人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话。钱大钧手里托着一只烟斗，正在金玉的耳边说着什么，几个穿蓝布工作服的电工浑身都叫汗水浸透了，正忙着检查扩音器的线路。金玉身穿拷绸皂衣，一边频频点头，一边探头向会场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熟悉的人。

汤雅莉今天满脸不高兴，不怎么爱说话。姚佩佩把在楼下碰到小王的事跟他说了，雅莉也只是勉强笑了一下。

“你这人怎么了？”姚佩佩推了推她，“就像人家欠了你三百吊似的？”

雅莉正想说什么，忽听得扩音器炸出“吱”的一声，震得他们赶紧捂住了耳朵。既然扩音器已经修好，钱大钧清了清喉咙，宣布开会了。照例是全场起立，照例是合唱《国际歌》。姚佩佩自幼五音不全，再加上歌词也记得不太熟，本想不唱，一见汤雅莉唱得有板有眼，也只得跟着她忽高忽低，怪声怪调地乱唱了一气。可唱了没几句，忽见汤雅莉面有怒色，对她耳语道：“你不会唱，就不要瞎唱！害得我跟你一起跑调。”姚佩佩脸一红，再也不敢出声了，心里嘀咕道：这羊杂碎，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假正经！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由金玉代表省委，宣布撤消谭功达党内外职务、停职检查的决定。随后，地委副书记邱忠贵宣布梅城县新的干部任命：白庭禹担任梅城县县委书记；钱大钧任代理县长；杨福妹升任副县长兼办公室主任。姚佩佩抬起头来，从主席台上一个个数过去，果然已经没有了谭功达的身影。虽然心里早有所料，可还是觉得怅然若失。会场上鸦雀无声，一台老式电风扇呼呼地转动着，扇得主席台上的纸页片片翻起。

接下来，由新任代理县长钱大钧宣读抗洪救灾先进个人名单。姚佩佩听见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心里觉得既凄凉，又滑稽。她见汤雅莉表情肃穆，正襟危坐，便在一页纸上，写了句悄悄话，用铅笔的橡皮头，戳了戳她的胳膊，让她去看。没想到，汤雅莉很不耐烦地咂了一下嘴，一把抓过那张纸来，飞快地写了一句话，递给她，佩佩一看，见上面写的是：

对不起，现在正在开会，有什么事请你开完会再说！！

望着那两个惊叹号，姚佩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渐渐地，她的目光就有些呆滞，脸上火辣辣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悲哀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孤立的、被海水围困的小岛，任何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自己的隐秘，无法触碰。从现在开始，坐在她身边的这个汤雅莉，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以自诩为落后分子为乐、与她沆瀣一气的姐妹了。再好的大观园，也会变成一片瓦砾，被大雪覆盖，白茫茫一片。佩佩觉得自己的内心黑暗无边，而其中最珍贵最明亮的那一缕火光，已经永远地熄灭了。往后，她必须一个人来面对这个让她颤栗不安的世界了。

她听见钱大钧吞吞吐吐地宣布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由谭功达上台作公开检查。当钱大钧提到“谭功达”三个字的时候，明显地犹豫了一下——似乎自己的老上级虽然已大权旁落，却仍然余威犹存。会场上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佩佩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不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幕。可是她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坐在门边的一个干部向白庭禹报告说，会议刚开了没几分钟，坐在台下的谭功达就起身走了。白庭禹似乎颇为尴尬，他赶紧与坐在身边的杨福妹说了句什么。佩佩看见杨福妹迈着她那肥胖的萝卜腿，从主席台上下来，急火火地走了。她大概是找谭功达去了。

时候不大，杨福妹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她走到主席台前，踮着脚，在白庭禹耳边说了句什么。白庭禹又侧过身去，与金玉交谈，金玉的脸色也很不好看。会议中断了二十多分钟，钱大钧脸色铁青地宣布散会，大家回办公室继续上班。

姚佩佩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有些暗自庆幸。她跟了谭功达这么些年，这还是她第一次发现谭功达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她脑子里乱哄哄的，正在犹豫着在散会之前，要不要与汤雅莉打个招呼，可当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身边的椅子早已经空了，汤雅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会议室。

姚佩佩走进办公室，看见谭功达把办公桌的两个抽屉都搬了出来，正在那儿整理自己的东西。他显然对今天的会议早有心理准备，看上去倒是一脸轻松，见姚佩佩抱着一堆文件进门来，谭功达对她笑了笑：“让我作检查，凭什么让我作检查？撤老子的职可以，让我检查，门都没有！”

他见姚佩佩没有答话，又道：“你知道刚才杨福妹来叫我去作检查，我是怎么回答她的？”

“您怎么说？”

“屌！”

佩佩听他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可心里倒觉得莫名其妙地畅快。他要是不当官，也许就能变得聪明一点。这傻瓜被撤了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她赶紧放下文件，忙着过去帮他一起整理东西。谭功达随手将一大摞捆好的信件从桌上推过来，让佩佩拿到盥洗室去烧掉。

“全都烧掉吗？”

“全烧掉！”谭功达道：“这些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成天写什么匿名信……”

“可是……”姚佩佩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微微红了脸，“其中有几封是我写给你的……”

“你？”谭功达痴痴地看着她的脸，声音一下子变得温柔而暧昧，“真的吗？那，那我们，把它找出来？”

“不用找了，都是骂你的话。”佩佩低声道。他竟然对那些匿名信毫无印象！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拆看！看来自己的一番心思算是白花了。要是再有一点耐心，再等上三、四分钟，苦楝树上的阴影说不定就会移走的……

“你写过几封？”

“记不清了……”

“我们天天在办公室见面，你有什么话还不能当面说吗？干吗要写信？”

“您说呢？”

……

正在这时，钱大钧神色慌张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一脸尴尬地看了佩佩一眼：“姚秘书，你出去一下，我和老谭说几句话。”

姚佩佩看了看谭功达。谭功达朝她使了个眼色。佩佩只得从椅背上拎过她的包，出去了。

她听见钱大钧在身后把门关上了。

姚佩佩回到家中，见姑妈满脸堆笑，面有喜色。她笑嘻嘻地盯着佩佩的脸，笑得她心里发怵。随后姑妈捉住她的一只手，神神叨叨地将她拉到客厅的椅子上坐下，拍着她的手背，说：

“闺女，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姚佩佩满脑子都是谭功达被撤职的事，满腹焦忧，心神不定，见姑妈这一问，便吃了一惊，忙问道：“到底是什么事，让姑妈这么高兴？”

她姑妈假装生气地把她手一推，嗔怒道：“死丫头，到现在你还想瞒我！政府派来的两个做外调的同志已经向我透了底了。”

姚佩佩一听说“外调”两个字，头一下就大了。她用手捋着肩上的背包带子，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在巷子口碰到的那两个陌生人。她起先还以为是姑父单位的同事呢，原来是为自己的事而来。

“今天下午，你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找来了。一进门就掏出本子来，问这问那。我问他们到底想了解什么事，他们就说，只要与姚佩佩同志有关，所有的事都不应该向组织隐瞒。我当时就是一愣，还以为你在单位犯了什么错误，再看了看那两人的脸色，慈眉善目，态度也还和蔼可亲。我一边用一些不相干的事来搪塞，一边旁敲侧击地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没弄清楚他们的来历之前，我什么话都不会跟他们说的。那位年轻一点的，毕竟历练不深，经不住我再三盘问，便道：‘是省里要调姚佩佩同志去工作。’我一听说你要去省里工作，这接下来的话就好说了。我把你夸得像一朵花似的，反正闭着眼睛瞎吹呗！把死的说成活的；把活的说成会飞的。那两人可真傻！我的话他们还真信！说什么他们就记什么。我又问他们，我们佩佩若是到了省城，会给安排个什么工作？那年纪稍长一点的倒是口风很紧，他说他也不清楚，他们的任务只是负责材料。你这个丫头，虽说摊上了那么一个反革命家庭，倒是命硬，哈哈。你是哪里修来的这个福分？天上掉下一块金子来，怎么偏偏就砸在你的脑袋顶上？”

她正这么眉飞色舞地说着，姑父也下班回来了。姑妈立即就丢开她，围着姑父，把刚才说过的话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姑父也挺高兴的，少不了又把佩佩叫到身边，以长辈的口吻勉励教训了她一通。末了，姑妈又将她拽到一边，低声对她说：

“不过，那两人倒是问起了你的家庭历史。详细地盘问你爹被镇压、你妈上吊的事，我起先还想替你瞒天过海。可那么大的事，怎么瞒得过去呢，也不知要不要紧……”

姑父满不在乎地插话道：“这个你不懂！不碍事的！她爹是她爹，她是她！我们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你少跟我‘我们我们’的！你他娘的又不是政府！”姑妈笑道：“不过你这话倒是不错。做外调的那两个同志也是那么说的。”说完，姑妈喜孜孜地去厨房准备晚饭去了。

吃饭的时候，姑妈嘱咐她，待会到楼下唐拐子的裁缝铺去量一下腰身，下午她从箱子里翻出几块布料来，要给佩佩做几件衣裳。

“这么急？你这个人呀，见了风就是雨的，现在才刚刚做外调，离正式调动还早着呢！哪里就耽误了你给她做衣裳！”

“话是这么说，还是早一点预备的好，佩佩你说是不是？”

姚佩佩说她这会儿头痛得厉害。而且她还要写一个入党申请书，是昨天杨福妹特意嘱咐的，明天一早就要交的。姑妈听说她要入党，又见侄女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便没再坚持。姑父跷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对佩佩道：

“怎么，佩佩要入党啦？”

姚佩佩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道：“哎，我哪有那么高的觉悟啊，哪有什么资格入党！还不是他们给逼的。”

姑父一听她这么说，当即脸色陡变，放下报纸，正色道：“新鲜！入党还有人逼你？”

姚佩佩便把杨福妹如何让她写入党申请书，她如何不愿意写，杨福妹如何跟她说，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且明天一早就让她交上去等等细枝末节，说了一遍。姑父气得浑身乱抖，直着脖子喊道：“还有这样的事！入党是内心的一种纯洁自然的要求，怎么能强迫命令！我劝你不要写，不仅不要写，还要把这一情况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这是严重的违背党章的行为！”

“放你娘的臭狗屁！”

姑父正说得得意，不料姑妈把桌子一拍，跳了起来：“人家领导让她入党，管你屁事！还不是指望她进步！你他娘的吃硬饭、拉硬屎，却不会说人话！这些年，入党申请书我看你至少写了十七、八封了，可是顶个屌用！你别他娘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了！你要是早早入了党，那个副校长也不会给人家撸下来了。”

姑妈一旦骂起人来，便有一种回肠荡气之美。不知为什么，佩佩听了，虽说满嘴脏话，总觉得心里痛快无比！

姑父立刻吓得不敢吱声了。他把饭碗一推，抓起一只蒲扇，呼啦呼拉地乱扇一气，一个人下楼散步去了。

整整一个晚上，姚佩佩都坐在自己的梳妆台前，看着桌上的一叠信纸发愣。她的姑妈兴奋劲还没过，不时推门进来，跟她说话。一会问她入党申请书难不难写，一会又趴在她肩上柔声道：“佩佩，你到了省城，当了干部，会不会就不认我这个姑妈了？我以前对你狠了一点，言语上或许有个山高水低，可心里待你比嫡亲的女儿还要亲，我和你那老不死的姑父没能弄出一儿半女，日后就全指望你了……”说完照例又是抽泣。弄得姚佩佩只得放下笔，回过身来劝她。

到了九十点钟的时候，姑父还没回来。姑妈却笑嘻嘻地抱着一大摞材料往佩佩的梳妆台前一放，悄悄地对她说：“这都是我从你姑父的抽屉里翻出来的，你姑父什么事都不会做，就会写这个入党申请书，你找找看，有没有他写过的申请书，若是有，你就照抄一份就行啦，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说完，就踮着脚出去了。她走到房门口，又回过头来，对佩佩嘱咐道：“要抄你就快点抄，你姑父一会恐怕就要散步回来了。”

姚佩佩心里只得苦笑。她摇了摇头，顺手拿过那堆材料，一页一页地往下翻，可翻了没几页，突然眼前一亮，暗自吃了一惊！这哪是什么入党申请书！一共六份材料，全是姑父写的悔过书！材料中写的是他和学校的一名化学女教师之间的腐化丑闻。她刚开始还不知道搞腐化是什么意思，可看了两页，脸就红了。

姑父在信中交代说，这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白骨精女教师，如何向自己进行猖狂进攻；自己如何坐怀不乱、威武不屈；对方又如何穷追猛打。这是一条隐藏在革命教师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美女蛇，因为她长得像电影演员王丹凤，自己一时把持不住，竟做出了那样一件“禽兽不如”的勾当……

虽说是七月的夏日，可看完了这份材料，姚佩佩周身一阵冰凉。平常老实巴交、令人尊敬的姑父，竟然是这么一个人！尤其是事发之后，他竟然将全部的脏水都泼到那个长得像王丹凤的可怜女教师头上！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之感。不知怎的，她又忽然想起汤雅莉来。脑子里盘旋着“人心隔肚皮”这句俗话，看着窗外迷茫的夜色，一时悲从中来，泪流不止。

3

谭功达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去县里上班了。他知道他眼下的任务就是做梦。

没日没夜的昏睡，很快让他对时间的感觉变得迟钝。夏日的夜晚皓月当空，露水浓重。蟋蟀和金铃子叫个不停。多少个晚上，他摇着扇子，躺在院中的竹椅上，看着天空中金粉一样的星斗，昏昏睡去，直到黎明啾鸣的鸟将他惊醒。

他忽然记起十多天前，也就是他被解除职务停职检查后的第二天，家中来了一位道士模样的算命先生。这个人牙齿漆黑，面色焦黄，看上去就像一个鸦片烟鬼。一进门就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在县长的位置上给人撸下来了吗？这屋子里有鬼，冯寡妇阴魂不散。”

随后他从怀里摸出一面小圆镜来，说是要替他降妖捉怪。那天中午，骤雨初歇，天空中同时出现了两道绚丽的彩虹。道士说，这样奇异的天象一百年才会出现一次。

“这么说，是吉兆啰？”谭功达厌恶而讥讽地问他道。

“倒也不尽然。两道彩虹分别是通往未来的跳板，左边那条是吉兆，右边的那一条，却也难说。”道士说。

谭功达又问他，将来自己会不会结婚。

道士想了想，道：“会的，会的。还会有孩子。是个男孩。”

“跟谁结婚？”

“那要看。现在，一切都很难说。因为毕竟，洗澡水还没有泼到你身上。同样的道理，时光可以倒流。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的阴影，也可以重新被阳光驱散……你能不能先给钱？”

谭功达见他满口胡言乱语，也没怎么搭理他。他按了按自己的下腹部，问道：

“这几天，我的左肾老是疼。我是得过肾炎的，还开过刀。近来伤口隐隐作痛，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身体不好，你应当去医院。”道士狡黠一笑，接着道：“不过，你的问题不在左边，而在右边。记住，永远是右边……”

“右边？右边是肝啊，我的肝可没什么毛病……”

那道士冷笑着，向他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来，暗示他先给钱。

谭功达终于失去了耐心，连推带骂，将他轰走了。

那道士倒也不生气，嘴里只是道：“惨了，惨了！你惨了！你惨透了！用不了几天，洗澡水就要泼到你头上了……”

洗澡水？他娘的，哪来的洗澡水？

在他书房的桌上，摊着一张梅城规划图。这张图是他请一个刚刚分来的学美术的大学生绘制的：技法精湛，出神入化。图上不仅精确地标明了梅城县每一座村庄的具体位置，而且还画出了山峦，河流，湖泊，峡谷的大致形貌。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倘若稍加修饰，完全可以送去参加中国美术协会的年度画展。他画的是未来梅城春天的景象。甚至还用颜料点染出缤纷的鲜花、路上的行人和汽车。

“这是紫云英吗？”他指着画上的花丛问道。

“不，是桃花。”大学生说。

他还给这幅地图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桃源行春图。谭功达问他能不能在图上画上一道长廊，将梅城县的每一个村庄都连接起来。

“为什么？”大学生吃惊地问道，“为什么要画长廊？”

“这样，全县的人不论走到哪里，既不用担心日晒，也挨不了雨淋。”

“人家都叫我疯子，原来县长您比我还要疯。”大学生笑着对他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谭功达问他。

“没有为什么。”大学生神秘地扬了扬眉，“艺术，你不懂的！”

可惜的是，谭功达还没有来得及将这幅新地图拿到常委会上去讨论，就被免了职。到了晚上，地图上的山川、河流一起进入他的梦中，他甚至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听到花朵在夜间绽放的声响。

一个星期前，县里派来了几个工人，扛着梯子，把他屋里的电话给拆走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就此中断。没过两天，又来了另一拨人，他们是一些木匠和泥瓦匠。手里拿着皮尺，一进门就指手画脚，把他家转了个遍，随后拉开皮尺量这量那，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谭功达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工头说：“这房子要大修了。”

谭功达忙问，是谁让他们来修房子的？

工头说：“你别紧张，这房子要拆，起码还得等一个月。是县委办公室让我们来的。”

“房子拆了，我住哪？”

“这个我们哪里管得了！”工头道。

由于心里记挂着沼气池的试验，谭功达还抽空去了一趟红旗养猪场。他特地起了个大早，从梅城县汽车站坐车到城郊的造甲村，然后步行五华里的山路，才赶到养猪场。一名饲养员告诉他，在这试验沼气的几个人早就卷铺盖离开了。用来试验的几个大池，也早已出了粪……

“你不是不当县长了吗？”饲养员不解地看着他，“还管这些鸟事做什么？”

这天晚上，谭功达在西津渡一家小饭馆中喝了点白酒，一直到店主人再三催促打烊，才怏怏不乐地离开。他喝了太多的酒，被风一吹，酒食翻滚，涌向喉口。他忍了又忍，才没吐出来。

他走到家门口，隔着浓浓的雾水，忽然看见自家屋里竟然亮起了灯光，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心里明明记得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是锁上门的，这会儿，家里怎么会亮灯呢？他再次摸了摸门上的铁锁，湿漉漉的，并未打开。这时候家中怎么会有灯光呢？

谭功达看见厨房中灯影憧憧，似有人影晃动。难道果然像道士所说，冯寡妇的冤魂不散？心中不免也有几分疑心。他打开院门，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边，正想探头朝里边看个究竟，冷不防闪出一个黑影来，“哗”地从里面泼出一盆水来，浇得他浑身透湿。谭功达怪叫了一声，把那人也吓得吱哇乱叫。

“怎么这么巧？”那人咯咯地笑了起来，“把洗澡水泼了你一脸。”

听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谭功达在脸上胡乱地抹了几把，凑到厨房的灯光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冯寡妇的冤魂！原来是上次在老徐办公室见过的那个农妇张金芳。

她刚刚洗过澡，穿一条花短裤，上身只穿一件对襟小马夹，两个乳房鼓鼓囊囊，像是要把马夹撑破似的。她倚在门边，笑嘻嘻地看着谭功达，嘴里甜甜地道：“谭县长，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已经不是什么县长了，你别乱叫！”谭功达的心里还是在扑扑乱跳，“先不跟你说这个，我门关得好好的，你是怎么进来的？”

“那还用问？从篱笆缝里钻进来的呗。”张金芳拧了拧手里的毛巾，就过来替他擦了擦头上的水，她的乳房在他眼前晃个不停。她穿着一条红短裤，大腿又粗又白，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儿。

她带来的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歪在灶堂里的柴火堆上，张着小嘴，已经睡熟了。这个女人洗了澡之后，自然有一种爽净与妩媚：口宽脸阔，细眉大眼，肤色红润，身材壮硕。谭功达不禁酒往上翻，血往上涌，心中摇摇欲醉。他在看她的时候，那女人也望着他，一直在妖娆地笑着。

“你怎么又找到这儿来了？不是说好了不来的吗？”谭功达扶住墙，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

“房子被冲了，地也被淹了，不找县里，你让我找谁去？”妇人仍是笑。

“县里不是在普济设了临时居民点吗？”

“那鬼地方也能住人？胡乱搭几个窝棚，把我们往里一塞，每天发几个馊馒头，就算完事啦？晚上连个帐子也没有，我那苦命的孩子，浑身上下，被咬得没有一块好肉。”张金芳道，“前天早上，县防疫站的人又来喷药，我一打听，才知道是防霍乱的，我胆子又小，一听说要闹霍乱，就连夜带着孩子，奔县上来了。到了县上，天已经快黑了，门都关了，传达室那老头认得我，死活不肯开门，我没办法，只能一路打听，找到您家来了。”

“有事请你到县里去说。再说，现在我已经不是县长了。”谭功达再次提醒她。

张金芳也不搭理他，从水缸里舀了水，把换下的衣服往脚盆里一泡，蹲下身子去洗她的衣服去了。谭功达怎么劝她离开，张金芳只装听不见，嘴里带着笑，不时拿眼睛偷偷地觑他。谭功达极力显出严肃威赫的样子，可他的嗓音根本不听使唤。再凶狠的话，一出口，全都变成了深沉低回的呢喃，就像清澈的水流漫过春天的草地，声音中带着柔情蜜意。

四周静谧无声，窗外的一轮弯月，泛着清冷的光。他忽然觉得那月亮开始转动。紧接着，整个厨房都像磨盘一样地转动起来，而且越转越快。他一个立脚不稳，向前趔趄了一下，扶着墙就要呕吐。张金芳见状赶紧过来，在身上揩了揩湿手，一把揽住他，又在他背上轻轻地敲着。

谭功达呕吐了半天，只沥出一些绿色的苦水来。她的脸和谭功达挨得那么近，耳畔的发丛不时蹭着他的脸。张金芳敲了半天，见他也吐不出什么来，便拽过他的一只胳膊，架在自己的肩上，搂着他的腰，扶着谭功达往卧室去了。

四十多年来，除了白小娴之外，谭功达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挨着一个女人。他浑身绵软无力，可他知道自己血液奔涌，像脱了缰的野马。她身上的汗味熏得他心旌摇荡。在沉沉的睡意中，他能够感觉到张金芳在脱他的鞋袜，解他衣服的扣子……他意识到女人用湿毛巾擦他的脖子、他的胸脯、腋窝……他能听见张金芳轻声地说：“真臭！你几天不洗澡了？”听见她用扇子在帐子里赶蚊子。随后金属帐钩“当啷”一响，一个甜蜜而污秽的声音在他耳朵边怂恿他：算了，这样多好！别管它那么多了，由它去吧！他在凉席上畅快地打了个滚，趴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

到了后半夜，谭功达从一阵尖锐的头痛中醒了过来。帐子顶上浮着一层微暗的月光。他摸索着想要找到灯绳，却摸到了一个圆滚滚的脑袋上，心里就觉得不妙，酒也醒了大半。他又朝左边摸了摸，就摸到了那妇人的脸。

“你是不是要喝水？”

原来，张金芳病未睡着，正眨巴着她那明亮的大眼睛，轻声问他。

她一下就拽住了谭功达的胳膊，抱在怀里，任凭谭功达怎么用力，也抽不出来了。在这个富有经验的女人面前，谭功达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把他的手拽到罩衣的下沿，又贴着肌肤往上，滑向她的胸前……原来她的乳房这么大，都快堆到胳肢窝里了；原来她的身上这么软，这么滑，这么奇妙！张金芳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她平躺在凉席上，开始了沉重的喘息，嘴里喃喃道：快，快……。她的喘息那么急促，胸脯起伏的那样厉害，面目那么狰狞、丑陋，牙齿咬得那么紧，吓得谭功达赶紧俯身问她：“张同志，你，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觉得通体舒坦。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什么心事也没有。在早晨凉爽的微风中，心里十分安逸。他从桌子上摸着了一包烟，叼起一根，正要点火，见自己全身赤裸，猛地就想起什么事来，嘴里叫了声“不好”，一骨碌从床上翻身坐起，吓得面无人色。

他要好好地想一想，昨晚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脑子里一鳞半爪，什么头绪都没有，就像是做了一个又甜又黑的梦。他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赤着脚，满屋子找了个遍，怎么也没看见张金芳娘儿俩的身影。她和孩子都不见了。窗外的海棠树上一只梅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他走到院子里，看见院门大开，心里不由得一阵狂喜：难道他们走了不成？

当然不可能。

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他们随身带来的那个脏兮兮的大挎包就搁在井台上，张金芳昨晚换洗下的衣服在晾衣绳上被风吹得飘来荡去。他来到厨房，地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都满了。他摸了摸锅灶，是热的，揭开锅，看见锅底蒸着一块面饼，还有一只鸡蛋。

他抓过面饼，刚吃了没两口，就听见院中似有人语响动。赶紧跑出门一看，见张金芳一手拎着一只芦花公鸡，一手抱着湿漉漉的水芹菜，那个孩子躲在她身后，两人正从门外进来。

“你醒啦？”张金芳笑道，“我做的饼子好不好吃？”

随后，她把那孩子往谭功达面前一推，道：“腊宝，快，叫爸爸。”

那孩子怯怯地看了谭功达一眼，一转身又朝她娘跑过去，紧紧地抱着她的大腿。张金芳脸一沉，勃然变色：“刚才在路上，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是叫还是不叫？”说完顺手就给了那孩子一巴掌，腊宝嘴一张，哇哇大哭，眼泪鼻涕一起下来了。

张金芳也不答理他，把那芦花大公鸡往地上死命一摔，那公鸡扑楞着翅膀，原地打转。张金芳一看那鸡还没死，就更火了，大步上前，一脚踩住那鸡的翅膀，把鸡的脑袋轻轻一拧，那公鸡“吱”的一声，脖子就耷拉下来，死了。

张金芳撸了撸袖子，对谭功达道：“你吃完了饼，就去帮我烧锅开水，中午，我给你炖锅鸡汤喝。”说完，她用脚尖挑了一下地上的那把扫帚，那扫帚就自动地跑到她手里去了。她朝手心里“噗噗”吐了两口唾沫，搓了搓手，拉开架势，清扫起场院来。腊宝这时也不哭了，正用一根棍子顿在院子里捅那公鸡的脑袋。

谭功达嘴里噎着一块饼，怎么也吞不下去，吓得目瞪口呆。

张金芳打扫完院落，又忙着去整理昨晚被他们踩坏的篱笆。谭功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她身边，蹲了下来，从地上抓过一根树枝，拨弄着地上的土块，一时不知怎么跟她开口。

“大嫂，……”过了半天，他终于叫了她一声。

张金芳奇怪地转过头来，看着他，朗声笑道：“你别大嫂、大嫂的，都是一家人了，叫得我心里怪别扭的。我是有名字的，你往后就叫我金芳好了。”

“金芳同志，我……”谭功达根本不敢去看她的脸，低着头道：“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说呗。”张金芳大声道。

她麻利地把倒塌的竹篱扶起来，再用草绳将它扎紧。谭功达拽了拽她的袖子，又朝篱笆外指了指，张金芳探头朝外面张望了一眼，果然看见篱外人影晃动，脚步杂沓。便拍了拍身上的灰土，站起身来，笑道：“你这人，事情可真多！”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里屋。一进卧室，张金芳就把门给反锁上了。她走到床边，一屁股坐在床沿，把头上的方巾扯了下来，挪了挪身子，掸了掸床沿的灰土，对谭功达道：“你也过来坐。”

谭功达没敢过去。他靠在床边的桌上，抖抖地点上一只烟，猛吸了起来。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话吗？说吧。”金芳道。

香烟在谭功达指缝中抖动。奇怪，他怎么也控制不住它：“张金芳同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走？走到哪里去？”张金芳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我是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

“我知道你要赶我走，是不是？”张金芳冷笑道：“不行啦！太晚啦！如今地也耕了，种子也下了，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倒要赶我走，你这狗日的，良心都叫狗吃了！”

谭功达勉强地笑了一下，说，都怪他昨晚喝醉了酒，一时糊涂，才做出那样猪狗不如的事来。他愿意深刻检讨。他说，为了做出必要的补偿，他愿意将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全部工资都毫无保留地送给她，“只要……”

“只要我答应离开，对不对？”没等到谭功达把话说完，张金芳就咧开嘴笑了：“呆子，你可真是个呆子！做你娘的春秋大梦！鸡巴一拔，转脸就不认得人了？你就是送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走的。再说了，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的那些钱本来就是我的。”

谭功达听了她这一番话，才知道事情根本不像他预先想象的那么简单，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一个人呆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找出了另外一套说辞。

“张金芳同志，也许你还不知道，我如今已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谭功达故意在“严重”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已经不再是县长了……”随后，他把自己如何被停职检查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张金芳不屑一顾地噘着嘴，笑道：“你又编出这些瞎话来诓我！说你呆，倒也挺聪明的！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啊。”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一摇一扭地走到谭功达身边，把脸贴在他的脸上，柔声道：“你这个呆子！活了四十多年，我料你还没闻着过女人味！如今白送给你一个老婆，你也不要？别看我是乡下人，可当年青枝绿叶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美人哪！只可叹我家那死鬼没福消受，如今误打误撞落到你手里，也不知道你们老谭家修了几世几劫的福，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谭功达正要说什么，那张金芳早已将两片厚厚的嘴唇贴了上去，堵住了他的嘴。身体随之也变得软软的，似乎就要瘫倒，谭功达只得用手去捞住她。她又开始了喘息。她这一喘息，谭功达的心马上就乱了。那女人的身体软得像发过头的面团……两个人跌跌撞撞，挨到床边。仿佛是为了消弭一个小错误，就要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谭功达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将她压在了床上，一只手就要到她的腰间扯那腰带，张金芳见他正在兴头上，便假装用力去掰他的手，嘴里浪笑道：“你还赶我走不赶？”

谭功达嘿嘿得笑了一声，嘴里说：“不叫你走了。”

“你可想好了，不许反悔！”

谭功达说他已经想好了，决不反悔。

张金芳又让他发誓，一遍比一遍刻毒。见谭功达无不应承，这才把手一松，由他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人都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累得像死狗一样。谭功达静静地吸着烟，极力地说服自己其实这样也挺好。这样也挺好，真的挺好！那张金芳把头枕在他的臂弯里，偷偷地笑。谭功达问她笑什么，她也不答话。半晌，张金芳用手拧了一下他的鼻子，悄声道：“你呀，果然是个呆子！”见谭功达愣愣的看着自己，就又接着道：

“这大水退了以后，县里让我们分批返乡，重建家园。可是县里、乡里也拨不出多少钱来，如何能盖得起新房子？我就想到来县上再闹它一闹，混几个钱，回去贴补贴补。可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天已经黑了，门房死活不让我进去，说干部们都下班了，让我第二天再来。我们娘儿俩，可怜，在大街上转悠了半天，也找不到个落脚的地方，身上又没带几个钱，就忽然想起你来。在路边随便找了个人打听了一下，还真的就问出了你家的地址。

“到了你家门口，一看大门紧锁，等了半天也不见你回来。正想着离开，还是我们家腊宝眼尖，一眼就看出你们家篱笆有个洞。我当时饿得头昏眼花，一看四周又没人，也就管不了许多了。本来我们也就想在你这儿讨碗水喝，对付着过一夜，运气好的话讨得几个钱，第二天就回去；如果运气不好，第二天就到县上去大闹一场。可一等到你喝醉酒回来，就见你两眼直勾勾地朝我身上看。我心里一动，心说这人都当了县长了，怎么还这么轻薄！我的心思就活动了。说实话，当时我有了这个心思，自己都吃了一惊。都说县长四十岁还没成家，可见是被憋坏了。我敢说，自打你进了厨房的那刻起，眼睛就没离开过我。我心里道：要是再激他一激，保不齐这事还真能成。结果呢，还真成了！”说完，抱着谭功达哈哈大笑。

谭功达一时无语，反正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心里就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念头：说不定这样倒也挺好的。

傍晚的时候，隔壁的老徐下班回来，给他送来一封信。老徐进屋的时候，看见他们三个人正亲亲热热地围着一个桌子吃饭，当即僵在那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信是姚佩佩写给他的。写在一张日历的背面，很短，只有十几个字：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里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这天晚上，谭功达一夜未睡。张金芳频频地招他、惹他、逗他，他心里觉得腻腻的，没有碰她。小宝睡在他身边，静静地打着鼾。他一遍一遍默念着佩佩的名字，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佩佩。佩佩。

4

自从谭功达被解除职务之后，他那张大办公桌一直空着。姚佩佩不安地想到：如果钱大钧以新任代理县长的身份，搬到这里来办公，自己势必要与他朝夕相处，那可怎么办？她成天提心吊胆的，害怕钱大钧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望着她似笑非笑。不过事情过去两三个星期了，她说担心的事一直没有发生。姚佩佩倒是在楼道里遇见过他一回。他不知为何受了伤，头上缠着 一条白纱布，纱布上还隐隐地透出绛红的血迹。后来，她才听说，原来是叫谭功达用茶杯给砸的。

那天下午，钱大钧来办公室找谭功达谈话，没多久两个人就吵了起来。门房的老常说，那天下午，他正在院子里生煤炉，一听见楼上茶杯摔碎的声音，就知道大事不好。正想上楼看个究竟，忽见一只烟灰缸从窗口飞了出来。他跑到楼上，楼道里早已挤满了人。原来钱大钧和谭功达两人已经扭打到了楼道里。他看见钱大钧手按在额角上，指缝里往外滴着血；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青石镇纸，发了疯似的乱挥。别看他四十大几的人了，可毕竟是行伍出身，发起飙来，三两个小伙子都拦他不住，一直追到二楼，最后才被人死死拦住了。谭功达还在那儿乱踢乱蹬，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当年你在挺进中队，干出了那档子丑事，我真后悔当初没一枪崩了你！”

钱大钧也不答话，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赶忙去医务室包扎去了。老常说，他和另外几个人扶着谭县长，把他劝到办公室去的时候，看见白庭禹书记站在四楼栏杆扶手边悠闲地抽着烟。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讲，人影子一晃，随后就不见了。

随着谭功达的解职，姚佩佩觉得自己在县机关也渐渐地被人们遗忘。没有任何人向她下达任何指令，也没有人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来。她日复一日坐在桌前，托着脑袋，看着窗外发愣。那封入党申请书她一直没写，杨福妹也不再催问。至于上调省里的事，也似乎没了音讯。在这个寂静的夏日，她成天昏昏欲睡，心里像长了毛。渐渐地，多年来一直积压在心中的一个念头终于沉渣泛起。

她想到了辞职。

可一旦自己辞了职，又能到哪里去呢？姑父刚当上副校长的时候，姚佩佩倒是动过一点心思，想央求姑父介绍她到梅城中学去教语文。自己读过不少书，缺的只是教书的经验而已，中学教不了的话，去小学教孩子们识几个字还是绰绰有余。没想到姑父那边又出了事。另外，他一想起姑父那份悔过书，就觉得这个人也很不可靠。

她每次骑车回家，都要经过以前在那儿卖筹子的梅城浴室。每次路过那儿，她总要莫名其妙地往那儿看一眼。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说不定哪天又要回到这里卖筹子了。看着浴室那斑驳的灰泥大门，看着大门拱顶上那个早已褪了色的水泥五角星，她觉得既虚幻，又踏实。可是忽然有一天，澡堂里传来了隆隆的机杼之声，一群白衣白帽的女工从门里进进出出。原来澡堂早已废弃不用，那儿新建了一家纺织厂。

难道自己真的要到海岛上去隐居？她眼前又浮现出谭功达那张脸来。其实，他如果不把衬衫的领子弄得脏兮兮的，不把纽扣扣错，剪裁一身合适的衣服，把身上弄干净，倒也挺像个人的。一想到谭功达，她的心里就恨得直痒痒！这个人仿佛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似的，一个多月来她没再听到他任何的消息，连电话也没有打过一个。这个人真是呆得可以！当年，他和白小娴要好的时候，出于本能的嫉妒，姚佩佩常常有意无意地挖苦他，说来也奇怪，只要一张嘴，那些怪话就会从她嘴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可当自己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甚至已经强迫自己认真地考虑万一谭功达与白小娴结了婚，自己应该送什么礼物合适时，他倒反而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逗她，发誓赌咒要跟她俩人到小岛上男耕女织。他的话说得那么决绝，那么露骨，害得姚佩佩睁着眼睛数着窗外的星星，一个晚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可他说完了，也就忘了。第二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谭功达离职那天，文件和碎纸片扔得满地都是，最后还得姚佩佩一个人替他收拾。在清理这些纸片的时候，她从地上拣到一个揉皱的白纸团，展开一看，却见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她数了数，一共有十三个“佩佩”，她认得出，那是谭功达的笔迹。在这张纸的下方，还列着几道奇怪的算式：

1961-1938=23

1938-1912=26

27-23=4。

这样的数字等式，她见过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既然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说不定这张纸条真的与自己有关。或许她还能从这些奇怪的数字中勘查出自己一心想要知道的某些隐秘。她把这张纸条偷偷地藏在裤子口袋里，像做贼似的带回了家中，一个人坐在灯下，皱着眉头，细细地推究起来。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数字和等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临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摆着的台历，心中突然漫过一阵惊喜：1961是年份，今年就是1961年。1938是自己的出生年份，23岁是自己的年龄。会不会，他是在计算我的年纪？

第二个算式也不难理解。她很容易就联想到，1912年这个数字或许是谭功达的出生之年，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是辛亥革命后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么26岁就代表两个人的年龄差。如果他担心两个人的年龄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里负担（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对自己阴晴不定的暧昧态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白小娴的年龄也并不比我大，他怎么就不担心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能当面问问他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算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关键是27这个数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往后一连好几天，她把所有的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加减乘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27这个答案。玩弄这个数字游戏，成了想像中她与谭功达维持联络的惟一途径。

她很多次试着给他家打电话，但每一次，电话里总是传来吹哨一般的嘀嘀声……她也曾想过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确切地址——只是隐隐约约听说信访办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当然，害羞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这么做。

最后她决定给谭功达写封信，可以托老徐带去。这封信她写了差不多一整天。写了撕，撕了再写，纸篓很快就满了。她不能把信写得太露骨，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遭到对方的回绝，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经过反复盘算，她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谭功达曾当她面说过一些让她心跳气喘的疯话，可她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态度。那张纸条上的数字除了表明他的忧虑之外，毕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能把信写得过于晦涩。那样一来，谭功达这个粗心人极有可能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里面的那点小心思……就这样，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算把这封信写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两个有情人之间，非说不可的话，竟然如此之少：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她觉得这封信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满意。它虽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迹，但实际上却暗藏着让对方帮她拿主意，进而让对方替自己作主的潜台词在里边。她的耳根有些发热，脸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红。经过仔细推敲，她又对这封信做了如下改动：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与上封信相比，它虽然只多了一个“也”字，但意思又往前推进了一层。这个“也”字，恰如其分地在谭功达的被解职与自己的主动辞职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对谭功达被解职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随对方的意图。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现出两个人在命运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与他共患难的决心。为了给这封信增加一点感情上的修饰，她把落款的“姚佩佩”三个字改成了“姚”，后来想想不满意，就改成了“佩佩”。最后，她又有些不要脸地将“佩佩”改成了单字的“佩”。当她把这封信誊抄一新，装入信封，封好口之后，不知不觉中已累得快要虚脱了。

在去信访办的路上，她不安地想到，如果那个傻瓜仍然看不出自己的心思来，那可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上班，姚佩佩就在门边的地上看到了一个信封。大概是老徐从门缝中塞进来的。她把这封信抓在手里，有些不太敢看。由于没有封口，她心里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谭功达给她的回信是这样的：

姚佩佩同志：是否辞职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我没有任何意见。谭功达。

她怔怔地看着信笺上端“梅城县人民政府公函”几个红色的大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谭功达用了“完全”和“任何”两个明确的字眼来拒绝她，使她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这表明，谭功达不仅看懂了她信里的潜台词，而且明确地予以拒绝。仿佛一个人不仅面目狰狞，而且还带着厚厚的帽子（姚佩佩同志，而不是佩佩。），穿着高高的靴子（谭功达。而不是她期待的功达，或达），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与之相比，自己的那封信，简直就有点赤身裸体了。她把那封信连同信封，都撕成了碎片。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心里满是委屈和羞耻，但更多的是仇恨！她甚至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假如不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梅城浴室发现了她，进而把她调进县机关工作，她也不至于在心底里藏着那么深的报恩的柔情，更不至于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糟老头子抱有什么幻想。谭功达就像旧小说里的一个书生，搭救了一只中了箭的狐狸，可又忽然把她抛下不管了。我真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她骂完了谭功达，又开始骂自己。她发誓再也不理他了。谭功达虽然被解了职，可她心里还觉得不解恨，暗暗诅咒他，最好让他下地狱！

可是这样怨毒的情绪只维持了两个星期。到了七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她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羞耻心、猜疑和怨恨，决定再给谭功达写一封信，做一番垂死挣扎。这一次她决定直接约他出来见面。为了不让自己因为期待他的回信而整夜失眠，她把写信的时间推迟到星期六的上午。这样，她的信发出之后，就下班了，对方若要拒绝她，也来不及通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见面的地点就定在她常常去的清真饭馆，因为梅城只有这一家清真馆，而且离县政府不远。他没有理由不知道那个地方。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饭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不过这天晚上，姚佩佩还是一夜没有睡着。本来她已经想好了，要晚到半个小时，借此小小地惩罚他一下，可第二天当她赶到清真馆的时候，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十分钟。这令人难熬的十分钟，她是在焦躁和狂乱中度过的。随着时间像流水一样无可挽回地从她指缝中流过，她的内心有一个疯狂的声音也在逐渐高涨。谭功达！你要再不来的话，我就要杀人啦！要杀人，要杀人！它妈的我要杀人啦！她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窗外的那条林荫大道，一直等到七点一刻，还没见谭功达的人影。服务员怀里夹着菜单，已经是第二次走到她跟前，问她要吃点什么。她想都没想就大声答道：“对，我要杀人！”

“你说什么？”服务员吃惊地看着她。

佩佩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正要解释，她的身体突然一僵，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因为有一双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头。救苦救难的菩萨，你终于来了！她回头一看，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是汤雅莉。

“就你一个人，还是约了别的朋友？” 汤雅莉歪着脑袋，笑着问她。

姚佩佩慌忙道：“就就就，就我一个人，一个人。”

“那就一块吃吧。”汤雅莉不客气地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

她拿出一包烟来，抖了抖，伸到姚佩佩的跟前。姚佩佩犹豫了一下，从中抽出一根，汤雅莉替她点着了火。这时，邻桌坐着的一个老头忽然走了过来，对他们道：“姑娘，年纪轻轻就学着抽烟，不好。”老头话音刚落，汤雅莉就把桌子一拍，腾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管你妈屁事！滚你妈蛋！”

老头吓得一缩脖子：“好好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气得浑身乱抖地走了。

汤雅莉脸色蜡黄，像秋天被寒霜打黯的树枝，无精打采。人也瘦了许多，脖子旁的两根锁骨使她的肩窝更深了。她的眼眶黑黑的，脸有点浮肿。两个人抽着烟，互相望着对方，仿佛都不愿意第一个挑起话头。

上次在会议室留下的不愉快，仿佛像一根木刺卡在姚佩佩的喉咙里。在对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之前，姚佩佩没有理由原谅她。而且，她对汤雅莉的这身装扮本能就觉得不舒服。可她想到，说不定雅莉心中也正是这么想的。在经过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还是姚佩佩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踢对方的鞋尖：

“哎，想什么呢？”她红着脸问道。

“想死。”汤雅莉表情木然地说。

很快，她就掏出手绢来揩泪了。

“又出了什么事？”姚佩佩抓过她的一只手来，捏了捏。

汤雅莉说起她最近的一次自杀经历。就在半个多月前，用的是她父亲破篾的那把竹刀。她抬起手腕，将左手的手镯往后褪了褪，露出一条已结了痂的伤口，给佩佩看。

她说起钱大钧的那个疯老婆田小凤，有一天突然冲进钱大钧在甘露亭的房子，当着钱大钧的面，左右开弓打她的耳光，把她的脸都打肿了，还抱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她骂她婊子、烂货、不要脸，把什么难听的话都骂遍了。可钱大钧仍站在那儿，悠闲地抽着烟，嘴角还带着笑……

她又说起两个月前的又一次堕胎。是在县人民医院，替她做人流的是一个男医生。医生悄悄地告诉她，经过这次手术，她可能永远也怀不上孩子了。

雅莉旁若无人地说着，姚佩佩屡次提醒她小声一点，可雅莉满不在乎。越说嗓门越大，唾沫星子飞溅到她脸上，像小雨似的。好在饭馆里没几个人，一名服务员远远地站着，手里拿个蝇拍打苍蝇。

过了一会儿，汤雅莉又接着说，因为脑震荡，她在家里躺了半个多月。可病刚好，钱大钧又打电话将她叫去了。他严肃地提出与她分手，希望她不要再纠缠自己，就当他们之间什么事业没有发生过。钱大钧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让她在县办公室副主任和县妇联主任两个职位中任选一个。

“你打算选哪个？”姚佩佩笑道。

“你说呢？”汤雅莉也笑着问她，两人目光相遇，彼此心照不宣。不知为什么，姚佩佩觉得她的笑容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纯净和明朗，像罩了一层雾似的。

“事情已经结束了，”汤雅莉叹道：“我现在也不恨他。要说恨的话，只恨一个人。”

“你指的是我？”

“没错。”她这么说的时候，既像是认真的，又像是开玩笑，可佩佩听上去觉得十分刺耳。

她咬着嘴唇，惊愕地看着对方，过了半晌，不冷不热地说道：“你怪不到我头上！你是自作自受！”

汤雅莉笑了笑，挖苦道：“我哪能跟你比？你现在多神气呀！多风光啊！又是入党啦，又是提干啦，还要往省里调！自己毫发无伤，却把别人支使得团团转！我要有你一半的本事，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前些日子发大水，我在医院忙了整整三天都没合眼，腿肚子都累得转了筋，满嘴的牙床都肿了，还不是白干？可你呢，舒舒服服地在病床上躺了两天，还不是照样有人给你评先进！”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要我和你一样倒了霉，甚至比你还要倒霉，你才会称心如意？”姚佩佩也提高了嗓门，泪水在她眼眶里直打转。

这句话像是戳到了雅莉的痛处。她半天没吱声，眼泪把她脸上厚厚的脂粉弄得一团糟。她突然抓过佩佩的手，请求佩佩原谅自己。她说她都快疯了，没有一个晚上不是睁着眼睛等天亮。自从她自杀过一次之后，她妈妈将家里的刀和绳子都藏了起来，唯恐她再做出什么傻事来。雅莉说，那天在会议室，故意不理她，是因为当天早上她接到了医院送来的化验单，她得了黄疸肝炎……

一听说雅莉得了肝炎，姚佩佩正要夹菜的那双筷子像触了电似的赶紧收了回来，又生怕对方看出自己担心传染，脸一下就憋得通红。

汤雅莉诡秘地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可姚佩佩还是满脸发烫。

为了修复两人之间受到损坏的微妙关系，两个人都极力地讨好对方，并严肃地做了自我批评。可这样一来，因为过于客气，气氛反而有点生疏。问题是，两个聪明人，就像两面镜子似的，都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各自的内心。姚佩佩忽然觉得有点忧伤，为了对刚才那很不友好的举动做出适当的补偿，便硬着头皮对汤雅莉道：“你碗里剩下的面条还要吗？我还有点饿呢。”

说完，不顾一切地抢过那半碗面来，就要吃。汤雅莉按住了她的手，轻声道：“你要没吃饱可以再要一碗。这肝炎，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会传染的。”

姚佩佩当然没有再要，汤雅莉也相信她确实已经吃饱了。

临走时，两个人都抢着付账，弄得收银员不知所从。

汤雅莉忽然想到一件什么事来，笑着对姚佩佩道；“听说，你干爹要结婚了。”

姚佩佩正在算钱，也没顾上理她。等两人出了门，来到外面的林荫大道上，姚佩佩这才一把拽住她胳膊，眼睛里放出诧异的光来，道：

“你刚才说什么？”

“刚才？”汤雅莉道：“我想想……噢，谭功达要结婚了。你猜猜看，新娘子会是谁？”

“结婚？他跟谁结婚？”

“不是让你猜吗？”

“是……白小娴吗？”姚佩佩咬牙切齿地道。

“什么白小娴！那都是老皇历了。让你猜一百次你恐怕也未必会猜得着。就在昨天，县里收到了谭功达的结婚申请。对象居然是一个叫化子，据说还带着一个拖油瓶，你能相信吗？”

说到这里，汤雅莉哈哈大笑，眉飞色舞地把刚刚听来的新闻又跟姚佩佩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似乎只有在这一刻，她才能真正忘记自己的不幸。

5

这天傍晚，白小娴端着塑料盆，从浴室出来，一边梳着头，一边回宿舍。刚走到琴房边，忽见团长满头大汗地朝她跑来了。

“找了你半天，原来去洗澡了。”团长喘着气，对她说。

“你有什么事？”白小娴冷冷地道，仍旧梳着头，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走得更快了。

小娴还在为去年他无故开除舞蹈教师的事生气。团长只得跟着她往前走，侧着身子，对她笑道：“白书记刚刚来过一个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哪个白书记？”

“就是你叔叔。”矮胖、敦实的团长一路追着她，“让你马上去他家一趟。”

舞蹈教师王大进刚从鹤壁调来梅城工作，还没待满一个星期，谭功达一个电话，他就给不明不白地开除了。他是连夜离开梅城的，走前没有跟白小娴告别。第二天，白小娴四处找不到王大进，就去问团长要人。团长当然不能说是谭功达的授意，只得支支吾吾地拿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搪塞她。他的闪烁其辞加重了白小娴的疑虑。凭着直觉，她认为这其中一定藏有某种不可告人的阴谋。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当天下午，白小娴就不辞而别，只身一人坐上了前往鹤壁的长途汽车。

她把鹤壁所有的机关单位都找了个遍，最后还真的在地区舞蹈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找到了王大进。当时，王大进正在宿舍楼的过道里生煤球炉子。他那黄脸婆的妻子，还有四个小孩，全都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筒子楼里。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其中的一张还缺了一条腿，直接搁在一堆码放整齐的蜂窝煤上。

当着老婆的面，王大进一脸尴尬。他一个劲儿地朝白小娴挤眼睛，丢眼色，假模假式地问她是哪里人，来找谁，白小娴死死地咬住嘴唇，脸色煞白。她不是不想回答他，而是根本忘了说话。可王大进的老婆有着一双天生的火眼金睛，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名堂。她在屋里摔锅摔碗，为接下来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做铺垫。王大进赶忙丢下生了一半的火炉，回去想稳住她。白小娴就听见那女人尖叫道：

“你和这婊子要是没什么勾当，人家怎么会好端端地把你开除？你他娘的狗改不了吃屎，走到哪里都惹一身腥！”

屋里的几个小孩一起放声大哭。煤炉里的浓烟不断地冒出来，在楼道里起了一层黄雾。白小娴看见邻居的门开了，一个大胖子穿着一件汗背心，拿着一手扑克牌，咳嗽着把脑袋伸出来叫道：“王大进，你狗日的赶紧把炉子弄一弄，我们都给你呛死了！”

白小娴从鹤壁回来之后，人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成天懵懵懂懂。跟人说话眼珠子都不爱转一下，看到什么就怔怔的发呆。嘴里喃喃自语，可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团长也慌了手脚，一连三次请他吃饭，白小娴都未予理会。

白小娴骑着自行车，往叔叔家赶。天已经黑下来了。虽说前天已是高秋，可是天气依旧闷热。街上到处都是乘凉的人，游手好闲的男人们摇着扇子、打着赤膊，坐在小板凳上，高声地说话。有的人家甚至把床都支在外面。白小娴想起很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就在一个小摊前买了一些水果。

白庭禹家的门开着，昏暗的灯光照亮了门前的一排铸铁围栏。他听见屋里隐隐有人在说话，可进了屋，只见到婶子一个人。她刚刚洗完澡，正抬着胳膊往胳肢窝里抹花露水呢。婶婶说，她知道小娴要来，已经给她盛了一碗绿豆汤，在窗台上搁着呢，还没凉透。随后，又就将桌上一片早切好的西瓜递给她：

“先吃瓜吧。”

小娴咬了一大口西瓜，嘟嘟囔囔的道：“我叔呢？他这么急喊我来也不知有什么事？”她一说话，红红的西瓜水就从嘴角流了出来，只得用手接着。

“在屋里和人谈事呢。”婶子努了努嘴，笑道：“咱们先说会儿话”。

白小娴见叔叔书房的门关着，里边的说话声忽高忽低，可什么也听不清。婶婶问了问她在文工团的情况，又问了问家里的事，随后就从桌上抓过一把乱绒线来让小娴给绷着。一边说着闲话，一边把香烟盒揉成一个小球，绕起线团来。她在绕绒线的时候，膀子上的肉就跟着松松垮垮乱颤起来。小娴不由得想起，叔叔第一次带婶子从东北回家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婶子头上还扎着羊角辫子，可现在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经老成这个样子！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心里就有些黯然神伤……

不多一会工夫，叔叔的房门打开了。风一吹，屋子里的烟雾就一团一团的涌了出来。等到烟雾散尽了之后，她看见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大高个儿，穿着短袖衬衫，头发梳得油光，发型看上去有点像毛主席。手里托着一只大烟斗。

他一出门，就拿眼睛朝小娴身上看，随后笑道：“你就是白小娴同志吧？”随后向她伸出手来。可小娴的手里正绷着绒线呢，那人只得把手半路缩了回去，抓了抓头皮。小娴朝他笑了笑，心里道：这么热的天，这人头上竟然还抹着油，难道他就不怕痒吗？

白庭禹紧接着也跟了出来，指着那人向小娴介绍说：“这是钱县长！”

那人托着烟斗，莞尔一笑：“钱大钧，钱大钧。”他回过头去对白庭禹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

白庭禹道：“我怎么记得你是见过她的？”

“嗨！那是在舞台上，又化了妆……”那个名叫钱大钧的人在叔叔耳边嘀咕了句什么，白庭禹忽然哈哈大笑。小娴猜到他们大概是在议论自己，微微红了脸。钱大钧又嫂子长嫂子短的跟婶婶搭讪了几句话，这才告辞离去。白庭禹也不远送，只是冲他摆了摆手。

他转过身来看了白小娴一眼，就问了问她最近在团里的情况，又问到家里的事。奇怪的是，他的客套竟然和婶子一字不差，就好像预先商量过似的。半天，才对小娴道：“小娴，你到我屋里来一下。”

白小娴进了屋，刚坐下不一会儿，就见嫂子手里拿着一只苹果走了进来，她一边削着苹果皮，一边对丈夫说：“你们说你们的，别管我。”

“小娴哪，今年已经满二十了吧。”白庭禹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双手按压着两边的太阳穴。

“什么呀！二十四了。”小娴笑道。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啊，要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得来它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改造功夫。稍一不慎哪，就会落入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况且，啊，事物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由量变到质变，在一定条件下产生飞跃。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呢，啊，也可以变成好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从来都……”

“老白呀，你有什么话就跟孩子直说吧，这么绕来绕去的，把我都给绕糊涂了。”婶婶笑着打断了他的话，把削好的苹果递给白小娴。白小娴刚吃了两片西瓜，肚子里撑得慌，就将苹果放在茶几上的果盘里。

“比方说，啊，”白庭禹道，“我们当初劝你和谭功达谈恋爱，啊，就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事实表明，这个谭功达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啊，骗过了广大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在梅城，他是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头号阶级敌人！别的且不论，他四十多岁了，还不成家，为什么？啊，就是为了以谈恋爱为名，不断玩弄我们无知女青年的感情，你和他交往多年，对于这一点应该最有发言权了。”

白小娴听叔叔说到“党内头号阶级敌人”这几个字，本能地吃了一惊。后又听叔叔说玩弄感情那一番话，心里就想，自己大概也被他列入了无知女青年行列，心里就有些不开心。

她对白庭禹道：“谭县长出了什么事？”

“他已经不是什么县长了。”白庭禹脸上的笑容突然收敛，变得严肃起来：“他是个大叛徒！大流氓！大野心家！我们找你来，啊，就是为了重新核实前年春天发生的那件事。”

“什么事？”白小娴警觉地看着她的叔叔，似乎已经模模糊糊的意识到叔叔叫她来的用意。

“傻闺女！就是为了谭功达强奸你的那件事呀！”婶婶笑着对她说，“那天晚上，都快半夜了，你一个人满脸是血，跑到我家来敲门，雪还在下着……你想起来没有？”

白小娴点点头，急忙道：“那天晚上他是抱了我一下。我以为他要强奸我，可你们劝了我一个晚上，说那不叫强奸。”

“那就是强奸！”白庭禹斩钉截铁的说，“那不叫强奸，还有什么事可以算强奸呢？”

白小娴的脸一下就红到耳根，申辩道：“您亲口说的，那不叫强奸，那叫操之过急。您还说男女之间搂搂抱抱是感情必要的润滑剂，是革命同志之间一种十分常见的革命行为，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所必需的前奏曲，您还说，即便是在马克思和他夫人燕妮之间也免不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您又说……”

“好了好了，”白庭禹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了，然后冷笑道：“小娴哪，你的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嘛！的确，我承认说过这些话。可我当时并不了解太多的情况，事情被弄颠倒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到错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改正错误。我们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把颠倒了的事情重新颠倒过来。”

“不管您怎么说，反正我不认为那是强奸”，白小娴交叉双臂，紧紧抱在胸前，嘴里嘟囔道：“他这个人，只是性子有点急。”

“什么叫强奸？强奸就是以性交为目的，违背妇女意志而采取的暴力行动。请问，他当时有没有违背你的意志？再请问，他有没有采取暴力行动？你的嘴都被他咬破了，”白庭禹气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可你，还要为他辩护！”

婶子一看两人谈僵了，就赶紧插话说，“小娴，他玩弄你纯洁的感情，最后一脚踢开了你，你难道就不恨他吗？”

“恨他？我为什么要恨他？”白小娴赌气似的说，“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

“你这孩子，好不知轻重！明明是他欺骗了你，怎么还要感激他呢？”婶子问。

“要不是谭县长当机立断，将那个狗屁王大进从文工团里开除，我早就落到了那个流氓手里了……”

“谁是王大进？”白庭禹转过身来，不解的望着她。

白小娴就将自己如何被新来的舞蹈教练引诱，如何甩掉谭功达，谭功达又如何泄私愤把王大进开除，以及她后来如何去鹤壁找人的事原原本本的讲了一遍。白庭禹见她一说起来就没个完，只得打断了她的话，烦躁地说：“你就别提那个什么王大进了！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是来说正经事。”

“那么，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呢？”白小娴鄙夷地笑了一声，忽然问道。

“这样，这样，”白庭禹重新在沙发上坐下，把一只手搭在侄女的肩上，道：“很简单，你只要写份材料，把谭功达如何强奸你的过程详详细细的回忆一遍写下来，签上字，就行了。不要害羞，对于要求上进的青年来说，害羞是一种怯懦的行为。”

“这个恐怕我做不到！”白小娴冷冰冰的说。

“你要不好意思，我看这样也成……”婶婶对白庭禹眨了眨眼睛，笑道，“我们来找人帮你写，你看看，签个字也就行了。”

“你们这是诬陷！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答应的！”白小娴气得一下站起身来，“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走了。”

白庭禹再次把小娴按在沙发上坐下，终于恼羞成怒，气得喉咙里呱呱乱叫：“我现在不是以你叔叔的身份跟你说话！我是以梅城县县委书记的身份找你正式谈话！对，正式谈话！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不是讨价还价，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见你的鬼！”白小娴的牛脾气也上来了，她那清澈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白庭禹，眼睛中燃烧着震惊和愤怒的火焰，低声而严厉的命令道：“把你那臭爪子从我肩上拿开！”

两个人都愤怒地逼视着对方。眼看僵持不下，最后还得婶子出来打圆场。她一把将白小娴搂在怀里，推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

两个人坐在床头，任凭婶子如何费尽唇舌，白小娴始终不发一言。她的手上都是汗，脑子里乱哄哄的。最后，婶婶问她：“农夫和蛇的故事你听说过吗？”

小娴呆呆地点点头。

“谭功达就是那条毒蛇！虽然他现在被撤了职，进入了冬眠状态，可是你要把他掖在怀里，给他捂热了，他醒过来会对你怎么样？啊？”婶子向她启发道。

“不知道。”白小娴咬着嘴唇说，“我真的得走了。明天一早还得起来练功呢。”

“鲁迅先生的文章，你想必是读过的了？”婶子还是有点不甘心，仍然试图进一步启发她，“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痛打落水狗！你想啊，这狗既然已经落了水，干嘛还要痛打呢？这就是鲁迅先生的高明之处。一般来说，这狗是丧了家的，看上去还有点乏，又落了水，看上去挺可怜的不是？可你不把他打死，保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会蹿上岸来，对准你的小腿肚子，呱嗒就是一口，连皮带肉撕下来一大块！那时候你要后悔可就来不及喽！所以说，鲁迅先生以他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要痛打落水狗！谭功达就是这样一条落水狗！所以我们不能心慈手软！毛主席说了，党内斗争从来都是含糊不得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要么不动手，一旦动起手来，就得让你的对手永远没有反攻倒算的机会。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谭功达虽说下了台，可人还在，心不死！一有风吹草动，他必然要疯狂反扑，一旦他的阴谋得逞，反动势力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就得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革命先烈用生命打下来的红色江山……”

“您说完了吗？”白小娴厌恶地瞪了她的婶子一眼。

“你别急，急什么？”婶子趴在她肩头，双手抚摸着她的肩胛，接着道：“都说你这闺女死心眼，脑子还真的有点不开窍！我们并不是为了个人才这么做的。你叔叔这个人，脾气不好，说话不注意方式，可他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什么叫严肃的政治任务，那就是说你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就说五七年反右吧，当时我在红星机械厂蹲点……蹲点，你懂不懂，就是在基层挂职。上面的指标下来了，要在厂里定一个右派。可厂长书记都对我摇头，说他们厂‘恰好’没有右派。我就对他们严肃地说，如果事情真像你说得那样，你们厂没有右派的话，那你们厂长、书记就是右派。后来呢，嘿嘿，他们还真的想出一个办法来了。厂门口打铁的铺子里有一个大铁墩子，厂长让全体职工排着队去抱那铁墩子，每个人都试过了，谁都没能把那铁墩子抱起来。正在这时有个大胖子，外号叫“鲁智深”的，上班迟到了，气喘吁吁地从门外跑进来，只见他把袖子一撸，朝手中吐了两口吐沫，嘴里叫了一声‘起！’，愣是用吃奶的力气把那铁墩子给抱起来了。最后，那个大胖子就被定为右派。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执行上面的政策，不能含糊。再说谭功达，当年你叔叔介绍你们谈朋友，我就很不赞成。这个人说话粗鲁、不修边幅、异想天开、妄自尊大，我打心眼里瞧不上他。可你直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不管自己的政治前途，一味替他辩护，我实在搞不懂，他究竟有哪一点好？嗯？”

白小娴听婶子絮絮叨叨，说了这么一大堆，就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她怎么也没想到，从婶子的嘴里能说出这么一番无耻的话来！这个世界竟如此黑暗！眼前的这个女人竟比她的叔叔还要龌龊无耻！白小娴站起身来，对她的婶子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至少要比白庭禹好得多！”

说完，拉开门，头也不回，一阵风似地跑了。

6．

谭功达的结婚申请书很快就批下来了，县民政科通知他带上照片去办理登记。那些日子，谭功达和张金芳正忙着搬家。但张金芳还是抽空从供销社买了两块布料，替谭功达做了一件藏青色的卡叽中山装，自己则做了一件劳动布褂子。谭功达在张金芳的催逼下去理发馆剃了个头，随后两人穿戴整齐，去“新时代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事情很快就办妥了。

大红烫金的结婚证书，就像是一张命运的判决书，谭功达的心里沉甸甸的。张金芳也高兴不起来——半个月前，她终于相信谭功达被撤了职。不过，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能够在县城落脚生根，心里就觉得是个很大的安慰。她从集市上买来了油菜籽，把院子里的地都翻了一遍，种上鸡毛菜。她盘算着靠卖菜挣几个钱，贴补家用。等到青菜刚刚从地里钻出来，县里已经三番五次的派人来催他们搬家了。

分给他们的新房子在西津渡，张金芳预先去看过一次。正房只有一间，又小又破，奇怪的是还有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厨房其实只是一个狭窄的过道。本来，张金芳还存着一点心思，打算在结婚的时候办几桌像样的酒席，将乡下的亲朋故旧都请到城里来逛逛，好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好日子。可现在的情形，其恶劣程度早已超出了她的预期。渐渐的，她开始有了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心里堆满了怨毒。嘴上虽然没有明说，可成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办喜酒的事再也不提了。

谭功达整天坐在书房里，要么趴在桌上看地图，要么翻看旧报纸，还用红笔写写划划的，天塌下来都不管。他既然已不当县长了，还在那儿又划又写的，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开始张金芳倒还能隐忍，后来也就恶声恶气地支使他干这干那了。可不论是什么事，只要一到他手里，必然弄得一塌糊涂。到了晚上，张金芳静下心来细细一比较，还是觉得自己原先的那个丈夫好！他是个木匠，手又巧，脾气又柔顺，整天笑咪咪的。她想起来，就在替他入殓的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竟然也是笑眯眯的。

到了搬家的这一天，在收拾行李时，张金芳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没有拆开过，她就拿去给谭功达看。谭功达正在捆箱子，只溜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赶忙丢下行李，一把从张金芳手里抢下信来，躲到书房里去了。他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道：“你这是多此一举！我又不识字，哪里就能偷看了你的秘密？”

这封信是姚佩佩写来的。上面只有一行小字：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从信件下方的日期来看，这封信写于一个多月前。大概老徐带信来的时候，是张金芳接的，她随手往什么地方一塞，随后就忘得一干二净。谭功达痴痴地望着窗外幽幽的蓝天，心中大有麦秀黍离之感。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切切”两个字，心里有一种难忍的刺痛。他徒劳地在脑子里搜索着那个清真馆的具体位置，就好像他刚刚收到这封信，而姚佩佩此刻正坐在清真馆的窗前，焦急地看着手表，等待着他的到来……

佩佩。佩佩。

按照县里的规定，老房子里原有的家具一律不能带走。这么多年来，谭功达也没添置过什么像样的物件，所以搬家一事倒也不像想像的那么可怕。张金芳不知从哪里雇来了一辆驴车。隔壁的老徐夫妇都赶来相送，他们站在院外说了会儿话，彼此都有些伤感。老徐在谭功达的肩上拍了拍，低声道：“功达，若是依我，就不和他们硬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写封检查，事情就过去了。”谭功达脸色铁青，什么话都没说。老徐的爱人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在一旁擦眼泪。张金芳把院子里的鸡毛菜拔得一根不剩，装到一个大网兜里，车夫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的新家在西津古渡一个名叫胭脂井的巷子里。那一带在解放前是妓女的集散地，一眼望去，阴湿的长街两边，都是低矮狭小的鸽笼一般的屋子。原先白色的洋灰墙如今早已爬上了一层黑霉斑。顺着巷子往里走不多远，就可以看见一个绒线铺，一家茶社，还有一个面馆。

谭功达的新家就在巷子的中段。这个房间原来是专门给妓女接客用的，所以设计得十分狭小。进门是一个阴暗的过道，泥地软软的，有些潮湿。过道尽头就是所谓的正房了，房间里有一扇北窗，虽然狭小了些，倒也敞亮。张金芳几天前就已经让木匠打了一张大床，搬了进去。可这张大床往里一摆，就几乎把房间占满了。三个人进了屋，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

张金芳说，她预先察看了这里的地形，窗子外面是一大块茅草地，她打算在北墙上开一个小门，然后自己动手在屋外搭一个灶披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儿生火做饭了。

“乱弹琴！”谭功达怒道：“连个书房都没有，叫我在那儿看书？！”

“不用急”，张金芳安慰他道：“我们慢慢再想办法”。

这天晚上，一家三口就在胭脂井的面馆里吃了饭，回到家中早早就躺下睡了。谭功达刚刚睡着一会儿，就感到自己的后背湿乎乎的，扭头一看，张金芳嘴里咬着被单，哭得浑身乱抖。谭功达一时也没有心思安慰她，因为他的心里也烦透了。黑暗中，他听得张金芳叹息道：

“功达，你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命苦？爹娘出死力，拼命跑码头、养蚕子、贩河豚、卖豆腐，累得吐了血，才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置了四十来亩地。还没有来得及插秧种麦，偏巧就解放了，富农那顶帽子就稳稳当当落在了我爸爸的头上。顶着这个帽子，我也就挑不上好人家了。糊里糊涂嫁给了村里的小木匠。他们兄弟七八个，家里穷得丁当响。可没过几年消停日子，大坝上闹事，那死鬼偏偏要去看热闹，被人一推，脚底一滑，一头栽到悬崖底下，摔了个稀巴烂，留下我们孤儿寡母，不知巴结谁才好。原以为菩萨奶奶显了灵，让我遇见了你，做成了这个姻缘。可你又倒了这么大的霉……我走到哪里，那霉运就撵我到哪里，如今发配到这么一个肮脏的地方，你又没事做，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谭功达只得转过身来，用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安慰她。张金芳忽然止住了哭泣，用手推了推他：“你闻闻，房子里总有一股什么味？就像是肠子烂掉的味道……”

谭功达嗅了嗅，空气中果然有一种怪味：它裹挟在湿漉漉的雾气中，有点甜，又有点腥。

“会不会是那些婊子——”张金芳道。

“怎么会呢？早在十年前，她们就被抓去改造了。你别瞎想，早点睡吧。”

张金芳还在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可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很快就搂着腊宝睡熟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谭功达再也睡不踏实了。他的睡眠就像水面上飘浮着的冰层，又脆又薄。天快亮的时候，一阵磨刀的声音把他吵醒了。他睁眼一看，四周黑漆漆的，可那“唰唰”的磨刀声弄得他心脏一阵阵抽搐。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磨刀呢?那磨刀声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渐渐地，通过声音的变化，谭功达甚至能渐渐分辨出刀子的厚薄和形状了。天快亮的时候，那该死的声音总算停了下来。谭功达裹了裹被子，正要入睡，就听见一个妇人粗大的嗓门叫了起来：

“皮连生！皮连生！起来了！天都亮了，起来杀猪了！”

原来，隔壁住着个杀猪的。

第二天中午，县里的一个办事员，自称是小魏的，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来到了胭脂井。他是来通知谭功达开会的。张金芳一听说县里派人请丈夫去开会，以为事情有了转机，笑盈盈地将小魏拽到家中，可又找不到个地方让人坐。小魏年纪不大，神色庄重严肃，始终绷着个脸。张金芳给他端了一杯茶，也找不到个地方放下来，尽管烫得她龇牙咧嘴，不断地换着手，可小魏假装没看见，始终没有伸手来接。他只说会议重要，不得缺席，随后转身就走了。

开会的地点仍在县委大楼的会议室。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多人，会场上十分拥挤。谭功达刚上楼，就看见两个清洁工苦于挤不进会场而急得团团转。几名工作人员手拉手，硬是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狭长的通道来，谭功达才勉强通过。一进会场，他就感觉到热浪逼人，空气有点令人窒息。会场后面的人站在凳子上，呈阶梯状一层一层的叠了起来，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主席台前摆着一张木椅。由于一夜未睡，谭功达刚一落座，就不由得心跳加速，虚汗直冒。精心布置的会场，自有一派肃杀的气氛，使谭功达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罪大恶极。

白庭禹宣布会议开始，一位年轻的干部首先发言。他在列举了谭功达的“五大罪状”之后，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了所谓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上。他说谭功达不顾国家连续两年发生自然灾害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大兴土木，好大喜功，修造大坝，开凿运河，还异想天开地想出了一个村村通公路、家家有沼气的荒谬计划，导致梅城民穷财尽，路有饿殍，光是官塘一乡就饿死了六个人。他甚至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犯了右倾冒进的严重错误。他把偌大的梅城县当成他个人的资产阶级桃花源，用十二万梅城人民的生命作抵押，来满足他资产阶级的虚荣心。

“可他自己呢？”这位干部最后总结说，“一贯的思想反动，一贯的腐化堕落！平常住在宽敞的庭院中，花天酒地，生活糜烂！就在普济大坝坝毁人亡，兴隆、长旺两乡全被淹没的危急时刻，他却从梅城突然消失了。根据我们调查，他正和文公团的一名漂亮女演员打得火热……”

由于谭功达背对主席台，一时无法判断发言者到底是谁。他那金属般磁性而嘹亮的嗓音震得扩音器的话筒嗡嗡直叫。接下来发言的是刚刚升任副县长的杨福妹。她悲愤地回忆起自己与谭功达这个色狼在一起共事的屈辱经历。

她说，还是在她跟谭功达做秘书的时候，有一天快下班，谭功达忽然跑到杨福妹的跟前，两眼泛着绿光，问她哪儿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杨福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来那个了……

谭功达马上追问道：“那个是什么？”

“流血呗。”杨福妹告诉他。

谭功达又继续追问，“那血又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能不能让我看看?”

杨福妹说到这儿，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杨福妹哽咽道：“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那颗善良而纯洁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接着，她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天，她因手头有一份重要的材料没有处理完，晚上就自动到办公室加班。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正准备下楼回家，突然看见谭功达和一个“长得很像林黛玉”的人正从门里出来，一时撞见了，十分尴尬。杨福妹虽然从来没有结过婚，她看见那个像林黛玉的姑娘，脸色潮红，娇喘微微，凭本能一眼就能判断出谭功达跟她一定在办公室里干过什么肮脏的勾当：“至于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勾当呢？我就不便细说了。”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到了后来，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杨福妹说的所谓的事实，倒也不能说不存在。可经她一说，都变了味。他的确曾和杨福妹讨论过关于女人月经的事。不过，那完全是出于无知，并没有别的意思。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

……谭功达问她，那血是从哪里流出来的？要不要紧？

杨福妹莞尔一笑，仰起脸，看了他半天，忽然把脖子一扭，娇滴滴地问道：“老谭，你想不想看看？”说完，一把就抱住了谭功达的腰。谭功达吃她一抱，就知道大事不妙，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杨福妹是单位里有名的老处女。谈了一溜儿对象，没一个成的。因她的长相颇有男人的威武，脖子上竟然还有突出的喉结，脾气性格十分古怪，男人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他的胳膊被杨福妹死死抱住，只得用力一抽，没想到却把她从椅子上拽了起来。杨福妹顺势一倒，就扑在了他的怀里，把脸埋在他的胸前，闭着眼睛道：“抱紧我！抱紧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

正这样没头没脑的想着，会场上有个女青年突然把手举了起来，要求发言。这是谭功达没有料到的，就连主持会议的白庭禹也大感意外。白庭禹笑了笑，示意女青年到主席台上来发言。女青年道：

“原先我们一直听说谭县长，不，谭功达，是个花痴，我还不信。心里想，一个花痴怎么能当上县长呢?可后来发生的事不由我不信！有一天，我去找他签字，楼上楼下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人影。最后，就在这间会议室里，我找到了他。他当时正在为什么事情生气，拿过表格看了看，就凶神恶煞地对我说：‘签个屁！你去找白庭禹签吧！’随后就把表格往我怀里一塞，他的手指，不偏不倚，正好戳在了我的……我的……反正是戳到我的要害了！”

一般来说，在法院里，被告通常是背对着观众，面向审判席，而谭功达的位置恰好相反。因此，他还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罪犯或被告。这种特殊的安排，展览和恶作剧的意味十分明显。接下来的几个发言者所攻击的要害也大多与“风化”有关，可他们说来说去，似乎也只有一个白小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且他们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连白小娴的名字都不敢提！谭功达想到这一层，原来绷紧的神经反而松弛了下来。

会场的座席与主席台之间有一大块空地，由于会场拥挤不堪，许多人在地上铺了一层报纸或垫上一本书，席地而坐，呈圆弧形把谭功达围在中间。谭功达看见正前方的地上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她抱着双腿，下巴颏子搁在膝盖上，正好奇地打量着自己。她那眼神既纯洁又迷离，还有一点倦怠和慵懒。她身上穿着一件碎花白衬衣，那衣料的材质说不上是棉、丝还是绸，看上去十分柔软。衬衫的领口边垂下两根绿色的丝线，十分显眼。她穿着一条海军蓝的军裤，裤脚与袜子之间露出一截雪白的小腿……谭功达觉得自己要将目光从她脸上移开，非得下一番巨大的决心不可。在县里，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个人？她是新调来的吗？世上竟有这等的妙人！唉！就连白小娴、姚佩佩一流的人品，也还有所不及！一想到这个如花女孩，会长大结婚，有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并且走上了一条与自己全然无关的轨道，谭功达的心里不禁隐隐作痛……仔细察看她的眼神，分明又带着刻骨的仇恨和鄙夷，谭功达又不免觉得自惭形秽。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文工团的团长。

他的结巴、停顿和吞吞吐吐，证明了这个人天良未泯。他指责谭功达常年纠缠文工团某演员（依旧不敢说出白小娴的名字），屡次以考察工作为名来团部与她厮混，强迫这名女演员与她谈恋爱。这名演员迫于他的淫威只得假装与他周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女演员终于认清了谭功达的反动嘴脸，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坚决顶住了谭功达的猖狂进攻，白璧无瑕地回到了革命群众阵营，并与谭功达彻底划清了界限。

“不久之后，她与鹤璧地委派来我团的一个年轻有为的舞蹈教师，名叫王大进的，经过互帮互学，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并确立了恋爱关系。谭功达得知此事之后，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歇斯底里的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把‘那狗娘养的王大进’立刻开除！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顶住压力，没有站稳立场，对不起党和人民多年的培养，我要作深刻检讨！王大进同志离开文工团之后，我团这名优秀的女演员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留下了至今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成天神思恍惚，疯疯癫癫，变得很不正常，至今还在家中疗养。我团的正常演出受到很大干扰……”

大会一直开到晚上五点钟才结束。谭功达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着白小娴发疯这件事。这是他和白小娴分手以来，第一次听到她的消息。他的心里闷得倒不过气来，盘算着要不要去夏庄看她一次。可一想到自己是个戴罪之身，再加上白小娴的母亲兄弟没有一个是好惹的，他这一去，天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他远远地看见张金芳手里捏着一把葱，站在门口，正朝巷子口张望。小腊宝似乎已经和邻居家的孩子混熟了，尖叫着在巷子里追逐嬉闹。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张金芳眼巴巴地望着他，“他们有没有给你安排新的职务？”

“大概还要等一等。”谭功达皱着眉头支吾了一声，心事重重地进屋去了。

张金芳见他疲惫不堪，满脸倦容，也不敢再问。谭功达一进屋，就见过道里添置了一台崭新的煤球炉，烧得正旺。炉火映在对面的墙上，衬出了袅袅的烟影。炉子上的一只钢精锅，咕嘟咕嘟得冒着热气，清香扑鼻。

看见丈夫呆呆地望着火炉发愣，张金芳推了推他，低声说：“原来隔壁住着个杀猪的！是姐弟俩。那做姐姐的，人很热络，也还和善。男的名叫皮连生，看上去有点凶，人倒挺大方。刚才他从外面杀猪回来，顺手就给了我一副猪小肠。现在差不多已经快炖烂了……”

”

7

汤雅莉把谭功达结婚的消息告诉她，姚佩佩起先只觉得有点错愕，仿佛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似的。这就好比牙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只不过是牙根略微有点发酸而已。谭功达苦熬了这么多年，挑来挑去，最后居然跟一个乞丐结了婚！而且那乞丐还带着一个拖油瓶的孩子，怎么可能？

姚佩佩骑着自行车，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往前骑，忽然发现自己越骑越快，好像正在参加自行车比赛似的。她路过西津渡东牌楼下，看见那儿聚着一堆人，正在观看露天电影。她捏住闸，一只脚跨在自行车上，看了一会儿。任凭她如何集中注意力，却怎么也搞不清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那个扮演理发师的演员，名叫王丹凤，她倒是很熟悉。因为在姑父的卧室的墙上就贴着她的大幅像片。大概他每天看着王丹凤的肖像入眠，才会抵抗不住那个化学女教师的进攻，被人家轻易俘获……姚佩佩看见全场的人都张着嘴在大笑，可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笑。在她看来，电影情节没有一处是好笑的。

夜风凉凉的，吹到脸上，薄薄的皮肤像是沾了辣椒水一样，沙沙地痛。姚佩佩用手背轻轻一碰，才发觉自己原来一直在流泪，连脖子里都是粘糊糊的。一直到电影散场，牌楼下的人早已走光了，她还站在那儿。两个放映员正在大方桌上收拾放映机和胶片。随着那台发电机的“哒哒”声突然中止，挑在竹竿上的电灯也随之熄灭，四周一片漆黑。

姚佩佩推着自行车回到家中，她担心把姑妈他们吵醒，也不敢开灯洗漱。回到自己的房间，正要上床去睡，姑妈轻轻地推开了她的房门，把她那微微谢了顶的小脑袋伸了进来，问了一句：“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又把脑袋缩回去了。

不一会儿，姑妈手里拿着一块丝绸面料，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脸上笑嘻嘻的，把那块面料拿给佩佩看，压低了声音，道：“多好的料子，这是真正的杭州双面绸。自打离开了静安寺，嫁到这个鬼不生蛋的地方来，还从未见过这么好的衣料。你摸摸，比那刚养出来的小孩屁股还要滑溜呢！”

都已经半夜三更的了，姑妈不知哪里来的兴致，翻出这么一块面料来，让她看。姚佩佩正在狐疑，姑妈就把那料子抖开，用下巴夹住一端，让它自然垂挂下来，对着大衣柜上的一面镜子扭着身子比划起来。

“佩佩”，姑妈转过身来笑道，“这块料子你穿显得老气了一点，送给我去作件旗袍怎么样？只怕如今的人不作兴穿旗袍了。要是做件衬衫呢，料子裁开了又可惜。”

姑妈这话说得实在蹊跷，这料子本来就是她的，她要是喜欢拿去做什么都成，干嘛还非得让自己送给她？自从上次那两个外调的办事员登门之后，姑妈对自己的态度越发亲热得可怕，不论什么事，都来与自己商量。父母死了之后，她在无奈之下跟着姑妈来到梅城，按说寄人篱下，受人白眼就是本分。对于姚佩佩这样一个凡是总是爱往坏处瞎想的人来说，这种过分的亲密，让她心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和债务。就像是无端受人恩惠却又无以为报。况且，姑妈一心巴望着自己能去省城工作，光大门楣，这种亲热仿佛是预先交付的酬金，万一姑妈的期望落了空，自己拿什么来偿还？这样想来想去，又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人质，心里横竖都不是滋味。姑妈见佩佩面有忧戚，神情倦怠，料她累了，说了声：“时候不早了，你累了一天，也该早点睡了。”就带上门出去了。

姚佩佩觉得浑身又累又乏，连骨头都一阵阵酸痛，可往床上一躺，却没有丝毫睡意。她注视着桌子上谭功达送她的那只小泥人，不免胡思乱想起来。

那个小泥人像个小老头，望着她笑。往常，佩佩每次朝那儿看一眼，都觉得它憨态可掬，令人忍俊不禁。可今天细细一看，才猛然发现，原来它的笑容暗含着讽刺，似乎在嘲笑自己的处境。她伸手把那泥人抓过来，恨不得立刻将它扔在地上摔个粉碎！可犹豫了半天，还是有点舍不得。只得将它转了个身，仍旧放回桌上。可泥人的屁股是撅着的，似乎正在恶作剧般地脱下裤子，那嘲讽的意味反而更加令人刺心。她只得转过头来，不朝桌边看。可一闭上眼睛，那个没有见过面的乞丐和那个拖油瓶的孩子在她脑子里重重叠叠，也在向她挤眉弄眼。她把谭功达跟她说过的每一句要紧的话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事情最终以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草草收场，怎么也觉得不甘心。她觉得枕巾上湿乎乎的，就把枕巾撸到一边，可枕芯也是湿的。

第二天，姚佩佩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又要迟到了。赶紧爬起来，匆匆洗了一下脸，早饭也没顾上吃，就急匆匆地赶去上班。姑父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看报纸，见佩佩心急火燎地往外走，便笑道：“佩佩，怎么，星期天也要加班吗？”

姚佩佩在脑袋上使劲拍了下，把肩上的背包重新挂在门后，对姑父道：“哦，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姑妈端着一碗稀饭从厨房里出来，对佩佩笑道：“都快要成家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似的，整天晕头晕脑的。”

佩佩听见姑妈的话中另有所指，从她手里接过碗筷，问道：“成家？谁要成家了？”

姑妈诡秘地一笑，一句话没说，回厨房去了。

姚佩佩在餐桌上吃早饭，心里七上八下的。她看见桌子中央摆着一堆光鲜漂亮的礼品，便用筷子头拨了拨，一件件的数着看。有狮峰的龙井茶，有苏州的塘醴鱼罐头，广东潮州的鹅肝，西湖的莲藕，高邮的红油咸鸭蛋……还有两条牡丹烟，两瓶茅台酒，都是平常不太见到的稀罕之物。心里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会有人给家里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佩佩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忽又记起姑妈刚才成家不成家的一番话来，便放下筷子，把碗一推，对姑妈道：

“咱们家来亲戚啦？这东西是谁送的？”

姑妈两腿夹着个白瓷盘，正坐在路槛边的亮处剥毛豆，笑道：“我们不来问你，你倒问起我们来了。你这丫头，如今人大鬼也大，什么事情都包得严严实实。这么好的一桩亲事，难道还怕我们拦阻不成？”

佩佩见姑妈的话越说越离谱，一下就急了：“什么亲事不亲事，这礼到底是谁送的？”

姑妈看见佩佩面红耳赤，急得声音都打颤，似乎是蒙在鼓里的样子，心里也觉得奇怪，便正色道：“这礼是一个姓金的人送的。难怪他有钱，名字也镀了金。东西还不止这些，丝绸和布料都叫我收到柜子里去了。”

听说是个姓金的，姚佩佩吓得勃然变色，急道：“他，他到咱家来过啦？”

“他本人倒是没来，东西是让一个女的拎上来的。我原先还以为她是个媒人，可见她长得那么年轻，打扮又入时，怎么看也不像。问她叫什么，她只说自己姓田，在家里坐了大半宿，快到十二点，这才走的。我问她对方的生辰八字，合还是不合，想帮你算算。那人出手这么大方阔绰，来头一定不小，只是不知道他在哪里发财，田同志只是笑，说她也不清楚。”

既然姑妈说来人姓田，想必就是钱大钧的夫人田小凤了。姚佩佩心里怦怦直跳，浑身像针扎似的火烧火燎，她“啧啧”地咂着嘴，一腔的怒火在心里乱撞，见姑妈张着嘴笑呵呵地看着自己，就突然冲着姑妈叫道：

“你们怎么能随便乱收人家的东西？”

她这一叫，自己也觉得刺耳。姑父吓得赶紧把手里的报纸移开，把眼镜往下一拉，从镜框的上方吃惊地盯着她看。

姑妈立刻就不高兴了。她那满是皱纹的脸，就像大晴天不知从哪儿飘来一片云，顷刻之间，天昏地暗：

“你这姑娘，说话好不知长短！听你这话的意思，倒是我们眼皮子浅，人犯贱，嘴巴犯馋，贪图这点便宜了？人家送了礼来，你又不在家，我们难道要像那疯子似的不分青红皂白，把那大包小包一古脑儿摔到人家脸上，你才称心如意？你不在外面跟人家私相授受，招蜂引蝶，人家怎么好端端地上你家来？弄得我们慌手慌脚，只怕坏了你的好事，腆着老脸陪着人家傻笑……”

姑妈的话越说越难听，嗓门越说越高，眉毛越拧越紧。佩佩这几天积压在心里的火怎么也压不住，便哭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随手一摔门，并未十分用力，可穿堂风一刮，“嘭”的一声巨响，震得墙上的石灰扑簌簌地掉下来。姚佩佩知道大事不好，坐在床头，心里有几分发怵。她素来知道姑妈是个厉害的角色，一旦发作起来，不拼个你死我活、玉石俱焚，是不会罢休的。果然，佩佩听见“咣咣当当”一阵瓷盆响，姑妈早已蹿到门边，隔着门跳脚骂道：

“你是哪门子的娇客！跟老娘摆哪门子的威风！说你一句你就跳！豆腐掉在灰堆里，打也打不得，吹也吹不得！白粥白饭，我管你吃、管你喝，没有功劳反倒有罪过了？你还没进省城，就先忘了做人的本分；若是祖上积了德，带你混个一官半职，眼中哪里还有我这个老婆子？如今傍上个姓金的，全当我这个家就是你的旅店，在外面出风头，有个不顺心就拿老娘来杀气！我虽没见过什么世面，可从小住在静安寺，什么金的、银的没见过？了不得了！封了娘娘了？莫非还要我跪下来给你磕头不成？”

一番话骂得姚佩佩大气不敢出，只是默默地坐在床沿流泪。昨天晚上还在为姑妈对自己过分亲热感到歉疚，可过了一夜，她立即就被打回了原形——就像是一场雪化了，脚底下依旧是一团烂泥。自己还是那个提着包裹来大爸爸巷投奔姑妈的孤儿。天下之大，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她记起，一个春天的早晨，她背着书包走下了自己家的汉白玉台阶，母亲又把她叫了回去。她紧紧地搂着自己，泪水热乎乎地滴在她的脸上：儿啊，你放学回家，见不到妈妈，会不会害怕？不要害怕！妈妈的眼睛就算是闭上了，可仍然会看得见你的。你走到哪里，妈妈的眼睛就跟你到哪里……妈妈，现在，你的眼睛看见我了吗？

她听见屋外姑父正在低声地劝着姑妈，掐着嗓子陪着笑。可姑妈似乎正骂到兴头上，依旧在客厅里叫道：“她是一个绝了户的孤儿，有什么好狂的？”

一听到“绝户”二字，姚佩佩忽然大放悲声，泪如雨下。妈妈。妈妈。我在叫你，你的佩佩在叫你，你听得见吗？那分明不是哭，而是撕心裂肺的尖叫……

这叫声把姑妈也镇住了，她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劝住了姑妈，姑父一拧门把手，拿了一块湿毛巾走了进来，同时向她眨了眨眼睛，低声道：“你姑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泼辣货，你跟她计较什么！”说完陪着佩佩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好不容易佩佩才止住哭泣，看着墙壁傻傻地呆坐了半天，这才齉着鼻子对姑父说：

“不管怎么样，这礼物总得给人家原封不动地退回去才好。不明不白地拿了人家这么多东西，以后的话都不好说了。”

姑父愣了半晌，红着脸道：“往哪里送？那姓金的是托姓田的转送的，何况那姓田的我们也不认识。”说到这里，姑父把门掩了掩，顿了顿，又道：“那高邮的咸鸭蛋，你姑妈早已送了一盒给肉联厂的老孙头了。那茅台酒，我也已拆了封，尝了一小口。再说了，人家送来的那些布料绸缎，你姑妈早已收拾妥当放在她箱子里去了。她这个人，你也知道，东西收进去容易，要叫她拿出来，那就比登天还难。她刚刚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怎么好跟她开口？唉，那个姓金的到底是什么人，你们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姚佩佩本来不想说，见姑父问起，心里道：这事如果今天不说，烂在肚子里也没人知道。就把心一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把金玉这个人的来历，自己如何见到他，如何出现误会，钱大钧又如何顺手牵羊，占了人家羊杂碎的便宜，从头至尾，详细地说了一遍。她原先以为姑父虽有寡人之疾，但总还是一个正直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有他能帮自己拿个主意了。

姑父听完了她的话，脸色变得十分暧昧，目光躲躲闪闪，半天才说：

“佩佩，你桌上的这个泥人，倒是蛮好玩的哩，一看就知道是无锡惠山的名产，好手艺，好手艺。你瞧这眼睛，再瞧瞧这张嘴，果然是好手艺！”

说完，站起来就要走。姚佩佩一把拽住了他：“姑爹，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姚佩佩眼巴巴地看着他，眼睛里满是哀求的表情。

“啊，怎么办？怎么办呢？你说呢？我炉子上还炖着东西呢。你闻闻，这屋里是什么味道？什么东西被烧糊了？噢，不行，我得去厨房看看。”

8

姚佩佩很快就提交了辞职报告。她的辞职信写得十分沉痛、决绝。仿佛不仅是为了辞职，而是向整个世界告别。

经过再三考虑，我认为自己不适合任何与人打交道的工作，甚至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姚佩佩写道，不管尊敬的领导是否批准我的辞职，从今天下午两点钟算起，我将自动离职，并且不再承担任何因辞职而造成的损失……她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好了辞职信。在装入信封之前，她又把甚至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行字涂掉了。为了防止自己反悔，她决定立即动身，前往县委办公室，将它当面交给杨福妹。

这天上午，杨副县长恰好不在办公室，因此，省掉了一番不必要的盘诘、慰留等等口舌。姚佩佩将辞职信搁在她办公桌的玻璃板上，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她去了一趟图书馆，将所借的书籍都还了，临出门，又把自己的借阅证撕成了碎片，扔在了门口的垃圾桶里。除了自己的化妆品和洗漱用具之外，姚佩佩从办公室惟一带走的东西，就是赵焕章送给她的那盆墨兰了。经她精心照料，墨兰长得十分茁壮，自有一番挺拔与妩媚。

姑妈见佩佩不到三点就回到家中，手里捧着一个花盆，倒也没当一回事。自从昨天俩人大动肝火之后，她们还没有说过一句话。进门时佩佩还是叫了她一声“姑妈”，对方依旧不予理睬。

随后一连几天，姑妈看到姚佩佩不再去县里上班，心里就有些疑惑，可又碍着面子，不好亲自张口去问她，就这样一天天熬着。到了星期天，她再也熬不住了，就暗中怂恿姑父去探她口风。一听说姚佩佩从县里辞了职，姑妈心里也不由得吓了一哆嗦！心里想，这小蹄子跟我呕了口气，没想到竟会这样发狠，做出这样荒唐的举动来。心里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好在那张老脸上挤出些许笑容来，主动找佩佩谈心，给她赔不是。她骂自己是老不死的老糊涂，是吃狗屎长大的，求姚佩佩千万可怜可怜她的贫老无依，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满嘴喷粪，而赌气断送自己锦绣前程……

好话说了一大堆，姚佩佩的心变硬了，丝毫不领情。她说自己的辞职与姑妈无关，如果姑妈实在容不下她这个吃闲饭的，也要看在她死去爹娘的份上发发慈悲，给她宽限几天。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星期，自己一旦找到事做，就会马上从这儿搬出去的。如果姑妈现在就让她走人，也没关系，明天一早，她自当净身出户。姑妈一听这话，想想自己也有满腹的委屈，自轻自贱换来的却是这么一篇不近人情的疯话，就知道佩佩这回是发了大愿，动了铁心，不由得哇哇大哭起来。佩佩倒也不去劝她，自己回到房中，把房门撞上，一头倒在床上昏昏睡去。

第二天上午，杨福妹亲自赶了过来，给她带了一网兜苹果。照例是一番规劝。她说，如果佩佩不愿意上调到省里，也可暂时不去；如果不愿意入党，也可暂时留在党外；如果她不愿再做秘书一职，县里的岗位与单位她可以任意挑选：“你看这样行不行，听说，你和那个叫什么羊杂碎的最要好了，把你们俩调到一起怎么样？”

临走时，她还告诉佩佩，钱县长现在正忙得不可开交，过些日子等他得了空，会亲自找她谈话。她说姚佩佩是县机关难得一见的人才：文章写得好，办事也认真。优点是谦虚，缺点是太谦虚。杨福妹走了之后，一连两个星期，钱大钧却并未露面。姚佩佩便开始四处找事做。最后总算有一家棉纺厂答应要她，工资低得可怜，只有在机关时的一半，而且一个月倒有二十个夜班。她犹豫了好几天，也只得硬着头皮去报了到。

在这期间，她甚至还大着胆子，偷偷地去了一次谭功达的家。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她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她只想与谭功达见个面，当面问他几句话，至于问他什么话，想了半天又觉得无从说起。就像是喉咙里卡了一根刺，不把它拔出来，一刻都不得安宁。她来到冯寡妇的住处，那房子已经像蝼蚁驻空的庞然大物的骨架一般。

几个木匠正在屋顶上换椽子。一个戴草帽的泥瓦工在院外拌洋灰，他告诉姚佩佩，这房子正在大修，谭功达早就不在这儿住了。姚佩佩便问他知不知道谭功达搬哪儿去了，那人想了半天道：“听说是在一个叫做胭脂井的地方。”

姚佩佩知道胭脂井，当年她从梅城浴室辞了工，就流落在西津渡的胭脂井一带，在一家卖绒线的铺子里呆了两个月。说起来，那地方离大爸爸巷倒也不太远，当中只隔着一条河和一个街心花园。

她终于没有去胭脂井找他。

这天下午，姚佩佩刚从棉纺厂下班回家，就看见汤雅莉正坐在客厅里，看着她笑。天气已转凉了，外面下着雨。

“哟，纺织姑娘回来了！你怎么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雅莉道。

佩佩笑道：“好好的大晴天，半路上忽然下起雨来。原来是汤副主任！难得有空光临寒舍，蓬荜生辉，蓬荜生辉。”

她已经知道汤雅莉升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可一说“寒舍”二字，心里就有些落寞。因为连这房子也是人家的。“寒舍”二字虽是自谦，可也不能随便乱用。

“你要再这样开玩笑，我马上就走。”汤雅莉假装生气地道。

她今天穿了一件深绿色的大翻领衬衣，外罩一件白色的网眼马甲，耳垂上还吊着一个假玛瑙坠子，人显得十分精神。

“纺织厂怎么样？累不累？”雅莉问她。

“我哪儿能跟你比？不过是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罢了。”

姚佩佩随便说出的这句话，听上去也大有问题。她说自己靠力气吃饭，有些暗示对方仗势升官，就近乎骂人了。好在汤雅莉没有往心里去。

今天是中秋节，雅莉是专门来请佩佩吃饭的。她说在城西的桂花巷新开了一家馆子，平常是不对外的，那儿的螃蟹年糕做得很不错。她前几天刚去过，巷子里的桂花全都开了。

两个人坐在客厅里说了一会闲话，等到雨一停，姚佩佩便辞别姑妈，跟着汤雅莉走了。临走前，姑妈硬是将一把油纸伞塞到佩佩的手里，笑道：“还是带把伞吧，看这天，雨一会儿还得下。”说完，很不自然地在姚佩佩的肩上拍了拍。

桂花巷的那个饭馆位于城西的一个小山坡上。姚佩佩凭窗远眺，可以看见梅城一带黑黑的旧城墙。雨后的夕阳绚丽无比，烙铁一般的火烧云，中间夹杂着翡翠般的浅绿，把西山衬托得如墨如黛。成群的暮鸦在远处的树林上空盘旋，“嘎嘎”的叫着，把树木的枝条都压弯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乌鸦？”姚佩佩问道。

汤雅莉正在给她盛汤，似乎没有听见她说的话。到梅城这些年，姚佩佩还是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古城的苍凉与美丽。窗外的风景令人赏心悦目。大雨过后，空气清冽，微微有些寒意，那桂花的香气酽酽的，静静的，浮在院落和花木之间，引人遐思。姚佩佩支着下巴看着窗外，心里也是幽幽的，仿佛整个身体都被那浓烈的花香熏得浮了起来。

饭店虽然开张不久，却也并不干净。青砖地面上早已积了一层油垢，加上众多的客人从外面带进来的雨水和泥巴，姚佩佩还没有吃饭，早已没有了胃口。等到饭菜端上来，照例是油腻得让人反胃。特别是上汤的时候，服务员那有着黑色污垢的大拇指是整个的泡在汤里的。姚佩佩不知道汤雅莉为什么会挑选这么一个地方。汤雅莉看上去也有点心不在焉，她总是在回避自己的目光，而且也并没有显示出怎样的热情，仿佛脑子里同时在想着好几件令人烦心的事。

汤雅莉没话找话说，极力想让气氛变得亲热一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会儿说：“姚佩佩（她特意加了一个姚字），你以后不会恨我吧？”一会儿又说，“姚佩佩，你一定从心眼里就瞧不起我，是不是这样？”弄得佩佩莫名其妙。话题绕来绕去，最后又绕到了钱大钧身上。佩佩不动声色地听她说话，随便搭上一两句腔，不一会儿就腻烦了，她有点后悔跟她出来吃饭。

“你觉得金玉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汤雅莉既然提到了金玉，佩佩立刻多了一份提防。心里道，我猜得不错，原来她也是个说客，现在终于切入正题了。

姚佩佩冷冷地瞪了汤雅莉一眼，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你要再提起这个人，我马上就走。”说完就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脸上充满了警觉。

“不提他，不提他。”汤雅莉诡秘地笑了笑，可嘴里仍然说：“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就是脸上那个大痦子让人看了心里有点发毛。”

“你要觉得他好，你就嫁给他好了！反正你已经从钱大钧那儿脱了身，现在正闲得慌……”姚佩佩刻毒地挖苦道，仿佛一心要激怒她似的。没想到汤雅莉大度地笑了笑，说，“你说这样的屁话，本来我应该生气的，可我并不生气！”

她拢了拢耳边的头发，又道：“你呢？你能好到哪里去？人家下了台你就巴巴地跟着辞职，可那姓谭的心急火燎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糊里糊涂落在了一个风流小寡妇的手里，你就是想当殉葬品都不够资格，何苦呢？”

姚佩佩从雅莉的话中隐约听到了钱大钧的口吻，脸一红，急道：“我辞我的职，跟他有什么关系？”

“算了吧，你就别装了。”汤雅莉夹了一块年糕放在佩佩的盘子里，柔声道：“你那点小心思，哪里能瞒得过我？我只是不忍心点破你罢了。不过有一点，佩佩，我不明白，那谭功达究竟有哪一点好，害得你整天五迷三道的？”

姚佩佩紧抿着嘴，将目光转向窗外，道：“大概是，只有跟他在一起，我才会觉得安全吧……我也说不清。”

汤雅莉忽然道：“那么我呢？”

“你？”姚佩佩笑道，“你这个人心机太深！我怕你还来不及呢！我总觉得，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你卖了。”

刹那间，汤雅莉的脸色一下就变得煞白。拿筷子的那只手不停的在发抖，夹了半天也没把那片香菇夹起来。姚佩佩见她情绪激动，略微有些疑心，可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过了一会，她推了推汤雅莉，笑道：“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一句玩笑话也说不得？不管怎么说，我们姐妹一场，就算哪一天我真的被你卖了，也只能心甘情愿。毕竟是栽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手里，怨不得天。”

没想到她这一说，汤雅莉的神色更显慌张，紫胀的嘴唇也哆嗦得利害。她手忙脚乱地取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可怎么也点不着火。姚佩佩抓住她的胳膊，问她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汤雅莉猛吸了几口烟，才道：

“我饿了一天，刚才吃得急了一点，就有点心慌。佩佩——”

“嗯。”

“佩佩，你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有那么坏吗？”说完，眼睛里豆大的泪珠滚滚而出。佩佩见对方似乎动了真情，自己的双眼也有点潮湿，她就后悔刚才说那样的话。可又不知如何劝慰她，想了半天，就把她们第一次见面时说过的那句话重新说了一遍：

“好了好了，别难过了。你要是个男的，我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你。怎么样，这总可以了吧？”

她这一说，汤雅莉哭得反而更厉害了。半晌，汤雅莉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问他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叫花家舍的地方?”

“没听说过，怎么呢？”

“没什么。”汤雅莉擦了擦眼泪，像是下了一个很大决心似的，向服务员招了招手。

佩佩心里道：今天这个羊杂碎也不知怎么了，尽说一些半吊子的话。让人听上去摸不着头脑。

正想着，汤雅莉又说，钱大钧在城郊的那座房子离这儿不远，她还有些东西留在那儿，她要去取回来，问姚佩佩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那处房子，到了晚上有点阴森森的，屋后还有几座坟，有些怕人。”

姚佩佩想了想道：“要是碰上钱大钧这个鬼可怎么办？”

“他不在，去省里开会了。”汤雅莉道，“你要是不愿意去，就算了。”

佩佩抬头看了看树梢上那一轮铜盆似的圆月，笑道：“我也是个胆小的人，要是遇上鬼，你可别指望我来救你。今晚的月色这么好，我就陪你去走走呗。”

说完两个人挽着胳膊出了饭店，沿着幽深的巷子往前走。她们来到巷子尽头的一簇桂花树前，汤雅莉又站住了。她从桂花树上揪下一些桂花来，用手帕包着，说是带回去泡茶。

“佩佩”，汤雅莉忽然转过身来，望着她的脸：“算了，时候不早了，你还是先回去吧，不用陪我了。”

“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佩佩道，“走吧，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那房子里有没有养狗？”

汤雅莉摇了摇头，笑道：“是你自己要去的，待会儿要是遇上鬼，你可别怪我。”

9

这是一处小巧精致的乡间庭院，座落于甘露亭旁的深林之中。东侧的小院门并未上锁，用手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庭院虽小但十分清幽，四周砌有高墙。墙面的几处花窗，姿态不一，透出一些古意。一颗槐树亭亭如盖，枝条探出院外，树冠泻下圈圈月光，清风一吹，不觉令人神清气爽，百虑皆忘。墙角种有芭蕉和燕竹，枝蔓分披；地面遍铺蜀锦碎石，在槐树浓密的阴影中，斑驳成趣。园子多时未经打扫收拾，长满了杂草和野生的芦柴，却又不免让人动了黍离之思。在花园和天井之间有檐廊相接，左右廊柱挂有一副楹联，白漆斑驳破碎，但字迹宛然可辨，原先主人的闲情逸趣，从联语一望而知：

安闲莫管稻粱谋

沽酒不辞风雪路

姚佩佩一进园子，就东瞅西看，随处闲逛。即便自己在上海的院落，与之相比，也不免多了几分俗气，嘴里不禁赞叹道：“想不到在梅城，竟还有这么一处雅致的宅院。”

汤雅莉见佩佩喜欢这个园子，也有几分得意，笑道：“你要是喜欢，不妨就多看两眼。过两天等大钧回来了，我这把钥匙一交出去，再想来恐怕也不行了。”说完，开了屋门，就先进去了。

天井的格局更为幽僻。只是时花异草皆已荒芜，叠石高台遍织蛛网。灌园的工具，诸如钉耙、铲子、木桶之类都杂乱地堆放在墙角。姚佩佩在天井中驻足良久，忽然看见汤雅莉在楼上向她招手。沿着水井旁的楼梯躬身而上，走到楼上，姚佩佩看见房间的门都上了锁，只有东侧的一间开着门。汤雅莉正在那儿烫壶沏茶。

这个房间大概就是钱大钧和羊杂碎的幽会之所了。一进门，那张雕花罗汉床十分显眼，南窗下有一张小方桌，几把藤椅。凭窗而坐，可以眺望远处的山景和村庄。窗玻璃的冰裂纹一看就是明清旧物，就连汤雅莉用来替她泡茶的杯子也画有童叟相戏之图，似乎也很有些来历。汤雅莉说，这个地方远离城区，还没有通电，只能点上美孚灯照明了。佩佩笑道：“今晚的月色这么好，点上油灯实在有点重复。”汤雅莉一听她这么说，果然就站起身，要吹灯，佩佩又把她拉住了，“既然点上了，何必吹它？再说有了这点亮光，我们的胆子也更壮一些。”然后，雅莉坐在姚佩佩的对面，托着脑袋对她说：

“怎么样，这地方不错吧？”

佩佩见羊杂碎将他人的院宅向自己炫耀，全然不顾自己已经被扫地出门的事实，再看她脸上天真烂漫，一心盼着自己夸赞几句，心头忽然一动，不禁有些悲凉。夜空静谧，略无纤尘，银河泻影，月华静好。佩佩恍惚间简直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我的眼皮为什么抬不起来了？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沉？她喝着加了桂花的茶，把手搭在窗台上，心里忽然想到：若是躲在这样一处园子里，一个人过一世，读它一辈子的春秋三传、四史妙文，倒也不枉来人世一遭……

羊杂碎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她拉住佩佩的手，道：“反正钱大钧也不在，不妨我们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一早离开，怎么样？”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姚佩佩的坚决拒绝。她沉下脸道：“这地方再好也是人家的。杭州再美，毕竟不是东京汴梁！只消看一眼就可以了，我们赖着这儿，到底也没什么意思。你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一会儿就走。再说，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厂里上班呢。”

可雅莉坐在那儿一动没动，那笑容那眼神越来越诡异。

“佩佩……”汤雅莉轻轻地叫了一声，泪水又止不住地从脸上淌下来了。姚佩佩一看她流泪，心中凛然一震，忙问道：“羊杂碎，说实话，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我怎么老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汤雅莉掏出手绢来擦脸，嘴里含混不清地道：“佩佩，你可不要怪我。”

佩佩的脸色一下就变了。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即将发生，猛然记起来，刚才进门的时候，她明明看见大门上落了锁，可仅仅这一眨眼的功夫，羊杂碎竟然给自己沏好了茶，那么这开水是从哪儿来的呢？想到这儿，佩佩不由得汗毛倒竖，她觉得自己的胆都快碎裂了，恐惧从脚底沁出来，顺着她的裤管往上爬，顷刻就漫遍了她的全身。

姚佩佩从桌边站了起来，指着汤雅莉叫道：“羊杂碎，你，你在害我……”话没说完，就感到眼前的房子、月亮、窗户都裹在一个巨大的漩涡里，飞快地转动起来。而汤雅莉那张暧昧的脸，竟然分出了许多重影，在她眼前分分合合，层层叠叠，似乎有一屋子的人在望着自己……她感到头脑昏沉，胀痛欲裂，腿脚却不听使唤，怎么也挪不开步子。她瘫坐在藤椅上，把桌上的茶杯猛地一推，一头栽倒在桌子上，沉沉睡去。脑子里最后残剩的一点幽微的光亮，旋即熄灭。她知道茶杯翻了，茶水在桌面上漫过她的手指，热热的。她听见茶杯在桌子上“骨碌碌”滚动着，最后“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碎了。她知道，她那不切实际的梦想、她那脆弱得像冰块一样的心，她那深藏不露的骄傲和矜持，像花一样盛开在她的心底里的所有女人的秘密，都碎了。

姚佩佩从罗汉床上醒过来，首先看到的就是一轮皎洁的圆月，不过，它眼看着就要被房檐遮住了。鳞片般的云朵看上去很不真实，就像是天空突然皲裂，一圈圈银灰色的裂纹玲珑剔透。很快，她就闻到了一股烟味，可她的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绑住了一样，丝毫动弹不得。她觉得脑子里有一把锥子在搅着她的神经……她抬起右手，在床上胡乱摸了一下，就摸到了一条毛茸茸的大腿。于是，姚佩佩开始了她有生以来最为剧烈的尖叫。

“不要叫，不要叫！”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她耳畔说。

他将佩佩的脑袋板过来，让她看着自己。姚佩佩看到他嘴角的那颗大痦子，立刻就不敢叫了。她哆哆嗦嗦地颤栗着，身子一缩，那人顺势一揽，就把她搂在了怀里。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乖乖，我的小乖乖，我的心肝！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就碎了！你还记得吗？就是在会议室的那次，你最后一个进来。找不到座位，就站在那儿，望着主席台，望着我。我当时就想，要是能把你身上的那件蓝色的列宁装全部脱掉，你会是什么样子？啊，你是一颗樱桃！刚刚长熟，那么圆，那么滑，那么红，还沾着露水。那么请问，我怎么办？惟一的办法，我的小宝宝，就是把你一口吞下去，连皮带肉，一口把你吞下去。现在你就在我的肚子里。在这儿，你摸摸，姚佩菊同志……你的身体那么丰饶，比我无数次梦中见到的还要好上一万倍。亲爱的姚佩菊同志，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向你宣布，我爱你！经过慎重考虑，我同样认为，你嫁给我是合适的。请相信，它是纯洁的，亲爱的姚佩菊同志，你现在惟一应该做的事，就是接受它……

金玉的双手紧紧地箍着她。姚佩佩蜷缩在他怀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个婴儿般的温顺。她的身体像一团松松的棉花，使不上什么力气。没办法，真是没办法。金玉俯身蹭了蹭她的脸、她的眼睛。他的头伏在她胸脯上，嘴里像是含着一颗糖，喃喃低语道：

“姚佩佩同志，现在我要发动二次革命，杀他一个回马枪，您不会反对吧？我想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魂飞魄散……”

姚佩佩使劲地抓他、掐他、拧他、抠他，她所有的挣扎，似乎在向对方撒娇似的绵软无力。金玉把她的两只手一起捉住，捏在一起，压在她脑后。佩佩就向他吐唾沫。可金玉不仅不生气，反而伸出舌头来舔。她的腰像一张拉满的弓，一次次高高地耸起来，迎向他。不行，不能这样！我的所有挣扎，在对方的眼中，不过是迎合和急不可待！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给墙基打夯。而那片薄薄的、易碎的膜，就是我一生的缩影：其中除了耻辱，什么也没有……

当金玉发出沉重的鼾声时，姚佩佩试了两次，终于能从床上坐起来了。金玉本能地用手来抓她，可佩佩轻轻一掰，他的手就松开了。

她的衣服和裤子在地上被扔得东一件西一件，鞋也不知被踢到什么地方去了。她摸索着在地上找衣服和鞋，手指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划了一下，她的手破了，可她并不觉得怎么疼痛。随后，她在内衣下面摸到了那个凉凉的东西，拿过来，凑在月光下一看，原来是一只摔碎的玻璃杯的底托。这块底托沉甸甸的，四周有一圈锐利的玻璃锋刃。她轻轻地将它搁在桌上，很快就穿好了衣服，可并没有马上离开。

她呆呆地依窗而坐。似乎正在极力回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桌上的那块底托。她又回过头去，看了看那张罗汉床。金玉嘴里扑扑地吐着气，鼾声如雷。我要是把这个东西往他脸上一按，就像盖上一枚邮戳似的，他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子？月亮已经看不见了，可楼上楼下依然很亮，风吹动着树枝，下雨似地簌簌作响，像是在颤栗，又像是叹息。她闻到了一股特别的香味，它不是来自桌上那尚未用完的锯末般的桂花，而是园子深处蔷薇似有若无的香气。

她简直没法摆脱那个疯狂的念头。她想到了赶紧离开这儿，可她脑子里有两个小男孩在打架：一个红衣红裤，怂恿她尽快下手；一个白帽白袍，劝她放弃。她口渴难忍，看见了桌上有只茶杯。她无法判断里边是否放了安眠药。奇怪的是，安眠药也有自己的意志，事实证明，它完全能够胜任裁判一职：当姚佩佩悲愤地想到，钱大钧是如何去县医院和药剂师密谋，又用了怎样的办法劝说汤雅莉向自己的姐妹下手……她觉得没有必要再这样纠缠下去了，她已经做出了决定。

她把那块茶杯的底托拿在手里。还好，它很适合把握！她蹑手蹑脚走到床边，深吸了一口气。

佩佩，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知道。

非得这么做吗？

对，非得这么做不可！

她不再犹豫，将茶杯底托的锋口朝下，对着床上那张衰老、松弛、肮脏的脸认真地比划了半天，然后，左手握住茶托，右手压在左手的手背上，用尽全身力气按了下去……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正在发生的事，她的身体被金玉双手一推，飞了起来，她的脑袋撞在了对面的墙上。同一时间，金玉也已滚落在地。她看见金玉的两个眼窝里一起往外渗血。他弯着腰，脑袋转向左边，然后又转向右边，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嘴里嗷嗷乱叫。看不见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佩佩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恐怖的咆哮声。她爬到门边，拧开了房门的把手，赤着脚，发疯的朝楼下跑去。

在楼梯的拐角处，金玉追上了她，在身后拦腰把她抱住了。两个人从楼梯上滚下来，一直滚到墙角的井台边。姚佩佩从地上站起来，正要往门外跑，发现金玉死死的抱住了她的一条腿。她感到自己的脚踝上都是血，湿乎乎的。她在月光下一眼就看到了井盖上压着的那块大石头，旁边还有一只铁皮吊桶。她想都没想就把那块大石头抱了起来，对着金玉的脑袋砸了下去，那声音听上去空洞而沉闷。她的嘴里一二三四的数着。当她数到第九下的时候，金玉的手松开了。他的身体一翻，仰面躺在井台边，不再动弹了。

姚佩佩在敞开的庄稼地里跳跃着，像一只善于奔跑的羚羊。结了籽的油菜杆抽打着她的脸，而稻田的淤泥常常让她的脚拔不出来。她在稻田和苜蓿地里奔跑了很久，可仍然找不到来时的公路。她疑心自己跑错了方向，又掉头往回狂奔。最后，在一条淙淙流淌的沟渠边，她看到了一个凉亭。它坐落在一片绿油油的甘薯地里。谁会在甘薯地里建这么一个亭子？自己会不会在做梦？要是有人轻轻地推我一把，说，你醒醒，你醒醒，我也许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回到原来的世界中。

她看见匾额上隐约有“甘露亭”三个字。她知道，在镇江有一个甘露寺，那是传说中刘备招亲的地方，可眼前这座亭子又是那个朝代的遗迹呢？她在凉亭里坐了一会儿，这才想到把满是血迹的外套脱了下来，随手将它扔在地上，然后去水渠里洗了洗手。要是能有支烟该多好！她的裤脚上也有血，可让淤泥一糊已经看不出来了。像一个真正的旅游者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处古迹似的，佩佩认真地把亭子转了个遍。沟底里映出天空的云朵和明月。要是我把头从沟里钻进去，说不定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她意识到，等天一亮，她跑不了多远就会给人逮住的。她应该在天亮之前逃得远远的……或许，该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去哪儿呢？她很快就想到了开吉普车的小王……

姚佩佩回到自己的家中，天已经快亮了。她觉得自己太累了，苦胆都快吐出来了。还好，姑妈还没有起床，她可以从容地洗澡、换衣服，收拾随身要带走的东西。她还吸了两支烟。她从床底下把那个大旅行包翻了出来。当年，她正是提着这个包，跌跌撞撞到跟着姑妈到梅城来的，包上还有妈妈亲手用绒线绣的一个“菊”字。她用鸡毛掸子胡乱地掸了掸灰尘，开始往包里塞东西：两本书、半包大生产牌香烟、一瓶蚊子油，一把木梳、几身换洗的衣服、一面小圆镜，一瓶雪花膏……很快，那旅行包就被她塞得鼓鼓囊囊的了。她拎着挎包走到门外，正准备去脸盆架上取牙缸，看见姑妈正对着墙上的镜子在梳头。

“今天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姑妈道，“晚上你是几点回来的？”

姚佩佩“啊、啊”的哼哼了几句，侧着身子走到过道的尽头，取下牙缸，用一条干毛巾包好，放进旅行包里。姑妈见她神不守舍的样子，又见她手里拎着大旅行包，觉得有点奇怪：“佩佩，你要出差去吗？”

“出差？对，对，出差。”姚佩佩道，“我要出去几天，姑妈，您能不能，借我点钱？”

“这是什么话！都是一家人，还有什么借不借的？你要多少？”姑妈嘴里这么说，可眼睛死死地盯着佩佩，眼见得是起了疑心。姑妈是个精明绝顶的人，如果时间一长，保不准就会给她看出破绽。

“你有多少？”姚佩佩尽量克制自己的心跳，灰灰地笑了一下。

姑妈说，她只有六七十块。“隔壁的阿牛娶亲时，刚从我手里借去了一百五十元，还没还回来。如果不够，我就去向人匀一点……”

“够了，够了。您快去拿来！我要赶五点钟的早班车，时间来不及了。”

姑妈诧异道：“你说五点钟？现在都已经五点半了！”

糟糕，说漏嘴了！

姑妈一转身进屋去了，半天没出来。姚佩佩听见姑妈正和姑父小声商量着什么。她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本能地预感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心里一急，终于没敢等姑妈从屋里取钱出来，便提起旅行包，轻手轻脚走到门口，拉开门，叮叮咚咚地下了楼。

10

大街上还没什么人。

清风裹着阵阵炊烟和煤渣的气息扑面而来。她的目光越过运河上的拱桥，看见彩霞满天，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水站的老虎灶炉火通红，冒着一团团的水汽。旁边，有一个清洁工正在扫地。

她一口气跑到巷子口，这才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车站广场的大钟敲着六点，她听见《东方红》悠扬的乐声远远地传来。这个曲子，她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可在这个清晨，它竟然是那么的优美！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深稳和安宁……

大约十分钟之后，她来到了车站广场边的一个小食摊前。她在那里要了一碗馄饨，将口袋里的钱数了两遍，同时，心里盘算着逃亡的第一个目的地。她不得不接受的女逃犯的身份让她眼泪又流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围着白围裙的女人把馄饨端来了，她却一点胃口都没有。她不由得转过身来朝车站的售票窗口张望。

那儿排起了两条长队。两名纠察队员戴着红袖章正在逐个盘查买票的人群。不会吧，怎么这么快？行将落网的恐惧使她不敢朝那儿多看一眼。正在这时，她忽然听见身边有个人瓮声瓮气地道：

“你的馄饨都凉了。”

佩佩一侧身，看见小摊上还坐着一个人。那人身穿蓝色的工作服，衣服上沾满了黑色的机油，也许是小时候得过天花什么的，满脸坑坑洼洼，正在那儿吃油条。佩佩的心里倦倦的，没心思搭理他。

“喂，你的馄饨都凉了！”那人又道。

“我不想吃。”佩佩不耐烦地道。

“真的不想吃？”那人道：“你要是不想吃的话，我替你吃了吧，这么好的东西浪费了也真是可惜。”

“随便你。”佩佩冷冷地道。她再次转过身去，眼睛仍然盯着售票处的窗口。

那人吃完饭站起身来，摸了摸嘴，看了姚佩佩一眼，道：“你去哪儿？”

姚佩佩心想，这个人无端吃掉了自己的馄饨，还挺罗嗦的！便胡乱地说出了一个地名：“去界牌呀。”

那人呵呵地笑了起来：“也不能白吃你的东西。如果你还没买票，又不嫌臭的话，我捎你一段怎么样？这样你可以省下车票钱。”

原来他是一名卡车司机，正要运一车生猪去鹤壁。他说，他的车虽然不经过界牌，不过可以把她带到丁卯镇：“如果抄近路的话，从丁卯到界牌也用不了半小时。”

见他这么说，佩佩心里道：我去界牌那个鬼地方干嘛呢？可转念一想，还是先逃出梅城要紧，她抬头朝公路边望了望，果然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大卡车，车厢围着一层铁栏杆，一群大白猪在里边挤来挤去，哼哼直叫。

“那就难为你了。”佩佩赶紧站起身来，对他笑了笑。

那人倒也和善，一拍胸脯道：“敝人名叫周树人，你就叫我老周好了。”

说完，就从她手里抢过旅行包来，大步流星地走了。姚佩佩一听到“周树人”三个字，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由鲁迅先生亲自护送自己出逃，就算是给他们逮住了，一枪崩了，也算是值了。

老周已经把驾驶室的门打开了，佩佩的一只脚踩上踏板，周树人在身后将她轻轻一托，她就上了车。

一路上猪粪臭味扑鼻，可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受，心里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安宁。那周树人长得高大粗壮，也给她以稳重踏实的感觉。她眯上眼睛，让秋日艳阳一照，心里稍一放松，就觉得困倦一阵阵袭来。

“你要是想睡，就好好睡一觉，反正到丁卯还早着呢。”

周树人从背后拽出一条脏兮兮的毛毯递给她。姚佩佩把毛毯盖在身上，闻着毯子上的烟味和汗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她觉得自己刚睡了一会儿，周树人一个急刹车，她就醒了过来。汽车被堵住了，排起了长龙，她在恍惚中看见了梅城县医院的大门。原来开了半天还没有出城呢。

“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周树人神情严肃地对她道：“怎么来了这么多公安局的人。”姚佩佩一听见公安局三个字，顿时吓得睡意全无。她探出头去朝外面一望，果然看见公安局的人在县医院门前设了一个临时哨卡，正在那儿盘查过路车辆。

到了这个时候，姚佩佩才开始有足够的勇气来回忆一下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大的石头在他的脑袋上砸了九下。

如果让时间倒流，从新回到昨晚的中秋之夜，而命运允许她从新做一次选择，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金玉。毫不犹豫。她会把所有的屈辱都吞到肚子里，像条狗一样侍奉他，做他的奴隶。我可以跪下来舔他的脚。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甚至还会尝试着爱上他，替他生儿育女。与现在的处境相比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她怕死，真的怕死。

不一会儿，几个公安局的人已经朝他们走过来了。她看见周树人已经下了车，高举着双手正在接受公安局的盘问，与此同时，另一名警察朝她快步走了过来。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枚哨子，怀里夹着红绿两色的三角旗，姚佩佩和他一照面就觉得这个人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那人面色凶狠地盯着她，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来：“我们正在奉命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请出示你的证件。”

“你们不要查了……”

姚佩佩在顷刻之间就失去了控制，尖叫着向他怒吼道，“你们不要查了。我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罪犯。”

那人经她这一叫，也吓了一哆嗦。他用旗杆挑开通往车厢的帆布朝里边张望，他的整个身体都压在了她的肚子上，嘴里的热气带着洋葱的味道喷在她的脖子里，半天才道：“你刚才说什么？”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罪犯。”姚佩佩哆嗦着，怪异地笑了笑，“我杀了人，真的，不骗你。我用石头在他脑袋上砸了九下。血衣就扔在甘露亭外的蕃薯地里……”

大盖帽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怒道：“配合公安部门的工作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再这样胡说八道，干扰我们的正常工作，我当真就把你抓起来。”说完“嘭”地一摔车门，走到一边抽烟去了。

11

高麻子来梅城开三级干部大会，就住在西津渡的朝阳旅社。每天散会之后，他都要买上一些吃食，带上一瓶酒，到胭脂井来找谭功达聊天。张金芳已经在房子后面搭了一个临时厨房。墙身由土积泥砖砌成，顶棚铺上塑料薄膜和稻草，以遮风挡雨。塑料薄膜既不透气，也不吸水，经热气一蒸，顶棚上就缀满了晶莹透亮的小水珠。

谭功达笑着对高麻子道：“这是真正的蒸馏水，若是把它们收集起来，可以送到医院当注射液用。”

这天晚上，张金芳吃完饭，带着孩子早早上床睡了。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在地上铺了一块油毡布，摆上两盆猪头肉和花生米，围着炉子喝酒闲聊。谭功达压低了声音问他，能不能收留他回普济做一个真正的农民。这些天，他被圈在这个传说中的烟花之地，都快憋出病来了。

“假如你认为合适的话，我明天就给县里打报告，告老还乡。不过——”谭功达略微迟疑了一下，夹了一粒花生米放入口中，接着道，“金芳不愿意回乡，她说就是在城里做个饿死鬼，也不能再回乡下了。”

高麻子沉吟了半晌，安慰他道：“要回普济，这容易。我马上就可以替你们安排。你在普济的房子已经变成了村里的仓库，要把它腾出来，需要一段时间。另外，我劝你再等等，事情或许还没有绝望到这个地步。”

谭功达又问他，最近的三级干部会都有哪些议题，讨论些什么样的问题？高麻子怕说多了让他受刺激，只捡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对他略略说了说，一味劝他喝酒。谭功达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红红的脸上有些兴奋。他诡秘地对高麻子笑了笑，道：

“我给你看样东西。”

说着，就把墙角那个公文包拿了过来，从里面取出一叠厚厚的信纸来，递给了高麻子：“我昨天刚刚写完，你能不能把它拿到会议上去讨论讨论？”

高麻子接过那叠信纸一看，原来是一份关于在梅城兴修下水道工程的建议书。他只是粗粗一翻，并未细看，随手就将它扔在了炉边的一摞蜂窝煤饼上。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这些怪念头？”高麻子笑道，“你都落到这步田地了，还琢磨这些不着边儿的事干什么？”

谭功达见高麻子将自己熬了六、七个通宵才写好的报告随手一扔，实在心疼，立刻就有些不高兴了，耐着性子道：“这可不是什么怪念头！而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

他解释说，自从搬到胭脂井来以后，“突然发现”这里的每户居民都要定时倒马桶，由运送粪便的大车统一拉走。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家家户户都把马桶拎到马路上来倒。妇女们一边高声谈笑，一边刷着马桶，很不文明。何况运粪的铁皮车密封性太差，一路走，一路洒，弄得整条街臭气熏天。“太落后了！这样的状况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苏联的高加索地区，50年代初就建立了完备的下水道系统，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抽水马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更不用说了……”

高麻子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揶揄道：“你原先住在冯寡妇的老屋时，难道就没有倒过马桶？”

“没有，没有。我从来就不用那玩意儿！”

“那你怎么拉屎撒尿？”

“我让人在屋子后面的竹林里挖了一个茅缸。”谭功达孩子似地看着他，笑道。

“你如今是待罪之身，忽然搞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报告，谁会理你？”

“你就说是你写的。”

“我可没你那么爱做梦。简直是异想天开！”高麻子多喝了几杯酒，声音也渐渐地高了起来，把那不该说的话也一起说了出来，“我有一句话，说了你可能不爱听，你猜猜看，当我听说你被撤职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永远猜不到！我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有点暗自庆幸。坦率地说，我觉得你早就该下台了。你看看，好好的一个梅城县，被你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我也知道钱大钧、白庭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蝇营狗苟，利欲熏心，但总还是现实主义者吧？由他们来掌管梅城县，至少还不像你那么离谱……”

张金芳并未睡熟。高麻子的一番话，她躺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这么刺耳的话，她料想丈夫经受不住，便拼命地咳嗽，提醒谭功达克制。可是已经晚了一步，谭功达涨红的脸，憋了半天，终于由红变紫，由紫变黑，最后变成了铁青色。末了，他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来，道：“时候不早了，你该走了。”

“你是在下逐客令吗？”高麻子讪讪地笑着，可脸色也变了。

“你要是这么想，也可以。”谭功达冷冷地说了一句，随即站起身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高麻子梗着脖子道：“我好心好意来陪你喝酒……”

“可我并没有请你来！”谭功达叫道。

第二天晚上，高麻子未再登门。傍晚时分，张金芳愁容满面，朝巷子口望了又望，直到夜阑人静，月上树梢，这才把门关了，对谭功达叹道：“如今我们就只剩下了这么一个朋友，可昨天你把他也得罪了。”

到了第三天的中午，高麻子又乐颠颠地跑来了。他手里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东西，一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就当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谭功达躲闪不及，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僵在一边。

高麻子给腊宝买了一袋大白兔奶糖，给张金芳买了一段劳动布裤料，还有一网兜皱巴巴的国光苹果。张金芳喜笑颜开，有些夸张地对高麻子道：“你昨晚怎么没来？你大哥等了你一宿，觉都没睡安稳。”

谭功达把头扭向一边，仍然在为昨晚的事生气。

高麻子见状，便嬉皮笑脸地对张金芳道：“这话你可说错了，我叫你嫂子，那是出于尊敬，可论年龄，我比老谭还大一岁，他该叫我大哥才是！功达，你说对不对？”

谭功达见高麻子腆着脸与他缓颊 ，不接话也过于不近情理，便硬着头皮道：“要是没我这个大哥，嫂子又从何而来？”

他这一说，三个人都笑了。张金芳松了一口气，正要去里屋倒水沏茶，高麻子忽然说道：“不忙不忙，我是来辞行的，要去车站赶四点半的车回普济，和功达说几句话就走。”

张金芳道：“怎么忽然要走？三级干部会不是要开到17号才结束吗？”

“咳，县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会议也只好提前结束了。”

“出什么事了？”谭功达问道。

高麻子看了看张金芳，这才对谭功达说：“功达，原先跟你的那个女秘书，叫什么名字来着？”

“姚佩佩。”

“对，姚佩佩。”高麻子道，“她杀人了。”

谭功达见高麻子突然问起姚佩佩，又说到杀人二字，吓得脸色煞白，两腿都有些发软。他一把拽住高麻子的手，惊道：“老高，你是说佩佩？姚佩佩？她杀人了？”

高麻子静静地点了点头。

“怎么可能？你不会听错吧？她那么一个胆子像针鼻似的人，平常见到个蟑螂都要吓得晕过去，她会去杀人？”

“千真万确。我开始也不太相信，但这个消息是白庭禹在大会上宣布的，怎么会有错？现在外面大街上到处都是公安和联防队员，梅城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设了哨卡。”

“这么说，她还没有被捉住？”

“时间早晚而已。”高麻子叹了口气，一只手搭在谭功达的肩上，使劲捏了捏，道：“她一个女孩子家，能跑得了多远？功达，我这就得走，不然就赶不上班车了。”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他，只觉得脸颊发热，四肢麻木，脑子里一片空白。张金芳斜着眼睛看着丈夫，脸上浮着一缕冷笑。

送完高麻子回来，张金芳见谭功达仍然傻傻地坐在床边，手里捏着一个拨浪鼓，便拿起扫帚柄，捅了捅他：“嘿，你傻啦？”

她推了推他，摸了摸他的脸，像火一样烫。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面墙壁上颤动的阳光，目光呆滞。

“那小婊子杀了人，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发什么呆？”张金芳道，“就是株连九族，这一刀也砍不到你身上，你慌什么慌？老实说，你原先跟那小婊子是不是有一腿？”

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谭功达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看见巷子口的灰砖墙上，贴了一张通缉令。这张通缉令是由鹤壁市公安局正式签发的，他一眼就认出了姚佩佩的照片，心里像是被什么刀子剜了一下，一阵钝钝的痛。那张照片又小又模糊，不过他还是很容易回忆起那张既骄傲又羞涩的脸，能够分辨出她脖子上深绿色的围巾。照片上的姚佩佩比现在要年轻许多，扎着羊角辫，嘴唇微微上翘，虽然稚气未脱，却带着几分忧戚，像是为什么事情而生气。

那时，省委金秘书长的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悼词经过精心的修饰，仍然疑点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姚佩佩的逃亡，传言中赤身裸体的尸身，与悼词中“与歹徒搏斗，壮烈牺牲”一类的字眼，不难让人勾勒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姚佩佩在那个中秋之夜所遭受的种种屈辱，也不难想像。当然，谭功达也不难发现自己的罪孽。他想起七八年前，那个除夕的傍晚，天上一阵一阵地下着雪，他和白庭禹去梅城浴室洗澡，他好不容易挤到窗口，将钱递给她，姚佩佩刷地一下从他手里抓过钱去……她那尖尖的指甲从谭功达的手背上划过，印痕却留在了心里……

谭功达每次经过巷子口的时候，总要忍不住停下来，朝那通缉令看上一两眼。他觉得姚佩佩就在那儿。

到了晚上，照片上的那个形象伴随着日渐丰满的月亮，一起来到他的梦中。

十一月的秋水冲刷着灰砖的墙面，将那张告示刮得不知去向，墙面上只留下了一个残存的白框，她仍然在那儿，在雨中注视着自己。

到了十二月底，呼啸的北风和肆虐的暴风雪让那处白框也发霉变黑，可她还在那儿。

她那略带讥讽、悲伤的脸，她那碎碎的笑容，从未改变。

元旦刚过，谭功达收到了一封由信访办老徐转来的挂号信。信是聂老虎从鹤壁寄来的，他在信中问谭功达，是不是愿意换个环境，离开梅城这个是非之地。他已经正式向省委打了报告：“我的初步设想，打算任命你为地级巡视员，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呆几年，对农村的实际状况做些调查研究，以便以后重新出来工作。这样一来，也可以恢复（至少恢复一部分）你的工资待遇，不至于穷愁潦倒，就此一蹶不振……”

当天晚上，谭功达把这封信的内容跟张金芳说了一遍。那时候的张金芳已经怀了四、五个月的身孕，肚子渐渐大起来了。由于从九月份起就停发了工资，张金芳已经好久不愿意和他说一句话了。他原以为妻子一听到他新的任命，必然会欢天喜地起来，可奇怪的是，张金芳听了，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好半天才淡淡地说了句：“这样也好。”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春草返绿，雨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的任命终于下来了，是去邻县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当巡视员。副县长杨福妹专门找他谈了话。这一新的任命到了她的口中，就变成了“去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经过半年多的赋闲和磨练，谭功达已不复当年的鲁莽和急躁，对杨福妹的故意曲解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匆匆忙忙准备了行李，到了五月末，就到几十华里之外的花家舍履新去了。

临走前，他和张金芳的孩子已经出生了。那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包粽子，过端午节，谭功达就给儿子取名谭端午。

第四章阳光下的紫云英

1

五月末的一天清晨，谭功达搭乘第一班长途汽车离开梅城，前往六十华里外的窦庄镇。窦庄与花家舍之间的公路尚未通车，他必须在窦庄换船，改由水路前往花家舍人民公社。

汽车打着前灯，以驱散漫天的浓雾，一路喘息着，摇摇晃晃向前行驶。谭功达拿着一顶新草帽，头发被露水弄得一绺一绺的。他将脑袋伸出窗外，可他什么也看不清。他只能通过潮湿的水汽中浮动的气味和声音，来分辨旷野中的风景：成熟的蚕豆、大麦、结籽的油菜、薄荷、以及村庄中升起的炊烟……大雾把一切都隔开了。这辆叮当作响、锈迹斑斑的老爷车在黑暗中正将他带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感觉多少有点像做梦。事实上，他真的很快就做起梦来。

除了县委办公室出具的正式公函之外，他身上还带着一封由聂凤至写给花家舍人民公社书记郭从年的亲笔信。这封信封了口，不能拆看，老虎嘱咐他亲手将这封信交给郭从年。在此前的一封来信中，聂凤至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郭从年其人。

1949年，郭从年的部队在攻打泸州城的时候，聂凤至曾救过他一命。这人原是三十八军的一名副师长，作为林彪手下赫赫有名的十八悍将之一，参加过两次四平会战，从东北的嫩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此人善权谋，性格怪癖，其人其事常有出人意表者。由于战功显赫，对我江南新四军不屑一顾（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平常最不爱听‘新四军’三个字。所以你在与他打交道时，须十二分小心。为了工作方便之计，最好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 聂老虎还说，自己曾救过他一命，竟也被他引为奇耻大辱。这个人很喜欢搞恶作剧，他的对手们，不管是国民党军，还是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在笑声中死去的，即便是在最严酷的战斗中也是如此。十年前，他拒绝了林彪要他进入空军的命令，只身一人回到花家舍，做起了“山大王”。1954年，他曾奉命重新应征入伍，赶赴朝鲜，可他还没有抵达平壤，停战协定就签字了……

汽车抵达窦庄时，谭功达仍然张着嘴，靠在车窗上酣睡。满身油污的司机手里握着一把大扳手，走到他跟前，拿扳手在椅子的靠背上“笃笃笃”敲了几下，他才猛地惊醒过来。原来，车上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时间已经是中午了。炽烈的阳光晒得玻璃发烫。除了大杨树上阵阵的蝉鸣之外，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不过他还是赶紧点了点头，抹了一下满嘴的口涎，抓起公文包，从车上下来。

当他四下张望，向人打听渡口的方位时，依然残睡未醒，恍恍惚惚。太阳明晃晃的，天空澄澈如洗。一个在汽车站前买凉茶的妇女坐在树阴下，一边用扇子驱赶着苍蝇和飞虫，一边朝旁边的巷子指了指，对谭功达道：“你听见锣鼓声了吗？”

谭功达静心一听，远处果然有锣鼓声隐隐传来。

这位妇人即便是抿着嘴，两颗大门牙依然暴露在外：“你出了这个巷子，往东一拐，就可以看见渡口的船了。不过要快一点，共青团秧歌队的锣鼓一停，船就要开了。”

谭功达出于感激，连喝了她两杯茶，刚想离开，大暴牙妇女又把他叫住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谭功达好一阵子，这才似笑非笑地说：“那条船有两条跳板。你上船的时候，最好走左边的那一条。”

“为什么？”谭功达一愣，满脸疑虑地看着她。

那女人诡谲一笑，未再说话。

谭功达走进了一条覆满莓苔的阴暗的巷子。听到锣鼓声渐渐平息，不由地加快了步子。跑到巷子口，他看见不远处的树林边有一片狭窄的河湾，水面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一批身背腰鼓，穿红挂绿的秧歌队员正在上船。他们排着队，在走上跳板的时候，仍然在打着腰鼓。

其实，时间完全来得及。谭功达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到渡口边，上了船，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大口大口地泛着酸水，而排队上船的共青团员仍有一小半还留在岸上。船舱里弥漫着脂粉和机油的气味。竹制的顶棚筛出细碎的阳光，像铜钱一样，随着船身的摇摆在船舱里跳动不已。舵工赤着脚，敞着胸，黝黑结实，在船头船尾走来走去。那些秧歌队员进了船舱也不消停，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叽叽喳喳地嬉戏打闹。

谭功达拿起草帽，扇了扇风，正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听得“哎哟”一声尖叫，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他扒住船帮往外一看，原来，最后一名秧歌队员在上船时脚底打滑，连人带鼓坠入了河中。好在河水不深，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在芦苇丛中胡乱地扑腾了几下，呛了几口水，不一会儿就被人救起，浑身上下都是泥浆。那姑娘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又是哭又是笑。

这个有惊无险的意外并不算什么，相反给接下来的旅程增添了小小的乐趣。秧歌队员们不时拿她打趣，那姑娘很快也恢复如常，跟着大伙一块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

只有谭功达一个人缩在船舱的角落里呆呆地看着河水发愣。那个卖凉茶的妇女，为什么要嘱咐我走左边的跳板？而女秧歌队员正因为走了右边的跳板而落水，难道仅仅是巧合？谭功达虽说从来都不迷信，可这会儿心里倒有些疑神疑鬼。自己从黑暗中的梅城启程，在弥天大雾中直接切入了阳光明媚的窦庄渡口，这使他多少有了一种这样的感觉：在窦庄与梅城之间，隔开的也许并不是六、七十华里的路程，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他懒懒地看着水面上绿色的浮萍和露出尖顶的荷叶。此刻，正在内心折磨着他的，还有另一个驱之不去的念头。早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母亲遭到土匪绑架，被人押往花家舍的途中，很难说不是走了同一条水路！很难说自己不是走在母亲的老路上！在这一刻，命运终于向他敞开了一个秘密：他的命运与母亲奇妙地重叠在一起。所不同的是，船舱里多了一群秧歌队员；船已由帆船改为柴油机动船——它“噗噗”地冒着黑烟，油烟和热风吹到了他的脸上。妈妈。妈妈。他默默地呼唤着她，眼前出现了母亲花一般姣好的面容，她永远都是十九岁！永远都那么漂亮、多愁善感。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妈妈，妈妈，如果上天真的有灵，你就让鱼儿跃出水面，好叫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

水上游着的鸭群没有回答。

隔年荷花的残根败叶没有回答。

流水中倒映着寂寞的天空没有回答。

没有鱼儿跃出水面。

从水面突然出现的是一块块浮标，固定在长满菖蒲的湖水中，把他们拼在一起，一个个数过去，就是一幅完整的标语：

花家舍欢迎您

船靠岸边，谭功达看见河滩的沙地上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青年。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下身是草绿色的军裤，腰束一根褐色的武装带，两根羊角辫，垂挂于肩窝的两侧，脚蹬解放鞋，看上去利利索索，又透出一股飒爽的英气。她是受公社指派来接人的。由于全船的乘客中除了披红挂绿的秧歌队演员外，只有谭功达一个人，他们很容易就搭上了话。

这个女孩看上去没有什么心计，甚至还有点孩子气般的天真烂漫。也许是天生的声带狭窄，说起话来莺声燕语，而且一见面就冲着他笑个不停。她问他是不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谭同志，谭功达点点头。随后谭功达问她怎么称呼，女孩笑了笑道：“你就叫我小韶好了，韶山的韶。”

她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眉眼有几分长得像白小娴，又有几分像姚佩佩。只是不像小娴那么矜持，也全无姚佩佩的阴郁和忧戚。这时，谭功达的心头立刻泛出一丝落寞和忧伤，仿佛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都会在心里埋下哀伤的种子……那枚毛主席像章的小别针会不会扎到她肉里去？在胡思乱想之际，目光就渐渐地变得飘忽起来，一动不动地看着小韶，发了呆……

小韶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脸上微微泛出红晕，赶紧从他手里抢过公文包来，轻声道：

“怎么了，您？”

谭功达这才回过神来，自知失礼，一时颇为尴尬。忽见她的嘴唇上涂了一圈黑紫色的东西，一时分不清是女孩的化妆品，还是涂了紫药水，便煞有介事地问道：

“我刚才在看你的嘴……你搽了什么东西？”

小韶“咯咯”地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

“什么呀，”小韶用手朝远处的桑林指了指，“刚才我来的路上，吃了太多的桑椹，你要不要吃？”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两人说着话，沿着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地，朝村子里走，不一会儿就走进了桑园。桑园中，有一条给行人踩得发白的道路，高大的桑树枝繁叶肥，虽说光线比外面要暗一些，但林间密不透风，反而更加闷热。谭功达隐隐感觉到，桑林间有人带着袖套在摘桑叶，可他只能看见这些人的腿和手，看不见他们的脸。

正走着，小韶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将公文包往谭功达的怀里一塞，说了句“你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 。随后一猫腰，就消失在桑林中不见了。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心里道：这丫头，大概是要为我摘一些桑椹来尝尝。没想到，小韶从桑树林中再次现身的时候，满脸都是汗珠，可手里却并没有他想像中的桑椹，谭功达道：

“我还以为你是去帮我摘桑果了呢。”

小韶笑道：“想吃桑椹，你自己摘不就行了？这儿遍地都是。”

“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他们两人挨得很近，谭功达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细的小绒毛和脖子里的汗珠。

“嗨，您这个人！怎么老爱刨根问底呀？”小韶把谭功达的脑袋一扳，凑在他耳畔，轻轻地道：“撒尿。”

这孩子，和姚佩佩一样，似乎也有个爱动手动脚的习惯。

花家舍的招待所座落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与村庄隔着一箭之地。一条新修的栈桥将小岛与村落连接在一起。谭功达跟在小韶的身后，走上栈桥，他吃惊地发现，桥栏上那些剥了皮的柳树竟然又长出了新的枝叶。过去，他在灯下阅读母亲的传记时，曾无数次地想像过这个岛屿。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 。他不知道这是母亲的原话，还是传记作者的牵强附会。而眼前这个湖心弹丸之地，比想像中的要小了很多。一排白墙砖房，建在高大的榆树和泡桐之中，四周簇拥着一大片紫云英的花地。只不过到了五月末，花已经有些开败了，零零星星的。可远远一望，在一朵朵浮云的映衬下，依然可以看出一片淡紫。

两个人一上小岛，小韶就扯开嗓门，冲着那片房舍大喊大叫起来：

“八斤，八斤，驼子八斤……”

不一会的工夫，从房屋的拐角处走出一个精瘦精瘦的驼背小老头来。他手里拎着一只木桶，腰间围着一条脏兮兮的布裙，腰带上别着一杆白铜烟袋锅。他一看见谭功达，赶紧放下木桶，快步迎上前来，他撩起围裙，擦了擦满手的谷糠，握住谭功达的手，一边使劲儿地摇，一边裂开厚厚的嘴唇，露出满嘴的黄牙：“啊，欢迎，欢迎！”

“这位就是八斤同志，”小韶抬袖擦了擦脸上的汗，对谭功达介绍说，“以后就由他来负责照顾您啦！”随后她又在八斤的驼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把老头拍得直咳嗽：“八斤，人，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还得赶回去排练呢。”

八斤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道：“小韶，今晚演什么呀？”

“白毛女。”

“白毛女白毛女，又是白毛女。一天到晚都是白毛女。”驼背八斤絮絮叨叨，“你们就不能换个戏演一演？”

小韶懒得搭理他，一转身，就蹦蹦跳跳地上了栈桥，渐渐走远了。

“小韶是演员吗？”望着她的背影，谭功达对八斤道。

“那可不！”八斤自豪地说，“花家舍的姑娘，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穿起行头能演戏，脱下戏装能种地，要是扛起枪呢，还能打他娘的苏修美帝……”

过了半晌，八斤接着又道：“小韶这孩子，别的事样样都好，可有一样不好……可惜了。”八斤话到嘴边，没有说下去。

谭功达初来乍到，也不便多问。

2

隔着水光潋滟的湖面，谭功达可以看到整个花家舍。他甚至能听见学校里孩子们的诵课之声，还有脚踏风琴那单调悠长的曲调。

这个村庄实际上是修建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谭功达惊愕地发现，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这条长廊将花家舍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无数条更为狭窄的小游廊向两边延展，通往公社的各个机构和各家各户。长廊的柱子被漆成了红色，覆以灰褐色的瓦，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黑红肥壮的大蜈蚣。

村庄的修建依照严格的对称原则，建筑物的位置和数量都进行了细致的摹画与测算。一条盘山公路在村庄上方的山腰上横贯而过。公路上戴着草帽的农人来来往往，隐隐绰绰，不时还可以看见一辆辆满载麦秸秆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驰过。公路上方就是一畦一畦的梯田，重重叠叠，黄绿相杂，堆锦铺秀一般。

八斤是向阳旅社的管理员。除了负责照料谭功达的一日三餐之外，还得抽空去喂养两只大肥猪。旅社食堂的残羹剩饭倒掉可惜，八斤就养了两头猪，当然，它们属于公社的资产。八斤的话不多，而且不论何时，总赤着脚，成天忙于旅社的清洁、做饭、喂猪，和出粪。难得有空闲下来，他就抱着那只印有“人民公社好”字样的大白瓷缸，一边抠着脚丫子上的老皮，一边坐在楼下的会客室喝茶。有时，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会客室的墙上挂满了客人们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不是“四海一家”，就是“宾至如归”。桌子上方有一幅名为《柿子红了》的旧画张，画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窑洞的门前仰望蓝天。画面一角的柿子树果实累累，透出一派浓浓的秋意，领袖神情坚毅，若有所思……

每当谭功达与他照面，八斤便会不自觉地满脸堆下笑容，以表示对客人的友善。他虽说和善、憨厚，倒也并不使人感到亲近。事实上他们很少交谈。即便谭功达特意找他聊天，八斤通常也是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尽管来到花家舍的第二天，谭功达就带着介绍信和公函去公社的办公室报了到，可一连十多天，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公社方面的指令。他似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给他安排任何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他日复一日，躺在旅社二楼的铁床上，听着岸边的浪涛和鱼儿的唼喋之声，渐渐地感到了倦怠，心里也像是长了一层霉。

这座小岛风景绮丽，阳光灿烂。但谭功达怎么都有一种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他所碰见的每个人，都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就算是问路，村民们的目光也显得躲躲闪闪。作为农业生产方面的先进样板，从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清晨，机帆船和长途汽车载来了无数的参观者，可奇怪的是，除了自己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岛上的向阳旅馆来住宿。

为了排遣难挨的寂寞，一天晚上，谭功达竟然来到了村子中央的一个打谷场上，去观看歌舞剧《白毛女》的演出。他盼望着在那里碰见小韶。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迫使演出取消，打谷场上一片泥泞，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显得郁郁不欢？

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向八斤提出了这个问题。后者照例莞尔一笑，不予回答。正当他不安地联想到，这个岛上的每一个居民都被下达了禁语令时，八斤却在一天深夜突然造访了他在二楼的卧室，一口气和他聊了三个小时。

每天下午，村子里的几个老人都会拿着扁担、草绳和镰刀，到岛上来收割紫云英。他们一律戴着草帽，手臂上带着同样的袖套，甚至他们藏在宽宽帽檐下的脸，都是同样的表情。他们把紫云英的藤蔓齐根割下来，运到附近的一个草凼里去沤肥。在阳光下，他们整齐地排成一行，依照统一的节奏，挥舞着镰刀，动作的整齐划一程度仿佛经过了预先的排练。到处都是被阳光晒瘪的紫云英那热烘烘的气息，青蛙和蝈蝈满地乱跳。若是突然遇到暴雨，老农们也会涌到旅社的房檐下来暂避。他们总是静静地站在雨幕之中，对于谭功达这个外地人，也没有任何好奇心，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天下午，谭功达从床上午睡醒来，脸颊上印着竹席的压痕，再次前往位于半山腰附近的公社党委办公室。如果他的运气好一点的话，说不定就能碰到郭从年本人。接待他的仍然是上次那个办事员小徐。隔了十来天，小徐已经把谭功达给忘了。他手忙脚乱地在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了半天，才找到了那张梅城县委办公室的介绍信：

“噢噢，您是从梅城来的巡视员同志。”小徐一脸歉疚地朝他笑了笑，“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文要处理，还有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事情一多，我就给搞糊涂了。您说，您有什么事？”

说完，他手里飞快地转动着一根红铅笔，一脸诚恳地看着他。谭功达表示他来花家舍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可是公社方面却没有给他分配任何工作，再这么憋下去，恐怕自己的骨头都会生了锈。

“工作？什么工作？”办事员小徐望着他笑，“在介绍信上，您的职务不是巡视员吗？还需要什么工作呢？”

“您的意思是……”

“到处转转，好好看看！这就是您的工作。要不要我们给你安排一个向导？”

“这倒不需要，”谭功达道：“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成天在村里瞎转悠，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工作？比如说——”

“不可能。”办事员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刚从梅城来，对于花家舍人民公社的行事规则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你初来乍到，可以慢慢学。你懂我意思吗？事实上我们不会向您——地委领导指派的巡视员同志，安排什么工作，也不会向任何人分派工作。首先，工作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在花家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这种荣誉。比如村子里的那些土匪出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你懂我意思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作的主动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主观能动性，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真正灵魂。”

看到谭功达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办事员进而解释道：

“好比在一个家庭里，你不会每天向父母要求，替自己安排工作，对不对？你看见屋里的地上脏了，会自觉地拿起笤帚来扫地；你看见水缸里的水没了，自然就会去井边打水；若是房子漏了雨，你当然也会找个工匠来修缮。你懂我意思吗？在花家舍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不向任何人分派任何工作，而是由每一个人自己决定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在这方面，每一个公社社员都享有完全的自由。地里的麦子黄了，他们就会去收割；秧田里的水干了，他们就会去灌溉；瓜地里长满了杂草，他们就会去锄地；春蚕快要吐丝了，他们就会去准备蚕宝宝产茧的草龙，诸如此类。你懂我意思吗？没有行政命令。没有规章制度。甚至没有领导。从理论上来说，每个公社社员都是常春藤上的一朵小花，公社的命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可是，这么一来，不就什么都乱了吗？”谭功达好奇地问道。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掏出一个小本本，正在往上记着什么。“比如说，去割麦的人太多造成误工，而去灌溉或锄草的人又太少了……你们又如何进行协调呢？”

“不需要协调。”办事员耐心地向他解释道：“您知道，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要解决局部的问题，就必须着眼于整体。每一个社员看上去都在做着十分具体的工作，既琐碎又无趣，但假如将每一个具体工作与花家舍人民公社未来的美好蓝图联系在一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一个万里长城的建造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长城，他们当然知道如何去铺设每一块砖。因此，花家舍的社员并不是被动地去应付上级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而是依照花家舍未来可能的样子来忘我地工作。这样一来，每个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一种奇妙而伟大的直觉，你懂我意思吗？这种直觉会引导他们去完成各自的使命。事实上，既不会造成误工，也不会窝工。每个工作领域所需要的劳动力一个也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少。”

“我还是不太明白。”谭功达坦率地看着办事员，神色相当迷茫。

“当然，开始的时候的确需要一些严格的训练，我们有社员培训部，还有农民夜校，他们负责具体的培训。”

“可是，”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可是，你们又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

“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是按劳计酬，民主评分制度，”小徐道，“每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在收工前都会进行一次民主评议，由每位社员来陈述自己一天的工作，并申请自己应得的工分，最后再由记工员登记在册。每一位公社社员都有资格对他进行质询，并有权检查他的劳动成果。你懂我意思吗？社员本人也可以做出相应的答辩。所以，虚报成绩多领工分的事情在花家舍还从未发生过。”

“你们会派监督员吗？”

“每一个社员都是监督员。当然，要做到公平和诚实，公社社员应该有很高的道德感和集体荣誉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去向‘道德自律委员会’咨询。”

“假如……”

“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四点钟还得去会议室接待一个从古巴来的友好访问团，”小徐站起来，看了看表，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看样子是准备离开了，“您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花家舍的具体情况不应由我在这里啰里啰唆向您和盘托出。你懂我意思吗？您应当自己去调查研究，自己去看，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临走前，谭功达无意中提到，能否安排他与花家舍公社的郭从年书记见一面，因为他有一封重要的信件要当面交给他。

小徐的神色显得有点异样，他颇为惊骇地看着对方，那眼神似乎在提醒谭功达：他所提出来的是一个十分无礼而非份的要求。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小徐肯定地回答说，“郭书记有很严重的病，常年闭门不出。他很少到公社来办公。如果你有什么信件要转给他，我可以替你效劳。”

谭功达从党委办公室出来，顺着山势，由风雨长廊拾级而下，返回湖心小岛。天空忽然下起雨来，雨点打在长廊两侧的树木和菉竹丛中，打在池塘的睡莲上，飒飒声连成了一片。谭功达置身于风雨长廊之中，享受着长廊的保护，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恬静。举目四望，周遭看不到一个人。长廊的屋顶之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箭牌。有的箭牌上写明了各家各户的编号：大小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则指向两侧分列的公社机构。他随便看了一下，就有公共食堂、剧场、保育院、剿丝五厂、医务所、小学、中学、人民调解委员会、邮电所、供销总社、剿丝三厂、种子站、农机站、敬老院、农民夜校、101、移风易俗办公室……

谭功达往前走了不到一百米，竟然看到了两所剿丝厂的指示牌，他联想到花家舍随处可见的桑园，不难推测出蚕丝业在花家舍经济布局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而101这个数字，并未写明任何机构，看上去多少有点神秘。按照谭功达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似乎是一个需要保密的单位。

长廊的拱顶上画有俗艳的油画和水彩画。尽管每隔一段都会出现一幅毛泽东的草书书法，但谭功达很快发现，这些画并不是普通的装饰画，而是有着十分明显的科普功能。比如说，在题有“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油画中，画的竟然是沼气池的生产工艺图。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花家舍，沼气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而在紧接着出现的一幅画作中，则同时描绘了电的功能和危险，并形象地指明，一个人在不慎触电之后，所应采取的急救程序。当然这些画作经过了大胆的艺术抽象，如果不仔细欣赏，很难看出它隐含的意义。

谭功达看见檐廊下还有一条扁长的木盒，透过蚂蚁蛀蚀的外壳，隐约可以窥见里面绿色和黄色的电线。这个发现也帮助谭功达解开了一个疑团：到了晚上，花家舍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而全村却看不到一个电线杆。

雨下得正急。谭功达沿着台阶走到风雨长廊的尽头，望着烟雨迷蒙的湖面。湖心小岛和向阳旅馆被水烟遮住了。他正想在长廊里找个地方坐下来，等待雨停，在不经意中忽然看见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大石臼——那本是农民用来舂米用的，石臼里搁着两顶斗篷，三把雨伞。尽管阴雨凄风，光线暗淡，可谭功达还是看见了石臼外壁上用红漆写成的字迹：

便民雨具，用后归还。

真是太奇妙了！花家舍的建造者们居然想到了湖心小岛与长廊之间没有遮蔽，事先在这里备下了雨具！这么一个很小的枝节，花家舍的人都考虑地如此周全，谭功达不禁对这个陌生之地肃然起敬。他随手从石臼中取出一把雨伞，撑开它。伞骨伞柄都是新的，他立即闻到了一股清香的桐油味。听着伞面上叮叮咚咚的雨声，谭功达沿着栈桥往向阳旅馆走去，心中仍然赞叹不已：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所梦见的共产主义未来还要好！与这里相比，梅城简直不值一提。一想到自己作为一县之长，竟然把那个地方弄得一团糟，自己还灰溜溜地下了台，心中不免感到深深的刺痛。同时，也有一种难以驱除的自惭形秽。

向阳旅馆早早地亮起了灯。驼背八斤坐在厨房的桌边，一边调着收音机，一边“叭哒、叭哒”地抽着旱烟。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着一则新闻：外交部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看见谭功达进来，八斤就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忙着去灶上给他盛饭。

“小韶下午来过了。”八斤佝偻着背，笑着对他道，“她一直等你到四点半，像是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后来眼看着天要下雨，这才走的。”

谭功达从他手里接过碗筷，正要吃，又听见八斤嘴里衔着烟袋杆，嘟嘟囔囔地道：“她给你捎来了一封信。噢，对了，假如你要给家里或随便什么人写信的话，只要把信封粘好，放在门外燕子窝旁边的木头信箱里就可以了。不需要贴邮票，邮局每天都会派人来取的。”

随后，八斤就剧烈地咳嗽起来，把一口痰吐在厨房的地上，用脚擦去。一想到八斤总是光着脚，谭功达不由地一阵恶心。这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身上都有一股猪粪味。

谭功达吃着饭，把那封信一把抓过来，扇了扇鼻前的热风，仍旧放在桌子上。他实在太饿了，并不急于拆看。可他无意间瞥了一眼信封上那娟秀的字迹，顿时就吓得面无人色。一口饭噎在嗓子里，他觉得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他偷偷地觑了八斤一眼。他正在那儿专心地摆弄那只收音机，收音机边上还有一本打开的书。由于雷雨的关系，收音机的电波受到干扰，里面传出一片“滋滋啦啦”的蜂鸣声，几乎把播音员的声音完全遮盖住了。但谭功达依然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的撞击声。

原来是她！天哪，一定是她！

这么说，隔了八个多月，她竟然没有被公安局捉住？佩佩。佩佩。

谭功达的眼前忽然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姚佩佩正在瓢泼大雨中狂奔。她像一只兔子似的跳跃着，更像一个跨栏运动员，借着黑夜的掩护，逃向不知名的深山密林中。大批的公安队员手里牵着警犬，在她身后紧紧追赶，窗外的闪电似乎照亮了她那惊恐满是污垢的脸。佩佩。佩佩。

当时，谭功达的本能反应就是赶紧将这封信藏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可经验和理智提醒他，绝对不能这么做。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随手将信件远远地一推，似乎那是一封无关紧要的来信。可他怎么也无法克制自己急促的呼吸，无法克制双手的战栗。牙床在碗边不时磕碰着，突如其来的咳嗽把嘴里的米粒喷得到处都是。他感到自己的脸上有热泪滚落。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内心；看到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把她从头脑里驱除的无奈；看到他的所有的颓唐和挣扎：他是多么地想她！

驼背八斤正好奇地注视着自己，把手里的书放下，宽厚的嘴唇再一次咧开。他笑着问道：“谭同志，你是被米饭噎着了？你应当吃得慢一点，噎不下不要硬噎，喝口水就会好的。”

他把自己的那只白瓷缸朝他递过来，谭功达猛灌了几口凉茶，心里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他慢慢地吃着饭，他的心里渐渐地感到了一种深稳的喜悦。甚至当他吃完了饭，也没有急于上楼，而是坐在厨房里与八斤聊天。

“你看的是什么书？”谭功达忽然问道。

“《天方夜谭》。”

“什么？”

“阿拉伯的民间故事，”八斤解释道，“谭同志，你平常喜欢看书吗？”

就这样，他们在厨房里静静地说着闲话，那杆烟袋锅在两个人的手里递来递去。他并不急于回房去看信，就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吸过烟的烟鬼，开始吸第一口烟的时候，却故意迟迟不去点火。最后，连八斤都开始呵欠连天。他收拾完了碗筷，看见谭功达高挽着裤腿，双脚踩在脚盆的边沿，似乎谈兴正浓，只得对他笑了笑：

“谭同志，你的脚晾干了没有？早点回屋去歇歇吧。”

3

起风了。到了晚上，到处都是坟堆，四周空无一人。我现在是在靠近安徽边界的一个林场里给你写信。卞忠礼回家照顾老婆生孩子去了，要到今年秋末再来。这儿全是松树。卞忠礼说我可以一直在这个农场住下去，可他留下的干粮却只能支持到明天。恐怕还是得走。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东边，西边，南边还是北边。我不敢肯定这封信能落到你的手中。晚上雨下得真大，我忽然想到给你写封信。也不知为什么，总是有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这样死了。我已经觉得厌倦了，说不定明天一觉醒来，就会给他们捉住。自从去年的中秋之夜逃离梅城至今，已经过了七个多月。在这七个多月中，我只洗过三次澡。要是你在大街上遇见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认不出来。可就是这样，卞忠礼昨晚还想对我动手动脚，两个人僵持到后半夜，他就放弃了。毛主席说，希望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其实他若是再坚持一下，我多半会屈服的。

我随身带来的钱早已用完了，怎么办？我每晚几乎都做着同样的梦。我梦见自己被人五花大绑，押上刑场，押上公判台，而你却站在台下微笑。你为什么要笑？然后，囚车就把我带到一个废弃的打靶场上，是打靶场。因为我记得四周的红墙边矗立着一排胸环靶，地上的草已经枯了。一个身背钢枪的行刑队员像鬼一样，悄悄地来到我的身后，在我的腿弯里揣了一脚，我当时就就跪了下来。四周静极了，我听见他从皮套里掏手枪，掏了几次都没有掏出来。我在想，他要是一直掏不出来，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逃过一死？冷冷的枪管已经顶在我脑袋上了，我回过头来对他说，请等一下。他把口罩往下一拉，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报告，我要撒尿！那个人古怪地笑了一下，说，待会儿枪声一响，你自然就会小便失禁的。他刚说完，枪就响了。真的，我像一只牲口似的，大小便失禁。又过来几个人提起我的两只脚，倒拖着走。我能感觉到那是秋天，因为草已经枯了。他们把我拖到囚车边，把我整个抬离地面，然后“嘭”的一声扔到车上。直到那时，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因为我仰面躺在车上，双脚还在抽搐。那样子虽然不好看，好在你不在现场。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这么难看地死了，可你却并不在现场。随后我就真的死了。

我真的怕死，把这个死想上一万遍，告诉自己不要害怕，还是没有用，我还是怕死。我在电影中看到女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抓了去，历经种种酷刑的折磨，还坚持高呼革命口号，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若是换作了我，哪怕只要朝装满辣椒水的罐子或是老虎凳什么的看上一眼，恐怕也会吓得当场招供。像我这样一个人，意志薄弱，百无一用，根本就不该出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就像是那一片女人最珍贵的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不过我现在不恨任何人。不恨钱大钧。不恨白庭禹。不恨金玉。不恨汤雅莉。甚至，也不恨白小娴。有一次，我看见你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白小娴的照片。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暗暗地用曲别针在她左眼扎了一个窟窿。我这个人够坏的吧？要说恨的话，真正恨的只有一个人。

云泥两隐，无奈纸尽。五月十五日。

这封信分作两页，密密麻麻地写在两张香烟包装纸的反面。一张是“大生产”，一张是“光荣”牌。信上没写抬头，而落款的“云泥两隐”是旧时候通信时常用的一句套话，意思是知名不具。“泥”字不过是写信人的自称，“云”字则指的是收件人，无非是自谦。但在谭功达看来，这个落款暗示了两人云泥霄壤的不同处境，多多少少也含有讥讽之意，这是姚佩佩的一贯作风。

这封信看上去没写完，但谭功达从字里行间猜测，姚佩佩最恨的人恐怕正是自己。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一层，他在令人揪心的痛苦中竟然也感到了一丝喜悦。可她在“不恨白小娴”这句话前面用了“甚至”二字，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从中不难看出女孩子那蛮不讲理的曲折心思。这么一想，他就觉得此刻佩佩似乎就坐在他的对面，正调皮地看着他。

他打开钱包，从里面翻出白小娴的那张相片来。那是一张白小娴的练功照，她梳着马尾辫，穿着短裤，一条腿搭在练功房的栏杆上，阳光从玻璃顶上泻下来，她的皮肤白得很不真实。他很快就在白小娴左眼的眼眶处发现了一个小白点，果然是曲别针留下的痕迹……

写信的日期是五月十五号，可邮戳上的日期则是五月三十号，由此可以推断出，这封信隔了整整十五天才寄出。也许是林场附近找不到邮局，或者佩佩对是否要寄出这封信感到犹豫不决。对一个在逃的疑犯来说，写信对自己行踪和藏身地暴露的危险不言而喻。而对于姚佩佩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来说，她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层。邮戳上标明她投寄的地点是“莲塘镇邮电所”，谭功达的身边没有带地图，所以他很难确定“莲塘”的具体位置。不过从信件的内容来看，这个地方应该靠近安徽边界，反正离开梅城已经相当的远了。想到这里，他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谭功达坐在桌前的灯下，久未动弹，双腿不由地一阵发麻。外面的雨早已停了，蝉声复鸣，青蛙聒噪。他又抓过这封信来，从头至尾又细细读了一遍。收信的地址是梅城县人民政府，佩佩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花家舍。他看见信封上的原址被圆珠笔划去了，下面出现了一行“花家舍人民公社查转”的字样。很显然，这字迹出于信访办的老徐之手。因为在这行小字的旁边，还有一个用圆珠笔圈着的大大的“徐”字。仔细研究信封上的字迹，谭功达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这看起来并非无关紧要。老徐在信访办兼管收发，这至少可以说明，除了邮局的工作人员之外，老徐是惟一的经手人。也就是说，这封信在到达谭功达手里的时候，基本上是安全的。

不过，谭功达自身的危险性也显而易见的存在。将一个公开通缉的杀人犯的来信隐匿不报，本身就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按照谭功达在梅城县长达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依照他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了解，我们的专政机关对于这一类罪行的惩罚通常是极为严厉的，甚至有可能超过凶犯本人。如果这封信落到了公安人员的手中，或者说姚佩佩一旦被捕，受不了刑讯逼供（关于这一点，她自己在信中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而招出给他写信的细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姚佩佩的被捕，只是早晚的事。也就是说，谭功达本人潜在的危险随时都会兑现。说不定，公安人员已经掌握了她藏匿地的可靠线索，正在赶赴莲塘的途中……

恐惧的念头从一开始就存在，甚至当他在楼下第一眼看到这个信封的时候，巨大的惊恐就随之出现，不过，在当时，这种恐惧感被暂时遮蔽住了。现在，他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谭功达的忧虑显然还不止于此。对姚佩佩的忠诚必然意味着对国家机器的背叛，意味着对十八岁就投入其中的这个组织以及全部信念的背叛，意味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然挑衅，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彻底诀别……当然，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这封信立即交出去。

这个念头只是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也带给他深深地羞辱和自责。姚佩佩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死活，冒着暴露自己的行踪的危险，甚至明知这封信不一定能够寄到自己的手里，却依然决定给自己写信，相形之下，自己是多么的自私、怯懦、肮脏！除了自责之外，他的心里多少还有点歉疚，正是自己把姚佩佩从梅城浴室搭救出来的愚蠢动机，永远地改变了她的命运。他一次次地重复着记忆中的这个关节点，让时间停留在一九五三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谭功达双手相扣，垫于头下，和衣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帐子，在嗡嗡的蚊子声中，一夜没有合眼。他的太阳穴像一个小兽，一刻不停地跳动着，隐隐作痛，而脑子已经完全乱了……

花家舍出早工的钟声当当地响过之后，他终于从床上满头大汗地坐了起来。他决定烧掉那封信。

他从门背后找来一只簸箕——还好，簸箕是用铁皮做的，把佩佩的来信连同信封都点着了火，付之一炬。在火光中，他意识到自己就此与逃亡途中的姚佩佩建立了共犯关系，既激动又伤心。信胆上的齿轮、麦穗和拖拉机图案在火焰的吞噬中痛苦地扭曲着，最后，所有的纸张都变成了深黑色，变成了又薄又脆的灰烬。有一种说法，秘密信件即使被烧成了灰烬，可一旦到了公安部门的技术专家手里，他们甚至有办法能让信件的内容完全复原。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谭功达笑了一下，兀自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你太多虑了！不过他还是把灰烬一点点地放在手掌里搓碎，直到它完全变成了一堆细细的粉末，每一粒纸屑绝对无法承受一个字的重量，这才站起身来，打开了那扇朝北的窗户。

窗下有一丛茂密的金银花。黄色和白色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在金银花藤的边上，有一个蓄满雨水的低湿的小水坑。他将簸箕伸出窗外，小心翼翼地倒下去。那些纸屑的细末纷纷扬扬，无声地落在水面上，风一吹，几道涟漪过后，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这天早晨，谭功达下楼时，在楼梯口碰到了八斤。他正蹲在地上，在一只大木盆里用刀剁着胡萝卜：“谭同志，你，好像有开着电灯睡觉的习惯，是不是？”

他停下手里的薄刀，望着谭功达。

谭功达愣了一下，随后抱歉地笑了笑，说自己躺在帐子里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忘了关灯。

“这样不好。”八斤的脸上还挂着笑，可表情却相当严肃：“眼下正是夏忙季节，工农业生产用电都很吃紧。在花家舍，虽说用电不花钱，可我们还要时时不忘节约。您想想，一度电虽然不算什么，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节约一度电，花家舍公社一共有1687户居民，一年按360天计算，那一年下来就是六七四十二，进四，六八四十八，加四进五，六六三十六，咦，我怎么算不过来了呢，你来帮我算算……”

他扳着手指头算了半天，也没算出个头绪。可谭功达早已经离开那里了。

这天上午，谭功达去了一趟村里的新华书店，从那里买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和一本厚厚的地图册，又在隔壁的供销社买了一盒图钉。他将这幅巨大的地图用图钉钉在墙上，对照着地图册，很快从墙上的地图上找到了莲塘的大致位置。它位于朔望之南，旧铺与马坝之间，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五角星，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她怎么会想起来跑到那里去的？

从此以后，每日观看这张地图，揣测姚佩佩逃亡的潜在方位，想像她途中的所有经历，成了谭功达每日必做的功课。这多少也抵消了他在花家舍无事可干的寂寞，当然，他的心里也有一种和佩佩分享秘密的喜悦。当他夜半惊起，披着外衣，站在地图前，借着手电的光亮，想像佩佩的行踪时，看上去俨然就像一个正在指挥属下突围的将军。可惜的是，由于不能给佩佩回信，他无法对自己惟一的士兵发出任何指令。

大约七八天之后，他就收到了姚佩佩的第二封来信。不过，信件的内容却使他大为失望，只有短短的两行，她写在一张汇款单的反面：

青鸟不传云外信

丁香暗结雨中愁

看来，这也许是她在经过某一家邮局时临时写成的。谭功达虽然不懂诗，可细细玩味这两句诗中的意思，竟然也感到愁肠百结。前一句似乎是写她仰望天空的青鸟，感叹自己收不到回信的忧伤。青鸟到底是一种什么鸟？会不会就是大雁？而从后一句来看，她所在的地方，当时正在下雨。丁香花的花期已过，用在这里有点不太恰当。不过，他还是很喜欢“暗结”这两个字。

从邮戳上看，她已经抵达莲塘以北叉河以南的吕良。

“怎么能往东跑呢？傻瓜！应该往西走！进入了安徽省，混迹于来来往往的乞讨者大军，就会安全得多！”他对着地图小声嘀咕着，似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姚佩佩能够听见他说的话。

4

原来小韶在《白毛女》中并不是扮演喜儿的主要演员。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出场两次，前后加起来只有六句台词。因此戏演了不到一半，她就从舞台上下来了。花家舍的观众即便在看戏时也保持着良好的秩序。他们表情木然，自带小板凳，在堆满麦秸的打谷场上坐得整整齐齐。尽管他们一年到头始终反复观看同一场戏，但却永远像第一次一样看得津津有味。他们不时为演员的表演而鼓掌，为人物的不幸命运而唏嘘流泪。

因谭功达是惟一一个站着看戏的人，小韶尚未来得及卸妆，一下就找到了他。

“怎么样，我演的还不错吧？”

“好，好，”谭功达笑着敷衍道：“好极了！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怎么样？”

“可戏还没完呢。”

“我已经看过了。”

“是正式谈话呢，还是随便聊聊？”小韶汗涔涔地望着谭功达，眼睫毛上亮晶晶的，像是涂了一层银粉。

“当然是随便聊聊，”谭功达拽了拽她的袖子，“你穿着这么厚的戏装，不觉得热吗？”

小韶嘿嘿一笑，随后麻利地脱下戏装，露出了里边的白色圆领衫。袖口还滚了一道红边。

“咱们去哪儿？”

“去你家怎么样？”

“不行。”小韶的脸色立刻黯淡了下来，“我家不太方便，何况……家里还有一个疯子。”

谭功达偶然瞥见近旁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摇着蒲扇，充满警觉地朝这边瞪了一眼。眼神中满是怨毒和鄙视，令人不寒而栗！幸好小韶正忙着脱衣服，没有看见。

“那我们就在村中随便走走怎么样？”

小韶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胳膊，她的手也是潮潮的。她不安地朝广场的四周看了看，然后低声说：“你跟我来。”

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打谷场，沿着长廊的石阶朝湖边走去。

“你刚才说你们家有一个疯子？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哥哥。”小韶长长地叹了口气，“他原本是公社篮球队的队长，篮板好，球又投得准，可是去年国庆节以后，他就忽然发了疯。”

“怎么发的疯？”谭功达和她并排走在一起，轻声问道。

“唉，都怪那场篮球赛！去年国庆前，从河南来了一个参观团，随团还带来了一个篮球队，队员全部是由聋哑人组成的，与我们公社打了一场比赛。因为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又都是残疾人，公社就规定我们必须输三球以上。可我哥哥一上场，打着打着就把这茬儿给忘了，最后竟然赢了人家8分，这当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比赛结束后，我哥哥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饭也没吃，倒头就睡。一连几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到了后来，就这么慢慢疯掉了。”

“一定是哪位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对不对？”

“没有，根本没有。”小韶转过来，静静地看着他，“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批评他，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甚至，他还是篮球队的队长。因为并没有任何人出来宣布他被解除了职务。可是，再有篮球比赛的时候，领队就不安排他上场了，有的时候也不通知他。在这件事情上，公社方面没有任何不当。人家没让他写检查，没有公开批评，就连一句轻轻的责备都没有。要怪就只能怪我哥哥一时冲动。事实上哥哥发病之后，公社方面还专门派人带了礼物上门探望，后来又把他安排进了只有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享受的疗养院。因为哥哥发起疯来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公社还派了两位练摔跤的小伙子专门看护他。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的；他丧失了劳动力，但口粮一斤不少。再后来，我哥哥把两个看护中的一个摔得双腿骨折，另一个下巴脱了臼，公社才通知我母亲，建议将他送到省里的精神病院做电疗。可我母亲没有同意，公社也尊重我母亲的意见，就让母亲把他领回去了。”

“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谭功达皱了皱眉，又问道：“既然没有任何人惩罚他，他怎么会为此发了疯？想必其中另有隐情吧。”

“这正是事情的关键，”小韶说，“也是花家舍最大的奥秘所在。你若是在我们这里住久了，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

说话间两个人来到了风雨长廊的尽头，已经听得见湖水转向岸边的轻柔的沙沙声。两个人沿着河滩下被月光照的蓝幽幽的水线，向前走了百十来米，就看见两棵高大的垂杨树阴下面，停放着七八艘小船。船只被微风吹得挤成了一堆，轻轻地磕碰着。此刻，他们离打谷场已经很远了，可在寂静的晚上，舞台上演员的道白依然能够听得十分清晰。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船？”

小韶冲他嘻嘻一笑，麻利地脱下鞋子，扔在树下，吧嗒吧嗒地跳到水中，拽过一只小舢板来，道：“怎么不知道？我今天在湖里采了一天的莲子，到现在胳膊还痛得举不起来呢。”

等谭功达上了船，小韶用木浆将舢板轻轻一顶，然后顺势一跃，就跳到船上来，在船的左右两侧划起水来。那小船在岸边打了几个转，就开始静静地向湖心驰去。到处都是齐人高的荷叶，像小伞一样密密匝匝地挤在水面上。有的已开得盛大，有的荷花含苞未放。原来，在田田的荷叶中间，有一条隐秘的狭窄水道，被荷叶遮盖，仅容船身通过，若是站在岸上，根本看不出来。

荷叶下面的水是青黑青黑的，散发着纯纯的香气。一进入这条水道，谭功达立刻就感觉到一阵透人心脾的清凉，光线也随之变得幽暗。在黑暗中他们彼此看不见对方的脸。船通过时，不时有倒伏的荷叶刮过船帮。水流的声音晶莹剔透，他能够听见鱼儿在离船不远的水面聚成一堆，发出一片唧唧咋咋的声响。

小韶停了桨，抱膝而坐，让船在水面上荡着，将下巴顶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水里的月亮。她说，有时候，她一个人也会划船到这儿来，躺在舢板上，仰面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以想想自己的心思，也可以让心静一静。荷花像天幕一般，把她与这个世界隔开了。

“你小小年纪，哪有什么心事？”谭功达笑道。他顺势在船的另一头躺下来，枕着双手，看着湛蓝的夜空。小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而是喃喃自语道：

“这片水域原来是有一个名字的，叫做芙蓉浦。只是现在没人这么叫了，而且——”

她停了一下，顺手摘下一大片荷叶，顶在头上，像只小鸟似的晃着脑袋：“你如果晚来一年，也许只要七八个月，很可能就见不到这片湖水了，见到的也许就是一片稻田。”

她说公社已经制定了向湖区要粮的三年计划，到了今年冬天农闲时，就要开工填湖造田了。公社已经开过三次动员会，具体的土方数目已经计算出来，分配到了每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青年突击队也已经成立。她还说，她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划船到这里来，坐上两个时辰，仿佛是在跟一个什么要好的朋友告别似的。

“要填掉这么大的一个湖，那得需要多少土？”

“从山上挖呗！”小韶嘟囔道。

躺在船上，透过细长荷叶的茎杆和肥大的荷叶，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花家舍上空那片璀璨的灯光中。真是太美了！世界上也许找不到第二个比这更美的地方！他自己曾经有过的所有梦想，在这里竟然都变成了现实。那灯光在清澈的天空下，犹如一堆碎金，明明灭灭；又像水晶的珠帘，平铺在黑黢黢的山坳里，闪烁不定。可一想到这片湖水很快将不复存在，除了沧海变桑田的自豪之外，也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怅然若失。他觉得人过中年，对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常常会为一点小事，陷入无名的哀戚和想入非非之中。

“你若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就说吧。这儿是花家舍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离开岸边已经很远了，你只要不大声喊叫，根本不会有旁的人听见。”小韶压低了嗓门，对他道。

她的声音中有一多半是呼出来的气，反而增添了四周的幽静。他甚至能够听到荷叶在晚间生长的声音，其实，我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就想这样和你静静地坐一坐……

“我看不见得。”谭功达的声音有点异样。

“怎么不见得？就连党的成立大会都是在湖上召开的呢。”小韶天真地扑闪着两只大眼睛，瞅着他：“你是说，到了这儿，还不安全？”

“你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谭功达半开玩笑地对她道，“按照我的经验，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反过来说也一样。说不定此刻，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有许多条这样的小船，有许多个秘密正在被轻轻地说出来……”

小韶听他这样说，就有些疑心。慌忙伸长了脖子，警觉地朝四周张望。

“我是在跟你逗着玩呢，”谭功达看着她那惊慌失措的样子，实在有点于心不忍，便抓住一朵荷花向她摇了摇，笑道：“喂，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

小韶浅浅地笑了一下，可整个人还是显得心事重重。她将胳膊伸出船外，拨弄着船侧的水，忽然道：“哎，你想不想吃莲子？”

没等谭功达回答，她就已经侧过身，拨开荷叶，去寻找莲蓬去了。谭功达看见自己的近旁有一根莲蓬露在水面上，便俯下身子去摘，忽听得小韶尖叫了一声，大声道：“不要碰！”可已经来不及了。原来那莲藕有点怪，身上长满了硬硬的毛刺，谭功达顺手一捞，手上便有一阵钻心的疼痛，他不断地甩着手，嘴里咝咝地吸着气，小韶早已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半天才说：

“那不是什么莲蓬，那是狗头籽，活该！谁叫你刚才吓我来着？”随后，仍吃吃地笑。

“狗头籽是什么？”

“那是长在湖里的另一种植物。样子跟荷花差不多，但叶子软塌塌的伏在水面上，不像荷叶那样高出水面。它结的籽也有点像莲蓬，这东西长得像狗头一样，我们这里的人都叫它狗头籽。样子是难看了点，果实是一样能吃的。只是身上长满了硬刺，十分锋利，只要轻轻一碰，保准你就会扎出十多个血孔出来。怎么样，你的手破了吗？疼不疼？”

“那它浑身是刺，你们又如何去吃它的籽？”

“很简单！等到它熟了的时候，我们把镰刀绑在长长的竹竿上，在水里一捞，它就断了，在水面上飘着。我们就把它拿到舂米的钚臼中去舂。它的籽有豌豆那么大，硬得不得了，简直是包了一层铁！可却比菱角有味。”

小韶从身上掏出一块手绢，递给他。谭功达闻到手绢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有点像栀子花，又有点像木樨，可他右手的每一个手指都被狗头籽上的芒刺扎出了血，他不知道要去包扎哪一个，只是把它捏在手里。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明白，”谭功达说，“我来到花家舍的这一个多月，一连去了五次公社，可每一次都没有遇见郭从年书记。我也曾通过办事员小徐正式提出与他见面，可每次都遭到小徐的搪塞和拒绝，郭从年似乎在故意躲着我。”

“你这个人太多心了。在我们花家舍人看起来，这事一点不奇怪，”小韶喃喃道：“他不可能见你。”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小韶略略迟疑了一下，继续道：“因为在花家舍，几乎没有人真正见到过他。”

“什么叫‘真正见到过他’？难道他会隐身术？”

“我的意思是说，你即便见到了他，也不一定认得出来。比如说，公社里有那么多的机关，那么多间办公室，那么多的大小官员和办事员，我是说，也许你早已和他见过面，握过手。”

“你也没有见过他吗？”谭功达笑道。

“我不敢肯定。”小韶呆呆地看着黝黑发亮的湖水，把一条腿吊在船外，轻轻地踢打着水面碎碎的波光，“刚解放那一年，他到花家舍来工作，我毕竟只有七八岁。”

“那么大人呢？大人一定见过他，对不对？一定会有欢迎仪式之类的场合……”

“我们这个村庄里的人，都比较健忘。三天前的事情他们都完全有可能记不清了，何况十年？不过王海霞据说不久前见过他。王海霞就是在《白毛女》里扮演喜儿的演员。受到郭书记的亲自接见，对花家舍的任何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海霞说，郭书记的头发像舞台上的喜儿一样，是银白色的，披挂在肩头，这是由于他深居简出，缺乏阳光的缘故。他的皮肤仍然像婴儿那样细嫩，而富有弹性。她还说，郭书记在接见她和几个劳动模范的时候，是坐在一只轮椅里，他把那只软绵绵的手递给海霞，对她说：‘干得好，小姑娘！’可我认为王海霞是在吹牛，因为有谣传说……”

就在这时，谭功达看见远远的岸边，手电的光亮一闪，出现了几个说话的人影。由于距离太远，他听不清他们说什么。

“赶紧把头低下！”小韶小声地朝他喊，“是村里的巡逻队。”

谭功达本能地一低头，就感到那两束手电的光亮从他头顶上掠过去了。

“大概我刚才的一阵狂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小韶低声对他说。还好，巡逻队员用手电在湖面上乱晃了几下，很快就离开了，四周又恢复了寂静。

“有谣传说，郭从年在三年前就已经得肺结核去世了。公社方面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隐瞒了他的死讯，密不发丧。”

“什么考虑？”

“在公社社员中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最起码，对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郭从年毕竟是花家舍的设计师和缔造者。尽管谣言在村子里沸沸扬扬，我们从来都不相信它是真的。这是站不住脚的。你想想看，假如他真的去世了，省里或地委当然会立即给我们派一个新的书记来。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每年的元旦之夜，郭从年还要向公社的全体社员发表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词，他的声音通过村里的有线广播传遍千家万户。他的声音那么饱满，那么有力，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他依然生活在广大群众之间，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可是他具体躲在什么地方，也许，也许只有101知道。”

小韶将一只莲蓬递给谭功达。看他不敢伸手来接，就笑了起来，“傻瓜，这是真莲蓬，不会扎手的。”

“谁是101？”谭功达掰开莲蓬，从里面抠出一枚莲子，放入嘴中——它的味道有点涩，但也有点甜。小韶刹那间变得脸色惨白，目光迷乱，似乎有些后悔刚才说漏了嘴。

“101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组织……嗨，我怎么跟你说呢？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明天一早我还得去山上打靶呢。”

“是军事训练吗？”

“是公社基干民兵的例行训练。”小韶说。

她已拿过木桨，转过身去划水了。他们顺着原路返回，船很快就到了岸边。小韶先跳到岸上，拉了谭功达一把。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枚手绢，犹豫着要不要将手绢还给她。

他们沿着沙滩往前走，小韶似乎突然变得心事满腹的，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白毛女》的演出早已散场，现在的打谷场上黑咕隆咚的，空无一人。他们走到通往向阳旅社的栈桥边，谭功达停下脚步，向她告别。

“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他顺便问了一句。

小韶朝山上指了指：“你有没有注意到快到山顶的位置，有一个大烟囱？”

“对，那是有一个大烟囱。”

“我家就住在烟囱底下，是公社分配的房子。”

“公社怎么分配房子？是按照人口，劳动力，还是贡献大小……”

“抓阄。”小韶干脆地答道。

“最后一个问题，”谭功达笑了笑，“那个烟囱是干什么用的？我到了这里这么些天，怎么从来没见它冒过烟呢？”

小韶再次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的牙齿那么白，那么细。她的笑声引发了村中的几声狗叫。

“不冒烟就对了，要是每天冒烟，那还了得。”

“为什么？”谭功达一脸迷惑地看着她。

“那是公社的殡仪馆。”

5

在黄昏的落日中，到达了银集。已经是秋天了，树上的叶子都黄了。这里人烟稠密，市镇却很破败。每一堵墙上都有红漆刷成的标语，不时可以看见佩戴臂章的人在街上走过。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虽然还没有人前来询问，却似乎对我的来历大为疑惑。心里不免疑神疑鬼，因此不敢在市镇上落脚。

镇子往东约三四华里，有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比没有完工的普济水库还要大得多。一眼望去碧波浩淼，似乎看不到它的边际。我在水库大坝泄洪闸一侧的涵洞里过夜。洞口有一丛野蔷薇。我的身上还剩下八角钱，这八角钱还是前天我在一个砖窑厂搬了一天的土坯换来的。大概是出了太多的汗，我现在有点发烧，浑身骨头痛。我只有把脸贴在长满苔藓的洞壁上，才会感到清凉。如果水坝突然放水，我就会像一只蚂蚁顷刻之间被冲得无影无踪。要是这样倒好了。

人在病中很容易变得十分虚弱，有时候想想，还不如把自己交出去算了。这样的挣扎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可我心里总觉得有点不甘心，却不知道为什么不甘心。也许是为了活着再见到你，可见到你又能如何？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念头，可我丢不掉它。躺在涵洞里，我就会傻傻地想，要是此刻你在我身边，该有多好！哪怕什么话都不说。

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我的父亲在1950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随后被枪决。我母亲在得到消息的当天就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梁上，那天晚上，你知道，那天晚上就我一个人。母亲的尸体被弄走了。可地上有一只绣花鞋，还有一滩尿迹。那只绣着蝴蝶的绣花鞋也是湿漉漉的。我抱着那只鞋子，想到母亲临时前还在撒尿，就感到难为情。为了怕凶恶的邻居来责骂，我甚至不敢哭。好在后半夜下起大雨来，我的哭声再大，也不会有人听见了。

这儿很安静，从涵洞的洞口望出去，可以看到繁星满天的夜空，以及大坝之下大片的滩涂。很多当地人正提着蟹灯在捉螃蟹。那天晚上，我是在啼哭中睡着的，似乎一觉醒来就踏上了前往梅城的旅途。我的姑妈雇了一辆牛车，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在车上，我偷偷地、一刻不停地打量她的脸。可整整一天，姑妈铁青着脸，一句话都不跟我说。车到了戚墅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姨妈对我的一番告诫。出于对别人收养了你的感恩，我决定改口叫她妈妈。我那么不要脸地希望讨她的好，打算出卖一下自己可怜的母亲！我拉了拉姑妈的袖子，用全部的羞耻堆积起来的勇气，叫了她一声妈妈。我的姑妈正在打盹，被我一叫就吓醒了。她朝我转过身来，先是吃惊地看着我，随后就给了我一个耳光，脸色变得十分狰狞：“你这个没人要的烂x，你刚才叫我什么，谁是你妈妈？那个不要脸的烂婊子，在上海滩人见人插的舞女婊子！怎么不把你这个小婊子一起给吊死？留在世上害人！我究竟是倒了哪辈子的霉，摊上你这个东西，叫我妈妈，呸！你也配！”

后来，从姑父的口中，我才知道，姑妈那么憎恶我，也不是完全没有缘由的。她赶到上海去分绝户家私时，晚到了一步，家里值钱的东西早已被我那些各路亲戚哄抢一空。就连我那个正在上中学的小舅舅，据说也抢到了父亲留下的几盒古巴雪茄。姑妈什么都没捞着，只捞着了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我。其实我的姑妈并不坏，除了贪财，小心眼，脾气暴躁之外，并不怎么坏。事实上她完全可以像我的那些亲戚一样，一走了之，让我自生自灭。可不管怎么说，姑妈在车上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原谅她。到了姑妈家，我惟一的想法就是想尽快逃走。假如那天晚上你没有去梅城浴室洗澡，没有去西津渡的绒线铺把我搭救出来，我那时就已经开始逃亡了。

我不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当钱大钧在绒线铺子里找到我，将我带到县上去的时候，我对你一点都不感激，相反只是厌恶！当我知道你竟然还是个县长，更是如此。我觉得，这世上做官的人，都是坏人，没有例外。我的爹娘就是死在你们这些当官的手里。这世上的坏事有一多半，都是你们这些当官的干出来的。

可是，有那么一天，我想大概是我在县里正式上班后的第三天……中午的时候，我去盥洗室洗手绢，洗着洗着就想起了自己的心事。县机关的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明显的嘲讽。我什么都不懂，什么事都做不对，随后，一个人就无声地哭泣了起来。那块手绢早已被我洗的纤维毕现了。其实我不是想洗手绢，只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可是你却一声不吭地走了进来，站在我的身后。当时我一点都没有察觉，你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两只手都放在我的肩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知道是你，不由地扭过头来看你的那只手。好大的一只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手！你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可到了晚上，我躺在钱大钧家的床上，又想起它来。它真的就像我爸爸的手。

你知道，爸爸被捕的前一天，拉着我的手，去马路对面的美吉奥餐厅吃冰淇淋。多年来，我记得的就是他的手。也许他当时已经知道了自己被判决的命运，他的手捏得我非常的痛，我说爸爸呀，你把我的手捏得太紧了！可爸爸突然转过身来，满脸都是泪水。他蹲下身子，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即便是蹲下身子，他还是比我要高很多。我看见他原先黝黑发亮的皮鞋好久没有擦了，而且一只鞋的鞋带已经松了，可他没有发觉。

坐在美吉奥餐厅的面包房里，坐在漂亮的松枝和彩带搭成的巨大的拱门里，我很快就把那份冰淇淋吃完了，爸爸呆呆地看着我，笑了一下，说：“小菊，你想不想再吃一份？”我赶紧点点头。爸爸就朝面包房的侍者勾了勾手，又买了两份。一份在面包店里吃完，一份带回家。我现在早已忘了冰淇淋是什么滋味了，可我还记得爸爸的手。它是那么大，那么温暖！

你恐怕也记不得了，我到县里上班的第一个周末，正碰上单位聚餐。钱大钧多喝了几杯酒，就起哄说让我叫你一声干爹。我原以为你一定会发火的，可你并没有发火。我记得你当时没有点头，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端着酒杯看着我笑。我当时想，要是我真的叫一声这个人爸爸，他大概也不会十分地生气吧。这个小小的秘密被我藏着掖着，多少年来也没有叫出口，渐渐地它真的就成了一个秘密。直到有一天，这个秘密被另外一个更加疯狂的秘密所取代……

唉，真是异想天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察觉。可当我意识到它的存在，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个秘密就像一块糖，含在嘴里，时间一长，它自己就化了。你还记得两年前那个下着大雨的下午吗？雨到下班时还没有停，我们都没有带伞，被大雨困在了办公室里，窗户玻璃上的泄水像一张哭泣的脸，我们有好一阵子找不到话说。后来你忽然问我，将来有什么理想，有什么打算，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想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去隐居，你抽着烟——那包烟还是我抽剩下的，二毛五分钱一包的大生产，你抽着烟，笑着问我：“你又没有犯罪，干嘛要逃呢？”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犯罪？你怎么知道我将来就不会犯罪？”现在想起来，这句话真是一语成谶！我常常一觉醒来还会梦见这个傍晚，梦见我用一种未卜先知的口吻断然对你说“你怎么知道我将来不会犯罪？”。后来天就黑下来了。办公室里没有什么人。我当时心里真的就盼望着这场雨不要停，永远不要停！一直湖天海地地下下去。假如那场雨一直下个不停，你会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在办公室过夜？

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记起那雨的味道、雨刚下时尘土的味道、香烟的焦糊味、还有桌上那盆墨兰残存的香气……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你让我什么时候去小岛隐居前，跟你说一声，你说要跟我一块去。你还说……哎，还提这些事情干什么？你当然可以辩解说，你当时在开玩笑，随便说着玩的。你大概是看着我傻，忽然变出个主意来捉弄我一下，然后心里偷偷地笑，是不是这样？那些话，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现在都在黑暗中闪着亮光，就像水库下面的捕蟹灯，闪闪烁烁。那些话你说过之后，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才会拿它当了真，从那些离开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字句中去寻找什么凭信……

十月十七日。

以上的部分是半个多月前写的。昨天我已经被一辆装石头的解放牌大卡车带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临泽。这个地方正在筑路。工地上到处都是蚂蚁一样的筑路大军，他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带我来的卡车司机把我介绍给工地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很轻易地混入了筑路者的队伍之中，并得到了一份工作。据说，这条公路将来要作为打仗时飞机的备降跑道，因此路基筑得又宽又厚。我的工作是砸石头。将从采石场运来的大石头用打铁的大榔头将它砸碎，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再将这些石头敲成铺路的石子。晚上，我们二十多个工人挤在一个窝棚里，除了三四个女的之外，其余的全是男的。彼此之间都不认得。我刚敲了一天石头，两个手的虎口都被震裂了，秋风一吹，沙沙地疼，连笔都握不住。

我睡觉的地方原先是一块玉米地。床头长着一棵瘦弱的玉米，四周围着塑料布。可有电灯，我可以坐在床铺上给你写信。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巴店，不知道哪儿才有邮局。到了十一月，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成群的大雁向南飞去，嘎嘎地叫着，叫得人的心都揪起来了。不过，我还真的有点喜欢这个地方。深秋的时候，天很蓝，白云很厚，到处都是成熟的玉米。在工地上干活的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来历，也没人打听，在奔命的路上，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这么安心。尽管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天天都在广播，说要抢在十二月底之前通车，可我希望这条路永远也修不完。这样，我就可以在这里合法地一直住到死。

刚才，那个带我来临泽的卡车司机又来了。他说他来看看我，一猫腰就进了工棚，直奔我的床前。他用满是油污的手递给我一根甘蔗。我笑着对他说：“我这儿没有刀，这甘蔗怎么吃呢？”他也笑了笑，说：“那好办。”一把把甘蔗拿过去，用牙齿将皮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再递给我。吃甘蔗的时候，我顺便问他这附近有没有邮局。他说：“你是不是要寄信？这样吧，你把信交给我，我在去采石场的路上，帮你寄掉。”他还开玩笑地说，如果路不远，他甚至可以开车直接把信送过去。我到底没敢把信交给他。他的眉眼、身材、说话的语气，怎么看都有点像我们县上的司机小王。

对了，那天晚上，我杀人之后，先是跑到了甘露亭附近的一大片甘薯地里，把沾上血的衣服脱掉，在水渠边坐了半天。我本能地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或是找个人商量一下，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小王。有一年元旦，我们一帮人去过他的单人宿舍包饺子，我知道他住哪儿。我一路狂奔着，找到了他的家，浑身发抖地敲了门。他穿着红背心花短裤，起来开了门，揉了揉眼睛，一看到我，顿时来了精神，嘻皮笑脸地对我又拉又扯，满嘴疯话。他一边让我钻到他的被子里去暖和暖和，一边问我出了什么事，怎么披头散发的，看上去像个女鬼。当时天快要亮了，我没有时间跟他磨嘴皮子，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杀了人，能不能在他那儿先躲一躲。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可当他从上到下又把我细细地打量一遍之后，他的笑容就像冷猪油一般在嘴唇上凝结住了。他的小眼珠也不会动了。他穿着短裤背心，坐在床上发抖，就像打摆子似的，那张铁丝床被他抖得当当作响。

经我这一吓，他又开始乱用成语了。他是个小胖子，我第一次知道他的胸脯上居然有那么多的肥膘，像个女人似的。那肥膘也一嘟噜一嘟噜地在颤抖，嘴里狗屁不通地嘀咕道：“难以费解，难以费解，简直令人难以费解！”

接下来，他基本上像个傻子。我说什么，他就重复什么，就像是个回音壁似的。我说，你大概不会去报案吧？他就说，报案！报案！我说，你能不能先去打盆水，让我洗一洗？他就说，打盆水！打盆水！我说，你有什么干净的平常不穿的旧衣服，让我对付着穿一下，他说，旧衣服！啊，旧衣服！我当时真的给他气急了，冲着他大叫起来：“你他妈的别抖了！”他说，“噢，不抖不抖。你刚才说什么？”我当时有一个预感，要是我再在他那里多呆几分钟，等这小子回过神来，我八成就走不脱了。他一定会下楼报案的。我就故意问他：“你总不至于会逼我去自首吧？”小王说，“自首自首，理应自首。桑榆已逝，东隅未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从小王家出来，我看见天边的树梢上空，曙河已开，天眼看就要亮了。我哭着，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横冲直撞。心里忽然想到，要是我刚才跑到你家去，你会怎么对待我？我完全不敢想下去了。直到现在，我有时仍不免会这样想，当我的这些信落到你的手里，你会不会把它交给公安局去请功，让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来抓我？会不会？你被免了职，正需要立功赎罪的机会，以便东山再起。要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也认了，死在你的手里，我也心甘情愿。一个没有任何留恋的世界，我即便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用？佩。十月三十一日。

6

花家舍虽有几分云遮雾罩般的神秘，可在谭功达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很难想像一个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还会有什么烦恼。谭功达在这里呆的时间越久，对花家舍的钦佩与留恋也越来越深。看起来，那个三十八军出身的郭从年简直就是天才！只可惜这个人躲着不肯见人。一开始，谭功达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四处打听他的行踪。后来，一个放学回家的儿童团员告诉他，在花家舍，每个人都是郭从年。仔细一想，这话还挺耐人寻味的。

在谭功达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获得了正式的劳动许可——他被编入第七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组。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劳动组织，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是十分自由而随机的。几个月来，他学会了给桑蚕打草龙；乘着小船，去池塘里夹塘泥；培植浮萍和水花生；维修公社剿丝场的蒸汽锅，割稻、犁地、扬麦，样样在行。甚至，他还报名参加了田间地头巡回文艺表演队，学会了在当地颇为流行的文艺表演形式——三句半。那首三句半，是用来讴歌花家舍一个名叫春雨的女赤脚医生的，题目叫做“赤脚医生向阳花”。他负责说最后的半句，并敲锣。

可是，他的夜晚是愁苦和哀戚的。看着墙上那张地图，想像姚佩佩的行踪所铺展的泥泞而崎岖的道路，有时他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那是一条被种种阳光下的事物所遮盖住的幽僻的道路——我们每天都走在这条道路上，却浑然不觉。他一度异想天开地打算从化花家舍消失，赶往几百公里外的临泽，与姚佩佩见上一面。他甚至幻想着与她一起流亡，从此踏上那条用求乞铺成的不归路。当然，他也只是想想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疯狂的反悔、自责、羞愧和恐惧，以及种种难以名状的自我折磨。为了驱散夜晚濒临崩溃的疯狂和分裂，白天他更加卖力地干活。由于表现优异，有一天，花家舍的有线广播员竟然播出了一篇赞扬他的通讯稿，那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完成的，标题就叫作：《夸一夸我们的巡视员》。清晨或黄昏，当谭功达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瞎转悠的时候，远远一望，简直就是花家舍土生土长的庄稼汉。

这天上午，谭功达和几个包着白头巾的老太太正在打谷场上用连枷打黄豆，看见驼背八斤像个金龟子似的，通过栈桥朝这边走来。他走得很快。八斤好不容易爬到打谷场上，汗流浃背，喘息未定，可他居然还能以金鸡独立的方式，用烟袋锅敲击鞋底，把烟屎敲落，看得谭功达目瞪口呆。

“你们家来人了，快回吧。”八斤照例咧开厚厚的嘴唇，露齿一笑。

听说家里来了人，谭功达浑身打了个冷战，怔怔地看着八斤出神。他早已忘了自己在梅城还有一个家！忘了张金芳！忘了拖油瓶的腊宝！忘了临走前才出生的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他跟在八斤的身后，一直走到干涸的湖边，才想起那孩子名叫端午。他是端午节时出生的。

张金芳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厨房里坐着吃饭。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大的花布包裹。腊宝似乎突然就长高了，粗布上衣改作成的裤子已经吊在身上，露出了一大截小腿。他张着嘴，嘴里塞满了白米饭，正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张金芳的眼睛被西风吹得红红的，也不看他，抱着孩子，把嚼烂的饭吐在汤匙里，再喂给手中的端午。

谭功达朝母子俩走过去，拨开军大衣的衣领，用手指弹了弹孩子圆嘟嘟的小脸。那孩子一下就笑了。张金芳用胳膊捅了捅他，满脸不高兴地说：“哎哎哎，你先去洗个手好不好？满手的尘土，小心迷了孩子的眼睛。”谭功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灰土，走到屋角的水缸边，舀水洗手，却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了一声，道：

“嗬！你一个人在这过得挺美的嘛，怪不得半年多了也不给家里写个信，白花花的米饭不说，还有甲鱼汤喝。”

八斤听张金芳这么说，赶紧“嘿嘿”地笑了两声，解释道：“白米饭倒是不假。这个甲鱼汤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你这回来，正赶上我们这儿围湖造田，湖底的水抽干了，鱼多得吃不完，吃得我和老谭都腻烦了，眼睛鼻子里边都是鱼。”

随后他指了指地上的一只脸盆，又道：“我今天早晨在湖底转了转，不一会的工夫，就捉了这么一大盆泥鳅。晚上我给你们烤泥鳅吃。”说完，仍是笑眯眯的走了。

谭功达并不急着吃饭，而是从上衣口袋里夹出一只瘪塌塌的烟来，用手捏了捏，点上火。半年多没见面，他和张金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张金芳的神色看上去也不太对，眼泡都肿了，不像是给风吹的。腊宝吃完了饭，就蹲在地上，去拨弄那盆子泥鳅去了。

“你怎么忽然就来了？”谭功达讪讪地说。

张金芳把眼睛一瞪，不耐烦地道：“我不来，都霜降了，你哪来的衣服过冬呀？”

谭功达没有吱声。他的心里忽然掠过一丝不安：霜降一过，天就该下雪了。也不知道姚佩佩身上有冬衣没有？问题是，他现在也不能肯定佩佩还在不在临泽筑路。

“大半年了，成天盼星星盼月亮，却没见你寄一分钱回来。就是这次来花家舍的旅费，都还是连生给掏的。”张金芳微微侧过身来，嘴里数落着。

“我的工资要到年底才发，你又不是不知道！”谭功达说，“你说的那个连生是谁？”

“就是我们家隔壁的皮连生呀，他是个杀猪的，你忘啦？”

张金芳告诉他，梅城说不定很快就要拆县建市了。“你若是下次回来，说不定连家门都找不到了。听说，鹤壁地委的各个机关都要搬到梅城来。眼下那些大官们正集中在梅城开会呢。听说我们住的西津渡胭脂巷一带，都要搬迁，只是不知要搬到哪里去。”

张金芳的一席话，谭功达似信非信，“这是邻居间一般的谣传呢，还是有正式的红头文件贴出来？”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是听皮连生说的。他成天在外面杀猪，东奔西走的，消息灵通得很。”

“那原来的梅城县怎么办？”

“听说要变成普济县。据说县机关仍然设在梅城。领导班子也要大换血，到处都是挖土车。道路要加宽，大楼要修建，江边还要建一个全省最大的发电厂。如今的梅城，整个一个乱啊……我对皮连生说，要是地委和县委在同一座城里办公，上嘴唇和下嘴唇碰到一起，难免不打架。可皮连生说，那是不要紧的，你没见过北京有一个党中央，还有一个北京市吗？”

又是皮连生。

谭功达听张金芳张口闭口不离皮连生，眼前就忽然浮现出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杀猪的壮汉来。不过，他的形象多少有点模糊。他只记得这个人每天挑着一个杀猪用的通条，早出晚归。各种尖刀、薄刀、挠钩和刮刨缀在肩上通条的一端，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看来，这个皮连生不仅擅长杀猪，对时下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也颇为热衷。他不由地转过身去，朝妻子看了一眼。张金芳的脸不知怎么一下就红了。

过了一会儿，谭功达问她，过年怎么办：是自己回家过年，还是她带着孩子到花家舍来？

张金芳道：“你不用回去，我也不来。”

说完，又抬起手来，擦了擦眼睛。谭功达心里一愣，正想说什么，就看见驼背八斤不知从哪里拽出一张钢丝床来，满脑门都是汗。

他把钢丝床拖到了厨房里，对谭功达道：“晚上你们四个人睡一张床太挤了，我就给你们找了一个行军床来，可以给孩子睡。另外，我已经替你请了假，今天你就安安心心待在旅社里，陪陪老婆孩子，下午就别出工了。”随后，他去水缸边打了一桶水，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起床来。张金芳见状，赶紧将孩子塞给谭功达，自己过去帮忙。她比以前更胖了，谭功达看见她的脚背鼓鼓囊囊的，似乎随时都要将布鞋的搭袢崩飞。

到了晚上，腊宝累了一天，早早趴在钢丝床上睡着了。张金芳和谭功达带着端午盘腿坐在大床上说话。两个人各有各的心思，东一句，西一句，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去。驼背八斤特意给他们送来的满满一碗红菱角，在难堪的沉默中，他们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房子里，怎么有一股焦糊味？”张金芳抱怨道。说着就从床上跳下来，浑身的肉一阵乱晃，到处闻闻嗅嗅：“是有味！是灰烬的味道，你是不是在房间里烧过什么东西？”

谭功达的心里更乱了。他看见窗外掉光了叶子的金银花丛中，藏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即便是在晚上，花家舍的村民们都在围湖造田的工地上挑灯夜战，他不时可以听到唧唧喳喳的说话声，间或还能听到一两声喊号子的声音。到了这会儿，佩佩也该睡了吧。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看着这轮秋月？张金芳依旧坐在他身边，问他在看什么，怎么连一句话也懒得说？谭功达想了想，只得开启金口，喃喃道：

“睡吧。”

随后他就拉灭了床头的电灯。到了后半夜，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原来是张金芳一个人在悄声地啼哭。谭功达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月光似乎更亮了。他捏了捏张金芳那布满老茧的粗大的手，忽听得张金芳啜泣道：“老谭，你不会恨我吧？”

“恨你？”谭功达还没完全睡醒，声音有点大，“我干嘛要恨你？”

“要是我告诉你……”她哭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撩开帐子，擤了一把鼻涕，并将它抹在床沿上，接着道：“要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

谭功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小声道：

“是不是那个皮连生？”

“咦，你怎么会知道？”张金芳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在月光下，她那宽宽的脸庞就像一面镜子，谭功达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冷漠。如果说，他原先对张金芳多少还有点歉疚，现在连这点歉疚都跑没影了。嗯，我猜得不错，他们还真的有事！我早就料到她与杀猪的皮连生之间有什么事！

张金芳抽抽嗒嗒地说，怪就怪那天中午，她煮汤用的铝锅坏了。铝锅上的木柄螺丝松了，把手整个掉了下来。她就到隔壁去借起子……

“皮连生那狗日的，那天恰好没有出去杀猪，他姐姐那天也恰巧没在家。他躺在一张旧竹床上，听收音机呢。我一看那鬼，心里就是一吓，扭头正要走，皮连生就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脸坏笑地问：‘大嫂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铝锅的螺丝松了，手柄掉了下来，我想借把起子，把、把、把手柄装上去。那鬼东西，眼睛里就生出精光来，把短裤往下一拉，笑着说：‘大嫂，我这里倒有一个长柄，要不我现在就替你装上？’那畜牲，那畜牲一把拽住我，往竹床上一按，那床就塌了。我一抬头，看见头顶的大梁上用铁钩吊着的一只猪头，那猪头还不时地往我脸上上滴着血水呢……”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半天都没有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脑子里曾出现过这个情景的无数画面，可是当它从张金芳的嘴里说出来，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张金芳用胳膊碰了碰他，“哎，你，你怎么一点，一点都不生气？”

“不生气。我不生气。”

他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她，想了半天只是无力地摸了摸她浑圆的背，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受？”

谁知他这一说，张金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难受就好了……”

张金芳忽然紧紧地抱着他，完全不担心吵醒孩子和楼下的八斤，把头埋在他怀里，嚎啕大哭。谭功达被张金芳哭得心烦意乱，便拽了拽被头，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在不是佩佩！那个把佩佩带到临泽的卡车司机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还给她送甘蔗！而且用嘴替她剥去了甘蔗的皮……他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皮连生？而佩佩对那司机，似乎也颇有好感。闭上眼睛，他满脑子都是姚佩佩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她躺在临时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工棚里，斜靠在床铺上，一边吃甘蔗，一边对皮连生式的司机傻笑。那笑容既暧昧，又危险！谭功达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再也睡不着了。

张金芳第二天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花家舍。谭功达一直将他们送到桑园边的渡口。桑树的叶子都落尽了，几个公社社员戴着手套，在给桑树剪枝。船刚刚离开岸边，张金芳止不住又哭了。她一手搂着腊宝，一手抱着小端午，三个人都怔怔地看着他。，冷不防船一加速，她差一点没站稳，在船头打了一个趔趄。远远地，他听见张金芳用尽全身的力气朝他喊道：

“谭功达，谭功达，我会给你带好孩子的。”

她不叫他老谭，也不叫他功达。听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一点诀别的味道。谭功达知道，她恐怕一回到梅城，就要搬过去和那姐弟俩同住了，说不定（更有可能）他们早就在一起过了。谭功达久久地站在岸边，心里空落落的。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搜索他们母子三人的身影时，那船已经开得远了，湖面上只有一个小黑点。很快，那个小黑点也融入了芦苇的枯枝败叶之中，不见了。

张金芳走后没两天，从梅城来了两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办事员，他们自称是县民政科的人民调解员。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份张金芳请人代写并按了手印的《离婚申请书》。谭功达接过申请书，看也不看，就要签字，调解员严肃地阻止了他：“我们这次来，并不是要你签字赞成离婚。恰恰相反，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你的婚姻！”

“没有什么好挽救的，调解员同志，不需要你们费心，我完全同意。”谭功达很不耐烦地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婚姻和家庭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结缔组织。它的和谐与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党和国家的安危，岂能视同儿戏！即便你认为夫妻感情实际上已经完全破裂，我们也要认真地履行每一道调解程序。在梅城，妇联的同志们也会同时去做张金芳同志的思想工作。总而言之，在是否离婚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你采取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三个月之后，我们还会再来的。”

“如果三个月之后我们仍然坚持要离婚呢？”

“六个月后还会有第三次。一直到你们决定不离婚，撤回离婚申请为止。整个过程要长达三四年，到那个时候，你们如果还要离婚的话，我们就会视具体情形，启动另外的程序……”

7

除夕的前一天，到了下午，风向偏东，天空昏黄，忽然下起雪来。大片大片的雪花伴着“嗖嗖”的冷风狂飞乱舞起来。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从床上醒来，看见艳阳高照，朝北窗户外的屋檐下已经挂上了一排冰凌，湖底整个都被积雪覆盖住了。

工地上的一面面红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谭功达看见湖底中有七八个人正在挑土，他记得昨天下午公社就宣布放了假，今天怎么还会有人在那儿上工呢？花家舍的方向隐隐有鼓声传来，不过他听不太真切。谭功达懒懒地躺在床上，抽着烟，忽然听得楼下有人叫他。

是小韶。很快，他就在嘁嘁喳喳的鸟鸣声中辨出了她的笑声。谭功达穿好衣服，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驼背八斤嘴里哼哼唧唧地说道：“左边左边，上边，再下来一点，还要往下，对了，使劲……”

到了楼下一看，谭功达不由地笑了：原来小韶在替八斤挠痒。他看见八斤双手扶着墙角，弯着身子，大概是小韶挠着了痒处，舒服得龇牙咧嘴的。

小韶今天穿了一件新棉衣，布底是白色的，却印有绿色和暗红色的花点，脖子上却围了一条大红的围巾，脸色被风吹得红彤彤的。看见谭功达下了楼，八斤就开玩笑地对他道：“小韶这孩子，哪里是为了给我挠痒痒，她分明是对我的驼背感到好奇，忍不住要去摸摸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说完，露出了一口大黄牙。

小韶一听，忽然就变了脸，假装生气地把手抽出来，在他背上捶了一拳，道：“死八斤！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谁稀罕你背上那瘤子？摸上去就像是个圆圆的秃头脑袋，滑溜溜的，让人心里难受死了，呸！”

一老一少在门前斗着嘴，说笑一通。谭功达已经刷完牙，洗了脸。小韶要带他去参加公社的迎新茶话会，时间定在了上午十点。由于担心迟到，八斤催促他们赶紧走，“饭就不必吃了，团拜会上自然有点心水果，可以充饥。”

谭功达跟着小韶从向阳旅社里出来，踩着“吱吱”直叫的冻雪，朝公社走去。刚刚上了栈桥，小韶忽然装过身来，伸出一只手，在阳光下正反面看了看，对谭功达道：

“这个死八斤，死驼子！你看看我这只手。”

她说，她早上来通知他开会，看见八斤像头牛似的，后背顶在墙上蹭痒痒，小韶就开玩笑地的问他是不是背上痒，要不要替他抓抓，“本来是开句玩笑，谁知那臭八斤一撅屁股，真的要我替他抓痒！这驼子，一年到头也不洗个澡，浑身都是油泥。抓完痒，我的五个手指缝里都填得满满的。回去得找把小刷子，好好刷它一刷。”

栈桥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淤雪，让太阳一晒，又软又松，踩上去脚底有些打滑。小韶看见谭功达双腿打晃，跌跌撞撞，就赶紧回过头来，搀住了他的一支胳膊。这个自然的举动立即遭来了众多猜疑和质询的目光。他看见正在湖底干活的那一伙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里的活，笼着袖子，朝他们张望。

“公社不是放假了吗？怎么还有人干活？”谭功达的嗓音有些发颤。他的手碰到了小韶那柔软光滑的棉袄上，布面凉凉的。同时他也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脂粉香。“他们一定是公社的积极分子，对不对？”

“当然不对。”小韶笑道：“他们是黑五类。按照公社的规定，他们在节假日期间必须全体出工，接受社员们的监督改造。”

谭功达点点头。

一阵咚咚的锣鼓声把他的目光吸引到小学的操场上。那儿出现了一堆扭秧歌的人群，锣鼓喧天，彩带飞扬。几个年轻人踩着高跷，行走在积雪覆盖的池塘边。谭功达还真的替他们捏着把汗，担心他们会从高跷上摔下来。

“那是公社的秧歌队。就是与你同船来到花家舍的那伙人，他们正在送喜报。”

“什么人有资格得到喜报？”

“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一百岁以上的老人，当然还有烈军属。”

“那些带红袖章的又是什么人？”谭功达指了指风雨长廊里坐着的一群人，问道。

“是移风易俗办公室的。他们正在例行巡查，大概是走得累了，在廊下歇歇脚。”

说话间，他们已经从栈桥上下来。长廊上的积雪早已被人扫得干干净净，有的地方还洒了炉渣。谭功达隐隐闻到空气中有一股肉香味，同时他也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笃笃笃”的剁砧板的声音。小韶介绍说，那是公社食堂的厨子正在忙着晚上的年夜饭。按照花家舍的惯例，全体社员晚上要聚在一起包饺子，集体过年，“我刚才专门去了一次食堂，让管理员廖明辉去调整了座位表，把你调到了我们的桌子上。”

“干嘛要去调整座位表？”

小韶调皮地做了个鬼脸，笑道：“在你见到郭从年之前，你暂时归我管。”

小韶的这句话让他心里很受用。多么好的姑娘啊！成天乐呵呵的。似乎还不知道烦恼为何物！她的无忧无虑与村子里那些目光呆滞的社员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照！他们走到打谷场的附近，谭功达不禁再次停下了脚步。他看见有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正双手握拳，拳心向上抵在腰间，沿着打谷场在跑步。鲜艳的帽徽领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怎么，你们公社竟然还有驻军？”谭功达转过身来问她。

“哪儿呀，为了庆祝今年的大丰收，公社专门从部队请来了这批客人，晚上要进行焰火表演。”小韶再次呵呵地笑了起来，“像你这样东瞅西看，一步一停，我们永远都到不了公社。”

他们抵达公社的会议室，迟到了足足十五分钟。茶话会早就开始了。会议桌是椭圆形的，正襟危坐的与会者里外围了三层。小韶拉着他坐在靠门的两个空位上，桌上满满地堆着瓜子、花生、糕点和糖果。小韶知道他没有吃早饭，刚一坐下，就揪下一只香蕉，剥了皮，送到他手中。谭功达接过香蕉，正要吃，忽然看见所有的与会者都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们手执同样的红铅笔，在会议材料上写写画画。谭功达满脸羞惭地将香蕉放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拿起一支铅笔来，绷着脸，像模像样地在材料上划起线来。

正在发言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风纪扣扣得严严的，头发梳向后脑，上衣的口袋里别着好几支钢笔，中山装外面还披着一件灰黑色的旧呢子大衣。这人说起话来不急不徐，喜欢重复自己每句话的最后三个字，一看就是个来头不小的干部。他正在做工作报告。每当他提高嗓门的时候，台下的听众就予以配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谭功达正要通过他的发言内容来辨别他的身份，小韶将一页会议记录纸悄悄地推给了谭功达。谭功达一看，见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

怎么不吃了？我保证香蕉里并没有下毒。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立刻在他心里荡起了一层波澜。他再次想起了姚佩佩。每次开会，佩佩都要通过写纸条来与邻座交谈，还不时地会心一笑。谭功达坐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每次看到她这么做，心里都有一股无名火起。他曾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可佩佩依然我行我素，简直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想到，今天他和小韶居然也干起了这种把戏！时间又回去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任何一件事都在暗中指向她。他把纸条拽过来，在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正在发言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郭从年？

而小韶的回答很快就传递到他的手上：

不是。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白发长者。由于他获得的掌声超过了两分钟之久，再加上他长髯飘飘，气度不凡，掌声一停，谭功达赶紧在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这个人是不是？

这一次小韶的回答则要详细得多：

也不是。此人名叫甫向高，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你朝窗口的方向看，那里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挨着取暖用的火炉。

谭功达使劲地侧了侧身体，从一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身边看过去，果然发现里边有一个座位空着。很明显，这个位置是为一位特别的人预留的，很有可能就是郭从年。因为他的椅子比别人要大许多，带着宽大的扶手和颈垫，座位前还放着一簇盛开着腊梅的花丛。三只扩音器的话筒并排放着，每只话筒上一律蒙着红绸布。这个人并未到场，可他的桌前照例放着白瓷茶杯，铅笔，和一叠会议材料。郭从年虽然没有到会，但谭功达却隐约感觉到他依然在场：座椅和摆设就像一双无声的眼睛，正在扫视整个会场，这个并不在场的人物依然在听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做的报告。既然郭从年始终作为一个神秘的象征人物，在指挥着花家舍的一切，这样的布置显然另有一番深意。

随后，谭功达观察到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举动：穿梭于与会者之间的女服务员（她们穿戴统一的服装，带着白手套，挂着统一的服务标识），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去那个空位上更换一次茶杯中的茶水。既然郭从年并未出席今天的茶话会，她们为什么还要给他更换茶水呢？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谭功达百思不得其解。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在公社大院外刺目的阳光下，他向小韶立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是因为郭从年随时都会出现。”小韶说，“他到底会不会来，谁也说不准。”

“那么，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会议开到一半，郭从年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那倒从来没有过。”小韶压低了声音，对他说：“不过，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议他就不会来。这个人有点孩子似的淘气，喜欢恶作剧，有时候甚至有点喜怒无常。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怪念头。有一回，半夜两点钟，他通过秘书召集公社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可当与会者顶着刺骨的寒风全部到齐之后，他又让另一个秘书出来传话，说会议临时取消。”

谭功达还想说什么，可小韶正惦记着晚上的文娱表演，她要去公社文化站参加彩排。于是，两个人就在大院外匆匆分了手。

可是到了晚上，在公社食堂的临时舞台上，谭功达并没有看到小韶上台表演节目。她独自一人坐在桌边，望着满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显得闷闷不乐。因谭功达与她的座位之间还隔着三个人，又不便探问，只得朝她挤眉弄眼，想逗她一笑。可小韶理也不理他，装作没有看见。

正在这时，谭功达右侧的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者突然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来，向他敬酒。谭功达忙不迭地扶了他一把，自己也站了起来，不免与他攀谈几句，互道寒温。等到他重新坐下，忽然发现小韶已经不见了踪影。尽管满桌的人跟着一个个向他敬酒，一位年轻的少妇还不时地往他碗里夹菜，可谭功达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在勉强喝了几杯闷酒之后，虽说年夜饭才刚刚开始，谭功达推说身体不舒服，辞别了众人，道过了新年祝福，一个人出了食堂，踏着冻雪，往向阳旅社走去。他不知道小韶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她的眉头皱得那么紧，眼睛亮闪闪的，似有泪光闪烁。心里觉得有点放心不下，却也无可奈何。

驼背八斤没有去食堂吃年夜饭。他养的老母猪恰巧在前天夜里生出了一窝小猪，说不定此刻他正在照顾那些小猪仔呢！

厨房和会客厅里漆黑一片，可是八斤的卧室却亮着灯。灯光透过纸糊的窗格照亮了西窗下的一把扫帚和两只粪桶。他远远地看到屋里人影晃动，并且传来了高声谈笑的声音。也许他的家人正在陪他一起过年吧。可奇怪的是，当谭功达走到窗下，屋里的谈笑忽然停止了，只有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的八点钟的新闻提要：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谭功达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开了灯，暗暗吃了一惊。在他的桌上，搁着一只精致的水果篮，篮子里装满了红通通的国光苹果，还有一袋炒熟的花生，一小袋水果糖。这大概是公社特地给他准备的新年礼物。篮子旁边搁着一条牡丹牌香烟。即便在梅城当县长的时候，谭功达也很少能够抽到牡丹烟。有一年，钱大钧不知从哪里替他搞来了一包牡丹烟过年，他也只是在抽了一整包又哭又辣的“光荣牌”之后，才取出一支“牡丹”染染嘴。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花家舍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

篮子里一包核桃仁的下面，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谭功达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封写给他本人的新年贺信。在这封信的开头，照例是一段毛主席语录：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他觉得这段语录并非是随手抄录的，写信人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用在给他的贺年信中，显得特别贴切。接下来，写信人代表公社，感谢他九个月来远离家乡，为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建设所付出的辛劳；感谢他为花家舍一千六百多位百姓所带来的深厚的阶级情谊；期待他继续当好人民的巡视员，对花家舍多多批评指教；为花家舍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虽说都是一些套话，可是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尤其是信件是用蘸水的钢笔写成的，并非冷冰冰的印刷品，还是让谭功达感到了一丝温暖。在这封信件的末尾，出现了这样一行小字：

亲爱的巡视员同志，通过与您的朝夕相处，我们发现您常咳嗽，烟抽得很凶。尽管抽烟不算是一种坏习惯，可抽多了毕竟对身体不利，能不能请您少抽一点呢？

这封信的字迹遒劲有力，有好几处使用了繁体，似乎是出自一个年长的文书之手。而从信件的末尾的语调来看，又透出一股女性的细致入微的体贴。他想像着写信人的容貌（当然不可能是小韶），谭功达的心中涨满了感激的潮水。他忽然悟到，郭从年常年闭门不出看似古怪的行为，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他感觉到，给他写信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他朝思暮想，试图在梅城建立的人民公社时，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没有人能真正看得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他来到花家舍的这段日子，出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强烈的嫉妒心，也是出于自己在梅城失败的愤恨，他似乎一心要找出花家舍现有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以自我安慰，可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

午夜时，谭功达被“嗵嗵”的礼炮声惊醒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没有脱鞋，双脚都被冻僵了。他头痛欲裂，焦渴难忍，伸手抓过桌上的热水瓶摇了摇，早已空了。礼花炮弹一朵朵冲向阴晦的天空，把花家舍照得如同白昼。在天空绽放的伞形礼花播撒出纷纷下坠的流星，还能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借着礼花的光亮，他能看见打谷场上孩子们兴奋而迷惑的脸。

谭功达打开门，看见楼下隐隐约约还亮着灯光。驼背八斤似乎还没有睡。他抓起茶杯，从楼上下来，打算到八斤那儿讨点开水来泡茶。

驼背八斤的门虚掩着。门缝中泄出的一缕灯光折射在楼梯口的一只大花猫上。谭功达轻轻地推开门，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第一次进入驼背八斤的卧室，就碰见主人不在，谭功达的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屋子里凌乱不堪，堆满了杂物，一张木桌摆在屋子中央，四面都有条凳，满地都是烟蒂。桌子上摆满了茶杯，谭功达数了数，一共七个，似乎是来拜年的客人所用的。有几只茶杯还冒着热气，说明客人刚刚离去不久。驼背八斤这会儿也许是去送客了，也有可能到屋外观看礼花表演去了。

那张单人床倒是被收拾得非常整齐，一尘不染，只是枕套有点脏，油腻腻的。谭功达抓过水瓶，正要倒水，无意中看见床上的枕边搁着一本打开的书。他想起八斤一有空闲几乎是手不释卷的样子，不免就有几分好奇，他将茶杯放下，坐在床头，抓过书来，细细翻看。

这本书的出版年代想必十分久远，随手一翻，书页就像散了架似的，露出了里边的根根丝线。封面和开头的几页都已散失，只是从磨得起了皮的书脊上还能看清《天方夜谭》这几个字。这个拉里邋遢的驼背老头，居然对这种书还能读得津津有味，这本身就有点近乎天方夜谭了。谭功达笑了笑，摇了摇头。这老头，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在夹着一枚书签（那是用纸扇的扇骨做成的）的第368页，驼背八斤在书中的这样一句话旁边划了一道竖杠：

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能打开那扇门，千万不能。

谭功达看见书页的两边和页边的空白处写满了密密的批注，那些字迹十分潦草，简直就像大夫开出的药方似的，难以辨认。主人不在的时候，随便翻看人家的东西，是不太礼貌的行为，更何况八斤随时都有可能推门进来……想到这儿，谭功达慌乱地合上书，仍按原来的样子在枕边放好，随后就离开了他的卧室，带上门，上楼去了。

花家舍的礼炮已经放完了，空气中还有一股淡淡的硫磺味。漆黑一团的花家舍此刻已经是一片死寂。他似乎听小韶说过，出于安全考虑和移风易俗的需要，花家舍严格禁止私人燃放鞭炮。

他在桌边坐了会儿，忽然想起自己刚才上楼时把茶杯忘在八斤的卧室了，就打算下楼去取。他刚刚打开门，就看见驼背八斤正站在门外的黑暗中，向他无声地微笑。

“谭同志，你把茶杯忘在我那儿了。是不是吃年夜饭时多喝了酒？”八斤把他那只有尼龙护套的玻璃杯递给谭功达，“我自作主张地在你的杯子里放了几朵金银花，这东西最能解酒，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8

中午离开小纪的时候，天还好好的，可不一会儿就落起雪来。东北风刮得也紧，扯帛裂絮，很快路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了。我真后悔从小纪离开，一个人在雪地里走着，四周看不到一个人。不知过了多久，天就黑下来了。我在一个埋死人的坟堆里迷了路，又冷又饿，两眼冒着金星，像有无数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渐渐地，我就没有力气往前走了，坐在坟堆中，一个人哭了起来。可到了后来，就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难道我今天晚上就要死在荒郊野外？像条野狗似的，冻死在这个乱葬冈上吗？哭了半天，还得强撑着站起来往前走。路上黑洞洞的，并不见一座村舍。大雪把一切都抹平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终于看见远远的地方有一丝微弱的光透出来，疑心是座村庄，心里有了盼头，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灯光走去，可是你往前走，那灯也往前走，仿佛永远走不到跟前。好不容易到了近处一看，哪里是什么村庄，原来是运河中停着的一只小船！借着那片微弱的灯光，我才知道雪下得有多大。

我朝船家喊了几声，可是张开嘴，嗓子是哑的，发不出什么声音来。最后只得朝那条船胡乱地挥手。正好船家的一个姑娘到河里来打水，那姑娘站在船头，端详了我半天，这才把船摇到岸边，放下了跳板。到了船上，仿佛是担心她会拒绝我向她借宿，我蛮横无理地对她说：

“无论如何，我都要在这里住一宿。”

那姑娘穿着一件红色的绒线衣，眼神有点发飘，对我笑道：“那就住下呗。”

她扶着我，揭开厚帘，进了船舱。舱里生着炭火，暖融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是双手抱着肩膀，坐在炉子边发抖。奇怪的是，那个姑娘也像我一样，一刻不停地簌簌发抖，而且抖得比我还厉害。我就问她：“你是在取笑我吗？我发抖是因为冷，你在那儿乱抖做什么？”

那姑娘笑了笑，平静地对我说：“我有病。不论是什么时候，我都会发抖的。”

我问她得了什么病，她只是摇头叹气。这姑娘不怎么爱说话，对我的来历没有任何好奇心，也不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她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给我热了饭，然后坐在一边，抖抖索索地看着我吃。我发现她的绒线衣袖口都磨破了，挂下一绺线头来。她的右耳边还长了一块赘肉。这是一个心底纯良的姑娘。

现在，我躺在被窝里给你写信。我和那位姑娘抵足而眠，船舱里很暖和，只是被子有点潮。四周静极了。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小油灯的火苗扑哧哧地闪着，可雪片落到运河里，船上，全没有一点声响。

姚佩佩的来信给他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在信中描述过的那个船家姑娘，自己似乎在哪见过，可到底在哪儿，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是错觉，也许是在梦中。他觉得自己的记性就像一盘点完的蚊烟香，看上去还完好如初，可实际上早已成了一团灰烬。

这封信写于大雪飘飞的冬天，可到他手中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这封信在途中走了整整一个月。现在早已开了春，天气也渐渐地暖和了。或许是邮局在春节期间因员工放假而造成信件积压，也有可能是信访办的老徐回家过年，未能及时收转……另外，给他送来这封信的并不是小韶，而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

这个男孩长得白白嫩嫩的，有些害羞。谭功达对他说，以前都是小韶给他送信来，这回怎么换人了？那男孩腼腆地笑了笑，没有多说话。谭功达又问他最近又没有见到小韶，小男孩想了想，字斟句酌地说道：“以前邮局不知道我们村来了一位巡视员，不知道您的住址，现在知道了，就用不着麻烦小韶了。”这孩子别看人小，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可谭功达还是为小韶感到担心。他曾特地去看了一次《白毛女》的演出，原来小韶所饰演的那个角色也已经换了人。

六天之后，谭功达一连收到了姚佩佩的两封信，信是从丁沟邮局发出的，一看到邮戳上“丁沟”两个字，谭功达心里吓了一跳。

我现在是在公路边的一个蜂房里给你写信。谭功达躺在床上，只看了这一句，就从床上跳了起来，就用铅笔在地图上找到丁沟的位置，在那儿画了一个五角星。像是久违了似的，他终于看见了她的踪迹。天哪，你居然在这儿！我现在是在公路边一个废弃不用的油毡房里给你写信，白天出去乞讨，晚上仍到这里落脚。我不知道自己如今来到了什么地方，也懒得去管它。反正只要有路，往前走就是了，管它走到哪里？糊涂，糊涂！你可真糊涂！你他妈的是找死啊！你现在的位置是在丁沟，丁沟你知不知道？你要是再往前走，用不了三四天，就到了梅城了。太危险了，赶紧掉头往北走，或者往西，不能再往南走了！怎么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呢？昨天，在乞讨的路上，经过一个集市，市场上有一个旧书摊，看到一本书，想到可能对你有用，打算替你买下来，可凑上所有的钱，只够得上书价的一半。最后，那卖书的也不耐烦了，按半价三毛七分钱卖给了我。你现在是不是恢复工作了？或者仍在赋闲？念念。佩佩。三月六日。谭功达赶紧拆开另一个信封，把那本书抽出来一看，原来是《沼气的构造与使用》。即便到了穷途末路，佩佩仍然严格地遵守通信条例，将信件和印刷品分开来寄，这让谭功达在敬佩之余，也深感痛惜。佩佩，佩佩，假如时光真的可以倒转……

看着这封信，谭功达站在地图前，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就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佩佩都能听见。

丁沟这个地方，谭功达再熟悉不过了。那是有名的俗称“锅底”的地形：遍地水泽，港汊纵横。二十多年前，他还在打游击的时候，曾在那儿驻扎过七个月。他记得有一天傍晚，他率领十七八个游击队员，从丁沟的芦苇荡突围。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到了梅城脚下。如果姚佩佩沿着公路继续往南走，用不了多久，就能抵达三河镇，而三河镇与梅城差不多可以隔江相望了……

考虑到全县境内到处都张贴着捉拿她的通缉令，说不定她一旦进入梅城县境，就会立刻被人认出来。佩佩呀佩佩，你这是怎么搞的么！你这是自投罗网呀！

在接下来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中，谭功达都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窗前的那丛金银花已经长出了新枝，而通往花家舍的那条栈桥，也早已拆除。为了方便施工，填湖的农民在湖底新筑了一条临时道路，现在路上已经长满了青草。

由于整夜整夜的失眠，他成天神思恍惚。一天他在湖里挑土时，突然歪在一处土堆旁睡着了。直到后半夜，驼背八斤打着手电筒，才把他从工地上找了回来。从那以后，谭功达一连三天没有出工，人也开始渐渐地变得颓唐起来。他很久没有刮过脸了。除了一日三餐，也很少下楼。有时在厨房里碰到八斤，也不跟他说话。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的身体也在霏霏春雨中迅速衰老。有一天早上，他偶然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两鬓的头发连同胡子几乎都全白了，人也瘦得几乎脱了形。他的牙床肿得老高，嘴里像是衔着一枚鸡蛋，眼眶里却沁出了怕人的绿光。

公社方面似乎很快就觉察到了他的这一反常举动，特地的派了一个干事，带着女赤脚医生春雨上门为他治病。当凉凉的听诊器划过他胸前的肌肤时，他甚至有些疑心这个带着口罩的赤脚医生就是姚佩佩本人。

姚佩佩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当他坐在黑暗中，透过窗户，看着天上那大而模糊的月亮时，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佩佩也在同一时刻仰望苍天；一只从窗外飞进来的蜜蜂，使他立刻联想到此刻佩佩正住在公路边一处破旧的蜂房里——他听到了佩佩那沉重而哀怨的叹息；床上的枕芯窸窸簌簌，像是她没完没了的呢喃低语，最后汇入了屋顶上沙沙的雨声。佩佩，你要是知道我现在是怎么想的，那该多好！他一刻不停地想像着佩佩正在遭受着的一切：她在逃亡途中所经过的山川和河流；她所经历的风霜雨雪、晨昏朝夕；她脸上的泪水……他甚至能够像精灵一样钻入她的体内，躲藏在她灵魂的深处，捕捉到她在每一个瞬间所展现的微妙心理变化、她的颤栗和恐惧。

渐渐地，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命运与姚佩佩奇妙地合而为一。身影、梦魇甚至就连呼吸的节奏都合二为一。仿佛此刻正在逃亡的正是谭功达本人。佩佩，我又一次梦见了你！我看见你还是十六、七岁时的样子，扎着羊角辫，穿着红红的新嫁衣，站在一条满是灰尘的大路上。那天刚好没有风，云层压得很低，而桃花全都开了……

他们声气相契，灵犀相通。十五天之后，姚佩佩的来信多少证明了他的这种感觉。

奇怪，我怎么忽然听得懂这里的人说话了。这个地方叫白茆，靠近三河镇。白茆村的人所说的每一句方言我居然都能听得懂。废话，三河镇离梅城这么近，你在这儿工作了这么多年，怎么会听不懂这里的乡音呢？三河镇这个地方，你怎么会不知道？信访办的老徐就是三河镇的人哪！一个到山上来进香的老太太对我说：“闺女，这不奇怪。这证明你上辈子就是我们村的人。”我在村外山上的一座大庙里栖身。这所庙宇屋顶坍塌，柱廊朽坏，到处都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我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那首《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庙里的佛像和罗汉都被人敲碎了，可是还是有人半夜三更偷偷地到庙里来进香。他们偶尔也会带来一些供品。刚开始见到供品，我还傻乎乎地心里暗暗高兴，可随便拿起一个馒头往嘴里一咬，却发现根本不是白面馒头，而是用木头做的。大概是这一带粮食十分稀缺。大雄宝殿里有很多的老鼠，不过月亮却很好。还有泉水从山上滴到石洞里，十分幽寂。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条大路的中间。那路上的尘土又细又软，且极厚，这大概就是古人诗句中常说的“香尘”了。放眼一望，路的两边都远得没有尽头。南风在那里横吹着。道路旁边隐约有一个村庄，村里的桃花全开了，红红的一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桃花，艳得有些怕人，太绚丽了，像是有无数的孩子扯着嗓门在喊叫。天上的白云也是闲闲的，压得很低，仿佛伸手可触。

我站在大路中间，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忽然看见一辆吉普车卷起烟尘，呼啸而来，到了近前，吱的一声就停住了。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司机小王。小王看了我一眼，懒洋洋地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上车？”

我看见还有一个人，坐在吉普车上，正在打开一张报纸。因报纸遮住了脸，我不能断定那个人是不是你。

我对小王说：“你要带我上哪里去？”

小王一脸坏笑地对我说：“快上车吧，人家在车上已经等急了。听见教堂的钟声了吗？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是，我仍然站在马路中间左看右看。似乎想要看清楚，那个被报纸挡住脸的人到底是不是你。很快，我就从一块大青石上醒了过来。一个人哭了半天。天光已经大亮了，一群光屁股的孩子正在断垣残壁之中用石头敲着庙里的那口大钟。

谭功达读完了这封信，出了一身大汗，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奇怪！她做的梦和我一模一样！是我梦见了她的梦，还是相反？可是，他暂时还顾不上伤感和胡思乱想，他很快就找到了三河的位置，并留下了一个五角星。

此刻，谭功达看见那块巴掌大的地图上的一个区域已经被铅笔画满了大大小小的五角星，假如用铅笔把这些地方连在一起，就可以看见一个完整的“姚佩佩逃亡图”。

她信中似乎也提到，她逃出梅城的第一站是界牌，而她的第一封信是从莲塘发出的。接下来是吕良、银集、临泽、小纪……等到把所有的五角星连起来以后，谭功达吓得呆住了。原来，姚佩佩并没有逃出多远。实际上她是围着高邮湖绕了一个大圈子，眼下似乎又回到了出发地。姚佩佩在完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随处游走，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懵懵懂懂的人。奇怪的是，她的足迹印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奇怪的圆圈。谭功达相信，即便是他用学生画图用的圆规，也不可能画得比它更圆，简直不可思议！

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神灵在给她指路？如果真的是这样，她最终的目的地又是在哪里？谭功达一口接着一口地吸着烟，整整一个下午都在看着这个奇怪的圆圈。他知道，这个圆圈并未最终完成。假如冥冥之中姚佩佩的目的就是梅城的话，那么在梅城与三河之间，只隔着一个地方，那就是普济。

她只要一到达普济，几乎可以断定，她会立即被人认出，并扭送公安机关。普济大大小小的乡干部，没有一个不认识她。当然，如果佩佩要到达普济，她还必须首先渡过长江。目前她有两个地点可供选择：一个是长洲；另一个，是七八华里外的叉港。

整整十三年前，时间也是初春，谭功达作为渡江战役指挥部先遣队的一名指挥官，正和他的参谋们趴在一张地图前，守着一盏马灯，通宵未眠。他和部下们为将渡江的地点选择在长洲还是叉港而争论不休、反复推演……

谭功达希望姚佩佩选择从长洲渡江。因为只要是白天，她不可能看不见近在咫尺的普济大坝。佩佩两次到过普济，见过那个大坝。他希望通过这个大坝，能使姚佩佩判断出自己所在的位置，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何等危险的地带，从而迷途知返。这时，谭功达有些暗自庆幸。那座造了一半就停工的大坝，在这个迫在眉睫的关头，也并非全然无用。假如它此刻真的像自己所盼望的那样，能给予姚佩佩必要的提醒，废物利用，那么当初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呕心沥血就不能算白费。想到这里，在焦虑不安之中，心里仍有一份侥幸。

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佩佩没有信来。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还是没有。

窗外的金银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天气阴晴不定，云聚云散，而雨照例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随着来信的中断，姚佩佩被捕的可能性也在一点一点地增加。说不定就在此刻，她正在春天开阔的棉花地里遭到围捕，犹如一只丧家之犬，在旷野上进行徒劳的折返跑，而警民协同的包围圈正在缩小……说不定姚佩佩正在被押赴梅城第二模范监狱的途中：她被五花大绑，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憎恶和恐惧，看着铁丝网外面连绵的春雨……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说不定，审判她的公判大会已经结束（也很可能没有任何审判），通往刑场的道路就像一杆秤，正好可以秤出残剩呼吸的重量……

这些悲惨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日复一日，把他原本十分粗壮的神经磨得极为脆弱。就像露水中的蜘蛛网，又纤细，又明亮。不行，不能再这样耽搁下去了，现在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立即动身，赶往长洲。既然姚佩佩的藏身地点被确定在三河与普济之间的三角地带，凭着他对那一块环境和地形的熟悉程度，也许能够很快找到她。就算找不到，那也并不是最坏的结果，这至少可以说明姚佩佩早已坐船沿江而下，在波涛汹涌的大江之上，如泥牛入海，不见了踪影。

半夜里他刚刚在床上熟睡了一会，听见窗外隐隐有人在啼哭。一轮弯月挂在中天，清风撩拨着窗帘，侧耳谛听，四周又寂然无声。谭功达披了一件衣服，蹑手蹑脚地下了楼，绕过向阳旅社的山墙，来到了自己卧室外的窗下。

在葳蕤的金银花枝旁边，有一个方形的水坑，大约是花家舍村民用来沤肥的草凼。每一次看见佩佩的来信，他都会将它放在簸箕中烧掉，将灰烬搓成粉末，从窗口倒入这片水凼之中。令他震惊的是，这片水凼如今突然长出了一大片茂密的芦苇。这片芦苇或许是得到了灰烬的滋养，长得特别稠密。夜风轻轻一吹，芦苇的叶子就簌簌作响，仿佛是姚佩佩正在低声向他倾诉幽怨。谭功达蹲下身子，他的手指轻轻地拂过缀满露珠的芦叶，就像是在触摸一张挂满泪水的脸。他相信，这就是佩佩的脸。

他决定明天天一亮，就到公社去请假，然后立即动身，赶往长洲。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从楼上下来吃饭，看见驼背八斤手里拿着一把油纸伞，似乎正要出门的样子。不知什么时候，外面又下雨了。驼背八斤看了谭功达一眼，笑了起来：“谭同志，你的头发也该理一理了。村里有家理发馆，就在诊所的边上，也是免费的。”

说完，正待要走，又想起了什么事，他转过身来对谭功达道：“今天晚上没事呗？我们好好喝几杯，聊聊天怎么样？顺便也算是给你饯行。”

“饯行？”谭功达吃了一惊，木然地看着他，“可是我并没有说过要离开这里啊。”

“你会离开的。”驼背八斤朝他笑了笑，撑开雨伞，走了。

9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来订一个君子协定。”驼背八斤手里托着一只暗红色的紫砂酒碗，盘腿坐在床上，身上披着一件墨绿色的军用毛毯，用手抠了抠眼角的眼屎：“对于花家舍，你如有任何疑问，我都会尽我所能，保证你得到圆满的解答。反过来说，假如我也有一些特别的问题需要向你请教，也请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驼背八斤已经微微有点醉意了，眯缝着眼睛，朝他奇怪地眨了眨，看上去就像一个托钵僧。还没等谭功达说话，他又接着道：“现在你心里或许就有一个疑问：我只不过是一个旅社的管理员，凭什么给你那样的许诺和保证，你是不是觉得我完全不具备这样的资格？为了打消你的顾虑，我也许现在就应该告诉你，我就是郭从年。另外，你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花家舍了，我不想让你带着那么大的遗憾离去。”

在此前的谈话中，谭功达一直在试图猜测驼背八斤的真实身份，在听他这么说的同时，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因此并不怎么惊悚。他重新打量着眼前这个衰老的驼背，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他的第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这个问题，我打算卖个关子，留到最后再回答你。不要着急。”郭从年微微一笑，顺手把那本床头的《天方夜谭》拿了起来，“好奇心和急躁是我们每个人的通病，就像这本书中的那个倒霉的王子一样。十二年来我一直在反复阅读同一本书。这听上去有点滑稽，对不对？可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给了我太多的启发，也带给我愉快和担忧。你急于想知道答案，但答案本身总是要大大地超过你的预计。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告诉你的，甚至比你想知道的还要多得多……”

这番话不免给谭功达这样一个印象，他的一切都在郭从年的掌握之中，而自己对对方却一无所知。他故意卖关子也让谭功达感到恼怒，但他还是压住了心头的火气，吞吞吐吐地提起了小韶。

他抱怨说，自从三十晚上的那顿年夜饭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就好像她在一夜之间突然从花家舍消失了……”

“她并没有消失。”郭从年欠了欠身，将烟袋锅在床脚上敲了敲，“她目前正在公社一个专门的学习班学习。

“她是不是很快就要提干了？”

“你猜错了。”郭从年道：“那是一个专门为落后分子设立的学习班。”

“这么说她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

“没有什么错误。”郭从年迟疑了一下，又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她犯错的证据。”

“那你们凭什么去惩罚她？”

“不是惩罚，你误会了。在花家舍，没有惩罚，我们从来不去惩罚任何人——当然，地富反坏右除外，而是让每个人学会自我惩罚。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镜子。小韶的哥哥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篮球队的队长，后来发了疯，这件事小韶大概已经跟你说了，我就不作补充了。我知道，你和小韶去年七月三日的深夜曾经在芙蓉浦月下泛舟，谈到很晚……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在花家舍，这是被允许的。”

“这事你们也知道？”谭功达冷不防打了个激灵，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当然。”郭从年平静地看着他，似乎有些得意，“你晓得，在花家舍，一切都是透明的。”

“我不明白，既然小韶没有犯什么错，你们为什么要送她去学习班？”

“种种迹象表明，她即将犯错。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挽救她。古时候的中国人看待一件事，从来都是从‘机’上来判断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就是‘机’。等到这个‘机’变成了‘势’，呼啸的西北风已不可阻挡，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大势已去’。”

“你不觉得自己的话有点自相矛盾吗？”谭功达冷笑道，他抖抖地从烟盒中取烟，可烟盒早已空了，“你刚才说，公社不惩罚任何人，可你们仅凭着一点莫须有的主观臆断，就把小韶给关了起来。”

“你打开右手的抽屉，里边有烟。”郭从年微笑着提醒他，“我们送她进学习班，是因为根据101的报告，小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自杀迹象。”

“自杀？”

“的确如此，自从今年开春以后，她曾有两次自杀未遂。我们不得不对她采取断然措施。不过请放心，小韶这姑娘从本质上来说，是好的。只是言行举止略微有点……怎么说呢？有点轻浮。她爱笑，而笑起来又是那么的妩媚！当然了，待人热情、笑脸相迎是可以的，有时甚至还是必须的，但她对所有的男人都媚笑，就很容易造成误会，容易让人产生不良企图。她笑起来就像是用一把刀子割你的肉似的……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出来的，到时候你将看到的小韶，将是一个举止端庄、得体、不苟言笑的新人。”

谭功达完全不敢相信从学习班出来之后的小韶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他似乎可以感觉到，在自己心里很深的地方，有一朵的娇艳的什么花正在一点一点地枯萎。

他来到花家舍，已近一年。他看到一切都是好的，有着最合理最完善的制度，人人丰衣足食。可即使在这样一个地方，竟然还会有人选择自杀！小韶的脸上永远带着孩子气的笑，她笑着笑着就想到了自杀。她的笑容被裹挟在一团一团的雾气之中，从窗户里涌进来，似乎在悄悄地提醒谭功达：你所看到的花家舍，也许不过是一个皮毛……他的心一下就乱了。佩佩即将被捕的预感也一直搅得他心烦意乱。他听着窗外嘈杂的蛙鸣，强打精神，给郭从年斟了一杯酒，然后立即提出了他的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花家舍人人脸上都显得心事满腹，闷闷不乐？”

“他们在思考。”郭从年张开嘴，从牙缝中抠了半天，扯出了一条小肉筋，然后用手指轻轻地弹到床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一个人在动脑筋的时候，总是要皱个眉头什么的，这就不免给外人以心事重重的印象……”

“那么，他们在思考什么呢？”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语调中隐约含着讽刺。

“界限。”

“什么界限？”

“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一般待人接物的礼仪上的，所有的界限。简单地来说，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诸如此类。就像古人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花家舍并不是我郭从年一个人的，它属于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应当学会思考，学会自我约束——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去达成这个愿望，从而真正学会当家作主。这也就是我选择隐居在这个小岛上的原因。我已经多年不问村里的事了，对于花家舍来说，我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我只不过是一个饲养员，或者一个旅社管理员而已。”

“可是——”

“你不要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郭从年挥手制止了他的提问，接着道：“我们在花家舍，实行了最好的制度，但坦率地说，这个制度目前还不够完善，还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缺陷。比方说，为了让百姓们学会自我监督，我们在公社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包括广场、学校、和邮局，都设立了铁匦。也就是信箱，每个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的过失、错误、乃至罪行。检举人可以署名，也可以匿名。这个制度我记得好像是唐朝的武则天发明的，当然啰，我们对它做了一些改进。如果你有幸读到这些信件，我相信你对人性的所有知识和概念，将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是最为凶残的动物。他们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互相撕咬。这些信件将人性的阴暗、自私、凶残、卑鄙、无耻，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信件大部分是村民、邻居、朋友之间的相互告发，但也有外甥告发舅舅，妻子告发丈夫，孩子告发父母，甚至还有自己告发自己的。所检举的内容，从邻里争端、一般性偷窃、通奸，到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无奇不有，无所不包。

“我记得有这样一封检举信，是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写的。她说她公公每次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总要莫名其妙地多看她几眼，因而这个媳妇怀疑公公对她存有不轨的企图。我们把那老头找来一问，他当场就跪了下来，立刻承认自己企图扒灰，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来。哈哈哈，铁匦制度试行不到一个月，效果是明显的。至少社员平常那种浮浪的举止，肮脏的言谈，忽然都不见了踪影。每个人的脸都变得纯洁而严肃。有迹象表明，我的社员们已经学会了思考。”

“可是，至少有一个人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外。这个人就是你，对不对？”谭功达说，“你们实行的这个制度，与真正的独裁，有什么区别？”

“你的指责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郭从年答道：“设立铁匦，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每个人自己监督自己。至于你刚才提到独裁，兄弟，不客气地说，你有点夸张，甚至还有点不怀好意。你晓得，目前正在进行的围湖造田工程，我是不赞成的。那么好的一方湖面，可以泛舟，可以养鱼，到了夏天，满湖的荷花和狗头籽，清风一吹，整个村子都能闻到荷叶香。可群众要求多围耕地，多种水稻，多交公粮的愿望，难道错了吗？没有错。那么多的请愿书，雪片似的飞到公社的办公桌上。什么青年突击队，什么铁姑娘突击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正在日益高涨的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你能够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吗？因此，尽管我内心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我还是立刻就在他们送来的报告上签了字，请问，这里边哪有你说的什么独裁？”

“谁是101？”

“谁都有可能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村子里有一首歌，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唱，歌名叫做《101就在你身边》。每一扇窗户背后，都有一双充满警惕的眼睛。去年七月三号，你与小韶月夜荡舟，人不知鬼不觉，对不对？可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检举信。我数了数，竟然有12封之多。”

谭功达的脸一下就红了。看着郭从年满面笑容的脸，有点不寒而栗。窗外紫云英花地里的青蛙忽然不叫了。除了不远处什么地方一两声布谷鸟的鸣叫，四周一片沉寂。

“那么……”谭功达显得有些踌躇，似乎在掂量着这个问题到底该不该问，“你觉得花家舍的这种制度能够维持多久？”

郭从年的眼神陡然显得有些飘忽。他的静默尽管时间很短，也多少让谭功达感到了他内心的一丝不耐烦。这个问题不经意地触到了郭从年心底的伤痛，那张生动而神采奕奕的脸随之变得灰暗，布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的阴影。天气并不很冷，可他还是裹着毛毯，身体微微有些痉挛。过了半晌，他朝桌边凑了凑，重新取过烟袋锅，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对谭功达说：

“老弟，花家舍的制度能够存在多久，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随便哪一个人（他用手指了指屋顶）能够作主的。它是由基本的人性的原则决定的。”

“什么是‘人性的原则’？”

“好奇心的原则。”郭从年以一种忧心忡忡的语调说道，“我在花家舍工作了十二年，这个地方是我一手设计、建立起来的。我所受到的赞誉和攻击一样多。上级领导包括兄弟县的同志们三番五次地批评我，说我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带有封建会道门性质的神秘主义。这些压力我都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你拿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有什么办法呢？

“我曾跟你说过，我十二年来反复地阅读同一本书，这就是《天方夜谭》。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一千零一夜》。我说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乐趣，这不假，但它也让我感到害怕。这本书集中地反映了阿拉伯人民的无比高超的智慧，也表现出他们对人性了解的深度。书中的故事名目繁多，千奇百怪，可所有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故事，或者说，都有一个完全相同的结局。王子也好，公主也好，或者是商人、哈里发、水手也好，他们每个人都会受到相同的告诫，那就是：有一扇门，无论如何是不能打开的。譬如说，一个宫殿有十三道门，其中有十二道你可以打开，随便出入。在这十二个房间里有的是黄金，珠宝，珍珠玛瑙，可以说天地间的一切这里都应有尽有。任何一个人的任何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和满足。这就有点像现在的花家舍。也就是说，第十三道门对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可是，在《天方夜谭》的故事中，每一个人尽管都受到严厉的警告，但最后却无一例外地都打开了那扇门。无一例外，你懂吗？恰恰就是这一点，让我感到伤心和绝望。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不会餍足的，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无法约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即便共产主义实现了，人的所有愿望都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仍然会受到煎熬。有时，我夜半醒来，就会对自己说：郭从年啊郭从年，你他娘的是在沙上筑城啊！你他娘的筑的这个城原来是海市蜃楼啊！它和我刚刚做过的一个桃花梦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我预感到，我的事业，兄弟，我也许应该说，我们的事业，必将失败。短则二十年，长则四十年，花家舍人民公社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是在忧虑中度过的。因为我知道，那扇被神祇上了符咒的门最终还是要被打开，所罗门瓶子里的魔鬼，也会像《水浒传》里面的天罡地煞，纷纷出笼。三四十年后的社会，所有的界限都将被拆除；即便是最为肮脏、卑下的行为都会畅行无阻。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五音不全而成为全民偶像，而两个男人要结婚，也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世界将按一个全新的程序来运转，它所依据的就是欲念的规则……对于这一切，你能够想像吗？”

郭从年蜷缩在床角，头靠在墙上，就像一个烟鬼的鸦片瘾犯了一样。谭功达看着这个瘦小干瘪的驼背小老头，似乎很难把他与想像中三十八军副师长的形象联系在一起。郭从年悲哀地笑了笑，接着道：“我背上还有两枚弹片，是在四平战役时留下的。大夫说，弹片的位置太靠近心脏，所以一直没有取出来……”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花家舍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比如说，对人的欲望和好奇心适当地加以控制，不多也不少。”过了好一会儿，谭功达问道：“不过，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幼稚了？”

“的确幼稚。幼稚得可笑！不过，我很高兴听到你说‘我们’，这表明你已经融入了花家舍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人是个什么东西？欲望又是个什么东西？除非世界末日来临，人的欲望是不会有节制的。要么太少，要么太滥；要么匮乏，要么过剩；要么死于营养不良，要么死于过度肥胖。兄弟，你所说的不多也不少的状况，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呢。我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无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我们宁要不公正，不要无秩序；宁要正而不足，不要邪而有余。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去年，差不多在你到达花家舍的同时，我们接待了一个国外来的作家代表团。代表团中有一个成员，是个严正而友好的日本人，名字叫做小津健四郎的。他在这里呆了三四天，然后就对我说，花家舍的制度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也是在这个小屋里，外面也下着小雨，我们谈了一个通宵。临走前，他几乎是流着眼泪对我说，本来，他对这个世界几乎已经完全绝望了，可是，来到花家舍的这几天，他忽然觉得人类隐约有了希望。他和夫人商量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们打算生一个孩子。听他这么说，我这样一个不爱激动的人竟然也留下了眼泪。你想想看，因为来到了花家舍，他才决定要生一个孩子！为什么？因为人类有了希望。这对于我们是多么大的荣耀！他郑重其事地问我，能不能给他尚未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我想了想，就对他说，这个孩子是因着希望而生的，不妨就叫他光吧。他们离开花家舍已经有一年了，那个孩子，那个叫光的孩子现在大概也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郭从年的眼睛里的确有泪光闪烁，而故事也一度因哽噎而中断。在不知不觉中，窗外的天空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凉爽的晨风中布满了五彩斑斓的朝霞。翠绿、石青、烙铁红的朝霞！谭功达看了看表，看样子已经打算告辞了。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要把殡仪馆建在村中最醒目的位置，让每个人一抬头就能看到它巨大的烟囱……”

“天都快亮了。你问了这么多的问题，”郭从年再次打断了谭功达的话，摇了摇头，长叹一声， “可真正应该问的，却连边还没碰到呢。假如它果然是你的最后一个问题，你至少也应该问一问，为什么最近一个多月来，你怎么忽然收不到姚佩佩的信了。”

也许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谭功达的脸上反而暂时没有什么吃惊的表情。他兀自抖动着双腿，张大了嘴。他说的是佩佩？我没有听错吗？他的身体就象一片不断坠落的树叶，顷刻之间就失去了全部的重量。而郭从年却像个顽皮的孩子似的，歪过头来，笑嘻嘻地观察着他的脸色。

“你刚才说，姚佩佩……”谭功达压低了声音说道。

郭从年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她……”

“在花家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寄达或寄出的信件，无一例外地会受到严格的检查，无一例外。因此，当你在卧室的地图前寻找她的踪迹的时候，101也在一个更大的地图前忙着确定她的准确位置。姚佩佩写给你的每一封信，101都会重抄一份存档。我敢担保，就连誊抄的字迹，都与原件一模一样。”

“她被捕了吗？”谭功达的那双腿再也不抖了，他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蹿到床边，睁着血红的眼睛望着她。

“目前还没有，”郭从年笑道：“你不用紧张。本来我们应该早就捉到她了。101在接到她第二封信的时候，已专门派人去梅城查阅了她的档案，并同时向周边的四个县市发出了缉捕通告。可是，兄弟县市的那些公安人员，那些酒囊饭袋，竟然让一个杀人犯、一个公开通缉张榜捉拿的要犯，在眼皮底下一次次溜掉！我们这边看着也是干着急，有劲也使不上。她要是逃到花家舍来，我可以以生命担保，她绝对逃不出500米，就会落网的。”

“那么，她现在在哪儿？”

“种种迹象表明，她此刻已经到达普济。你甚至还可以相信，她就藏在你们家那个空着的院子里。这是101在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后得出的可靠结论。不过，我已经要求他们暂时压一压，不要将这一最新的情况向地、县公安局通报。如果你今天凌晨坐五点一刻的船离开，在她被捕之前，说不定能够赶上与她见最后一面。兄弟，你知道我这么做，要承受多么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

“可你，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谭功达几乎已经无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郭从年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起了另外一件事，“你的那个老上级，那条老狗，叫聂什么来着？”

“聂凤至。”

“对，聂凤至，”郭从年说：“那个王八蛋，在泸州城外，曾救过我一命。当我在战区医院的临时帐篷里醒过来的时候，聂凤至神气活现地来看我，这王八蛋笑着对我说，怎么样，不服不行吧？你欠我一条命，将来打算怎么报答我呢？我可不愿意欠这个狗日的什么人情，就随口道，你可以要求我为你做一件事，只要是我能够做到的，而且只限一件。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是什么事，我都会无条件地去做。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里的情节？

“你记不记得你来到花家舍时，曾托小徐转给我一封他的亲笔信？可你知道，这封信直到前天下午才到了我的手中。聂凤至终于提出了他的要求，让我尽一切可能照顾你。我之所以冒这么大的风险，违反我一惯做人和做事的原则，这就是惟一的原因。至于你和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县长和他的女秘书之间到底有多少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我一概不问。不过，我还要提醒你的是，101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套系统，有着他们自己的上级机关，甚至有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思维习惯。即便是我的命令，他们有时候也会当耳旁风的。所以，虽然他们表面上答应了我的要求，但很难保证不会自行其是，采取突然行动。因此，能不能见到你的那个可爱的姚秘书——至少从她的信里，她还是显得挺可爱的，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等到谭功达匆匆忙忙收拾完了行李，再一次出现在楼下的时候，郭从年已经等在门外，与他握手道别。天边的旭日已经冲破了云层，照得天地一片橙红。郭从年趿着鞋子，扶住门框，脸色灰灰地对他说：

“老弟，你刚才问过我，花家舍为什么会把殡仪馆建在村里最醒目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不想告诉你答案。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自己去思考吧。”

10

绕过江堤那片低湿的藕塘，穿过一片茂密的棉花地和数不清的蜂箱，我忽然看见了那条涧边的煤屑公路。一切都是那么的似曾相识！河水黝黑清澈，流得很急，河中长满了芦荻和菖蒲，成群的白鹭涉水而飞。河涧的另一边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紫云英花地。那细碎繁茂的紫色花朵盖住了田埂，沟渠，丘壑，把亮汪汪的水塘挤成了一条缝。天空又蓝又高，一棵孤零零的大楝树矗立在花地中。我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一看到那蜿蜒起伏的煤屑公路，看到那棵大楝树，我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也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是冥冥中的命运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我知道自己来到什么地方。

中午的时候，四周阒寂无人。我可以坐在公路边的一个水泥排水管上大声地哭泣，没有人会听得见。

谭功达从花家舍上船的时候是五点一刻，可他抵达窦庄镇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九点了，他从汽车站的售票窗口买了一张中午十二点的汽车票，这已经是从窦庄开往梅城最早的一个班次了。

他不知道如何打发剩下的这三个多小时。考虑到在梅城换车时肯定也要耗掉不少时间，当他回到普济，说不定天早就黑了。谭功达看似平静，可心里一直在怦怦狂跳，他火急火燎地在站前广场的小贩和货摊中乱闯了一通，最后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呼哧呼哧地喘气。

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肥胖的妇人，正坐在树荫下卖凉茶。谭功达朝她看了一眼，马上想起来，一年前，他从窦庄搭船前往花家舍得时候，曾向她打听过渡口的方向。当时，妇人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神通，竟然预见到右侧的跳板会出事，提醒他要从左边的跳板上船……

想到这里，谭功达的好奇心又来了，他走到她的茶水摊跟前，对她喊道：“大嫂——”

那妇人似乎正在打盹，被他一叫，吓了一跳。

“大嫂，你还认得我吗？”

那妇人定睛端详了他一番，用手里的扇子驱赶着茶杯上嘤嘤乱飞的苍蝇，露出了那两颗大暴牙：“不认得。不认得。客官是……”

“去年这个时候，我来问你打听渡口在哪儿，多承你指点。你还让我上船时要走左边的跳板。”

“想起来了，你这么说我倒有点想起来了，”妇人抿着嘴，可那暴牙还露在外面，“我说呢，也不怪我眼拙！一个生人，隔了一年，谁还能一下子认得出你来？”

“你怎么知道右边的跳板要出事？”

“呆子！”妇人大笑起来。她刚才还客气地叫谭功达“客官”，一眨眼的工夫，又叫起他“呆子”来了，“你这人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实话告诉你说，那天早上，我就是坐那条船来的。有一条跳板是新做的，刚刚刷的桐油，还没有干透，我下船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差点跌到湖里去。因此好心提醒你。这事我早已忘了，多亏你还记得。”

原来是这么回事，谭功达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这当中哪有什么神通？他从小矮桌上端起一杯茶，喝了，仍觉得不解渴，又喝了一杯。

“你是要搭车去梅城吗？”妇人问他。

“不是的，”谭功达道：“我有急事赶往普济，在梅城换车。可这儿去梅城的车要在十二点才开呢，想想真急人。”

“呆子呆子，真是个呆子！”那妇人将那破扇子在小矮桌上一拍，嘴里“呆子呆子”地嘀咕了一通，随后比划道：“你既是要去普济，又何必要在梅城换车呢？今天我索性再给你指一条路，好人做到底。你不如坐九点五十的车去官塘，那儿离普济就很近了，如果是抄近路，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

经她这么一比划，谭功达觉得果然有理，便放下茶杯，抹了抹嘴，转身就走。因他忘了付茶钱，那妇人急于要叫住他，可谭功达竟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只得苦笑着摇了摇头。

九点五十分，发往官塘的班车徐徐离开了窦庄汽车站。谭功达站在车厢里，手里死死地捏着那张薄薄的车票，被拥挤的人群挤得东倒西歪，可谭功达还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涌出一股狂喜的潮水。佩佩。佩佩。他在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仿佛世上所有的难题都已解决；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仿佛他们此刻已经见了面，佩佩就像以前那样歪着头，朝他漾漾一笑。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在普济停下，还是绕过它继续往前走。白天时根本不敢进村，我担心会有人把我认出来，我在村外革命烈士陵园的围墙边坐了一个晚上，又想到了用紫云英花瓣来占卜。

天快亮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了，第一眼我就把他认了出来。很显然，他也认出了我。他快步朝我走来，四下张望，同时竖起食指，放在嘴边，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说话。我看见竹篱后面一个早起的妇女正用镰刀刮去锅底的烟炱，而在不远处的一个茅缸上，一个老头正在那出恭。他走到我跟前，奇怪地朝我挤了挤眼睛，然后大声说：“你是卖木梳的吗？”

我愣了一下，马上就反应过来，回他道：“是啊，木梳，羊角梳，箅子，什么都有。”

“那你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来瞧瞧啊。”他掀开我挎着的篮子上的破布，假模假式样地朝里边看了看，其实里边除了一只讨饭用的碗之外，什么都没有。

“嗬，还有这么多的针线！我老婆要看看你的针线，你跟我来吧。”随后他就把我带到了他家里。等到进了屋，拴上房门，他整个人都像是瘫了似的，靠在门上大口喘气。他说，他已经透过窗户瞅了我好一阵子，“我不敢相信是你！可越看越像，你居然还活着！”

大嫂刚好去娘家走亲戚了。他就替我热了一碗隔夜的麦粥，让我吃了。我把当年为什么要杀人，以及从梅城逃亡之后一年来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他坐在桌边，抽着烟。等我说完了，他又问我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他又问我要走到哪里去。我说，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哪儿。要么让他们捉了去；要么，哪一天走不动了，随便找个什么地方一躺，头一歪，就拉倒了。他一连抽了好几根烟，眉毛都拧在一块，脸色非常难看。最后，他忽然站起身来，对我说：“你呆在这屋里，一动不要动。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到了中午时，他才回来。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佩佩，我看你哪也不用去了，就在普济住下吧。”我慌忙说：“这可不行，我不能连累……”我话没说完，他就把眼睛一瞪，道：“我已经决定了，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我就问他到底打算把我往哪儿藏，他笑了笑说：“就藏在你上回来住过的老谭家的阁楼上。那幢房子已经成了村里的仓库，很久没人住过了。阁楼在院子的后面，比较隐蔽，我打算让孟四婶去做仓库的保管员，搬过去跟你一起住。你放心，她是我干娘，吃斋念佛，无儿无女，人是靠得住的。她搬过去住，一来可以遮人耳目，二来对你也可以有个照应。我刚才就是去跟她商量这事，她起先还不同意，说这样太冒险了。可经不住我软磨硬泡，最后她向我提出一个条件。她说万一出了事，万一你暴露了，所有的责任都由她一人来承担，就说是她自作主张把你留下的。她说她已经63岁了，早就该死了。”他说孟四婶正在收拾房子，等到半夜无人的时候，再把我接过去。

谭功达抵达官塘镇，高音喇叭里，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报十二点。他为抄近路还是继续沿着公路走犹豫不决。天空乌云翻腾，一阵闷雷滚过，大风吹得路边的油菜花纷飞，满地都是。一旦下起雨来，田间的羊肠小道将会变得非常泥泞，还是公路好走一点。可是，当他沿着公路往前走了三、四里地，太阳忽然从云层中又钻了出来，天空又放晴了。

公路上很少过往的车辆，而且看不到什么行人。当他翻过一条大阪，走下斜坡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前面的三叉路口停着一辆中型吉普车。一个司机模样的人，正把卸下的轮胎往车上搬。谭功达走到近前，从车上跳下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子，说起话来带着浓浓的鼻音：

“老乡，麻烦您问一下，我们这会儿要赶往普济，该走哪条路？”

谭功达不假思索地用手朝左边一指。络腮胡子用手在腰上的枪套上拍了一下，客气地向他道了谢，就回到车里去了。可那个年轻人却笑嘻嘻地对谭功达道：“老乡，你身上又没有带烟？”

谭功达在身上胡乱拍了一通，终于从上衣的口袋里拍出一包烟来，递给他，那人从中取出一支，仍将烟盒还给他。

“你们这会儿去普济，有什么公干？”

年轻人回头朝吉普车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道：“我们是鹤壁市的便衣，要去普济拿一个杀人的要犯。听说还是个女的。”年轻人转过身去，正要走，突然就停住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而是一脸疑惑地盯着谭功达看。

“老乡，你怎么了？你的腿，我是说你的腿，怎么抖得这么厉害……”

正在这时，吉普车上的喇叭滴滴滴地叫了起来。年轻人一边往后退，一边仍死死地盯着他看。最后，他终于上了车，随着轰鸣的引擎声，吉普车卷起一溜长长的烟尘，在通往普济的公路上消失不见了。

昨天夜里，他悄悄地溜过来看我。一听说我曾给你偷偷地寄过一封信，气得当场就把茶杯摔碎了。他掐着嗓子把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后来，孟四婶过来劝他，他连带着又把干娘给数落了一通：“你也是个老糊涂！她年轻不懂事，你怎么也拿捏不出个分寸来？还跑到镇上的邮局替她寄什么信！”

孟四婶被他骂得哭了起来。最后，他又气汹汹地对我道：“你他娘的不要命不要紧，明天就给老子滚蛋！有多远，滚多远！这件事我连自己老婆都没敢透露半句口风，你却要给他写信！他是个什么人？嗯？你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又不是他妈的不知道！全世界就他娘的他一个人最讲原则你知道吗？他是会六亲不认的……”

我跟他说，实际上早在一年前，我就已经开始给你写信了。你要是告发我，也不会等到现在。他这才稍稍宽了心。他又问我在信里都写了些什么，我说什么也没写，只写了一行小字，告诉他我人在普济。信封上的寄件人用的是孟四婶的名字。他呆呆地看着我，看了半天，突然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柔声地问道：“你这孩子真是太傻了！你……你是不是想让他给你写封回信？是不是这样？”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他也开始抬起袖子擦泪。过了一会儿，又找出些话来安慰我。可我看得出，他的心已经全乱了，出门的时候，居然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摔了一跤。

这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倒不是挨了骂心里难受，也不是怕给人家抓了去吃枪子，我在想，你到底会不会把我给出卖了？不想到便罢了，细细一想，还真没什么把握。不管怎么说，普济这个地方还是住不得！为了不连累更多的人，我打算找个机会，悄悄地溜掉。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寄给你。只是一个人在阁楼里闷着无聊，写着玩罢了。也许明天就把它烧了。

门前的池塘边站满了人，池塘里倒映出一堆白云、野蔷薇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的妇女的影子。那些人一看到谭功达，全都不说话了。谭功达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失魂落魄地朝家中走去。

此刻，他的脑子里只盘算着这样两个念头：第一，姚佩佩已经不在了。她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

第二，佩佩一定会认为是自己出卖了她。她一定会这么想！她只能这么想！谭功达将没有任何机会对此加以澄清。她在这个世上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没有了。她将在忧愁、恐惧、仇恨和彻底的孤绝中死去。

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

天井里到处堆满了印有骷髅图案的农药瓶子。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药粉味。这房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座仓库：储存种子的稻屯、生了锈的犁铧、牛轭杂乱地堆得满院都是。而通往后院的长廊上还搁着一个救火用的水龙。他要从那儿经过，就必须侧过身子。

谭功达来到后院，看见大树下有一只小板凳，旁边有一只白色的搪瓷盆，和一堆豆荚。也许佩佩是在剥豆子的时候突然被捕的，搪瓷盆里剥好的毛豆撒了一地……

阁楼的卧室整洁完好，进一步证实了谭功达的判断：那些鲁莽的公安人员抓住她时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甚至没有顾得上去搜查她的房间，就连桌面上压在头箍下的那封摊开的信，都没有带走。那是一枚红色的头箍。在窗户和床架之间有一条晾衣绳，上面挂着她的一双袜子。谭功达用手捏了捏，还有些潮湿。

那封信没有写完。显然是因为圆珠笔的墨油用完了，这封信的字迹越来越淡，到了最后，他看见在信件的空白处，有几道圆珠笔尖留下的深深的划痕。

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寄给你。只是一个人在阁楼里闷着无聊，写着玩罢了。也许明天就把它烧了。唉，想起五年前，第一次来普济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那时，普济水库的大坝工地出了事，我和你一起下乡，还有白庭禹和司机小王。吉普车开到官塘镇的三岔路口，发动机突然熄火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紫云英。哦，紫云英！我问坐在前排的白庭禹，那是什么花，白副县长说，不清楚。我又问小王，小王没有理我，他已经把吉普车的盖板掀开了，我看见一团一团的热气从引擎里冒出来，遮住了他的脸。我又转过身来问你，可你早已靠在灯芯绒的软垫上睡着了，身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那是一张梅城区域规划图。我一路上看见你在地图上写写划划，还以为你是替十二万梅城人民规划未来的远景呢。

我悄悄地把地图拿过来一看，当时就吓傻了，因为在地图边的空白处，你用红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就乱了。就像在考试前预先偷看了答案，一波一波的疑问和惊喜，像海浪一样朝我打过来，从我的心里，从我的嗓子里，涌出来：难道说——我不敢往下想，也不敢看你的脸。小王正在修车。白庭禹副县长站在路边抽烟。车上就我们两个人。静静的。我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窗外，傻傻地想了半天，最后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看见了远处那片紫云英花地。哦，紫云英！我看见花地中矗立着一棵孤零零的大楝树。恰好，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这棵树。我心里忽然一动，就把眼睛闭上了。心里想，现在我把眼睛闭上，我在心里默默地数十下。如果这事真的能成，等我数到十下的时候，睁开眼睛，就让这片阴影从大楝树上移走吧。可我闭上了眼睛，就再也不敢睁开了。足足等了七八分钟之久，当我睁开眼睛一看，天哪！那片阴影还在那儿……

它还在那儿。一动不动。而在别的地方，村庄、小河、山坡上，到处都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苦楝树下那片可怜的小小的紫色花朵，仿佛就是我，永远都在阴影中，永远。它在微风中不安地翕动，若有所思，似火欲燃……

11

姚佩佩归案后的第二天，谭功达和高麻子以包庇罪和反革命罪同时被捕。九个月之后，姚佩佩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被押往军分区的靶场，执行枪决。当时，省医学院在梅城设立了第三分院。姚佩佩的遗体因无亲属认领，最后被扔到一辆小卡车上，运到医学院的解剖室，进行教学观摩。最后，她的一只肾被取了出来，浸泡在福尔马林的溶液中，制成了医用标本，陈列在解剖室外的玻璃橱柜中。

谭功达在梅城第二模范监狱一直被关到1976年。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写信，并附上了一幅幅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懂的“梅城规划草图”。到了这年的九、十月间，他因肝腹水死去。在弥留之际，他听到了监狱外的鞭炮声响了一夜。

“谁在放鞭炮？”他嘀咕了一句。

在朦胧中，他看见姚佩佩悄无声息地从门外走了进来，坐在他的床铺边，看着他，漾漾地笑。

“谁在放鞭炮？”他又大声地问了一句。

“全城的人都在庆祝。”佩佩摸了摸他的额头，低声道。

她的手软绵棉的，凉荫荫的。

“庆祝？庆祝什么？为什么要庆祝？”

“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佩佩笑着对他说。

“可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到处都是黑暗？”

“你不用看。你闭上眼睛，我来说给你听。这个社会呀，没有死刑……”

没有死刑

没有监狱

没有恐惧

没有贪污腐败

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

长江不再泛滥，连江水都是甜的

日记和私人信件不再受到检查

没有肝硬化，也没有肝腹水

没有与生俱来的罪恶和永无休止的耻辱

没有蛮横愚蠢的官员，也没有战战兢兢的百姓

如果你决定和什么人结婚，再也不会有年龄的限制

“这么说，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对，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春尽江南

第一章招隐寺

1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

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身上仅有的一件红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一直紧抿着双唇，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的结束，等待着有机会可以说出这句话。她以为可以感动天上的星辰，可对于有过多次性爱经历且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端午来说，这句话简直莫名其妙。既幼稚又陈腐，听上去倒更像是要挟。他随手将堆在她胸前的圆领衫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她那还没有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然后翻身坐起，在她边上抽烟。

他的满足、不屑和冷笑都在心里，秀蓉看不见。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院子里的颓墙和井台，被月光照得白白的，就像下了一层霜。更远一点的暗夜中，有流水的汩汩声。秀蓉将脸靠在他的膝盖上，幽幽地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不如出去转转？

他们来到了院外。

门前有一个池塘，开满了紫色的睡莲。肥肥的莲叶和花朵挤挤簇簇，舒卷有声。池塘四周零星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五点二十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祇。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的心里都怀着鬼胎。他们尽量不去触碰伤痛记忆中的那个纽结，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后来，在连续两次人工堕胎之后，面对妇产科大夫的严厉警告，夫妻俩一致同意要一个孩子。

“也就这样了。”这是他们达成的对未来命运的唯一共识。

再后来，就像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那样，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用端午略显夸张的诗歌语言来表述，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秀蓉会如何去回忆那个夜晚，端午不得而知。但端午总是不免要去猜测在他们分别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中，秀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给他带来了怀旧中常有的恍惚之感。

他甚至有点怀疑，那天在华联百货所遇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2

约在两个多月前，家玉去了北京的怀柔，参加律师行业协会的一个司法研讨班。正逢“五一”长假，儿子被送到了梅城的奶奶家。难得的清静，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妙。除了可以无所顾忌地抽烟之外，妻子离开后留给他的自由，并没有派上什么实际的用场。

端午将两个枕头叠在一起，把后背垫高。这样，他就可以透过朝东的窗户，看到伯先公园的溜冰场，看到更远处的人工湖面和灰暗的天空。那些在空中盘旋的乌鸦，铁屑一般。看不见明澈的蓝天并不让他吃惊。偶尔看见了，反而会触目怵心。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将烟灰弹在床头柜上昨晚吃剩的速冻饺子上。

家玉原本学的是船舶制造，但她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却满足于摆地摊，倒卖廉价服装。她还开过一家专卖绿豆糕的小店，很快就倒闭了。谭端午用一瓶假茅台作诱饵，艰难地说服了文联的老田，想让家玉去实际上已摇摇欲坠的《鹤浦文艺》当编辑。家玉最终还是拒绝了。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她如愿取得了律师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尽管谭端午至今仍然弄不清律师如何赚钱，但家庭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已达到需要两台冰箱的时候（另一台专门用来储存茶叶和咖啡），端午开始感到了眩晕。

一天傍晚，家玉在未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开回了一辆红色的本田轿车。端午按照妻子的吩咐，从楼下的杂货铺买了一大捆鞭炮，在小区门口麻木地燃放。家玉什么时候学会了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追赶成功人士的道路上跑得太快了，已经有了跑出他视线的危险。接着，家里有了第一位保姆（家玉习惯上称她为佣人）。很快，他们只用农夫矿泉水泡茶。很快，他们的儿子以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二的成绩，转入了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小学。很快，他们在市郊的“唐宁湾”购买了一栋带花园的住房。谭端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这一切，似乎这些变化都与他无关。他仍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只要有可能就溜号。每月两千多一点的工资只够他抽烟。他仍然在写诗，却羞于拿出去发表。对家玉骂他“正在一点点烂掉”的警告充耳不闻。

两个多月前，家玉为要不要去北京参加研讨班颇费踌躇。她辗转反侧，依违难决，转而征求丈夫的意见。

端午“唔”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

家玉追到他的书房，明确要求丈夫对开会一事发表意见，端午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不妨去去。”

已经过了上午十点。墙角的矮柜上，搁着一只养热带鱼的玻璃缸。紫色的照明灯一直亮着。自从妻子离开后，他就没给鱼喂过食。换气泵像是被水草塞住了，原本静谧的泄水声中，混入了微型电机刺耳的嗡嗡声。那尾庞家玉特别疼爱的、取名为“黄色潜水艇”的美人鲨已死去多日。

他看了一会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他赖在床上迟迟不肯起身，并非因为无事可干，而是有太多的事等待他去处理。既然不知道先做哪一件，那就索性什么都不做。

4S店的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妻子的那辆本田轿车已经脱保。对方催促他去与保险公司续约。不过，既然妻子已经离开了鹤浦，车辆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他完全可以对他们的威胁置之不理。

母亲昨晚在电话中再次敦促他去一趟南山。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王元庆，正在那里的精神病防治中心接受治疗。以前母亲每次打来电话，端午都骗她说已经去过了，可这一次的情形有点不同。母亲向他哭诉说，哥哥在春节前，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自残行为。端午当即给精神病院的周主任打电话核实，却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母亲酷爱编故事。

他要去一趟邮局。福建的“发烧友”蔡连炮给他寄来了一对电子管。那是美国西电公司（West Electric）1996年生产的复刻版的300B。端午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对声音的敏感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态，却无力自拔。他打算用西电的这对管子，来取代原先湖南产的“曙光”。据说西电生产的300B，能够极大地增加扬声器低中频的密度，并提升高频的延展性。蔡连炮在电子邮件中吹嘘说：

用我这对管子听舒伯特的《冬之旅》，结像效果会让你目瞪口呆！你几乎能够看得见迪斯考的喉结；听海顿的《日出》，你甚至可以闻到琴弦上的松香味。你能感觉到日出时的地平线，晓风拂面。而瓦尔特报纸版的“贝六”又如何呢？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崩崖裂石，高山出泉，宛如风雨夜至。

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不过端午还是宁愿相信他。每天听一点海顿或莫扎特，是谭端午为自己保留的最低限度的声色之娱。

每天堕落一点点。

他还要去一趟梅城，将儿子从母亲家接回来。“五一”长假就要结束了。而在此之前，他还得去同仁堂替母亲买点药。她的便秘已持续三周。端午向她推荐的芹菜汁疗法没有什么作用。

起风了。黄沙满天。屋外的天色再度阴沉下来，似乎又要下雨。他最好立即动身，否则等雨下起来，他也许根本打不到出租车。

当然，在所有的这些琐事之外，还有一件更为棘手的麻烦在等着他。

他家在唐宁湾的房子被人占了。这件事虽然刚刚发生，但其严重程度却足以颠覆他四十年来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

他躺在床上，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直到听见有人按门铃。

这是一个冒失的来访者。既按门铃，又敲门，想以此来强调事情的紧迫程度。

3

来人名叫骆金祥，自称是庞家玉的乡下表叔。他来自鹤浦所属长洲新区的官塘镇。此人面容苍老，却又染了一头乌发，使端午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年龄。他的一个儿子死了，另外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则被派出所的人抓了进去。

“我那姑娘是一个哑巴，你是知道的（端午其实并不知道）。国胜是从六楼的阳台上摔下来的，他的舅舅是一个杀猪的。而事情坏就坏在那个从新加坡回来的大学生身上。医院的外科主任一口咬定，毛毛处于植物人状态，可以随意处置。毛毛不是别人，正是庞家玉的小学同学。小时候，两家的大人还提过娃娃亲。国胜叫庞家玉的父亲为岳父大人，村里至今还记得这段老话。”

老骆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强作笑颜，把事情说得颠来倒去。他倒不是故意的。

长洲一带是下江官话与吴方言的混合区，老骆的话音很不好懂。他根本不理会端午递过去的餐巾纸，而是将眼泪和鼻涕偷偷抹在自己的裤裆里。为了弄清楚整个事情的原委，谭端午不得不多次打断了老骆的陈述，通过不断的提问，将那些片言只语，小心翼翼地缝合在一起，使它们符合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老骆的二儿子名叫骆国胜（小名或许叫毛毛），起先在长江上经营挖沙的生意。有了一笔积蓄之后，就在长洲镇上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拿钥匙的那天，国胜办了一桌酒席，将父母、哥哥和妹妹都请来吃喜酒，一家人欢天喜地的。饭后，兄弟俩靠在卧室的阳台上抽烟闲聊，趁机消化一下满腹的食物，以及乔迁新居所带来的喜悦和妒忌。国胜是一个大胖子，阳台的镀铬栏杆吃不住他的体重。它悄悄地松动，变形，乃至垮塌。国胜在完成了一套业余的高台跳水动作之后，从六楼栽了下来。他被送到医院后，并未马上死去。医院财务室对账单上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十万，可他还在那硬挺着，不肯离开这个世界。

有点不太懂事。

最后，极富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外科主任也有些看不下去了。他把骆金祥夫妇，还有国胜那过门不到一年的新媳妇叫到了监护室门外的走廊里，对他们暗示说，即便最后能抢救过来（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也是植物人无疑。这样拖下去，银子哗啦啦地流走，什么意思嘛？

听他这么一说，国胜他娘一连晕过去了三次。

最后出面解决问题的是国胜的大舅。他是个杀猪的，心硬如铁。他走到国胜的床边，捋了捋袖子，趴在他外甥的耳边，平生第一次用温柔的语调对他说：国胜啊国胜，你这么硬撑着，有意思吗？俗话说，甜处安生，苦处花钱，你上路去吧。这事不要怨你舅舅，实在是你娘和你媳妇的主意。说罢，他抱住那“讨债鬼”的头和脚，往中间一窝，老二抖了抖腿，这才咽了气。

本来这事就算完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村里的一个大学生从新加坡回来探亲。他听说了这件事，就对国胜的哥哥献计说，新建商品房的阳台栏杆经人轻轻一靠，就塌了个屌了，这在文明程度如新加坡一般的国家，是断然不能想象的。毫无疑问，开发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儿子一听，脑子一热，连夜就叫齐了一百多人，将开发商的销售中心围了起来。他们在门外喊了一夜，也没能见到开发商的半个人影，倒是把派出所的人招来了。

“派出所与狗日的开发商是勾着的，这个你晓得的？”端午摇头，表示他并不晓得。老骆最后道：“警笛一响，一百多号人一哄而散。可怜我那老大，还有哑巴姑娘，都被派出所捉了进去。人到现在还没放。”

老骆的故事，与互联网上类似的社会新闻相比，实在没有多少新意。端午连茶也没给客人泡，心里暗暗盼望着他早点离开。他心烦意乱地告诉老骆，他的妻子庞家玉此刻并不在鹤浦。她到北京学习去了。而他本人，则“对法律一窍不通”。随后，他刻意地保持沉默。一声不吭，是他的绝招。他知道骆金祥支持不了多一会儿。他的冷漠和心烦意乱都不是装出来的，因而更加令人生畏。

老骆带来的礼物，一网兜品相不好的水果、一袋黑芝麻、两瓶“蓝色经典”洋河白酒，庄重地搁在淡蓝色的玻璃茶几上。

两个人僵持了一阵，老骆并没有感到任何不自在。他不无夸耀地提到了农村的新变化。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拆迁。新建的航空工业园外，甚至停着一架报废的麦道82飞机。八车道宽敞的马路，三个小时可达杭州。亚洲最大的造纸厂。镇上的瑞典籍工程师。他甚至还提到了在四星级宾馆门前公然拉客的妓女。说起这些变化，老骆的脸上不无骄傲之色。端午只得明确地提醒他，自己一会儿还得出门办事。

金祥临走前，再次提到了死者的那个舅舅。他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由他（舅舅）出面，将国胜的遗体从医院的太平间取出来，在夜幕的掩护下，将它悄悄地运到派出所，堵在派出所的门口。诈他娘的一回尸。舅舅的见识是：派出所再厉害，也不太可能拘留尸体，等到他们找上门来，事情的主动权说不定会悄然易手。金祥让端午帮他合计合计，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可控制的后果。

端午想了半天，字斟句酌地回答道：“也不妨试试。”

“你确定？”老骆马上反问道。

端午疑心自己一旦说出“确定”二字，对方的“恭喜你，答对了！”就会脱口而出。看得出，老骆对中央电视台“快速抢答”一类的综艺节目，早已谙熟于心。

看见金祥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端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认真地把舅舅的计划想了一遍，建议作出如下改动：

“你们不妨大张旗鼓地为死者办丧事。殡仪馆的灵车绕道至派出所的门口，由母亲出面，恳请派出所准许你的大儿子和哑巴姑娘参加葬礼。必要的时候，可以下跪。只要人放出来，事情就可了结。”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等办完了丧事，我们再把人还回去？”金祥问。

端午的心一下就揪紧了。他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骆金祥们的理解力。

4

两年前，母亲张金芳就正式地向端午提出来，她们要从梅城搬到鹤浦来住。她要让孙子若若在她的视线中长大成人。母亲所说的她们，除了张金芳本人之外，还有一个安徽籍的保姆小魏。当端午试着与妻子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庞家玉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想都别想！你让她趁早死了这个心吧。”

家玉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端午只能劝母亲“缓一缓”。张金芳虽说远在梅城，可她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缓一缓”这三个字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关节。她知道，又是“那个屄”在作怪。她并不着急。她有的是修理儿媳妇的祖传秘方。随便使出一两手阴招，庞家玉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要不，我们另买一套商品房给他们住？”家玉终于退了一步，主动提出了她的折中方案。“南京，上海，甚至苏州的房子，都快涨疯了。鹤浦这边暂时还没什么动静。即便从投资的角度考虑，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你说呢？”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去银行办理按揭，以及接下来的装修，都由庞家玉一手操办。她知道端午指望不上。用她的话来说，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这是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所说的话。在心情不那么好的时刻，她的话往往就以反问句式出现，比如：

“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像老冯那样？嗯？”

她所说的老冯，是端午所供职的地方志办公室的负责人。他是一个鳏夫，有点洁癖，酷爱庄子和兰花。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得首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他自己。句式模仿的是马克思，弹的还是“君子不器”一类的老调。

与谭端午相反，家玉凡事力求完美。她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白天，她忙于律师事务所的日常事务，忙于调查、取证和出庭；到了晚上，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折腾自己的儿子。她逼儿子去背《尚书》和《礼记》，对儿子身上已经明显表露出的自闭症的兆头却视而不见。她自学奥数、华数和概率，然后再回来教他。她时常暴怒。摔碎的碗碟，已经赶上了顶碗杂技训练的日常消耗。她的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

家玉所挑选的楼盘位于西郊的北固山下。家玉很满意“唐宁湾”这个名称，因为它是从英文Downing演化而来的。另外，她也没来由地喜欢英国。尽管至今没去过，但她已经开始频繁地浏览英国各大学的官方网站，为将来送儿子去剑桥还是牛津犹豫不决。

新房是个底层带花园的单元。没有家玉所厌恶的“穷光蛋回迁户”。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没有化工厂和垃圾焚烧站。楼上的住户姓白，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不养狗，不打麻将，据说儿子还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可惜名字不叫白岩松。

还好，一切都称心如意。

可是，当新居装修完毕，夫妻二人准备将老太太接到鹤浦来住的时候，张金芳却冷冷地要求他们“再等一等”。她的理由合情合理，不容辩驳：装饰材料和新家具里面暗藏着甲醛、二甲苯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半衰期长达七年，“假如你们不想让我早死的话，就将房子空关个一年半载再说”。那些复杂的化学名词与专业术语从母亲的嘴里毫不费力地说出来，让夫妻二人面面相觑。看来，母亲成天躲在阴暗发霉的卧室里，手握遥控器，控制着那台25寸电视机的屏幕时，她实际上也在控制着整个世界。

眼看着就到了家玉去北京学习的前夕。临走前，家玉琢磨着房子空关在那儿有点可惜，就嘱咐丈夫，不如将它先租出去。一个月的租金就按两千五百算，一年下来就是三万。端午把自己的那点可怜的工资与期待中的租金一比较，没有任何底气去反驳妻子的建议。

“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他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在妻子离开后的第二天，就去北固山一带漫无目的地转悠去了。

他还真的发现了一家经营房屋租售的公司，名为“颐居”。就在唐宁湾小区的边上。简易的活动板房，白色的墙板，蓝色的屋顶。几个小青年正在里边嗑瓜子，打扑克。接待他的业务员是个女孩，亲热地称呼端午为“谭哥”。他喜欢她的小虎牙，喜欢她暧昧、艳冶的笑容，很快就和他们签订了代租合同。月租金果然是两千五，每三个月支付一次。

当他办完了手续回到家中，双腿搁在茶几上，舒舒服服地欣赏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时，才猛然想起房产证忘在了颐居公司。小虎牙将它拿去复印，忘了还给他。看看天色还早，他打算听完了贝多芬的那首升C小调的131，就回去取。其间他接到了三个电话，其中两个是骗子打来的，另一个则来自他的同事小史。小史知道他老婆不在，她那轻松而无害的调情，旁逸斜出，没完没了。

当他再次想起房产证这回事，已经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他去牙科医院拔智齿。回家的途中，趁着麻药的劲还没过，就让出租司机绕道去了唐宁湾小区，打算取回他的房产证。可颐居公司忽然不见了。白墙蓝顶的简易房早已不知去向。原先活动板房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块新修的绿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手握橡皮水管，正在给新铺的草皮浇水。看来，社会发展得太快，效率太高，也不总是好事。

当时，谭端午也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脸颊，来到唐宁湾B区的新居前，发现自己的钥匙已经无法插入门上的锁孔了。他按了半天门铃，无人应答。他只得绕到单元楼的南边，透过花园的蔷薇花丛，朝里边窥望。

自己家的花园里，齐膝深的茅草已被人割得整整齐齐。花园中央还支起了一把墨绿色的太阳伞，伞底下的木椅上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她正在打电话。

端午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猫下腰来，躲在了邻居家蔷薇花丛的后边，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他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远在北京的庞家玉，而是首先向他在《鹤浦晚报》当新闻部主任的的朋友徐吉士求助。吉士让他不要慌。他在电脑上飞快地查了一下，很快就回电说，鹤浦的确有一家名叫颐居的房屋租售中介公司，只是两个电话都无人接听。公司的总部在磨刀巷2号。

“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吉士安慰他道，“你把房子租给了中介公司，公司又将房子租给了别人。这很正常。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我的感觉不太好。”端午道。他又补充说，在这个时代，不好的感觉总是要被应验，成了一条铁律。

吉士拿他的感觉没办法。

傍晚时分，两人心急火燎地赶往磨刀巷，正遇上拆迁户撒泼闹事。一家老小浑身上下浇满了汽油，威胁自焚。大批的警察在巷子口设立了安全线，他们根本进不去。根据徐吉士的分析，既然整个巷子都在拆迁，颐居公司自然也不会正常办公。他们决定重返唐宁湾小区，找租家先问问情况再说。

他们在门口守候了两个小时，堵住了下班回家的女主人。这个女人是个高个子，从一辆现代“索纳塔”轿车上下来，胳膊上挽着一只冒牌的LV坤包。她的态度十分蛮横，根本不爱搭理他们俩。她说，房子是她从“某公司”合法租下的，并有正式合同。她预先付清了两年的房租。

两年。她说得清清楚楚。

徐吉士低声下气地问她，能不能去家里略坐片刻，双方好好沟通沟通，那女人反问道：“可我凭什么让你们进屋？现在的社会治安这么乱，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吉士早已将自己的名片掏了出来，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她。那女人看都不看，眼神中透着嫌恶和不屑。于是，此刻已变得有点气急败坏的徐吉士，腆着脸问她的“贵姓”，在哪里上班，那女人就猛地摘下墨镜，将头发早已谢顶，状态颇显猥琐的徐吉士打量了半晌，用纯正的北方话对他道：

“你他娘的算是哪根葱啊？装他妈的什么大尾巴狼？”

趁徐吉士被吓得一哆嗦，稍一愣神的工夫，那女的早已进了屋，门“砰”的一声就撞上了。

唐宁湾小区边上，有一家扬州人开的小馆子。很脏。他们在那吃了晚饭。啤酒泛出杯沿，都是泡沫碎裂的声音。吉士说，那女的长得有点像孙俪，只可惜脸上多了几个雀斑。端午根本不知道孙俪是谁，但他知道吉士喝多了。吉士又问他，有没有留意她臀部很大，腰却很细。他越说越下流，猥亵。他喜欢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他说，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遗憾是，还没有和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上过床。

第二天下班后，端午再次来到了磨刀巷2号。颐居公司所在的那栋老楼，已拆掉了一半。黑黑的椽子外露，像X光片下的胸肋。

5

骆金祥走后，端午把莫扎特的那首《狩猎》又听了一遍。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好。太多的烦心事像枯叶一样堆积在他的内心。他知道，痛苦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清除的，只能用一个新的来盖住那个旧的。为了把自己从这样一个有毒的心绪中解救出来，他决定立即动身去梅城接儿子。

梅城原是鹤壁专区所属的一个县，由于发电厂、货运码头和备战船厂的修建，1962年拆县建市，成为计划单列市。1966年至1976年，梅城先后更名为永忠市和东方红市。1988年，梅城重新划归鹤壁管辖，成为一个新型化工区。鹤壁也和临近的浦口合并在一起，改名为鹤浦市。

1976年10月，十四岁的谭端午陪伴母亲和哥哥，将父亲谭功达的遗体送去火化。那是他记事后第一次看见父亲。从梅城模范监狱到城外的火葬场，只有不到八公里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滂沱大雨淹没了狭窄的煤屑公路，也多少冲淡了装载尸体的平板车上发出的阵阵恶臭。平板车被一辆熄了火的运煤大卡车挡住了去路。那时，他们已经能够看见火葬场的烟囱了。

它被一道绚丽的彩虹映衬着，显得壮美无比。

端午愿意用他尚未充分展开的一生作抵押，渴望大雨停止，渴望尽快抵达那里，渴望早一点摆脱那具正在腐败的死尸。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他想到火葬场，心中奔腾着的情感竟然首先是渴望抵达的朦胧希望。或者不如说，它就是希望本身。母亲除了用恶毒的语言高声咒骂父亲之外，也显得束手无策。哥哥王元庆尽管与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却在关键时刻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他将父亲已经有点腐烂的尸体从板车上卸下来，背在背上，趟水步行，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将父亲送进了火葬场的焚尸炉。王元庆也就此确立了自己作为未来家长的牢固地位。

在他面前，母亲开始变得柔眉顺眼，迅速地蜕变成一个受他保护的小女孩。

这座殡仪馆仍在原先的位置。它位于鹤浦至梅城高等级公路的正中间。高大的烟囱依然摄人心魄，只是记忆中的彩虹不再出现。在殡仪馆的正前方，一座现代化的妇婴保健医院正在拔地而起。虽说殡仪馆早已废弃不用，但尚未来得及拆除的烟囱仍以一个睿智而残酷的隐喻而存在：仿佛呱呱坠地的婴孩，刚一来到人世，就直接进入了殡仪馆的大门，中间未作任何停留。

刚过了五月，天气就变得酷热难当了。出租车内有一股陈旧的烟味。司机是个高邮人，不怎么爱说话。道路两边的工厂、店铺和企业，像是正在疯狂分裂的不祥的细胞，一座挨着一座，掠窗而过，将梅城和鹤浦完全焊接在一起。

金西纸业。梅隆化工。华润焦化。五洲电子。维多利亚房产。江南皮革。青龙矿山机械。美驰水泥。鹤浦药业。梅赛德斯特许经销店……

虽然是晴天，端午却看不见太阳的位置。它在，你却看不见它。也看不到一只鸟。他听见手机响了起来，却未马上接听。他在心中反复斟酌，艾略特那首广为人知的《The Waste Land》，究竟应该译作《荒原》，还是《被废弃的土地》？好像这事真的很要紧。

庞家玉从北京打来了电话。端午问她，为什么闹哄哄的？他什么也听不清。

“我和朋友正在中关村的沸腾鱼乡吃饭。我出来了。现在听得清楚吗？”家玉似乎有点兴奋。

她提到了上午听过的一个报告。报告人是一个姓余的教授。他讲得太好了。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们在吃饭时仍在争论不休。报告的题目似乎叫做《未来中国社会的四大支柱》。

由于夫妻二人本来可聊的话就不多，再加上庞家玉在明显的激动中情绪亢进，端午只得假装自己对所谓的“四大支柱”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哪四大支柱啊？能不能简单地说说？”

“第一是私人财产的明晰化，第二是宪法的司法化，第三是……后面两个，怎么搞的？我这猪脑子，等我想想。”

“是不是代议制民主和传媒自由啊？”端午提醒她。

“没错，没错。就这两条。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神了，你又没听过上午的报告。”

“狗屁不通的四大支柱。不过是食洋不化的海龟们的老生常谈。”端午刻薄地讥讽道，“你可不要瞎激动，人家余教授的支柱可是美国福特基金会。”

听他这么说，家玉在电话那头立刻就不做声了。短暂的静默过后，家玉问他房子被占的事有没有进展。端午说，他前天下午又去了一趟唐宁湾，那个脸上有雀斑，长得像孙俪的女人威胁说，如果他胆敢再去敲门，她就立刻报警。

就好像那房子原本就是他们家的。

“这事你就别管了，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别忘了去梅城接孩子。早晨要看着他把鸡蛋吃完。还有，你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作业。仔仔细细地检查，尤其是奥数……”

端午告诉她，此刻他就在赶往梅城的出租车上。

若若的肩头站着一只虎皮鹦鹉。绿色的羽毛像铜锈，红色的冠顶像鸡血。它叫佐助。端午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要给它取上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也懒得去打听。若若正在给它喂瓜子。小魏手里捏着一把香葱，从厨房里出来，朝他怯怯地一笑。

这个小姑娘来自安徽的无为，是家玉从家政公司雇来的保姆。端午不能容忍在写作时有人在他眼前晃悠，就在张金芳七十大寿那天，将她作为生日礼物转让给了母亲。每次见到她，端午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怜之感。她伺候母亲还不到两年，孩子气的口吻，眼中亮晶晶的光芒，身体里掩藏不住的活力，都一并消失不见了。嘴角的线条变得僵硬而锋利，小动物般的眼神既警觉又卑怯。

母亲在卧室里用扑克牌算命。电视机开着。桌上的茶盘里放着几块饼干。看到端午走进来，她就用遥控器调小了电视机的音量，立即向他抱怨起自己的肚子来。她的肚子胀得像一面鼓。敲上去咚咚响，拉出来的屎一粒一粒，硬硬的，就像羊屎豆一样。还得小魏一点一点地替她往外抠。除了便秘之外，她也健忘得厉害，刚说的话，一眨眼就忘记了。

“家玉怎么没一起来？”母亲问道。

“她去北京了，还得有一个月才能回来。她刚刚给我打过电话，还让我代她问你好。”

“那就多承她这份好心。”母亲不冷不热地道，“你去看过元庆了吗？”

“过阵子就去。”端午说，“这两天太忙了。”

“总是忙。也难怪，你们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前程。我不妨碍你们。到了我这把年纪，活一天，算是两个半天，迟早是个死。你们不用放心上。就当是家里养了条老狗。有人定时喂点食，我就知足了。”

端午见她越说越不是滋味，眼见得又要哭哭啼啼，只得赶紧找话来打岔。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元庆了，”母亲说，“真是日鬼。他不是你爹亲生的，每走一步，都踩着那个疯子的脚印。人站在地上，脑子却飘在云头里，真是日鬼。当初我就不高兴他出钱去修什么精神病院，结果呢？精神病院盖好了，他自己头一个住了进去。”

母亲说着那些不着边际的话，朝正在门口探头的若若招了招手：“快过来，你老子要带你走了，过来亲亲奶奶。”说着，她扶着桌沿，艰难地站起身来。

若若朝她跑过去，一头扑在她怀里，差点把她撞倒。母亲俯下身子，搂着他，将脸侧过来让他亲了一下。

“不行！两边的脸都要亲。”母亲笑着又把脸转向另一侧。

出租车开出去很远了。坐在后排的若若隔着防护栏，用手指捅他的肩膀。

“老爸，恐怕我们还得原路返回。”

“为什么呢？又要作什么怪？”端午扭过身去。若若肩头上的那只虎皮鹦鹉，正在威严地望着自己。

“我的PSP游戏机忘在奶奶家了。”儿子说。

“没关系，忘了就忘了吧。过几天我们还要过来。你正好收收心。”端午不假思索地说。不知为何，他害怕再见到母亲。

“可是，老爸，你最好还是回奶奶家一趟吧。”儿子不紧不慢地说。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因为，PSP是装在书包里的呀。”

“你是说，你把书包也落在奶奶家了？”

“本来就是。”

端午只得叹了口气，苦笑着，吩咐司机掉头。

当出租车来到母亲家小区的大门口时，他看见小魏正提着儿子的书包，在马路边四处张望。

6

1985年7月，谭端午从上海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留在了该校的第三附属中学教语文。当时，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给他的恋爱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不断更换女友的原因，据说是为了找到自命不凡的爱情，可其中夹杂着多少对肉体的迷恋和贪婪，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始终找不到比性交更好的事。

一天下午，他去校门口的银行取钱。在窗口排队等候时，他遇见了自然辩证法研究所（简称自辩所）的一位教授。谭端午在本科阶段苦读《资本论》时，曾多次登门向他求教。此人已离开了自辩所，成了新创建的哲学系的系主任。他极力怂恿谭端午离开三附中，报考他的研究生。那时的端午还未学会拒绝别人的好意，就一口应承下来，进入了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等到毕业答辩的那个学期，发生了一件席卷全国的大事。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情绪亢进、眼睛血红、嗓音嘶哑。他以为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旋转乾坤，可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次偶发的例行梦游而已。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就开始了颇为夸张的自我放逐（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虑，此举都完全没有必要）。北上陕甘宁，南下云贵川，折腾了半天，最后回到了他的老家梅城。

母亲张金芳差一点没认出他来。在听了儿子的离奇经历后，张金芳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光，一遍遍地抚摸着儿子的肩胛骨，笑道：“儿啊，你都快要变成姚佩佩那个小瘟屄了。”

当时，谭端午对于母亲口中的这个姚佩佩不甚了了，也根本没有心思去刨根问底。他在鹤浦的诗友徐吉士和陈守仁一路打听，来到了家中，力邀他前往鹤浦暂住。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安全”。陈守仁的母亲是鹤浦园林局的副局长，很容易就在南郊的山坳里为他找到了一处隐身之地。

他所居住的那个行将坍塌的小院，名为听鹂山房，是古招隐寺的一部分。吉士说，一千七百年前，昭明太子萧统也曾在这个小院中编过《文选》。竹篁清绝，人迹罕至。院外有一方宽阔的池塘，养着睡莲，四周长满了芦荻和菖蒲。白天，他在炎炎夏日的蝉鸣和暴雨中酣睡。晚上的时间，则用来阅读他心爱的聂鲁达和里尔克。

吉士和守仁很少来看他。据说也是为他的安全着想。

那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三个月。这种甜蜜和愉悦，不仅来自城市山林的清幽阒寂、风物幽美，不仅受惠于晨昏颠倒的无拘无束和无所事事，也来自于他对人生的全新领悟：他置身于风暴的中心，同时又处于风暴之外。端午甚至于暗暗期盼着，能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夏去秋来，朝雨暮云；花发花落，直至终老。当然他也知道，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他已经在痛苦地思考这样一个令他震惊的悖论：没有强制，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自由。

仲秋的蒙蒙细雨很快将他拽回到现实之中。离开鹤浦的前一天，徐吉士口袋中揣着一瓶“双沟大曲”，前来向他告别。他的手里拎着一只血水淋漓的芦花鸡，他还带来了鹤浦船舶工程学院的两个女生。一个略胖，一个清瘦。据说，她们都酷爱写诗。

那天下午，端午领着三位客人，把招隐寺所有的遗迹都转了个遍。但端午很少说话，女孩们的出现，使得依依惜别的情感愈发浓郁。另外，仔细地比较这两个女生的气质与长相，也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最后，他们来到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边。徐吉士命令两个女生转过身去，以便他们对着“梦溪秋泛”的摩崖石刻撒尿。两个女生都捂着嘴笑。在她们转过身去的时候，吉士神秘地对端午小声说道：

“如果在这两个女孩当中，你可以留下一个过夜，无需考虑后果，你会挑谁？”

端午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抖裤子的一刹那，未来的命运就此改变，而是虚伪地推托说：“这怎么可以？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还没记住呢。”

两个女孩都很迷人。选择一个，就等于是放弃另一个。他还是更钟情于长得略胖的那个。至少看上去颇为开放，言谈举止有一种成熟的、落拓不羁的美。她穿着暗红色花格子西装短裤。裸露的大腿已无需验证。另一个女孩，一说话就脸红，稚气未脱，面目清纯。哪怕是动一动“不好”的念头，都给人以一种很强的犯罪感。

既然谭端午一直表白自己不好意思，徐吉士只得替他挑选。从端午那些发表的诗歌来看，吉士断定端午对“纯洁”有着非同一般的迷恋。于是，傍晚时分，在浓密的树林中，徐吉士带着胖女孩（后来端午知道，她叫宋蕙莲）“突然失踪”。

后来，端午也知道，徐吉士离开招隐寺后，就带她去看电影了。在光线昏暗的电影院里，徐吉士有些突兀的试探很不成功。看上去“很好弄”的宋蕙莲，在给了他一记凶狠的耳光之后，还用刺耳的苏北话当众骂了他将近十五分钟，迫使印度电影《奴里》的放映一度中断。

与此同时，在招隐寺池塘边的小院里，李秀蓉坐在电炉前，正在为钢精锅盛不下一只芦花鸡而发愁。她一脸茫然地望着谭端午，笑道：“把鸡头按下去，鸡腿就顶了出来，怎么办？”

端午就借机把脸凑向她的耳边，用一种他自己也觉得陌生的古怪腔调对她说：“我这里，也有什么东西要顶出来了……”

秀蓉一时没听懂他的流氓话。她转过脸来，仰望着他，冒失地问道：“什么东西？能不能让我看看？”

话音刚落，她的脸一下就红了。眼睛里露出惊骇和难以置信的表情。端午就把她手里紧紧拽着的一双筷子拔了出来，顺手扔进了墙角，然后抱住了她。

她的挣扎也在他意料之中。他知道，她的羞耻心和道德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紧紧地搂着她，一声不吭。在悲哀和怜悯中，等待着她僵硬的身体慢慢变软。等待着她双唇微启，双目紧闭，喘息声一点点加剧，任由他摆布。

事情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得多。可他并没有就此忘掉另一个女孩。即便是在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刻，他的脑子里仍想象着夕阳中闪闪烁烁的花格子红短裤。甚至，他有些冷酷地想到，要是换成了另一个女孩，会不会感觉更好。

他问她疼不疼，秀蓉的回答让他不由得一阵揪心：

“不用管我！”

事后，她有些撒娇地将手掌摊在灯光下给他看。端午在拔去她手中筷子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竹棱竟然在掌心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好在伤口不深，流出来的一点血，也早已凝固。端午就顺便夸她的手好看。不知为什么，秀蓉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好不好看，反正它已经是你的了。”

端午听她这么说，猛不丁地吓了一跳。他心里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将自己第二天一早离开鹤浦的事告诉她。直到秀蓉再次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要不要出去走走？”

于是，他们出了院门，来到门外的荷塘边。她那只受了伤的手，一直在他的口袋里与他十指相扣。初秋的风，冷却他发烫的脸。他甚至能听见紫色的睡莲在夜间开放的声音。

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一种深深的担忧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无法假装不知道，秀蓉还在发烧。他从她牛仔裤口袋里掏出来的钱，还剩下十二块零八角。他买了一瓶矿泉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从这些钱币中还发现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

昨天下午，他们刚一见面，胖姑娘宋慧莲就向端午索要上海的通讯地址。秀蓉明显地犹豫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似乎有点不太礼貌，就勉强地提出了她的要求。现在，这张写有自己名字和地址的纸条，又回到了端午的手中。这就意味着，假如秀蓉意识到自己被遗弃之后，甚至无法给他写信。

“难道我还希望她给我写信吗？”端午克制不住地一遍遍问着自己。经过意志力的反复作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不过是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子。一切都结束了。两个人未来的道路，没有交汇点。

学校里一切如常，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没人追究他长达四个月的神秘失踪；没人向他问起他在那场暴风雨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没有人让他写检查，或协助审查；甚至就连自己的导师，对他的突然失踪，也只字不提，讳莫如深。

又过了两个月，论文答辩在延期了半年后终于再次举行。他顺利地拿到了哲学硕士学位。导师让他在继续攻博，或者去上海教育出版社就职之间做出选择。很不幸，这一次谭端午对导师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准备第二年四月份的博士考试，对师兄弟们旁敲侧击的善意提醒置若罔闻。最后，他以笔试总分第一的成绩，在最后的面试中败北。导师将来自黑龙江的一位女进修教师纳入自己帐下。

不过，导师总算没有忘记他。

在“五一”节的家庭便宴上，已升为副校长的导师又提出两个单位，供他挑选。一个是上海博物馆，另一个则是宝钢集团的政策研究室。谭端午一直都想找个机会与导师决裂，便当着众人的面，坚决地予以拒绝。随后，师徒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端午完全失控，“暮年心炽，不忘荣宠”一类的蠢话，也连带着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导师的脸被气得煞白，训斥他的时候，连脏话都带出来了：

“册那！侬格小赤佬，哪能格能副样子！侬以为侬是啥宁，弗来三格！”

管他来三弗来三，既然端午已决定不食周粟，不接嗟来之食，拂袖而去，只能是最终的选择了。他后来四处投递简历，都没有回音。他还两次去过用人单位的招聘会，都没有获得面试的机会。很快，宿舍的管理员领着保卫处的两个彪形大汉，来到他的寝室，责令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从第一学生宿舍消失。

他偶尔也会想起秀蓉。想起她略带忧戚的清瘦面容。她那清澈的眼神。她那天穿着的红色的圆领汗衫。还有，那只受了伤的手。她在招隐寺池塘边跟他耳鬓厮磨时说过的话，像流水一样漫过他的全身。百感交集之中，亲人般的情愫，哽在他的喉头。

事实上，他也曾给徐吉士打过一次电话，询问秀蓉的近况。吉士因为宋蕙莲的指控（她坚持认为，吉士在电影院中侵犯她的私密之处，并非乳房，而是乳头），在派出所待了十五天。端午一提起秀蓉，吉士就马上用“往事不堪回首”一类的话来搪塞。他显然被吓坏了。端午还尝试往鹤浦船舶工程学院寄过一封信，可很快就被退了回来。

到了这年的六月初，他的桥牌搭档，中文系古代文献专业的唐伯高，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鹤浦矿山机械厂要到他们系来招一位中文秘书，待遇优渥，可没人愿意去。伯高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风雪还故乡，你既是鹤浦人，与其在这里飘着，不如归去来辞个他娘的毬的。端午心里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得答应试试看。事情进展之顺利，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一个月后，他已经在学校的办公楼，办理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转移手续了。所有的人都对他笑脸相迎，所有的办事员都手执圆头图章，身体后仰，随时准备在他送上的表格上给予重重的一击。

只有当他想起秀蓉，沉浸在与她共处一个城市这样虚幻的亲切感之中时，他的心里才略微好受一些。

矿山机械厂位于鹤浦市三十公里外的一个荒僻的小镇上。到处尘土飞扬。除了每天陪厂长喝酒之外，基本上无事可干。他向吉士抱怨说，他来到的这个鬼地方，似乎并不是就业，简直就是被劫持，跟蹲监狱没什么本质的差别。陈守仁和徐吉士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将他的档案关系转到了鹤浦地方志办公室。

端午来到鹤浦之后，并未立即去找秀蓉，甚至也不想这么做。吉士尝试着要给他介绍新的女友，端午也没有拒绝。直到一年后，他与秀蓉在华联百货二楼的周大福金店再次相遇。当时的秀蓉已经改名为庞家玉了。

当时，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

7

这是周末的一天。吃过晚饭，端午将儿子叫到餐桌边坐下，一边抚摸着他那柔软的头发，一边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自己要出去一会儿，可能很晚才能回来，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勇敢地”待在家中。

“那我能玩PSP吗？”儿子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

“当然可以。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我能不能看《火影忍者》？”

“看吧。”

“那，我能不能带上佐助，去戴思齐她们家……”

“不行，绝对不行！”谭端午斩钉截铁地打断他，“你不能出门，也不能让任何人到家里来。爸爸带着钥匙。无论什么人按门铃，你都必须装作听不见。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咱们小区13号楼发生的灭门案吗？一家五口，包括不到两岁的……”

端午没再说下去，因为他发现儿子下意识地搂紧了那只鹦鹉，眼睛里早已流露出明显的惊恐之色。

徐吉士下午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他晚上在“呼啸山庄”有一个聚会。而且，国舅也会到场。“你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既然你找不到颐居公司，不如让国舅来弄她。”端午不知道国舅是谁，也不太清楚吉士为何要让他们见面。正想问个明白，吉士匆匆就将电话挂了。

“呼啸山庄”是陈守仁建在江边的别墅。离废弃的船坞码头不远。守仁总能窥见市政府的底牌。他知道五年后的船坞码头一带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以极低的价格从江边的渔民手里买下了大片的宅基地，凿池引水，盖楼圈地，忙得不亦乐乎。他和主管城建的一位副市长去了一趟意大利，就异想天开地要让江边肮脏的棚户区变成另一个苏莲托。前年冬天，别墅刚落成的时候，端午和家玉就曾去过。他也时常去那儿钓鱼。不过，那一带暂时还看不出什么灯红酒绿的样子。芦蒿遍地，荒草丛生，加上江风怒吼，野兔出没，让人更觉凄凉。

端午在马路边一连拦了三辆出租车，可没有人愿意去那个“鬼地方”。最后，在一旁窥望多时的一个摩的司机，推着摩托车来到他跟前，阴沉着脸对他道：

“日你妈妈！来噢，五十块钱，阿去啊？”

端午犹豫了一下，只得上了他的车，搂着他那肥肥的啤酒肚，朝江边码头方向疾驰而去。

与前一次来的时候相比，守仁的庄园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呼啸山庄”这个名称似乎可以改成“画眉田庄”了。花园的东南角新建了一座八角凉亭。凉亭边有一座太湖石堆砌的假山，只是刚栽的紫藤和茑罗还没来得及将它覆盖。凉亭与别墅之间，有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小径旁甚至装上了蘑菇状的路灯。草坪大概刚刚修剪过，端午还能从草香中闻到阳光特有的味道。花园里原先有一个挖了一半的水坑，守仁曾想修一个露天游泳池，现在则在四周砌上了青石，养起了莲花。

紧挨着东边铁门的铁蒺藜院墙边，密密地栽了几排泡桐。虽说才一年多，泡桐已经长得很高了。吉士说，守仁当初栽下这些泡桐的目的，就是图它长得快，希望这些泡桐长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树篱，将他的别墅与不远处混乱肮脏的棚户区隔开。守仁崇尚病态的“唯美”和“虚静”。那些打着赤膊的穷光蛋，让他一看就心烦。这些人的存在，会严重地干扰守仁“静修”时的心境。

园子的西边有一大块空地，一直延伸到过江的高压线塔的边上。守仁将他的乡下老婆小顾，从泰州接了过来，在那片空地上种植“绝对不用农药和化肥”的有机蔬菜。黄瓜、大豆、番茄、扁豆、茄子、大蒜，应有尽有。除了供应一日三餐之外，还能分赠好友。家玉曾用小顾送来的韭菜做了一次春饼，结果由于吃得太多，反而拉起了肚子。

小顾在灯光幽暗的门廊下迎候他。尽管端午再三表示自己已吃过晚饭了，可守仁还是执意让夫人给他下了一碗湾仔馄饨。

下沉式的大客厅里坐了一屋子的人。烟雾缭绕。他们分成几拨在聊天。除了文联主席老田和几位鹤浦画院的画家之外，端午基本上都不认识。其中或许不乏当地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净说一些不着调的废话，末了还感叹：“现在的老百姓，真是不太好弄。”

当守仁向老田感慨说，这年头还是保命要紧时，老田突然把身体向沙发上猛地一靠，笑道：“日你妈妈！这命，是你想保就能保得住的吗？”

他们正在探讨养生经。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里有亮白剂。鳝鱼里有避孕药。银耳是用硫黄熏出来的。猪肉里藏有β2受体激动剂。癌症的发病率已超过百分之二十。相对于空气污染，抽烟还算安全。老田说，他每天都要服用一粒儿子从加拿大买来的深海鱼油，三粒复合维生素，还有女儿孝敬他的阿胶。

端午问守仁，怎么没看见吉士？

守仁大概是没听见，正向老田推荐他最近研制的养生新配方：用冬虫夏草、芡实、山药、莲子和芝麻磨成粉，用燕窝、蜂浆和骆驼奶调匀了，放在蒸锅里蒸。

老田问他，是单峰骆驼还是双峰骆驼，旁边坐着的一个身穿开襟毛衣的女孩，“扑哧”一声就笑了起来。她的脸上，有一种令人伤心的抑郁，也有一种让中年男人立刻意识到自己年华虚度的美。

守仁还是听见了端午刚才的问话。因为他此时笑着对那个女孩说：“绿珠啊，你到楼上去，把徐叔叔叫下来。”

原来，吉士正在楼上打牌。

很快，徐吉士醉醺醺地从楼上下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身穿黑西装的人。此人长得又矮又胖，却十分敦实。留着小平头，基本上没脖子。大概他就是吉士在电话中提到的那个“国舅”了。

吉士没有朝客厅这边过来。他站在楼梯口的一缸棕榈树下，向端午招手。

那个叫绿珠的女孩没有跟他们下楼来。

三个人出了别墅的大门，径直走到了对面的凉亭里。吉士让端午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向国舅说一说，让国舅带人“扑过去”，替他把那个长得像孙俪的女人轰走。端午倒不是怀疑国舅的能力，而是觉得这样做过于鲁莽。他犹犹豫豫地刚开了个头，国舅就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这种事情大同小异。你不说吾也晓得呢！不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怎么占了你的房子，吾没得屌兴趣。这样好不好，你直截了当，你妈告诉吾，你想怎么弄她？”国舅手里捏着一支粗大的雪茄，在鼻孔下面转动，手上戴着的那枚方方的大戒指十分显眼。

端午瞅了瞅国舅，又求援似的看着吉士，怔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你妈！这世上就没得王法了。你发个话，想怎么弄她就怎么弄她，吾要么不出动，一出动就是翻天覆地。你发个话唦！”国舅仍在那里催促他。

徐吉士见状赶紧对国舅道：“你妈妈，事情还不曾做，不要先把人吓死掉。房子的事，就由你去摆平，让他们滚蛋就行，以不伤人为原则。”

国舅道：“这个吾晓得呢，有数呢，没得事的。”

正说着，忽然看见小顾沿着鹅卵石小径，朝这边急火火地走过来。小顾说，守仁请了两个评弹演员前来助兴，出租车在经过棚户区的沈家巷时，轧死了一条小狗，被村民们围住了。小顾让国舅赶紧过去看看。“多把人家几个钱，先把人给领回来。”

“屌毛！”国舅一听，就从石凳上蹦了起来，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一边骂骂咧咧地跟着小顾走了。

“国舅这个人，今天喝了点酒，有点激动。”国舅走后，吉士对端午道。

“这事最好不要让他插手。”端午正色道，“家玉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平常最看不惯吆五喝六的人。她还有一个月就从北京回来了，此事等她回来再做商议。事情还没到那个火烧眉毛的程度。无非是损失几个房租罢了。万一火上浇油，国舅这边再生出什么事来，反而不好收拾。”

听端午这么说，吉士又想了想，道：“那就先缓一缓？”

“缓一缓。”端午道，“你们怎么叫他国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嗨，他本名叫冷小秋，是鹤浦一带有名的小混混，近来靠上了守仁这棵大树。平常手下养着七八十号人马，一旦房屋拆迁遇到麻烦，房地产商往往会来请他去‘主持正义’，他就指挥着手底下的那帮小喽啰，一哄而上，见鸡杀鸡，见狗杀狗。当地百姓都怕他。去年，他还被全市的房地产行业评为‘拆迁能手’。其实，地方上有时候也暗中找他帮忙。”

徐吉士笑了笑，又接着道：“他有个妹子，上高中时与我和守仁同班，人长得漂亮，有个外号叫‘杨贵妃’。她既然是皇妃，小秋不就成了国舅了吗？”

“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那个杨贵妃后来如何？”

“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两口子都依着守仁，在他公司里做事。听说守仁还跟贵妃生过一个儿子，也不知真假。”

两个人在凉亭里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吉士起身，仍旧去楼上打牌。

端午很想早一点离开，又苦于打不着出租车，只得回到客厅找老田，想让他的那辆破“奥拓”捎他一段。可老田却没有立刻就走的意思。他眯缝着眼睛，对端午道：

“唱评弹的两个小妞，不是还没到吗？”

不知什么时候，守仁已经离开了。客厅里剩下的几个人，正围着两个军迷，讨论歼14的挂弹量，未来航母的舰载机型号，99型主战坦克的作战性能，以及万一南海发生战事，是先打越南，还是先打菲律宾。端午对军事一窍不通，也没什么兴趣，硬着头皮听他们聊了一会儿，就有点后悔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他给家里打了一通电话，没人接。他只得假设若若已经在床上睡熟了。

国舅已经去了很长时间，可还是没有立竿见影地把那两个评弹演员救回来。可见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通。

8

循着一缕幽暗的桂花香，端午把走廊墙上挂着的油画逐一看了个遍。不觉中，他已走到了大厅西侧的厨房。小顾正在指挥着两个厨子做夜宵。厨房里水汽缭绕。小顾竟然也听说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她熟练地搓着糯米小圆子，裹上白糖和桂花，放到油锅里去炸。随后，又将一只装有酒酿的玻璃瓶子递给端午，让他帮忙打开。

端午一边和小顾说着闲话，一边装出对烹调很有兴趣的样子，不时问上一两个连他自己都深感无聊的问题。比如豆沙馅里为何要拌入猪油？这个季节哪来的桂花？等等。他看见厨房里有一扇通往北边花园的小门，就从那儿踱了出去，来到了屋外。

“呼啸山庄”建在江边一个平缓的草坡上。顺着青石板铺成的小路往前走，可以一直走到草坡底端。那里有一片幽光粼粼的水面。它不过是长江的内江，为泄洪而开凿的人工河。河边有一把收起的遮阳伞，两张木椅。那是平时守仁钓鱼的地方。端午和吉士偶尔也来凑趣，在那儿垂钓、喝茶。

内河中有一道被青草覆盖的拦水坝，通往对面的长江大堤。黑暗中，河水有一股难闻的腥味。他能听见鱼的唼喋声。

端午拂去木椅上的露水，正准备在那儿坐一会儿，忽然看见对面的江堤上站着一个人，正在向他挥手。

当他沿着拦水坝，朝对岸走去的时候，身后的别墅里终于传来了咿咿呀呀的唱评弹的声音。只是琵琶声听不太真切。拦水坝上有泄水漫过，水流的声音把它盖住了。

“你带烟了吗？”那人蹲在大堤上，朝他远远地喊道。

此时，端午已经认出她来，就站在水坝中央，对她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假如我没有带烟的话，就可以原路返回了？”

绿珠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和守仁沾着点亲。她叫小顾姨妈，却奇怪地称守仁为“姨父老弟”，不知为何。平常聚会的时候，守仁也偶尔带她过来。端午和绿珠从来没有说过话。她有一点目空一切的矜持，不爱搭理人。她眼中的任何人都是另一个人。用守仁的话来说，仿佛一心要掩盖自己的美貌，她总是故意将自己弄成邋里邋遢、松散随便的样子，永远是一副睡不醒的神态。

在点烟的时候，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她的眼眶红红的，似有泪光闪烁。端午只当没有看见。两个人隔着两三米远的距离，并排坐在江堤上，看着江面。地上散落着几只细长的白色烟蒂。

端午问她为何一个人待在这里，她也不答话。

“据说这一带就是过去看广陵潮的地方。”绿珠忽然道，她的声音里还夹杂着童稚的清亮。

“长江从这里入海，”端午道，“这一带，过去就叫海门。”

江面上起了雾。江堤往下，是大片的芦苇滩和几块漂浮在江边的沙洲，似乎一直延伸到江中心的水线处。看不到过往的船只。噼噼啪啪的引擎声和低沉的汽笛，在暗雾中远远地传来。黄色的雾霭隔绝了对岸的城市灯火，甚至就连对岸发电厂的三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也变得隐隐绰绰。

没有月亮。

“你看见前面那片渔火了吗？”绿珠朝远处指了指，“会不会是江边的渔民正在下网捕鱼？”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端午果然看见江堤的西边有灯火闪动。像夏夜的荧光一样，似有若无，闪烁不定。

“想不想去看看？”

“那地方看着近，实际上远得很。”端午道，“都说看山跑死马，说不定走到天亮，我们也走不到那儿。”

“反正也没事嘛。”绿珠此刻已经站起身来，“你要不来，我一个人可不敢去。”

端午听见她说话嘟嘟囔囔的，就问她嘴里吃着什么。

“口香糖，你要不要？”她把口香糖递给端午的同时，顺手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她的手凉凉的。

他们沿着江堤，往西走。

绿珠的老家在泰州。父母都是生意人，分别经营着各自的电解铝和硫酸铜公司。父亲死后，她在十七岁那年与母亲大吵一架，开始离家出走。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她到了甘肃的敦煌。她不想往前走了。她喜欢戈壁滩中悲凉的落日。她唯一的伴侣就是随身携带的悲哀。她说，自从她记事的时候起，悲哀就像一条小蛇，盘踞在她的身体里，温柔地贴着她的心，伴随着她一起长大。她觉得这个世界没意思透了。

那年夏天，守仁利用他从德国拷贝来的技术，在西宁投资了一家生产塑钢门窗的企业。他和小顾处理完西宁的业务，闲来无事，就去了一趟鸣沙山的月牙泉。途中经过一个名叫“雷音寺”的戈壁古刹，无意中撞见了绿珠，彼此都吓了一大跳。当时，绿珠正和一个从峨眉山来的“游方僧”在香烟袅绕的天井里悠闲地喝茶。他们连哄带骗，将绿珠带回了鹤浦。

当小顾喜滋滋地拨通姐姐的电话，向她请功卖好的时候，绿珠的母亲只说了一句“我没这个丫头”，就把电话给挂了。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绿珠囔着鼻子道。

他们已经走到了一处废弃的船坞边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腥的铁锈味。她随便就能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让端午不由得暗暗吃惊。

“你当时待在雷音寺，是想出家吗？”端午拉着她的手，从巨大的钢梁的缝隙中穿过，以防她不慎掉入深不见底的坞槽之中。她的经历听上去那么荒诞不经，更像是一个传奇。

“我对出家没什么概念，”绿珠道，“我只是想找个干净的地方死掉。我喜欢那里的深房小院，喜欢地上的青苔和大树的浓荫。院子的墙角有一丛木槿花，那不过是很普通的花。在我们老家，家家户户都用木槿来编织院子里的篱笆。正因为它太普通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它，其实它挺漂亮的。乳白色的花瓣，花底有黑斑，像蝴蝶的翅膀。那天下午，雷音寺里正好没什么游人，我就一个人站在那儿傻看。一个光着脚的峨眉僧人打那儿经过。他老得不成样子，忽然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哭了好半天。后来我就想，出家也许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

“那个和尚跟你说了什么话？”

“他先是嘿嘿地笑了一下。我回头看看，发现他嘴里的牙齿都掉得差不多了。嘴巴瘪塌塌的。他说，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我开始没听清楚，想让他再说一遍，那老头早已走远了。”

她说，当她在雷音寺遇见“姨父老弟”时，游方僧已经答应收她为徒，并给了她一个法号：舜华。她特别喜欢这个法号。因为在《诗经》中，舜华正是木槿的别称。

绿珠跟着守仁回到鹤浦。没待几天，冷静下来的母亲还是从泰州赶了过来。她倒没有执意将绿珠领回去，而是将她托付给了妹妹小顾。临走时，给她留了一张银联卡。后来，守仁就和小顾商量，用卡里的钱送她去澳大利亚的一所会计学校读书。绿珠在墨尔本只待了不到半年，就去了欧洲。当她把银联卡里的钱花得差不多时，就又回到鹤浦来了。她说国外也没劲。哪儿都他妈的没劲。

守仁只得给她在公司安排了一个职位。可绿珠从不去公司上班，有兴致的时候，就陪着她的姨妈，侍弄那一园子的花草和蔬菜。

他的手机响了。

虽然端午心里早有准备，可家玉的态度之严厉，还是超过了他的估计。他不想当着绿珠的面与她吵架，不由得压低了声音，故作轻松地与她周旋。这显然进一步激怒了家玉。

“你在哪儿？我是问你现在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什么朋友？叫什么名字？你现在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嗯？你竟然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都快十二点了，还不回家！什么是啊是啊！你别装糊涂。我告诉你，在美国，你这是违法的！你知不知道？”

最后这一句话把端午惹火了。

去你妈的美国。他在心里骂了一句，对家玉的怒骂答非所问地敷衍着，嘴里说着“好啊好啊，以后再谈”，随后就关掉了手机。

他们已经沿着江堤走了好长一段了。当他们回过头去，已经看不见刚才经过的船坞的铁塔了。很快，他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而且越往前走，臭味就越加浓烈。端午几次建议她原路返回，可绿珠却兴致不减：

“就快要到了嘛！快到了，再坚持一会儿。说不定，我们还能从渔民手里买点活鱼带回去，说不定还有螃蟹呢！”

他们最终抵达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就在长江堤坝的南岸，垃圾堆成了山，一眼望不到边。没有张网捕鱼的渔民。没有鲜鱼和螃蟹。想象中的渔火，就是从这个垃圾填埋场发出的。通往市区的公路上，运送垃圾的车辆亮着大灯，排起了长队。在垃圾山的顶端，几十个人手拿电筒，穿着长筒的胶靴，挤成一堆，在那翻拣垃圾。离他们不远的堤坝下，是一个用垃圾围成的场院，里面有一家小吃店。几个垃圾清运工正在露天围桌而坐，大声地说着话，喝着啤酒。

绿珠并没有显露出大失所望的样子。她向端午要了一根烟，在江堤上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那几个正在喝酒的司机。

端午也只得强忍着难闻的臭气，挨着她坐下来。不知道哪一个念头触动了她的伤情，绿珠的情绪再度变得抑郁起来。端午正想着找什么话来安慰她，忽听见她低声地说了一句：

“妈的，就连这几个非人，也过得比我好。”

“什么叫‘非人’？”

“就是烂人。”

“人家好端端的，又没惹你。”端午笑了起来，“另外，你怎么知道他们过得比你好？”

“他们至少还能及时行乐……”

“难道你就不嫌臭吗？”过了一会儿，端午像哄小孩一样地问她。

“我无所谓。”绿珠说。

“难道我们就守着这个垃圾场，一直待到天亮？”

“我无所谓。真的，怎么都无所谓。”她还是那句话。

“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和史湘云？”他开玩笑地对绿珠说。

这时，绿珠抬起泪眼婆娑的脸，飞快地看了他一眼，笑道：

“只可惜，没有妙玉来请我们喝茶。”

9

端午从呼啸山庄回到家中，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五点多了。

守仁亲自开着他那辆凯迪拉克，一直将他送到家门口的单元楼下。守仁还送给他两条“黄鹤楼”牌香烟，一袋黑龙江“五大连池”的大米，当然，也少不了小顾为他准备的一大网兜新鲜蔬菜。他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向守仁道别时，忽然觉得这个呵欠连天的老朋友，也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样俗不可耐。

他在灯下补写昨天的日记。开头的一句竟然是：

美好的事物扑面而来。

紧接着的一句话与第一句毫无关联：

最使人神往的，莫过于纯洁和宁静以及对生死的领悟。

连他自己看了，都觉得莫名其妙。

他在给儿子准备早餐的时候，若若已经刷完了牙，正在给鹦鹉喂食。自从家玉从川西的藏区带回了这么个宝贝之后，儿子就一次也没有睡过懒觉。他担心佐助饿着。他给它喂松仁、葵花子、南瓜子、黄小米，给它喝蔬菜汁。为了给它增加营养，他还时不时在瓜子、松仁的外面裹上一层烤化的黄油。

“老爸，本来，我昨天想替你说谎来着。可惜失败了。”在餐桌上，若若把煎鸡蛋塞在面包里，讨好地对他说。

“什么意思？”

“昨晚老妈九点钟打来一个电话。我撒了个谎，说你正在洗澡。她说那好吧，就挂了。可问题是，她在十一点多又打来一个电话……”

“那又怎么呢？”

“我还说你在洗澡。”儿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老妈就说，嗯？他两个小时都还没把澡洗完吗？”

“然后呢？”端午摸了摸他的头，又替他把脖子上的红领巾拽了拽，问道。

“我说了实话，老妈发了飙。”

儿子的话让他再度陷入到令人厌恶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向家玉解释昨晚的事。虚构故事，已经让他感到深深的厌倦。当然，他也意识到，与绿珠相识所带给他的那种灵魂出窍的魔力，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得迟钝。

送走儿子之后，端午仍然毫无倦意。他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听了会儿音乐。巴赫的平均律。自从换上了蔡连炮寄来的胆管之后，古尔德的钢琴声果然更加饱满，且富有光泽。他甚至能够看见遗世独立的古尔德，坐在一张母亲为他特制的小矮凳上，夸张而古怪地弹着琴，旁若无人地发出多少有些病态的哼唱。端午喜欢一切病态的人。他想起两年前，他曾和欧阳江河去蒙特利尔参加一个诗歌节。旅途中，同行的诗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古尔德。他们最关心的，是寻找白求恩的雕像。

可他没能听多一会儿，就睡着了。十点多，单位的同事小史给他打来电话。她压低了声音对他说：“刚才冯老头到资料室来找你。他来过两次了，好像有什么急事。我替你说了一个谎，说你去文管会了。”

“别老说去文管会啊。我还可以去别的单位啊，比如文物局啊，计委啊，发改委啊，当然，必要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生病的。”端午笑着对她道。

她说的谎并不比儿子高明多少。

“冯老头刚走，老鬼就来了。他中午要请我去天天渔港吃刀鱼，你说怎么办？”

“那就去呗！”端午笑道。

小史“呸”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10

地方志办公室所在的那栋三层灰色小洋楼，位于市政府大院的西北角。房子年久失修，古旧而残破。不知何人所修，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灰泥斑驳，苔藓疯长，墙上爬满了藤蔓。它是各类小动物天然的庇护所：老鼠，蟑螂，白蚁，壁虎，七星瓢虫，不一而足。自从有一天一条被当地人称为“火赤练”的无毒花蛇被发现以后，原先在这里驻扎的妇女联合会决定连夜搬家，给正发愁无处栖身的方志办腾出了地方。

端午刚来的时候，因单位没能提供宿舍，他被默许临时住在办公室过夜。那年冬天，他用电炉煮面条时，不小心烧穿了木地板。刚刚出生的小老鼠一个接着一个从焦黑的地板洞里钻了上来，一共五只，颤颤巍巍地爬到了端午的棉鞋上。那些肉色的、粉嫩的、楚楚可怜的小家伙，让他彻底改变了对于老鼠的不良印象。他还从中挑了一只最小的，养在笔筒里，每天喂以残菜剩饭，希望它像传说中的隐鼠一样，为他舔墨。明显是营养过剩，小老鼠被他养得又肥又壮。等到它有足够的力气顶翻笔筒上盖着的那本《都柏林人》，便逃之夭夭，不知了去向。

那是一段寂寞而自在的时光。百无聊赖。灰色小楼里的生活，有点像僧人在静修，无所用心，无所事事。在这个日趋忙乱的世界上，他有了这么一个托迹之所，可以任意挥霍他的闲暇，他感到心满意足。唯一困扰着他的，是一种不真实感，他觉得自己有点像《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

那么，鹤浦市政府到底需不需要一个地方志办公室这样的常设机构？自从1990年8月他从鹤浦矿山机械厂调到这里的那天起，端午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迄今为止，没有答案。

除了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和刘侗的《帝京景物略》等有限的几本书之外，端午对于方志掌故一类的文献，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只是隐约地知道，过去的地方志通常是由个人编撰的，如被称为“淮左二俞”的俞希鲁和俞阳。这就给他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调入地方志办公室，是给地方上的某个“村野学究”当助手。完全没想到的是，它竟然是一个地方上的局级单位。在编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十余名。不仅有主任、副主任，还下设编审科、编撰一科、编撰二科、档案科、资料科等诸多部门。

一般来说，地方志差不多三十至五十年才会重修一次，这是惯例。可市政府最近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盛世修志”的设想，将修志的间隔缩短为二十年。但即便如此，在无志可修的年月里，这么多人挤在那座阴暗潮湿的小楼里，如何打发时间？

好在还有“年鉴”一说。

既然中国发展得那么快，新鲜事那么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统计数字，又那么的庞杂和激动人心，社会发展的成就，自然需要在年鉴中得到反映。再说，年鉴的编辑和整理，也可以为日后大规模地重修地方志准备必要的资料。

尽管这里的工资待遇甚至还比不上矿山机械厂；尽管除了他本人之外，办公室的其他人员一律在五十岁以上，且心理状态都有些不太健康；在小史调来之前，方志办竟没有一位女性；当他每次去市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组织年鉴编写时，对方的神色既愤怒又不屑；尽管，每当家玉与他吵架时，都会讽刺他“正在那个小楼里一点点地烂掉”，可是说实在的，端午倒有点喜欢这个可有可无、既不重要又非完全不重要的单位，有点喜欢这种“正在烂掉”的感觉。

他慢慢地就习惯了从堆积如山的书卷和纸张中散发出来的霉味。一到下雨天，当他透过资料科办公室的南窗，眺望着院墙外那片荒草丛生的滩涂，眺望那条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以及河中劈波斩浪的船只，他都能感觉到一种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哺育并滋养着他的诗歌意境。

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已换过三个。去年刚来的这一位，名叫郭杏村，原来是市文化局的局长。因为一件闹得沸沸扬扬又无法查证的风化案，他不得已同意了市里平级调动的方案。和他差不多同时调入方志办的小史，虽说人有点笨，但作为这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还是颇得郭主任的青睐。老郭经常来资料科，找她畅谈人生。有时候，据说半夜里还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去茶室打牌。

小史在背地里叫他“老鬼”。

老郭既然是主要领导，当然就有理由什么事都不做。真正业务上的负责人是鹤浦一中的一位退休的语文教研组长。他是方志和年鉴实际上的主编和终审，名叫冯延鹤。这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性格古怪的小老头。

他有一种病态的洁癖。为照料办公室里的几盆兰花，为毫无必要地定期清理他的房间，耗去了太多的精力。他常年戴着一副洗得发白的蓝色袖套，因担心别人将细菌传给他，从不跟人握手。他又担心别人说话时会将唾沫星子溅到他脸上，因此按照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个向他汇报工作的下属走到他身边时，都必须自动后退两步，他才跟人家慢条斯理地说话。端午还曾为他写过一首诗，题为《鹤浦方志办的古尔德先生》。

可惜他不会弹钢琴。

冯延鹤对下属的业务能力很不信任。他从来不屑与端午说话。半年前，趁着一年中最为空闲的夏秋之交，他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到会议室，见样学样地搞了几次“集体学习”。他从鹤浦师范学院请来了一位研究古汉语的副教授，说是要给大家补一补古文字方面的课。没有人把这种小学生过家家似的学习当回事。第一次上课，就有超过一半的人趴在桌上睡大觉。冯延鹤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中断了教授的讲课，亲自走过去，把正在睡觉的人一一推醒，然后，他随手在小黑板上写下了一组古代的人名，诸如伍员、皋陶、郦食其、万俟卨之类，向在场的每一个人宣布说：如果有人全部正确地读出这些人名，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回家睡觉，而且以后也无须参加这一类的集中学习……

在小史的竭力怂恿和推搡之下，在恶作剧的掌声之中，谭端午浑浑噩噩地站了起来，忐忑不安地把黑板上的那些名字读了一遍。他读完了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小史低声地对他表达了自己愚蠢的担忧：

“亲爱的，我怎么觉得你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念错了呀？”

当冯延鹤宣布端午全对，并询问他毕业于哪个大学时，小史的脸红得像发了情的鸡冠，恼羞成怒地在他的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虽然端午获得了立刻离开会议室的权利，可他并不打算将它兑现，而是颇为谦恭地缩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乖巧地望着他的领导。这就给了冯延鹤一个错觉，误以为他是一个谦虚好学、要求上进的好青年，并从此对他关爱有加。

当然，通过这一次集体学习，冯延鹤也确立了自己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仿佛握有别人案底似的，可以一劳永逸地从下属们自惭形秽的银行中，支取稳定的利息。

其实冯延鹤十分健谈，也喜欢下围棋。虽说他自称是业余三段，可谭端午以业余初段的棋力，想要故意卖个破绽输给他，都要颇费一番脑筋。有一次，下完棋复盘的时候，冯老头让他“无所顾忌，直言无隐”地谈一谈对方志办工作的看法。端午头脑一热，就大发了一通牢骚，并认为方志办根本没有必要存在，应予以取缔。

冯延鹤皱起了眉头。他建议端午好好地去读一读《庄子》。因为，“凡事都是一个‘混沌’，它禁不住刨根问底。”他给端午讲了一番勿必、勿我、勿固、勿执的大道理，随后，又开始大段引用庄子的语录。什么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啦；什么醉者坠车，虽疾不死啦；什么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啦，诸如此类。

尽管端午是中文系毕业的，对他的那些话也听得似懂非懂。但最后那句话，他听得十分清晰，而且悄悄地将它记在了心里：

“无用者无忧，泛若不系之舟。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

冯老头六十多岁了，可记忆力却十分强健。每次端午去闲聊，老冯都要跟他谈上半天《庄子》。奇怪的是，冯老头每次所引用的内容都不一样，绝少重复。这样一来，不到半年，端午等于是将《庄子》重读了一遍。

依照端午的观察，尽管冯老头嘴上说得好听，张口闭口不离《庄子》，可圣贤的那些话对他做人的修养，却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效用。这也是让端午感到绝望的地方。下棋的时候，每当端午吃掉他三五个子，要将死子从棋盘中提去的时候，冯老头就会本能地去抓端午的手，不让他动，好像是挖了他心肝似的。至于悔棋，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在食堂打饭，端午借了他两块五毛钱的菜票，冯老头两个月之后竟然还记得催他还钱。

不过，端午还是很喜欢这个精瘦的小老头。

他隔三差五地不去上班，躲在家里读书、写诗或干脆睡大觉，冯延鹤从来不闻不问。而郭主任因为常常要去找小史谈理想，嫌他碍手碍脚，因此对他的无故旷工，也乐得视而不见。即便是碰到负责考勤的副主任来查岗，小史只要替他撒个谎，事情就对付过去了。

每年的年终考评，端午竟然都是“优秀”。

久而久之，在县志办，端午渐渐就成了一个地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这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

11

谭端午走进那座灰色的砖楼，正碰上小史和“老鬼”从楼上下来。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看来他们正打算去天天渔港吃刀鱼。“老鬼”拿着手机，正和什么人通话，端午就有了不和他打招呼的借口。小史却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眼睛中露出了猎物落入陷阱时的那种恐惧的清光，仿佛在无声地央求他一块去。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上楼的时候，端午又回过头去打量了小史一眼。他发现，至少从她颀长而性感的背影来看，“老鬼”不惜花费巨资，请她去品尝刚刚上市的刀鱼，还是有些道理的。

他没有去资料科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二楼的总编室。

冯延鹤站在书架前，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将书架上那些厚重的书籍取下来，用湿抹布小心地拭去灰尘。他听不清冯老头呜噜呜噜哼着什么曲子，反正十分难听就是了。似乎是淮剧，仔细一听又像是沪剧或扬剧，可当他走近了才发现，原来他们领导唱的，竟然是“洪湖水浪打浪……”。

端午担心吓着他，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没想到，还是把冯老头吓得直打哆嗦。

“鬼呀！一点声音都没有。吓我一跳！”冯老头将手里的抹布向他挥了挥，“你先坐。我这里一会儿就完事。”

他将最后几本书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不紧不慢地将抹布放在脸盆的清水里搓洗，然后平平整整地将它摊在窗台上去晒。他在放了一个婉转的响屁之后，端起脸盆，拿了一块肥皂，去了盥洗室。

冯老头做事自有他刻板的节奏，不允许有丝毫的苟且和纷乱。但在端午看来，这也未尝不是强迫症的某种症候。

“你是抽烟的吧？” 冯延鹤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两条装在塑料袋里的“苏烟”，推到端午的面前，“拿去抽。我不懂烟，也不晓得这烟好不好。”

“您这是干吗？这怎么好意思？”端午慌忙道。

“我们都是南方人，你也就别跟我您您的！听了让人别扭。庄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藏，这烟也是旁人送我的，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不过呢，烟你也不能白抽，得帮我点小忙。”

冯延鹤笑了笑，将茶缸里泡着的假牙拿出来，甩了甩水，塞到了瘪塌塌的嘴里，猛地一下，那张脸又恢复了往常的尊严。端午忽然明白过来，刚才冯老头唱歌跑调，除了天生的五音不全之外，大概也与他没戴假牙有关。

“是不是最近又写诗了？”端午一脸茫然地望着他的领导。

他想起冯延鹤曾经给过他几首古体诗，请他帮忙介绍出去发表。那些诗在好几家诗刊社转了一圈，最后又给退了回来。最后，端午只得求徐吉士帮忙，后者从中任意挑出两首，替他登在了《鹤浦晚报》的娱乐版上。

“最近可没心思弄那玩意。不如这样，我们先去吃饭。最近刀鱼刚刚上市，我听说，人民路上有家天天渔港……”

“不了不了。我昨晚一宿没睡。现在就想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端午不得不打断了他的话。他担心，假如他们真的去了天天渔港，就有撞见老鬼和小史的危险。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冯老头想了想，笑道，“是这样的，我呢，在乡下有一个儿子，去世好几年了。几天前呢，我那儿媳妇带着我那小孙女找到城里来了。我知道她们大老远来找我，准是没什么好事。果然。孙女去年小学毕业，成绩在班上不说太好吧，也在十名之内，排名在她后面的好几个人，都上了重点中学，我那孙女呢，竟被分到了一个野鸡学校。这倒也不去说它了，没想到上学第一天，她就被学校高年级的几个捣蛋鬼带到操场边的树林里，将她身上的几个零用钱都摸了去。你说什么事啊！我那小孙女，平常胆子就小，经这么一吓，就再也不敢去上学了。我那儿媳妇，就带着她找到鹤浦来了，让我无论如何，在鹤浦一中替她想想办法——”

“你原来不就是从鹤浦一中出来的吗？”端午不解地问道。

“问题就在这。”冯老头苦笑了一下，又接着道：“都以为我是鹤浦一中出来的，还当过语文教研组长，如今呢，不管真的假的，又被返聘到市政府工作，好像我有什么通天的能耐！其实呢，你知道的，我有个屁办法！鹤浦一中的校长是新调来的小年轻，我腆着这张老脸，去找他求情，你晓得那畜生跟我说什么？他说，你也是做教师的出身，竟如此为老不尊，带头坏了学校的风气。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还谈什么公平公正？谈什么教书育人、师道师德、和谐社会？这畜生，呸！也配跟我谈师德！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排比句，刀刀见血，扎得我浑身上下都是血窟窿。后来就有那晓事的跟我说：这事也怨不得校长，找他通门路的条子，装了满满一抽屉，他也没得办法。这事要能成，你这张老脸没用，非得有狠人出面不可。”

说完，冯延鹤眼巴巴地看着端午。

端午被他盯得莫名其妙，尴尬地低了头，不无讥讽地对老冯道：“你看我这样一个人，够得上你说的‘狠人’的级别吗？”

“这个我自然清楚。” 冯延鹤忙道，“你跟我一样，都是这个社会的绝缘体，百无一用。不过，若是尊夫人肯出面帮忙，打个招呼，也就一两句话的事。”

“要说狠人吧，她平常在家，对我倒是挺狠的。”端午其实已经提前知道，冯老头要说什么了，甚至也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去说。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勉强笑道：“她不过是一个律师，你让她跟谁去打招呼？”

冯延鹤的眼神飘忽不定，渐渐地就生出一丝同情来。他的眉毛轻轻往上一挑，笑道：“你懂的！”

他没有说出口的话，有太多的皱褶需要展开。像松松垮垮堆在腹部的脂肪，藏污纳垢。仿佛他略过不提的那个名字，是一个人人都该明了的平常典故。笑容像冷猪油一样凝结在端午的脸上。

这一类的话端午倒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徐吉士曾收到过一封蹊跷的读者来信，写信人指名道姓地检举家玉为了让儿子进入鹤浦实验学校，“用金钱或金钱以外的特殊方式”，向教育局的侯局长行贿。这封信当然被吉士压了下来。不过，同样的话，被这个成天嚷嚷着“修德就贤，居于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的冯延鹤暗示出来，似乎更为猥亵。端午不免惭怒交加，没有理会冯延鹤递过来的饼干桶。

略微定了定神，端午还是故作轻松地向他的上司表示，他可以给家玉往北京打个电话。试试看。

片刻的沉默过后，冯延鹤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是在他办公室睡一会儿，还是回资料室去睡？

这个问题，倒是很容易回答的。

回到资料科的办公室，端午拉上窗帘，将几张椅子拼在一起，在脑袋底下垫了两本年鉴，躺了下来。可他一分钟也没能睡着。满脑子都是家玉一丝不挂的样子。

他想起了那年在华联百货再次见到她的情景。那时，她的一只手插在别人的口袋里，脑袋撒娇般地靠在那人肩头，在一种静静的甜蜜中，打量着玻璃柜中琳琅满目的珠宝。她的脸比以前红润了一些。马尾辫上扎着一条翠绿色的丝绸缎带。她身边的那个男人，长得十分彪悍，即便是背影，也让人不寒而栗。他们也许正在挑选结婚用的戒指。男人搂着她，手里举着一枚铂金戒指，在灯光下细细地察看。家玉忽然就僵住不动了。她从墙上一块巨大的方镜中看见了端午，惊愕地张大了嘴。然后，那个男人缓缓地转过身来，也看到了他。他的块头那么大，而家玉的身体却是那么单薄。

一种他所谙熟的怜惜之感攥住了他的心。

端午看着镜子中的那张脸，看着她那疑惑、明亮而惊骇的眼神，同时也看到了命运的玄奥、诡秘和壮丽。

他装出没认出她的样子，迅速转过身去，消失在了自动扶梯旁拥挤的人流中。

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夫妻二人对这个邂逅的场景很少提及。端午还是忍不住会让自己的回忆一次次停留在那个时刻。因为正是在那一时刻，他的世界再次发生了重要的倾斜、错乱乃至颠倒。其实，不论是庞家玉，还是从前那个羞怯的李秀蓉，他都谈不上什么了解。前者因为熟悉而正在一天天变得陌生起来，而后者，则在他的脑子里蜕变为一个虚幻的暗影……

一阵劣质香水的气息，漂浮在午后滞重的寂静之中。他知道，小史回来了。她捏他的鼻子，歪着脑袋，望着他笑。

她告诉他，单位又发食用油了，她刚才路过工会，帮端午也领了一桶。

“怎么样？全身而退？”端午从椅子上坐起来，对她道。

他让小史赶紧去把窗帘拉开。要是老郭冷不防闯进来，感觉就有点暧昧。

“暧昧一点怕什么？”小史咧着嘴傻笑，“反正你老婆也不在家。”

这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傻丫头。喜欢跟他逗闷子。她跟端午几乎无话不谈。比如，在一次关于伟哥是否有用的争论中，小史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得意地向端午炫耀说，她的第二个男朋友，绰号叫“小钢炮”的，因为服用伟哥过量，一个晚上与她“亲热”的次数竟达六次之多。她这样说，多少有点让人心惊肉跳，从而生出不太健康的遐想。虽说她有口无心，但这一类的谈笑，使本来轻松无害的调情，有了腐败变质的危险。

“怎么这么高兴？不会是老郭又给了你什么新的许诺了吧？”

“你还别说。”小史已经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手里举着一面小圆镜，正在补妆。镜子反射出一个圆圆的光斑，在墙上跳动着。她侧了一下脸，又抿了抿红红的嘴唇，接着道：“我问老鬼能不能借钱给我开饭店，他说，可以考虑考虑。”

“你要真的能把饭店开起来，我就辞职跟你去端盘子，怎么样？”

“端盘子这样的事，哪舍得叫你去做？”小史道，“不如跟我合伙吧。你出一半的钱，坐地分赃怎么样？我在大市街还真的看中了一间店面，月租金只有四千多一点。我想把它盘下来，可以先开一家鱼餐厅，你晓得我爸爸……”

“端盘子还可以接受，”端午打断了她的话，笑道，“合伙当老板就算了吧。”

“那有什么分别吗？”

“这年头，做个小老板，基本上跟判无期徒刑差不多啊。”

“那你在这个单位死耗着，就不是无期徒刑啊？”

“那不一样，”端午成心逗她，“至少，从理论上说，我还是自由的，可以随时辞职啊。”

“你是说，从一所监狱，跑到另一所监狱？”

端午一时语塞，倒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反驳她。她能说出这样的话，证明小史或许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傻。

自从来方志办上班的第一天，小史就嚷嚷着要在鹤浦开一家饭馆。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她的家在江边的渔业巷。父亲是个打鱼的，每天出没于长江的风波浪尖之上。如果能开一家餐厅，至少鱼是不用发愁的。开饭店的念头，在她的心里扎了根，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曾发誓赌咒般地对端午说，如果哪位有钱人愿意给她的饭店投资，她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可在端午看来，她显然把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弄反了。因为，对于有钱人来说，“嫁给他”，早已不是一种恩惠，反而成了一种威胁。而且，嫁给一位有钱人，要比在鹤浦开一家饭馆困难得多。

“噢，对了，冯老头今天早上那么着急上火地找你，到底是什么事？”小史剪完了指甲，用指甲刀的反面挫着手指的棱角，不时地用嘴吹一下。

“一个老鬼还不够你烦的吗？别管这么多闲事行不行？”端午沉下脸来，语调多少有点生硬。他抓起电话，让楼下的“永和豆浆”店给他送外卖。

包子。油条。还有豆浆。

“你说冯老头那个人，这么大岁数了，真能干出那样的事来？”半晌，小史又道。

端午一愣，转过身去，吃惊地望着她：

“你是说什么事？”

“妈的，你也有好奇心！是不是？”小史冷笑道，目光有点锋利。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看他病怏怏的，连撒泡尿都费劲，真不信还能生出儿子来。”

端午被她一激，终于没好意思再问。不过，他对于正在单位风传的那些闲言碎语，也并非没有耳闻。

12

转眼间就到了六月中旬。阳光并不是很炽烈，太阳被云层和烟霾遮住了，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张曝光过度的底片。空气污染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视太阳而不必担心被它灼伤。

天气仍然又闷又热。

大概正是麦收时节，郊区的农民将麦秸秆烧成灰做肥料。烟雾裹挟着尘埃，笼罩着伯先公园，犹如一张巨大的毯子，悬停在旱冰场的上空。伯先公园内仅有的鸟类，乌鸦和麻雀，在肮脏的空气中飞来飞去，坚忍不拔地啁啾。蝉鸣倒是格外地吵闹，在散发着阵阵腥臭的人工湖畔的树林里响成了一片。

假如是在冬天，每当西伯利亚的寒流越过蒙古草原和江淮平原，驱散了鹤浦化工厂那肮脏的空气，扫荡着数不清的灰尘、烟霾和悬浮物，送来清冽的寒风，伯先公园的天空将会重新变得高远，将会重现绿宝石般的质地。

现在是夏天，他能指望的，只有天空滚过的雷声和不期而至的暴风雨。暴雨过后，烙铁般的火烧云会将西山衬得轮廓分明，近在咫尺，仿佛触手可及。

在那个时刻，即便站在自己卧室的阳台上，端午都能看见山上被行人踩得白白的小径，看见上山烧香拜佛的老人。

每当这个时候，端午总会贪婪地呼吸。仿佛长久憋在水中的泳者，抬头到水面上换气。他的内心，会涌现出一种感激的洪流——那是一种他习以为常的偷生之感，既羞愧，又令人庆幸。

这天傍晚，儿子从学校放学回来，一进门就对他说，他们的班主任鲍老师想请他去学校做一次演讲。

“这么说，你们的班主任也知道我？”沉睡在他心底的虚荣心，再度苏醒、泛滥，令他感觉良好。

“那当然！”儿子此刻已经把佐助脚上的铁链子解了下来。他让鹦鹉趴在自己的肩头，轻轻地拍打着它那绿松石一般的羽毛。“是暴君亲口对我说的。”

他们的班主任姓鲍，学生们都管她叫暴君。

“那么，什么时间呢？还有，你们老师让我讲什么题目？”端午想搂住儿子亲一下，却引起了佐助的嫉妒心，它的尖喙毫不犹豫地啄向端午的手背。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给暴君打个电话问问？”有一种亮晶晶的光芒，在儿子的眼中飞快地闪了一下。

可若若并不知道鲍老师的手机，他只记得办公室的电话。

因担心老师们下班，端午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往办公室打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头。他说鲍老师正在隔壁的会议室，给参加全省奥林匹克竞赛的队员们作报告。不过，他还是决定去隔壁叫她。

“您哪位？”鲍老师的声音冷冰冰的，为自己的报告被打断而露出明显不悦的口气。

“我是谭良若的家长，我叫——”

“您有什么事？” 她的声音明显更为严厉，而且不客气地打断了端午的自我介绍。这清楚地表明，她对他的名字没有什么兴趣。

端午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不由得回过头去，打量起自己的儿子来。若若此刻正在用一种崇敬而期盼的目光望着他。他的眼珠黑黑的，亮亮的，眼神中半是畏葸，半是狡狯。端午只得硬着头皮和暴君周旋，一心盼望着，尽快结束与她的通话。

“没有哇，我们何曾请你来演讲……这孩子，没影子的事，怎么能胡编乱造？再说了，现在学校都快放假了，我这边又要忙着送孩子去南京比赛，没有时间安排你来演讲。我忙得，唉，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不过——”

“大概是孩子弄错了。”这一次轮到端午打断她的话了。“那就算了吧。鲍老师，再见。”

“哎，你等等——”在电话的那一端，暴君试图阻止他挂断电话。与此同时，她的声音也变得稍微柔和一些了：

“你孩子无端说谎，这可不是小事！这学期，我们的确邀请了几位家长来学校演讲，可那都是成功人士。你不在被邀请之列，也许你儿子会觉得受到了冷落。他希望你到学校来露露脸，这可以理解，但不能无中生有。我明天会找他来办公室谈话。如果有必要，他还得写检查。关于这一点，希望家长配合我们。不过，虽然我们事实上没打算请你来演讲，既然您自告奋勇地打来了电话，我们倒不妨给你安排一场演讲。我想问一问，你是学什么的？”

尽管端午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既羞愧又愤懑，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儿子的班主任。他必须克制自己，忘掉他那个自命不凡的自我，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

“我是学文学的。”他嗫嚅道。同时，他龇牙咧嘴，使得整个脸部的肌肉彻底变形，借此自我解嘲，缓解压力。

“我的意思是，你能讲什么？你来给孩子们讲讲童话怎么样？等等，让我再想想，孩子们都喜欢张晓风和郑渊洁，你选一个，给孩子们谈谈你的阅读体会可以吗？喂，可以吗？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十点半，我把我的一节语文课让给你。因为要准备期末考试，我们只能给你一节课的时间。”

“可是，我，鲍老师，本来——”

“你就别谦虚了。明天上午见。我这里正忙着呢，对不起，我先挂了。”

晚上，庞家玉打来电话检查儿子的家庭作业，并让他在电话中背一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端午跟她说了第二天要去学校演讲的事。

“那多好啊！”家玉兴奋地对他喊道，“你终于肯出山了。太好了。正好借机与鲍老师沟通沟通。几次开家长会，你都不肯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太好了。颜颜的爸爸刚去过，他是个大画家，上星期去讲过人物素描；淘淘的爸爸是工商银行的副行长，刚开学的时候，他就去学校作了一个关于如何使压岁钱增值的报告；丫丫的爸爸是博物馆的馆长，他将孩子们带到博物馆参观，给他们讲解青铜器；露露的爸爸是国资委的……哎，他们请你去讲什么呀？不会是诗歌吧？这至少说明，你还是有点影响的，是不是？”

端午只得将傍晚与鲍老师通电话时极为尴尬的情景，向家玉说了一遍。

他不想去。因为这种自己找上门去的感觉太过恶劣。更何况，他既不喜欢张晓风，也不喜欢郑渊洁。没什么道理。就是反感。他们的作品，他连一个字也没读过。家玉半天没说话，她在想什么，端午并不清楚。过了好一会儿，他听见妻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对他说：

“你这个人太敏感了。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要想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你必须让自己的神经系统变得像钢筋一样粗。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不要老想着你的那点面子，那点自尊心。它像个气球一样，鼓得很大，其实弱不禁风，一捅就破。既然鲍老师跟你说定了演讲的时间，你得去。无论如何都得去。俗话说，宁可得罪十君子，不能得罪一小人，宁可得罪十个小人，也不能得罪孩子的班主任。学期快要结束了，今年上半年的礼还没送，我担心等我回来，学校大概早已放假了。趁着明天去演讲，你快想一想，给老师带点什么礼物好？”

庞家玉提到了几个化妆品的名字。CD。兰蔻。古奇和香奈儿。可她又担心，像鲍老师那样死抱住韩国品牌不放的人，不一定能知道这些化妆品的真正价值。既然鲍老师那里要送，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也不能怠慢。否则的话，万一穿了帮，就不好办了。可数学老师是个男的，送他香水和化妆品，显然不合适。所以，还没等端午发表什么意见，家玉自己就把香水方案否决了。

那么，送加油卡又如何呢？

鲍老师开着一辆“奇瑞”，送加油卡倒是挺合适的。可问题是，另外两个人是否开车却不很清楚。如果他们没车，加油卡还得设法变现，这等于是给人家添了一堆麻烦。他们心里一烦，礼物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所以，这个方案也不太可行。当然，直接送钱也不太好。因为，在这三位老师之中，假如有一位道德感尚未最终泯灭（家玉补充说，这样的可能性事实上很小），那么，在面对赤裸裸的金钱时，总会或多或少地有一点犯罪感……

家玉提出了她的最终方案：去家乐福超市购买三张购物卡，每张卡充值一千五百元。

“家乐福超市九点钟要关门，你得赶紧去。如果你放下电话就打车去的话，应当还来得及。”

既然端午已打定主意不去家乐福，也不打算给暴君他们带什么礼品（因为假如是那样的话，演讲反而就变成了一个送礼的借口，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她。

吃过晚饭，他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张晓风和郑渊洁的作品。儿子竟然不用人督促，自己就去洗了个澡，还把自己最喜欢的SNOOPY图案的T恤衫从衣柜中翻了出来，穿在身上，对着镜子，梳了半天的头。

好像第二天要去学校演讲的，正是他本人。

端午的感受正好相反。他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变成瘦弱的儿子。想象着儿子对这个世界所抱有的小小希望和好奇心像泡沫那么璀璨而珍贵，他只能徒劳地期望这些泡沫，至少晚一点碎裂。

当他坐在电脑前苦读张晓风的作品时，儿子早已歪在床边睡着了。他张着嘴，鼾声应和着海顿四重奏的节奏，使一种神秘的寂静，从潮湿而闷热的夜色中析离出来。他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就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海顿的音乐再好听，也比不上儿子在黑暗中绵延的呼吸让他沉醉。

他觉得自己为儿子付出的所有的煎熬、辛劳乃至屈辱，都是值得的。

这样一想，就连张晓风或郑渊洁的文字，仿佛也陡然变得亲切起来，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般不可卒读。

直到海顿的那首《日出》放完，端午才意识到，自己在床边看了儿子多久。

第二天上午，下起了小雨。他乘坐16路公共汽车来到儿子的学校，在门口接受保安礼貌而又严格的询问和检查。

这期间，绿珠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约他在一个名叫“荼靡花事”的地方见面。他听徐吉士说起过这个地方，可从来没去过。他简单地回复了一个“好”字，就把手机关了。

沿着空荡荡的走廊，端午探头探脑地来到了六年级五班的教室门口。鲍老师正在给学生训话。她梳着齐耳短发，脖子又细又长，可脸上的下颌部居然叠着三层下巴。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他站在教室门口，透过窗户，目光依次扫过学生们的脸。在最后一排的墙角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儿子。若若也在第一时间看见了他。为了让父亲看见自己，若若从座位上猛地直起身子，可是他担心这一举动遭到老师的责骂，又迟疑地坐了下去。

他的脸，被前排的一个高个子女生挡住了。

鲍老师终于讲完了话，从教室里走了出来，严肃地将端午从头看到脚，眼神就有点疑惑。她还是冲他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了声：“开始吧。”然后，就抱着她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回办公室去了。

教室里一片静穆。因为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端午临时决定将自己精心准备的不乏幽默的开场白省去，开始给学生讲课。

儿子若若突然像箭一般地冲上了讲台，把他的父亲吓了一跳。

原来是黑板没擦。

端午转过身，看见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英文单词。若若的个子还太小，就算他把脚踮起来，他的手也只能够到黑板一半的高度。端午朝他走过去，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句“爸爸来吧”，可若若不让。他坚持要替父亲擦完黑板。够不到的地方，他就跳起来。端午的心头忽然一热，差一点坠下老泪。他知道，孩子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可若若还不知道的是，他为父亲感到骄傲的那些理由，在当今的社会中已经迅速地贬值。“诗人”这个称号，已变得多少有点让人难以启齿了。

在讲课的过程中，他望见儿子一直在笑。儿子不时得意地打量着周围的同学们，揣摩着他们对父亲讲课的反应。他不时地将身体侧向过道的一边，以便让父亲能够看到他——可在讲课的过程中，端午根本不敢去看他。

他的心里沉甸甸的。

等到他终于讲完了课，走到教室外的走廊里，发现鲍老师已经在那儿等他了。端午有些回忆不起来，刚才在他讲课的时候，鲍老师是否一直站在窗外，远远透过窗户，注视着教室内的一举一动。鲍老师说，因为这次演讲是临时安排的，不在学校的计划之内，她无法说服财务科给他支付报酬，不过：

“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你就留着它做个纪念吧。”她把书递给端午，端午赶紧夸张地道谢并佯装欣喜。

书名挺吓人的：《通向哈佛的阶梯》。

雨忽然下大了。

鲍老师又问他，有没有时间听她“汇报”一下孩子最近的表现。鲍老师原本打算请他去办公室谈，端午将手机向她晃了一下，抱歉地对她说，他约了一个朋友，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绿珠一连发了六条短信来催他。

“你见过驴拉磨吗？”鲍老师对他的推脱未予理会，忽然笑着问他。

“没有啊。”端午不解地答道。

即便这会儿没有短信过来，他还是不时地查看手机的屏幕，故意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为什么驴在拉磨的时候，我们通常要给它蒙上眼睛？”

“不知道啊。不过，为什么呢？”

“首先，你给驴子蒙上眼睛，它在拉磨时就不会犯晕。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其次，蒙上了眼睛，驴子在工作中就更为专注。一旦眼睛蒙上了，它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拉磨上，就不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这样，驴子的工作就更有效率。你晓得的，一旦驴子发现自己是在重复地做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它马上就会厌倦的。而蒙上了眼睛，它会误以为它在走向通往未来的富有意义的道路。只要它愿意，它甚至会任意地想象沿途的风景：山啦，河流啦，花花草草啦……”

端午发现，鲍老师的嘴角两侧各有一团唾沫，挤成两个圆圆的小球，浮在嘴角，但就是不掉下来。而且，据他观察，她的脖子特别细长。也就是说，假如有人要去掐它，很适合把握。

他揣摩鲍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在暗示自己，也要像对付拉磨的驴子那样，把孩子们的眼睛蒙上？可又不敢问。

好在鲍老师马上就向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比喻而已。也许不很贴切。但随后，她又自相矛盾地补充说，不仅仅是孩子，其实我们做大人的，眼睛也应该蒙上。

13

“荼靡花事”是一家私人会所，位于丁家巷僻静的旧街上，由一座古老的庭院改建而成，大门正对着运河。店名大概是取《红楼梦》中“开到荼靡花事了”之意。

大雨将街上的垃圾冲到了河中，废纸、泡沫塑料、矿泉水的瓶子、数不清的各色垃圾，汇聚成了一个移动的白色的浮岛。河水的腥臭中仍然有一股烧焦轮胎的橡胶味。不过，雨中的这个庭院，仍有一种颓废的岑寂之美。

“荼靡花事”几个字，刻在一块象牙白的木板上。字体是红色的，极细。门前的檐廊下，有一缸睡莲，柔嫩的叶片刚刚浮出水面。花缸边上，搁着一个黑色的伞桶。墙角还有一丛正在开花的紫薇。院中的青石板，让雨水浇得锃亮。

庭院的左侧是一座小巧的石拱桥，通往西院。过了季的迎春花垂下长长的枝蔓，几乎将矮矮的桥栏完全遮住了。店中没有什么客人，一个身穿旗袍的姑娘替他打着伞，领他穿过石桥，走过一个别致的小天井。

他看见绿珠正趴在二楼的窗槛上向他招手。

绿珠今天穿着一件收腰的棉质白衬衫——领口滚着暗花，衣襟处有略带皱褶的饰边，下身是一条深蓝色的丝质长裙。看上去，多了几分令他陌生的端庄。那张精致而白皙的脸，也比以前略显丰满，添了一点妩媚之色。端午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打量她。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喜欢她过去的那副随心所欲的慵懒样子。

桌上有一盆烤多春鱼，一块鹅肝。几片面包装在精致的小竹篮里。桌子中央有一个青花的香碟，插着一支印度香，香头红红的。袅袅上升的淡淡香气，很容易让人一下子静下来。

“怎么，你要出远门吗？”端午瞅见她身边的墙角里，有一个深黑色的尼龙登山包，便立刻问她。

“和姨父老弟闹翻了。”绿珠纤细的手指捏着一片柠檬，将汁挤在多春鱼上。桌上的一瓶白葡萄酒已喝了差不多一半。“我们昨晚大吵一架。我以后再也不回那里去了。”

“是不是因为，姨父老弟对你动手动脚？”

本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端午就后悔了。刚见面坐定，就和她开这样的玩笑，不免给人以某种轻浮之感。好在绿珠不以为意，她冷冷地笑了一声，给端午斟上酒，然后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道：“他的伪装，甚至没能保持二十四小时。”

端午听出她话中有话，就不敢再接话。朋友间的秘密，总让他畏惧。可绿珠既然开了口，她是没有任何忌讳的：

“跟你说说也无所谓。从雷音寺的僧房里遇见他和姨妈，到他在火车上要搞我，前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我晚上起来解手，他就把我堵在了厕所里。我谎称自己来了例假，他说他不一定非要从那儿进去。我说我不喜欢乱伦的感觉，他说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奇妙的。还说什么，越是不被允许的，就越让人销魂。我就只得提醒他，如果我大声叫喊起来并报警的话，火车上的乘警，是不会认得他这个董事长的……”

“这个地方真不错。”端午环顾了一下这个幽寂的房间，有意换个话题，“树荫把窗子都遮住了。要是雨再大一点，似乎更有味道。”

“这是鹤浦最美的地方。”绿珠果然丢下了关于姨父老弟的恐怖故事，忧悒地笑了笑，喃喃道，“深秋时更好。迟桂花的香气酽酽的，能把你的心熏得飘飘欲仙。完全可以和西湖的满觉陇相媲美。人在那种气氛下，就觉得立刻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常常来这儿喝茶，读点闲书，听听琵琶，往往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你打算去哪儿？回泰州老家吗？”

“去你家呀！”绿珠用挑逗的目光望着他，“你老婆不是去北京学习了吗？”

他以为绿珠是在开玩笑。可她那目含秋水的眼睛一直死盯着他，似乎是期待着他有所表示。端午感觉到自己心房的马达正在持续地轰鸣，身上的某个部位肿胀欲裂。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她很快就要回来了。当然，我家也不是不能住。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他的声音很轻，带着让他自己都感到厌腻的羞怯。

“我不会白住的。”绿珠不依不饶。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她更加露骨地对他说：“你也用不着假装不想跟我搞。”

“这地方，还真是不错。”端午再次环顾了一下房间。

“这话刚才你已经说过一遍了。”绿珠诡谲地笑了笑，提醒他。

端午脸憋得通红，有些不知所措。他将那本被雨水淋得湿乎乎的《通向哈佛的阶梯》朝她晃了晃，正打算换个话题，跟她说说去儿子学校演讲的事，手机滴滴地响了两声。

有人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

端午飞快地溜了一眼，脸色就有些慌乱。当然，绿珠也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中。

“老婆来的吧？”

“不不，不是。”端午忙道，“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逗你玩的啦。你放心好了。我才不会住到你家去呢！”绿珠咯咯地笑个不停，给他的盘子里夹了一条多春鱼。“刚才我已经打电话订好了一家酒店，你不用担心。我最不喜欢你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帮人。畏首畏尾，却又工于心计。脑子里一刻不停地转着的，都是肮脏的欲念，可偏偏要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社会就是被你们这样的人给搞坏的。”

穿旗袍的女服务员来上菜，端午就问她洗手间在哪儿。

“在楼下的花园边上，我这就领你去。”服务员朝他嫣然一笑，声音极轻，听上去竟然也有几分暧昧。

端午从洗手间出来，回到楼上，看见桌上的酒瓶已经空了。绿珠正在吃药。她将抗忧郁的药片小心翼翼地抖在瓶盖里，数了数，又从里边捡出一粒，仍放回瓶中，然后就着杯中的一点葡萄酒，一仰脖子就吞了下去。不一会儿的工夫，她几乎完全变了个人，就像阳光在草地上突然投下的一片云影，笼了一片灰暗的阴翳。

“我现在就靠它活着。”绿珠的眼神有点迷离，“早晨吃完药后，就一心盼着五六个小时的间隔赶紧过去。”

“为什么？”

“好再吃第二次啊。这药和毒品没什么两样。”

“你吸过吗？”

“什么？”

“毒品啊。”

“海洛因之类的，我没试过。”绿珠点了一根香烟，“我只吸过大麻，两三次而已。没什么瘾的。”

“有没有想过试着练练瑜伽？”端午道。

“练过。瑜伽，静坐，泡温泉，包括什么饥饿疗法，我都试过，没什么用。”

“我听说有一个日本人，用行为矫正的方法治疗忧郁症。”

“你说的是森田正马？我试过两个月，确实有点效果。但我没耐心，坚持不下去。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比如说，有一步，你是万万不能跨出去的。跨出去再想收回来，那就难了。我本来也和其他的人一样，假装什么都看不见。安全地把自己的一生打发掉。”

“蒙上眼睛？”

“对，蒙上眼睛。”

绿珠的话，听上去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端午几次想问她，所谓的第一步，是怎么跨出去的？在泰州那样的小地方，她与她的父母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

他对她其实并不了解。仅仅是在江边的大堤上散过一次步，发过五六封Email。如此而已。有过一两次，绿珠把她写的诗发给端午看，都十分幼稚。

雨似乎已经停了。不时有水珠从桂花树上滚落，重重地砸在地面的青石板上，每一声都那么的沉。

“以后打算怎么办？毕竟，你不能一辈子待在酒店里吧？”端午心事重重地看着她，语调中的冷漠和敷衍连他自己都听得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绿珠说，“每天早上我从床上醒来，直到依靠安眠药的作用昏沉沉地睡过去。脑子里一直摆脱不掉一个念头。”

“什么样的念头？”

“你知道的。”

绿珠的声音轻得让人几乎听不到，就如一声叹息。她的目光既哀矜，又充满挑逗。端午误以为她说的是性，其实他想岔了。

“当我把最好的和最不好的死法，全部都想过一遍之后，才会安静下来。不过，我是不会自杀的。最好的死法，就是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下，走着，走着，脚一软，随随便便倒在路边的什么地方，倒在垃圾桶边上，眼睛一闭，就算完事。”

“那么，最不好的死是什么？”

“死在医院里。”绿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的气管被切开了。里面插满了管子，食物通过鼻子流进胃脏。每隔半小时，让人吸一次痰。大小便失禁——哦，那是一定的。可问题是，你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你知道你的亲人，哪怕是最亲的所谓亲人，耐心也是有限度的。最糟糕的，当漂亮的女护士给你插尿管的时候，模糊的欲望竟然还能使它勃起……”

“喂，我说你能不能不用‘你’这个词？”端午笑着提醒她。

“对不起。我说的不是你，而是我父亲。他当时只有四十三岁。我把他那温热的大便从长满褥疮的股沟之间用纸包起来，握在手里，它就像一段刚刚出炉的烤肠。尽管我愿意自己死上一百次，换回他的生命，但说实话，在那一刻，我心里其实在盼着他早点死掉。”

绿珠忽然不吱声了。

她那白得发青的脖子扭向窗外，回过头来，目光迅速地扫过端午的脸。眼睛中的疑惑和惊骇很快变成了燃烧的愤怒。

端午看见小顾和陈守仁各自拿着一把伞，站在楼下的天井里，正朝楼上望。他们身边还站着一个司机。

“是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的，是不是？”

绿珠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你刚才接到一个短信，竟然骗我说是天气预报！那时候你已经打定了主意出卖我，是不是？然后你就去了洗手间，你他妈的站在小便池上，一只手忙着手淫，一只手给陈守仁打电话，是不是？你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出卖我，是不是？我甚至已经把你看成是朋友，看成是大哥哥，你心里很清楚。陈守仁是一坨什么样的狗屎，他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很清楚。可是，你还是决定要出卖我，是不是？”

绿珠开始了呕吐，把刚刚吃下去、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的药丸都吐了出来。端午赶紧去扶住她，一边帮她捶背，一边手忙脚乱地从纸盒里取餐巾纸，替她擦嘴。绿珠的脸靠在他肩头。在呕吐物的刺鼻气味中，仍有一缕淡淡的香水味。她脸上的肌肤凉凉的，像绸缎那样光滑。她轻声地朝端午笑了笑：“可你还是想搞我，是不是？最好是我自己扑上去，你不用担任何心事，甚至还可以半推半就，是不是？”

小顾已经上了楼。她将绿珠像婴儿般地搂在怀里，哭道：“珠啊，就为这几句话的事，你就闹成这样！从早上四点到现在，你姨父连饭都没顾上吃一口，人都急疯了呀！珠啊，有话我们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绿珠根本不搭理她。她一动不动地看着端午。一缕乱发飘散在额前，泪水无声地流过脸颊：

“你已经忘了在Email里跟我说过的话了吗？你这个犹大！你连西门庆都不如。西门庆乱搞女人，至少还有情有义，你呢？最多一个应伯爵，连陈守仁都不如。还有脸谈什么西比尔的笼子，什么艾略特，什么枯草的歌唱，水流石上的轻响，什么画眉鸟隐隐在松林里高歌，淅沥淅沥，沥沥沥，沥你妈个头！陈守仁至少还有勇气作恶，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一个漂浮在海上死去多年烂得不能再烂的水母！跟在人家后面拣点吃剩的残渣。什么‘命运注定了我们要同舟共济’，你妈放屁！”

小顾和司机一边一个，架着绿珠下楼，可她仍不时地扭过头来冲着端午大骂。两个穿旗袍的侍者傻傻地站在楼梯口，其中的一个用手遮住了嘴。脸上、心里都在笑。

“这丫头，有点不太好弄。”守仁望着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由于他戴着宽大的墨镜，端午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不是跟你们说好，让我慢慢劝她回去，你们不要出面的吗？怎么还是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端午一脸木然。

“嗨，小顾的性子，你又不是不晓得。她甚至已经通知了公安局和刑警大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担心绿珠要是出了鹤浦的地界，这辈子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一得着你的信，就像房子着了火，拦都拦不住啊！”守仁用餐巾纸将登山包上的呕吐物擦掉，将它背在背上，对端午一晃脑袋，示意他下楼。

“到底因为什么事？你们又闹成这样。”

“请你说话注意用词，好不好？不是又。”守仁字斟句酌地纠正他，“其实这丫头一直跟我们处得挺好。以前我们从没吵过架。唉，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我以后再找机会给你慢慢解释。”

他们来到了楼下的院子里，他看见小顾和司机怎么也无法将绿珠弄到车上去。她拼命地用手捶打着车窗的玻璃。

“这车的玻璃，别说是用拳头，就是用锤子砸，也砸不碎。”守仁嘿嘿地笑了两声，朝门口站着的两个穿制服的小伙子努努嘴。他们立即会意，赶紧过去帮忙。

“这么一折腾，你这个青年导师的形象，可算是彻底破产啦。至少，犹大这个恶名，你这辈子就别想洗清啦。这丫头倔得很。”

过了一会儿，守仁又笑着对他小声道：“你也真是的，跟她吹什么牛不好，偏偏要谈艾略特！我提醒你，你这可是班门弄斧啊！这屁丫头，能把《荒原》从头背到尾，不论是查良铮版、赵萝蕤版，还是裘小龙版，都能一字不落，你信不信？”

端午的脑子里空空的。他还在想着绿珠生气时的样子。仿佛从她眼睛里不断涌出的不是泪水，而是她的整个的灵魂。他的心有点隐隐作痛。他看见那几个人已经将绿珠按在了汽车后排的坐垫上。她的双腿仍然在不停地乱踢乱蹬。手忙脚乱之中，蓝色的裙子被搅翻了。端午不经意中看到了白色的衬裙中露出的底裤。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他还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出她大腿根部的肌肤，颜色要深一些。

他赶紧转过身去。

几个人已经成功地将绿珠塞进了车里。小顾退下车窗玻璃，把脑袋伸出来，朝守仁喊了一声“鞋”。

守仁在端午的肩上拍了一下，走到车边，捡起绿珠掉下来的那只红色半高跟皮鞋，看了看，又放在鼻子前嗅了嗅，随后打开车门，坐进了前排。

凯迪拉克轰鸣着飞驰而去，溅起了一片泥浆。

端午茫然若失地站在“荼靡花事”的檐廊下，手里还捏着那本鲍老师送给他的《通往哈佛的阶梯》。

他经过运河边的街角，顺手将它扔进了一个苍蝇乱飞的垃圾桶里。

14

需要提请有关方面注意：如果我有一天被杀，凶手一定是张有德。

月亮下的金钱，从来未使忙碌的人类有过片刻的安宁。

老实人总吃亏。

幸福是最易腐败的食物，它不值一文。

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15

这是哥哥王元庆在最近给他的一封信上所写的话。

每隔一段时间，元庆就会给他寄来一封信。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张宣纸信笺上。竖写。字迹隽秀，一笔不苟。虽说文字之间缺乏应有的逻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动。端午凭借这些警句格言式的疯话，也能对哥哥的精神病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进行判断和监控。

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元庆的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群体性械斗事件中，失足坠崖而死。关于事件的细节，端午所知不多。据母亲说，元庆的父亲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木匠。话不多。一生中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如她一个晚上说的多。出事前不久，他给村里的一户人家打了一张婚床，同时，给另一户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说法，这被认为犯了忌。

王元庆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和沉默寡言，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人有点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异想天开和行为乖张，竟然与谭功达如出一辙。他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元庆与谭功达也并无太多的接触（后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天的安排。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诅咒那个阴魂不散的疯子，并一直拒绝在清明节给他上坟扫墓。

元庆多少有点戏剧性的经历，足以列入地方志的《奇人传》。可事实上，端午对哥哥了解甚少。

在寂静而漫长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拖油瓶”这个绰号一直跟元庆如影随形，如音随身，直至被另一个绰号彻底覆盖，那就是“天才”。全县作文竞赛一等奖的证书，让母亲高兴不起来，反而让她忧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写的一个独幕剧，被梅城县锡剧团搬上了舞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可元庆不久以后就因肝炎辍学了。

母亲在元庆病愈后，让他跟一个瘸腿的福建裁缝学习缝纫。梅城中学的教导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顾他的裁缝铺。他可不是来找元庆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他重返校园。因为根据他刚刚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断了十年之久的全国高考，将在1977年恢复。他甚至向元庆母亲暗示，要将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儿嫁给元庆，以换取她同意元庆参加高考的允诺。见识短浅的母亲当然不为所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庆作为一名裁缝的名望，已经开始给她带来数额不小且相当稳定的收入。母亲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盼望大儿子有朝一日将裁缝铺从福建瘸子的手里盘过来，自立门户。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识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元庆也随之对裁缝这一行当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元庆开始和县城里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装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邓丽君。有的时候，一连数天夜不归宿。后来，他干脆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机关将他们的那个自以为是的“秘密组织”一举破获，把他从南京押回梅城。

母亲还得透过那个“死鬼”谭功达的生前好友，去相关部门疏通关节，最后勉强使元庆“免于处置”。

当时，元庆的第一首诗已在《青春》杂志发表。这首诗在端午读书的那所中学悄悄地流传，附带着也使端午异想天开的写诗冲动变得新鲜而迫切。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兄弟俩很少交谈。王元庆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无从得知谭端午对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无从知道弟弟在暗中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模仿。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母亲一高兴，就有点犯糊涂。她问元庆，能不能抽时间，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学校报到。上海那么大，端午又从未出过远门，她担心他一下火车，就会被人贩子拐跑。元庆倒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竖起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像个小流氓似的向母亲步步逼近。他向前迈一步，母亲就向后退一步。

什么？你是说我？让我？让我陪他？去上海？

一连串的疑问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他性格中的褊狭和强烈的嫉妒心，终于露出了苗头。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从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为他的长诗被编辑退回一事愤愤不平，就低声下气地将蜡印的诗稿拿给弟弟，请他提提意见。端午粗粗地翻阅一遍，很不恰当地直话直说：

“不怪编辑。写得很差。确实不值得发表。你写的那些东西，确实，怎么说呢？已经过时了。”

“是这样吗？这么说，我已经不行了？确实不行了吗？”

这句话不是当着端午的面说的，而是来自于隔壁洗手间。他一边撒尿，一边发出令人担心的喃喃低语。

从那以后，他日复一日地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王元庆急剧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端午不假思索地说出的这番话，对元庆的打击超过了他的预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说话。等到母亲终于弄清了兄弟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对那首长诗重新估价，“反正说两句好话，又不用花什么力气”。端午违心地使用了“杰作”、“伟大”或“空前绝后”一类的字眼，但已为时太晚。

九十年代中后期，元庆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发迹史。他依靠倒卖钢材起家，在梅城拥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栋酒楼。随后他开始涉足印刷和水泥业，公司总部也搬到了鹤浦的窦庄。他每年捐给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款项，动辄数百万，可从来没有给过端午一分钱。用元庆的话来说，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这话怎么听，都有点不太入耳。

后来，他遇到了四川人张有德。两人合伙，把窦庄对面的村庄和大片土地整个盘了下来。这个村庄名叫花家舍。南边临湖，北边就是凤凰岭，原本是一个大庄子，可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这个地方日益变得荒凉而破败。两个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它租了下来，打算将它建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

元庆与合伙人对重建花家舍这个项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订独立王国未来蓝图并设计它的功能的时候，两个人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甚至连项目名称都无法达成一致。合伙人醉心于水上游乐项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档别墅区，或者干脆开发娱乐业。原则只有一个：来钱快。他从四川招来了大批的川妹子，有意将花家舍改造为一个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张有德还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伊甸园。

元庆更倾向于“花家舍公社”这个名称。至于这个“公社”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元庆秘而不宣，端午也无从知晓。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元庆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说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远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气地打断了大伯子的话，笑道：“你眼前就有两个穷光蛋在这儿摆着，什么时候也顺便庇护一下子？”元庆自然没有接话。

哥哥和张有德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张有德坚持的，哥哥就坚决反对。反过来，也是一样。元庆的身边，也渐渐地聚起了一班人马，都是当年“秘密组织”的骨干。当时，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满足于在老田主持的《鹤浦文艺》上发表一些“豆腐干”文章，换点稿费贴补家用，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抵抗力。他们很快被张有德悉数收编，对哥哥反戈一击，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元庆终于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谈过一次，劝他离开地方志办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元庆似乎并不把他与张有德的分歧放在眼里。他先后去了安徽的凤阳、河南的新乡和江苏的华西，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对于挂羊头卖狗肉一类的勾当深恶痛绝。最后，他在日本的岩手县，终于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公社范本。当他从日本回来，兴致勃勃地向合伙人展示他所拍摄的照片时，后者已经在考虑如何说服元庆撤资了。

张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在元庆云游四方的同时，花家舍的拆迁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甚至，从新加坡请来的设计师已经画出了施工草图。四川人暗示元庆撤资，但没有什么效果。只得委婉地请出鹤浦市政府的一位秘书长，向元庆明确摊牌。王元庆当然一口回绝。他连夜找到了刚刚拿到律师执照的庞家玉，请她担任自己的法律顾问，并商量提起诉讼。

眼见得事情越闹越大，张有德便在鹤浦最豪华的“芙蓉楼”，请元庆吃了一顿晚饭，履行“仁至义尽”的最后一个环节。两个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家玉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那次晚宴。四川人在饭桌上的一番劝慰之词，日后成了庞家玉训斥自己丈夫时随时引用的口头禅：

“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

接下来不久，一连串的怪事相继发生。

在戒备森严的公司总部，三个来历不明的黑衣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了元庆的办公室，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迫使他在医院住了四个月。

他收到一封装有猎枪子弹的恐吓信。

紧接着，王元庆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公安机关的逮捕，虽说两天后被公安机关以“抓错了人”为由平安释放。

元庆从看守所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给合伙人张有德发了一封Email，诚恳地向对方表示，因为“资金周转”及身体方面的原因，他宣布退出花家舍项目。而张有德甚至都懒得去掩饰自己作为幕后指使人的角色。他的回信既张狂又露骨，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早该如此。

据说，公安局的一位警员在送元庆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曾微笑着告诫他：放你出去，是为你好。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起家的。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你懂不懂？不是能不能抓你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抓你的问题。你人模狗样，牛逼哄哄，其实算个屌。你想让我们道歉，门儿都没有。公安机关向谁道过歉？你脑子进水了。只要我们想查，你就是有问题的。这一次没问题，不等于说下次也没有问题。好好想想。

哥哥的最后一笔投资后来成了人们长时间谈论的话题。他看中了鹤浦南郊“城市山林”附近的一块地。他集中了几乎所有的资金，与鹤浦市政府和红十字会合作，在那儿新建了一所现代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认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病人将会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将他的中心塞得满满当当的。

事实证明，他最后的这一决策，颇有预见性。精神病疗养中心落成的同时，他本人就不失时机地发了病，成了这所设施齐全的治疗中心所收治的第一个病人。

16

早晨起来，端午给若若煮了两个粽子，一个咸鸭蛋。粽子和鸭蛋是母亲昨天特地让小魏送来的。满满一篮子。小魏还带来了一些艾草和菖蒲，让他插在门上辟邪。母亲亲手缝制的一双绣有“王”字图案的老虎鞋，显然太小了，儿子就用它来装了硬币。

家玉明天就要从北京回来了。若若一连几天都显得很兴奋。他在出了家门之后，又把门打开，将他那小小的脑袋从门里伸了进来，祝他生日快乐。

端午去单位打了个晃，随后就悄悄地溜出了市府大院。他搭乘24路公共汽车至京畿街，然后换乘特3路环城观光专线，前往南郊的招隐寺公园。他要去那里的精神病疗养中心探望哥哥。

公园南门外有一个巨大的露天古董市场。地摊上摆着数不清的玉雕、手镯、瓷碗、铜炉、字画以及旧书。卖家和买家都知道，那些东西全是假的，可并不妨碍生意的兴隆火爆。

穿过古董市场往东，是古运河的一段废弃的航道。那里彩旗飘飘，人声鼎沸。“咚咚”的锣鼓声震得地动山摇，大概是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当身后的鼓声渐渐地听不见了，端午在路边看到了疗养中心的那个被刻意漆成绿色的指示木牌。

在夹竹桃的树林中，一条柏油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上，在百十米开外的地方，消失在蓊蓊郁郁的密林之中。山路的右侧是一条深达数丈的山涧。由于正逢雨季，层层叠叠的溪水从乱石和倒伏的枯树中奔泻而出，发出巨大的喧响。燕子在涧底来回穿梭，都是黑色的。这一代最有名的白燕，如今已难得一见。高大的树木一度遮住了天空，浓荫间透出铜钱大小跃动的光斑。山涧上偶尔可以看见一两座朽坏的木桥，覆满了厚厚的青苔。

涧流的另一侧，有一道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在葱绿的树木和盛开的夹竹桃掩映之下，很不容易分辨。只有当写有“军事重地，严禁翻越”的牌子出现在视野之内，才会提醒人注意到对面驻军的存在。不过，军分区的营房同样隐伏在密林深处。能够看见的，是山顶上矗立着的雷达站。

除了两个挎着竹篮，头戴绿色方巾的老妇人向他兜售香料之外，端午在这条山路上竟然没有遇见一个游客。山林中有一种神秘的墓园般的寂静。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这片山林被划入了国家森林公园的地盘，这一带成了鹤浦和邻近地区有钱人的集中居住区。数不清的楼盘和私家别墅，挤满了山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附近的几家钢铁厂、焦化厂和纸浆厂迅速完成了搬迁，南郊也从一个污染重灾区，一夜之间变成了“负氧离子”的同义语，变成了鹤浦童叟皆知的“城市之肺”，变成了原生态宜居的“六朝遗梦”。

每次到这里来探访兄长，端午的心里都会时不时涌现出一股不可遏制的羡慕之情。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对哥哥毫无保留的敬佩。元庆为自己挑选地方的天才眼光，足以与军分区首长相媲美。他所看中的窦庄，当初只是一处散发着恶臭的蚊蝇滋生地，如今早已成了高档楼盘的代名词，甚至吸引了不少上海和南京的富商；他对南郊的发现，比起一般社会公众，几乎提前了整整十年。

在他神经系统行将崩溃的前夕，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正确的决定：将自己合法地安置在风光绮丽的山林深处，不受任何打扰地安度余生。在他头脑还算清晰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反常态地与市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并对协议的内容字斟句酌。家玉参与了协议制订的全过程，对哥哥的神秘动机颇费猜测。在这份荒唐而古怪的协议中，将近四千万的投资完全不要任何回报，就连市政府的官员都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在签字之前，他们反过来“好心地”提醒他慎重考虑。

元庆的唯一要求，就是在疗养院给他留个单间，以便“万一哪天得了精神病之后，可以入院治疗”。按照协议，他拥有这个房间五十年的使用权；在他入院后，他将得到免费治疗以及一切相应的照料；即便他本人强烈要求出院，院方亦不得同意。

“这等于说，你哥哥用三四千万替自己买了一个监狱，怎么回事啊？”

那些日子，家玉一直心事重重地对端午念叨着这句话。这件事，已经怪诞到像是霍桑小说中的情节了。等到哥哥真的发了疯，再回过头去琢磨那份协议，倒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元庆不过是提前预知了日后的患病，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容身之地，如此而已。

他的发疯令母亲悲痛欲绝。联想到哥哥在所谓的花家舍项目上所受到的一连串打击，端午不胜唏嘘。家玉却冷漠地将元庆的发病，归因于他的神经系统过于脆弱。她多少有点助纣为虐的口吻，让端午颇感不悦。

穿过一排低矮的松树林，一段深红色的石墙出现在眼前。铸铁的大门两侧各有一块门牌。左边的一块是新加上去的，同样白底黑字：

鹤浦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大门敞开着，院内停着一辆警车。岗亭边的保安无所事事，正在和两位病人家属聊天。他从一位身穿阿玛尼T恤的小伙子手中接过香烟，一个劲儿地向他摆手：“没有床位。等着住院的病人已排到三百多名。什么人都进不来了，除非是市里挂号的三无病人……”

端午从大门进去的时候，没有人让他登记或要查看证件。

哥哥住在紧挨着职工宿舍区的一栋小楼里。端午必须穿过收治重症病人的第二病区，以及女病人集中的第四病区。树荫底下的长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的，都是正在沉思的病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打量端午，促使端午加快了步伐，尽管遭到他们攻击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他也担心，带给哥哥的一包粽子由于天太热而变了味。

在第四病区的院子里，有一排橘黄色的露天健身器材。他看见几个医生和护士正在围捕一名赤身裸体的中年妇女。她绕着健身器材，与医生们捉起了迷藏。护士手里拿着一件斜纹布的套头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住地用手捶打着胸脯，对她喊道：“你儿子没死，等着你去喂奶呢。”

那妇女一听，将信将疑地站住了。她托起沉甸甸的乳房，轻轻地往外一挤，一股乳汁猛地嗞了出来。

哥哥住在一座白色三层小楼的底层，屋外还有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院子的围墙上爬满了扁豆藤、丝瓜以及蓝色的牵牛花。房门半开着，一位清洁工正在替他清扫房间。她围着红色的塑料围裙，手臂上戴着黄色的橡胶手套，正在费力地拧着拖布。她告诉端午，王董事长刚出去了“没多一霎”。至于去了哪里，她也说不好。可能是到办公楼找周主任下棋去了。端午将手里的粽子放在进门口的电视柜上，随后就去了办公楼。

哥哥没在那下棋。他绕过护士站的蓝色板房，远远地看见周主任正在住院部门口与两个警察握手道别。周主任很快也认出了他，示意他略等一会儿。他一直将客人送到林荫大道的下坡处，才返身往回走。

周主任一脸沮丧地告诉端午，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昨天晚上，一病区有个人自杀了。他是个复员军人，是在去北京上访的途中被人拦住，直接送过来的。这样的事倒不是第一次发生。不过，什么人都往这儿送，也让他感到十分头疼。毕竟，这里不是监狱。

“那么，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病？”端午问道。

“这话叫我怎么个说法呢？从医生的立场来看的话呢，你就是到大街上随便拉个人来，让我们给他作诊断，你说他精神上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的生存压力这么大，你是晓得的。人这个东西，其实脆弱得很。比方说，前些日子来了一个司机，家人说平常好好的，就是一天深夜开车，压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他以为是压了人，就发了病。

“你哥哥当年建这所医院的时候，我是参与论证的。当时的设计床位六百个，很多人都反对，说太大，可现在怎么样呢？我们增加了三百个床位，还是远远不够。每天都有人往这里送条子，走关系，把各色各样的人往这里送。

“可人既然送来了，我们也无权放他走。阿是？前天送来的这位老兄，他的抗拒和不合作，不出我们所料。正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大夫们反而放松了警惕。他是用鞋带上吊的。不过，你哥哥倒是没什么事。”

周主任苦笑着摇摇头，朝远处的一个树林指了指，说道：“他这会儿多半在开放病区打乒乓球呢。要不，我陪你去找他，阿好？”

“不用了吧。我一会儿就得走。”端午赶紧道。

“你哥哥的病，这个东西，叫我怎么个说法呢？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的时候，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前儿个中午，他来找我下棋，让了我一个马和一个炮，还把我赢了呢。发病的时候呢，也还好，不瞎闹。就是有一点，他老是担心有人要谋害他。”

“老母亲总担心他出意外，怕他吃不好。”

“那就请老太太一千二百个放心，没得事，他不是一般的人。再说了，这座医院都是在他手里建起来的。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在他神智清楚的时候，我这块有什么事委决不下，还找他商量呢。至于你说的意外，首先一点，自杀是不会的。他惜命得很。”

端午也笑了起来。

周主任笑呵呵地接着道：“他在食堂吃饭，都担心有人往他的饭菜里头下毒，这样的人怎么会自杀呢？至于说到其他的暴力行为，大不了就是乒乓球打输了，把球踩瘪了撒气。不碍事。他到这里也已经三四年了，从来没打过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性格有点褊狭，这个你是晓得的。”

周主任要留他一起吃饭，见端午再三推辞，也就没再坚持。临走前，周主任叮嘱他，下次来探访的时候，最好多带几本字帖来。哥哥最近迷上了书法。

“他曾经认真地问过我，如果他从现在起就下狠心，每天练上五小时，十年后，他的书法造诣能不能超过王羲之？嘿嘿，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阿是啊？”

与周主任告别之后，端午没有按原路返回山下，而是像往常一样，经由家属区的一个侧门，穿过公园管理处的花圃，进入招隐寺公园。

因为是端午节，窄窄的山道上挤满了去招隐寺焚香的人流。招隐寺的庙宇和宝塔，已被修葺一新，耸立在山巅。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浮在绿色的烟树之上的虚幻之物。

“听鹂山房”虽然还在原来的位置，它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了一个三层楼的饭庄。有人在唱卡拉OK。尖利而嘈杂的《青藏高原》。因结尾的高音上不去，照例是一阵哄笑。

门前的那处池塘似乎比原先小了很多。池塘四周的柳荫下，支着几顶太阳伞。一个大胖子光着上身坐在帆布椅上，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在那钓鱼。浑浊的水面上不时有鱼汛漾动。

没有睡莲。

端午呆呆地站在烈日之下，犹豫着要不要在饭庄里吃饭。

他很快就离开了那里。

第二章葫芦案

1

庞家玉厌恶自己的婆婆。甚至在心里，暗暗地盼着她早死。从理论上说，婆婆每次生病，都隐含着某种希望。遗憾的是，她的那些病，或轻或重，她总有办法让自己康复。每当家玉被这种恶毒的念头所控制的时候，她都会深陷在一种尖锐的罪恶感之中，并为自己的不孝和冷酷感到恐惧。这种罪恶感在折磨她的同时，也会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家玉会尽己所能，对婆婆表示善意和关心，来抵消自己内心的那种不祥的罪恶感。

这当然显得做作而虚伪。

饱经风霜、目光犀利的张金芳自然不会看不出来。通常的情形是，庞家玉对婆婆越好，她们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也就越深。这种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家玉又回到了她的起点——她觉得这样的人，还是早一点死掉的好。

端午曾劝她将婆婆当成她自己的母亲来侍奉，所谓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对此，家玉完全不可接受。

她自己的母亲，在家玉五岁那年就死去了。家玉对她的记忆，仅限于皮夹子中多年珍藏着的一枚小小的相片。母亲永远停在了二十九岁。一度是她的姐姐，近来则变成了妹妹。父亲嗜酒如命，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就带着她搬进了邻村一个年轻的寡妇家。后来，通过人工受孕，还给那寡妇生了个儿子。家玉是在呵斥和冷眼中长大的，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种无所依傍的碍事之感。她与端午结婚后，父女俩更少来往。每次父亲到鹤浦来看望女儿，仅仅是为了跟她要钱。后来，随着家玉的经济条件大为改观，她开始定期给父亲汇款，父亲基本上就不来打搅她了。

与许多婆媳失和的家庭不同，庞家玉对婆婆的邋遢、唠叨和独断专横都能忍受，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婆婆的说话方式。如果与元庆或端午说话，婆婆通常会直截了当，无所顾忌，甚至不避粗口。而对家玉就完全不同了。她总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跟她说话，通常是以“我来跟你说个故事”这样的开场白起始，以“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来结束。故事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动物，最为常见的是狗。在大部分情形之下，婆婆那些离奇而晦涩的故事中的“微言大义”，并不容易领会。每次去梅城看望她，家玉都会像一个小学生面对考试一样惶惶不安。那些深奥莫测的故事难以消化，憋在她心里，就像憋着一泡尿。

端午对她的遭遇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因此对她冷嘲热讽：“你现在知道了吧，在日常生活中，法律和逻辑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在她和端午刚结婚的那段日子里，婆婆就给她讲了一个公狗和母狗打架的故事，沉闷而冗长。根据端午事后的解释，这个故事尽管情节跌宕起伏，枝蔓婆娑，其中的寓言倒也十分简单。母亲的意思无非是说，在家庭生活中，母狗要绝对服从公狗。

另有一次，婆婆跟家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主角换成了公羊和母羊）：公羊和母羊如何贪图享受，生活放纵，如何不顾将来，只顾眼前，最后年老力衰，百事颓唐，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悲惨结局。这一次，家玉似乎很快就搞清楚了婆婆的意图，她喜滋滋地把故事向丈夫复述了一遍，然后得出了她的结论：

“妈妈的意思，会不会是告诫我们，婚后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免得日后老了，陷入贫穷和困顿。”

端午却苦笑着摇了摇头，对她道：“你把妈妈的话完全理解反了。”

“那么，她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注意环境保护，不要对地球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她哪有那么高的见识。”

“那她到底是个啥意思？”

“她的意思，唉，无非是希望我们要一个孩子。”

“妈的！”

家玉轻轻地骂了一句，只能又一次责怪自己的愚昧和迟钝了。

还有一次，家玉去梅城调查一名高中生肢解班主任的案件，顺道去看望婆婆。婆婆将家玉叫到自己的床边坐下，花了足足三个小时，给她讲述了一条老狗被人遗弃在荒郊野岭，“因心脏病发作”无人知晓，最终悲惨死去的故事。由于婆婆那时受健忘症的影响，她把这个故事一连讲了三遍。家玉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得向端午求教。端午只听了个开头，就打断了她的复述，笑道：“这个故事同样没什么新意。她是想搬到鹤浦来，和我们一起住。这话她已经跟我提到过好几次了。”

“想都别想！”家玉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果你不想跟我马上离婚的话，就请你老娘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话虽这么说，家玉心里其实也十分明白：在婆婆那深不可测的大脑中所闪过的任何一个念头，都是不可能“打消”的，需要打消的，恰恰是自己脆弱的自我和自尊。婆婆的惩罚如期而至。这一次，她可不愿意多费口舌，讲什么羊啊狗啊一类的寓言故事，而是干脆对她不予理睬。婆媳之间的“禁语游戏”，竟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甚至在大年初一，家玉去给婆婆拜年时，她照样装聋作哑。

在这之后，庞家玉倒是确实考虑过与端午离婚的事，甚至为离婚协议打了多次腹稿。因为，她觉得自己一分钟都不能忍受了。当她试着向端午提出离婚一事的时候，令她吃惊的是，端午一点都不吃惊。他只是略微沉默了一小会儿，就以极其严肃的口吻对妻子道：

“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

家玉不得不再次收回自己刚才的话，找了个地方痛哭了一场。婆婆惩罚她的手段总是如此高明，往往还未出手，家玉就自动崩溃了。婆婆从不屑于直接折磨对方，而是希望对方自己折磨自己。庞家玉只能屈服。

经过慎重考虑，家玉主动向端午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在鹤浦另外购置一套住房，把老人家和小魏一起接过来住。

事情总算解决了，可屈辱一直在她的心里腐烂：“为什么自打我出生起，耻辱就一直缠着我不放？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这天晚上，家玉蜷缩在端午的怀里喁喁自语。泪水弄湿了他的汗背心。

“亲爱的，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而不感到耻辱，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呀！”端午像对待婴儿一样，轻轻拍打妻子的肩膀。

他的安慰，从来都是这样的不得要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逢双休日，夫妇二人就带着若若去四处看房。庞家玉一度沉浸在即将拥有第二套房子的亢奋之中，对儿子在学校排名的直线下降既痛心又熟视无睹。她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房，比较各个楼盘的交通状况、配套设备、容积率、升值潜力、与化工厂的距离、周边环境、有无回迁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用端午的话来说，好像她要挑选的，不是一个钢筋水泥建成的房子，而是她的整个未来。

的确，几乎没有一个楼盘的名称能让家玉感到满意。什么“维多利亚”啦，什么“加州阳光”啦，“蓝色多瑙河”啦，“南欧小镇”啦，带有强烈的自我殖民色彩，让家玉感到一阵阵反胃；而“帝豪”、“皇都”、“御景”、“六朝水墨”一类的楼盘名称，与它们实际上粗劣的品质恰好构成反讽；至于“秦淮晓月”、“海上花”或“恋恋丽人”一类，则简直有点诲淫诲盗了。

一个月看下来，只有一个楼盘的名称让她勉强可以接受，它的名字叫“金门寺小区”。比较中性。可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徐景阳却不失时机地提醒她，金门寺三个字与“进门死”谐音，听上去有点吓人。“不要说长期住在里面，就是我到你们家去串个门，都有背脊发凉的感觉，不吉利啊！”经过徐景阳这么一提醒，庞家玉再把那小区看了一遍，也发现了新的问题：那房子的屋顶一律是黑色的，怎么看都像是个棺材盖。她只得放弃。

考虑到婆婆生活的便捷，考虑到自己对园艺的兴趣（婆婆迟早会故去的），特别是自己手头尚不十分宽裕的资金，家玉想挑选一个底层带花园的公寓房。因为她怕狗；因为她讨厌那些面目可疑的回迁户——到了夏天，这些人光着大膀子，在小区里四处晃荡，无疑会增加她对生活的绝望感；因为她厌恶楼上的邻居打麻将；因为她担心地理位置过于偏僻而带来的安全隐患；特别重要的，她害怕化工厂和垃圾处理厂附近的空气和污染的地下水会随时导致细胞的突变，因此，挑选房子的过程，除了徒劳地积累痛苦与愤懑之外，早已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四个月之后的一天，她在大市街等红灯。一页刚刚开盘的楼盘广告，由一只油腻肮脏的黑手，通过她的车窗玻璃的缝隙，被塞了进来。她麻木地看着手里这张散发着难闻油墨味的广告，莫名其妙地动了真情。第二天傍晚，家玉下班之后，带着端午和昏昏欲睡的儿子，匆匆赶往这个名为“唐宁湾”的小区。急性子的家玉已经彻底丧失了耐心。

“妈的！难道这么大的一个鹤浦，竟然就找不到一处我中意的房子吗？”她飞快地看了丈夫一眼。

“恐怕情况就是如此。”端午道。

“那好，就它了！”家玉怒气冲冲地说。“无论这个房子事实上如何，就它了。他妈的。唐宁湾。就它了。我再也不想看什么狗屁房子！”

她就像是与自己赌气一样，驾着车在沿江快速路上狂奔。速度之快，甚至撞死了一只麻雀。

家玉决定闭上眼睛。

他们到了空荡荡的售楼处，也不要求看房，也不询问任何与楼盘有关的信息，甚至都没有讨价还价，主动要求支付定金，销售处的工作人员在一连问了两遍“你确定？”之后，脸上梦游般的疑云，久久不去。

在等待端午签约的间歇，家玉坐在一盆绿萝的后面，心情坏到了极点。四个月来对新居的美好憧憬，如今已变成了一堆冰冷的余烬。家玉忽然意识到，购房的经历，也很像一个人漫长的一生：迎合、顺从、犹豫、挣扎、抗争、忧心忡忡、未雨绸缪、凡事力求完美，不管你怎么折腾，到了最后，太平间或殡仪馆的化妆师，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把你轻易打发掉……

当然还有爱情。

她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要嫁给的那个人。英姿勃发的飞行员。刘德华或郭富城。中学里年轻的实习老师。去了美国的表哥。穿着白色击剑服的运动员。可是在招隐寺，当她第一次见到与自己单独相处的陌生人，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了出去。

这个人，此刻，就站在售楼处的柜台边。衬衫的领子脏兮兮的。临睡前从不刷牙。常把尿撒到马桶外边。这个人，像个毫无生气的木偶，又像是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民——售楼小姐纤细的手指指向哪里，他就在哪里签字。

“总算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对着暮色四合的江面，端午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结束了。”过了很长时间，家玉猛吸了一口气，哀哀地低声敷衍了一句。

他们决定去汤氏海鲜酒楼吃饭，借此“庆祝”一下。端午点了昂贵的龙虾。可是，除了喜出望外的小东西之外，两个人都高兴不起来。

2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的时候，家玉赤身裸体地从床上蹦了下来。她迷迷瞪瞪地从地板上那一堆衣物中寻找她的“诺基亚”。她随手用一件丝质的睡袍遮住了下腹，而忘了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她的腹部有一个因剖腹产手术而留下的刀疤。它像一条蜈蚣，藏在腹部两道隆起的沟壑之间。

刚才，陶建新对她说，除了这个刀疤之外，她的身体堪称完美无缺。他喜欢年龄大一点的女人，喜欢她的丰腴，喜欢那种熟透了的杏子的味道。他觉得自己已经化了。像一捧雪，化在了深不见底的水井里。

现在，他正靠在床头抽烟。

电话是端午打来的。他告诉家玉，房子倒是租出去了，不过，目前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很大的麻烦。

“等会儿再说好不好？我现在正在上课。”家玉不假思索地道。

她轻轻地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看到外面的夜色，暗自吃了一惊。相当长的静默过后，手机中又传来了端午那潮湿而略显沙哑的声音：“好吧，那你上课吧。我刚给你发了一个Email，你抽空看看吧。”

“我已经到了走廊上，你说吧。”

端午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她当然感觉到了端午的声音里淡淡的讥讽味。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桌上的闹钟，觉得丈夫的讥讽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她刚才睡得太沉了。雁栖湖的四周已经亮起了灯。湖面上飘着一缕轻雾。对岸的山谷里，是一片农家小院薄暗的光影。培训部大楼外，有几个学员正坐在楼前的台阶上聊天。声音很大。

“谁来的电话？”建新笑着问她。

“我老公。”

“你不该对他说你正在上课。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我睡糊涂了。”家玉打了个哈欠，嘟嘟囔囔地道，“怎么会睡得这么沉？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么甜的觉了。不过没关系。”

建新此刻已经在床头柜上的烟缸里掐灭了烟头，精赤条条地下了床。怎么看都像是个大男孩。两腿间的棍子可笑地耸立着。他从背后搂住她，手指夹着她的乳头。他笑着告诉她，从下午五点到现在，他连一分钟都没睡着。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精力的迅速恢复：“我一直在等你醒过来，你饿不饿？”

“是有点。可在怀柔这地方，这么晚了，到哪儿去弄吃的？我这儿有点曲奇，你要不要吃？”

建新没有说话。他把她的脸扳过来，故意显出粗鲁的样子，吻她的嘴。

他知道她喜欢这样。

“我和他，谁好？”建新终于停止了亲吻，在她耳边悄悄地问道。

“你说什么？”

“我和你老公，谁好？”

“你又来了！”家玉故作生气地要推开他，可他的手像铁箍一样紧紧地箍着她，她无法动弹。

建新嘿嘿地笑个不停。因为有了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表现得更加粗野。更加肆无忌惮。他将她抱起来，扔到床上，将她的双腿扛在肩头。

“你老公刚才来电话说什么？”

“唉。房子的事。说有麻烦。鬼知道是什么麻烦事。我在安全期。你用不着戴那个。”

“你会不会把我们的事告诉他？”

“会的。”家玉笑道。

“他会不会来找我玩命？”

“会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和你老公，到底谁好？”

他不断地击打她。每击打一次，就重复一遍同样的问题，把她的回答弄得支离破碎。

“哎呀，你这个人！你……哎哟……真是烦……烦死了……好好好，你好，行了吧？”

很快他们便不再说话。可家玉的脑子里怎么都赶不走端午的影子。隐隐间有点憎恶。他的电话来得很不是时候。它妨碍了她全身心的投入。她甚至觉得端午正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不由得心里一阵发酸，也有点怜悯他，沉浸在一种既疯狂又悲哀的快意中。

现在，黑暗中的毒蛇，正在展现出它那斑驳美丽的花纹。有那么一刻，她弄不清笼罩着她的是喜悦还是悲哀，弄不清自己真的是升到了云端，还是正在跌入深渊。不过，两者都让她沉醉。

建新的脸变得很狰狞。他加快了速度，开始用含混不清的语调叫她婶子。他不在乎他那点变态的隐秘。家玉暗暗有点吃惊，但也无意多问。

她闭上眼睛，专心地等待汹涌而至的快感。

严格地说起来，家玉与陶建新真正相识的时间，只有一天，或不到一天。到目前为止，家玉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年龄（二十六岁）、籍贯（石家庄）和毕业的学校（西南政法大学）。这就足够了。

从开班的第一天，家玉就注意到了他。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有着一张精致而大胆的男孩的脸。她觉得只要远远地瞥上他一眼，心里就会掠过一阵畅快的涟漪。男人可以长得这么好看，简直没道理！

这天早上，律师行业协会组织他们去慕田峪长城游玩。天刚亮，大巴就在雾中出发了。尽管车上有的是空座位，他还是选择坐在了她的身边。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家玉的前排坐着一个头发谢了顶的老头，也是石家庄人。一上车，他们就没完没了地聊起了股票。家玉购买的“东方集团”和“宏源证券”被套得很深，因此对他们的交谈也颇为留意，并不时插上一两句嘴。她的看法也许有些幼稚，那两个人对她的话完全置若罔闻。

汽车向左边急拐弯，他失去平衡的身体就向右倾斜，一只手很不恰当地按在了她的大腿上。她“噢”地叫了一声。对方立刻向她说“对不起”，家玉也赶紧说了句“没关系”，并朝他微微一笑。

奇怪的是，在后来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他们仍然没有任何交谈。家玉只能假装睡觉。通往慕田峪的山路，急拐弯一个接着一个。可建新那只关节毕现的手，紧紧地攥着前排的靠背扶手，身体的右倾再未造成任何肌体的接触。

中午，他们在慕田峪山脚下的一个农家乐吃饭。他们“偶然地”坐在了一起。在通往树林间公共厕所的碎石小径上，他们也曾一度迎面相遇，彼此间也不过是矜持地点一下头而已。他们真正开始交谈，是在一处险峻的山头上。那里的一段单堵墙长城早已倾颓。砖石遍地，荒草丛生。中午炽烈的阳光下，家玉多少有一点昏昏欲睡的眩晕感。建新的同伴，那个来自石家庄谢了顶的老家伙，正站在几百米之外的长城箭垛上向他挥手。他的身后是一大片白云。叫喊声远远地传过来，浮浮的，淡淡的，空阔而虚旷。建新看见同伴在叫喊，可他站在那儿没动。

“这里的桃花，怎么这时候才开？”他望着家玉道。

他身边有一株野桃花，开得正艳。

“是啊。”她举着照相机，朝他走过去，“山里的空气很凉，花开得自然要晚一些。”

她随后就提到了白居易那首广为人知的《题大林寺桃花》。看着对方迷惑不解的样子，家玉就有些卖弄地把这首诗的前两句念了念，没想到建新却扭过头来问她：

“你去过庐山吗？”

“庐山？没去过，怎么啦？”

“大林寺不就在庐山吗？”

他妈的！原来他不仅知道这首诗，而且还知道大林寺在庐山。家玉有点羞愧。红了脸。他妈的！

当他们重新跨过长城倒坍的垛墙，追赶山顶的队伍时，他不失时机地拉了她一把。他握住她手的时间略微有点长，但也没有长到令人会联想到非礼的程度。在朝山顶攀登的陡峭的台阶上，家玉再次把手伸向他。她真的有点害怕。他们在抵达山顶之前，两个人的手再也没有松开过。

他有些暧昧地叫她姐姐。可她一点都不觉得不自然。

他问她住几号楼，家玉就直接告诉了对方自己的房间号码。建新把嘴凑在她耳边，露骨地对她说：“我怎么觉得有点晕？”他嘴里呼出的气息弄得她耳根发痒。他又说，他有点倒不上气来，但不完全是因为体力不支所致。她则放荡地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对他暧昧的试探给予明确的鼓励：

“我也是。”

小陶从她房间里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庞家玉坐在电脑前，将端午发来的那封Email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她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她的脑子里还残留着小陶跟她说过的那些话。仿佛又偷着活了一次。斩断了与现实的所有联系，又活了一次。她甚至都记不起来，自己在唐宁湾还有一处房子。她的双腿有点酸痛，乳房尤其如此。

她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身体的贪婪与狂野，意识到这种对女人而言多少有点难以启齿的感觉。羞耻不仅不会妨碍快感的生成，相反，它成了快乐和放纵的催化剂。

小陶说，她和他的婶子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香水的味道一模一样。既成熟又天真的放荡一模一样。甚至就连高潮来临的速度和节律都一模一样……

她打开了自己QQ的界面，在一大堆好友中寻找端午的图标。那是一个粽子，是家玉帮他选的。那个图标暂时还是黑白的，处于断线状态。尽管她知道丈夫平常睡得很晚，她也不能保证他此刻仍然在电脑前。她试探性地用键盘敲出“在吗”两个字，就开始浏览当天的新闻。没过多久，伴随着一阵悦耳的蟋蟀般的鸣叫，端午的图标陡然变成了彩色，并且开始了持续的闪烁。

家玉赶紧关掉了新浪的界面，通过QQ与丈夫开始了在线长谈，大致内容如下：

秀蓉：在吗？

端午：在。

秀蓉：干吗呢你？

端午：跟你聊天啊。

秀蓉：妈的。

端午：我在看球。

秀蓉：那个孙俪，是不是把你们两个窝囊废都给迷住了？谁让你们去跟她套近乎了？活该。应该首先去找中介公司。

端午：她不叫孙俪。吉士说她长得像孙俪。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秀蓉：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们还是应该去找中介公司。

端午：去过了。

秀蓉：怎么样？

端午：磨刀巷集中了大批的警察，巷子被封了。

秀蓉：为啥？

端午：有人自焚。

秀蓉：KAO。

端午：怎么办？

秀蓉：我想想。若若怎么样？

端午：挺好，睡得挺香的。

秀蓉：你给徐景阳打个电话问问。他很擅长处理这一类的纠纷。他的电话是13910754390。

端午：好，我去把电视关了，你等等。

秀蓉：别把房子的事放心上，实在不行，等我回来再说。这种事对我们做律师的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若若倒是要费点心。他马上就要小升初了，七月中旬有个分班考。你赶紧找人给他补补奥数。

秀蓉：古文和作文，你跟他讲讲就行了。新概念第二册他背到哪儿了？每天背一课，其实并不难。千万别让他再去踢足球了。

秀蓉：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书包，看看里面有没有香烟壳子，有没有呸呸卡。如有，就没收。你在吗？

端午：在。

秀蓉：PSP要藏好，最好你把它带到单位去，锁在办公桌抽屉里。藏在家里不行，他总有办法找到。对孩子的爱要放在心里，不能放在脸上。总之，你对他要再严厉一些。每小时，每分钟，都要督促他。要是打个盹儿，伸个懒腰，别人就把他超过去了。差一分，就是半操场的人啊。

秀蓉：鹦鹉是个问题，我真后悔当初把它从藏区带回来。你还在吗？

端午：在。

秀蓉：别忘了给金鱼喂食。另外，鱼缸里的水也该换一换了。鱼肚子上如果出现白斑，往往就是生病的信号。你可以去买点微菌治疗剂，一般的花卉市场都有卖的。是进口的，英文是White Spots Fungi Specific Medicines。

端午：晚上十一点钟你还在上课吗？

端午：你在吗？

端午：在吗？

端午：怎么不说话？

秀蓉：我去了趟厕所。

端午：这么长时间？

秀蓉：好像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端午：你那儿有没有氟哌酸或黄连素？

秀蓉：没事。别担心。我有点困了，你呢？

端午：我还好，要不你早点睡觉吧。

秀蓉：那好，我遁了。

端午：拜拜。

秀蓉：拜。

3

早上七点零二分，由北京开往杭州的夕发朝至和谐号列车，正点停靠鹤浦车站。今天是星期六。她没有让端午来接她。外面下着小雨，雷声在很远的山谷里炸响，随后就是一连串沉闷的回声。空气中有一股可疑的怪味道，类似于苹果软化后发出的酸甜味。她的雨伞还在皮箱里。家玉实在不愿意在拥挤的人流中打开旅行箱，就只好冒着雨出了车站的检票口。

五十米之外的出租车站，刚下车的乘客排起了长队。因为下雨的缘故，家玉还是就近上了一辆黑车。这让她多少有点自责：自己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的社会道德，还不足以让她多走五十米。尽管她很想在第一时间见到儿子，可她还是决定顺路先去一下律师事务所。一周之前，她合伙人之一的徐景阳跟她通过电话。有两份亟待处理的急件就搁在她的办公桌上，她得尽快把材料取走。景阳的左肺叶有点问题，情况不乐观。要入院开刀。手头的事务只能由家玉代劳了。

家玉在律师事务所楼下的Seven-eleven买了一包方便面、一根玉米、一只茶鸡蛋，外加两包速溶咖啡。她接到了三个手机短信。她红着脸，回复了其中的一个。她的办公室在这幢大楼的六层，可电梯在六楼不停，她必须先上到七楼，然后再从楼梯间走下来。

尽管她离开了近四个月，办公桌上还是纤尘不染，十分整洁。桌子上的那盆茉莉花并未像她担心的那样枝枯叶败，相反，黑亮的枝叶中缀满了白色的繁密花苞，已经有隐隐的香气逸出。在一大摞厚厚的打印材料上面，用订书机压着一张便笺，那是徐景阳给她留下的。他嘱咐家玉，法律援助中心交办的两个案件，必须尽快处理。市里有关部门已经催问过多次了。在等候电脑启动的这段时间中，电水壶的水已经开了。她用泡方便面后多余的水，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随后，她用餐巾纸小心翼翼地吸干头发上的雨水，一边啃着玉米，一边阅读桌上的材料。

第一个案件没有多少意思。大抵是农村鳏居老人的赡养纠纷。那个老头已年近八旬，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无人愿意照料他。这一类的事情在鹤浦一带司空见惯，对律师的能力和智商构不成任何挑战。总体上说，既繁琐又乏味。本案的特殊性，倒不在于老人家儿女众多而又得不到赡养，甚至也不在于所有的子女都宣称自己“一贫如洗，病魔缠身。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们甚至威胁要把老人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用板砖直接拍死他。关键是这个老人脾气火暴，尤其喜欢上访。他已经去过一次北京。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混迹于东交民巷告状者的队伍，就连那些来自全国各地“苦大仇深”的同伴也看不起他。那些人骂他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瞎起哄。几个好心人则劝他说，这种事情，在当地一纸诉状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到北京来闹事。最后，鹤浦驻京办的人找到了他。他们请他到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吃了饭，又陪他游览了长城，还给他买了一张返程卧铺票。他穿着那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T恤，神抖抖地回来了。

相比之下，第二个案件则要复杂和离奇得多。庞家玉为了尽可能详尽地弄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在阅读案卷材料的同时，也通过Google在互联网的网页上搜索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件事发生于一年前。

一天下午，父亲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接儿子。妻子与他离婚后，一直没有下落。他与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他看见儿子背着书包，与小伙伴们说说笑笑地从学校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同时也看到了正在向他逼近的巨大危险。

一个秃头的中年男子突然从一片树荫里闪了出来，同时从怀里拔出了刀。他意识到自己一定会死，甚至准备接受它。唯一的问题在于，死亡的地点和时机有点不合适。因为儿子，他的命根子，正有说有笑地走出学校的大门。既然这个人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公然亮出刀来，说明他并不在乎这件事的后果。本来，歹徒要从十分拥挤的人群中走到他面前并不容易，可家长们不约而同地决定予以配合。他们纷纷闪避，让开了一条不大不小的通道。两个人都在向他走近。一个是化身为秃头的死神，一个是他生命中仅有的慰藉。儿子。

在那个节骨眼上，冷静的父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这也成了事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儿子带着询问、困惑、惊恐的目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朝儿子飞快地眨了眨眼睛，并笑了一下。他的儿子果然聪明绝顶。在歹徒疯狂地将刀捅向父亲的时候，他准确地领会了父亲的期望和意图，并强作镇定。他假装不认识父亲，从他身边一走而过，从而逃过一劫。

庞家玉转过身来，看了看门口正望着她的垃圾清扫工。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假如此刻若若就在她身边，她一定要将他搂得紧紧的。不管他如何挣扎，也不松开手。

而这个杀人事件，不过是整个案件的起因。

那个幸存者，那个侥幸逃过一劫的孩子，也没有能够活多久。两个月前，他因为白血病，死在了鹤浦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临死前，他的手里紧紧地抱着他父亲留下的一件旧衬衫。在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都失声痛哭。而他的奶奶则发了疯般在地上乱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奶奶将孙子的死因归咎于医疗事故，而将院方告上法庭，是荒谬而不近人情的，甚至多少有点恩将仇报。院方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鉴于孩子的父亲一年前惨遭杀戮，凶手至今没有抓到，大夫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孩子的生命，不仅免除了所有的医药费用，而且还在医院的职工中发起了募捐。虽然捐到的钱并不多，可这在医院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老奶奶根本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相继离去这一事实，抱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死光了，我的孙子也不能死”这样的顽固的信条。她缺乏必要的医疗常识，认为只要移植了骨髓，孩子就能康复。另外，她也需要——

钱。

案卷中有一份徐景阳与当事人笔谈记录的打印稿。在这份打印稿上端的空白处，景阳留下了这个老太太详细的家庭住址。她的钱姓邻居家的电话号码。一副草图，简明扼要地标出了村庄的位置和行车路线。图旁还有一行小字：

尽量不要在村里的“华强小吃店”吃饭，那里的面条中有一股怪味，有点像肥皂。

景阳是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周到，细致，温文尔雅，而且充满理性。在这份长达十多页的谈话记录中，那个痛失儿孙的老太太大概是不愿意提到“死”这个字，也未用“故去”、“走了”一类的替代性词汇，每当她提及孙子离去这一事实，她一概使用“牺牲”这个词。比如说，我的孙子，我那宝贝疙瘩，已经牺牲了三个月零十七天了。而一丝不苟，凡事力求客观严谨的徐景阳，对她的话照录不误。

家玉不由得想起她与端午的一次争论。

那时，他刚刚写完一首长诗，题目就叫做《牺牲》。那段时间，端午简直被“牺牲”这个词迷住了。按照端午的看法，每个时代都有难以统计的牺牲者。正是“牺牲”这个词的出现，使得我们司空见惯的死亡的实际含义，发生了某些变化和升华。它所强调的恰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所指向的目标和意义。端午举例说，在远古时代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中，被送上祭坛的牺牲者，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是肃穆而神秘的仪式的一部分。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牺牲者在不同的时代之所以会被挑中，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纯洁无瑕，比较适合神灵的胃口。他们被当作礼物送出去，换来的是风调雨顺，阴阳谐和，四时吉祥。牺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的一部分。即便是在革命时代，为了达成某个或具体或虚幻的目标，一茬一茬的牺牲者长眠于地下，化迹于无形，但他们的名字因被写入胜利者的历史而留了下来。即便是那些无名的牺牲者，也得到了恰当的处理。他们往往被吸纳于一个概念性的符号（比如烈士和纪念碑）中，而得到缅怀和纪念，从而象征性地融入到历史之中。

而在今天，牺牲者将注定要湮没无闻。

形形色色的个人，因为形形色色的原因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幸的是，他们都死在历史之外。属于某个偶发性事件的一个后果。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作出牺牲。他们是自动地成为了牺牲品。究其原因，无非是行为不当，或运气不好。

没有纪念。

没有追悼。

没有缅怀。

没有身份。

没有目的和意义。

用端午的话来说，就像水面上的气泡，风轻轻地一吹，它“啵”的一声就破了。有时甚至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他们的牺牲强化了幸存者的运气。他们的倒霉和痛苦成了偷生者的谈资。而牺牲者只有耻辱。

在端午看来，正因为今天的牺牲者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这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

实际上，家玉完全不同意丈夫的看法。她认为端午成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思考着这些阴暗的问题，对健康没有什么益处。而且，丈夫对社会的观感过于负面和消极。好像中国随时都会崩溃。

“崩溃了吗？”她严厉地质问端午。

“没有。”她自己作出了回答。

丈夫之所以这样悲观，其实完全是因为他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为自己的掉队和落伍辩护；为了打击她那点可怜的自信。他哪里知道，为了维护这点自信，为了让自己活得多少有点尊严，自己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丈夫把那首刚刚完成的《牺牲》给家玉看。可家玉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在了一边。无聊。她说。端午老羞成怒地叫道：

“你至少应该读一读，再发表意见……”

“哎哎哎，叫什么叫？别总说这些没用的事好不好？你难道就没有发现，马桶的下水有些不畅？打个电话叫人来修一修，我要去做头发。”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当她在阅读这份案卷，想到那个手里攥着父亲的衬衫而死去的孩子时，她的胸部一直在隐隐作痛。她流下了眼泪，不光是为那孩子。她觉得端午当初的那些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当然，她也本能地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有点不寒而栗。

近来，她总是被忧郁缠住。她被无端的忧虑折磨得坐卧不宁，端午反而夸她有进步。听上去更像是挖苦。

为了尽快让自己从这种恶劣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她给远在石家庄的小陶打了个电话。从他们在车站告别到现在，他已经给她发了十几条短信了。而她每次看到小陶的短信，都会像少女那样晕头转向。两颊发热。心脏怦怦直跳。他完全配得上“毒药”这个称号。

庞家玉拎着沉重的皮箱，回到了家中。若若手里托着那只虎皮鹦鹉，来给她开门。儿子望着她笑，既吃惊又害羞。他的眼中有一种晶莹剔透的、钻石般的亮光。他长得一点都不像端午。

奇怪，要在过去，每逢家玉出差回来，儿子要么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将头埋在她的两腿之间，要么立刻去翻她的旅行包，看看母亲又给自己带回了什么礼物。现在不会了，他已经懂得了害羞。当家玉试图将他揽入怀中时，他竟然微微侧了一下身，将背对着她。可家玉知道他仍然在无声地笑。

“爸爸呢？”她摸着儿子的头，朝端午的书房里看了一眼。

“去邮局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他怎么老是忘了关音响？你去把它关上吧，吵死人了！”

儿子刚想走，家玉又把他叫住了，她看见儿子的额头上有一块紫药水的斑痕。

“你额头上的伤怎么弄的？”

“踢球时不小心蹭的。”

“瞎编吧。是不是佐助给啄的？”

儿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手里的那只鹦鹉，抖了抖身上铜锈般绿色的羽毛，警觉而充满敌意地望着家玉。

这只虎皮鹦鹉，是她有一次去西藏的途中，在经过一个名叫“莲禺”的藏族小村落时，从一个喇嘛的手里要来的。不过，她很快就后悔了。自从这只鹦鹉来到了家中，每当家玉逼迫儿子回答“你最爱谁”这样无聊的问题时，在儿子的答案中，她只能屈居第二位。若若还给这只鹦鹉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佐助。事实上，鹦鹉这类动物，并不像她当初想象的那样温顺。它常常在半夜里发出怪叫，听上去也不怎么悦耳。若若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完好的，不是被它啄出了一个个圆洞，就是毛衣的袖口散了线。家中到处是它的粪便。

若若十周岁生日那天，端午从花鸟市场买回来一个铁架子。铁架上端有一个铝制的横条（若若把它称之为空中走廊），约有三公分宽，五十公分长。横条的两端各焊有一个铁皮小碗，一只碗装松仁、瓜子或小米，另一只则用来盛放清水。一条细细的金属链缚住了它的爪子，另一端则固定在铁架上。这样，鹦鹉就可以在架子上安然散步了。

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满地都是拖鞋，东一只，西一只。餐桌上堆满了儿子玩具车的拼装零件。吃了一半的发黑的香蕉。用过的方便面的调味包。电视机和电脑都开着。金鱼缸上的水草灯已经不亮了，缸壁上爬了一层褐色的水锈，里边的草早已枯烂。而那条她最喜欢的“黄色潜水艇”也不见了踪影。她蹲在鱼缸前看了半天，只找到了两条瘦弱的“红绿灯”。它们的游动，迟缓而虚弱，但一息尚存。

家玉暂时还没有心思整理屋子，她得先洗个澡。右边的乳头被蹭掉了一块皮，让水一冲，沙沙地疼。尽管乳晕上的伤口并不怎么明显，给她带来的感觉却相当恶劣。与小陶离别的那两三天，他们把除吃饭和短暂睡眠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性交，直到两个人都对这种古老的游戏感到腻味。最后，一种对未来不祥的忧惧，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心。她对自己的疯狂感到不可理喻。

在等候头发晾干的那段间歇，庞家玉歪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苏童的《碧奴》，可一个字都看不下去。她拨通了徐景阳的电话，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从头至尾跟他讲了一遍，然后问他：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合伙人耐心地听完她的话，以他一贯的理性、审慎和细致，慢条斯理地“嗯”了半天，一本正经地道：

“别挂电话。你让我想个五分钟。”

可过了不到两分钟，徐景阳就给出了他的答案：“这样子，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直接去唐宁湾，找租房人协商，尽可能避免法律诉讼。”

“为什么？”

“法院从立案到调查取证，再到开庭，时间会拖得很长。即便法院开了庭，无非也是调解协商。当然喽，协商不成，法院也是会判的。可执行起来，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你是律师，应该明白其中的曲折。你是个急性子的人，在这么一件小事上耗个一年半载，从成本上说毫无必要。”

“听我老公说，占我房子的那个女人，似乎很难打交道，她还威胁说，如果我们再去干扰她正常的生活，她会立刻报警。”

“这是一个葫芦案。她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从理论上讲，她也是无辜的。她手里握有与颐居公司的正式租赁合同，对不对？你也可以去一下工商局，那里应该留有颐居公司的注册号、地址和电话。颐居是一家连锁公司，是不可能消失的。当然，你也可以要求工商局直接出面处理。”

“我明白了，多谢。挂了啊……”

“等一等，”徐景阳在电话的那头又叫住了她，“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能着急啊！你务必从思想上告诫自己，把它看成是一个Game。Game，你懂吗？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凡事都得有一个Game心态，跟它不能较真的。别老想着自己冤，比你冤的人多了去了。大不了你也只是损失几个房租罢了。俗话说，事缓则圆，总会解决的。”

“我知道了。要是没别的事，我就……”

“等等，你这个人，性子是蛮急的。”徐景阳笑道，“你怎么也不问问，我现在在哪儿？”

“你在哪儿？”

“肿瘤医院。”徐景阳兴奋地对她喊道，尽管听上去声音有点虚弱，“两周前，我把老婆骗回了娘家，还写了遗书，独自一人杀进了肿瘤医院。现在，我又从千军万马之中杀了出来。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回事？”

“前天上午做了手术。肺叶的切片报告已经出来了。祝贺我吧！是良性的。良性的。我现在的感觉无异于重生。我们病房一共有七个新进来的病人，包括走廊里的两个，只有我一个人是良性的，简直是奇迹！”稍后，徐景阳压低了声音，又道：“同病房的病友们前天还跟我有说有笑，可现在他们全都不理我了。仿佛我得跟他们一样，才会让他们满意。我能够理解他们对我的敌视态度，毕竟，我成了他们当中唯一的幸运者。”

说到这里，平时一贯沉稳持重的徐景阳，忽然像个孩子似的，大声地啜泣起来，让家玉颇感意外。

“我明天就来看你。”家玉的眼睛里也噙着泪光。可她心里十分清楚，她并不像徐景阳一样高兴。“出院后，你打算怎么庆祝？”

“当然得去一趟花家舍。”

“为什么是花家舍？”

“只能是花家舍。嘿嘿。必须的。”

她很不喜欢“必须的”这个流行语，进而讨厌所有的东北人。

放下电话，家玉很快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朦胧中，她听见端午开门的声音。听见他和儿子小声地说话。感觉到他来到床边，静静地看了自己好一会儿，将她怀里紧紧抱着的那本《碧奴》抽走。随后，又在她身上盖了一条毛巾被。

4

“你就叫我春霞好了。”

高个子女人腰上扎着花布围裙，手里拿着一把修剪花枝的剪刀，满面笑容地对家玉说。她的身旁站着一个长得圆头圆脑的中年人，不住地向家玉点头哈腰。他的中文说得不太流利，因此家玉猜他是日本人，又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与端午在电子邮件中的描述不同，春霞对她很客气，甚至有点客气得过分。端午和吉士说她长得像孙俪。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尤其是牙齿。春霞一再抱歉说，家里实在太乱了，实在不好意思请家玉进去。

“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可以去外面喝杯咖啡。大市街新开了一家星巴克，就是路远了点，你喝不喝得惯咖啡？要不，我们去‘棕榈岛’喝茶？”

春霞提到“家里”一词，让家玉深受刺激。看来，这个非法入侵者已经把这儿当成她自己的家了。

“哪个地方更近？”家玉不冷不热地问道。

“那就去棕榈岛好了。就在我们小区会所的楼上。你等一下呢，我去换身衣裳就来。”

隔着玄关的多宝阁，家玉悲哀地发现，这个花费了她好几个月、精心布置的家，已经变得有点令她陌生了。电视柜上方的墙上，原先挂着一幅唐卡。那幅唐卡，是鹤浦的一位副市长送她的。据说是请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一位喇嘛画的。可现在已不知了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巨大的裴勇俊电影招贴画。这幅画似乎在暗示她，刚才那个长得圆头圆脑的中年男子，也许是韩国人。考虑到鹤浦是韩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家玉觉得自己的猜测是合理的。

沙发虽然还在原来的位置，可上面蒙了一块镂空网眼的饰布，多了几块红色的有太极图案的靠垫。没错。高丽棒子。让家玉受不了的，是茶几上的一只龙泉青果盘，那是浙江一位高级陶瓷工艺师的获奖作品，如今被春霞吐满了果核。

在会所二楼的茶室里，春霞把她带到一个静僻的角落，相对而坐，开始了女人间不动声色而又工于心计的交谈。

早上八九点钟。茶室里还没有什么顾客。西窗边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的身影被高大的塑料棕榈树挡住了。他们在玩猜骰子的游戏。茶座的椅子不知为何被设计成秋千的形状，又有点像吊床，点缀着些绿色的藤蔓。也是塑料的。椅子虽说不会像秋千一样的晃动，但无疑加深了家玉的不安之感。

春霞先给自己要了一杯碧螺春，然后问家玉想喝点什么。家玉要了一瓶啤酒。瓶口卡着柠檬片的“科罗拉”。随后她们就论起了年齿。春霞比家玉大一岁，于是她立刻改口，称家玉为妹妹。春霞像是不经意地问起她的家庭和孩子，家玉一一如实作了回答。当对方问及她的职业，家玉开始怀疑，对方这是在称她的分量，便适当地作了些隐瞒，只说自己在公司里做事。这个女人一切都大。大手，大脚，大脸盘。眉毛中还趴着一枚大黑痣。由于个子高，胸前鼓鼓囊囊，却不显得庸赘。她穿着一件短袖黑色丝质衬衫，脖子上有一串绿松石的项链，裸露的臂膀白皙圆润。

家玉总觉得她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味。不是化妆品或香水的味道，而是某种与她职业相关的特定的气息。似有若无，却又不容忽略。家玉委婉地提到这一点，希望她接下来的话能有助于自己判断她的身份，可令家玉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春霞的回答让她吓了一跳。

“你是问我身上的味道？”春霞俯下身子，装模作样地在自己的胳膊上四处嗅了嗅，然后笑道：“是死亡。如果你不害怕的话，准确地说，应当是尸体。真的，我不骗你。”

“这么说，你是在殡仪馆工作喽？”

“当然不是。我仅仅是死神的使者而已。”春霞再次笑了起来。“你害怕尸体，对不对？你用不着那么紧张。用不着。总有一天，你和我都会变成那样的。”

尽管听出她话中有话，可家玉还是忙不迭地换了一个话题。

春霞东一句、西一句地与家玉拉着家常，绝口不提房子的事。谈话偶尔冷场，春霞也毫无不安之色。她得体地替家玉将柠檬汁挤入酒瓶，又给她要了一盘开心果。她甚至还提到了《一千零一夜》，她说，小时候，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也搞不清楚书中时常提到的“阿月浑子”到底是什么。“嗨，什么呀！原来就是开心果。”

她把果碟推到家玉的面前：“这是椒盐的，味道还可以，你尝尝？”

家玉坐在那儿没动。她心里十分清楚，对方东拉西扯，不过是在强调她此刻的某种优越感。她不愿意首先提起房子的事。她并不着急。实际上，也是在暗示家玉先开口。仿佛在说：开始吧，还等什么呀？

既然如此，急性子的家玉，有时不免会把复杂的事情想得过于天真的家玉，决定单刀直入，提出她的问题。这正是她此行的目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她生硬而又突兀地问道。

“为什么呀？”春霞对陡然变得紧张的气氛早有所料，笑着反问家玉。随后她又补了一句：“我在这里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呢？”

“可那是我的房子。”家玉一口气喝掉了瓶子里不多的啤酒，用餐巾纸在嘴唇上按了按。

“妹妹，你的性子看来蛮急的，是不是？我们有话慢慢说好不好？”春霞问她要不要再来一瓶啤酒，家玉冷冷地回绝了。

“你刚才说，那是你的房子。不错，你也可以这么说。”春霞道，“不过，严格讲起来，那房子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国家的。如果你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常识，就会明白，房子，连同它下面的那块地，都是国家的。你的使用权只有七十年，对不对？考虑到这房子是五年前销售的，你实际的使用年限只有六十五年，对不对？那么，六十五年之后，这房子又是谁的呢？所以说，你和我一样，不过是承租者，我从颐居公司的手里合法地租下了这所房子，也有受法律保护的正式合同。我们之间没有交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合同？”

春霞有点哀矜地望着自己的对手：“合同我忘了带出来。就算我带来了，我也不会给你看。凭什么啊？我也没有让你出示你的房产证呀！”

春霞提到了房产证，让家玉心头一阵发紧。她知道，端午将房产证落在了颐居公司，而颐居公司已经消失了。她暂时无法提供任何文件，来证明自己对房子的所有权。她曾去房管中心问过，要补办房产证，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现在，她已经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她和春霞之间的房子纠纷，似乎不像她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端午曾经反复提醒她的，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件小事，你若不追究便罢，如真的追究起来，都是一笔糊涂账。所谓的法律，实际上作用非常有限。

“妹妹，你先别生气。你今天来找我，大家坐下来喝杯茶，也是难得的缘分。实际上，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纠纷。你将房子租给了颐居公司，而颐居公司又将你的房子转租给了我，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想收回这所房子，你应当首先去找颐居公司解除合同，公司自然会来与我们协商终止合约的事，他们必须赔偿我的损失。你现在跳过中介公司，直接找到我，从法律上讲，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当然了，现在的法律有些地方还并不健全。”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假如颐居公司永远消失了的话，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霸占原本就属于我的房产？”家玉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

“怎么，颐居公司消失了吗？这话是怎么说的？”

“这家公司似乎一夜之间就不见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找了它好几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不过，你也用不着装着不知道这回事。”

庞家玉对春霞的装疯卖傻，感到十分恼怒和厌恶。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烟盒，取出一支烟，正想点上，就听见春霞道：

“你抽烟？这不好。女人抽烟，尤其不好。戒掉吧，越早戒越好。我这么说是有科学上的依据的。香烟中所含的致癌物起码有四十多种，能不抽尽量不要抽，我是为你好。”

她看见家玉完全没有理会她的劝告，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将窗户打开了一条缝：“你刚才说，颐居公司消失了，那么大一家企业，在鹤浦就有好几家连锁店，怎么说没就没啦？你们有没有向公安局报案？”

“我今天专门来找你见面，不是想和你吵架的。谁都不想走到那一步。”

“你说的那一步，指的是哪一步？打官司吗？老妹子，你不用这么遮遮掩掩，有话不妨直说。再说一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该打官司就打官司。没问题。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习惯，死要面子，屈死不诉讼，那不好。我是说，如果你向法院提出诉讼，我当然乐意奉陪。”

“那么，你的意思，我们只能在法庭上见喽？”

“是你的意思，并不是我的意思。”春霞似笑非笑地望着她，似乎在见面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等着这句话。

“不过，话说回来，你那房子真的很不错，”过了一会儿，春霞又道，“虽说装修有点俗气。你别生气啊。我原来总失眠，可自打搬进去之后，一觉睡到大天亮。我最喜欢你们家的那个花园。蔷薇是年前种下的吧？今年春天就开满了花。红的，黄的，还有白的，有一股子淡淡的清香。我们把花枝剪下来，把家里的花瓶都插满了。我们家那口子，还在院子里开了一畦地，种上了薄荷。再有一两个月，他就能用薄荷叶来包烤肉了。你等我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

春霞刚才多次提到了法律，这让家玉感到一种深深的伤害。在春霞的眼中，自己也许完全是个法盲。她犹豫着，等春霞从洗手间回来，要不要向她公开自己的律师身份。但她已经没有机会了。春霞没再回来。

十五分钟之后，茶室的服务员朝她走了过来。她微笑着提醒家玉，那个高个子的女的，已经结完账离开了。

对于刚刚结识的两个人来说，不辞而别，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蓄意的蔑视和鄙薄。

5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吃饭，电话铃准时地响了起来。妈的，又是她。家玉的心里突然涌出了一阵难以克制的厌烦。她冷冷地瞥了丈夫一眼，道：“你去接？”

端午明显地迟疑了一下，对正在啃鸡翅的儿子说：“若若，你去接。你跟奶奶说，我们周末就去梅城看她。”

每天晚上七点，婆婆都会准时打来电话。在健忘症的作用下，她每次说的话都是一样的。她虚情假意的问候是一样的。隐藏在语言中的无休无止的怨毒是一样的。让你忍不住要一头在墙上撞死的冲动是一样的。每晚七点，都有一个家玉有待跨越的小小沟坎。她很少去接婆婆的电话。要是冷不防接到一个，一整晚都会浸泡在那种毫无缘由的沮丧之中，仿佛她生活中的所有不顺、烦恼和愤懑，都由婆婆一手造成。

如果略作归纳，婆婆来电的内容和顺序大致如下：

1）天气预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明天又有一股冷空气南下。千万别把小东西给冻着。或者，明天的最高温度将达到超纪录的41摄氏度。傍晚时分有暴雨。如今天上下的都是酸雨。电视上说淋多了会得皮肤癌。你有车，还是抽空去接他，别让小东西给淋坏了。空调也不能开得太大，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2）一般性问候。你怎么样？工作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小东西的学习怎么样？

3）抱怨。我嘛，还有一口气吊着呢。就是拉不出屎。你们不用管我。水流千里归大海，临了总是一个死。你们不用管我。工作忙，就别来看我了，就当家里养了一条老狗。

4）哭泣（偶尔）。

可是这一次，出现了小小的意外。儿子很快从卧室中走了出来：“妈妈，不是奶奶。找你的。”

电话是一个自称“阿莲”的人打来的。

庞家玉飞快地在脑海中搜索着关于这个阿莲的所有信息，怎么也想不起她是谁。家玉甚至有些怀疑，它是不是一个骚扰电话？比如自称是她的老熟人，假称自己遇到了意外，让她在危难之中向自己伸出援救之手。或者是向她推荐房子、纪念邮票、汽车保险、理财计划的推销员，要不然就是通知她银行卡透支，让她赶紧向某个账号打上一笔巨款的骗子。一想到自己事实上就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骗子之中，家玉不由得恼羞成怒：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会不会打错了？”

“Fuck，去你妈的。你真的记不得我是谁了吗？还是故意在装糊涂？Fuck you！我是宋蕙莲，你想起来了吗？”

对方在电话里狂笑起来。为了帮助她回忆，她提到了端午。提到了“老流氓”徐吉士。提到了十七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循着变为灰烬的记忆之线，庞家玉的眼前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一缕闪烁不定的幽光。在这条晦暗的光带的尽头，她记忆中依次呈现出的画面，包括女生宿舍门前的篮球场和梧桐树、矗立在云端的招隐寺宝塔、树林中闪闪烁烁的花格子西装短裤、开满睡莲的池塘……

原来是宋蕙莲。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名字。它属于一个早已死去的时代，属于家玉强迫自己忘掉的记忆的一部分——现在，它随着这个突然打来的越洋电话，正在一点点地复活，带着特有的伤感和隔膜。

其实，庞家玉与宋蕙莲并不怎么熟悉。她们总共也没见过几次面。大学毕业时，她听说蕙莲嫁给了一个美国老头。据说，那老头之所以到鹤浦来，是为正在写作中的一本关于赛珍珠的传记收集资料。可据消息灵通的徐吉士说，那个老头回到美国不久，就得病死了。宋蕙莲刚到美国，就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寡妇。因此，有一段时间，吉士提起她总是酸溜溜的：“还不如当初嫁给我。是嫌我鸡巴不够大？”

“你现在还在波士顿吗？”

“No，我现在住在Waterloo。”

“这么说，你去了英国？”

“妈的，是加拿大的Waterloo。靠近Toronto。”宋蕙莲爽朗地大笑起来，“你还好吗？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儿子吗？他可可爱了。very ，怎么说呢？cute。哎，对了，你后来选择嫁给了谁？是诗人呢？还是刑警？”

家玉耐着性子与她说话，怒火却在胸中一点点地积聚、燃烧。她不断暗示对方，自己的饭刚好吃到一半，可蕙莲死缠住她不放。从年收入一直聊到香水。还有游泳池、栗子树和野鹿。她在Waterloo的家位于郊外的森林边上。北面向湖。空气当然是清新的。湖水当然是清澈见底的。湖面当然是能倒映出天空的云朵的。湖面的四周全都是栗子树。有一种地老天荒的神秘。到了冬天，栗子自己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在森林的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足足有十公分厚。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栗子烂掉。她现在成天都在为花园里的玫瑰而发愁。

“为什么呢？是玫瑰长得不好吗？”家玉傻傻地问道。

“哪儿呀，玫瑰开得又大又鲜艳。让我烦恼的是森林里的野猪。这些捣蛋鬼，别提有多机灵了。它们贪吃新鲜的玫瑰花，踩坏花园的篱笆，把玫瑰园弄得一塌糊涂。”

她每天游两次泳。当然是在自己家的游泳池里。每个夏天都要外出度假。开罗。的黎波里。圣托佩或摩纳哥。她现在仍然在写诗。当然是用英文。两年前，她创作了一首献给驻伊拉克美军将士的长诗，在美国曾获得过总统奖，受到了小布什的亲切接见。她新任丈夫的职业和身份，家玉无从得知，但很有可能与会计事务有关。因为宋蕙莲提到，两周之后，她将陪伴先生回国发展，并常驻北京。

家玉总算逮住了一个可以反击她的机会：“你在国外晃荡了这么些年，怎么会忽然看上咱们这个穷地方？要吃回头草？你是说，你们会在国内常待吗？”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清廉而且民主的国家。在那儿，没有多少假账可做。想赚点黑钱，我们只能回国。”蕙莲笑道。

宋蕙莲打算一旦在北京安顿下来，就立刻抽空回鹤浦看望父母和弟弟。时间可能会在十一月末。

放下电话，已经差不多九点半了。餐桌还没有收，杯盘狼藉。不知从哪儿钻进一只苍蝇，围着桌上的一堆鸡骨，嗡嗡地飞着。家玉朝儿子的房间瞥了一眼，发现他正在偷偷地玩PSP。儿子也注意到了她，迅速地将机器关掉，将它塞入桌子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卷子中。

家玉懒得搭理他。

她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把自己二十年来的生活从头到尾想了一遍。由于宋蕙莲的那个电话，她没法不去想它。红酒酒杯的缺口划破了左手食指的指肚。她打开冰箱，发现创口贴已经用完了。她把手指放在自来水龙头底下冲，血丝不断地漾出来。疼痛和抑郁使她很快就流下了眼泪。

如果说二十年前，与一个诗人结婚还能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

在过去，她总是习惯于把所有的烦恼一股脑地推给未来。可问题是，现在，她已经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个未来。看见了正在不远处等候她的生命的末端。它已经不可更改了。

我不过是死神的使者而已。这是两天前春霞在茶室里说过的一句话。虽说是开玩笑，但不祥的暗示，几天来一直纠缠着她。春霞不知羞耻地霸占了自己的房子，竟然反过来向她——这个两次获得鹤浦市十佳律师称号的法律工作者普及法律常识。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诡异和陌生。

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甚至，就连手里的一把锅铲，都在刻意与自己作对。

她在一年内已经更换了四把锅铲。铲子的胶木柄总要掉下来。她时常剪下一小块抹布条，包住锅铲的铁榫，用榔头把它敲进去。一周前，她索性从杂货铺买来了一把不锈钢柄的锅铲——也就是说，柄和铲子是焊接在一起的，应该比较牢固。可现在，它的不锈钢柄，又掉了下来。

人人都说现在是盛世。可这个盛世，能让导弹把卫星打下来，却居然没有办法造出一把手柄不会脱落的铲子。家玉把手中的铲子狠狠地砸向水斗，惊动了正在书房看书的丈夫。他跑了出来。这个当代隐士用他招牌式的询问目光看着自己。

“你怎么了？”他问道。

“真以为我他妈的是铁打的吗？我受不了了！”家玉答非所问地向他吼了一句。

端午的影子在厨房门口一晃，随后又回书房去了，继续去读他的那本《新五代史》。

家玉从厨房出来，看见儿子仍然在偷偷地玩他的PSP游戏机，终于失去了控制。她像疯子一样冲进了儿子的房间，将他正要藏入抽屉的游戏机一把夺了过来，力量之大，甚至把儿子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她一把打开纱窗，直接将游戏机扔向了窗外。她看见那只鹦鹉扑棱着翅膀，凄厉地叫了两声。

怎么看，它都是一只不祥的鸟。

儿子惊恐地望着她。嘴巴张着。眼神既委屈又愤怒。随后，他的嘴角开始了难看的歪斜，鼻子抽动，眼泪开始滚落。而他的两只手，仍然本能地护着PSP的机套。

“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呀？啊？你到底要不要脸，啊？谭良若，我在跟你说话呢！你他妈在蒙谁呀？你成天假模假式地装神弄鬼，你他妈的是在学习吗？啊？你知不知道，七月十五号要分班考？啊？你已经要上初中了，马上就是中学生了呀!《新概念》背了吗？黄冈中学的奥数卷子你他妈做了吗？林老师给你专门布置的习题你做了吗？杜甫的《秋兴八首》你都背了几首？我专门从如皋中学替你弄来的五张模拟试卷你做了吗？卷子呢？卷子他妈的也不见啦？”家玉抓过一本《新华字典》砸向他，儿子头一歪，没有砸中。“你他妈给我找出来！我问你卷子呢？卷子弄哪儿去了？”她开始拧他的耳朵，可若若仍然在无声地抽泣。他不愿发出她期盼中的惨叫。“你看看你写的这笔狗字！你知道你爹妈为了让你上这个补习班，花了多少钱？看着我！你要再这样，明天别给我去上学了！送你去山西挖煤！你他妈的只配干这个！”

端午在书房坐不住了。他走到若若房门口，朝里面探了探脑袋，对家玉道：“我出去，散个步。”

他的嗓音有点喑哑。他换上凉鞋，拉开门，出去了。家玉和他有约在先，每当她“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不能插嘴。于是，他就出去散步了。眼不见为净。

“你他妈的是一个烂人啊！”端午一走，家玉立即准备提升战火的级别。

“你就是一个烂人！地地道道的烂人！你他妈的是一个蜡烛，不点不亮！点了也他妈的不亮！你们班主任鲍老师说得一点都没错，你就是班上最烂的那个苹果！你就是坏了一锅汤的那只老鼠！垃圾！对，就是垃圾！要么是游戏机，要么是呸呸卡，不是踢足球，就是玩鹦鹉，你等着，明天我要把你的佐助按在水盆里闷死，烧锅开水，去了毛，开膛破肚，拿它炸了吃！你信不信？你他妈玩鹦鹉，能玩到清华北大去吗？你他妈的也就是上鹤浦师范的命！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垃圾！”

“我不是垃圾！”儿子忽然站起身来，挺起了他的小胸脯，狂怒地叫喊道。他的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这一小小的举动让家玉暗自吃了一惊。毕竟，从小到大，他敢于公开地反驳她的话，这还是第一次。

“你就是垃圾！”

“不是！”

“是！”

“不是！”

……

和她一样，儿子也在逐级提高他的嗓门，且不准备让步。他眼睛里的亮光有点让人胆寒，像凶猛的小动物。他的性格，果然一点都不像端午。

“好了，去把脸洗一洗。赶快回来做作业。”家玉的口气终于平缓下来。她本来想去拨拉一下他的小脑袋，可若若机敏地躲开了。

若若在卫生间洗了脸，擤了擤鼻涕，然后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光着那双小脚，蹬蹬地回到自己的屋中，“嘭”的一声把门撞上了。儿子开始明确地挑战她的权威。这不过是个开始。尽管他的反抗是那么的微弱，可家玉心里反而感到有点宽慰。毕竟，若若不像她一直担心的那么怯懦。

家玉躺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是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很无聊。为了能够清楚地监察到隔壁儿子的动静，她把音量调到最小，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不过，这样一来，电视节目的画面反而变得更容易理解。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欲望。每个人都在抢着说话。每个人都想淘汰所有的人，以便进入下一轮。

她顺手抄起床头的一叠案卷，在灯光下翻看。只看了开头的几页，就看不下去了。又是弃婴案。仅仅是因为兔唇，父母就决定让她报废。他们从车窗中将她抛出。抛向积雪覆盖的河沟。当然，她很快就冻死了。注定了不能进入下一轮。在面对警察的问讯时，父母嘴里嚼着口香糖，一口咬定，那是为她好。

隔壁儿子的房间一片静谧。她的后悔的眼泪很快流了下来。她轻轻地从床上起来，轻轻地走到儿子的房门前，将耳朵凑在房门上听了听，然后转了一下门上的把手，把门推开。

儿子已经趴在书桌上睡着了。他那胖乎乎的脑袋，直接压在曹文轩的那本《青铜葵花》上。口水流了一大堆。家玉轻轻地将他手里抓着的一杆圆珠笔抽走，蹲下身子，让孩子的两只手搭在自己肩上，让他的脑袋靠在自己脖子上，然后轻轻地把他抱了起来。他的身体软绵绵的。即便是在睡梦中，他仍然能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冷不防打了个激灵。家玉把他抱到自己的大床上，替他脱去衣服，盖好被子，然后在他的小脸上亲了一口。

“宝宝，好好睡吧。对不起，妈妈不该发那么大的火。妈妈是个猪！不该那么骂你。你是好孩子。你是妈妈的心肝啊。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你是妈妈的香咕隆冬宝啊。妈妈是爱你的，妈妈最爱宝宝了……”

端午回来了。他没顾上换鞋，就直接来到卧室。他把头伸进来，看了看熟睡的儿子，松了一口气，道：

“怎么样？战火平息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瞧瞧你骂他的那些话，哪像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哪像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去！”家玉把眼一瞪，“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今天去儿子床上睡，我要搂着别人的丈夫一块睡。”

“就好像你没搂过似的。”端午笑道。

“哎，跟你说，我心情刚好一点，你可别惹我！”

“那你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还要去工商局呢。”

端午说完，刚想走，家玉又把他叫住了。

“你再到楼下去转转。”

“干吗？”

“你到楼下的石榴树底下，草丛里，各处找找。看看能不能把孩子的PSP找回来？”

6

在去工商局的路上，家玉在青云门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加完油，把车开到旁边的 “月福汽车服务中心”去洗车。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覆盖着柳树脂液和点点鸟粪。隔着车窗，她看见端午在马路边的树荫下抽烟。

一对化装成乞丐的母女缠住了他，向他兜售千篇一律的悲情故事。然后要钱。端午决定上当。他开始从口袋里掏钱包。家玉对他既鄙视又怜惜。

她把空调开到最高一档，可车内依然闷热。雾霾蒸腾的天空有如一个桑拿浴房，尽管看不见太阳，感觉不到阳光的炽烈，可天气依然闷热。在排队洗车的这一段时间中，她收到了小陶发来的一个手机短信。曾经沧海难为水。小陶说，怀柔的三个多月，使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一夜之间变得索然无味。他问家玉，能不能同意他来鹤浦一趟。只待一两个晚上。他的身体里积蓄了太多的能量。他已经在网上选好了旅馆。此刻，小陶正在开车前往办公大楼的途中。只要家玉同意，他可以立即改道，前往火车站，“杀奔鹤浦而来”。

家玉毫不客气地回信拒绝了。

“你不是还有个婶婶吗？如果你不成心逼着我更换手机号码，就请你别再给我发短信了。从现在开始，我不认识你。请自重。”

可小陶立即又发来了一个。她拿他毫无办法，最后只得把手机关了。

电脑洗车房的自动喷头正在模拟一场期待中的暴风雨。从不同方向倾泻而下的水柱，暂时地将家玉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开。在刷刷的水声中，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贪婪地享受着片刻的宁静。就好像那些正在向她喷射的乳白色的肥皂沫所洗掉的，不仅仅是汽车上的浮土、树叶、积垢和鸟粪，而是她的五脏六腑，是她全部的生活经验和记忆。仿佛这辆红色的本田车一旦出了洗车房，就可以带着她进入另一个澄明而纯洁的世界。

在工商局二楼的办公室里，一个花白头发的办事员接待了他们。这人五十来岁，给人一种踏实稳重的印象。态度说不上热情，可也不至于让人感到冷漠。家玉向他陈述事情的经过，他不时地从墙边的一排木架上取出厚厚的册簿，皱着眉头翻阅着。当家玉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而稍作停顿的时候，办事员就抬起头来看她一眼，同时提醒她：

“你接着说。”

只有一次，他将手中的铅笔放在嘴上，示意她“等一下”。他要接一个电话。因为不得不用比较难听的扬中方言，他稍稍压低了声音，甚至微微红了脸。即便在接电话的时候，他仍然没忘记翻阅手中的文件，需要用到两只手的时候，他就将电话听筒夹在脖子和肩窝之间。

家玉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扬中语音，但还是能从对方的声音里大致判断出对话的内容。大概是关于他的母亲在刚刚结束的腰椎手术后无法排尿一类的事情。而办事员的建议有点离谱，竟然是“打开自来水龙头，让哗哗的水声将她的小便从体内诱导出来”。当然，他还提到了纸尿裤。办事员不能确定超市里是否有成人纸尿裤出售。等他打完了这个电话，他已经将一页文件从活页夹里取了出来，递到了家玉面前。

“这是一家连锁公司，主营房产中介。注册时间是2004年8月。不过，他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来验过执照了。也就是说，虽然还在营业，目前处于非法状态。”

那人说完了这句话，又将那页文件放回活页夹，麻利地合上册簿，插入木架。然后，他端坐在桌前，猛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毫无表情地示意他们走人。

“您的意思是？”家玉问道。

“它不归我们管，你们应当直接去派出所。”办事员道，“这样的事，你们可能觉得新鲜，可对我们来讲，耳朵里已经磨出茧子了。和你同样遭遇的业主，在鹤浦至少还有十几家。也就是说，颐居公司的行为已演变成为一种有预谋的诈骗。工商局作为管理部门，并没有执法的权限。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而已。而颐居公司既然这么多年没验过执照，说明他们并不在乎，也就是说，早已经黑掉了。你们应当去找派出所。”

“可派出所会立案吗？”端午也凑了过来，问道。

办事员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仿佛他的问题实在幼稚可笑，不值得认真对待。

“这事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办？”家玉不免老调重弹。

“我？那倒也简单！”办事员像美国电影里的老板那样耸了耸肩。

“你怎么办？”

“首先呢，我会去和占我房子的住家商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给他们适当的经济补偿，把菩萨请出去，把房子收回来。吃个哑巴亏，事情就算完了。”

“可万一协商不通，比如说，对方提出的补偿额让你无法接受，那该怎么办？”

“软的不行，还可以来硬的。”办事员道，“你到大街上，随便从哪里找个电焊工来，塞给他五十块钱。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带他悄悄地溜过去，他把你们家的防盗门，从外面焊死，让占你房子的人，也他妈出不来！事情不就解决了么？”

“这能行吗？”家玉笑道。

对方的神情十分严肃，似乎不像在开玩笑：“怎么不行？这叫化被动为主动。如今不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吗？哪个部门的人都怕出事。你得弄出点动静来才成。屋里的人被反锁在里面出不来，他们会怎么做？报警对不对？一报警，派出所的人立马就到。警察一到，肯定得招呼你们到场，对不对？你看，这不就主动多了吗？有理说理，该协商协商，该调解调解，切里咔嚓，事情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不行，这事我们可做不了。”端午道，“万一出了什么岔子……”

“你看你看，你们又怕事。这个社会上怎么会一下子跑出来那么多的坏人？都是让你们这些胆小怕事的人给惯的。遇到这种事，得把心横下来才行。你的目的可能是要在房子上开个窗户，人家肯定不让对不对？你得摆出一副掀屋顶的架势。对方一让步，就会主动求你开窗户。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说完了这番话，办事员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哎，伙计啊，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到成人用的纸尿裤？”

这天是周末。傍晚时分，家玉和端午带着儿子去梅城看婆婆。那时，婆婆已经知道了唐宁湾房子被人占了的事。她让端午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之后，立刻就变了脸，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对端午说：“你去厨房里帮我把拐杖拿来。”

“干吗？”端午不解地看着她。

“走，你马上带我去一趟！我倒要去会会那个小瘟屄。日你个娘，这世上，简直就没得王法了！”老太太咔咔地咳了半天，咳出一口浓痰来。

端午怕她心脏病复发，赶紧好言相劝。正在烧饭的小魏也从厨房里跑了出来，给她捶背。看着婆婆第一次与自己站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家玉的鼻子微微有点发酸。别看她年老气衰，可金盆虽破，分量还在。虽说她腿脚不便，头上稀疏的白发被电扇的热风吹得纷乱，而那股见过世面的威风凛凛的样子，还是让家玉心头一阵激动。

“要是真让这两个厉害的角色见了面，结果会怎样？”家玉在端午的胳膊上捏了一把，小声道。

“你可别瞎起哄，”端午白了她一眼，“好不容易把她劝住了。”

家玉只是笑。

晚上，一家人围桌吃饭。婆婆仍然不停地骂骂咧咧，她差不多骂了一个小时。等她骂累了，就把家玉叫到了自己的卧室里，握住她的手，对她说：

“你们去找什么工商局，什么派出所，什么狗屁法院，以我老婆子的见识，绝对没得什么屌用。这事得这么办：你到大街上随便从哪儿找个电焊工来，给他三十元钱，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摸到那房子的门口……”

“把防盗门从外面焊死？”家玉笑着对婆婆道。

张金芳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儿媳妇，目光中第一次有了赞许之色：“这一回，我们娘儿俩总算想到一块儿去了。就这么办！不过呢，我们家端午人老实，斯斯文文的，何况又在政府机关里面做事，万一出个什么纰漏，怕是会影响到他的前程，反正不能让他出面。”

“听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让我一个人去办？”家玉压住心头四处乱窜的火苗，问道。

“你可以把小魏也带去。到时候万一打起来，两个人也可以有个照应。”

小魏在一旁傻笑。

而端午则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向她递眼色。

7

1989年五六月间，学校突然停了课。秀蓉和父亲赌气，没有回到乡下的老家。父亲和那姓卞的寡妇去了一趟南京，她居然就有了身孕。据说是人工授精。他们补办了手续，已算是合法夫妻。

辅导员见秀蓉成天在校园里东游西荡，就介绍她到图书馆勤工俭学。让她帮着做一点分类、编目或上架的琐事，也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寝室里就她一个人。与她做伴的，除了窗外草丛中的一只白猫，就是在帐外来回扑腾的灰蛾子。

一天傍晚，她从图书馆返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一个胖乎乎、身背黄书包的年轻人。这人问她大学生俱乐部怎么走。秀蓉就从自行车上下来，胡乱比划着，给他指路。她一连说了好几遍，可那人的脸上仍然是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秀蓉看他有点着急的样子，就说：“不如，我带你去？”

胖子犹豫了一下，便说道：“我这么胖，你大概驮不动我。还是我来带你吧。”

他不由分说地从秀蓉手里抓过自行车的车把，跨了上去。秀蓉很自然地坐在了后架上。接下去是一段很陡的下坡路，那人就让秀蓉搂着他的腰。秀蓉马上照办。他腹部挤满了赘肉，而且让汗浸得湿乎乎的，给人以某种不洁之感。

大学生俱乐部，位于团委学生会所在的那幢小楼的地下室里，原本属于七十年代开挖的地下防空工事的一部分。好像是出了什么非比寻常的大事。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那幢橘黄色的小楼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堆人。学校排球队的两名主攻手客串起了临时纠察。他们把守在地下室的入口处，被一拨一拨的人浪挤得东倒西歪。

可奇怪的是，随着那胖子的到来，喧闹的人群陡然安静下来，并自动地让开了一条通道。可见此人身份特殊。胖子向秀蓉道了谢，并问她要不要一同进去看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秀蓉的好奇心和虚荣心一起发酵。

地下室的水泥楼梯很陡。看到秀蓉面露为难之色，胖子很自然地把手插到她的腋下去扶她。他的动作有些鲁莽，那双大手要完全不碰到秀蓉的乳房是不可能的。她只穿着一件T恤衫。不过，那时的秀蓉，大脑还没有复杂到有能力去怀疑那只手的动机。更何况，这个胖子一看就是个“诚实厚道“的人。尽管她告诫自己要“大方”一些，羞涩中，心脏还是忍不住一阵狂跳——自己的乳房发育得不够饱满，也让她有点自惭形秽。

在赶往俱乐部的路上，秀蓉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徐吉士。在鹤浦文联上班。是一个“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据吉士自己介绍，他与别人合写的诗集《改革者之歌》刚刚出版，鹤浦师范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书评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毫不吝啬地使用了“伟大”这样的字眼。当然，秀蓉也知道，在《诗经》中，“吉士”并不是一个好名字。

地下室里同样挤满了人。所有的人眼圈都是红红的，有一种神秘的庄严和肃穆。这种静谧和庄重之感很快就感染了秀蓉。在微弱的烛光里，她可以看见墙上那张被照亮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忧郁而瘦弱的青年，长得有点像自己在农村的表弟。

“你们在开追悼会吗？”秀蓉向吉士问道。

徐吉士正忙着与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握手寒暄，但他也没忘了回过头来朝她微微一笑：“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随后，他就在人流中消失了。秀蓉从与会者口中打听出事情的整个原委，不由得吃了一惊。

原来，这个面容抑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在今年的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了。她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眼神来看，都非同一般，绝不是自己那乡下表弟能够比拟的，的确配得上在演讲者口中不断滚动的“圣徒”二字。尽管她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诗人完全没有了解，尽管他写的诗自己一首也没读过，但当她联想到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会出现的“山海关”这个地名，联想到他被火车压成几段的遗体，特别是他的胃部残留的那几瓣尚未来得及消化的橘子，秀蓉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立刻流下了伤痛的泪水，进而泣不成声。

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死者或他们自己的诗作。秀蓉的心中竟然也朦朦胧胧地有了写诗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惭愧和自责。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如此重大，自己竟然充耳不闻，一无所知，却对于一个寡妇的怀孕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太冷漠了。晚会结束后，她主动留下来，帮助学生会的干部们收拾桌椅，打扫会场。

她没再见到她所仰慕的徐吉士老师，但她还是有一种新生的喜悦。甚至，当她从地下室爬上来，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因忘了上锁而被人偷走之后，一点也不感到难过。她回到寝室，在野猫有气无力的叫唤声中，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直到天亮，一分钟也没睡着过。她感到自己的体内有一头蛰伏很久的怪兽，正在复活。

三个月后，当秀蓉在女生宿舍门前再次“巧遇”徐吉士时，她已经读完了海子几乎所有的诗作。她疯狂地喜欢上了海子的诗，尤其是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她已经能够倒背如流。她时常梦见山海关外的那段铁路，梦见诗人在荒凉的轨道上踽踽独行。在梦中，她看见山海关城楼上空，白云叆叇。白云下是诗人那孤单、渺小的身影。

重要的是，他还吃着橘子。

那天中午，徐吉士正在宿舍楼前梧桐树的浓荫下，与一个着装时髦的漂亮女生说话。有几个男生在酷烈的阳光下打篮球。徐老师一眼就认出了她，并问她有没有兴趣去招隐寺，见见从上海来的一位“绝对重量级”的诗人。秀蓉问他，这位诗人与海子相比怎么样？徐吉士略微思索了片刻，就认真地回答道：

“他们几乎写得一样好。”

那位女生警惕地打量着秀蓉，面露不豫之色。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女生名叫宋蕙莲，是学校诗社的社长。

第二天下午，李秀蓉顶着炎炎烈日，依约来到了学校对面的3路公交站。徐吉士和宋蕙莲已经等了她好一会儿了。她看见徐老师胳膊下夹着一瓶白酒，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方便袋，大概是刚刚宰杀的鸡鸭之类，有血水从塑料袋里滴落下来。她还是第一次认真打量她所仰慕的徐老师。可惜的是，徐老师的长相经不起阳光的考验，怎么看都有点猥琐。年纪轻轻，已经有点谢顶了。短袖衬衫的领口有一圈黑黑的污垢。另外，被烟熏黄的牙齿，似乎也很不整齐。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废庙。招隐寺。公共汽车沿着鹤浦外围的环城公路绕了一大圈之后，他们来到了荒僻的南郊，在一个名叫沈家桥的地方下了车。

徐老师领着她们穿过一个采石场，招隐寺那破败的山门就近在眼前了。

据说，那个从上海来的诗人，此刻就在山门边那片幽寂的竹林中参禅悟道。

那是一个僻静的小院。地上的碎砖是新铺的，两棵罗汉松一左一右。有一口水井。墙边高大的竹子探入院中，投下一大片浓荫。院外是一处宽阔的荷塘，睡莲是紫颜色的。有两个戴着太阳帽的女孩子正坐在树下写生。

诗人刚刚睡完中觉，脸颊上还残留着竹席的篾痕。他睡眼惺忪地站在廊柱之下，似乎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感到高兴，甚至为来人惊扰了他的午后高卧而略感不快。宋蕙莲一见面就甜甜地称呼他为“谭老师”，那人颇为矜持地皱了皱眉头，哑哑地道：

“不敢当。”

徐吉士把她们俩介绍给诗人的时候，很不恰当地使用了“都是你的崇拜者”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虽说带着玩笑的性质，可给人的感觉有点信口开河。

宋蕙莲和端午一见面，就缠着对方给自己留地址。诗人再次皱起了眉头。他很不情愿地从蕙莲手中接过记事本和圆珠笔，垫在白墙上，正要写，秀蓉迟疑了一下，赶紧也道：“那就给我也留一个吧。”

端午转过身来，第一次仔细地正眼打量她。随后，他怪怪地笑了一下：“你心里其实并不想要，对不对？”

“嗯？什么？”秀蓉红着脸，看着这个从上海来的诗人。

“你看见别人问我要地址，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有点不太礼貌，是不是？”

秀蓉的脸更红了。她的心里的确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莫非有“读心术”？他依据一句简单的客套，就准确地看出了自己的小心思，秀蓉不禁暗暗有点心悸。好在诗人还算宽宏大量，他从宋蕙莲的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给她留了通讯地址。秀蓉很不自在地僵在那里，捏着那页纸，在手里左叠右叠，最后折成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方块，趁人不备，悄悄地塞入了牛仔裤的裤兜。

在这段不太长的间隙中，徐吉士已经麻利地从院中打来了一桶井水，将那只活杀芦花鸡泡在了脸盆里。

诗人占据了这排平房靠东边的一间。屋内堆满了灌园的工具。只是在北窗下搁着一张行军床。床边有一张小方凳，上边摆着几个青皮的橘子。又是橘子！旁边还有一本书，一盘已燃成灰烬的蚊香。由于找不到可以坐一坐的地方，诗人就让她们俩坐床上。她们刚一落座，钢丝床就吱吱地叫了起来。

于是，徐吉士就建议说，不妨到外面去逛逛。

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园林。除了寺庙的宝塔大致完好之外，到处都是断墙残壁，瓦砾遍地。附近村庄里的农民甚至在这里开出了一片一片的菜地。整整一个下午，宋蕙莲都显得格外兴奋，一刻不停地追着“端午老师”问这问那。她甚至问他要烟抽。徐吉士一听她要抽烟，就将自己刚抽了没几口的烟递给她，蕙莲也不嫌脏。徐吉士不怀好意地夸她的腿白，蕙莲竟然笑着趴在了他的肩膀上，很不得体地说：

“怎么样，你眼馋了吧？”

听到这么大胆的对白，秀蓉的心猛地抖了两抖，开始悲哀地意识到，她在图书馆楼前碰到的这个胖子，似乎有点配不上自己的膜拜。另外，她也有点后悔自己没穿短裤。她的腿，其实也很白。

她一个人渐渐地落了单，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端午有意无意地与蕙莲保持着距离，让秀蓉心怀感激。当蕙莲要跨过一个独木桥，把手伸给她的端午老师时，他也装作没看见。他们沿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往前走了很久，折入一条林中小径。

高大的树木和毛竹遮住了阳光，端午站在小路边等她，手里拿着一朵刚采的大蘑菇。秀蓉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从他手里接过那只棕色的蘑菇，轻轻地转动，用指甲弹去了上面正爬着的一只昆虫。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谭老师仍然毫无必要地皱着眉头，弄得秀蓉更加紧张。她听见蕙莲夸张的笑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树林里岑寂而阴凉。她已经看不到蕙莲和她的花格子西装短裤了。

他问她有没有发表过诗。秀蓉就赶紧说，她写过一首《菩萨蛮》，发表在学校的校报上。端午呵呵地干笑了两声。声音中不无讥讽。他又问她如何评价里尔克，秀蓉怕对方再次看轻了自己，就壮起胆子道：

“我觉得他写得很一般啦。”

没想到端午吃惊地瞪着她，眉毛拧成了一个结，并立即反问道：“那你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她只能提到海子。她只能这么说。端午奇怪地瞥了她一眼，一路上不再跟她说话。当他们在宝塔下与宋蕙莲他们汇合的时候，秀蓉终于鼓起勇气，询问谭老师对海子的看法。端午想了想，冷冷道：“也就那么回事吧。”

随后，他又赶紧补了一句：“不过，他人很好。”

“这么说，你认识他喽？”就像过电似的，秀蓉不经意间又抖了一下，觉得自己的声音也带着电流。

“嗳，也不算太熟。去年他到上海来，找不到地方住，就在我的床上对付了一夜。他很瘦，可还是打了一夜的呼噜。”

宝塔的东、西、南、北各有一扇拱门，但都被水泥砖块封死了。四周簇拥着一人多高的茅草和杂树。宋蕙莲和吉士两个人扯着嗓子喊叫了一通。因声音没有阻挡，并未传来他们期待中的回声。太阳像个大火球，在树林间恹恹下山。

在他们原路返回的途中，徐吉士和宋蕙莲再次不见了踪影。

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夜晚，秀蓉已经有了一些预感。山风微微有些凉意，让她觉察到自己的脸颊有点发烧。天一点点地黑下去，她的心也一点点地浮起来。他们来到池塘边的院门外，那两个写生的女孩早已离开了。徐吉士和宋蕙莲并没有像谭老师保证的那样，坐在院子的门槛上等他们。

秀蓉既担心，又有一丝庆幸。

她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她将那只芦花鸡收拾干净，塞进钢精锅，放在电炉上炖的时候，端午仍然在向她保证，等鸡炖熟了，那两个家伙就会突然出现的。

秀蓉当然不再指望。她觉得这两个人还是不要出现的好。端午蹲在她脚边，递给她一只橘子。她剥去橘皮，分了一半给他。秀蓉不敢看他的脸。端午吃着橘子，忽然问她：“你的例假是什么时候来的？”

秀蓉不明白，他所说的“例假”指的是什么，就随口答道：“你说的阿是暑假？早结束了啊。学校已经上课了。”

端午不得不把这个问题用她可以理解的方式又问了一遍，并解释说，他之所以问她的例假，是因为他不喜欢用避孕套。

等到秀蓉弄清楚他真正的意图，差一点要昏厥过去。的确如此，她的大脑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

“噢……你……老天爷……你是说……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

可连她自己的内心也十分清楚，现在提出来要走，未免有点晚了。她眼巴巴地看着这个与海子同过床的诗人，对他说：

“把鸡头按下去，鸡腿就顶了出来，怎么办？”

端午说了句流氓话，站了起来，把她手里紧紧攥着的一双筷子抽掉，迅速而鲁莽地把她拉入怀中，开始吻她的眼睛。咬她的耳垂。

他说：“我爱你。”

她马上就回答道：“我也是。”

几个小时之后，秀蓉和端午来到院外的池塘散步。走不了几步，他们就停下来接吻。她能听见荷叶在月光下舒卷的声音。能听见小鱼儿在戏水时的唼喋之声。她的幸福，神秘而深邃，她担心幸福来得太快，太过强烈，上帝看了都要嫉妒。她那只受了伤的手插在他的口袋里。

她问他去没去过苏州河边的华东政法学院。她有一个堂姐在那教书，她已经在堂姐的指导下自学法律，准备报考那里的研究生。她说一旦考研成功，他们就在上海结婚。端午对她的计划未置可否，她就不断地去摇他的手，端午最后只得说：

“别瞎说！读研究生期间，学校是不许结婚的。”

晚上的月亮很好。她能够看到他脸上的疑虑。她又说，好在鹤浦离上海不远，她每个周末都可以“随便跳上一列火车，去上海跟他相会”。当然，如果端午愿意，也可以随时到鹤浦来。她要给他生一堆孩子。除了提醒她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之外，端午照例一言不发。他的脸怎么看都有点古里古怪，让她害怕。

“你不会这么快就变心吧？”她把头靠在他身上，立刻哭了起来，直到端午一个劲地向她发誓赌咒，她才破涕为笑。

回到屋里不久，秀蓉就发起了高烧。端午从旅行包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出了一个小药瓶，给她吃了两片扑尔敏，并替她裹上毛毯。可秀蓉还是觉得浑身发冷。端午坐在钢丝床边的小木凳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我好看吗？”她骄傲地问他。

“好看。”他的声音仍然有点发虚。

在药力的作用下，秀蓉很快进入了梦乡。在黑暗中，她不时地感到一只凉凉的手在试着她额头的温度。每一次，她都会向他绽放笑容。可惜，他看不见。她看着端午的烟头一闪一闪，在持续的高烧中，她仍然感到自己很幸福。她相信，端午此刻的感觉，应该和她一模一样。

凌晨时，她从床上醒过来，端午已经不在了，不过她并不担心。月亮褪去了金黄的光晕，像是在水面上漂着的一块融化的薄冰。她想叫他，可她还不好意思直接叫他的名字呢。如果此刻他正在院子里，或者坐在屋外的池塘边，说不定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

她翻了一个身，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直到初升的朝阳和林间的啼鸟将她再次唤醒。她的烧还没有退，甚至都没法承受早晨清凉的微风。她扶着墙，一步步地走到了院子里，坐在门边的路槛上。

池塘的对面，一个驼背的老头戴着一顶新草帽，赶着一大群鸭子，正沿着平缓的山坡朝这边过来。他的身后，是一大片正在抽穗的晚稻田。火车的汽笛声给了她一个不好的提醒——

难道说，端午已经离开了吗？

刚才，她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已经留意到床头的小木凳上残留着的几片橘皮、一根吃净的鸡腿骨、一本宋蕙莲请他指教的《船院文艺》。她还注意到，原先搁在床下的灰色旅行包不见了。枕边的书籍不见了。

难道说，他已经离开了吗？

十月中旬，在鹤浦

夜晚过去了一半

广场的飓风，刮向青萍之末的祭台

在花萼闭合的最深处

当浮云织出肮脏的亵衣

唯有月光在场

这是他留给自己的六句诗。

难道说，他真的已经离开了吗？

坐在门槛上往东看，是他们昨天抵达这里的杂草丛生的道路——它还晾在采石场附近的山坡上；往西，则是通往招隐寺宝塔的林间小道。她甚至还能听见宋蕙莲的笑声。

难道他已经离开了吗？

紫色的睡莲一朵挨着一朵。池塘上的轻雾还没有完全散去。她甚至还发着高烧。手上的伤口还没有来得及结痂。

他已经离开了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有点想不明白。

秀蓉重新回到了小屋里躺下，并在那一直待到傍晚。窗外明朗的天空渐渐转阴，最后，小雨落下来。雨丝随着南风飘落到她的脸上。她就那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从池塘边的小屋到沈家桥公共汽车站，这段路程，似乎比她一生的记忆还要漫长。她翻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竟然没找到一分钱。这让她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仍在梦中。仍在想着那可疑而确凿的三个字：不会吧？

一辆空荡荡的大挂车，在3路公交车站牌底下停了下来。她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上车，车门沉重地喘息了一下，重又关上，“咣咣当当”地开走了。直到这时，秀蓉的心里仍然抱有一丝侥幸。仿佛她只要一回头，就能看见他。雨开始下大了。因为没有钱，她决定沿着环城马路，朝学校的方向走。如果实在走不动，就随便往路边的草丛里一躺，死掉好了。她觉得像自己这么一个人，不如早点死掉干净。

迎面开来的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了马路对面。

司机摇下车窗，朝她大声地喊了一句什么，她没有听清，也不想搭理他。她的头实在是太晕了。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倒气，抱着路边的一棵树。那辆桑塔纳轿车并未开走，而是掉了一个头，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保持着十多米远的距离。

秀蓉心里一紧，知道是遇上了坏人。她本能地开始了发疯的奔跑。二三十米远的距离，就足以耗尽她的全部体力。那辆黑色轿车还在身后跟着，仿佛对自己的猎物很有耐心。它不着急。她不时回过头去，雨刷器“嘎嘎”地一开一合，刮去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也刮出了一张面目模糊的脸来。

她又继续往前走了一段，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站住。她把“最坏的后果”飞快地想了一遍之后，就向那辆桑塔纳无力地招了招手。隐隐地，她还有些激动。桑塔纳终于在她身边停下。右侧的车门打开了。她直接坐进了汽车的前排。

就算是最坏的后果，那又如何？

那人趴在方向盘上，侧着脸，似笑非笑地对她说：“怎么，不跑啦？想通了？你跑啊！继续跑……”

果然是个流氓。

他嬉皮笑脸地问她要去哪儿。秀蓉也不吭气。那人伸过手来摸了摸她的头，她也不躲避，只是浑身发抖。差不多十五分钟之后，她被送到了鹤浦发电厂的职工医院。那人给她挂了号，将她扶到观察室的长椅上坐下。等到大夫给她输完液，那人又问她怎么通知她的家人。随后，他蹲在她跟前，笑嘻嘻地望着她。

不知为什么，秀蓉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了出来。

这人名叫唐燕升。是南市区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刚刚从警校毕业不久。为了报答他的好意相助，秀蓉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胡搅蛮缠：与这个见习警察以兄妹相称。她觉得自己在派出所多了个哥哥，也不是什么坏事。

可哥哥是随便叫的吗？唐燕升很快就像模像样地承担起了兄长的职责，理所当然地把她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

大学毕业那一年，因为不能原谅父亲再婚生子那件事，秀蓉终于当着父亲的面，宣布与他断绝一切来往。唐燕升就以秀蓉家长的身份，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她向燕升说起自己原先还有一个名字，那是母亲给她取的。为了与父亲彻底决裂，当然也为了与记忆中的招隐寺彻底诀别，她问燕升，能不能把名字改回去？

唐燕升就通过他在公安系统的关系，把她身份证上的名字改成了“庞家玉”，当作她二十岁的生日礼物。

刚开始的时候，秀蓉很不喜欢这个人，尤其不喜欢他满嘴的胡言乱语。比如，当他们一次次地回忆起他们在环城公路上相遇的那个夜晚，他竟然用十分轻薄的口气问她：“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了坏人？嗯？是不是担心我把你弄到山上的小树林里，先奸后杀？”

无论是作为哥哥，还是作为人民警察的身份，他这样说都是极不合适的。秀蓉严肃地提醒他，按照她对于法律的了解，这一类的玩笑话要是在美国，就足以构成性骚扰了。

8

这天早上，家玉坐在电脑前，正在修改一份发往鹤浦啤酒厂的律师函。隋景曙怀里夹着皮包，领着一个身穿工装服的老头，来到了她的办公室。老隋是南徐律师事务所的另一个合伙人。绿豆眼，八字须，小圆脸。因他的名字中也有一个“景”字，他与徐景阳并称为律师事务所的“南徐二景”。不过，除了温良仁厚的徐景阳之外，事务所的同事都在背地里叫他“水老鼠”。

水老鼠将老头安顿在门边的沙发上——那里有一个用玻璃柜和盆栽金桔隔成的临时茶室，用来接待客户，又让白律助给老头泡了杯茶，然后朝家玉勾了勾手指。

两个人来到了门外的走廊里。

“这个人的脑子有点问题。”水老鼠压低了声音对家玉道，“他一进门就要给我磕头，你妈妈，把我吓死掉了。你抽点时间跟他谈谈。我在市里还有个会，这就得走。”

“这老头，什么事情？”家玉问他。

“你妈妈，不太好弄。”水老鼠道，“他这案子，你就不要接了。你与他敷衍个十来分钟，安慰安慰他，就打发他跑路。”

家玉点点头。水老鼠又提醒她，别忘了明天一早出庭的事。家玉说，她已经跟看守所联系过了，今天下午，她会再去一趟，与当事人见上最后一面。水老鼠捋了捋头上仅有的一缕头发，托着茶壶出去了。

来人姓郑。是个瘦高个，花白头发。大概是因为小时候闹过天花，脸上留下了坑坑点点的麻子。家玉客气地称他为“大爷”，那人就笑了笑，说他其实还不满五十岁。他的工装服上沾了一些没有洗净的油污渍斑以及焊枪烧出的小洞眼。可他衬衫的领子是干干净净的。

老郑是春晖纺织厂的机修工。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可没说两句，眼圈就先红了。他说，自打他记事起，就一直在不停地倒霉，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妻子因类风湿而瘫痪在床，大女儿在人家做保姆，儿子却还在读初二。他很有礼貌地问家玉能不能抽根烟，在得到她的许可之后，从耳朵上取下一支卷烟来。可他看见了墙上“禁止抽烟”的图标，愣了一下，又偷偷地把烟放入衣兜中。

他懂得守规矩。家玉想，这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之所以总倒霉的原因。

他所在的这家纺织厂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国营企业，虽说效益不是特别好，可每年的净利润也有个两三百万。就在三四个月前，市里忽然来了一堆领导，召集全厂职工开了会，宣布纺织厂改制。两千多名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被要求买断工龄回家。原来，有一位姓陈的房地产老板，看中了纺织厂的那块地。就在运河的南岸。他们想在河边盖一个高档的别墅区。

“我真傻，真的。”老郑说，“我单知道由政府出面提出的方案，总不会错，就糊里糊涂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哪知道回到家，老婆按照她的方法左算右算，三十年工龄竟然只有三万块钱……”

从他的话中，已经可以隐隐听到祥林嫂的口吻了。老郑强调说，他并不赞成工人们的集体上访，去南京静坐，或者冲击市政府。毕竟目前的和谐社会来之不易，何况事实上那些闹事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为首的六个人被抓，有一个还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他经人指点，就找到律师事务所来了。

他想打官司，却不知道应当去告谁。

家玉陪他坐了两小时。眼看着他充满希冀的目光一点点变得黯淡，直至熄灭，她的同情无由表达。最后，她记下了老郑的电话，并提出来请他一起吃午饭。家玉觉得，自己是真心诚意的，可老郑却心事重重地谢绝了。

“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告别时，老郑道。

“千万别这么说。这世上还有没有好人，我不晓得。但我肯定不是。”家玉忽然伤感起来。

她有点后悔这么说。

老郑走后，庞家玉来到楼下的Seven-eleven，在那买了一盒关东煮，一根玉米，然后就驱车前往东郊的第一看守所，去会见她的当事人。作为当事人父母指定的律师，她明天将出庭为他辩护。

如果说老郑的委托，是一项她想接受而事实上却不能接受的工作——这也使得家玉作为律师的道德感千疮百孔，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案子则属于无关痛痒却又不得不让她付出全部心力的“分内事”。家玉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辩护，对于这个杀人案的判决，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作为律师的职责，要求她履行所有必要的程序。这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她无法完全摆脱那种熟悉的荒谬感，可还是花了巨大的心血去研读案卷，搜集证据，与同事没完没了地讨论案情。

这个案件，因为其残酷或惨烈的程度，在鹤浦可谓家喻户晓，但案情本身却一点都不复杂。这个名叫吴宝强的罪犯，仅仅因为怀疑女友与她的上司有染，就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风雨之夜，潜入了情敌的家中，狂怒地杀死了他一家六口。还不包括在他们家干活的一位十八岁的甘肃保姆和一条价值数百万的藏獒——那只藏獒，据说因为频繁地被用来给母狗配种，而失去了应有的野性，对于自己看家护院的本职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乎是毫无反抗地被利斧削去了脑袋。

尽管他杀死了七个人外加一条狗，可吴宝强并不觉得自己会被判死刑。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精神病鉴定报告上。同时他也知道，案发后，他的父母携带着巨款四处奔走，正在考验精神病大夫或相关医学专家单薄的道德底线，以及本来就很纤弱的神经。吴宝强认为，在不断加码的金钱面前，所谓的道德底线当然不堪一击。他的思路从逻辑上来说并不错，但他却忽略了自己最重要的新对手——它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受害人家属，而是正在培养自己诡异性格的现代媒体。他对于这个新对手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无知。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在对案件的持续关注中也在发酵舆论，激起了“人人皆曰可杀”的民愤。即便是法官或者他心心念念的精神病专家，也不可能持有与媒体不同的立场。

没有什么悬念，精神病鉴定报告很快就出来了：他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也就是说，吴宝强将在不久后的某一个瞬间，被勿庸置疑地处理掉。不存在任何例外。不存在任何不可抗力的作用。

吴宝强在获悉报告内容后的一周内，两鬓突然长出了茂密的白发。他像一只困兽一样狂暴不安，立刻失去了对身体的有效控制。他拒绝会见媒体记者、父母，甚至拒绝会见父母为他聘请的律师。可他的父母则瞒着他抬高了律师费的价码——他们一遍遍地恳请庞家玉，一定要设法将他们的儿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全家最后的希望了”。

家玉觉得如果有人给这对父母做一个精神病鉴定的话，也许得出的结论，会与他们的儿子大不相同。家玉表示，她将竭尽全力，而吴宝强的父母则立即纠正了她的话：“不是竭尽全力，而要万无一失。”

家玉只得开了句玩笑：“除非我有能力向法官证明，如今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有精神病。”

吴宝强的母亲则马上反问道：“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在前往第二会见室的途中，看守所的一位女民警对家玉说，她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穷凶极恶的罪犯。“你跟他打个照面，装装样子就可以了。他简直不能算人。”

很快，庞家玉就隔着会客室的铁栅栏，与她的委托人见了面。也许是第二天就要庭审的缘故，看守所方面担心出现意外而加派了警力。吴宝强微微地扬着头，眯缝着双眼，正在陷入冥想和玄思，看上去俨然就是真正的上帝。要是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开来，利刃般的目光就足以让家玉感到一阵阵胆寒。他用温和的语调称家玉为“婊子”或“骚货”，让她最好立刻滚蛋，并试图以此激怒家玉。

“我并不需要什么律师，你滚吧！”他用嘶哑的嗓音喊了这么一句，又把眼睛闭上了。

家玉耐心地向他解释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并告诉他，按照现代法律制度，拒绝律师是徒劳的。法庭不可能在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审理任何案件。律师制度本身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部分：“你可以放弃聘请律师为你辩护的权利，但临了，法院还会给你指定一位。”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搞？”吴宝强冷笑道，“阿是为了取笑我？拿我来取乐？既然你妈要捉弄我，现在就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没意见。又搞出这套把戏来戏弄老子。你妈，一个人得了癌症，多多少少还可以抱有幻想。毕竟还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治愈的希望嘛！可我肯定得死，阿对？我可以去死。但你们别想利用法律来捉弄我。什么公诉人喽，什么证人喽，又是法官喽，又是律师喽……”

吴宝强这么说，当然是出于对法律的无知。不过从他目前的境遇来看，他的这番心思，也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

“明天我就要死了，阿对？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会怎么个死法？”过了一会儿，吴宝强问道。语调也稍稍平缓了一些。

庞家玉看了看旁边站着的两个民警，压低声音对他说：“还没那么快。明天不过是庭审而已。结果如何，至少从理论上讲，还没有确定。即便是最坏的结果，你还可以上诉。人是没那么容易死的，就算是最后的结果下达，你也可以申请注射。如果维持原判的话。”

“打麻醉针吗？你妈阿是要给我打麻醉针？”吴宝强笑道，“我可不需要，我还是会选直接挨枪子，那样才过瘾嘛！”

“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庞家玉道，“不过假如你不想回答，也无所谓。”

吴宝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死皮赖脸地吹了一个口哨，引来狱警的大声训斥。

“你因为怀疑女朋友与王茂新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就去他们家行凶杀人。尽管从事实上看十分残暴，但从动机上说，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我想问的是，本来你杀了王茂新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伤及那么多的无辜？你将王茂新杀死后，有多大必要非得上楼去杀他的父母？为什么还要埋伏在他家，在那么闷热的大衣柜里等了三小时，等来了他看完电影回家的妻子、女儿和保姆？你与他们有什么仇？你甚至连抱在怀中的两岁的孩子都没放过。所有这些人的死，起因难道仅仅是手机里的一条暧昧短信？”

吴宝强很有些迷惑不解。似乎为她竟然提出如此可笑的问题而感到震惊。他脸上不屑一顾的神情，让他看起来像个先知。

“那你就去问问王茂新好了。他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你问问他，为什么要赚那么多的钱？购买那么多的房产？包养那么多的女孩子？他用不了那么多钱，住不了那么多房子；那么多女孩子，他也搞不过来。这个世上的东西，有几样不是多余的？你问我为什么杀那么多的人，我简单告诉你四个字，多多益善。我知道他们家有几口人。不杀到最后一个，我是不会罢手的。因为在我脑子里，杀人和赚钱的道理是一样的。多余的钱，用不了。可存在银行里，你的心里照样会挺舒服的，阿是啊？杀人也是一样。过去不就有句老话吗？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把杀人和赚钱搞在一块，不是由我发明出来的。我们做什么事都贪多。这是人的天性。你也许会奇怪，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灭门案，阿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杀人就好比赚钱，多赚一点是一点。多赚一个是一个。你再去问问那些在大街上闯红灯的人，他们闯了红灯，节约了一分钟甚至五秒钟，有什么屌用？他坐在自己家中，一口气就可以浪费五个小时，什么都不做。可人就是这样，只要他经过一个路口，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闯红灯。人活着总要赚点什么，哪怕是没用的东西。

“不过，既然我快要死了，我也不妨告诉你一点更刺激的东西。我先弄了一下王茂新的老婆，又弄了她的女儿。本来我不想杀那个小保姆，已经打定了主意饶了她。弄她的时候，已经没劲了，本来就心里就窝火。她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虚伪，让老子实在受不了！她竟然一口咬定，说是看到我的第一眼，发疯地爱上了我。你妈！想愚弄老子！老子就给她放放血。求生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以这么虚伪！”

陪家玉来的那位民警已经在看表了。

家玉劝他明天庭审时，尽量与法庭采取合作的态度。受害人被他杀得绝了户的亲属们，反应可能会比较激烈。这也是人之常情。“再说，你自己的父母，包括八十多岁的奶奶，都会到场。”

对她的建议，吴宝强答应考虑考虑。

临走前，家玉又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向她交待的，吴宝强就突然把他那厚厚的舌头从栏杆里伸了出来，飞快地舔了一下铁柱，淫秽地向她笑了笑，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她说：

“我想看看，你在帮我口交时是个什么骚样子……你想不想嗍嗍我的大鸡巴？”

9

一想到唐宁湾的房子，家玉的心里就会立刻升起一股无名的毒焰，这毒焰不紧不慢地炙烤着她，让她一分钟都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她摆脱不掉那种深藏在内心的“不好”的预感。就像随时都会崩溃的电脑系统一样。

端午有时候会给她推荐音乐疗法，劝说她从音乐中寻找慰藉。贝多芬或者勃拉姆斯。可她根本听不进去。钢琴让她的心跳加快。大提琴像把大锯子。小提琴像把小锯子。反正都是要把她的神经“锯断”。

她已经找过了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分局和消费者协会，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还是在上周末去了鹤浦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她没有找任何的关系，而是自己排了三小时的队，花了六百九十元钱，在法院立了案。她不想欠任何人的债。

她知道，在她为收回自己的房子而疲于奔命、狼奔豕突的时候，那个名叫春霞的女人正跷着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坐在他们家的客厅里，用他们家院子里长出来的薄荷叶烤肉，泡茶。虽然家玉是律师，可她实在不愿意与春霞打官司。因为她知道，一旦提起诉讼，实际上她已经失败了。好比有人冲着你的脸吐了一口痰，你去找法院评理，法官最后判决对方将你脸上的痰迹擦去。如此而已。

家玉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接下来她要面对的法律程序。法官从受理案件到开庭，少说也得两三个月，然后照例是预备庭的质证、调查、补充调查。好不容易等到开庭，假如春霞不到庭应诉的话，还需要等待第二次开庭。按照法律的规定，春霞仍然可以拒绝出庭。随后，将是缺席判决。判决结果将会登报公示，没有疑义才会移交给法院的执行庭。家玉当然也可以要求强制执行，但这一类的民事案件要执行起来，通常会十分缓慢。等到这些所有这些程序走完，最快也得五六个月……

家玉并非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作为律师，她奇怪地发现，这套法律程序，似乎专门是为了保护无赖的权益而设定的，一心要让那些无赖，自始至终处在有利地位。

而在端午看来，对于善恶的倒置，本来就是现代法律的隐秘特性之一：“想想看，有多少惨无人道的战争，在所谓的《国际法》的保护之下公然发生？多少无耻的掠夺，在贸易协定的名义下发生？有多少……”

端午那一连串空洞而迂阔的排比句，刚说了个开头，家玉就连连向他摆手：“你说的这些，跟我们的房子有什么关系？拜托你，别跟我谈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了。我脑仁疼。”

两个月之后，家玉透过法院的朋友，询问这个案件的进展。对方的答复果然不出她所料。

“目前还不能开庭。”那个戴着夸张白色眼镜的书记员对她说。

“为什么？”

“你是律师啊，应当知道法律上的‘先刑后民’的原则。”

“什么意思？”

“颐居公司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白眼镜道，“仅仅在鹤浦，类似的受害者就多达二十几家，这个案件已经成了省公安厅督办的重大案件。现在，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

“也就是说，在抓到犯罪嫌疑人之前，这个案子还得无休止地拖下去？”

“恐怕是这样。”

“假如公安机关一直抓不到犯罪嫌疑人呢？”

白眼镜笑了笑：“你只能假装相信，公安机关最终是能够抓住他们的。”

家玉的情绪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在从法院回家的路上，家玉一直在跟端午念叨，她想杀人。

“是的，我想杀人！”

端午也第一次意识到，他妻子目前的精神状况，确实有点让人担忧了。

10

十一月末，宋蕙莲回鹤浦探望父母。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与家玉的见面时间不得不一改再改。蕙莲在电话中向她抱怨说，她对家乡的观感坏极了。鹤浦这个过去山清水秀的城市，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猪圈”，已不适合任何生物居住，害得她根本不能自由呼吸。这些抱怨都是老生常谈，或者也可以说是事实。但这些话从一个“归化”了美国的假洋鬼子口中说出来，还是让家玉感到很不是滋味。尘封已久的“爱国主义”开始沉渣泛起。好像蕙莲批评她自己的家乡，正是为了嘲笑家玉的处境。

为了多少改变一点宋蕙莲对故乡的恶劣印象，为了让蕙莲见识一下鹤浦所谓“高尚生活”的精萃，家玉把与她见面的地点，定在了小瀛洲岛上的芙蓉楼，有意吓她一跳。那是一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涉足的高档会所，是传说中王昌龄送辛渐去洛阳的饯别之所，两年前刚被修葺一新。可是到了约定见面的那天早上，芙蓉楼会所的一位高级主管突然给她打来了电话，在未说明任何缘由的情况下，就蛮横地取消了她的订座。

由于家玉事先向宋蕙莲大肆吹嘘了一下芙蓉楼的西点和带有神秘色彩的服务，临时更改地方不太合适。她给《鹤浦晚报》的徐吉士打了个电话，让他通过守仁的关系想想办法。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徐吉士在电话中对她笑道，“上面来了人。要在芙蓉楼下榻。具体是谁，我不能说。小瀛洲附近的路已经封了。”

“你胡编吧？”家玉知道，这个人嘴里说出的话，没有一句是靠谱的。“我刚刚开车还经过那里，岛上跟往常一样啊，还是游人如织啊。”

“拜托！那些游人，都是化了装的便衣特警。”

吉士建议她更换地点。

他推荐了一个名叫“荼靡花事”的地方。也是一家私人会馆，也可以吃西餐，花园式的建筑也很有味道。再说了，那里的晚桂花正当季。

“顺便问一句，你到底要请谁吃饭呢，这么隆重？”

“还能是谁？你的老情人呗。”家玉笑道。

在徐吉士的追问下，家玉只得将宋蕙莲回鹤浦探亲的事告诉了他。

“是这样啊？好吧，这顿饭我来请。我一定要见见这个臭娘们。”吉士道，“这婊子当年在电影院打了我一巴掌，害得我在局子里待了半个月。这笔账还没找她算过呢。哎，你先别告诉她我会来。”

放下电话，家玉总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合适。毕竟人家宋蕙莲如今已经是美国人，受美国法律熏陶多年，对于人权、隐私、知情权，都十分敏感，不好胡乱唐突的。她给宋蕙莲打了个电话，为徐吉士的半路杀出提前征求她的意见。

宋蕙莲咯咯地笑了半天，然后道：“干脆，你把端午也叫上，索性一锅烩。还是二十年前的原班人马。”

端午好像怎么也想不起宋蕙莲是谁了。家玉酸溜溜地提到招隐寺的那个炎热的午后，提到她那条暗红花格子短裤，她那雪白的大腿。

“你不用假装当时没动心吧。”

端午笑了笑，说：“再好的皮肤，也经不住二十年的风刀霜剑啊。更何况，她又是在美国！别的不说，食物膨大剂一定没少吃。”

随后，他就去了卫生间，专心致志地刮起胡子来。他今天下午要出去一下，可能要很晚回来。他让家玉向宋蕙莲代致问候。他没说要去哪里，家玉也没有心思问他。端午先用电动剃须刀剃净了下巴，又找来一把简易刀架，抹上须膏，开始仔细地刮着鬓角。他还刷了牙。不到两点就出门去了。

“荼靡花事”位于丁家巷，紧邻着运河边。原先是南朝宋武帝的一处别院，依山而建。园林、山石和庵堂，如今多已不存，唯有那二十余株高大的桂花树，枝叶婆娑，依稀可以见到当年的流风余韵。

这个会所的主人，是鹤浦画院的一位老画师。这人常年在安徽的齐云山写生，店面就交由他的两个女儿打理。俩姐妹都已过了三十，传说形质清妍，一时钗黛。因始终没有嫁人，引来了众多食客的好奇与猜测。当然，对同性恋的好奇，也是时下流行的小资情调的一部分。

家玉曾经去过两次，可从未见过这对姐妹花。

家玉觉得自己的那辆本田有点寒酸，就特意打了一辆出租车。她赶到那里的时候，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十分钟。可徐吉士到得比她还早。他的鼻子囔囔的，好像得了重感冒。用他比较夸张的说法来形容，他咳出来的痰，已经把家中洗脸池的漏斗都堵住了。由于鼻子不通，可惜了满院子的桂花香。

天已经黑下来了，风吹到脸上，已经有了些寒意。透过敞开的小天井，可以看见院子里在风中摇晃的灯笼。灯光照亮了一座小石桥。桥下流水溅溅。

两人很自然地聊起了各自的孩子。吉士没问端午为何不来。

若若今年九月如愿以偿，升入了鹤浦实验中学。对于徐吉士来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他感到惊异的是，以若若那样的成绩，竟然进入了奥赛高手云集的重点班。

“恐怕没少给侯局长塞钱吧。”吉士一脸坏笑地看着家玉。

家玉笑而不答。

“送了多少？”吉士说，“就当是为我指点一下迷津嘛！我家的那个讨债鬼，明年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家玉仍然抿着嘴笑。

“要么不送，要么就往死里送。”末了，她含含糊糊地说了这么一句。

吉士张大了的嘴巴，有点合不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两个人正聊着，随着一股浓烈的香水味，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跟在侍者的后面，走进了包房。家玉和吉士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的表情都很惊讶。

宋蕙莲头上戴着一朵大大的绢布花，像是扶桑，又像是木槿。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对襟扣的花布褂子，下面则是黑色的紧身连裤袜。脚上是一双绣花布鞋，肩上还斜挎着一只软塌塌的布包。大朵的牡丹花图案分外醒目。

她站在包房的门口，望着两人笑。

庞家玉开始还真有点担心，别是什么人走错了房门，忽然就听得这人讶异道：

“怎么，认不出我来了吗？”

“哟，宋大小姐，”吉士赶紧起身，与她握手，“你怎么把家里的床单给穿出来了？别说，要是在街上碰见你，真的不敢认。”

“不好看吗？”蕙莲歪着脑袋。她的调皮劲儿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

“好看好看，”吉士笑道，“你这身花天花地的打扮，虽说让我们中国人看了犯晕，可美国佬喜欢啊，对不对？这要在国外走一圈，还能捎带着传播一下中国的民俗文化。怎么不好看？好看！”

蕙莲像是没听懂吉士话中的讽刺意味，走过去与家玉拥抱。

“秀蓉倒是老样子，还那么年轻。”

她问端午怎么没来，家玉刚要解释，蕙莲的嘴里，猛不丁地冒出了一长串英文，家玉一个没留神，还真没听清楚她在说什么。

蕙莲整个地变了一个人。让人疑心二十年前她就已经发育得很好的身体，到了美国之后，又发育了一次。骨骼更粗大。身材更胖硕。毛孔更明显。像拔去毛的鸡胸脯。原先细腻白嫩的皮肤也已变成了古铜色，大概是晒了太多日光浴的缘故。那张好看的鹅蛋脸，如今竟也变得过于方正，下巴像刀刻的一样。都说吃哪里的东西，就会变成哪里的人，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她的头发被染成了酒红色，额前的刘海像扇窗户。身材和发型的变化，足以模糊掉女人的性别，却无法掩盖她的衰老。

家玉瞅见吉士的眼中，已经有了一丝悲天悯人的同情之光。似乎二十年前的那场恩怨早已冰消雪融。

蕙莲照例给他们带来了礼物，照例让他们当面打开，照例强调，这是“我们美国”的习惯。她送给吉士的是一本刚刚在兰登书屋出版的英文随笔集（吉士学说天津话来打趣：喝！好嘛！一句英文不懂，这不是存心折腾我吗？），外加两枚印有哈佛大学风景照的冰箱贴；给家玉的礼物，除了同样的随笔集之外，是一瓶50ml的Estee lauder。她也没落下端午。给他的礼物是一套四张装的勃拉姆斯交响曲合集。她居然也知道端午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让家玉闷闷地出了半天的神。

她从钱夹中取出一张照片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谁是她的husband，谁是她的baby。那个黑人是个大高个子，长得有点像曼德拉。她的两个baby也都是黑不溜秋的。随后介绍的是别墅里的大草坪。栗子满地的树林。游泳池边的玫瑰花圃。出于礼貌，家玉强打精神，发出了持续而坚韧的赞叹之声。吉士则在一旁闷闷地抽烟。他对这些东西没什么兴趣。

宋蕙莲很快就说起了她这次回国的观感，说起了她在乡下的父母。

他们种了几亩地的大白菜，其中绝大部分都卖到了城里，剩下没有卖掉的几十颗，就直接扔到田间的草堂里去沤肥。蕙莲问他们，这么好的大白菜，怎么舍得扔掉？干吗不拿回家自己吃？母亲说，毒得很，吃不得的。

“我在Boston的时候，听说你们中国人，一个个都变成了毒人，蚊子叮一口都会立刻中毒身亡。原以为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还差不多。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活过来的！”

吉士笑道：“你放心，今天晚上我可没点白菜。就算有白菜，也不一定是令尊种的。”

蕙莲又说起他们镇上那座亚洲最大的造纸厂。它的污水不经过处理，直接排入长江的中心：

“一想到我喝的自来水取自长江，就有点不寒而栗。而化工厂的烟霾让整个小镇变成了一个桑拿浴室。五步之外，不辨牛马。”

徐吉士开始了猛烈的咳嗽。他库噜库噜地咳了半天，终于咳出一口痰来，吐在餐巾纸里，并小心翼翼地包好，随手丢在了餐桌上。宋蕙莲嫌恶地皱了皱眉，伸向桌面正要搛菜的手，又缩了回来。

她几乎什么都没吃。

“你说的也许都是事实。”吐出一口痰后，吉士的嗓音陡然清亮了许多，“可中国的环境这么糟糕，客观地说，贵国也有不少责任。”

“这和我们有关系吗？”

“因为你们镇上出产的纸张大部分是销往美国的呀！”

“不知为什么，”蕙莲转过身来对家玉道，“我这次回国，发现如今的情形与二十年前大不一样，似乎人人都对美国怀有偏见。It’s stupid。”

“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罪恶，都是美国人一手制造出来的。”吉士仍然笑嘻嘻的，可他似乎完全无视对方的不快。

“日你妈妈！”蕙莲一急，就连家乡的土话都带出来了。不过，她接下来的一段话又是英文，徐吉士的脸上立刻显示出痛苦而迷茫的神色。

“她说什么？”吉士无奈地看着家玉。

家玉瞥了宋蕙莲一眼，又朝吉士眨了眨眼睛，提醒他不要这么咄咄逼人，然后道：

“她说，你简直就是个可怕的毛派分子。”

“没错，我是个毛派。”吉士依然不依不饶，“在中国，凡是有良心的人，都正在变成你说的毛派分子。”

宋蕙莲看来有意要结束这场辩论。她没再理会徐吉士，转而对家玉感慨道：“可惜，今天晚上，端午老师不在。”

她依然称他为老师。不过，在家玉看来，即便端午在场，即便他本能地厌恶毛派，他也未见得会支持蕙莲的立场。

终于，他们很快就谈起了二十年的那场聚会。本来，他们三个人可以作为谈资的共同回忆，并不太多。

蕙莲说，那场聚会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是个阴谋。两个纯洁而无知的少女去招隐寺，朝拜从上海来的大诗人，“可你们一开始就心怀鬼胎，居心叵测，对不对？” 蕙莲笑道。

吉士的脸上也终于浮现出了诡秘而轻浮的笑容。他既未表示赞同，也不去反驳，只是笑。

“你们一开始就存着心思，把我们两人瓜分掉，对不对？在招隐寺，一个下午东游西荡，害得我的腿被虫子咬了好几个大包，不过是为了等待天黑，然后和我们上床，对不对？老实交代！”

宋蕙莲明显地兴奋起来。她甚至娇嗔地捶打着徐吉士的肩膀，逼着他交代那天的作案动机和细节。

二十年前的那个诗社社长仿佛又回来了。

家玉稍稍觉得有点腻烦。一棵树，已经做成了家具，却还要去回忆当初的枝繁叶茂，的确让人有点恍惚和伤感。她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不论是刚刚萌动的性意识，还是所谓的爱情，如今都成了饭后的笑谈。她招呼服务员给茶壶续水，忽听得吉士道：

“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那天下午，本来我也只是想大家随便聚聚，谈谈诗歌，聊聊天。我记得，那天还去菜市场杀了一只芦花鸡。可下午在招隐寺游玩的时候，两位表现出来的兴奋明显超出了常态。尤其是蕙莲。在那种气氛下，傻瓜都会想入非非。我和端午在撒尿的时候交换了一下意见。我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要从这两位女孩中挑一个留下来过夜，会考虑留下谁。你们知道，端午是个有名的伪君子，他听了我的话，倒没表示反对，可也没说喜欢谁。只是反问了一句：‘这怎么可能？’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事后也没再问过他。按照我的观察，我猜想他恐怕是喜欢秀蓉的。既然如此，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蕙莲带走。君子成人之美，小人反是。如此而已。”

“问题是，我也喜欢端午老师啊……”蕙莲的嘴唇黏在牙床上，下不来了。过了一会儿，又道：“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在电影院要给你一巴掌了吧。”

吉士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颊，似乎二十年前的疼痛依然未消：“这么说，你和我一样，都是那场聚会上的陪客。不过，我们俩的牺牲，能够成就这么一段美满的婚姻，我挨的那个耳光还算是值得的。来，咱们喝一杯！”

“这些年来，我常常会这样胡思乱想，”蕙莲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她的目光，渐渐地，就有些虚浮。“要是那天你带走的是秀蓉，留在招隐寺荷塘边小屋的那个人是我，命运会不会有点不同？比如，我会不会去美国？会不会嫁给史蒂芬？后来又嫁给该死的威廉？”

家玉觉得，他们的对话要这样延续下去，就会变得有点秽亵了，便立即打断了蕙莲的话，对吉士道：

“我倒是关心另一件事。端午那天晚上不辞而别，返回了上海。我想知道，究竟是你预先给他买好的火车票呢，还是他临时决定要走，去车站买的票？”

尽管她的话说得像绕口令一样，吉士还是马上意识到它的不同寻常。他定了定神，认真地想了一会儿，道：“这个，我还真的记不清了。”

“我要声明一下，我不觉得自己是那个晚上唯一的受益者。”家玉板着脸道，“相反，若说是受害者，倒还差不多。”

“喝酒喝酒……”吉士忙道。

“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蕙莲斜眯着眼，望着她笑，“当时，端午在给我往记事本上写地址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就喜欢上了那双手。”

“你看，越说越不像话了吧？”吉士对蕙莲道，“你也别端午长、端午短的，我们俩之间的事还没了结呢！你平白无故地打了我一巴掌，这事怎么弄？”

“今天就了结，OK？”蕙莲讪讪地笑道，“等会儿吃完了饭，我就跟你走，找个地方，把那笔账销了，阿好？”

吉士尴尬地笑了一下，没有接话。

结完账，他们三个人来到会所的院门外，等候出租车。

蕙莲看样子真的打算跟吉士走。她问吉士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活动，吉士就把脸一板，说他接下来约了几个老朋友，都是赌棍，去“呼啸山庄”打牌。

“不过，你就别去了。远得很。”

家玉想上厕所，就与他们匆匆道了别。

一个侍者领着她，朝院子的西侧走去。她仍然听见蕙莲在门口对吉士感慨道：

“可惜端午今天没有见上。”

其实，端午今天晚上一直都在这儿。

这可不是什么第六感觉。也不是源于他下午刮胡子时，家玉心底深处陡然掠过的一道充满疑问的死水微澜。她穿过一个被LED灯管衬得绿莹莹的走廊，就在覆盖着迎春花枝的小石桥边，看见了端午。

一个身穿鼠灰色运动装的女孩，似乎正拉着丈夫的手，对着桥边的一扇月亮拱门指指点点。她看上去最多也就二十出头。她的头也似乎靠在端午的肩上。而且，一看就是喝了太多的酒。

当然，端午很快也看见了家玉。他像个白痴一样眨巴着眼睛，表情极其复杂，有些不知所措。

家玉一声不响地走到他身边，冷静地扇了他一巴掌，扭头就走。

给她带路的侍者，僵在了那里。

其实，打完这一巴掌之后，家玉本来还是可以从容地去上厕所的。当家玉想到这一层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了。

她被那泡尿憋得难受。

11

若若在客厅的餐桌上做作业。奇怪，他没有看电视。没有玩游戏机。没有开电脑。没有逗鹦鹉。他确实在做作业。耳朵里还塞着白色的耳机，那是她的苹果IPOD。他正在摇头晃脑地做习题，桌子上铺满了来源不一、种类繁多的试卷。

“老妈，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若若一看到她进门，就对她道。

家玉懒得搭理他，把脸一沉，怒道：“怎么跟你说的？跟你说过一千遍了，做作业的时候不允许听耳机！”随后，一头扎进了厕所。

坐在马桶上，家玉忽然就觉得儿子刚才的话，有点不一般。她想起来，昨天儿子放学回家，一进门就喜滋滋地对她说过同样的话，她没有理他。她已经早就习惯了每次考试儿子都排名末尾的事实。每次的考试成绩，若若总是藏着掖着，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说出口的。既然这一次他主动提起了期中考试的成绩，难道说……

家玉心头一紧，赶紧从厕所奔了出来，坐在儿子的对面，亲热地捋了一下他的小脑袋：“怎么样，成绩出来啦？数学考了多少分？”

“考砸了，”儿子道，“最后一道大题，我少写了两个步骤，被扣掉了6分。”

“少废话！我问你数学到底考了多少分？”

“还可以吧。”儿子的脸上显露出对自己很不满的样子，并随手把试卷递给了她。

竟然是107。

总共120分的题目，儿子考了107。

她自己是工科出身，可儿子的数学题，她现在连看懂都有问题。可若若竟然考了107。

家玉的眼泪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继而竟然是无声的啜泣。儿子来到她的身边，用他的小手拍着她的肩，又道：“其实也没什么啦，这次数学容易。大家都考得好。这个分数，在班上也不算是很高啦。”

“那你这个成绩，在全班能排第几啊？”

“第九。不算很靠前。”

“宝啊！”家玉猛吸了一口气，狂叫一声，一把将儿子搂在了怀里，仿佛今天晚上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她把儿子搂在怀里揉搓了半天，开始问他其他各科的成绩。语文。英语。历史。地理和生物。然后丢开他，抓过一支铅笔，在试卷的反面将那些数字加在一起，来估算儿子在整个年级的总排名。她处在一种兴奋的失神状态，一连算了三次，每次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

儿子当然知道她在做什么，就善意地提醒她说，其实根本用不着算，因为全年级的总排名，昨天下午就已经公布了。在全年级十七个班，总共七百多名学生中，若若排在第八十三位。

庞家玉立刻丢开儿子，跑进了卧室，给“戴思齐的老娘”胡依薇打了一个电话，兴冲冲地将儿子的期中考试成绩和年级排名告诉了对方。

“那就恭喜你了！” 戴思齐的老娘仿佛突然失去了理智，竟然在电话中很不礼貌地大叫起来，并颇为恼怒地立刻挂断了电话。

这一切，都在家玉的预料之中。胡依薇的反应正是家玉所期望的。

“戴思齐能排到多少名？”回到客厅里，她又问儿子。

“惨透了！”儿子道，“具体多少名，我不晓得。反正在二百名之外。胡阿姨发了飙，就拿毛衣针扎她的脸。”

听儿子这么说，庞家玉的嘴角渐渐地就浮现出一丝冷笑。

戴思齐他们家与庞家玉同住一个小区。在鹤浦实验小学，若若和戴思齐也在同一个班。每次开家长会，胡依薇对家玉不理不睬，态度十分倨傲。尽管胡依薇自己不过是一个连工资都快要发不出来的电镀厂的普通女工，一双手伸出来，十个指头都是黑的；可她仍然觉得自己和家玉不属于同一个档次。戴思齐长得很漂亮，活泼可爱，与若若倒是十分要好。家玉也很喜欢那孩子。

有一次，家长会结束后，庞家玉半开玩笑地对胡依薇说：“不如让你们家闺女给我们家儿子当媳妇好了。”没想到，这句极平常的玩笑话，让电镀厂女工勃然变色。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她厉声质问家玉，“脑子里那些龌龊下流的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弄得家玉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只得灰头土脸地向她道歉了事。

四个月前，小升初考试时，戴思齐顺利考取了鹤浦实验中学的“龙班”，而按若若的成绩，不要说龙班，就连虎班和牛班都进不去，大概只能进入排在末尾的鼠班了。母女俩平常跟女儿提起若若，暗地里就称他为“鼠辈”。庞家玉一怒之下，将自己发过一千遍的毒誓抛在了脑后，找到了市教育局的侯局长。在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若若被悄悄地“调剂”到了龙班，顶替了一个举家移民澳大利亚的学生所留下的位置。

每次在小区或校园里遇见胡依薇，家玉仍然抬不起头来。一看到她，家玉心里就会无端地一阵阵发紧。每次见面，胡依薇总要冷冷地瞥上她一眼。她的目光就像流氓的手，总在无声地剥她的衣服。它仿佛在暗示家玉：她与侯局长私下达成的肮脏交易，不仅仅涉及到金钱。她甚至给《鹤浦晚报》写了一封匿名信，指名道姓地指责家玉向“教育局某领导”无耻地奉献身体。

当然，这封信被徐吉士及时截获并予以焚毁，从而避免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若若虽然进入了龙班，可胡依薇在私下里张罗成立的“龙班家长联谊会”根本不让家玉参加。因为她的儿子“是靠不正当的关系进来的”，“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他们在周末或者节假日悄悄地组织各类补习班，也从不通知若若，据说是为了“维护龙班的纯洁性”。

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所有的耻辱都得到了洗刷。她有一种大仇已报的酣畅之感。奇怪的是，家玉觉得这种喜悦并非来自于她的心灵，而是直接源于她的身体。就像台风在太平洋上生成，瞬间就卷起了漫天的风暴；就像快感在体内秘密地积聚，正在堆出一个让她眩晕的峰巅。她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可以用梦寐以求的口吻，第一次对儿子这样说：

“宝啊，知道用功是好的，可也不能一天到晚都做习题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玩的时候还是要玩的嘛！宝啊，今天是周末呀！你可以看看电视啦，玩玩游戏啦，听听音乐啦，都是可以的呀……”

儿子刚把那白色的苹果耳机塞入耳中，家玉就凑过去取下一只，放在自己的耳边听了听，说：“噢，原来是在听Beatles啊！”

那是一首甲壳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儿子竟然已经开始听披头士了。看来他的艺术品位也不低啊。

“你觉得戴思齐有那么漂亮吗？”她忽然问道。

“你说呢？”儿子一脸坏笑地望着她。

“要我说，也就是个一般人吧！而且小时候好看，长大了一定会变丑的。你看看她老娘那张冬瓜脸就知道了。”

端午还没有回来。

即使她当着他小情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他还是没有马上回家的意思！妈的！那里的灯光太晦暗了，她有点吃不准，他们是否真的拉着手？她的头是否真的靠在丈夫的肩上？就算他们俩真的有一腿，那又如何？按照婚后的“君子协定”，那也是人家的权利。何况这个权利，她自己早就用过了，而且不止一次。

从道理上说，她觉得刚才的那一巴掌打得有点莫名其妙。

她不知道端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天快亮的时候，鹦鹉的叫声将她惊醒了。她起来解手，看见端午蜷缩在客厅鱼缸下的沙发上。

她抱来一床薄被，替他盖上。

端午并没有睡着。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她看见他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动着，朝她笑了一笑。他说，那个女孩名叫绿珠，也喜欢写诗，是陈守仁的亲戚。昨天下午，她约他去“荼靡花事”赏桂花。他们之间没什么。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重要的是，在昨天下午的聚会上，并不只有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何轶雯，是民间环保组织“大自然基金会”的负责人。

“也是个女的吧？”庞家玉鼻子里哼哼了一下，冷笑道。

“怎么样？你现在放心了吧？”端午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望着她。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愿意怎么搞，那是你的事。再说，就算你什么事也没做，也并不表明你不想做啊。”

“这个何轶雯，想透过绿珠的关系，劝说守仁给她们组织投钱。绿珠呢，也想跟她一起做环保。这对改善她的抑郁状况会有好处。”

“呦，你还懂得治疗抑郁症啊！越发地出息了，嗯？你老婆也有严重的抑郁症，什么时候你给我也治治？”

端午嘿嘿地笑了两声，去抓她的手。

可家玉用力地甩开了他。

12

第二天早上九点，家玉去演军巷与唐燕升见面。

这条幽深的巷子，从宋代开始就是屯兵之所。家玉熟悉那里的一门一楼，一草一木；熟悉那里的乌檐青瓦，夹径浓阴；熟悉木拖在青石路面上敲出的跫跫之声。她喜欢那里的岑寂与黝黯。以前，每次走进这座薄暗之巷，总能让她的心一下子静下来。后来，她不得不强迫自己忘掉它。

十多年前，家玉和唐燕升布置结婚用的新房，正赶上春夏之交的雨季。仿佛一切都长了霉。长日陪伴着她的，是燕升请来的两个木匠。他们给她打了一张雕花婚床。家玉成天躺在竹椅上看书。通常，她看不了几页，就在樟木屑和刨花的香气中沉沉睡去了。每到中午，木屑味中混入了邻居做菜的醉人的香味，她也觉得很安逸。看着满街的烟雨洴濛，看着青石板上乱溅的水珠，看着风摇墙草，雨绿老苔，她忽然觉得，在这个有点残破的老巷中，打发掉或长或短的一生，其实也挺好。

她拼命地克制着去上海的冲动。强迫自己不去想端午。忘掉招隐寺的池塘、莲花和月亮。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她不过是一个从外乡来的没人要的女孩子，就该过平常人的日子。

下了十多天的雨终于停了。天刚刚放晴，燕升就带着家玉去华联百货商店挑选戒指。她和唐燕升的婚期，定在了一个月后的“五一”劳动节。在二楼的周大福金店，她从墙上的一面方形的镜子中看见了端午，就像看见了鬼。她回过身去，那人影子一晃，就不见了。自动扶梯的拐角处空空荡荡。

燕升把金店的戒指让她试了个遍，可家玉都说不合适。

燕升有的是耐心。他要带她去大市街的晨光购物中心，去“周生生”看看。家玉忽然就痛苦地按住了自己的胸部，蹲在了地上。她十分及时地犯了“心绞痛”。唐燕升开着警车，响着警笛，风驰电掣地送她去医院。

在去医院的途中，她的心绞痛当然不治而愈。

第二天，她留下片言只字后，收拾自己的行李，悄然离去。

奇怪的是，燕升竟然也没再去找她。

三年后的清明节，她抱着她与端午刚满周岁的儿子，去鹤林寺去看桃花，冷不防遇见他从一辆警车上下来。燕升大大方方地走过来与她搭讪，有一种对命运开出的价码照单全收的阔绰。倒是家玉心里七上八下，急急忙忙就要往人堆里藏。为了燕升刚刚说过的那句话，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他说：“事到如今，就是想做兄妹，怕也是不行了吧？”

她为燕升打过一次胎。

家玉把车停在了演军巷外的马路边，一个人朝巷子里边走。这条巷子正在被改造成“民俗风情一条街”。原先的灰砖楼刷上了油漆和涂料。深红，翠蓝或粉白。每个店铺的门前高高低低地挑出一对红灯笼，一眼望去，有一种触目刺心的俗艳。店铺里销售的茶叶、蜡染布、绣花鞋、首饰、古董和丝绸，无一是当地的土产。

现在是早上，街面上还没什么游人。倒是公共厕所还在原先的位置，还像原来一般破旧，气味难闻。福建会馆高大的门墙下，有个老人抱着一根拐杖坐在路槛上打瞌睡。旁边趴着一条大黄狗。老人一动不动地看着她从眼前走过，眼神十分晦涩。

走在这条已多少有点让她陌生的街道上，家玉觉得自己心里有点什么东西，已经死掉了。不过，这样也好。没有什么枝枝丫丫牵动着她的情愫，搅动着她的记忆。至少不用担心，会在这条白晃晃的长街上，遇见过去的自己。

燕升家隔壁的杂货铺，如今已变成一家酒行。院子的门虚掩着。窄窄的天井里，有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女孩子，看上去七八岁，手里拿着一枚毽子，疑惑地望着她。女孩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俊秀的女人，三十出头，嘴里咬着一根绿头绳，正在阳光下梳头。她一看见家玉，就扭头朝屋里喊：

“燕升，有人找。”

女人麻利地将头发扎起，然后笑着招呼家玉进门。家玉听见屋子里传来了马桶冲水的声响。

她记得这个小院内原先还住着一户人家，是个磨豆腐的。燕升说，那个磨豆腐的老张，前年得癌症死了。他从老张儿子的手里，把整个小院都买了下来。几个小房间打通了之后，又在东西两面各开了一扇窗户。甚至就连屋顶上那片玻璃明瓦，也换成了塑钢的天窗。屋子倒是豁亮了许多，却没有了当年的幽暗与暧昧。

他们在窗边围着一张四仙桌坐了下来。

西风刮出一片蓝天。阳光也是静静的。

“那个占你房子的女的，名叫李春霞。”燕升手里夹着一支香烟，对她说，“她是第一人民医院特需病房的护理部主任。”

原来是个医生。

家玉与她见面时，春霞就莫测高深地暗示自己，她的身上有一种死亡的味道。

原来如此。

“这种人最难弄。关系盘根错节。”燕升道，“市里的大小领导，包括有钱人，都在她手上看病。明摆着不是一般人。”

燕升媳妇已经替他们沏好了一壶铁观音。随后，又拿过一只文旦来剥。她用水果刀在文旦上划了几个口子，咬着牙将文旦皮往下撕，却不小心弄坏了指甲。燕升心疼地将她的手抓过来，在阳光下瞅了瞅，轻轻地笑道：“你也就这么点本事。”

女人也望着他笑。夫妇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昵。

“我那房子，就叫她一直这么占下去？”家玉问道。声音有点发干，也有点生硬。

“不是这话。”燕升宽慰她说，“你先别急。我们得慢慢商量出一个法子来。你喝茶。”

他们喝着茶，说了一会儿闲话。家玉偷偷地朝燕升瞟了两眼，发现他两边的鬓角也出现了斑斑白发。脸上的毛孔，在阳光下更显粗大，脸颊上多了些褐斑。人却比过去沉稳了许多。没多久，女人就带着孩子出去了。她们要去市少年宫。学钢琴。

燕升打趣道：“自从中国出了个郎朗，所有的警察，似乎都对孩子的前途想入非非。”

女人笑了两声，转过身来，对家玉道：“中午就在我家吃饭，阿好？”

她的话，和她的人一样，很干净。自己与燕升过去的关系，看样子她是知道的。家玉只是拿不准，燕升会如何向她讲述从前的那段经历。看着她搂着孩子穿过天井往门外走，不知为什么，家玉的心里忽然就有了一种奇怪的羞愧之感。

因为昨天晚上，她做过一个梦。

她梦见自己刚踏进这个小院，唐燕升就把她拦腰抱住了。一副冰冷的手铐将她铐在了床架上，双手提着她的两条腿，向她的最深处撞击。像打夯，又像舂米。她拼命地挣扎，燕升嬉皮笑脸地对她说：在谈正经事之前，他先要复习一下以前的功课。家玉想了想，也就忍耻含垢，由他摆布。可他“复习”起来就没完没了，就像记忆中的那场绵绵春雨。

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她的梦也是疯狂的。

可眼下的唐燕升，不管真假，脸上的表情倒是十分的庄重。他说：“干我们刑警这一行的，说到底就是个收尸队。做的都是马后炮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

家玉点点头。其实她根本就没听懂他的话。她用指甲掐下一小块文旦皮，在指间轻轻地搓成一个小球。眼看着这个金黄色的小球，在汗渍的作用下慢慢变成深黑色。燕升比先前还是苍老了许多，眉宇间的那么一点英武之气，也早已褪尽。

“我们的工作，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好比你身上长了一个疮。皮肤下结了一个小硬块，又疼又痒，可你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阿是的？你要疮好起来，只有忍耐。等到它化了脓，有了脓头，你将脓头一拔，将脓水挤干净，敷上点药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说，在毒没有发出来之前，我们刑警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李春霞占了你的房子，可她手里也有中介公司的正式合同，也就是说，在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前，她的行为基本合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破门而入，替你轰人。如果你们两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只能走法院程序。如果要刑警队介入，就必须闹出点动静来。你懂我的意思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假如你们两家真的打起来了，出现了人员的死伤，那不用你说，我们也会即刻出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你是说，让我带人打上门去吗？”家玉道。

“不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燕升说，“如果你想立马解决问题，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听上去，燕升的这个“脓疮理论”与婆婆的“焊门方案”相比，也没多少本质的区别。不过此刻真正让她感到心悸的，倒不是什么皮肤下的硬块，而是在她心里悄悄生出的怅惘。燕升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嗅不到一点过去的味道。就连他脸上常见的那种嬉皮笑脸的神情，也早已绝迹。

燕升告诉她，指望刑警大队很快就抓到颐居公司的老板，是很不现实的。不过，实在抓不到人，法院拖个一年半载，说不定也会开庭。那样的话，得有逆来顺受的耐心。末了，他问家玉：

“顺便问一句，你认识一些黑道上的人吗？”

“不认得。”家玉的心猛地跳了两跳，笑道，“我怎么会认识那些人？”

“街上的地痞流氓、劳改释放犯、街区的小混混之类的人呢？”

家玉本来想说：“那就只有你了！”可她吃不准这样的玩笑，会不会惹得对方突然翻脸（毕竟他们已经有好多年没见面了），就硬是把它憋了回去。

“不认识也没关系。”燕升想了想，又道，“下个星期天，我就来替你摆平这件事。你找几个亲戚朋友，人越多越好，最好找些青壮年。你让他们一律穿上黑西装，戴上墨镜，先骗得李春霞开了门，然后这伙人不由分说就往里冲。进了屋之后，也别和他们搭腔。尽量避免发生肢体冲突，我说的是尽量。就算是动起手来，也不要把人伤了。然后，你立即给我打电话。那天早晨，我会带人在唐宁湾附近巡逻，保证在五分钟之内赶到。接下来的事情，你就别管了，由我们来处理。”

“你们会怎么处理？”

“嗨！无非是调解吧。”唐燕升道。

“要是调解不成功怎么办？”

“那是不可能的。”燕升笑道，“你们这么多人，往那儿一摆，胆小的早就吓得尿裤子了，按我的经验，他们也乐意让我们调解。到时候，他们也许会提出赔偿要求，这一点，你预先要有一点心理准备。照我看，如果他们的胃口不太大的话，你们讨价还价之后，给点小钱，事情也就算了结了，阿好啊？”

家玉不由得一阵苦笑，喃喃道：“那就先这么试试吧。不过，你让我到哪儿去找这么些穿黑西装的人啊？”

她起身向燕升告辞，燕升也没留她吃午饭。他的眉头紧锁着，没什么话。两人出了院门，来到了巷子里。

街面上风呼啦啦地吹着灯笼。家玉忽然心头一动，差点流下眼泪。

她想起当年不辞而别的那个午后，也是个刮大风的日子。她一个人在这条深巷里走走停停。一个三轮车夫见她提着包，就一路跟着她。她心里盘算着一个念头，希望在街上遇见下班回家的唐燕升，用他强有力的胳膊让她回心转意。她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天燕升因为凌晨的一个电话，到句容抓案子去了。

燕升似乎没有觉察到家玉的情绪变化。两人并排往前走了一段，燕升忽然长叹了一声，对她说，他真的不想再穿这身狗屁警服了！那不是人干的事。作孽。好像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家玉没问，他也就没有往下说。

燕升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郊外的“锦绣江南”买一个复式的公寓房，也体会一下住别墅的感觉。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因为攒钱的速度老也赶不上房价，目前还只是想想而已。他的另一个计划是，等他辞了职，就把这所小院的一部分，改建成一个有品位的咖啡馆，让自己静下来，彻底“放飞”一下心情。他打算在院子里搭个葡萄架。每天躺在浓荫下，喝喝茶，读读于丹或易中天，听听理查.克莱德曼……

他还说，世上的路千条万条，可是没有一条是可以回头的。这话明显是说给她听的。家玉没有吱声。

到了巷子口，两个人默然告别。燕升忽然摸了一下她的头。

像个真正的兄长，笑了一下。

13

不到九点半，若若就做完家庭作业，早早地上床睡了。鹦鹉的脚上拴着一条软软的细铁链，在床头柜的铁架上单腿站立。若若的脑袋边，还有一个肥皂盒大小的荞麦皮枕头，一床小花被。那是儿子专门给鹦鹉准备的床铺。

可家玉从未见过佐助在它的床上睡过觉。

端午在客厅里听音乐。由于儿子已经熟睡，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沙发边亮着一盏花瓶状的小台灯，有一圈靛蓝色的光晕。小提琴的声音婉转而柔美，像丝绸泛出的明丽的光泽，似有若无。这是难得的静谧时光。

家玉在书房里重读《堂吉诃德》，不时发出吃吃的笑声。

书桌的四个抽屉都细细地查过了，没有发现端午与绿珠通信的任何证据。她不愿意偷偷地翻看端午的日记。她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线。日式的玻璃书柜中，倒是有一摞信件，稍一翻检，竟有二三十封之多，全都是元庆从精神病院寄来的。倒也是。这年头，除了精神病人之外，谁还会写信呢？

家玉随手从这摞信件中抽出一封，取出信胆，凑在桌前的台灯底下，一连看了好几遍，心中不觉暗暗称奇。这不是什么普通信件，而是她的大伯子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下随手写下的警句格言，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宣纸上。

我们不过是纸剪的人偶。虽生之日，犹死之时。

如果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受到奴役这一事实，就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去美化它。

女人可以一生纯洁。可一旦红杏出墙，通常不会只有一次。

花家舍的小岛，将来可考虑建一个书院。

浊其源而欲清其流，可得乎？

腐其根而欲繁其枝，可得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应当提请公安部门注意，张有德一直在试图谋杀我。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家玉的眼睛死死地盯在元庆“女人可以一生纯洁”那行字上。她的心像是被人用锥子扎了一下。她想起当年在川西的莲禺，一个掉光了牙齿的喇嘛，对她说过的那番深奥的话：

有些事，你一辈子总也忘不掉。凡是让你揪心的事，在你身上，都会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

小提琴的声音从隔壁的客厅里幽幽地传过来，缠绵中透出一份伤感。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尽管她很不喜欢小提琴，可听着听着，竟不知不觉地跟着它，渐渐地就出了神。旋律所表现的，似乎正是暮春时节的旷野。或者说，如嫠妇泣诉般的音乐声，把她带进了一片人迹罕至的旷野……

原来世上还真有这么好听的东西。

可惜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小提琴胆怯的声音，总是会被粗暴的大提琴蛮横地打断。就像春天的原野上突然刮起了一阵罡风。鱼缸里的红箭和虎皮，大概也受到了乐声的感染，不时跃出水面，拨弄出清晰的甩尾声。

啵！

啵啵！

在音乐声中，她仿佛坐在一个深宅大院中。阴暗的房中燃着的一枝香，烟迹袅袅上升，杳杳如梦。屋外却是一片灿烂的金黄，俨然就是花家舍岛上的那片晚春的油菜花地。

多年以前，她作为元庆的法律顾问，去跟合伙人张有德谈判。午后没事，一个人在岛上瞎逛。倒塌的砖房露出了黑色的椽子，倒是给那座迷人的小岛增添了一份凌厉。听端午说，他奶奶在出嫁途中遇到了土匪，曾被劫掠到那里，不知真假。那天下午，她在断墙残垣中徘徊了三个小时。艳阳。东风。湖水扬波。万籁俱寂。

她想抽个时间去一趟精神病院，看看元庆。

“刚才，你听的是什么东西？”家玉端着茶杯出来续水，对端午道。她眼泪汪汪的，不时吸一下鼻子。“是贝多芬，还是莫扎特啊？”

“都不是。”端午有些吃惊地望着她，似乎对她的流泪很不理解。“是个俄国人，叫鲍罗丁。”

家玉“唔”了一声，说：“好听。”

端午告诉她，这人是俄罗斯亲王的私生子，五人强力集团的成员之一。一谈起音乐，端午总是免不了要卖弄一番。实际上，鲍罗丁只是个医生。往往在生病的时候，才会作曲消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粉丝们总是一心盼着他生病。

“再听点别的。”家玉续完水，径自走到丈夫的身边，坐了下来。

“你想听谁的作品？”看见妻子第一次主动坐在他身边，一起欣赏音乐，端午看上去多少有些激动。

“是不是有个音乐家，名字叫什么克莱德……”

“你是说，理查.克莱德曼？”

“对对，就是这个人。”

“哦，垃圾！”端午厌恶地皱了皱眉，用无可置疑的口吻宣布道。

“不如还听那个俄国人好了。”

端午耐心地对她解释说，鲍罗丁只有这首《第二弦乐四重奏》比较入耳。其余的，比如《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我这儿的版本有点旧。EMI公司五十年代初的录音，六十年代转录的时候，静电声比较大。你会不会觉得吵？”

“那就把刚才那首曲子再放一遍吧。”家玉道。

“你怎么无端就喜欢起鲍罗丁来？”端午笑道，“其实这个人的东西，只是比较可口而已，谈不上什么境界。”

“少啰嗦！”家玉囔着鼻子道。

第三章人的分类

1

在“呼啸山庄”。中午喝了太多的酒，他和吉士在江边的池塘旁钓鱼。端午舒服地躺在木椅上，喝着小顾刚刚送来的一壶“金骏眉”，听吉士说着他的风流韵事。那些事总是大同小异。

吉士与刚刚结识的一位税务局的女孩去宾馆开房。他们急得甚至等不及上电梯。在四楼的楼梯口，吉士看见一对男女从电梯里出来。男的少说也有六十多岁，脑门秃得发亮，可两边的鬓角却还是乌黑的头发，就像是一头长着犄角的衰老的公牛。那老流氓明显是喝醉了酒。搀扶着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胳膊上挂着一只坤包。

老头一出电梯就把那女的抱住了，粗鲁地去吻她的嘴。税务局的女孩咯咯地笑了起来，低声对吉士道：“看来还有比你更猴急的人！”

每个故事都会有一个高潮，吉士的故事当然也不例外。他在宾馆偶尔撞上的这段插曲，其实也藏着一个秘密的悬念。它的被破解，甚至足以挽救故事本身的枯燥乏味。

“我怎么觉得，那个女的，怎么看，都像是，嫂子？”吉士转过身来，严肃地望着他。薄薄的茶色墨镜后面一道微微的白光闪过。

吉士平常最爱说笑，可至少他还知道轻重。假如不是十拿九稳，他不会这般的莽撞和唐突。

只要端午敢问，他没什么不敢说的。

端午轻轻地“嗯”了一声。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水面上漂浮的鸡毛管急速下沉，手中的钓线硬了起来，钓竿随之绷成了一张弓。吉士跳过来帮忙。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才把一条七八斤重的大草鱼拽上岸来。

以后他们见面，吉士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茬。只是，他对家玉的态度略微起了一点变化。言谈之间，多了一点过分的客套和羞涩。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可这一回，情形有点不太一样。

早上九点钟，他在卫生间刷牙。家玉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她去楼下的美发店找瞎子按摩去了，忘了带手机。那个瞎子，端午曾见过一回。很年轻。他无端地认为那小伙子不是真瞎。

端午嘴里咬着牙刷，在屋子里转悠了好几圈，才确定了铃声的方位。手机搁在鞋柜上一个红色的尼龙布沙滩包里。等到他手忙脚乱地从沙滩包里取出手机，对方早已挂断了电话。手机上显示的姓名是“水老鼠”。这是家玉在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原名叫做隋景曙。他们曾在一起吃过一两次饭。

他把手机放入包中，手指却触到了一团软软的卫生纸。

它的弹性令人生疑。

他取出那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它。里面包着的，竟是一个用过的避孕套。为了防止精液流出，避孕套还打了个结。他掐住它有橡皮圆环的一端，举到亮光处，细细地观看，另一只手则捏了捏它的液囊。至少现在，它的表面十分干燥。他甚至还将它凑到鼻子前闻了闻，并意识到自己多少有点变态。随后，他仍将它用卫生纸包好，塞入包中原先的位置，拉上了拉链。他嘴里有一滴牙膏沫掉在了沙滩包上，便立刻取来毛巾，将它仔细擦干净。

虽然已经洗了好几遍手，但指端那种软软的感觉还在。橡胶外表均匀的颗粒感还在。端午自己从没有使用过这种蓝色的避孕套。有点高级。他无意去猜测它的主人，或者说他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再朝那个方向去想。

让端午多少有点迷惑的地方在于：这个可以随手扔掉的东西，何以会出现在妻子的包中？假设他们幽会的地点是在宾馆，完事后，它最合理的去处，应当是纸篓或垃圾箱。假如偷情者希望不留下任何证据，特别是在前台做了登记的前提下，将避孕套带出来扔掉，也不失为一种谨慎之举。这说明，射精者对于安全的要求有点绝对。最可能的情景也许是，云雨之后，妻子主动承担了毁灭证据的职责。她会冲他俨然一笑，说，交给我吧。脸上的表情也许不无俏皮。这个对他来说已毫无意义的细节，纠缠了他很长时间。

一周后，他在“城投”遇见了徐吉士，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了一个可笑的问题——一般来说，注意，是一般来说，在宾馆，完事后如何处理避孕套？

“怎么，你想去泡妞？”吉士笑道，“你这把老枪，也该重出江湖了，要不然都锈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至于避孕套，吉士说他从来不用：“我喜欢真刀真枪的感觉。戴上套子，搞了也白搞。你们的性器官，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接触嘛！”

吉士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让端午心里感到了一阵宽慰。

中午，家玉从美发店回来了。他正在听勋伯格的《升华之夜》。

她洗了个澡，吹了头发，换了一身新衣服。她手里举着一柄铜镜，放在脑后，站在穿衣镜前照了照，对端午说：“怎么样？好看吗？式样是不是老气了一点？”

“好看，”端午笑道，“一点也不老气。”

家玉上身穿着收腰的休闲便装，灰色的毛料短裤，裤腿上一个装饰用的锡扣，闪着清冷的亮光。她的腿上，是青灰色的丝袜。

“今天是星期天啊，”端午道，“你穿得这么正式，似乎没什么必要吧？“

“嗨！该死的宋蕙莲，从美国回来了。对了，她约我们今晚去外面吃饭，你高不高兴一起去？”

“哪个宋蕙莲？”端午略一思忖，忙道，“我下午还约了一个朋友。晚上回来恐怕要晚一点。”

由于那个避孕套的存在，打扮一新的妻子让他觉得有一点奇怪的陌生感，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美。有什么东西在他心底里一闪而过。怎么看，他都觉得家玉更加迷人了。那是一种腐败的甜蜜感——就像是发了酵的食品：不洁，却更为可口。

2

下午三点，端午准时来到了“荼靡花事”西侧的一个小小庭院中。天井里落满了黄叶，绿珠和另一个梳着短发的女人已经在那儿了。那人穿着一件淡蓝色的“ARC’TERYX”牌子的外套，不过，一看就是冒牌货。额前的刘海剪得过于整齐，这使得她那张宽宽的脸庞看上去就像一扇方窗。

她是民间环保组织“大自然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名叫何轶雯。两人像是为什么事发生了争执，都不怎么高兴。青花碟中的一炷印度香，眼看就要燃尽，红红的香头“嗤”的一声，炸出微弱的火星。不时有香灰落到瓷碟的外面，绿珠用手里的餐巾纸将它擦去。香雾中揉进了浓浓的桂花气息，还有空气中呛鼻的浮尘味。

外面的院子里阒寂无人。

端午刚刚坐定，绿珠将自己面前的一杯绿茶推到了他的面前，笑道：“刚泡的，我没有喝过。”

她还是像以前那样落拓不羁。鼠灰色的敞襟运动衫显得过于宽大，她不时地捋一下袖子，露出白白的手臂，以及手臂上的蓝色蝴蝶图案。当然，蝴蝶是画上去的，很容易洗掉。

绿珠最近忽然醉心于动物权益保障。前些天，守仁打来电话，向端午抱怨说，绿珠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流浪猫狗，养在家中。开始的时候还好，好脾气的小顾还帮着她一起给小动物洗澡、刷毛、包扎伤口、去动物防疫站打针，甚至还专门请来了康泰医院的骨科主任，给一条瘸腿的小狗接骨。她们还给每个动物都取了一个名字，可后来数量一多，她们也搞不清谁是谁了。家中成天是撕咬声一片，腥臊难闻，绒毛像春天的杨花一样四处飘浮。小顾整天抱怨皮肤瘙痒，人都快疯了。绿珠倒好，自从有了这批宝贝之后，既不失眠了，也不忧郁了。那些瞎眼、瘸腿、面貌丑陋的小东西，一刻不离地跟着她。她往东，那帮畜生，就呼啦啦地跟到东；她往西，它们就呼啦啦地跟到西。好不威风！

“你说这孩子，怎么想出一出是一出啊。”

何轶雯对于动物保护没有任何兴趣。她说项目刚刚起步，人力物力有限，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比如说，垃圾分类、化工厂的排放监测、污水处理，特别是鹤浦一带已十分紧迫的铅污染调查。而绿珠则提议在鹤浦范围内来一次鸟类大普查。她想弄清楚鸟的种群、存量以及主要的栖息地，用DV拍摄一部类似于《迁徙的鸟》那样的纪录片，去参加国际纪录片影展。她还强调说，如果第一笔资金还不够的话，她可以让她的“姨父老弟”再多投一点。反正他有的是钱。

端午无意介入她们的争论。何况，两个人急赤白脸，互不相让，他也不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好在绿珠看出了他的无聊，就朝他努努嘴，说：“包里面有书。你要是觉得无聊，就先看会儿书吧，我们一会儿就完。”

木椅上搁着一只咖啡色的提包，样子就像一把巨大的锁。他轻轻地拉开提包的拉链，心里浮现出一丝异样的悸动。仿佛拉开人家的包，就像脱去人家的衣服似的。这是一种亲密的熟稔之感。当然，他也不必担心，会从里边发现盛满精液的避孕套。

他从包里随手取出一本书来，是《史蒂文斯诗集》。封面是绿色的。

他把椅子挪到墙角靠窗的位置。隔着墨绿色的彩铝钢窗，可以看见院中的天井，以及运河上缓缓行进的画舫游船。二十年前，他在上海读硕士的时候，曾对这位美国诗人迷恋了好长一阵子。奇怪的是，今天再来重读这些诗，感觉也稀松平常。就连当初让他极为震撼的那首《士兵之死》，如今也变得像童谣一样甜腻。他知道这不能怪史蒂文斯。

死亡是绝对的，没有纪念日

正如在秋季，风停息

当风停息，天上

白云依旧

史蒂文斯不曾料到，死亡虽然照例来到，白云却也变得极为稀罕了。他一共参加了六位死者的葬礼，都是阴天。

绿珠和何轶雯还在争论。尽管她们压低了声音，可端午还是没有办法再度进入史蒂文斯的清纯世界。

轶雯希望这个“大自然基金会”，能够接受政府环保局的指导。她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诫她的合作伙伴：在目前的中国，如果脱离了政府部门的支持，你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可绿珠讨厌环保局的林局长，目光朝女孩子瞥一眼，就像是要挖人家的肉。他所领导的环保局明摆着是个摆设。这人昏聩得很。只要有厂家给他送几条香烟，他就对超量排放眼睁眼闭。她们还频频提到一个叫老宋的人。端午过了很久才搞清楚，这个人名叫宋健，是何轶雯的丈夫，眼下是南京农业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他目前正在运作的一个大课题，就是关于鹤浦一带铅污染治理的。

最后，她们总算在如下事情上达成了一致：项目启动的具体日期。那一天，她们要组织全市的环保志愿者，在鹤浦最高峰的观音山，搞一次集体宣誓。各大媒体的记者都会到场。她们还要搞网络视频直播。何轶雯还向她保证，至少会有一位副市长出席：“你就当它是一次青春嘉年华好了，事若求全何所乐？”

何轶雯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不到五点半就离开了。

“这个人还真啰嗦！”等她走了，绿珠长长地叹了口气，对端午道。“本来我想好约她吃个中饭，两点前就把她打发走。然后，我们到楼下的天井里，找人来唱评弹，晒太阳，赏桂花。没想到，她说起来就没个完，白白糟蹋了一个下午。”

“你不是发誓赌咒，再也不理我了吗？”

“唉，说是那么说，心里还有点不舍得。”绿珠说。

她的气色比上次好多了。脸上致密的肌肤漾出了一丝酡红，笑起来还有点妩媚。

“哪里不舍得？”

“你这个人，又老又丑。”绿珠想了想道，“不过，看人的时候，眼睛倒是蛮干净的。”

“那可说不定。”端午走到桌边，嘿嘿地笑了两声，坐在了她的对面。“不干净的念头其实一直都有。”

“真的吗？”绿珠把眼前的菜单拿开，眉毛往上一挑，表情既轻佻又严肃。

“开个玩笑。”端午赶紧否认。他不安地看了一眼门边站着的一个服务员。她穿着绣花的旗袍，双手交叠，放在腹部，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看，刚冒了个头，又赶紧缩回去了。你们这种老男人，没劲透了。”绿珠招呼侍者过来点菜。“说吧，想吃点什么？”

“我是很随便的，你看着点就行。”

绿珠“啪”的一声合上菜单，对侍者道：“那好，一份清蒸鲥鱼，一份木瓜炖河豚，一份葱烧鱼肚。”

“干吗尽点鱼啊？”

“合在一起，就是长江三鲜。”绿珠道，“我最怕动脑筋，头疼死了。”

她另外又加了一盘白灼芥蓝，一瓶智利白葡萄酒。

“你是怎么和何轶雯认识的？”

“先认识她丈夫宋健。怎么呢？”绿珠咬了一下嘴唇，沉思了半晌，忽然道。“这其中的事乱七八糟，说起来还真有点复杂。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不好说。”

“不好说是什么意思？”

“根本就不了解嘛。”

“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说。是不是？”绿珠道，“你们这种人，永远把自己摆在最安全的位置。”

端午未置可否地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知不知道姨父老弟被打的事？”过了一会儿，绿珠问他。

“你说的是守仁吗？”

“除了他，我哪里还有旁的姨父？”绿珠没好气地看着他，“他被人打成了脑震荡。昨天刚出院，在家养着呢。”

“怎么回事？”

“他看中了春晖棉纺厂那块地，想在那盖房子挣钱。他和市政府谈好了合同。可没想到，棉纺厂那边的工人却死活不干。不是静坐就是集体上访，折腾了好几个月，光警察就出动了好多次。”

“这事我倒是听说过。”端午道，“征地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事情是解决了，可工人们对他恨之入骨。要我说，他也是活该。他没事老爱去厂区转悠。像个农民，巴望着地里的庄稼，盘算着哪儿盖独栋，哪儿盖联排，还带着卷尺，到处瞎量。渐渐地，工人们就摸清了他的规律。一天早上，姨父老弟嘴里哼着小曲，刚走到堆放纱锭的仓库边上，身后忽然冲出一伙人来。他们不由分说，往他头上套了一个麻袋，把他掀翻在地，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半死。最后送到医院，头上缝了十几针。我那天去医院看他，他的头被纱布包得像个蚕宝宝，还在那吆喝，让警察去逮人。逮个鬼啊！他头上被人罩了麻袋，也弄不清是谁打的，找谁算账去？只好吃个哑巴亏。”

“到底伤得重不重？”

“医生说不碍事。谁知道！今天早上他还跟姨妈说房子在转。废话，脑袋被木棒生生地打得凹进去一块，能不转吗？不过，你千万别去看他，装不知道就行了。姨父老弟死要面子，不让我往外说。另外，他也怕媒体，害怕这件事再在网上炒起来。”

清蒸鲥鱼端上来了。绿珠对他说，鲥鱼的鳞是可以吃的，端午自然也知道这一点，可他却没什么胃口。随手夹起一块放到嘴里去嚼，就像嚼着一块塑料。紧接着端来的木瓜炖河豚味道倒还可口。这是人工养殖的无毒河豚，又肥又大。

他们喝掉了那瓶葡萄酒，河豚还没吃完。绿珠就感慨说，这个世界的贫瘠，正是通过过剩表现出来的。所以说丰盛就是贫瘠。

端午想了想，觉得她的话还是有点道理的。

他们起身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九点。绿珠想去运河边的酒吧街转转。

下了楼，出了天井，跨过养着锦鲤的地沟，穿过一扇砖砌的月亮门，他们走到了院中的小石桥边。绿珠忽然站住了。她再次回过身去，打量那道圆圆的门洞。

“我每次穿过这个该死的门，都要拼命地压低自己的头，生怕一不小心就撞到墙上。其实，就算你踮起脚尖来，头和门顶的砖头之间还有好大的距离。”绿珠说。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根本碰不着。我根本没有必要低头。”

绿珠说，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骑车去上学。在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铁路桥的桥洞，由于担心坐直了会撞到脑袋，总是弓身而过。她当时还未发育，个子相当小。其实就算是姚明骑车从那经过，也尽可以坐直了身子一穿而过。

“明白了这个事实也没有用。我现在回泰州，每次经过那个桥洞，还是忍不住要弯下腰去。低头成了习惯。我们对于未必会发生的危险，总是过于提心吊胆，白白地耽了一辈子的心。”

端午正要说什么，绿珠忽然拉了拉他的袖子。他以为自己挡了传菜生的路，就微微地侧了一下身。可这名“传菜生”走近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从他身边经过，而是要结结实实地在他脸上扇一个大耳刮子。那一巴掌，打得他的脑袋发生了偏转。端午眼前一震，蜂飞蝶舞。他看见绿珠的身子猛地抖了一下，低低地说了句：“喝，好家伙！”

说不上是震惊还是赞叹。

原来是家玉。原来她也在这儿吃饭。就这么巧。

当端午回过神来想叫住她，家玉风风火火的身影早已在暗夜中消失了。绿珠还在那儿捂着嘴，望着他笑。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们对于未必会发生的危险，过于提心吊胆，是吗？你倒是说说，危险不危险？”端午硬挤出一丝笑容，自我解嘲地对绿珠道。

绿珠笑得弯下腰去，半天才喘过一口气来：“我，我还有半句话没说完呢。”

“什么话？”

“而危险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降临，让人猝不及防。”她仍在笑。“不过这样也好。”

“有什么好？”

“她打了你这一巴掌，你们就两清了。谁也不欠谁。在你老婆看来，反正我们已经搞上了对不对？你回家跪在搓衣板上，鸡啄米似的向她磕头认错，也已经迟了。为了不要白白担个虚名，我们还不如来真的。怎么样？别到临死了，还要去换什么亵衣……”

端午知道她说的是宝玉和晴雯。他尴尬地笑了两声，没再搭腔。

半晌，又听得绿珠黯然道：“可恨我今天来了例假。”

绿珠这么说，端午忽然鼻子一酸，心里生出了一股感动的热流。他想到自己的年龄比她大出一倍还多，感动中也不能不掺杂着一些轻微的犯罪感。

他们已经来到了运河边。河水微微地泛着腥臭。两岸红色、绿色和橙色的灯光倒映在水中，织成肮脏而虚幻的罗绮，倒有一种欲望所酝酿的末世之美。河道中横卧着一条飞檐叠嶂的桥楼，也被霓虹灯光衬得玲珑剔透。河面上画舫往返，乐声喧天。喊破喉咙的卡拉OK，让他们在说话时不得不一再提高嗓门。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镀了一层银光似的。

不论是把脚搁在窗槛上喝茶的人，裸露着臂膀在昏暗的灯光下拉客的少女，还是正在打台球的小伙子，绿珠一律将他们称为“非人”。她拉着端午的手，从这些散发着酒味和劣质香水味的人群中快速穿过，她要带他去对岸的酒吧。名字用的是麦卡勒斯小说的题目：

心是孤独的猎手

那座酒吧里，同样挤满了人。楼上、楼下都是满满当当的，没有空位。他们在那买了一瓶青岛啤酒，在一个小摊前买了几串炸臭豆腐，沿着河道的护栏往前走。对于每一个前来向他们兜售珍珠项链的小贩，绿珠总是连眼皮也不抬，骂出一个同样的字来：

“滚！”

有好长一阵子，两个人谁都没心思说话。默默地注视着桥栏下满河的垃圾、游船以及在游船上寻欢作乐的“非人”，啤酒瓶在他们手里递过来，又递过去。绿珠忽然把脸凑近他的耳朵低声道：

“这感觉，像不像是在，接吻？”

这其实算不上是什么挑逗，因为端午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还是觉得有一点晕。像是闪电，在他心底里，无声地一掠而过。他们稍稍往前走了几步，昏头昏脑地跨过一个卖盗版DVD的地摊，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弄堂。

端午鲁莽地将她压在墙上。绿珠有些吃惊地看着他，随后闭上了眼睛。两人开始接吻。他听见绿珠嘟嘟囔囔地说，刚才不该吃臭豆腐。

她的身体有些单薄，不像家玉那么澎湃。她的嘴唇，多少还能让他想起啤酒瓶口的湿滑，不过更加柔软。他贪婪地亲吻它。上唇，下唇和两边的嘴角。穷凶极恶。就好像一心一意要把自己最珍惜的什么东西，瞬间就挥霍掉。

绿珠大概不喜欢牙齿相叩的坚硬感，便用力地推开了他，喘了半天的气，才说：“很多人都说，女人的爱在阴道里，可我怎么觉得是在嘴唇上啊？”

端午想要去捂她的嘴，可已经来不及了。

“你小声点好不好？”端午道，“外面都是人。”

绿珠笑了笑：“不管你信不信，我是很少和人接吻的。怎么着都行，就是不能接吻。你是第二个。”

“那，第一个是谁啊？”

绿珠的脸色忽然就阴沉了下来，好半天才说：“他教我画画。偶尔也写诗。”就是因为一心要嫁给他，她才和母亲闹翻的。那是她参加高考的前夕。她脸上的忧郁，陡然加深了，眼中似有泪光闪烁。端午没敢再问，绿珠再次把脸迎上来。于是，他们又开始接吻。

他们所在的位置，恰好在一户人家的西窗下。窗户黑黢黢的，窗口有大团大团的水汽从里边飘出来。寂静之中，他们能听见屋里人的说话声。一个老头嗓门粗大地喊道：

“荣芳啊，电视机的遥控器摆在哪块了？”

接下来，是“骨碌骨碌”的麻将声。一个苏北口音的老太婆，从远处应和道：“你妈妈日屄。我哪晓得？床上找找看呢。”

他们都笑了起来。

“老夫妻家常说话，怎么都这样脏不可闻？”端午低声道。

“要不我怎么说他们是‘非人’呢。”

他们离开那个漆黑的弄堂，绿珠仍然拉着他的手不放。这让他又受用又忧心。他们在弄堂口的地摊前停了下来。绿珠蹲在地上，东挑西挑，跟小贩讨价还价。最后，她在那里买了两张电影光盘，都是沟口健二的作品。

很快，他们就走到了酒吧街的尽头。顺着湿漉漉的台阶走上一个陡坡，眼前就是一片开阔的公共绿地。运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沿着一段老城墙蜿蜒向北。绿地上的树都是新栽的，树干上绑着草绳，用木桩支起一个三脚架，以防被风刮倒。有两棵刚刚移来的梧桐树，四周还围着涂满沥青的黑网。绿地的铁栏杆外面，就是宽阔的环城马路了。不过，这时候过往的汽车很少。

由于不再担心遇见熟人，两个人的手又拉在了一起。

“忽然想到一首诗，想不想听听？”绿珠道。

“是史蒂文斯吗？”

“不，是翟永明。”

九点上班时

我准备好咖啡和笔墨

再探头看看远处打来

第几个风球

有用或无用时

我的潜水艇都在值班

铅灰的身体

躲在风平的浅水塘

开头我想这样写：

如今战争已不太来到

如今诅咒，也换了方式

当我监听

能听见

碎银子哗哗流动的声音

……

绿珠说，她近来发狂地喜欢上了翟永明。尤其是这首《潜水艇的悲伤》，让她百读不厌。好像是站在时间的末端，打量着这个喧哗的城市，有一种旷世的浮华和悲凉。她曾把这首诗念给正在养伤的守仁听，连他也说好。

“悲凉倒是有一点。浮华，没怎么看出来。”

“哗哗流动的碎银子啊，难道还不够浮华吗？”

端午笑了笑，没再与她争辩，而是说：“要是翟永明知道，我们俩在半夜三更散步时还在朗诵她的诗，不晓得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你认识翟永明吗？”

“见过两次而已。也说不上有多熟。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南非，她朗诵的就是这首诗。”

“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不过结尾是败笔。”

“你指的是给潜水艇造水那一段吗？”

端午点点头，搂着她的肩，接着道：“不过，这也不能怪她。我倒不是说，她的才华不够。对任何诗人来说，结尾总是有点难的。”

“这又是为什么呀？”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每天都在变，有无数的可能性，无数的事情纠缠在一起。而问题就在这儿。你还不知道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铺陈很容易，但结尾有点难。”

“真该把你说的话都记下来。”

端午和她约好，见到第一辆空着的出租车，就送她回“呼啸山庄”。将绿珠送到后，他再原车返回。可是当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在他们身边停住时，绿珠却变了卦。

他想再抱抱她，绿珠心烦意乱地把他推开了。独自一人，闷闷地坐进了出租车的前排，朝他摆了摆手，兴味索然。她忽然拒绝端午送她回家，不仅仅是因为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妇女。

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一朵浮云。阴阴地罩住了她的心。

3

绿珠将那些她所鄙视的芸芸众生，一律称为“非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在端午看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依照自己的尺度，将人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种属和类别。对人进行分类，实际上是试图对这个复杂世界加以抽象的把握或控制，既简单，又具有象征性。这不仅涉及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涉及到我们内心所渴望的认同，同时也暗示了各自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准则，隐含着工于心计的政治权谋、本能的排他性和种种生存智慧。当然，如何对人分类，也清晰地反映了社会的性质和一般状况。

比如说，早期的殖民者曾将人类区分为“文明”与“野蛮”两部分，就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发明。作为一种遗产，这种分类法至少已持续了两百年。它不仅催生出现代的国际政治秩序，也在支配着资本的流向、导弹的抛物线、财富的集散方式以及垃圾的最终倾泻地。

再比如说，在中国，最近几十年来，伴随着 “穷人”和“富人”这样僵硬的二分法而出现的，已是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它通过改变“穷人”的定义——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破产、麻烦、野蛮、愚昧、危险和耻辱，进而也改变了“人”的定义——我们因担心陷入文化所定义的 “贫穷”，不得不去动员肌体中的每一个细胞，全力以赴，未雨绸缪。

端午想，如果他理解得不错，这应该就是绿珠所谓“非人”产生的社会基础。

端午酷爱布莱希特。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布莱希特基于基督教的立场，简单地将人区分为“好人”和“非好人”而迷惑不解。不幸的是，布莱希特的预言竟然是正确的。 好人，按照布莱希特的说法，显然已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彻底消除了产生“好人”的一切条件。

在今天，即便是布莱希特，似乎也已经过时了。因为在端午看来，在老布的身后，这个世界产生了更新的机制，那就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坏人”。

端午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向他灌输自己颇为世故的分类法。在母亲那里，人被奇怪地区分为“老实人”和“随机应变的人”。“老实”自然是无用的别名，而“机变”则要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突击或龟缩，依附或背叛，破釜沉舟或丢卒保车，过河拆桥或反戈一击。这一分类法，与他喜爱的围棋，与母亲口中的那些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一样陈旧而古老。

有一段时间，他哥哥元庆，忽然对“正常人”和“精神病”之间的界限，表现出病态的关切。端午当时并未立即意识到，哥哥正在加速度地滑入他深感恐惧的“疯子”阵营。不过，自他发病后，一切又都被颠倒了过来。他自诩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其他的人都是疯子。

“那么，我呢？”有一次，家玉嬉皮笑脸地逗他。

“也不例外，”元庆冷冷地道，“除非你和端午离婚，嫁给我。”

家玉红了脸。再也不笑。

宋蕙莲的来访，让家玉留下了不愉快的记忆。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不仅仅是因为那天晚上，她在无意中撞见了端午和绿珠。她对蕙莲开口闭口“你们中国人”一类的说法怒不可遏。在她看来，宋蕙莲乐于用“中国人”和“非中国人”这样的分类，来凸显自己过时的优越感，来表达对自己同胞的嘲弄和蔑视；而事实上，当她在美国或西方世界四处演讲、骗吃骗喝的时候，她所蔑视的“中国身份”，正是她招摇撞骗的唯一资本。在她的英文随笔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她不仅成了杜甫和李白的“直接继承人”，成了专制政治的“敏锐观察家”，甚至通过杜撰某些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及种种骇人听闻的“轶事”，来取悦她的那些外国读者。

尽管端午对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没有好感，但他还是立即对妻子的看法表示了毫无保留的赞同：“唉，你知道，有些诗歌界同行，跟宋蕙莲一个德行。还有些人更可笑，在国内痛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到了国外就大骂专制政体……”

说到对人的分类，家玉的方法与众不同。

那天晚上，孩子早早睡了，他们坐在餐桌前闲聊。难得有时间坐在一起。用考究的紫砂壶泡茶。磨磨嘴皮子。享受静谧。

家玉的观点是，人只能被分成两类：“死人”或“活人”。所谓“三寸气在千般好，一日无常万事休”。在“活人”中，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享受生活的人，以及，行尸走肉。她说，这个世界的悲剧恰恰在于，在日趋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忘记人的生命会突然中止这一事实。有些人，连一分钟都没活过。

“我自己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哎，古人的话，总是那么入木三分。行尸走肉，多么传神！”

在家玉的分类法中，“死人”，居然也可以分为两类。死亡一次的人。死亡两次的人。

“什么意思？”端午忙问道。

“芸芸众生，比如像我，只能死一次。死了就是死了。很快就烟消云散。没人记得世界上曾存在过这么一个人。庞家玉，或者，李秀蓉。没人知道她受过的苦。遭过的罪。受过的折磨。没人知道她的发自心底的欢乐，尽管只有那么可怜的一点点。没人知道她做过的一个个可笑的梦。还有一种人，比如你，人死了，却阴魂不散。文章或名声还会在这个世界存留，还会被人提起。经常或者偶尔。时间或长或短。但你总归也会被人遗忘，死上第二次。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

“照你这么说，杜甫和李白就会永远不死了？”

“他们也会死。因为世界迟早会毁灭。连最乐观的科学家都在这么说。照现在这个势头，也不会太远，不是吗？”家玉忽然把脸转向他，“你呢，你怎么分？”

端午说，他好像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过，如果一定要分，大抵也是两类。成功的人，失败的人。从感情上说，他没来由地喜欢一切失败的人，鄙视成功者。

“那是嫉妒。”家玉呵呵地笑了起来。“哎，还有一种分法，你没说。”

“什么？”

家玉一脸诡笑，似嗔非嗔地望着他：“美女是一类，其他一切生物算成一类。我没说错吧。因为除了美女，除了什么红啊绿啊，珠啊玉啊的，其余的，一概都不在你们的视线之中。对不对？”

“这话要是用来形容吉士，倒还差不多。”端午眯眯地笑，带着貌似憨厚的狡黠。“不过，我们单位的老冯，就是你常说起的那个冯延鹤，他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

可家玉突然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

她打了个哈欠，随后就开始和他商量唐宁湾房子的事。她提到了唐燕升。

就在这个星期天，他要亲自出面，帮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多时的房产纠纷。

4

冯延鹤把一切他所不喜欢的人，都称之为“新人”，多少有点令人费解。这一说法看似无关褒贬，实际上他的愤世嫉俗，比绿珠还要极端得多。

按照他的说法，三十年来，这个社会所制造的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已经羽翼渐丰。事实上，他们正在准备全面掌控整个社会。他们都是用同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首先解释说，他所说的“新人”，可不是按年龄来划分的。就连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正在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种”。这些人有着同样的头脑和心肠。嘻嘻哈哈。浑浑噩噩。没有过去，也谈不上未来。朝不及夕，相时射利。这种人格，发展到最高境界，甚至会在毫不利己前提下，干出专门害人的勾当。对于这样的“新人”来说，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法律，也是形同虚设。

端午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他发这一类的牢骚了，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振聋发聩之感。

这天下午，老冯又打来电话，半命令、半央求地让他去下棋。

老冯照例让端午先洗手，可他自己呢？时不时抠弄一下嘴里的假牙，丝丝拉拉地拖出一些明晃晃的黏液，弄得棋子湿乎乎的。每次端午要提掉他的黑子，都得皱起眉头，压住心头的阵阵嫌恶。

下到中盘，黑白两条大龙在中腹绞杀在一处。老冯憋红了脸，一连算了好几遍，还是亏一气。最后，只得推枰认输。

“那么，您呢？您是不是也在与时俱进，变成了一个‘新人’？”端午笑着对他道。

“我是一个怪物。”冯延鹤道，“一个饱餐终日、无所事事的老怪物。”

他从茶几上拿过一只饼干桶，揭开盖子，取出几块苏打饼干。也没问端午要不要，自己一个人吃了起来。他有严重的胃溃疡，时不时要往胃里填点东西。等到他把手里的一点饼干末都舔干净之后，这才接着道：

“古时候，若要把人来分类，不外乎圣人、贤人和众庶而已。三者之间的界限都不是绝对的。学于圣人可为贤人，学于贤人是为众庶。反过来说，学于众庶方可为圣人。也就是说，三者之间可以相互交通。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今天也一样啊。”端午存心想和老头胡搅，“即便是你说的新人，恐怕也有智愚、美恶、好坏之分吧？”

“不是那话。”冯延鹤对他的诘难不屑一顾，“不论是圣人、贤人还是众庶，在过去呢，他们面对的实际是同一个天地。所谓参天地之化育，观乎盈虚消长之道。中国人最看重天地。一切高尚的行为、智慧和健全的人格，无不是拜自然之赐。在天为日月星辰，在地为河岳草木。所以顾亭林才会说，三代之前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不外乎农夫之辞；三星在户，无非是妇人之语；月离于毕，不过是戍卒之作；龙尾伏辰，自然就是儿童之谣了。古时候的人，与自然、天地能够交流无碍。不论是风霜雨雪，还是月旦花朝，总能启人心智，引人神思。考考你，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由悲转喜的关键是什么？你居然也不知道。唉，不过是清风明月，如此而已。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提倡孩子们要仰望星空，是很有见地的。可惜呢，在鹤浦，现在的星空，就是拿着望远镜，也恐怕望不到了。天地壅塞。山河支离。为了几度电，就会弄瘫一条江。贤处下，劣处上；善者殆，恶者肆；无所不可，无所不至。这样的自然，恐怕也已培育不出什么像样的人来，只能成批地造出新人。”

听他这么说，端午的心里就有点难过和悲悯。倒不是因为他的议论有多精辟。同样的话，昨天中午，两人在食堂吃饭时，老头已经说过一遍了。不过，两次说的同样的话，几乎一字不差，也不禁让他暗暗称奇。可正因为如此，他知道接下来，老头还有一大段“国未衰，天下亡”的大议论，尚未出口。若要听完这段议论，一两个小时是打不住的。因此，他也就顾不上唐突，瞅准了这个空隙，立刻突兀地站起身，向他的上司告辞。

“不忙走。”冯老头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敛去笑容，正色道，“我还有正经话要问你。”

“干吗变得这么严肃？”端午摇了摇头，只得重新坐下来。

冯延鹤所谓的正经话，听上去倒也一点都不正经。

“近来，单位关于我的谣言满天飞，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一些？”

“您指的是哪方面的？”端午一下就红了脸。就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有些迟疑地望着他。

老冯满脸不高兴地“这这”了两声，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拂去在眼前嗡嗡乱飞的一只苍蝇。似乎在说：这事，难道还有好几个方面吗？

“那我就说了。您可不许生气。”

“直说吧。”

冯延鹤的老伴早年去世后，他一直是一个人。几年前，他唯一的儿子，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那天外面下着大雪。他和几个朋友在棋牌室打“双升”，是凌晨三点驾车离开的。他的尸体被清扫路面的环卫工人发现时，已经冻成了冰坨子。他所开的那辆宝来车，被撞得稀烂,尸体却躺在五十米以外的水沟边。老冯没有要求警察追查凶手或肇事者，反正儿子已经回不来了。警察也乐得以普通的交通肇事结案。网络上的议论，为了嘲讽警方的敷衍塞责，一度把死者称为“空中飞人”。

办完丧事后，儿媳妇就带着孙女到鹤浦来投奔他。来了，就住下不走了。老冯找关系给她在小区里找了个开电梯的活。按理说，公公和儿媳妇同处一室，时间长了，自然无法避免邻居们的飞短流长。冯延鹤被借调到地方志办公室，就把那些闲言碎语也一起带了来。不过，也没有人为此事大惊小怪。毕竟老人经历了丧子之痛，年过四十的儿媳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也很不容易。就算翁媳俩有什么苟且之事，那也是人家的自由。

可最近却突然传出消息说，那儿媳已经怀上了老冯的孩子。尽管谣传在市府大院沸沸扬扬，可端午还是觉得有点不太靠谱。毕竟，老冯已经是七十大几的人了。

有一次，他往国土资源局送材料。那里的一个女科长，一口咬定孩子已经生下来了。老冯正在为儿子该叫他父亲还是爷爷而“痛苦不堪”。还有人说，老冯在他儿子出车祸之前，实际上已经与儿媳勾搭成奸。儿子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

当然，最离奇的传说莫过于说，老冯的儿子其实并没有死。当他无意中撞见父亲卑劣的“扒灰”行径之后，一怒之下，摔门而去，负气出走，一口气就跑到了洪都拉斯。如此说来，所谓的“空中飞人”，还有别的意思。

听上去，已经是钱德勒小说的内容了。

端午在转述这些传闻的时候，对其中的一些不堪入耳的内容作了适当的过滤，以免老人受到太大的刺激。

冯延鹤听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怔了半天，这才喃喃自语道：

“怪不得老郭，前些个，跟我开那样的玩笑！”

至于说老郭如何打趣，老冯只字未提。不过，老冯接下来的一番话倒是让端午着实吃了一惊：

“且不说那些传闻都是无稽之谈，就算实有其事，那又如何？想想当年的王夫之吧。有什么了不得的！”

端午知道，冯老头以王夫之自况，也并非无因。王夫之晚年一直由孀居的儿媳照料，两人日久生情，渐渐发展到公然同居，在历史典籍中是有案可查的。而且两人死后，村中的乡邻，还将翁媳两人合墓而葬。至少在当时的乡亲看来，这段不伦之情，根本算不得什么人生污点，反而是一段佳话。

从离经叛道、敢作敢当这方面来说，冯延鹤无疑也是一个“新人”。不过，假如他学于圣贤，搬出王夫之一流的人物来为自己辩护，俨然还是一个合乎道德的“旧人”。

端午从总编室离开，沿着空荡荡的楼道，回到资料室。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小史还没有下班。她正对着手里的一个小镜子，在那儿描眉画眼。

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脂粉香。

“怎么还不走？”端午胡乱地收拾着桌上的文件，随口问了一句。

“等你呀。”小史抿了抿嘴，将手里的镜子朝桌上一扔，笑道。

“等我干吗？”

“想你了呗！”

“你可不要考验我！”端午苦笑道，“我在那方面的克制力，是出了名的差！”

“哪方面？你说哪方面？嘿嘿。没关系，你克制不住，还有我呢。反正我是会拼死抵抗的。”说罢，小史傻呵呵地一个人大笑了起来。

端午不由得瞥了她一眼。

这丫头，好端端地，今天又不知道她发什么神经！端午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他把手里的文件装在档案袋里，胡乱地绕了几下线头，然后走到她的办公桌前，暧昧地将一只胳膊压在她肩上，压低了声音，对她道：

“你认不认识什么厉害点的角色？比如流氓、小混混一类的？”

“做什么？你想跟人打架呀？”

小史回过头来，望着他笑。她的嘴唇红红的，厚厚的。端午稳了稳情绪，压制着心头的蠢动，告诫自己不要冒险。

“这个礼拜天，我们要去唐宁湾把房子收回来。我那房子被人占了快一年了。就是想多找几个人，不真打架，给对方一点压力，壮一壮胆气和声威。”

“我明白了。”小史眨巴着眼睛，想了半天，忽道：“这一类的事情，找‘小钢炮’最合适了。他是我以前的男朋友。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

“你等等。这个人，可靠吗？”

“绝对可靠！平常警察见了他，都跑得远远的。要是真的动起手来，他一个人撂倒七八个，没什么问题。有一回，我跟他去逛公园，看见两个谈恋爱的远远地沿着湖边散步。人家散人家的步，没招他没惹他，可他硬说那两个人让他看了不顺眼，就大步流星地奔过去，一脚一个，将他们都给踹到湖里去了。”

如此说来，这个“小钢炮”，倒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人”。假如真的能请来这么一尊真神，以暴制暴，说不定还没等到刑警大队的人马赶到，李春霞一家早已吓得望风而逃了。

这么一想，他又觉得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小钢炮倒也是蛮可爱的。

“你得跟他说清楚，千万不能真动手。只要让他穿身黑西装，戴上墨镜，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来，在边上站站，就可以了。谈判一类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处理。”端午反复叮嘱小史道，“你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千万可不能让他闹出乱子来！”

“既然如此，后天我跟他一块儿去。”小史说。

“你去干吗？”

“我不去，你们哪能约束得了他？再说了，我也去弄副墨镜戴戴，凑凑热闹。”

端午想了想，只得同意了。他告诉小史后天一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小史顺手扯下一张台历，将它记在了反面。

窗口有个人影一闪。端午没看清楚是谁。像是老郭。

果然，小史将桌上的化妆品一股脑地扫到筒状的皮包中，手忙脚乱地穿上风衣，然后冲着端午说了声“拜拜”，扭着她那性感的大屁股，颠颠地走了。

5

因知道第二天要去唐宁湾解决房产纠纷，星期六的傍晚，张金芳带着小魏，摸黑从梅城赶了来。她有点放心不下。

“又多事。你是嫌家里还不够乱的，是不是？”家玉斜睨了他一眼，怒道。

端午也有点后悔。下午与母亲通话时，不该多嘴。家玉铁青着脸，对母亲不理不睬。一家人围着餐桌，各吃各的饭。倒是母亲，低声下气，处处赔着小心。她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是大吵大闹的适当时机。

家玉将大屋让了出来，换上了干净的床单。她安排母亲和小魏睡大床，端午睡沙发，她自己就在儿子的床上挤一挤。母亲提出来，让若若跟她们一块睡。家玉也只得同意。但他仍然必须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

将婆婆和小魏安顿好了之后，家玉一声不吭地出去了。她没有说去哪里，端午也没敢问。他躺在沙发上，抱着那本《新五代史》，一个字也看不下去。不管怎么说，想到第二天，唐宁湾的房子就将重回自己的手中，他竟然有些隐隐的激动，忘掉了那房子本来就是他的。

深夜一点多，家玉才从外面回来。

原来她去了唐宁湾。

“我想去看看春霞她们在不在。不要等到明天，我们一帮人兴师动众，却去扑个空。”

“在吗？”

“反正屋里的灯亮着。”家玉道，“我是看着他们熄灯睡觉才离开的。”

那房子简直就是她的心病。她已经有了一些强迫症的明显症状。有时，她半夜里都会咬牙切齿地醒来，大汗淋漓地告诉端午，她在梦中正“掐着那蠢货的脖子”。看到妻子眼圈黑黑的，身体明显的瘦了一大圈，端午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怜惜之感。好在这一切，明天就要彻底结束了。

端午觉得自己没睡多大一会儿，就听见母亲窸窸窣窣地起了床，叮叮当当地在厨房里忙开了。她烧了一锅稀粥，将她们昨晚带来的包子蒸上，又给每个人煎了鸡蛋。等她收拾好了这一切，天还没有亮。她一个人靠在餐桌边的墙上，打瞌睡。

母亲执意让他们带上小魏。用她的话说，打架不嫌人多。多个人也好多个照应。临走时，她又将端午叫到了卧室里，关上门，低声对他嘱咐道：“真的动起手来，你可不要傻乎乎的瞎冲瞎撞！你这身子骨，风吹两边摆，上去也是白搭！你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就行，一看苗头不对，转身就跑！阿听见？”

端午只得点头。

吉士昨天来过电话。他从报社的发行部找了四个精干的小伙子，都是他的牌友。小史会带来她的前男友“小钢炮”，加上端午夫妇和小魏，不多不少，正好十个人。他们约好了早上九点，在唐宁湾小区东侧一个在建的网球场见面。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漫天的脏雾还未散去。他们的车刚过唐宁湾售楼处的大门，小魏眼尖，一眼就看到网球场的绿色护墙上，靠着两个人。原来小史他们已经先到了。

这个“小钢炮”，一点也不像小史吹嘘的那么神武。虽说是一米八几的大块头，可看上去却蔫头巴脑的。用家玉的话来说，“怎么看都像是只瘟鸡”。他的黑西装很不合身，绷在身上，还短了一大截，很不雅观地露出了里面粉红色的羊毛衫。端午与他握手时，发现“小钢炮”的手掌绵软无力，脸上病怏怏的。说一句话，倒要喘半天。脸色一阵泛红，一阵发白。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冒出一串串让人心忧的蜂鸣音。

小史倒是很有一副女流氓的派头。神抖抖地戴着墨镜，嘴里狠狠地嚼着口香糖，故意把自己弄得龇牙咧嘴的。黑色的风衣敞开着，双手插在衣兜里。

家玉很不高兴。她把这两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用半是疑惑、半是嘲弄的目光看着丈夫，似乎在说，你是从哪里弄来了这么一对活宝？

到了九点二十，徐吉士所率领的另一伙人还未现身。家玉在不停地看表，显得焦躁不安。端午已经给他拨了两个电话，都是占线的声音。

“不会呀，说好是九点的呀！”端午嘟囔了一句。

“你再给他打电话！”家玉阴沉着脸，怒道。

“要不，我们就先动手？”小史见家玉一直不愿意搭理她，这会儿就主动凑上前来向她献计。

“就凭我们这几个人？歪瓜裂枣的，风吹吹都会倒，让人看了笑话。”家玉一急，说出来的话就有点难听了。

小史赶紧解释：“不是的。他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听说要打架，他来了劲。昨晚就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三点。刚才在来的路上，又喝了两瓶黑啤，说是醒醒酒。他的哮喘病犯了。”

这时，端午的手机响了。是吉士。

“喂，喂喂，你在哪里？”端午叫道。

“你声音小点行不行？耳膜都给你震破了。我们已经到了。”徐吉士仍然是慢条斯理的口气。

“在哪里？”端午转过身去，朝四周看了看，“我怎么看不见你们啊？”

“你不可能看见我！”吉士呵呵地笑着，“我正在你们家客厅里。我们已经攻克了第一道防线。你们赶紧杀过来吧。”

原来，吉士晚到了七八分钟。他担心误事，就直接把车开进了小区北门，停在了他们家单元门口。五个人刚从车上下来，吉士就看见春霞提着两个塑料袋出门扔垃圾。他一见房门开着，正是天赐良机！立即决定单方面采取行动，吩咐手下的几个人冲了进去。等到春霞反应过来，掏出手机来报警，吉士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悠闲地抽起了香烟。

家玉一听吉士那边得了手，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足足有一个星期，她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到了唐宁湾，很有可能，春霞连门都不会让他们进。现在，既然第一个难题被徐吉士在不经意中轻易地解决了，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好兆头。

楼道里光线很暗。隔壁102的房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伸出她那有秃斑的脑袋向外窥望，一见端午他们进来，“嘭”的一声就把房门撞上了。

春霞看来早已从刚才的惊慌中恢复过来。她坐在客厅的一张高脚方凳上，跷着二郎腿，正在与吉士斗嘴。端午一进门，就听见春霞恼怒地对徐吉士吼道：“你他妈试试看！”

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这人穿着人造棉的大花睡裤，怀里抱着一只黑猫。她和春霞长得很像，只是年龄略微大一些。看见家玉他们从门里进来，春霞满脸堆下笑来，鼻子里习惯性的“吭吭”了两声，眉毛一吊，揶揄道：

“呦，妹子啊，你是从哪里招来这么一帮宝货！鸡不像鸡，鸭不像鸭的，唱戏呢？”

家玉不做声。她装着没有听懂她的话，不过神色还是有几分慌乱。她招呼小史、小魏她们，在餐厅的长桌前坐定，就掏出手机发起了短信。

春霞自然不依不饶。

“妹子，你是欺负我们姐俩，没见过小丑？你怎么不去租身行头，戴副墨镜，穿个黑披风什么的，趁机威风威风？”

站在春霞身边的那个女人，这时也插话道：“鼓也打了，锣也敲了，跑龙套的也上了场，你这主角既露了面，这戏也该开唱了。有什么绝活儿就赶紧亮亮，我们洗耳恭听。”

她的嘴里镶着一颗金牙，一看也不是什么容易对付的主。上次见过的那个矮胖男人不在场。也许是回韩国去了。

徐吉士见家玉笨嘴拙舌，神色慌乱，完全不是人家的对手，脸上有点挂不住。正要发作，忽见身边的“小钢炮”腾地一下从餐桌边站了起来，把屋子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端午心里也是窝了一肚子火。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心里巴不得“小钢炮”露一露凶神恶煞的威风，飞起连环腿，将那两个女人踹到窗子外面去。

“喂，喂……”“小钢炮”哼哼了两声，随即开始了艰难的倒气。嘴里再次发出呜噜呜噜的蜂鸣声，“喂，卫生间在哪？”

原来他是在找厕所。“小钢炮”脚底打着飘，就像踩在云朵上似的，摇摇晃晃，走一步退两步的，小史只得赶紧过去扶他。

“哎哟喂，可得扶稳了！千万别让他摔着！”春霞轻蔑地朝他们看了一眼，撇了撇嘴，跟她姐姐交换一个眼色，阴阴地笑。

很快，卫生间就传来了翻江倒海的呕吐声，夹杂着哼哼唧唧的哀叹。满屋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气氛变得有点尴尬。端午的脸上也是火辣辣的。他瞅见吉士不时朝他扬脖子、眨眼睛，似乎在怂恿自己干点什么，可他到底也没搞懂对方是什么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问。

徐吉士从发行科找来的几个小伙子，像中学生一样腼腆。似乎不是来打架的，而是参加相亲会。而且一个个长得都有些怪异，獐头鼠目不说，神态还有点委顿。四个人在沙发上挤坐成一团，其中的一个，似乎一直在无声地窃笑。其实他并没有笑。只是他的上嘴唇太短，包不住牙齿，让人感觉到他始终在笑。吉士用胳膊肘去捅他，大概是希望他能有所表现。可“大龅牙”疑惑地望了他一眼，只是微微地耸了耸肩而已。

“小钢炮”这会儿已经从厕所里出来了。看起来，呕吐之后，他的状况一点也没有好转。小史不断地抚摸着他的胸脯，帮着他顺气。而家玉已经在小声地劝说小史带他离开了。小史似乎说了句什么，家玉一时情绪激动，突然厉声地对小史道：“求求你了！你们走吧！别在这儿添乱了！”

她似乎有点失去了控制。

好在时候不大，屋外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透过朝北的窗户，端午看见三个警察从车上下来。还未进门，警察就在楼道里高声地嚷嚷起来了：

“别动手啊！都别动手！谁动我就逮谁啊！”

当他提着警棍进了门，看到满屋子的人，就像开茶话会似的，连他也觉得有点意外。这个挺胸凸肚的中年人，大概就是家玉所说的那个唐燕升了。

“呦！干什么呢，你们这是？嗯？开会呢？”

他把手里的警棍在手掌上敲着，自己先笑了起来。

燕升简单地问了问了事由，也不容双方争辩，用警棍朝姐妹俩一指，喝道：“你们！”又转过身来，指着家玉：“还有你！里屋说事。其他的人，都坐着别动。”随后一头扎进了里间的书房。

春霞姐妹交换了一下颜色，跟着进了书房。

家玉用哀求的目光召唤丈夫，想让他一起去。端午也用哀求的目光回敬她，表示拒绝。家玉只得独自去书房谈判。她随手关上了房门。

很快，徐吉士带来的那四个小伙子，围着餐桌，有说有笑地打起牌来。小史已经将“小钢炮”扶到沙发前坐下。他的身体刚挨着沙发，就打起呼噜来了。跟着燕升来的两个警察，则坐在屋外的花园里抽烟。见小魏和小史无事可干，吉士就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元钱，打发他们买盒饭去了。

家玉中途从书房里出来上厕所。吉士问她商量得怎么样，家玉苦笑着摇了摇头，故意大声道：“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唉，什么世道！我连死的心都有了。”见她两眼泪汪汪的，端午也不敢烦她。家玉刚进了厕所，端午就听见书房里忽然传出一句刺耳的话来：

“告诉你，你的立场有问题！狗屁！姓唐的，你要是再这么偏心眼，老娘懒得跟你啰嗦……”

似乎骂的是燕升。而燕升接下来的一段话，声音很小，一句也听不清。吉士的脸色一下就变了，眼看就要冲进去，端午一把将他拽住。

“这骚娘们，我是看在她长得像孙俪的分上，怎么也有一点怜香惜玉。她倒是张狂得可以，连人民警察也敢教训！我操！得寸进尺了还……”就在这时，吉士的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他从衣兜里拿出手机，却不接听，而是转身指着他带来的那几个人，骂道：“你们这几个老菩萨，我是请你们来打牌的吗？嗯？你们得弄出点动静来呀！该打打！该砸砸！动手啊！我这张老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那伙人不约而同地把牌都放下了，可还是像木雕泥塑一般坐在那儿发呆。张着嘴，一动不动。

大概是屋子里信号不好，吉士“喂、喂”地喊了一通，径自出了房门，到外面打电话去了。

又过了大约十多分钟，书房的门终于开了。春霞姐妹铁青着脸，从里面走了出来。她们没有再到客厅里来，而是直接去了里面的卧室。不多一会儿，卧室里就传来了午间新闻开始的音乐声。家玉和唐燕升还在书房里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端午走了进去。家玉眼睛红红的，正哈着气，用一块绒布擦拭着眼镜。春霞姐妹提出了一万元的补偿条件，经唐燕升苦口婆心的软磨硬泡，对方总算同意把钱降到了八千。不过，她们提出的附加条件是，得给她们至少三个月的宽限期，以便她们能够从容地找到新房东。在老唐的劝说下，家玉强忍着羞耻和愤怒，勉强同意了。但她提出来，与姐妹俩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却遭到了她们断然的拒绝。

“等于是什么都没谈下来！”家玉道，“没有协议的约束，要是三个月之后，她们还是不搬呢？我们倒是又白白地搭进去八千块。”

由于擦眼镜时过于用力，她不小心弄折了眼镜腿。小螺丝“滴滴答答”地在地板上跳了几跳，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家玉气得将眼镜往书桌上一扔，接着道：

“老唐，你带上你的人，该干吗干吗去！这事你们就别管了。反正我进了这房门，就不打算再出去了。要么她们从我家搬出去；要么，我一个人留下来，和她们一块住！”

老唐的脸色也有点怪怪的。他又想了想，两只大手往腿上猛拍了一下，咬了咬牙，说了句“我再去试试”，就起身去了隔壁，接着做姐妹俩的工作去了。

老唐刚走，吉士就笑嘻嘻地拎着几盒饭走了进来：“先吃饭，先吃饭。事情一会儿再说。”端午和家玉都没什么胃口。端午已经在地板上找到了那个铜螺丝，正用裁纸刀的刀尖小心地把眼镜腿装上。他简单地给吉士说了说刚才的调解结果。吉士只顾着往嘴里扒饭，一句话也没说。等到他把一块鸡腿啃干净之后，这才抹了抹嘴，对家玉嘟囔道：

“嫂子别急。真正的黑社会，一会儿就到！”

家玉和端午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望着吉士。

“我刚才已经给国舅通了电话。他们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十五分钟之内赶到。唉，我们自己带来的那伙人，很不专业。来了三个警察，也都是娘娘腔，一点也不提气。我看这事就交给国舅来摆平吧。”

“你说的国舅，是个什么人？”家玉问道。

“这你就别管了。待会大队人马一到，这两个婊子会尿裤子的。”吉士将手里那根带血的牙签朝饭盆里一扔，打了个饱嗝，又接着说：“现在，最麻烦的，倒反而是这三个警察。待会儿国舅他们来了，若是有警察在场，动起手来，难免碍手碍脚。得想个法子，将他们先支走。”

“这倒不碍事。”家玉脱口道，“燕升是自己人。这一点我有绝对把握。”话刚一出口，家玉就莫名其妙地红了脸，没再接着说下去，因为唐燕升已经站在了书房的门口。他把帽子脱下来，挠了挠稀疏的头皮，如释重负地对家玉笑道：“工作总算做通了。她们答应今天下午就搬走。不过，恐怕你们得再多给一点钱才行。”

“给多少？”家玉问。

“一万五。”

“等等！她们把人家的房子霸占住，白住了一年，我们不跟她要房租，就算是客气的了，哪有她们反过来跟我们要钱的道理？这世界上还到底有没有是非？”徐吉士拍着桌子，高声对唐燕升道。

家玉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袖子，可吉士不予理会。

“一万五？老子一个子也不会给她。她们这是卖身呢！就是卖身，也用不着这么多钱吧。如今去发廊找个小姐才多少钱？说句不好听的话，难道她们俩那玩意儿，是镶着金边的不成？”

燕升被吉士的一番脏话，噎得直翻白眼。他将手里的帽子在头上戴正，脸色陡然阴沉下来，正待发怒，忽听得门外“滴、滴、滴”一阵汽车喇叭响。

几个人赶忙跑到客厅里。端午往窗外一望，看见两辆“金杯”小客车，一前一后，已经停在了单元楼前。从第一辆车上下来一个糟老头子。他身穿洗得发白的卡其布褂子，腰上围着蓝色布裙，一头乱发，看上去邋里邋遢的，身上斜挎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拎着红色的工具箱。下了车，那老头就朝四下里东张西望。

怎么看，都不像个黑社会。

紧接着，从第二辆车上，跳下来一个头戴灰色毡帽，胖墩墩的中年人。他一只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另一只手上，捏着一根粗大的雪茄。他抬起头，眯缝着眼，瞄了一眼楼房的门牌号码，就朝屋子这边，不紧不慢地踱过来。

此人正是徐吉士所说的国舅。

他的原名叫冷小秋。半年前，在“呼啸山庄”，端午曾与他见过一面。唐燕升与冷小秋似乎也很熟。因为一看见小秋走进来，燕升就转过身，对家玉笑道：“我们要先走一步了。这种事情，老冷处理起来，要比我们有经验得多。”说完，他冲那两个民警勾了勾手指，三个人往外就走。

到了门口，正遇上朝里探头探脑的冷小秋。燕升与小秋亲热地拉了拉手，又凑到小秋的耳朵边，低声地嘱咐了句什么。小秋就笑了。他满不在乎喷出一口浓烟，骂了句：“屌毛！”露出了两排整齐洁白的烤瓷牙。小秋将手中的雪茄在门框上胡乱地戳灭，然后对着满屋子的人叫道：

“来唦！把你们带来的这些个鬼，这些个闲杂人等，都喊出来唦！吾马上就要开始清场了。”

小秋一吩咐，吉士就忙着往外轰人。正在沙发上熟睡的“小钢炮”，这时也已经被小史拍醒了，由小史和吉士一边一个地架着，往外走。听到动静的李春霞，手里捏着电视机的遥控器，也从里屋跑了出来。

“警察呢？”她喊道。

她那肥厚而性感的丰唇已经开始嘟噜着发颤。可是到了这一会儿，已经没人愿意回答她的问题了。

屋子里的人刚刚走到外面的草坪上，两辆金杯车的门呼啦一下拉开了。从里面一个接着一个地跳出人来。这伙人，似乎都是用同一个模具浇铸出来的。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服。戴着白手套。统一款式的胶底鞋。一式的小平头。正方形的脑袋。小眼睛。手执铁棍。猫着腰往屋里冲。

跑在最前面的五六个人，不知为何，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巨大的沙皮袋。端午数了数，一共是二十三个人。对面的一座高层居民楼上，窗户一扇一扇地打开了。一个个面目不清的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朝这边张望。正在小区里巡逻的两个保安，远远地站在一处花坛边上。他们不敢靠近，可也不敢离开。

最后进屋的，是个身穿迷彩服的司机。他看了看那个身背工具包的老头，吼道：“你他妈的，还等什么？赶紧进去给我弄啊。”

“是锁匠。”徐吉士蛮有把握地对家玉道，“这老头是个锁匠。他负责给你们家的房门换锁。”

“他们，不会弄出什么事来吧？” 家玉的脸色有些担心，又有些克制不住的激动。

“你放心。国舅做事，从来都是万无一失。”

“我看见领头那几个人，手里都还拎着沙皮袋子，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家玉又问。

“嗨！把沙皮袋往她们头上一套，照例是一阵拳打脚踢。”吉士笑道，“你就等着看吧！用不了一会儿，两人就会被死狗一样地拖出来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吉士对于当下黑社会的行动方式，已经是相当的隔膜了。与他的期待相反，那二十多个人冲进去之后，房子里一直没什么动静。既没有哭爹叫娘，也没有“乒乒乓乓”的嘈杂与斥骂。除了锁匠用榔头敲击防盗门的锁芯而发出来的“橐橐”声，整个屋子一片死寂。

“小钢炮”睡醒了觉，精神明显比上午好多了。他既不喘又不晕，一个人站在窗口，踮着脚朝里边窥望。

不一会儿的工夫，小秋笑眯眯地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把手里的雪茄再次点燃，猛吸了一口，没头没脑地说了句：“蛮好！”

吉士问他，“蛮好”是个什么鸟意思？

“她们正在收拾东西。一会儿就完事。”小秋轻描淡写地支吾了一声。接着，他又补充道：“这两个女的，蛮好玩的嘞！”

吉士又问，怎么个好玩法？

小秋道：“吾还以为她们有多难弄！其实呢，胆小得要命。跟吾们挺配合的。吾进去后，就让人把那两个女的叫到跟前来。吾让她们不要抖。吾不喜欢女的在吾跟前抖。吾说，你们看看吾，可怕吗？她们都摇头。吾说，不可怕，你们抖什么东西呢？不要抖。可她们照样还是抖。

“吾只问她们三句话。吾说，看来你们今天得挪个地方了。那两个女的，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吾说，你们今天得给吾从这儿搬出去。这是肯定的，没得商量的，阿晓得？但怎么个出去法呢？你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么是穿着衣服出去，要么呢，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地出去。你们自己选。她们肯听吾的话呢！马上都说，要穿着衣服出去。吾又问，你们是空着手出去呢，还是带上你们的东西出去？她们说，愿意带上东西出去。我问她们二十分钟够不够？她们都说，差不多够了。吾连手指头都不碰她们一下子！现在正忙着翻箱倒柜呢。我只带来了六个沙皮袋子，不知道够不够她们装。”

听小秋这么说，家玉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端午倒是有点晕乎乎的。一直等到春霞的姐姐抱着那只大花猫，从屋子里走出来，端午都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春霞跟在姐姐的身后，手里拎着一个刚刚从墙上取下来的画框。接着出来的，是五个拎着沙皮袋子的方头青年。她们的东西不多，最后一个沙皮袋还没用上。

春霞打开了那辆灰色“现代索纳塔”的后备箱，那些人就帮她把东西往里塞。塞不下的，就搁在了车子的后座上。春霞把车门关上，特意又朝家玉走了过来。家玉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假装查看手机上的信息。

春霞走到她很近的地方，站住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家玉，低声地对她说了一句什么话。端午没有听清，可他看见妻子的脸忽然变得煞白。

等到那辆“索纳塔”晃晃悠悠地出了东门，锁匠也已换好了门锁。他提着工具箱，从楼道里出来，出了一身的汗。他将一串崭新的钥匙，递到了小秋的手上。小秋将钥匙在手上掂了掂，又递给了端午。

事情就算了结了。

端午提出请小秋吃晚饭。小秋想了想，说他待会还有点事。“要不改日吧。吾们约上守仁，一块聚聚。”

小秋带着那伙人离开后，吉士也招呼着发行科的几个同事，钻进一辆又破又烂的老捷达，告辞而去。因家玉的车停在西门的网球场，剩下的几个人，就穿过小区，往西边走。

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附近村庄里的菜农将自留地里的蔬菜、白薯和大米用平板车推着，运到小区里面来卖。一个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老太太，正和小区的住户讨价还价。“小钢炮”大概是嫌老太太的菜摊妨碍他走路，也许是觉得自己的一身好拳脚，一直没得到机会施展，他忽然心血来潮，飞起一脚，将老太太的菜篮子踢到了半空中。

6

唐宁湾的房子总算要回来了。可家玉的心情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善的迹象。她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整日里神情抑郁，而且总爱忘事。端午问她，那天春霞在离开前，到底和她说了句什么话。家玉又是摇头，又是深深的叹息，末了，就撂下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也许春霞说的没错。一点都没错。”

他知道，在那种场合，春霞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可是一连几天，为一句话而闷闷不乐，似乎也有点不近情理。他也没把它太当回事。只有在督促儿子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家玉才会暂时忘掉她的烦恼，回复常态。对儿子，她仍然像过去一样严厉，毫不通融。

母亲张金芳在鹤浦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只字不提回梅城的事。家玉白天早早去律师事务所上班，晚上要熬到九点过后，才会回到家里。

她尽量避免与婆婆照面。

端午通过小魏，去探听母亲的口风。不料，母亲反问道：“唐宁湾的房子既然已经要回来了，又不让我们搬过去住，也不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

原来，她压根就没打算走。

母亲向端午抱怨说，梅城那地界，如今已住不得人了。说白了，那地方，就是鹤浦的一个屁眼。化工厂都搬过去且不说，连垃圾也一车一车地往那里运。只要她打开窗户，就能闻到一股烧糊的橡胶味，一股死耗子的味道。连水也没过去好喝了。她可不愿意得癌症。

端午把母亲的心思跟家玉说了说。家玉古怪地冷笑了一下，眼睛里闪动着悲哀的泪光：“等到过完年吧。我让她。”

明显是话中有话。这也加重了端午对妻子的忧虑。他只得又回过头去劝慰母亲。张金芳当然寸步不让，死活不依。最后小魏道：“您老想想看，鹤浦离梅城也就二十公里，空气在天上飘来飘去，你说梅城的空气不好，这儿又能好到哪里去？房子刚刚收回来，总还要收拾收拾。再一个，搬家也不是小事。总得找个会算命的瞎子，看看日子，办两桌像样的酒席。”好说歹说，连哄带骗，总算把她送回了梅城。

可母亲走后，没两天，又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这天傍晚，端午下班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打车去了英皇酒店旁的大连海鲜馆。绿珠在两个小时前给他发来了短信，约他在那见面。她说有一件十分要紧的事要与端午商量。天空沉黑沉黑的，刮起了东北风，却并不十分寒冷。看上去像是要下雪。

端午乘坐的那辆黑车刚驶入滨江大道，就接到了家玉打来的电话。她让他赶紧回家一趟，因为“若若看上去有点不太好”。

端午吓了一跳，赶紧吩咐司机抄近路，一路闯红灯，朝家中疾驰而去。他满脑子都是儿子虚弱的笑容,心里堆满了钻心剜肉般的不祥预感。绿珠一连发来了三四条短信，问他到哪了，他都没顾上回复。

家玉坐在儿子的床边，抹着眼泪。儿子的额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似乎正在昏睡，急促的鼻息声嘶嘶地响着。瘦弱的身体裹在被子里，不时地蹬一下腿。

“怎么抖得这样厉害？”端午摸了摸儿子的额头，“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

“刚才抖得更凶。现在已经好一些了。给他加了两层被子，他还喊冷。”家玉呆呆地望着他。

“试过表了吗？”

“三十九度多。刚给他喝了美林悬浮液。烧倒是退了一些。你说，要不要送他到医院去看看？”

按家玉的说法，儿子放学回到家中，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前发愣。叫了他几声，他也不理。家玉过去摸了摸他的头。还好。只是鼻子有点囔。她照例嘱咐他去做作业。儿子倒是挺听话的，慢慢地打开台灯，拉开书包，摊开试卷，托着小脑袋。

“我也没怎么在意，就到厨房做饭去了。不一会儿，他就转到厨房里来了。他说，妈妈，我能不能今天不做作业？我想睡一会儿。我还以为他累了，就说，那你就去睡上半小时，作业等吃完饭再做吧。没想到，等我做完饭，再去看他，小东西就已经在床边打起了摆子。问他哪不舒服，也不吭气。到这时，我才发现出了事。原来是佐助不见了……”

端午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悲哀的事实。床头柜的铸铁架上，已不见了鹦鹉的身影。那条长长的细铁链，像蛇一样盘在柜子上。那只鹦鹉，一定是弄断了铁链飞走了。可眼下正是冬天，窗户关得很严。即便鹦鹉挣断了铁链，也无法飞出去。他向家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而妻子则提醒他，南窗边有一个为空调压缩机预留的圆洞。

“它会不会从那钻出去？”

“不可能！”端午道，“你忘了吗？几只麻雀衔来乱草和枯叶，在里边做了一个鸟窝。那个洞被堵得严严实实，那么大一只鸟，怎么钻得出去？再说了，若若和鹦鹉早就玩熟了，你就是解开铁链，它也不见得会飞走……”

家玉这时忽然烦躁起来，怒道：“你先别管什么鹦鹉不鹦鹉的了！我看还是赶紧送他到儿童医院看看吧。要是转成肺炎，那就麻烦了。你快给孩子穿好衣裳，带他到小区的北门等我。我去开车。”

说完，家玉开始满屋子找她的车钥匙。

端午给若若穿好衣服，将他背在背上。正要下楼，忽听见儿子在耳边有气无力地提醒他，让他把窗户打开。

“干吗呢？外面还呼呼的刮着北风呢！”

“佐助要是觉得外面冷，说不定，会自己飞回来……”

他们去了儿童医院的急诊部，排了半天队，在分诊台要了一个专家号。大夫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替若若听了听前胸后背，又让端午带他去验了血。还算好，仅仅是上呼吸道感染。夫妇俩这才安下心来。

大夫一边飞快地写着处方，一边对他们道：“感冒有个三五天总能好，只是小家伙的精神状况，倒是蛮让人担心的。你想啊，养了七八年的一个活物，说没就没了，换了谁都受不了。他要是像别的孩子那样，大哭大闹一场，反倒没事。可你们家这位，两眼发直，不痴不呆的，显然是精神上受了刺激的缘故。你们这几天多陪陪他，多跟他说说话。如果有必要，不妨去精神科看看，适当做些心理干预。”

他们在观察室吊完了一瓶点滴，若若的烧明显退了。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家玉开车经过大市口的晨光百货，看见那里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依然灯火通明，就带着若若去那里买了一双红色的耐克足球鞋。以前，若若一直嚷嚷着要买这样一双球鞋，家玉始终没松口。家玉给他试着鞋，不停地问他喜不喜欢。小家伙总算咧开嘴，勉强地笑了一下。他们又带他去商场五楼的美食街吃饭。家玉给他要了一碗银杏猪肝粥，外加两只他平时最喜欢吃的“蟹壳黄”小烧饼。可今天他连一只都没吃完，就说吃不下了。烧饼上的芝麻和碎皮掉了不少在桌上，若若就将那些芝麻碎屑小心地撸到手心里。

他要带回去喂佐助。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家玉不忍心提醒他鹦鹉已经不在了，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

回到家中，大风呜呜地抽打着窗户，把桌子上的试卷和习题纸吹得满地都是。

佐助没有回来。

家玉给若若洗完脚，又逼着他喝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将脸凑到他脖子上，蹭了蹭，亲昵地对他说：“今晚跟妈妈睡大床，怎么样？”

儿子木呆呆地摇了摇头。

家玉只得仍让他回自己的小屋睡。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家玉知道，他还在惦记着那只鹦鹉。

“那妈妈在小床上陪你，好不好？”

“还是让爸爸陪我吧。”儿子道。

家玉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躲躲闪闪的目光，瞟了端午一下，故作嗔怒地“嘁”了一声，替他掖好被子，赶紧就出去了。不过，端午还是从她惊异的眼神中看到了更多的内容，不禁有些疑心。

难道是家玉故意放走了那只鹦鹉？

稍后，从儿子的日记本上，这一疑虑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端午趴在儿子的床前，跟他说着一些自己也未必能明白的疯话。诸如“爸爸是最喜欢老儿子的”之类。儿子很快就睡熟了。大概是刚刚吃完药的缘故，他的额头上汗津津的，凉凉的。端午松了一口气，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仍像过去一般美好。妻子在隔壁无声地看电视。他在儿子床边坐了一会儿。因为闲着也无聊，他就帮儿子去收拾书桌。

桌子上堆满了教材和参考书，还有黄冈中学和启东中学的模拟试题。在一大摞《龙门习题全解》的书籍下面，压着一个棕红色的布面硬抄。那是多年前，端午用来抄诗的笔记本，放在书架上久已不用。本子已经很旧了，纸张也有些薄脆，儿子不知怎么将它翻了出来。本子的开头几页，是他早年在上海读书时抄录的金斯伯格的两首诗。一首是《美国》，另一首则是《向日葵的圣歌》。在这两首诗的后面，是儿子零星写下的十多则日记。他不知道儿子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每则日记，都与鹦鹉有关。而且，都是以“老屁妈今天又发作了”一类的句子开头的。其中，最近的一篇日记是这么写的：

老屁妈今天又发狂了。她说，如果这学期期末考试进不了前五十名，她就要把你煮了吃了。她说，她说到做到。煮了吃，当然是不会的。她就这么说说。这话她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不会真的这么做。可是佐助，其实你并不安全！妈妈如果真的要对你下手，多半会把铁链子弄断，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万一哪一天，我放学回家，见不到你，她就装模作样地说，是你自己飞走的。这种危险在增加。佐助，亲爱的朋友！我晚上要做作业，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你玩。你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千万别乱叫。尤其是后半夜。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我真能考进年级前五十，老屁妈就会带我们去三亚过春节。算是奖励。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你上飞机。大结巴说可以带，蒋肥肥说不可以带。如果不能带，我宁愿不去。不管怎么样，朋友，请给我力量吧。万一我考不进前五十，我就自杀！

佐助，加油！

若若半夜里醒过来一次，他要喝水。端午摸了摸他的额头。还好。他去厨房里给他榨了一点橙汁，兑上温开水，给若若端过去。又逼他吃了两粒牛黄银翘。若若忽然睁开眼睛，问他道：

“你说佐助现在会在哪里？”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这至少表明，他已经试着接受失去鹦鹉的事实。

端午想了想，回答道：“它不会跑远的。我们家外面就是伯先公园。我觉得它现在应该在伯先公园的树林子里。等你病好了，我们就去公园转转，说不定能在哪棵树上望见它。”

“外面这么冷，说不定早就冻死了。鹦鹉是热带动物，在我们这里，它在野外根本无法存活。”

“这倒也说不定。鹦鹉是一种很聪明的鸟。聪明到能模仿人说话，是不是？它很聪明，别担心。随便找个山洞啊，树上的喜鹊窝啊，一躲，就没事了。等到天气稍稍暖和一点，它就会往南飞。一直飞回到它的莲禺老家。”

“莲禺很远吗？”

“很远。少说也有两千多公里吧。不过对于鸟类来说，这点距离根本算不得什么！你不是看过《迁徙的鸟》吗？”

儿子痴痴地看了他一会儿，翻了一个身，钻到被子里接着睡。在被窝外面只露出了一小撮柔软的发尖。屋外的风声，奔腾澎湃，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端午在他的床边坐了一会儿，确定他睡熟了之后，这才关了台灯，蹑手蹑脚地替他掩上了房门。

第二天是星期五。家玉因要办理一件司机故意碾压行人致死的案件，一早就去了律师事务所。端午向单位请了假，留在家中陪儿子。若若上午倒是没烧，可到了中午前后，额头又开始热了起来。下午，家玉从单位给他发来一条短信，询问若若的病情。她还叮嘱端午，给儿子的班主任姜老师打个电话。

没等到端午把电话打过去，姜老师的电话先来了。

端午跟她说了说若若感冒的事。他还提到了那只飞走的鹦鹉，提到了大夫的担忧。在电话的那一端，姜老师“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也有话要和家长沟通。她说：

“上一周，不，上上一周吧，学校里开运动会。谭良若自己没什么项目，可还是到田径场来找同学玩，看热闹。我和几个老师拿着秩序册东奔西跑，忙得恨不得身上长出翅膀来。他倒好，手里托着一只好大的鹦鹉，往跑道中央那么一站，喝！好不神气！要是他手里再有一支雪茄，那就活脱脱的一个希区柯克！裁判员举着枪，又担心四百米跑的运动员撞着他，迟迟不敢发令，我只得跑过去把他拽走了。

“你这孩子呀，怎么看都不像是十三岁的少年。往好里说吧，天真烂漫，没心没肺；要是往坏里说，整个就一个浑浑噩噩，不知好歹。和他同龄的孩子，比如马玉超，多懂事！已经能把一台晚会组织得井井有条了；廖小帆呢，在刚刚结束的全市英语演讲比赛中得了第一名。马向东，不换气就能把整篇的《尚书》背下来。唉，不说了。你儿子倒好！一直生活在童话世界中，赖在婴儿期，就是不肯长大。我左思右想，总也找不出原因。喝！好嘛！原来是这只鹦鹉在作怪。

“我当天晚上就给你们家打了电话。让他母亲赶紧把这只鹦鹉给我处理了。他母亲还推三阻四的，说什么这鸟跟了他七八年了，有点不好弄。有什么不好弄的？我跟她说，你把链子一绞，把它往窗外一扔，不就完事了吗？你儿子很有潜力，期中考试考得还不错。到了这个期末，你们家长再加把劲，进入前一百，甚至是前五十，都有可能。做家长的，对孩子一定要心狠一点，再狠一点。你也知道，这个社会将来的竞争会有多么残酷……”

原来是这么回事。

班主任仍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可端午已经没有心思听她说下去了。看来，这个姜老师，比起小学的那个双下巴的“暴君”，也好不到哪里去。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将她归入到绿珠所说的“非人”一类。这么一想，端午倒也不怎么生气了。

“今天就让他在家歇着。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要补周三的课，他最好来一下。我专门请了数学和英语老师来给他们总复习。下周就要期末考了，是全区统考。”姜老师严肃地提醒他。

“可是，孩子还发着烧呢。”

“不就感冒吗？现在是冬天，正是感冒多发季节。全班四十六个学生，哪天没有得感冒的？要是都跟你儿子似的，有个头疼脑热就不来上课，我们学校还要不要办？”

端午还想跟她解释，可姜老师已经气呼呼地把电话挂断了。

晚上家玉回来，端午跟她说了给姜老师打电话的事。家玉就咧开嘴，鼻子里哼了一声，低声道：

“我身上的不白之冤，总算可以洗清了吧？唉！说实话，我昨天把鹦鹉从窗口放出去的时候，心里还真舍不得。它先是飞到了窗下的一棵石榴树上，四下里望了望，然后又猛地一下朝窗口扑过来。这鹦鹉，和你儿子还真是有感情！它飞到窗玻璃上，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可玻璃太滑了。看它那架势，还是不肯走的意思。我就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找来一根晾衣竿，闭上眼，咬着牙，在它黄色的肚子上使劲一捅，那东西，“嘎嘎”地惨叫了两声，绕着窗户飞了半天，最后影子一闪，不见了。我当时还一个人哭了老半天。”

家玉眼睛红红的。端午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又问起了妻子手头那件司机撞人的案子。家玉摇了摇头，只说了“很惨”两个字，就不吱声了。

星期六的上午，刮了两天的大风终于停了，天气却变得格外的寒冷。若若退了烧，身体看上去还有点虚弱。家玉给他煎了个荷包蛋，蒸了一袋小腊肠。若若说没胃口，他只吃了一小瓶酸奶和一片苹果。

临去学校前，家玉给若若加了两件毛衣，又在他脖子上围了一条羊绒围巾。家玉再次提出来要开车送他去学校，若若还是没答应。他宁愿自己骑车去。看起来，他还在生妈妈的气。端午劝她将放走鹦鹉的事跟儿子说清楚，干脆将责任“全都栽到姜老师头上”，家玉想了想，没有答应：

“那多不好？恶人还是我来做吧。”

从小区到鹤浦实验学校并不算远，可是途中得穿过四条横马路，这让家玉一直叨叨不休。孩子刚下楼，她和端午都趴在阳台上，目送着那个像河豚似的身影，往东绕过喷水池，摇摇晃晃地出了小区的大门。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家玉给他们班主任打了个电话，确认孩子已到校，这才放下心来。两个人匆匆吃过早饭，家玉就说头晕，要去床上睡一会儿。端午则坐在卧室的躺椅上，继续看他的《新五代史》。家玉根本没睡着，她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问他，学期结束时，应该给学校的主科老师送什么礼物，一会儿又盘算着等儿子回来应该给他做点什么开胃的午饭。端午提议说，若若最喜欢吃日本料理，不如直接开车去英皇大酒店。它的顶层有一家回转寿司餐厅。家玉也说好。至于给老师的礼物，他们也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直接送钱。语、数、外，每人两千。

两人说了会儿话，家玉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她赌气似的打开了电视。可大清早的，电视节目也没什么可看的。不是歹徒冒充水暖工入室抢劫，就是名医坐堂，推荐防治糖尿病、癌症的药物和秘方。他听见家玉“啪”的一声把电视关了，抱怨道：“都是些什么事啊！”

端午就把手里的书移开，笑着安慰她：“与欧阳修笔下的五代相比，还是好得多。”

到了中午十二点半，若若还没回来。

家玉开始挨个地给同学家长打电话。“戴思齐的老娘”告诉家玉，差不多十二点十分，她亲眼看见若若和戴思齐骑车进了小区的大门。当时，她正在小区的菜场买菜。听她这么说，家玉一直紧皱着的眉头，才算舒展开来。可是他们一直等到一点钟，也没有听到期盼中的门铃声。家玉总是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既然他已经回到了小区，怎么这么半天还不见他回来？

担心害得她喋喋不休，自问自答。

夫妻俩决定下楼分头去找。

端午把小区的各个角落找了个遍，连物业二楼的美发店和足疗馆都去过了，还是没有见到儿子的踪影。最后他来到小区的中控室，家玉也已经在那里了。在家玉的坚持下，小区的保安调出了中午前后大门的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慢慢回放。很快，灰暗的画面中，出现了儿子那鼓鼓囊囊的身影。和胡依薇说的一样，若若和戴思齐骑着自行车，并排进了小区大门。儿子在拐入一条林荫小路时，还跟戴思齐挥手告别。

保安安慰他们说，既然他进了小区，那就绝对不会丢：“是不是去同学家玩了？你们再找找？”

出了中控室的大门，家玉忽然对端午道，会不会在我们下楼找他的这工夫，他已经到家了？说不定这会儿他正在门口的石凳上坐着呢。端午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一路小跑来到了单元门口，又一口气跑上六楼。楼道里仍然空空荡荡。

家玉是个急性子，她不安地朝端午瞥了一眼，掏出手机就要报警。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小区的一名保安“咚咚”地跑上楼来，喘着气对他们说，在小区后面变电房边上，远远地站着一个小孩:“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家的，赶紧过去看看吧。”

他们跟着保安下了楼，一路往西跑。小区修建时开挖地基的土方和建筑垃圾没有及时外运，在小区后面的空地上堆了一个土山。后来又栽上了杨树和塔松，并在那修建了一个变电房。那儿紧挨着伯先公园的旱冰场。

端午和家玉绕过小区后面的一片竹林，一眼就看见了儿子的那辆自行车。在高高的土山上，若若站在变压器下面，正冲着伯先公园的一大片树林“嘘嘘”地吹着口哨。

他还在向那只鹦鹉发信号。

小区的围栏外面是一条宽阔的河道，河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阳光下闪耀着碎钻般的光芒。对岸就是伯先公园的石砌院墙。几棵大杨树，落光了叶子，枝条探出墙外。端午隐隐地看见树梢上有一个绿色的东西。若若一面吹口哨，一面往树上扔石子。可是，他根本扔不了那么远。

“佐助，回来！”

儿子跺着脚，哭喊声听上去哑哑的。端午爬到土山上，走到儿子身边，朝那灰灰的树梢上看了看。

哪里是什么鹦鹉？分明是被风刮上去的一只绿色塑料袋。

家玉蹲在地上，抓住儿子的小手，喃喃地道：“对不起，是妈妈不好。妈妈不该把鹦鹉放走……”

若若看了看她，又转过头去，看了看那棵老杨树。他还在犹豫。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终于把脑袋埋在家玉肩头，抱住她的脖子，大哭起来。

看着伯先公园里那片空阔的人工湖面，端午悲哀地意识到，若若的童年，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珍贵时段，永远地结束了。

7

元旦前一天，家玉在城南的宴春园订了桌酒席，答谢冷小秋和他手底下的那帮弟兄。守仁和小顾都来作陪。小秋只带来了他的司机兼保镖。那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十分斯文。守仁差不多也已经康复了，气色很好，白里透红的一张脸，往外渗着油光。这要归功于他那些自创的养生秘方，归功于辽东的海参、东南亚的燕窝、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他显得有些兴奋。

文联的老田照例不请自到。他正缠着守仁，让对方在春晖棉纺厂新开发的那个小区，给他留一套“双拼”，并央求守仁给予对折的优惠。守仁呵呵地笑着，也不接话。被老田逼得实在没办法，这才说：

“还打什么对折！等明年楼盖好了，你挑一栋，直接搬进去住就是了。”

明显是精致的推托之词。

吉士问小顾，绿珠怎么没一起来？小顾笑道：“她呀，从来不和俗人交往。前些天，又被端午放了回鸽子，这会儿正在家中生闷气呢。”

吉士回头看了看端午，笑道：“我们是俗人没错，有人例外。不过，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你可不能把小姑娘弄到床上去啊！”

“那是你！人家才不会！”小顾推了吉士一把，笑道。

小顾说，绿珠不久前结识了一个环保组织的疯丫头，忽然就说要做环保。硬是逼着她姨父给捐了七十多万。可钱一到账，那人就没了消息。打电话关机，发短信也不回。算是人间蒸发。钱倒是小事……

守仁正要说什么，忽然看见家玉接到了小史，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大家忽然就住了嘴。

“小钢炮”没和小史一块来。端午暗自庆幸。

守仁和小秋的到来，惊动了这家饭店的秃头老板。他亲自在门厅的茶室里招呼待茶。又嫌酒楼里太嘈杂，不成个样子，硬是把原先订在二楼的那桌酒席，临时挪到了后院自家的花园里，也算是郑重其事。

宴春园酒楼，是在原先“新光旅社”的旧址上翻盖的。三层楼的店面，看上去也不怎么起眼，但生意却十分火爆。眼下正是品尝江蟹的时节，等待叫号的食客已经在门口的木椅上排起了长队。老板领着他们，穿过烟熏火燎的厨房边的小侧门，走进了对面的一个小四合院。老板平常喜欢收藏，他们在经过一间狭窄的琴房时，看见两边的橱柜里，陈列着不知从哪儿收来的古器旧物。

小史似乎一下子就被这些陈列品迷住了。东摸摸，西看看，缠着秃头老板问这问那。老板倒是很有耐心地一一为她做了介绍。说起来，也无非是吴太白的长剑，季札的古琴；葛洪的小丹炉，小乔的妆奁盒；孙坚佩戴的调兵令牌，寄奴用过的射雕弯弓；东汉的石鼓，六朝的铜镜……

见老板说得那么夸张，端午也不由得停下脚步，细细观赏。忽听得走在前面的徐吉士对家玉小声嘀咕了一句：“听他的！这年头哪有什么真东西，全是假的。你知道在高桥那个地方，整个村庄都在炮制这种货色。我已经在报纸上揭露过好几回了，可惜那秃驴不看我的报纸，白白糟蹋了这许多冤枉钱！”

小秋回头白了吉士一眼，笑道，“屌毛！你倒是有心思操这份闲心！来噢！吾有一个堂侄，在你们那块实习哪，你别老让他做夜班编辑唦……”

琴房的隔壁是一间宽敞的客厅，几个人正好坐满了一张八仙桌。空调刚刚打开，屋子里还是有点冷。客厅的北边一面临水，那是一个人工开凿的水池。池畔叠石为山，水池中央有一个八角凉亭，有石桥相通连。怎么看，端午都觉得有点俗不可耐，不伦不类。老板介绍说，若是在夏天，他会常常请人到这里来唱堂会。好在外面有一堵高墙，挡住了北风，也隔开了外面的市声，使得这个小园显得十分幽静。

席间，家玉问起守仁的伤情以及他被打的经过，守仁的脸色陡然变得有点难看。他似乎不愿意有人重提此事，只简单地敷衍了一句：“现在的工人，有点不太好弄！”就支吾过去了。不过，他很快又说道，自己在受伤之后的这两个多月中，倒也读了不少书，明白了不少道理。他提到了《资本论》，提到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甚至还提到了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的那次多少有点诡异的谈话，让端午颇感意外。

“历史是重复的，或者说，是循环的。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守仁向坐在边上的徐吉士要了一根烟，可刚抽了两口就掐灭了。“原来都他娘的没戏。中国人通常说六十年一个甲子。有点迷信是不是？可马克思和黑格尔也这么看。读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才知道，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会周期性地爆发危机。这种危机，为什么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避免的……”

“那你快说，为什么是无法避免的呀？”小史忽然冒失地问了一句。经她这一问，大家全笑了。

守仁倒是没笑，被她一搅，也没再往下说。过了一会儿，他反过来问了小史一个十分古怪的问题：

“小姑娘，你晚上做梦，曾经梦见过下雪吗？”

小史愣了一下，皱着眉，想了想，不安地笑了笑，道：“没有啊，从来没有过！咦，我怎么从来没有梦见过下雪呢？你别说，真的哎，一次也没梦到过。奇怪。”

守仁又转过身去，挨个地去询问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面面相觑，都说没有。

家玉最后一个被问到。与端午的预料相反，家玉十分肯定地答道：“梦见过。而且不止一次。怎么？是好还是不好？”

守仁笑而不答。他站起身来，端起酒杯，对家玉道：“看来就我们俩有缘。我们两个喝一杯！”

“自打他挨了打之后，就变得有些神神道道的。”小顾对家玉道，“你别听他瞎说。”

家玉起身喝掉了杯中的酒，又让服务员满上，拉着端午，一起给小秋敬了酒。小秋有点好酒，就一连喝了三杯。他向家玉打听最近在鹤浦轰动一时的孙子为提前继承房产而雇凶杀母的离奇案件。借着酒兴，随后又发表了一通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健全的法律一类的议论。都是陈词滥调。

见没人搭理他，小秋就拉了拉旁边若有所思的徐吉士，询问对方，他刚才的一番话“有没有些道理”。

在端午看来，吉士的观点不好琢磨。其实，他没有一定的见解。往往早上是个唯西方论者，中午就变成了有所保留的新左派，到了晚上，就变成死心塌地的毛派。有时，如果喝了点酒，他也会以一个严苛的道德主义者的面目，动辄训人。

他对小秋的观点根本不屑一顾。他没有正面回答小秋的问题，而是引用了《左传》中叔向写给子产的一封信，说什么“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什么“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什么“国将亡，必多制……”

完全不知道《左传》为何物的冷小秋，被他噎得一愣一愣的，只有干瞪眼的份，坐在那儿干着急。末了，吉士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道：

“国舅老弟，法律一类的问题，不是你这样的人可以随便谈的。你呢，管好手下那几十个弟兄就行了。我们万一遇上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老弟就不时地出动一下子，打打杀杀。别的事情，你还是少管为好！”

小秋被吉士抢白了这一下，面子上似乎有点挂不住，可又不好公然发作，只得干笑。好在这时来了一个电话，他就掏出手机，到窗户边接电话去了。可徐吉士还是不依不饶，对小秋笑道：

“你看，被我说了一通，他一着急，去打电话让黑社会来拿人了。”

酒桌上，又是一阵哄笑。

坐在端午右手的老田，一直闷声不响，这时也碰了碰端午的胳膊，小声道：“今天晚上的谈话有点诡异啊，你有没有觉得？”

“怎么诡异？”端午以为老田指的是做梦下雪那件事。可老田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哦，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吉士呢，恨不得天下的美女供我片刻赏乐。被酒色掏空的一个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滑稽不滑稽？难怪我们的诗人一言不发呢。”

老田的话虽是玩笑，听上去却十分的刻薄刺耳。不过，在政治话题沦为酒后时髦消遣的今天，端午觉得，可以说的话，确实已经很少了。他宁愿保持沉默。

秃头老板领着酒楼的厨师长来敬酒。小史因为总插不上话，有些无聊，当老板端着酒杯走到她跟前的时候，她就问，能不能再去看看他的那些藏品。

“可以啊。”老板一激动，忙不迭地道，“楼上还有好多呢，我这就带你去。”说完，匆匆向大家一抱拳，说了句“各位请随意”，就领着小史走了。他忘掉了桌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敬到。

“那头陀要领潘巧云上楼看佛牙，急火攻心，就把小顾给落下了。”吉士一脸坏笑。

“潘巧云是谁啊？”小顾人老实，不知道吉士话中的典故，兀自在那里东张西瞅，大家全都笑翻了天。

守仁只得对妻子道：“你喝汤。”

“喝不下了，”小顾道，“我也出去转转，透透气，屋里的空调太热了。”

小顾刚走，老田就挪到了她的位置上，和守仁小声地谈论着什么。端午以为他还在缠着守仁要买他的别墅，仔细一听，原来是在讨论养生之道。老田向守仁推荐刚从报上看到的一个秘方。他已经试过了，还真有效。淫羊藿、狗鞭和山药、紫苏一起炖，能够壮阳养肾，每天早上醒来“短裤里都是硬邦邦的”。

端午听了一会儿，就起身到外面的水池边抽烟。

外面起了一层大雾。对面近在咫尺的高楼，竟然也有些轮廓模糊了。院墙外很远的地方，汽车行驶的声音像风声般地响着。小顾趴在水泥栏杆上看金鱼。在绿色地灯的衬照下，那些鱼挤成了一堆，水面不时传来鱼群摆尾的飒飒之声。

端午忽然问小顾，绿珠最近在做些什么。

小顾笑道：“还能做什么？说要做环保，被人骗了钱。刚刚安静了没几天，就拿着一台摄像机，满山满谷的瞎转悠，说是要把鹤浦一带的鸟都拍下来做成幻灯。外面天寒地冻的，她倒也不怕冷！我担心她在外面遇到坏人，就让司机一步不离地跟着她。你说现在这会儿，山林里哪还有什么鸟啊？这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吗？昨天，她还喜滋滋地让我和守仁去看她的照片，都存在电脑里，嗨！怎么净是些麻雀呀？”

端午只是笑。

小顾又道：“过两天你见到她，替我好好开导开导。别让她在外面成天疯跑了。如今也就你的话，她或许还能听得下一句半句。”

隔壁的琴房里也亮着灯。透过闭合的窗帘缝，端午看见秃头老板正在教小史弹古琴，两个人的脸就要挨到一起了。他的手从她领口插下去，小史的身体猛地那么一耸，害得端午也打了个寒噤。就像一脚踏空了似的。

“你冷吗？”小顾关切地问他。

“不不，不冷。”

“守仁最近也有点不太对头。”小顾忧心忡忡地对端午道。

“我看他挺好的啊！”

“那是外表！他也就剩下这副空壳子了。成天愁眉不展的，你说他也不做学问，整天读那些没用的书做什么？最近一段日子，他总是有点疑神疑鬼，好像有什么事在心里藏着，你好心问他，又不肯说。”

端午正想安慰她两句，屋里又传来一阵爆笑。他听见守仁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道：

“这年头，别的事小，还是保命要紧！”

可是守仁并没能活多久。

8

端午在阳台上抽烟。屋外又开始下雪。米屑似的雪珠，叮叮地打在北阳台的窗玻璃上。若若明天就要期末考试了，家玉正在客厅里为他辅导数学。她是学理工出身的，丢了这么多年数学还能捡起来，至少还能挣扎着与儿子一起演算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习题。她一遍遍地给儿子讲解着解题步骤，渐渐就失去了耐心。责怪变成了怒骂。慢慢地，怒骂又变成了失去理智的狂叫。拍桌子的频率显著增加。在寂静的雪夜，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瘆人。端午的心脏怦怦地猛跳。但他唯有忍受。

又抽了第二根烟。眼看着情绪有点失控，他只得求助于绿珠的灵丹妙药，恼怒地将妻子划入“非人”一类，压住心头愈燃愈烈的火苗。

已经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了：与妻子带给他的猜忌、冷漠、痛苦、横暴和日常伤害相比，政治、国家和社会暴力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何况，家庭的纷争和暴戾，作为社会压力的替罪羊，发生于生活的核心地带，让人无可遁逃。它像粉末和迷雾一样弥漫于所有的空间，令人窒息，可又无法视而不见。

当然他可以提出离婚。

他脑子里第一次浮现出这种念头，是在他和家玉结婚的第二天。不过是想想而已。新婚宴席上多喝的酒还没能醒过来，就向她提出离婚，多少有点不近人情。他暗暗决定，把这一行动推迟到两个星期之后。既然可以推迟两个星期，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推迟至两年。现在，二十年的时间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离婚，实际上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任何东西。最有可能出现的外力，当然是突然而至或者如期而来的死亡。他有时恶毒地祈祷这个外力的降临，不论是她，还是自己。

当年，他在招隐寺的那个破败的小院中第一次看见她，就意识到将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在自己身上发生。她脸上羞怯的笑容，简直就是命运的邀请。他们的相识和相恋是以互相的背叛开始的——他于那天凌晨不辞而别，像个真正的流氓，把她牛仔裤口袋里的钱席卷一空；而家玉则很快与一个名叫唐燕升的警察公开同居。她甚至还为他打过一次胎。事实上，当他在鹤浦重新遇见她时，家玉和燕升已经在筹备不久后的婚礼了。她的名字由秀蓉变更为家玉，恰如其分地区分了两个时代，像白天和夜晚那样泾渭分明。

“秀蓉”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早已远去、湮灭。它已经变得像史前社会一样的古老，难以辨识。而“庞家玉”的时代，则使时间的进程失去了应用的光辉，让生命变成了没有多大意义的煎熬。

端午从阳台上出来，回到书房，继续去读他的欧阳修。

房间里有一股浓郁的草药香气。大概从一个星期之前开始，家玉每晚都要煎服汤药。端午甚至没有问过她哪不舒服，似乎这样的询问，让他感到别扭和做作。客厅里传来了儿子轻微的哭泣声，而家玉似乎已经骂不动了，语调中夹杂着不可遏制的嘲讽。

屏住呼吸，听了一会儿，端午悲哀地感觉到，妻子现在的目的，已经不是让儿子解题的方法重回正确的轨道，而是一心要打击他的自信，蹂躏他的自尊。

他从书房里走了出来，打开衣柜的门，披上羊毛围巾，戴上绒线帽和皮手套，对餐桌边的那两个人说了一句：

“我出去转转。”

家玉自然是不会搭理他的，儿子却含着眼泪，可怜巴巴地转过身来，用哀求的目光盯着自己的父亲。

端午正要下楼，忽听得有人按门铃。时候不大，上来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青年。他是来还车钥匙的。大概是借了家玉的车。但又不太像。因为他看见家玉红着脸朝他走过去，令人不解地谢了他半天。具体什么事，他也懒得过问。

屋外的雪下得更大了。抛抛洒洒的雪珠，这会儿已经变成了大片大片漫天的飞絮。路面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好在没有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冷。偶尔可以看见几个身穿运动服的老头老太，呼哧呼哧地在雪地上疾走如飞。

他沿着楼前的那条小路一直往东走，绕过一片露天的儿童游乐器材之后，就看见了那棵高大的古槐。当年小区修建时，这棵古槐因进入了全市古树保护名录而得以幸存。一根胳膊粗的大铁柱支撑着衰朽的树身，四周还修了一个堆满土的水泥圆台。掸掉水泥台上的积雪，下面还是干的。

这是他的老地方。

现在是晚上十点。假如他在这里待上两小时，当他再次回到家中的时候，应当就能听见妻子和儿子的鼾声。喧嚣的夜晚将会重归宁静。这样想着，他的心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绿珠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告诉他下雪了。

端午回复说，他此刻一个人正坐在伯先公园的对面赏雪。绿珠的短信跟着又来了：要不要我过来陪你？

他知道她这么说是认真的。手机荧光屏发出的绿光，让他的心里有了一种绵长而甘醇的感动。它哽在喉头。他犹豫了一下，直接拨通了绿珠的电话。

绿珠的母亲从泰州过来看她，带来了一条狗腿。现在，他们一家人正围坐在壁炉前，吃着狗肉，喝着加拿大的冰葡萄酒。绿珠兴奋地向他炫耀，她昨天在南山的国家森林公园拍到了两张珍稀鸟类的照片。一个是山和尚，样子有点像斑鸠，脑袋圆圆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像猫，但不是猫头鹰。

“还有一种鸟，我起先不知道它的名字。后来，一个网友告诉我，它实际上就是传说中早已灭绝的巧妇，怎么样，还不错吧？”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巧妇！”端午笑了起来，“小时候，在梅城，一到麦收的时候，漫天遍野都是这玩意。肚子是黄的，背是深绿色的，是不是？有点像燕子，它喜欢剪水而飞……”

“哟，还剪水而飞呢，哈哈，你在做诗啊？”

绿珠的手机已经交到了守仁的手里。守仁笑道:“你在雪地里打电话，也不怕冷啊？干脆你过来吧，一起喝点酒。我马上就派车来接你。”

“不用。真的不用了。这雪下得很大。”端午道，“路上也不安全。”

“来吧！我还有点要紧的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什么事？”

“后事。”守仁沉默了片刻，一本正经地道。

端午暗自吃了一惊。正想问个究竟，电话又被绿珠抢了过去。

“你别听他瞎扯，他喝多了。”绿珠道，“忘了跟你说了，上次见过的那个何轶雯，总算来了电话，你猜猜她现在在哪里？”

“我怎么猜得到？”

“他妈的，在厄瓜多尔。”

端午在雪地里待了两个多小时。往回走的时候，腿脚渐渐地就有些麻木。他沿着湿滑的楼梯走到六楼，就听见屋内妻子的斥骂声，仍然一浪高过一浪。他心里猛地一沉。已经是深夜一点了。

他换鞋的时候，妻子仍然骂声不绝。儿子低声地咕哝了一句什么，家玉“呼啦”一下，将桌子上的模拟试卷划拉到一起，揉成一个大纸团，朝儿子的脸上扔过去。若若脑袋一偏，纸团从墙上弹回来，滚到了端午的脚前。

“你忘了他明天还要考试吗？”端午阴沉着脸，朝妻子走过去，强压着愤怒，对她道。

“你别插嘴！”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你不打算让他睡觉了吗？明天他还怎么参加考试？”

“我不管!”家玉看也不看他。

“你这么折磨他，他难道不是你亲生的儿子吗？”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

“我只问你一句话，他是不是你亲生的儿子？”

端午也有点失去了理智，厉声朝她吼了一句，然后他一声不响地拉起儿子的手，带他去卧室睡觉。儿子胆怯地看了看母亲，正要走，就听得家玉歇斯底里地叫了一声：

“谭良若！”

儿子就站住了。怔在那里，一动不敢动。

“没事的，别理那疯子！只管去睡觉。”端午摸了摸儿子的头，将他推进了卧室。

家玉随即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不顾一切地朝儿子的卧室冲过来。端午飞起一脚，踹在了她的膝盖上。“哎哟喂，你还敢打人？”家玉从地上站起来，挑衅似的将脸朝他越凑越近。“你打！你打！”端午被她逼得没办法，只得又给了她一巴掌。感觉是打在了耳朵上。

这还是他第一次打她。由于用力过猛，端午回到书房之后，右手的掌心还有些隐隐发胀。

他很快就听见了厨房里传来的噼里啪啦的摔碗声。她没有直接去砸客厅里那台刚刚买来的等离子彩电，也没有去砸他那套心爱的音响系统，这至少说明，冲突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他只当听不见。

电话铃声刺耳地响了起来。它来自小区物业的值班室。大概是楼下的邻居不堪深夜的惊扰，把电话打到了物业的值班室。值班员威胁要报警。端午的答复是，你他妈随便。很快，客厅里传来了儿子的哭泣声。

“妈妈，别砸了，我明天一定好好考……”

“滚一边去！”

端午再次冲出了书房。

他看见骨瘦如柴的儿子，双手交叉护在胸前，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在客厅里簌簌发抖。而家玉的手里，则举着一把菜刀，对着餐桌一顿猛砍。端午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菜刀从她手里夺下来，然后又朝她的腿上踹了一脚，家玉往后便倒。

端午骑在她肚子上。她仍挥动着双手，在他身上乱打乱抓。端午不假思索地骂了一句难听的话，然后咳出一口痰来，直接啐在了她的脸上。

家玉终于不再挣扎。两行热泪慢慢地溢出了眼眶。

“你刚才骂我什么？”

让端午吃惊的是，家玉的声音变得极为轻柔。似乎他打她，踹她，朝她的脸啐唾沫，都不算什么，而随口骂出的一句话，却让她灵魂出窍。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定定地望着他，目光中有一种温柔的绝望。端午本想把刚才的那句脏话再重复一遍，话到嘴边，又硬是给噎了回去。他从她身上站起来，喘着粗气，回自己书房去了。

屋子里死一般的沉寂。

他的目光久久地盯在《新五代史》第五百一十四页的一行字上：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脑子停止了运转。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始思考妻子接下来可能会有的反应，以及这件事如何收场。又过了很久。他终于听见热水器“嘭”地一下点着了火。然后是自来水龙头“刷刷”的泻水声。她大概在洗澡。如果自己打开书房朝北的窗户，纵身往下一跃，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当然，他不会真跳。他觉得无聊透了。

家玉洗完澡，穿着一件带绿点的睡袍，推开门，走进了他的书房。她一声不吭地将高脚凳上的一盆水仙花挪到了写字台上，自己坐了上去。睡袍的分叉裸露出白皙的大腿，她毫无必要地把袍子拉了拉，挡上了。她的手臂上多了一个创可贴。大概是端午刚才夺刀的时候，被不慎划伤的。与二十年前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伤在了手臂上。

“离婚吧。”家玉拢了拢耳边的湿发，低声说道，“你现在就起草离婚协议。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法院。”

“你是律师，这一类的事，你做起来更在行。还是你来起草吧。”端午说，“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我无所谓。”

“也好。我待会去网上宕一份标准文本，稍加修改就行了。我们现在得商量一下具体的事。唐宁湾的房子已经要回来了。两处房子，你挑一处吧。还有，孩子跟谁？”

“你要，你带走。如果你觉得是个拖累，就留给我。我是无所谓的。”

“房子呢？”

“两处房子花的都是你的钱。你说了算。怎么着都无所谓。”

“你别无所谓呀！”家玉干呕了几声，似乎要呕吐。端午有点担心她刚才倒地的时候，碰到了后脑勺。也有可能是刚才洗澡着了凉。他顺手把椅背上的外套给她披上，又在她的肩上轻轻地按了几下。家玉转过身来，把他的手拿开了。

“身体是不是不舒服？你的气色看上去很吓人。”

“少来这一套！先说离婚的事吧。”家玉咬着嘴唇，叹了口气。

“这两三天我一直见你在喝中药……”

“暂时还死不了！”家玉道。随后，她的声音低了一个音阶：“刚满四十岁，就已经绝经了。他妈的！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去中医院让大夫看了看，说是内分泌有问题。”

“那就是说，待会儿我们亲热的时候，就可以不戴避孕套了？”

端午在她背上拍了拍，按灭了桌上的台灯，顺势就将她抱在怀里。任凭她如何挣扎，他死死地抱着她。不松手。

这么做，当然有点让人恶心。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谭端午！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嬉皮笑脸的了？你正经一点好不好，求求你了……”家玉试图用力地推开他，但没有成功。其实她也未必真的愿意这么做。只是，和解也有自己的节奏。弯不能拐得太快。她必须对离婚一事稍作坚持。

“我们还是商量离婚的事吧。”

“谁说要离婚了？”端午嘿嘿地笑了起来，开始笨拙地向她道歉。

家玉没理他，只是不再挣扎。半天，嘴里忽然冒出一句：

“这人哪！一半是冷漠、自私……”

“那，另一半呢？”

“邪恶！”

尽管她的话毫无来由，可端午还是觉得妻子的感慨不乏真知灼见。此刻，他想竭尽全力对妻子好一点。装出悔过的样子。爱她的样子。使酝酿中的离婚协议变得荒谬的样子。可不论是行为，还是语言，处处都透着勉强。他没办法。

她略显臃肿的身体，毕竟与绿珠大不相同：肌肤的弹性和致密度不同。气息清浊程度不同。那种随时可以为对方死去的感觉不同。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故作姿态（家玉也并非感觉不到，但她还是尽量与丈夫合作），心里微微地动了一下，觉得妻子有点可怜。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脏？你心里是不是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坏女人？用你刚才的话来说，是个烂婊子？”

端午嗫嚅道：“吵架嘛，谁还会专门挑好话说？”

“你回答我的问题！”

端午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让他伤透了脑筋：“怎么说呢？其实……”

可是家玉不愿他再说下去了。她打断了他的话：“刚才你朝我脸上吐痰，假如你不是对我感到极度的厌恶，怎么会这么做？”

端午只能机械地紧紧地搂着她。

他向妻子建议说，不如躺到床上去，钻到被子里去慢慢聊。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雪。这样下去会着凉的。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小浑球吧。”过了半晌，家玉终于道。

若若早已睡熟了。被子有一半耷拉在地上。家玉替他盖好被子，又趴在他耳边说了会儿话。当她抬起头的时候，早已泪眼模糊。

儿子的床头有一幅巨大的鹦鹉的照片。家玉说，那是若若特地从数码相机里选出来，到洗印店放大的。

“这鹦鹉，怎么没脑袋呀？奇怪！”

“它在睡觉。”家玉浅浅地一笑，接着道:“它在睡觉的时候，会把脑袋藏到脖子边的羽毛之中。你仔细看，多好玩！它睡觉时，只用一条腿。另一条腿也在羽毛里。就这样，它能一口气睡上五六个小时。”

果然是这样。它用一条腿站着，绑着细铁链，爪子紧紧地勾住铁架的横杠。家玉说，她那年在莲禺的寺庙中看到它时，就是这个样子。

她做梦都想去西藏。那一年，她刚买了新车。在去西藏的途中，遇到了大面积的山体滑坡，只得原路返回。她一直说，那年她半途而废的西藏之旅，仿佛就是为了给若若带回这只鹦鹉。

问题是，现在连鹦鹉也给她放走了。

两个人离开了孩子的房间，去厨房收拾打碎的碗盆。家玉摔了太多的碗，碎片满满当当装了两大塑料袋。可餐桌有点麻烦。刚才家玉的一阵猛砍，已经在餐桌的一端，留下了七八道深深的刀痕，看上去有点触目惊心。

“看来，我们明天一早就得去买餐桌。”家玉道。

“其实不用,”端午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我们把餐桌掉个方向就可以了。”

他们将有刀痕的一头靠墙，在上面铺了一块花布，再放上茶叶罐、餐巾纸盒和饼干桶。看上去，桌子仍然完好如初。

家玉忙完了这些事，一脸轻松地看了他一眼，讥讽道：“从胡乱对付事情这方面来说，你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天才。”

他们煮了两包方便面，都吃得很香。在静静的雪夜之中，他们并排坐在餐桌前，一直在不停地说话。

家玉再次提到了那个名叫李春霞的女人。

“你知道那天她特地走到我身边，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很恶毒，是不是？”

“很恶毒。她说，我送你一句话。她说，别的事我说不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一定会死在我手里！”

“当时那种状态下，她也就是为了出口恶气，就是想恶心你。你千万别上当。”

“上当？她的话差不多就要应验了！她有个外号，就叫死神。”

家玉已经有点困了，她把脸靠在端午的肩膀上，幽幽地道：

“死神是不会随便说话的。”

天很快就亮了。

9

年头岁尾，是方志办一年中工作最忙的时候。全年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的各项统计数字，都在这个时候纷纷出笼。每个单位都忙着往这里报送材料。文管会，文物局，计委，经委，运输，税务，城投，土地局。诸如此类。所有的文件和报表，都在资料科统一整理、编目、装订、上架。

偏巧在这时，小史请了长假。她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来上班了。她的办公桌上，渐渐积起一层白白的灰土。郭主任照例每天都要来晃悠一趟。有时,他托着紫砂茶壶，迈着方步走进门来，也会与端午说上几句闲话。有时，他只是在门口探一探脑袋，一见小史没来上班，脑袋一缩，顿时就不见了。

冯延鹤有一天找他去下棋，提到小史，脸色有点难看。他嘱咐端午，一定要设法转告她，如果三天之内再不来上班，就请她卷铺盖走人。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小史还是没来。

端午给她打了电话，是空号。她大概已经换了手机。冯延鹤只得从别的科室临时调了一个人过来帮忙。这个人是个跛腿，走路一瘸一拐的。脸上的皮肤大面积脱落，就像肉色的破丝袜，露出了里面更为亮白的皮肤，一看就是个白癜风患者。他的头发倒是染得乌黑，还抹了油。

可就在“白癜风”调来后的第二天，小史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满面春风，面有得色。她穿着蓝呢大衣，脖子上围着Bubuerry斜纹丝巾，黑色的皮裤紧紧地包裹着丰满的双腿，手里还拖着一只拉杆箱。她刚从吴哥窟度假回来，还给端午带回来一个木雕的“维希奴”神像。

“呦，抖起来了呀！”端午看了她半天，笑道，“你刚才一进门，猛地一下，我还真有点认不出来了。”

“怎么样？惊艳了吧？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待了差不多两年，你连正眼都不瞧我一下。现在后悔了吧？”小史傻呵呵地笑道。

“后悔。肠子都悔青了。不过，现在行动也还来得及吧？”

“你不怕嫂子回去让你跪搓衣板啊？”她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朝正呆望着她的“白癜风”道。“扑食佬！你先边上站站，我要理东西！”

原来小史和“白癜风”也认识。“扑食佬”大概是他的绰号。他从胳膊上拽下白袖套，搭在椅子背上，谦恭地说了句“你先忙”，就出去了。大概是去了厕所。

小史已经从单位辞了职。端午问她去哪里高就，小史笑盈盈的，故弄玄虚地不肯说。她把拉杆箱打开，将抽屉里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一股脑地往里边塞。

“他就是你新来的搭档？”小史手里举着一包辣白菜方便面，犹豫了一下，顺手就扔进了垃圾桶。

“老冯说让他临时来帮个忙。不过你这一走，他会不会正式调过来，也说不准。”

“这人有点够呛。你得留点神。”

端午正想问问怎么回事，小史就朝他眨了眨眼睛。原来“扑食佬”已经从厕所回来了。他甩了甩手上的水，在裤子擦了擦，装作去端详墙上的世界地图。

端午又偷偷地看了小史好几眼。这丫头，虽说长得并不十分精致，倒是很耐看。尤其是跟她逗闷子的时候，一颦一笑，都透着一种傻乎乎的憨媚。一想到她离开，端午不觉中竟然还有几分惆怅与不舍。

中午，小史要请端午去街对面吃火锅。端午道：“最后一顿饭，还是在食堂吧。就算是留个纪念。”

小史反正是没脾气的，立刻就同意了。

他们在餐厅的楼梯口迎面撞见了“老鬼”。小史倒是大大方方地上前叫了他一声“郭主任”，奇怪的是，“老鬼”郭杏村却板着脸，很没风度地一低头，就从人群中挤过去了。“老鬼”的冷脸，虽说让小史有些尴尬，却不足以败坏她此刻正在高涨的兴致。她轻轻地叹了口气道：

“可算是过了他这个村了！”

他们从窗口取完饭菜，在贴着白瓷砖的长桌前找了个空位，正要吃饭，忽见冯延鹤端着菜盘子笑眯眯地走了过来，不由分说，坐在了他们的对面。

小史被冯延鹤训哭过两次，如今眼看着就要离开了，还是有点怕他。老冯今天倒是十分和善，缠着小史问这问那，把“苟富贵，勿相忘”一类的话说了好几遍。小史反而有些不自在。只得说，她之所以辞职，是去帮一个朋友打点饭店的生意。现在的餐饮业竞争也很激烈，猛不丁地从这么一个清闲的单位离开，真还有点依依不舍。

冯延鹤道：“你也别急着走。明天我们方志办专门开一个茶话会，欢送欢送。小谭，你负责张罗一下。小史毕竟在这服务了两三年了，俗话说，买卖不做情意在嘛！”

小史红着脸，再三推脱。老冯说什么也不答应。

正说着，小史一连打了两个喷嚏。尽管她用餐巾纸捂住了嘴，可正在往嘴里扒饭的老冯还是怔住了。小史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愣在那里，吃惊地望着端午。

老冯阴沉着脸，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胡乱地按了按，对他们俩说道：“我有点急事，先走一步。你们俩慢慢吃。”

说完，端起盘子，跨过桌边的长凳，走了。

给小史开茶话会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这是怎么回事？”小史一脸茫然地看着端午，小声道，“这老冯！你说，他怎么忽然就不高兴起来？

“还不是因为你刚才打了喷嚏！”端午笑道。

“打喷嚏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老冯有洁癖。挺病态的。他大概是疑心你打喷嚏时，把飞沫溅到了他的饭菜上。”

“有这么夸张吗？”

“很多人都有这种毛病。在医学上，有时它被称作疑病症。和强迫症也有点瓜葛。大体上都属于神经官能症的范围。”

端午说起来就没完。他还提到了卡夫卡和加拿大的钢琴家古尔德。

“你怎么什么事都知道？”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得过这种病。不过表现方式不太一样就是了。”

“哪些方面不一样？”

“不好说，”端午道，“得这种病的人，除了我之外，基本上都是天才。”

小史把盘里的饭分了一半给端午，又把青菜上的一大块扣肉搛给他。

“我还没动过筷子，”她强调说，“你不会嫌我脏吧？”

“我可不怕你的唾沫！”端午不假思索地笑道。转念一想，又觉得怪怪的，不免给人以某种猥亵之感。好在小史在这方面从来都很迟钝。

“你去过一个叫花家舍的地方吗？”小史忽然问他。

“没去过。”

“那可是男人的销金窟啊，就你这么老土！”

“倒是常听人这么说。”

“我要去的地方叫窦庄，离花家舍不远。他在那刚开了一家分店，让我去那帮着照应照应。说是先从副总经理做起。月工资六千，不算年终奖金。”

端午大致能猜到，小史所说的那个“他”指的是谁。只是没想到他们两人的进展，竟然这么神速。这丫头，真有点缺心眼。跟人刚打了个照面，就轻易把自己交了出去。

“老裴说，等我在窦庄积累一点管理方面的经验，有个一年半载，就把整个店面都交给我来经营。”小史用筷子拨拉着盘子里的豆腐。听得出，她还是有点心思的。

“那人真的姓裴啊？”端午问道。

“对呀，姓裴。怎么了？”

“没什么。”端午抿着嘴笑。

那天在宴春园吃饭，老板带着厨师长来敬完酒，带小史去看他收藏的那些古董。徐吉士用《水浒传》里的头陀和潘巧云来打趣。当时，端午还以为吉士是在故意卖弄典故，没想到，这个秃头老板真的姓裴。

“那他——”端午忍住笑，又问她，“叫啥名字？”

“裴大椿，椿树的椿。”小史的眼神有点迷惑。“我说你这个人，哎，一惊一乍的，到底什么意思啊？”

端午松了一口气。好在他不叫裴如海。

“这不是关心你吗？”端午正色道，“那个老裴，人怎么样？”

“那还用问？挺好的。”小史道，“你看我身上的衣服，都是他给我买的。不过，这人吧，你叫我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变态。”

端午停下了手里的筷子，抬起头来，望着小史。见端午露出了惊异之色，小史一下就红了脸，赶忙解释说，她所说的变态，并不是那个意思。

“就说这次去柬埔寨旅游吧，一路上老是缠着我问，到底和守仁是什么关系？是怎么认识陈守仁的？有没有和他接过吻？有没有上过床？我已经跟他发誓赌咒，说过不下十几次了。可他老疑心我在骗他。你说这不是变态是什么？难道说，他还怕陈守仁吗？”

“大概是吧。很多人都怕他。”

“守仁有什么可怕的？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我见他和你们有说有笑的啊？”

“因为我们恰好是朋友。”

“就算老裴怕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奇了怪了！”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端午见她真的不懂事，只得把话挑明来点拨她。“老裴误以为你是守仁带去的朋友。不问清楚，是不能随便上手的。”

“我怎么有点听不懂你的话呀？”

端午笑了笑，低头继续吃饭。实际上，他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要再说下去，就要伤及她的自尊了。这真是一个傻丫头。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姓裴的秃头，在他那些琳琅满目的收藏品中，也包括了女人。尽管女人没有赝品一说，但贬值的速度也许比赝品还要快。

“你和老裴，领证了吗？”端午已经吃完了饭，从小史的手里接过一张餐巾纸。

“暂时还没有。你放心，那不是问题。他正和他老婆办离婚呢！说是涉及到有价证券和财产分割，没那么快。老裴让我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到了那一天，你可要来吃我们的喜酒啊。”

“一言为定。”端午道。

那天下午，他与小史告别后，多少有点茫然若失，也有点为小史担心。下班回到家中，与家玉坐在客厅里喝茶，他把小史的事跟家玉说了一遍。可家玉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只是淡淡地说：

“你成天瞎操这些心干什么？那个小史，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吗？我看不是她天真，而是你天真！再说了，当年你谭某人的行为，又能比那个姓裴的秃驴好到哪里去？”

10

凌晨一点钟，端午在客厅里泡脚，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单调的铃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但端午还是在第一时间准确地判断出，那是一个噩耗。他没有来得及穿鞋，就赤着脚冲进了书房。

徐吉士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平静了。他用丧事播音员一般沉痛的语调告诉端午，守仁出事了。在第一人民医院。吉士正在赶往医院的途中。他嘱咐端午，积雪尚未融化，晚上街面结了冰，路况很不好，家玉开车时，必须得万分小心。

端午刚放下听筒，小顾的电话跟着又来了。

她只是哭，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由于第二天早上家玉要出庭，她在临睡前吃了几颗安眠药。被端午叫醒后，一直昏昏沉沉，反应迟缓。

“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开车？”她迷迷糊糊地靠在床架上，懵懂地望着自己的丈夫，叹了口气，自语道。“前些天还好好的，怎么会呢？”

“干脆你别去了。我打车去！”端午劝她，“明天小东西还有最后一门生物要考，得有人给他准备早饭。”

“也好。你自己路上小心。”

黑暗中，家玉端过台灯边上的一只白瓷茶壶，喝了一口凉茶，裹了裹被子，翻过身去，接着睡。

后半夜的街道上空荡荡的。干雪的粉末在北风中打着旋儿。端午一连穿过两条横马路，才在通宵营业的一家夜总会门口找到了出租车。

第一人民医院急诊楼的过道里，围了一大群人。吉士和小秋他们早到了。小顾坐在一旁橘黄色的椅子上，眼神有点空洞。绿珠紧紧抱着姨妈的一只胳膊，他们都不说话。徐吉士穿着一件皮夹克，正踮着脚，透过抢救室门上的玻璃，朝里面张望。

守仁还在抢救中。但吉士告诉他，抢救只是象征性的。不太乐观。尽管一度还恢复了血压和心跳。

随后，他们走到楼外的门廊里抽烟。绿珠挑起厚厚的棉布帘子，跟了出来。

据绿珠回忆说，差不多是在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她听到楼下汽车喇叭响了两下。当时，她正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上，欣赏那些白天拍摄的鸟类照片。她知道姨父回来了。按照以往的惯例，停车时按喇叭，无非是表明姨父的后备箱里有大量的礼品，让她和小顾去帮着搬。就快过年了，姨父每次回家，都会带上一大堆他并不稀罕的礼品。不外是烟、酒、茶、字画之类。她听见姨妈从三楼下来，就躺在床上没动。可是这一次，绿珠还是觉得有点异样。在别墅西侧的院子里，那十多条收容来的流浪狗，一直在“汪汪”地叫个不停，听上去有点瘆人。

很快，她就听见姨妈在楼下发出的凄厉的哭喊。

绿珠穿着睡衣从床上蹦起来，趿拉着拖鞋，跑到楼下的车库边。她看见那辆凯迪拉克，前门开着。姨父的双腿还在车上，可身体已经挂在了车外。小顾远远地站在楼梯口，不断地拍打着墙面，被吓得“嗷嗷”地干嚎。最后还是绿珠跑过去，跪在雪地上，双手抱起了姨父的头。匆匆赶来的一名保安，已在打电话报警。

当时姨父的意识还比较清醒。他甚至还抬起血糊糊的手，去摸了摸她的脸。他还向她交代说，他知道是谁下的手。但他不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这是为你们好。”然后他抬头看了看树林上空那片天，积攒了半天的力气，笑了一下，对绿珠道：“我养了那么多人，什么用处也没有。在他们杀我的时候，只有月亮在场。”

在前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守仁还醒过来一次。不过，他的呼吸已经变得很艰难了。他告诉绿珠，在他工作室电脑的E盘下，有一份文件……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抢救终于宣告结束。

医生一个接着一个走了出来，头也不回地走了。最后出来的那名护士，打开了抢救室的大门。端午首先看到的，是守仁在手术台上的那双大脚。整个手术台上都是血，就像刚杀了一头猪一样。各种注射用的空瓶子装了满满一大筐。一名护士小心地把他脑袋上的呼吸罩取了下来。大概是失血过多，他张着嘴，脸色有点发白。另外两名护士拉下口罩，正在交谈着什么。其中的一位，手里托着一块硬纸板，皱着眉头，往上填写各种数据。那台用来检测心脏和血压的仪器，“滴滴，滴滴”地响着，仿佛在重复着一个幸灾乐祸的声音：

失败……失败……失败……

吉士烦躁地问护士，能不能把那个讨厌的机器关掉。护士温和地告诉他，不能。这是抢救的程序之一。现在病人虽说已经死了，但这个程序还没完。病人呼吸停止，测不到脉搏，没有心跳，当然表明病人已处于死亡状态。但这仅仅是观察上的死亡。“医学上”真正的死亡，要等待一定的时间长度，也就是说，等到烦人的“滴滴”声戛然而止，才能最终得到确认。具体等多长，护士没有说。

护士将守仁的遗体擦拭干净，又在他身体的各个孔道，塞了些棉花和海绵，用一条干净的白床单，把他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又将他的双手举起来，抖动他的关节，让他的手臂变得松弛，以便让他十指交叠，平放在腹部。这时，护士才吩咐家属进来，看上最后一眼。

绿珠扶着小顾走进来。小顾刚到门口，身体就软了。几个人又只得把她扶到屋外的椅子上。

端午提醒护士说，死者的嘴巴还没有合上。护士说，这要等到太平间的赵师傅来处理，他有的是办法。

正在说话间，赵师傅推着一辆运尸车来了。

赵师傅用的办法其实也挺简单：一根玻璃绳，穿过一卷卫生纸，让卫生纸抵住死者的下巴，拉住玻璃绳，向上用力一拉，然后将绳子在他的脑袋上打个结。守仁的嘴就闭上了。

按照预先的分工，在遗体告别的前一天上午，端午和家玉匆匆赶往城北的殡仪馆，逐一落实火化的相关事宜。

吉士本来说好也会到场，可他被小秋临时拉去挑选墓地了。

在人头攒动的接待大厅里，为图省事，他们选择了收费昂贵的“一条龙服务”。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姑娘带他们去挑选棺椁。从纸棺，到雕花楠木棺，有十多种款式和价位可供选择。家玉给小顾打了电话。小顾哭了半天，就让家玉替她全权做主。至于价格，可以不必考虑。家玉就挑选了最贵的一种。看着那具漂亮的棺木，家玉的眉头总算略微舒展开来，自语道：

“我原以为人死了，直接往炉子里一扔，烧掉拉倒。原来还有棺木。”

身穿黑色制服的引导员笑了笑，接住家玉的话茬，临时发挥，说了一通“死人也是有尊严的”之类的高论，弄得家玉立刻又恼火起来。

接下来，他们确定了灵车的档次和规格。这一次，家玉毫不犹豫地定下了最奢华的凯迪拉克。引导员又问她，需不需要“净炉”服务。家玉说，她不明白，所谓的净炉是什么意思。引导员耐心地向她做了解释。

“净炉，就是一个人单独烧。这样至少可以保证骨灰中不会混入另外的亡灵。”

于是，他们选择了净炉。

引导员最后问，在骨灰由焚尸炉抵达接灵窗口的途中，需不需要有仪仗队护送？家玉未假思索，直接拒绝了。

“什么狗屁仪仗队？不就是他们自己的保安吗？何苦白白多交一笔钱？”她旁若无人地对端午嘀咕了一句。看来，她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

他们挑选了一个中型的告别厅，并预定了二十只花篮。家玉还要求与负责焚烧工作的师傅见面。这是小顾特别关照的。

家玉有一搭没一搭地与那个焚烧工说着话，趁引导员不注意，在他白大褂的口袋里塞了一千块钱。

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之后，引导员又特别地嘱咐他们，明天火化时，别忘了带把黑色的雨伞来。家玉问她，黑伞是做什么用的，引导员说，骨灰盒从殡仪馆回家的途中，必须用黑伞罩着。这样，死者的亡魂就不会到处乱窜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他们从殡仪馆出来，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刚走到停车场，家玉就接到了绿珠打来的电话。她说，本来已经和太平间的驼背老赵约好，她和姨妈三点半去给守仁穿衣服;可姨妈犯了头晕病，根本下不了床。“太平间那地方，阴森森的，我一个人可不敢下去呀。”

他们只得驱车赶往医院。

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的西侧，有一条狭长的弄堂。

家玉把车停在了马路牙子上，就去附近找到一家面馆吃饭。大概是嫌面馆的隔壁开着一家寿衣店，面条端上来，家玉一口也吃不下去。

“你怕不怕？”家玉双手托着下巴，忽然对端午笑了笑。

“怕什么？”

“去太平间啊。”

“还好吧。”

“一想到我将来死了，也得如此这般折腾一通，真让人受不了。”家玉说，“待会儿给守仁穿衣服，我能不能不下去？”

“那你就待在告别厅里吧。穿衣服应该挺快的，用不了半小时。”

他们从面馆出来，经由一扇大铁门，前往医院的告别厅。太平间就在告别厅的地下室里。绿珠已经在那了。她正把包里装着的几瓶二锅头往外拿，说是给驼背老赵处理完遗体后洗手用的，也属于时下流行的丧仪的一部分。

告别大厅的正中央悬挂着一个老头的遗像。“沉痛悼念潘建国同志”的横幅已经挂好了。两个身穿工装裤的花匠正在给盆花浇水。那些花盆被摆放成了U字形。U字当中的空白处，应该就是明天摆放潘姓死者遗体的地方。

驼背老赵正在跟绿珠算钱,手里拿着计算器。他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是老赵的儿子。他负责给遗体化妆。

绿珠交完钱，又额外地塞给老赵一个装钱的信封。驼背照例推让了半天，这才收了。到了最后一刻，家玉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决定和他们一起下到太平间的停尸房。

他们拎着几大包衣服，跟着老赵父子俩，沿着一条走廊，进了一间异常宽大的电梯，一直下到地下二层。这个太平间，原先也许是医院大楼的设备层，头顶上到处都是包裹着泡沫塑料的管道。走廊也是四通八达，不时有身穿手术服的大夫迎面走来。驼背老赵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铁门，说了声“到了”，他们就走进了停尸间。

墙边有一大排白铁皮的冰柜。守仁的遗体早晨就被取了出来，躺在带滑轮的平板车上，正在化冻。他的边上，是个一头银发的老者。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嘴唇被画得红红的。也不知道这人是不是潘建国。

一看到姨父的遗体，绿珠又忍不住小声啜泣起来。家玉搂着她，眼泪也流了出来。经过解冻的遗体，已经看不出当初暴死的那种狰狞。他的胸脯被一大块白纱布严严地包裹起来，不见了当初的惨烈。只是左胳膊上的一块毛泽东头像的文身，由于收缩或膨胀，略微有些变形。

赵师傅熟练地褪下了守仁手指上戴着的一枚戒指，还有脖子上的一块羊脂玉坠，交给绿珠收着。绿珠哽咽着道:“他的东西，还是让他带走吧。”

老赵笑道:“他是带不走的呀！”

“这么好的东西，烧了也可惜。你就先替姨妈收着吧。”家玉也在一旁劝她。

绿珠却道：“烧了吧。免得带回去，姨妈见了伤心。”

老赵再次笑了一下，又道：“你们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说，这么值钱的东西，根本就进不了焚化炉的……”

话已经说得十分露骨了。几个人彼此打量了半天，终于全都明白过来。

最后，绿珠想了想，对老赵道：“要不，您老人家收着？”

赵师傅又是一阵推脱，最后千谢万谢，把东西交他儿子收了。

衣服穿好以后，绿珠又提醒老赵说，按照姨父老家的风俗，“穿单不穿双”，姨妈是特地交代过的。可她数了数，不算帽子、手套和鞋袜，怎么都是十件。不吉利啊！

赵师傅似乎早有盘算，轻轻地说了声“不急”，在守仁的脖子上系上一条领带。

他们离开太平间的时候，端午走在了家玉的右边，有意无意地用身体挡住了她。

他知道，在太平间通往电梯门的路上，他们要经过一段灯光晦暗的过道。那里有一间医院的解剖室。刚才进来的时候，端午无意间看到医院的几个年轻大夫正在做遗体解剖，差一点把刚刚吃进去的面条都吐出来。他不想再让家玉受到任何刺激。

他们在告别室的门外与绿珠道了别，随后就驾车离开了。

开始，家玉一直不和端午说话。当汽车驶上沿江快速公路的时候，家玉忽然看了他一眼，问他，有没有留意到太平间隔壁的遗体解剖？

“原来你也看到了？”

“我没敢仔细看,”家玉拉下汽车的遮阳板，“是男的是女的？”

“女的。”端午照实回答。

“你怎么知道是女的？”

端午脸一红，解释道:“因为她的脚是冲着外面的。”

“多大年纪？”

“没怎么看清，大概跟你差不多吧。”

家玉想都没想，就在快速路上踩下了刹车。

那辆本田“吱”的一声，横在马路当中。刺耳的刹车声在身后响成了一片。家玉脸色惨白地从方向盘上抬起头来，对他怪笑了一下，一字一顿地说：

“你巴不得她就是我，是不是？”

一回到家中，家玉就躺下了。她没有参加第二天一早在殡仪馆举行的遗体告别。来了很多不认识的人。小顾说，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她疑心刺杀守仁的凶手，也混在悼念的人群中。吉士和小秋都认为她有点多虑了。

按照原先的计划，守仁的骨灰盒被取出之后，他们直接将它送往预先选好的墓园落葬。在前往墓地的途中，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所有前去送葬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不期而至的小雨，正应了鹤浦一带尽人皆知的一句谚语：

若要富，雨泼墓。

就像小秋所总结的那样，守仁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当老板而已。老实而迷信的小顾，听他这么一说，满脸的阴云总算是散开了。

11

葬礼后不久，绿珠的母亲再次来到了鹤浦。她要将小顾接回泰州去住几天。她对妹妹的精神状况忧心忡忡，有意让小顾换个环境。腊八一过，春节很快就要到了。绿珠也打算回乡下去过年。临行前，她约端午去“呼啸山庄”见了一面。

这天午后，他们沿着高高的江堤散步。

他们就是在这条江堤上相识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长得就像过了好几辈子。绿珠穿着一件她姨妈的水红色丝绵长袄，仍是一副慵懒而散漫的样子。

她告诉端午，“姨父老弟”去世后的那天早上，她们刚从医院回到家中，市公安局的大批警员已经站在楼下的院门外，等候她们很久了。拍照、勘察现场、没完没了的询问。按照守仁的遗言，小顾照例是一问三不知。而绿珠在尚未看到姨父留在电脑E盘的文件之前，也留了个心眼，将这一细节瞒过不提。下午，公安局专门又派来一辆车，接小顾去警局做笔录。趁着姨妈不在这个空隙，绿珠赶紧跑到四楼姨父的书房里，打开了那台苹果电脑。

她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文件夹。

“哪是什么遗嘱？那是‘姨父老弟’写给我的几百首十四行诗。”绿珠道，“这些诗歌在电脑上做了初步的排版和页面处理，姨父甚至还为它配上了她最厌恶的Kenny G的音乐，加进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插图。有点搞笑。我没法在读它的时候不笑。”

他们已经走到了那座废弃的船坞码头边上。两个人挨着锈迹斑斑的倒坍的钢梁，并排坐了下来，默默地看着远处的江面。阳光也像临终病人的最后叹息，似有若无。江面上几乎看不到过往的船只。没风。

“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后悔。”绿珠喃喃道，“还不如当初依了他好了。”

端午隐隐能猜到，绿珠所谓的“后悔”指的是什么。心里忽然也有点难过。

绿珠说，那天下午，她把姨父那些诗打印出来之后，就将整个文件夹都删空了。她坐在书房外的露台上，读那些诗。一边哭，一边笑，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那个露台被姨父改造成一个花房。花房里养了几十盆花，全都是水仙。开得正艳。一大片令人心碎的铭黄。他其实还是一个大男孩。在虚无、软弱和羞怯中苟且偷生；在恐惧与厌倦中进退维谷。绿珠说，至少守仁在写诗的时候，至少，在他心里的某一块地方，还是纯净的。

她还提到了很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那年，姨父、姨妈回泰州过春节。邻村来了一个戏班子，在打谷场搭台唱戏。绿珠带他们去看戏。不知为什么，在她的记忆中，路上的积雪在有月亮的晚上，竟然是蓝莹莹的。她还记得，那晚演的是扬剧《秦香莲》。她骑在姨父的肩上，抱着他的头。看戏的过程中她很快就睡着了。睡梦中，她在姨父的脖子上撒了一泡尿。

后来，在鹤浦，在她与姨父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每当她想起这件往事，总会有点不自在。有一种令人厌腻的不洁之感。仿佛她和姨父之间，天生就有什么肮脏的勾当。

“昨天下午，我一个人去墓地看他，偷偷地在他的墓碑旁撒了一泡尿。”

“你这又是干什么？”端午不解地问她。

“让他看看。他一直想要我。我没依他。他又缠着我，说，看看行不行？我就是不给他看。是不是有点变态？”绿珠终于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细细的牙齿。

绿珠说，姨父去世后的这些日子，她想了很多。她对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已经感到了厌烦。说起将来的打算，绿珠提到了不久前刚刚认识的两个艺术家。

他们是双胞胎，南京人。近来筹集了一大笔钱，在云南的龙孜，买了一大片山地，打算在那儿做一个非营利性的NGO项目。这个项目被称为“香格里拉的乌托邦”，致力于生态保护、农民教育以及乡村重建。兄弟俩力邀她去参加，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她还没想好，到底该不该去。

“毕竟要去外地。我对双胞胎兄弟，也不算太了解。你觉得呢？”

像往常一样，端午一声不吭。他没有直接回答绿珠的问题，只是淡淡地说，福楼拜在晚年，曾写过一部奇怪的小说，书名叫《布法与白居榭》。

“不知你有没有看过？”

“没有啊，好看吗？”绿珠问他。

端午若有所思地“唔”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

长江对岸矗立着三根高大的烟囱。那里的一家发电厂，正在喷出白色的烟柱。烟柱缓缓上升，渐渐融入了黄褐色的尘霾之中。只有头顶上的一小片天空是青灰色的。江水的气味有点腥。靠近岸边的滩涂中，大片的芦苇早已枯黑。浪头从苇丛中滤筛而过，拂动着数不清的白色泡沫塑料。倘若你稍稍闭上眼睛，也可以将它想象成在苇丛中觅食、随时准备展翅高飞的白鹭。

“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绿珠用胳膊肘碰碰他，“福楼拜的小说是怎么回事？讲讲。”

“没什么好讲的，其实故事很枯燥。”端午说，“布法和白居榭是一对好朋友，在巴黎的一个公司里当抄写员。有一天，意外得着了一大笔钱，两个人就做起梦来。他们用这笔钱在远离尘嚣的乡间购置了一处庄园，准备在那儿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知识、理性和对生命的领悟。大致就是这样。”

“后来呢？”

“后来出现了很多他们根本没想到的烦恼。两个人都被想象出来的乌托邦生活，弄得心力交瘁。最后，他们决定重回巴黎，回到原先那家公司，要求去当一名抄写员。”

“这么说，你是不赞成我去云南的。其实，你心里不想让我去，是不是？”绿珠闪动着漂亮的大眼珠。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端午将手里的一根烟捏弄了半天，犹豫再三，最后道：

“如果你一定要让我帮你拿主意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倒不妨去看看。”

“为什么？”绿珠明显地愣了一下。

“去看看也好。我是说，守仁也不在了，你总得找点事做。回泰州去呢……你愿意回泰州去吗？去云南那边看看，也是一个选择。不过，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说，在还没有搞清楚那对双胞胎身份的前提下，自己先一头扎进去。毕竟，乌托邦这个东西，你知道的……”

“我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绿珠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支支吾吾，从地上站起来，使劲地拍打着身上黏着的锈迹斑斑的锈屑和枯草，冷笑道：“你这人，真的没劲透了。”

随后，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船坞。

12

儿子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来了。他在全年级的排名，跌出了三百名之外。家玉对此似乎早有所料。得知结果之后，只是摸了摸儿子的头，笑道：

“其实已经挺不错的了。全年级一千多号人，人人都在拼命。你能考到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听到她这么说，父子俩都有些讶异。两个人都认为家玉是在说反话。想象中歇斯底里的发作，没有立刻兑现。这也许预示着另一个可能：它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变本加厉。

戴思齐不可思议地考进了前五十。寒假刚一开始，就被学校选拔去北京，参加冬令营去了。儿子为此闷闷不乐。家玉将他搂在怀中，一反常态地宽慰他：

“所谓的冬令营，不过是排着队，打着小旗子，到清华、北大的校园转上一圈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这时候，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冻。啃着干面包，顶着刀子一般的西北风，在朱自清散过步的臭水塘边转上一圈，有什么意思嘛！等到明年暑假，等荷花开的时候，妈妈带你去好好玩一次，怎么样？”

奇怪的是，妻子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触动了伤情。眼泪像散了线的珠子似的，扑扑簌簌地落下来，最后竟至于泣不成声。儿子不明白母亲为何要哭。也许是被她的眼泪震住了，也跟着她掉泪。

端午知道家玉是一个要强的人。儿子这一次考砸了，她的心情之糟，是可以想见的。若若对她处处赔着小心，不失为谨慎之举。“戴思齐的老娘”总是隔三岔五地打来电话，向家玉报告女儿在北京的行踪。她提到，戴思齐在清华园一个名叫“照澜院”的地方，遇见了杨振宁夫妇，还跟他们拍了一张照。变相的炫耀，弄得家玉很快就失去了理智，话里有话地对胡依薇挖苦道：“那你们还不赶紧见贤思齐？”

她甚至开始无端地憎恶起一贯崇拜的杨振宁来。连端午都觉得有点过分。

端午所不知道的是，家玉近来的情绪失控，其实另有原因。

若若的班主任姜老师给家玉打来了电话。儿子作为她所带的班级中“退步最快的学生”，被责令“悔过反省”。姜老师认为，孩子成绩下滑的主要责任，其实还在家长。她要求家玉也要为此深刻反省，写出检查，在两天后的家长会上和儿子的检查一并上交。

这一次，家玉一反常态，对着话筒，恼怒地向平常畏之如虎的班主任吼道：

“你说什么？让我写检查？你她妈的让我写检查？再说一遍，你算老几？啊？你妈的奖金被扣，跟我们孩子有什么关系……”她在电话中骂了好几分钟，全然不顾对方早就把电话挂断了。一气之下，家玉索性连家长会都没去参加。早已准备好送给主科老师的红包，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凭空省下了六千元钱，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儿子对母亲的隐而不发不太适应，总有一种灾难降临的预感。他打算洗心革面。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为自己重新制订了详细的“赶超计划”，并将它贴在墙上，每天对照执行。他甚至主动要求母亲给他安排寒假的补习班；几乎每天晚上，他都是抱着“新概念”进入梦乡的；母亲叫他起来洗脚，他仍然睡眼惺忪地背着郦道元的《水经注》。家玉反倒担心起他的身体来。

她不断催促他，约小朋友出去踢球，去公园溜冰，可若若置之不理。母子俩唯一的娱乐，就是在单元楼前的石榴树林边踢会儿毽子。可就这么一会儿，若若也认为纯属浪费时间。

家玉每天去事务所上班的时间要比端午早一点。往常，她在准备早餐时，并不把端午计算在内。她只煮两个鸡蛋。她和儿子，一人一个。端午起床后面对着餐桌，总是一堆残渣，几只空碗。多年来的夫妻生活，让端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之一就是，妻子为何不顺手多煮一个鸡蛋？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始料未及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蒸锅总是热的。里边不仅有鸡蛋、包子或玉米，还常常有他喜爱的粽子。下班回家，家玉怀里不时抱着一束鲜花。有时是黄玫瑰，有时则是鸢尾和紫罗兰。他们把饭后至临睡前的时间全部用来喝茶聊天。家玉也会把手上的案子说给他听。不是公公给儿媳妇灌农药，就是副总雇凶杀老总。端午听了她的故事不免肝火上升，义愤填膺。家玉却反过来安慰他：

“你老婆是律师，平时接触的总是社会的阴暗面。听多了，就会觉得满世界都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其实这个世界本质上从来没有变。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

有一天晚上，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家玉忽然心血来潮问端午，想不想去看电影。他们叫醒了刚刚熟睡的儿子，开车去了位于市中心的嘉禾影城。她甚至不再阻止儿子吃垃圾食品：“会让人骨头发酥”的可口可乐，“含有地沟油”的炸薯条，“用工业糖精烘出来、且含有荧光增白剂”的爆米花。

他们看完了《纳萨尔传奇》，又去看《花木兰》。

等他们回到家中，天就差不多亮了。

周末的一天，端午从淘宝网上找到了一对美国生产的TRANSPARENT信号线。这对线材他渴慕已久。原价超过两万，可家在仪征的一名转让者只要八千元。光是看着它那蝮蛇般迷人的图片，就让端午心动不已。家玉凑过来看了看，竟然也赞不绝口。另外，她也很喜欢这对线的名字：天仙配。

“奇怪，‘天仙配’这么俗的名字，用来命名一根线，却有了一些说不清的神秘感。”

端午想了半天，也没能想明白，这个名字到底神秘在哪里。

一连好几天，端午都在为要不要订下这对信号线而犹豫不决。可是到了星期一的中午，“顺丰”快递公司把这对线直接送到了他单位的办公室。家玉很快就发来了一条手机短信，只有三个字：喜欢吗。

在那一刻，端午心中被搅得风生水起的，竟然是初恋般波涛汹涌的幸福感。

晚上，端午和家玉并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音乐。换上了新买的“天仙配”，声音果然不一样了。小提琴的音色纤柔而飘逸，有着绸缎般的冷艳。还是令家玉着迷的鲍罗丁。还是第二弦乐小夜曲的第三乐章。这一次，家玉完全没什么感觉：

“这是谁的作品？太吵了！能不能换个柔和点的？”

“这已经是最柔和的了。”端午向她解释道，“你不是号称最喜欢鲍罗丁的吗？”

不过他还是很快换了一个曲目。莫扎特的《竖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家玉只听了一小会儿，就说有点困。愁容满面地向他笑了笑，离开了。

她的心思根本不在音乐上。

发生在家玉身上的一系列奇怪变化，让端午迷惑不解，但却让他很受用。他们结婚将近二十年了，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婚姻生活的平静与甜美。仿佛总是疑心自己不配有这样的好运气，端午也本能地觉察到，这种甜美的寂静中，似乎也夹杂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

家玉近来的反常举动还包括：

1）她专门去过一次乡下，探望她的父亲。以前，她与父亲很少来往。端午有时提到自己很少谋面的岳父，家玉总是不耐烦地打断他：“我没有父亲，他早死了。”婚后，端午只见过他三次。他每次到鹤浦来，无非是向她要钱。

2）妻子因常常睡过头，误了上班时间。类似的事在过去从未发生。而且，一旦误了钟点，就干脆不去上班。

3）她开始抽烟。有时很凶。

4）她把那辆本田牌小轿车，转让给了单位的一个同事——那个刚刚从政法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她们公司的律助。

而卖掉汽车，据说是为了环保。

端午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疑惑拼合成一个说得过去的答案，谜底就自动向他呈现。小年夜这天晚上，在确认儿子已经熟睡之后，家玉走进了他的书房，将一份打印好的文件放在了他的书桌上。她什么话都没说，轻轻地替他带上门，出去了。

那是一份简单的离婚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庞家玉只主张了一项权利，那就是，唐宁湾的房子归她。虽说事先并无离婚的任何征兆，但端午很清楚，这不是在开玩笑。

他拿起这份协议去卧室找她，家玉正坐在床上看电视。

端午只问了她一句话。

“是不是，有人了？”

家玉的回答也只有一个字：

“是。”

同时，她肯定地点了点头，作为强调。

在卧室里，端午傻傻地愣了半天。他忽然想起了那个盛满精液的避孕套。眼前浮现出一个谢了顶的男人的模糊身影——他们从电梯里出来，老头直接去吻她的嘴。似乎再也没有另外的话可以说，端午便道：

“我出去转转。”

可他下楼之后，在小区里瞎转了一圈，很快又回来了。脸色变得很难看。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能不能先别告诉我母亲？离婚的事，等过完春节再说。行不行？”

家玉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说，她也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上午，端午带着家玉和孩子，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梅城陪老人过年。小魏昨天就已返回了安徽老家。母亲还是置办了一大堆年货。熏了香肠。腌了腊肉。压了素鸡。做了一坛家玉最爱吃的酒酿。

她正在一天天地衰老下去。衣服穿得邋里邋遢，佝偻着背，连转个身都要费半天的劲。家玉一进屋，就把厕所边泡着的一盆脏衣服洗了。随后，她又一声不吭地拿起拖把和铅桶，进屋拖地去了。母亲似乎也有点意外。她冲儿子努努嘴，笑道：

“媳妇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勤快？”

她撩起围裙，从里边的口袋里摸出一大把碎钱来，递给端午：“你倒是扎着手！你是做了官来的？你到楼下去买些炮仗回来，晚上让小东西放着玩。今年的年头不好，老遇上狗屁倒灶的事情。晚上我也跟你们出去放两个炮仗，去一去晦气！”

“刚才在来的路上，已经买了。”端午说。

“那你也别闲着！叫上小东西，你们父子俩帮我把春联贴一贴！”

小东西正趴在奶奶床上看电视。他母亲搂着他，不知跟他说了句什么话，两个人都大笑不止。

家玉把地拖完了，又把卫生间里的浴缸刷了一遍。回到客厅里，她挨着母亲坐下，帮她择荠菜。

“你歇歇。忙了这半天，喝口水。”母亲忙道，“这人老了就是不顶用。挖了这一篮子荠菜，腰就痛得直不起来了。”

家玉问她哪里疼，帮她轻轻地捶了捶，又嘱咐她道：“这么大年纪，不要出门挖菜。从集市上买也是一样的。”

她看见母亲的一缕银发挂在额头上，就帮她捋了捋，又道：“要不要，我帮你把头洗一洗？”

“你是闻出我头发里的馊味了吧？”

“是有点油。”家玉笑了笑。

“那就干脆帮我洗个澡吧。”

家玉听母亲这么说，就嘱咐端午将卧室里的红外线取暖器移到卫生间，自己赶紧起身到厨房烧水去了。

端午歪在床上，和儿子看了会儿电视，不觉中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中，他听见小区的居民楼中，家家户户都传来了在砧板上剁肉的声音。楼下的什么地方，已经可以听到零星的鞭炮声。

婆媳两人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家玉还曾到卧室来过一次，她腰上围着红色的布裙，袖子挽得很高，手里托着一盆刚刚洗净的冬枣，靠在门框上，问他要不要吃。

端午翻了个身，又接着睡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第一次往家玉的碗里搛菜。老人家一口气喝了六七杯“封缸酒”，微微有了些醉意。渐渐地，就开始说起疯话来。她五岁上死了爹，十三岁被卖到江南当童养媳。她提到了她的第一个丈夫，那个失足坠崖的木匠。说起元庆的姐姐，那个刚出世就夭折了的女儿。

端午担心她一旦向人道起苦情，就会没完没了，赶紧找话来打岔。母亲被端午七拐八绕地这么一搅，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她看了看家玉，又看着端午。

家玉不做声，只是笑。

母亲忽然叹了口气，对家玉道：“干脆，你也别做我儿媳妇了，做我闺女好不好？”

“好啊。”家玉嘴里答应着，脸上却是灰灰的。

若若早已吃完了饭，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了半天，就嚷嚷着要下楼放鞭炮。端午正准备起身，就听见家玉对母亲道：

“我恐怕得跟端午离婚了。”

端午惊得目瞪口呆。母亲似乎也愣在那里，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怎么呢？”老太太问道。窗外的焰火忽明忽暗，衬着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绿。

“哪有女儿作兴嫁给儿子的道理？”家玉笑道。

母亲回过神来，就把手里的筷子掉了个头，在她手背上轻轻地敲了一下：“你这个死丫头。大过年的，吓我一跳！”

13

正月初三。一大早，小魏就从安徽回来了。她和嫂子大吵了一架。家玉安慰了她半天，又塞给她三百块过节费。因为小魏的提前返回，他们决定当天下午就向母亲辞行。老太太想让若若留在梅城多住几天，可小东西怎么也不肯。

初四。端午去南山的精神病疗养中心探望哥哥。因为离婚之事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端午只是礼节性地在那待了二十分钟。他从木讷而迟钝的兄长口中，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这座建成不到十年的精神病院，居然也要拆迁了。

在稍后的电话中，周主任向他证实了这个信息。有人看中了这块地。

“只怪你哥哥当年选中的这块地方太扎眼了！”周主任在电话中笑道。“不过呢，拆迁了也好。这么好的一块地方，用来关精神病，有点资源浪费，阿是啊？毕竟精神病人又不懂得欣赏风景。来噢，日你妈妈，红中独调，把钱唦！”

周主任似乎正在打麻将。

端午提到了当年哥哥与市政府签订的那份协议。周主任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不是疯了吗？从法律上来讲，疯子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了。出牌唦，别老卵！”

初五。端午和家玉带儿子去“黄日观”逛庙会。家玉本想去道观求个签、上炷香，可通往道观的坊巷人潮涌动，根本挤不进去。他们只在弄堂口略转了转，在一处花市上买了一枝腊梅，就匆匆回家了。

那枝腊梅，花瓣薄如蝇翅，就算凑在鼻前，也闻不到什么香味了。

初六。端午百无聊赖地来到吉士的报社。他刚刚升任了社长兼副总编，正在值班。端午本来想跟他说说与家玉离婚的事，可临时又改变了主意。一见他进门，吉士就将搁在办公桌上的那双脚挪了下来，坐直了身体，对他笑道：

“怎么这么巧，那一个刚走，这一个就来了。”

“谁呀？”

“还能是谁呀！”吉士起身给他泡茶，“她正满世界地找你。短信不回，手机也不接，你倒是挺决绝的。”

“她不是回泰州过年去了吗？”端午这才反应过来，吉士说的是绿珠。

“这丫头，在我这儿磨了一个上午的嘴皮子。不过，人家对我却没什么兴趣。临走，又找我借书。我问她想看什么书，她就翻着大白眼，望着天花板，说是福楼拜写的，两个打字员什么的，半天也没说清楚。不是《包法利夫人》，又不是《情感教育》，那是什么呀？我在电脑上帮她搜了搜，也没搜出个结果来。人家小姑娘，溜光水滑的，你用这么冷僻的书来折磨她，也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只是聊天时随便说起的，我没让她去看。”端午勉强笑了笑。

“你这一随便，小姑娘就晕头转向了。我看她，八成是着了你的道了。”

“她什么时候走的？”

“刚走。你若早来十分钟，就能撞见她。”

中午，他们就在楼下一家宁夏人开的清真饭馆里吃羊蝎子。吉士说起，春节前，他接到唐晓渡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在鹤浦张罗一次诗歌研讨会，把朋友们请来聚聚。

“我倒是想办这个会啊，可钱从哪里来？”吉士给端午斟满啤酒，苦笑道，“诗人、评论家，再加上记者，少说也得二三十人吧。两天会，外加旅游、吃喝，我初步算了算，没有个三四十万，怎么也弄不像样。守仁要是还活着，倒也好办。他这一走，我们总不能跟小顾开口吧？”

“小顾那里你最好别打她的主意。”端午道，“你们报社能不能出点钱？”

“十万、八万没问题。再多不合适。我也刚刚接管财务，脑子里还是一锅粥呢！”吉士道，“我们得想法逮条大鱼才行。”

他们俩在饭馆里合计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可以利用一下的“苦主”。

初十。绿珠约他去“天厨妙香”喝禅茶。端午被她缠得没办法，就答应了。绿珠开着Minicooper来接他。他们在小区门外遇见了骑车回家的庞家玉。她大概刚刚从“利军”剪艺店做完头发出来，新发型怎么看都有点土气。

绿珠一下就慌了神，可端午装着没有看见妻子的样子，夸张地吹了一个口哨，对绿珠低声地说了一句“别管她”，大模大样地钻进了汽车的前排。

白色顶棚的Minicooper引擎轰鸣，像箭一样地呼啸而去。

正月十一。端午与家玉去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多年来第一次坐公共汽车。空荡荡的车厢里，除了司机和售票员之外，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挨在一起坐着，彼此都有些不自在。想着妻子即将离他而去，另栖高枝，端午的心肠硬了起来。他一心巴望着这件烦心事早点结束。

唐宁湾的房子是用端午的名字买的，因此，他问家玉，要不要去一下派出所，“顺便”把房子的过户手续也一齐办了。

家玉“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声色俱厉地提醒他：“你这分明是赶我走！”

端午咬着牙，扬起了脖子，没有做声。仿佛在说：

你硬要这么理解，也可以！

第四章夜与雾

1

家玉是在二月的最后一天离开的。半个多月之后，在徐景阳的提醒下，端午来到了小区的中控室，要求调看28日当天的录像资料。

监控摄像设备完整地记录下了家玉离家时的画面。大约是中午十一点半，下着小雪。妻子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看上去略显臃肿，拖着一只笨重的拉杆箱，在已经变白的路面上走得很慢。快速影像使画面有些滑稽，看上去，就像是民国时代的电影资料：步调僵硬，频率夸张，动作失真。

在小区门口，一个戴耳套的摩的司机走向妻子，向她比划着什么。很快，妻子的拉杆箱，被司机塞进了用铁皮焊成的简易车厢。家玉随后也坐了进去。三轮摩托车奇怪地绕着小区门口的大花坛转了一大圈，最后向东而去，驶离了摄像头的监控范围。

这个多少有点模糊的画面，永远固定了端午对妻子的记忆。仿佛二十年来夫妻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压缩进了这个黑白画面之中。在往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想到家玉，端午的意识总是被这个灰暗的形象所占据：寂静无声。真实而又虚幻。很符合追忆所特有的暧昧氛围。

其实，在家玉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了某些征兆。

孩子熟睡之后，他们在书房的小床上亲热——离婚之后，端午执意在书房支了一张小床，与妻子分床而眠。由于离婚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心理反应，他觉得妻子的身体多少有点让他感到陌生。他开玩笑似的对家玉说，感觉总有点怪怪的，就像是在睡别人的老婆。家玉则一本正经地提醒他，事实本来就是如此。端午感慨说，自己第一次有了偷欢的感觉，有点竭泽而渔的兴奋。好像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家玉就红了脸，望着他笑。半晌，她又没来由地对端午叹了口气，道：

“你还不如说‘偷生’，更符合事实。”

听她这么说，端午的心情随之变得沉重而又茫然若失。不过，他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事后，家玉问他，假如她与“那个人”举行婚礼，他会不会去参加。端午认真地想了想，回答道：“不会去。我可没那么无聊。”

他说，尽管已经离了婚，可一看到妻子与陌生人出现在那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场合，感觉上还是会受不了。看得出，家玉对他的这个回答很是满意。她突然紧紧地搂着他，端午觉得自己后背的汗衫很快湿了一片。端午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这么想，还是故意要说出这番话来取悦“前妻”，他有点轻薄地问家玉，能不能透露一点“那个人”的情况。家玉没有答应：

“不告诉你。你就当他是上帝好了！”

拿走了你两本书。

这是妻子给他留下的唯一的一句话。它写在一张撕下的诗歌台历上。日期是2月27日。那张纸片，压在书桌的白瓷茶杯底下。这张日历上，印有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一首小诗，是陈敬容翻译的：

黎明时我向窗外瞭望，

见棵年轻的苹果树沐着曙光。

又一个黎明我望着窗外，

苹果树已经果实累累。

可能过去了许多岁月，

睡梦里出现过什么，我再也记不起。

这首诗虽说与妻子的离开没有任何关联，却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浓郁的离愁别绪，让端午瞬息之间五味杂陈，颤肝怵心。端午不由得把脸转向窗户。雪还在下着。雪花在阴晦的天空中缓缓飞舞，飘飘欲坠。街面上的路灯已经亮了。

除了不知道名字的两本书之外，妻子还带走了卫生间里的洗漱用品。应该还有一些随身要穿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满衣柜的服装，满抽屉的口红和香水，满鞋柜的靴子和高跟鞋，几乎都原封未动。就连摆在床头柜首饰盒里琳琅满目的象牙、绿松石和各式各样的耳坠，也都完好如初。这多少给端午带来了一丝宽慰，仿佛妻子仍然会像往常那样随时回来。

当天晚上，临睡前，眼神有点异样的若若，终于向父亲提出了他的问题：

“妈妈去了哪里？”

端午早早地为这个问题准备了答案。儿子还是将信将疑。第二天，儿子的提问改变了方式：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这也在端午的预料之中。他硬着心肠，为日后对儿子的摊牌埋下伏笔：

“唔，说不好。”

第三天，若若不再为难他。而是一声不响地将自己床上的被褥和枕头与母亲做了交换。端午问他为什么这么费事。若若回答说，他想闻闻妈妈的味道。

泪水即刻涌出了他的眼眶。

父子俩很少交谈。若若成天闷闷的。与妻子一样，他一旦忧郁起来，总爱蜷缩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发呆。

家玉曾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银行卡的账号。

“你在哪儿？”端午一听到她的声音，就亟不可待地问道。

“还能在哪？唐宁湾呗。小东西这两天怎么样？”

“还行。”

端午将工商银行的卡号向她复述了两遍，随后，他又跟家玉提到了儿子换被褥的事。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家玉陷入了漫长的沉默，直到手机中传来嘟嘟嘟的声音。端午以为是掉了线，当他再把电话打过去，家玉已经把手机的信号转到了秘书台。在后来的日子里，端午又尝试着给她打过几通电话。

不是关机，就是“您呼叫的客户，不在服务区”。

三月中旬，在连绵的阴雨中，春天硬着头皮来了。伯先公园河沟边巨大的柳树，垂下流苏般的丝绦，在雨中由鹅黄变成了翠绿。窗外笼了一带高高低低的烟堤。临河的迎春花黄灿灿的；粉白的刺梨和早杏，以及碎碎的樱花，如胭脂般次第开放。如果忽略掉伴随着东风而来的化工厂的刺鼻的臭味，如果对天空的尘霾，满河的垃圾视而不见，如果让目光局囿在公园的这一小块绿地之中，这个春天与过去似乎也没有多少区别。

即便是在夜半时分，当端午坐在北屋书房的写字台前，为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煞费苦心之时，他仍能从慵懒的寂静中，嗅到春天特有的气息。他的写作没有什么进展。一连写了六个开头，都觉得不甚满意。

他暂时还没办法使自己安下心来。他低估了妻子离开后可能会有的不适感，低估了共同记忆在漫长岁月中所积累起来的召唤力量。

妻子留下半罐意大利咖啡，让他夜不成寐。

他不安地意识到，庞家玉突然提出与他离婚，或许包含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重大隐秘。他开始为家玉感到担忧，无法不去猜测她此刻为雨为云的行踪。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毫无疑问，这正是一种刻骨的思念。

有一天，他去自动取款机上取钱。银行卡里钱的数额突然多出来的部分，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八千，也不是八万，而是八十万。

一直盘踞在他心头的不祥的疑虑，顷刻间被迅速放大。

他决定直接去唐宁湾，打扰一下他的前妻，以及可能正与她同居一室的“那个人”。

2

唐宁湾的房子还未来得及过户到妻子的名下。出于谨慎和不必要的多虑，他在用钥匙开门之前，足足敲了两分钟之久。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来自于换洗的沙发座套、台布和此刻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客厅墙上，那张裴勇俊的电影招贴画不见了，留下了一块镜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着一大丛杂色的雏菊，只是如今已经焦枯。

家玉其实最不喜欢雏菊。可每次陪她去花店买花，挑来挑去，最后却总是抱着一大把雏菊回家。由于每次都买回这些廉价的花朵，时间一长，家玉就误以为自己是喜欢它的。从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为人知的悖谬。

有一次，端午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厌恶的事情？家玉平静地回答道：“因为这就是我的命。”

尽管房间收拾得异常整洁，可餐桌上已经有了一层灰白的浮尘。这至少说明，妻子已有一段时间不在这儿住了。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芦柑。一只方方的玻璃茶杯里立顿茶包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样。

屋外的花园，被浮薄的朝阳照亮了一角。他还记得，房屋装修时，他和家玉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苗圃，挑选蔷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见家玉那么高兴。如今花枝已经盛大，它们攀爬在绿色的铁栅栏上，缀满了繁密的花苞。在墙根的排水沟边上，种着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疯长，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将地面铺设的红砖顶翻。

隔壁人家的花园里，有个老太太戴着凉帽，一边捶着腰，一边给韭菜撒草木灰。她是个“自来熟”，而且话特别多。她操着浓郁的扬州口音，骄傲地向端午说起她的儿子。他姓白，在中央电视台上班。端午不怀好意地问她，她儿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来。她说，儿子还没当上那么大的官。可他寄回家来的明信片上，倒是确实有白岩松的签名。他是个司机，是从部队转业过去的。

端午向她打听妻子的情况。老太太说，曾见她在这里住过几天，不过时间不长。最近一晌没怎么见过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见她在花园里给蔷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着花篱，想递给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谓的“文乎文乎”是什么意思，便笑着安慰她说，妻子恐怕听不懂她的江北话。他又问老太太，是不是见过别的什么人来过。老太太撩起围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摇了摇头。据她说，妻子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金银花底下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从唐宁湾小区出来，端午的忧虑增加了。他没去单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辆黑车，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师事务所。

在六楼的走道里，他遇见了刚刚从厕所里出来的徐景阳。徐景阳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来就长得肥头大耳，去年从一次错误的癌症诊断中幸存了下来，一场虚惊过后，他变得比以前更胖了。他们见过不多的几次面，都是在饭桌上。简单的寒暄过后，徐景阳用餐巾纸仔细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么样？”让端午吃了一惊。

他愣了愣神，向景阳苦笑道：“我这么心急火燎地赶过来，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呀。”

“朋友，你，什么意思？”景阳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硕大的脑袋里似乎飞快地在想着什么。

“家玉今天没来上班吗？”端午问他。

这回该轮到徐景阳发呆了。

不过，徐景阳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端午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道：“你跟我来。”

他们经由厕所旁边的楼梯，上到七楼。徐景阳将他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正在伏案工作的女秘书支了出去。然后，徐景阳十指相扣，端坐在办公桌前，一字一顿地说道：

“年后上班的第一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辰吧，家玉找到我的办公室。就坐在你现在坐着的椅子上。我以为她是来跟我商量润江区的拐卖儿童案，可她张口就说，‘不论我对你说出什么话来，第一，你不要大惊小怪；第二，你不要问为什么。’我当时也没顾上多想，就立刻点了点头。随后，她就提出了辞职，并要求结算合伙的本金和累计的分红。

“我一个人闷闷地想了半天。毕竟，这太突然了。最后只得问她，钱什么时候要。她说越快越好。随后就站起身来。我看见她的脸色，怎么说呢？有点怪怪的，像是出了什么事，就约她中午到她平常最爱去的‘棕榈岛’喝咖啡，希望能够了解她突然提出辞职的缘由。她在门口站了站，淡淡地说了句‘改日吧’。随后就走了。我立即把这件事通知了老隋。老隋也觉得过于突然。他说，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找家玉谈一谈。我们俩找到她办公室，可她已经离开了。办公桌里的东西都清空了。”

“她后来没来上过班吗？”

“没有。”徐景阳喝了一口茶，抿了抿嘴，将茶叶小心地吐在了手心里。“她来过一个电话，让我把钱直接打到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财务那边的字，还是我帮她签的。”

“多少钱？”

“大约是八九十万吧。除了她应得的部分，我和老隋商量后，又额外多付了她六个月的工资。毕竟在一起合作了这么久，好聚好散嘛。”

“我能不能抽支烟？”端午问他。

“抽吧。你给我也来一根！”景阳拿过烟去，并不抽，只是让它在鼻孔底下，轻轻地转着。

端午猛吸了两口烟，这才不安地向他提到，家玉自从2月28日离家至今，已经失踪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暂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端午向他隐瞒了他们已经离婚这样一个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景阳的判断。

“从法律的意义上说，这还不能称之为失踪。”景阳安慰他说。

“你觉得要不要报警？”

景阳想了想，说：“先不忙报警。就算你报了警，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最要紧的，是弄清楚她为什么会突然离家。她出走前，你们有没有拌过嘴？吵过架？或者发生过别的什么事？老实说，她突然提出辞职，让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虽然知道她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可这两天我还是一直不停地给她打。”

端午微微地红了脸。他犹豫了半天，正打算硬着头皮将妻子失踪前后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忽听见景阳道：

“这样，你回去以后，先把小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一下。如果她是带着旅行包出门的，也许问题不大。没准在外面待个几天，散散心，自己就会回来。”

办公桌上奶白色的电话机响了起来。

景阳抓起电话，慢条斯理地“嗯、嗯”了几句，忽然就暴跳起来，对着话筒大声训斥道：“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案子，一概不接！”随后，“啪”的一声，就撂下了电话。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景阳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道，“等家玉回来之后，你真该带她去做个心理咨询。”

“你是感觉到，她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吗？”

“也不一定是精神上。”景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问题出在这儿。她当初实在是不该入这个行。干我们这一行的，最重要的是预先就得培养某种超越的心态，不能让自己的感情陷入到具体的事件之中。这玩意儿，你懂的！说到底，就是一个Game而已。”

“你指的是法律么？”

“当然。”徐景阳点了点头。

他看见端午吃惊地瞪着自己，又补充道：“同样是醉酒撞死人，你可援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他死刑，也可以按一般的交通肇事来个判一缓二。从法律的意义上说，有经有权，有常有变。灵活性本来就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我们先撇开司法腐败不谈，法律当中的名堂经很多。一般人完全搞不懂。最简单的例子，你想想，为什么会有坦白从宽这一说？为什么投案自首或高额赔偿能极大地降低罪责？假如我想除掉你，杀人之后在第一时间投案自首，真心或假意地悔罪，加上高额赔偿，基本上就可以免死。而你如果预先掌握了重大的案底，投案后，因揭发而立功，甚至还可以得到一个更短的刑期。从死者的角度看，这当然不公平。可法律并不真正关心公平。

“我们很可能会误解，认为法律的设定，是以公平和正义为出发点的。家玉不是正规的法律系毕业的，这个弯子，她一直到现在都绕不过来。法律的着眼点，其实是社会管理的效果和相应的成本。自从现代法律诞生以来，它就从来没有带来过真正的公平。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完全一样。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法律的条文本身，而是对它的解释和灵活运用。也可以说，没有这种灵活性，就没有法律。不过，话还是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家玉的情感太纤细了，太脆弱了。她不适合干这一行。直到离职前，她在阅读案卷的时候，还是会流眼泪。这又何必？太多负面的东西压在她心里，像结石一样，化不掉……”

端午离开的时候，徐景阳客气地将他一直送到电梯口。他嘱咐端午，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端午已经坐在小区的中控室了。他很快就查到了28日妻子出门的录像。

他给徐吉士一连打了两个电话，都是占线的声音。等到他终于拨通了吉士的电话，他乘坐的出租车，已经来到了《鹤浦晚报》的办公大楼前。

徐吉士满脸怒容，正在办公室里大声地呵斥他年轻的女下属。端午与他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等候。他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翻了翻，又厌烦地扔回了原处。他看见吉士敲打着手里的一摞文件，对那个女孩骂道：

“‘我好好喜欢’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嗯？你是从哪里学来这种不伦不类的腔调？还有这里，‘谏壁发电厂的这种做法，像极了古语所云的，怎不叫刚刚踏上社会的我们感到纠结？若不限期改正，广大干部群众情何以堪？’你这叫什么他妈的句子，谁能看得懂？你说你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谁能相信呢？嗯？你说古语所云，所云什么呀？我看你是不知所云……”

端午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起来。

吉士当上社长，还没两个月，脾气见长不说，在训人方面也很有心得。端午见他骂骂咧咧地把对方训斥了十多分钟，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那个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显得十分单薄，但她并不把领导的盛怒当回事。既不声辩，也看不出有任何紧张。她双手反剪在背后，咬着嘴唇，轻轻地摇摆着身体。为了表示自己认真在听，不时发出娇羞的感叹声：

拉得很长的“哦”；

拉得更长的“啊——”

莺声燕语的“是这样啊!”

……

徐吉士威胁她：“如果再叫我看到这种狗屁不通的文章，你就给老子卷铺盖走人！”女孩只是夸张地吐了吐舌头，挤眉弄眼地向他的上司做着鬼脸。随后，她脚蹬UGG翻毛皮靴，踩着吱吱作响的复合地板，一扭一扭地走了。

办公室里新添了一批家具。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漆味。吉士的办公桌上，居然也已经摆出了两面色彩鲜艳的小国旗。

即便是女孩走后，吉士的一只手仍然叉着腰。原来是昨天晚上去“醉花荫”打网球，不慎闪了腰，并非故意在下属面前摆谱。

吉士从柜子里拿了两条“黄鹤楼”给他。还有一个印着“抢新一号”字样的铁盒，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我在报社待了七八年，你很少到我的办公室来。”吉士笑道，“可最近的一个月之内，你已经是第二次上门了。有什么事吧？”

端午向他说了家玉的事。出走。离婚。从单位突然辞职。年前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她卖掉了那辆红色的本田轿车。在小区监控录像中出现的画面。

吉士静静地听他说话，手却没闲着。等电磁炉上的矿泉水烧开，吉士开了一包“红顶山人”，熟练地用竹夹转动着青花瓷的茶杯，为他洗杯沏茶。他的脸上倒没有什么惊异的表情，半天，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小心烫。”

端午显得有些尴尬。等到把该说的话说完，他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又是很长时间的沉默。

“会不会去了国外？”吉士让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在腰下塞了一块布垫，眼睛看着天花板。“比方说，她嫁给了一个老外。28号离开的那天，是不是有什么人来接她？

“没有。她是坐着一辆三轮摩的离开的。”

“这事真的有点蹊跷。”吉士道，“不过，你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不能登报寻人吧？既然她已经关了手机，说明她此刻不想与你有任何联络。你所担心的碰到坏人的几率，很小。我劝你把这事先放一放。反正你们不也已经离婚了吗？先不去想它，或许过些日子，答案自己就会浮出水面的。你说呢？”

吉士很快就提到了即将召开的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提到他不久前结识的花家舍商贸集团的董事长，张有德。张有德慷慨地答应提供会议的食宿、交通服务以及每个代表高达五千元的出场费。作为交换，徐吉士在报社提供了一个职位，给张有德从民办大学毕业的外甥女，而且保证不让她上夜班。同时，吉士还许诺不定期提供一定的版面，报道花家舍商贸集团的事务。当然，这些都不过是饭桌上的口头协议。吉士笑道：

“会议一结束，老子拍拍屁股就走人。其又能奈我何？”

会议就定在4月1号到4号。地点就在花家舍。上午开会，下午游玩。吉士已经派人去那里看过了。宾馆就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据说环境相当不错。

“会议通知呢？”

“早发了。”吉士掸了掸身上的烟灰，将烟头掐灭。“与会者名单，是我和晓渡商定的。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沈副市长答应出席。鹤浦的大小媒体全体出动。开幕式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一场研讨会，我看就你来主持，怎么样？”

端午竭力推脱。最后，在吉士的胡搅蛮缠之下，他只答应在第二天上午的会议中，担任讲评人。随后，两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会议的其他细节。聊着聊着，吉士又把话题绕回到家玉出走这件事情上来了。

看得出，即便是在商讨会议的细枝末节，吉士的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你刚才说，家玉还往你的银行卡上打了一笔钱，有多少？”

“大概有八十多万。”

“这他妈的太奇怪了！这哪里是离婚啊？倒有点像是——”

端午大致能猜出吉士想说而又没说出来的话。他的脊背一阵发凉。

端午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区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儿子若若早已放学。像往常一样，他进不了家门，就坐在门口的一张石桌上，写家庭作业。天已经快要黑了。他的小手和脸颊冻得冰凉。端午一边替他收拾石桌上散乱的书本，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万一儿子问起妈妈哪儿去了，他应该如何搪塞。没想到，儿子猛吸了一阵鼻涕之后，忽然仰起脸来，对他说：“妈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真的吗？她在哪儿？”端午脱口道。

儿子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反问道：“你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你怎么会接到妈妈的电话？”

“她把电话打到了老师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尽管端午盘问再三，还是没能从儿子的口中获悉更多的信息。不过，既然家玉给儿子打了电话，至少说明，她现在的状况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糟糕。端午总算略微放了心。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家里一直电话不断。先是小顾。然后是小秋。文联的老田、小史，甚至就连家玉的前男友唐燕升也来凑热闹。

还有许多陌生人。其中有一个人，自称是去年妻子在北京怀柔讲习班的同学，姓陶。这给端午带来了一个错觉，仿佛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发生在他们家庭的小小变故。或真或假的问候与关切，都一律空洞而程式化，不得要领；一律向他索要令他难以启齿的种种枝节。

端午不免在心里暗暗责怪吉士多事。

唯有小史来电中那句无厘头的“恨不相逢离婚时”，让端午开怀大笑。她还像以前一样傻呵呵的。没心没肺，信口开河。她已经怀了孕，正在学开车。看来心情挺好。她说：“早知道你这样的人还会离婚，我就没必要那么急着离开方志办了。”

端午表示听不懂她的话。

小史笑着解释道：“我是你故意丢失的小女孩呀。”

虽说话有点暧昧，可端午听了，心里倒是抖了两抖。放下电话，端午想着她那高大颀长的身体，还是在书桌前发了好一会儿呆。

“戴思齐的老娘”，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小区的胡依薇，也给他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反复嘱咐端午“要挺住”，“无论如何都要挺住”。没想到，说到后来，她自己忽然哭了起来，让端午颇感意外，只得反过来胡乱劝慰她。可到最后，端午也没弄清楚，她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等到儿子放学回来，一打听，才知道，戴思齐自从开学后，竟然一直没去上过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没顾上问。

绿珠给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当时，端午正在前往梅城的途中。因为第二天要去花家舍开会，他打算将母亲和小魏接过来住几天，顺便帮着照看一下孩子。他以为绿珠还在云南的龙孜，其实，她是在上海的松江。她在华东第九设计院所属的一个名叫Speedcape的工作室里挑灯夜战，为他们在大山中的“后现代建筑群”进行最后论证。

绿珠的声音中有一种疲惫的兴奋。她说，她每天都与姨妈联络，对端午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如果像她说的那样，她对家玉的出走不可能不知道，但却奇怪地一字未提。她鄙夷张爱玲，却信奉她的一句名言：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命运。

她说，她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在返回龙孜之前，她打算回鹤浦来休息几天。

“你哪都不许去！等着我！待在家里，老老实实地、乖乖地等着我！”

他很喜欢绿珠撒娇似的命令口吻。

端午“嘿嘿”地笑了两声，还想跟她臭贫几句，可绿珠很不得体地说了句“我现在忙得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就把电话挂断了。

3

出发的时候，天还下着小雨。徐吉士开着一辆丰田越野，据说这是他们报社最好的车。由于中午喝了太多的酒，一路上端午都在沉睡。他的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偶尔睁开朦胧的醉眼，张望一下车窗外的山野风光，也无非是灰蒙蒙的天空、空旷的田地、浮满绿藻的池塘和一段段红色的围墙。围墙上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标语随时可见。红色砖墙的墙根下，偶尔可以见到一堆一堆的垃圾。

奇怪的是，他几乎看不到一个村庄。

在春天的田野中，一闪而过的，是一两幢孤零零的房屋。如果不是路边肮脏的店铺，就是正待拆除的村庄的残余——屋顶塌陷，山墙尖耸，椽子外露，默默地在雨中静伏着。他知道，乡村正在消失。据说，农民们不仅不反对拆迁，反而急不可待，翘首以盼。但不管怎么说，乡村正在大规模地消失。

然而，春天的田畴总归不会真正荒芜。资本像飓风一样，刮遍了仲春的江南，给颓败穿上了繁华或时尚的外衣，尽管总是有点不太合身，有点虚张声势。你终归可以看到高等级的六车道马路，奢侈而夸张的绿化带；终归可以看到一辆接着一辆开过的豪华婚车——反光镜上绑着红气球，闪着双灯，奔向想象中的幸福；终归可以看到沿途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以及它所担保的“梦幻人生”。

吉士一路上都在听Beatles。

端午又试着给家玉打了个电话。

当然，还是关机。

当我发现自己处于烦恼之中

玛丽妈妈来到我身边，为我指引方向

让它去

当我身处黑暗的时间

她站在我面前

为我指引方向

让它去

这个世界上所有心灵破碎的人

都会看到她充满智慧的答案

让它去

即使他们将要分离，仍然有机会看到一个答案

让它去

阴云密布的夜空，依旧有光明

它照耀我抵达明天

让它去

歌词和节奏都适合他的心境。他觉得Beatles的这首歌，就是为自己写的。为自己，为此刻。有人将约翰.列侬与马克思和孔子相提并论，他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他的心里涌现出一股久倦人世的哀伤或喜悦，既陈旧，又新鲜。

在窦庄附近，越野车驶下一条狭窄的田间公路。两边都是大片大片的麦地。远处是正在盛开的油菜花地。它们像补丁一样，一小块一小块地晾在翠绿的坡地上，黄澄澄的，水烟迷茫。

雨下大了。前挡风玻璃的雨刷“嘎嘎”地刮动，剪开一片烟波浩渺的湖面。其实，端午很早就已经看到那片茫苍苍的湖面了，但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越野车才抵达湖上的那条长堤。

吉士说，过去要从窦庄去花家舍，只有坐船。这条长堤，是模仿杭州西湖的苏堤修建的。虽说也弄出了一些诸如“柳浪闻莺”、“断桥残雪”一类的人工汀州，但长堤两边的柳、桃相间的景观格局，却是颐和园湖心大堤的翻版。桃花在雨中褪色。水边种着密密的菖蒲。树下是荫绿的青草。飘浮的柳丝中，隐隐约约地现出一带远山，以及山顶最高处的佛塔。不时可以看见几条渔船在风波中颠簸，偶尔也可以看见飞驰而过的拖着雪白水线的快艇。湖水在风中涌向堤面，溅起碎碎的浪花。

大概是由于下雨的缘故，长堤上看不到什么汽车和行人。只是在一个堆放着黄色游艇的码头附近，端午看到过两个打着雨伞的僧人。越过右侧的湖面，端午可以看见一大片被高耸的网状物围起的高地，好像有人在一望无际的麦地中张网捕鸟。到了近处一看，原来是一家高尔夫球练习场。

“我现在知道，你老兄为什么常常要到花家舍来了。”端午对吉士道，“这个地方果然是另一番世界，果然是名下无虚。”

吉士并不答话，只是嘿嘿地干笑。过了好半天，他才再度转过脸来，对端午笑道：“对我来说，花家舍的妙处本不在此，你懂的！”

汽车在一处祥云牌楼前停了下来。两个女孩，一个稍胖，一个略瘦，挤在同一把伞下，正站在牌楼前的石狮子旁，向他们挥手。

吉士摇下车窗玻璃，招呼她们上车。她们是鹤浦师范学院的研究生，被吉士临时抓来做会务。两个女孩都有点腼腆，上了车，谁都不肯说话。汽车“咯噔咯噔”地在水泥路上往前开，一边临着深涧，一边则是爬满厚绒般苔藓的山壁。

很快，在一个空荡荡的停车场附近，越野车驶上了一座七孔石桥。端午看见了不远处的那座小岛。尽管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可还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稔之感。据说，这是花家舍最好的宾馆。整个建筑呈工字形，青砖墙面的三层小楼，屋顶上铺着亮蓝亮蓝的瓦。竹木掩翼，草地葱郁。照例是精致的假山。照例是鱼群攒动的喷水池。汽车经由竹林中的一条小路，拐了一个弯，到了大门口的台阶下。

两个女孩抢着帮他们拿行李。

到了大堂里，她们又忙着去前台办理入住手续。端午和吉士坐在沙发上抽烟。吉士皱起了眉头。他刚刚收到一条短信，唐晓渡明天来不了了。高大的落地玻璃窗外面，有一个爬满金银花的坡地。地灯已经亮了，把坡地上的青草衬得绿莹莹的。不一会儿，长得稍胖的那个女孩，过来取他们的身份证。笑起来的时候，她的眼神既疑惑又矜持。

“他们都是你的粉丝。”吉士介绍道。

听他这么说，女孩的眼神有点吃惊。她不置可否地冲端午笑了笑。

女孩离开后，吉士续上一根烟，靠在圈椅上，向左右两边转了转脖子，把脸凑过来，在端午的耳边悄声地说了句什么。两个人都纵声大笑起来。

两个女孩都转过身来朝这边看。

他的房间在二楼的顶头。朝北。没有门牌号。房门上镶着一块雕着喜鹊登门图案的石雕，石雕上方是一块铜牌，上写“喜鹊营”三个字。端午看了看隔壁的房间，分别是“画眉营”和“鹭鹭营”。这里的客房，大概都是用鸟类来命名的，倒是有些别致。客房的装饰也十分考究，设施豪奢。卫生间异常宽大，光是淋浴设备，居然就有两套。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房子似乎刚刚装修过，房间里有一股刺鼻的油漆的味道。

最近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鹤浦还是在别的地方，不论是酒店、茶室还是夜总会，所有的房间都有这种令人窒息的味道。久而久之，端午这个习惯于自我幽闭的人，不免产生了这样一个幻觉：鹤浦人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内，只是乐此不疲地做着同一件事：造房子，装修房子，拆房子；然后，又是造房子，装修房子……

端午痛快地洗了个澡，然后接通笔记本电脑，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收发邮件，浏览当天的新闻。直到吉士来敲门，叫他去餐厅吃饭。

那两个女孩子仍在大堂里忙碌着。她们和几个男生一起，在布置第二天会议签到用的长桌，准备装有礼品和会议资料的文件袋，以及打算挂宾馆门外的欢迎横幅。吉士朝她们招了招手，两个女孩赶紧放下手里的事，忙不迭地朝他跑过来。吉士详细地询问了会议室的准备情况——话筒、桌签、水果、茶歇用的咖啡和点心。最后他又问，会议的日程表和代表名单有没有印出来。

“印好了，就在会务组。”其中一个女孩道，“我一会儿就给您送来，老师住哪个房间？”

“句谷营，就在会务组隔壁。”

端午听她这么说，心里正在犯嘀咕，吉士所说的这个“句谷”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鸟，忽听得那女孩“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另一个女孩看上去稍微懂事一点，本来打算忍住笑，可到底也没忍住，笑声反而更加不可收拾。两个人都笑得转过身去，弯下了腰。

吉士和端午互相看了一眼，彼此都有些莫名其妙。

他们两个来到了餐厅。吉士随便点了几个菜，对端午道：“不要一下吃得太多。待会儿，我带你到酒吧街去转转，少不得还要喝。”

“可我不太想去。有点累。”

“累了就更要去。”吉士笑道，“你也放松一下。这一次，我说了算。反正你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服务员点完菜刚走，吉士又想起一件什么事来。

“哎，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两个小姑娘，干吗笑得那么凶？”

端午略一沉思，就对吉士道：“我也在琢磨这件事。有点怪。这样，你把房间的钥匙牌拿来我看看。”

“拿钥匙牌做什么？”

“你拿过来，我看一下。”

吉士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带感应钮的长条形有机玻璃，正反两面看了看，递给他。端午见上面赫然写着“鸲鹆”二字，就笑了起来。

“老兄，你把‘鸲鹆’两个字读错了。不读句谷。也难怪，鸲鹆这两个字，倒是不常用。不过，你没读过《聊斋志异》吗？”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鸲鹆，到底是种什么鸟？”

“嗨！就是八哥。”

吉士也笑了起来，脸上有点不太自在。

“操，这脸可丢大了。就像被她们扒去了裤子一样。”

花家舍的灯亮了。那片明丽的灯火，飘浮在一个山坳里，带着雨后的湿气，闪烁不定。远远看过去，整个村庄宛如一个玲珑剔透的珠帘寨。灯光衬出了远处一段山峦深灰色的剪影。在毛毛细雨中，他们已经走到了七孔石桥的正中央。

风在他们眼前横着吹，驱赶着凤凰山顶大块大块的黑云。即便在雨后的暗夜中，端午仍能看见湖水摇荡，暗波涌动。清冽的空气，夹杂着山野里的松脂香。

“你从来就没去过那种场合？不会吧？”吉士低声问他。

“你指的是色情场所？”

“是啊。”

“去过。”端午老老实实地回答。

不过，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年他第一次出国，在柏林。一个侨居在慕尼黑的小说家，为他做向导，带他到红灯区去长长见识。他们去得稍微早了一点。在一个阴暗的门洞前，他的那些同行——几个从国内来的诗人，蔫头巴脑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焦急地等待着妓院开门。不时有德国人从他们身边经过，不约而同地用迷惑的眼神，打量着这几个急性子的中国人。他们去得也太早了。

路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地剜着他的心。端午和那个来自慕尼黑的朋友，装出从那路过的样子，做贼似的逃离了红灯区。

“这算什么！到底还是没有进去，是不是？可话说回来，我对西装鸡没什么兴趣。”吉士笑道，“正好，我带你去破了这个戒。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就当我是靡菲斯特好了。”

随后，他引用了歌德在《浮士德》中的那一名言，怂恿他“对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要细加参详”。

他们先是去酒吧街喝酒。威士忌。生啤。然后是调得像止咳糖浆一样难喝的鸡尾酒。正如吉士所预言的那样，喝着喝着，他的心也开始一点一点地融入了浮靡的夜色，同时暗暗下了一个决心：假如吉士执意要带他去“那种地方”，倒也不妨去去。

这个酒吧街，与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更为精致、整洁一些罢了。除了小酒店和咖啡馆之外，也有出售木雕、版画、银器、挂饰的小店铺。还有几处水果摊，几家已经打烊的花店。他们一连换过三家酒吧，端午都嫌吵。

吉士就决定带他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刚下过雨，山道上青石板的路面有点湿滑。喝了点酒，他的双脚仿佛踩在一团松软的棉花上。夜已经很深了，他能听见山谷中奔腾而下的溪水声，听到花荫间布谷鸟的鸣叫。都有点不太真切。

他们上上下下，走了无数级台阶后，拐入一条幽僻的短巷。巷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木门前，亮着浮暗的灯，照出花针般纷乱的雨丝。门里有两个身穿旗袍的女子，躬身而立，朝他们嫣然一笑。

进门后，是一个天井。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太湖石，窍透寒璧，碎影满地。石山旁有两口太平缸，一丛燕竹。天井的后面，似乎是一间宽敞的厅堂，被太湖石挡住了，黑黢黢的。这个院子一看就是新修的，可依然透出些许朴拙的古意。

穿过天井，就是一个临水而建的花厅。池塘不大，却花木扶疏，石隙生兰。围廊数折，叠石夹径，廊外梅、棠、桃、柳之属，笼着一片淡淡的雨烟。门前的一副篆书的楹联。白板黑字。

雨后兰芽犹带润

风前梅朵始敷荣

他们在花厅里坐定，吃了几片炸龙虾，就见一个手拿对讲机的女子，款款地走进门来。她的身后，跟着十几个身穿制服的女孩，在花厅前站成了一排。

端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心脏怦怦狂跳，立刻就有点倒不上气来。这些女孩，一律挽着高高的发髻，藏蓝色的制服和裙子，黑色的丝袜，脖子上都系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条纹丝巾。乍一看，有点像正在值机的空姐。大面积的美女从天而降，堆花叠锦，反而有点让人胆寒。

那个手拿对讲机的女子，来到端午的跟前，趴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端午立刻就不好意思起来。见他多少有些忸怩作态，那女孩就捂着嘴笑。

她让他从这些女孩中挑一个。

端午出乖露丑地说了一句：“这，叫我怎么好意思？”

女孩们就全笑了。

端午腻歪了半天，十分狼狈，只是一个劲地嘿嘿地傻笑。连他自己都觉得面目猥琐，令人生厌。最后，还得吉士出来替他解围。

吉士老练地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走到那些女孩跟前，一个一个依次看过去，不时地吸一吸鼻子，似乎在不经意间，就从中拽出两个女孩来。

其余的，都郁郁不欢地散了。

“有点眼晕，是不是？”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的时候，吉士对端午道。

“岂止是眼晕！”端午老老实实地承认道，“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轻声地聊着什么，那两个女孩已经忙着为他们端茶倒酒了。

“你闭关修炼的时间太长了，”吉士颇有些自得，望着他笑，“冷不防睁开眼，外面的世界，早已江山易帜。”

“那倒也不是。谈不上闭关。我不过是打了个盹。”

“什么感觉？”

端午想了想，道：“仿佛一个晚上，就要把一生的好运气都挥霍殆尽。”

“没那么严重。”

端午见女孩给他的杯中斟满了酒，端起来就要喝，吉士赶忙拦住了他：“先别顾喝酒，事情还没算完。这两个女孩都是新来的，我以前没碰过。你从中挑一个留下。剩下的一个，我带走。”

端午飞快地朝面前的那两个女孩觑了一眼。两个女孩子都很迷人，一个稍胖，一个略瘦。一个大大方方，落拓不羁，皮肤白得发青，透出一股俊朗；另一个则面带羞涩，看上去甚至还有几分幽怨之色。尽管是偷偷的一瞥，端午还是一眼就相中了那个较胖的女孩，可嘴上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心头荡过一波一波的涟漪，出了一身热汗。

吉士有点等不及了。

他把烟蒂在香蕉皮上按灭，对端午道：“既然你这么客气，那我就先挑了？”

随后，他一把拽过那个胖女孩，揽着她的腰，去了隔壁的房间。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端午都有点茫然若失。就像二十年前，招隐寺那个阳光炽烈的午后，分厘不爽地回来了。

他怎么也丢不开刚刚离去的那个女孩。她那充满暗示、富有挑逗性的眼神，她那丰满而淫荡的嘴唇，刹那之间，使得面前的这个姑娘无端地贬值。

他怎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出于礼貌，他搂了一下那女孩的胳膊。她也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本能地夹紧了双腿，柔眉顺眼地望着他。

很快，她脱掉了腿上的网状丝袜，怯生生地提醒端午，让他去卫生间洗澡。

“傍晚的时候，我刚洗过。”端午说。

“那不一样。”女孩勉强地笑了笑，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我来帮你洗。”

端午闻到她嘴里有一股不洁的气味。有点像鸡粪。他心里藏着的那点嫌恶之感，很快就变成了庆幸。他终于有理由什么都不做。他什么都可以容忍，就是不能容忍口臭。

他皱了皱眉，兴味索然地对她说：“不用了，我们聊会儿天吧。”

尽管端午刻意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极力显出庄重而严肃的样子，可他们接下来的谈话，既不庄重，也一点都不严肃。

端午问她，既然长得这么漂亮，为何不去找一份正当的职业？女孩笑了笑，低声反驳说，她并不觉得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有什么不正当的。

端午接着又问她，从事这个职业，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比如养家糊口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纯粹身体方面的原因？女人是不是也会像男人那样纵情声色，喜欢不同类型的男人，进入她们的身体？如果是，会不会上瘾？换言之，女人的好色，是不是出于某种他还不太了解的隐秘天性……

说到不堪的地方，女孩就装出生气的样子，骂他下流。

当然，端午也问了她一些纯属“技术性”的问题。比如——

“什么叫冰火两重天？”端午有的是好奇心。

“你是从电影里看来的吧？”女孩道，“火指的是酒精。冰呢，当然就是冰块了。都是舌头上的功夫。唉，老掉牙的玩意，现在早就不时兴了！也很少用冰块。”

“那你们现在用什么？”

“跳跳糖。”女孩道，“你吃过跳跳糖吗？”

“没有啊。”

“那我怎么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那种感觉的，不如我们现在就，试试？”

端午犹豫了半天，在最后一刻，还是拒绝了。

她是江西婺源人。说起第一次被人强暴的枝节，听上去更像是炫耀。她又说，其实她在花家舍，也有“正当的”职业。端午已经没有了打听的兴致。为了打发剩下的无聊时间，她教端午玩一种摇骰子的游戏。一开始，端午还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可后来实在是厌烦了，再次向她重申了一遍“钱一分都不会少”，就让她自行离开了。

他蜷缩在沙发的一角，打起盹来。在那儿一直待到凌晨三点。

4

第二天早晨十点左右，端午在睡梦中被手机铃声惊醒了。电话是唐晓渡打来的。此刻，晓渡正在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等候过安检。他先要去意大利的威尼斯参加一个诗歌节，随后访问瑞士的巴塞尔大学，最后一站是伊斯坦布尔。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空中飞人。

“你是会议的发起人，临时溜号，有点不够意思吧？”端午笑道。他觉得手机的信号有点不太好，就拉开窗帘，打开了窗户。

“这话从何说起啊？”晓渡在电话那头道，“我出国的计划去年秋天就定下了了。元旦前，吉士来北京出差，我请他在权金城吃火锅。他说他刚当了社长兼副总编，手里的钱多得花不了，就和我商量要办这么一个会。我是最怕开会了，只答应帮他请人。喂，你现在在哪里？”

“花家舍。离鹤浦不远。”

晓渡在电话中轻轻地“噢”了一声：“这个花家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说不好，我也是第一次来。”

“吉士每次给我打电话，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一提到花家舍就兴奋，像打了鸡血一样。恐怕是一个温柔富贵乡吧？”

“差不多吧。”端午道。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晓渡的声音变得有些严肃起来，“花了那么多钱，好不容易张罗起一个会来，你们不妨认真地讨论一些问题。不是说不能玩，而是不要玩爆了，弄出一些事端来。你知道我说什么。现在，屁大的事到了网上，都会闹得举国沸腾。再说，吉士刚当了官。唉，现如今，当官也是一项高危职业啊。凡事还是悠着点好。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这流氓，手机关机。”

作为中国诗歌界教父级的人物，唐晓渡宅心仁厚，素来以老成持重著名。最后，他再三提醒端午，参加这次会议的诗人中，有几个人的身份“有点特殊”，让他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别出事。

天已经放晴了，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空，浮着一层厚厚的鱼鳞云。正对着七孔石桥的湖对岸，是一条年代久远的风雨长廊。它顺着山脊，蜿蜒而上，一直通到山顶的宝塔。看上去，像是一条被阳光晒得干瘪的蜈蚣。花家舍被这条长廊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左侧是鳞次栉比的茶褐色街区。黑色的碎瓦屋顶。黑色的山墙和飞檐。颓旧的院落。或长或短的巷子。亭亭如盖的槐树或樟树的树冠，给这条老街平添了些许活力。

而在长廊的右侧，则一律是新修的别墅区。白色的墙面。红色的屋顶。屋顶上架着太阳能电池板和卫星电视接收器。奇怪的是，每栋别墅的屋脊上都装有镀铜的避雷针，像一串串冰糖葫芦。别墅之间，还可以看到几块天蓝色的露天游泳池和网球场。

端午吃了一个苹果，坐在写字台前，开始阅读邮箱中的信件，浏览新浪网的新闻。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阳光了。窗外的柳枝在风中摆动，湖水层层叠叠地涌向岸边，溅起一堆碎浪。阒寂中，有一种春天里特有的忧郁和倦怠。

绿珠发来了她新写的一首长诗。其余的，都是垃圾邮件：妙男养生，欧洲深度游，贩售香烟，提供各类机打“发漂”……诸如此类。让端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几乎所有向他兜售发票的人，都把“票”写成了“漂”。似乎任意加上一个偏旁部首，就可以使令人生畏的法律，变成一纸空文。

绿珠的长诗足有三百多行，题目很吓人，叫做《这是我的中国吗？》。有点刻意模仿金斯堡格的《嚎叫》。

他起身去了洗手间。刷牙的时候，他听到笔记本电脑里传来了一连串铁屑震动般悦耳的声音，有点像蟋蟀的鸣叫。它重复了三次。

端午当然知道这种声音意味着什么。

家玉在呼唤他。

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嘴里咬着牙刷，奔到客厅的电脑前，看见电脑桌面右下方的企鹅图标，正在持续地闪烁。

秀蓉：在吗？

秀蓉：你在吗？

秀蓉：在干吗呢你？

看着QQ界面上的文字，看见“秀蓉”这个名字，他的眼睛很快就湿润了。端午赶紧在键盘上手忙脚乱地敲出一个汉语拼音。在。潮水般的激流，一波一波冲击着他的胸脯，堆积在他的喉头。

端午：在。

端午：你在哪儿？

秀蓉：旅行中。

端午：是蜜月旅行吗？

秀蓉：就算是吧。

端午：还愉快吗？你怎么样？

秀蓉：活着呢。

端午：这话可有点老套。

秀蓉：活着，就是还未死去。你小说的开头想出来了吗？

端午：一连写了六个开头，都觉得不对劲。

秀蓉：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端午闭上眼睛，把记忆中所有重要的时间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些迟疑地在键盘上敲出一行字来：很平常啊！

端午：4月1号，很平常啊！

秀蓉：忘了就算了吧。

端午：要不，你提醒一下。

秀蓉：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日子。我没想到还会见到你。在华联百货的二楼。

端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多少有点模糊的脸来，带着惊惧、疑惑和忧郁。那是二十岁时的家玉。在一面镜子里。

秀蓉：想起来了吗？

端午：你怎么会记得这么牢？

秀蓉：因为恰好是愚人节。

秀蓉：另外，藏历的4月1号，是萨嘎达瓦节开始的第一天。

秀蓉：唉！

端午：叹什么气啊？

秀蓉：现在想想，我们的重逢，更像是一个愚人节开的玩笑！

端午：我知道你现在在哪儿了！莫非你在西藏？

秀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

端午：你真的在西藏吗？

秀蓉：就算是吧。

端午：四月初的西藏还很冷吧？

秀蓉：草原上的雪，应该已经化了。

在端午的记忆中，家玉似乎一直都在渴望着抵达西藏。他们结婚之后她就去过三次，奇怪的是每一次都功败垂成。

第一次是和她在上海政法学院教书的表姐一起，走的是青藏线。她们在格尔木耽搁了一个星期之后，好不容易搭上了一辆军车。这辆运送大米和面粉的大卡车，在八月中旬的炎炎烈日中行驶了一天一夜，最后坏在了唐古拉山的雪峰下。从理论上说，那里已经属于西藏的地界了。表姐因为高原反应而吐得面无人色，央求她原路返回。家玉匆忙中拦下一辆运马的车，心有不甘地返回西宁。

第二次去西藏，是她刚买车那会儿。她在“绿野仙踪”网站上结识了三个网友，都是男的，组成了一个自驾旅行团。这一次，他们改走川藏公路。出发后的第六天，他们在一个名叫“莲禺”的地方，遇上了大面积的塌方。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喇嘛庙里住了三四天，从一个喇嘛手里带回了那只虎皮鹦鹉。

最接近抵达拉萨的一次，是在一年前。在家玉的怂恿之下，律师事务所的同事组织了一次“纳木错”朝圣之旅。由于兴奋过度，在临出发的前一天，家玉因患急性胰腺炎而住进医院。只能通过徐景阳发回的照片，在网络上追踪着同事们在纳木错的行程。

端午：我有一个藏族朋友，名叫嘉仓平措，在西藏电视台工作。如有缓急，可以找他帮忙。平措的电话是13910815173。

秀蓉：我想恐怕用不着。

秀蓉：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有“命”这回事吗？

端午：说不好。你总爱胡思乱想。

秀蓉：若若怎么样？

端午：还好。

秀蓉：还好是什么意思？

端午：没什么事，就是看上去有点忧郁。

秀蓉：现在想想，还真是有点后悔。

端午：后悔什么？

秀蓉：我们当初根本就不该要孩子。有点太奢侈了。

秀蓉：你到花家舍开会，谁来照顾若若？

端午：我把妈妈和小魏她们接来了。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在花家舍？

秀蓉：鹤浦新闻网上发了消息。那个人，也在吧？

端午：谁？

秀蓉：别装糊涂！

端午：你是说绿珠吗？她在云南。

端午：你在吗？

端午：你还在吗？

端午：随时保持联络。

秀蓉：明天上午十点，如果你有空我们接着聊。

秀蓉：拜拜。

端午：拜拜。

端午泡了一杯Lipton红茶，将他和家玉的聊天记录从头至尾看了两遍。他还是无法确定她现在的状况。她的那些话，充满暗示性，却又像梦一般不可琢磨。甚至就连她现在的行踪，也还大有疑问。当端午问她是不是身处西藏时，她的回答是：“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揶揄的气味十分明显。

他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无法说明缘由的预感。说不定，此刻，家玉就在花家舍！很有可能和他同住在这栋灰蓝色的小楼里。当然，这不过是他的胡思乱想而已，像春天的艳阳一般诡谲多变。

阳光已经敛去了它的笑容。天空陡然变得沉黑沉黑的。湖边的柳丝被东风拉直，虬龙般的闪电跃出花家舍上空的雨云，在灰蒙蒙的湖面上亮出了它的利爪。“轰隆隆”的雷声跟着滚过来。他看见七孔石桥上有人在飞跑。下雨了。湖面上漾出了一片浮萍般的碎花。沙沙的雨声，在窗下的剑麻丛中响成了一片。

十二点半，他下楼去餐厅吃饭。

大堂里，刚刚抵达的三位诗人，浑身上下被雨水淋得透湿。他们正在柜台前办理入住手续。端午认识其中的两位。为了避免寒暄，他装出没有认出他们的样子，远远地从他们身后一走而过。

5

晚上有一个小型的宴会。三十多位诗人、编辑和记者，在二楼的大包厢里挤满了三桌。花家舍的掌门人张有德没有出席宴会,但他派来了能说会道的助手。她的美貌，由于嘴角的一颗不大不小的痦子，打了一点折扣。代表接待方致欢迎词的，是花家舍新区管委会的主任，也姓张。他一开始就介绍了自己的专业背景：大学学的是英文，硕士阶段读的是比较文学。因此，他在致辞中，夹杂着一些诸如actually、anyway这样的英文单词，还是说得过去的，并不让人反感。但他却刻意隐瞒了自己作为张有德堂弟的事实。他的致辞简短而得体，即便是客套和废话，也使用了考究的排比句式，仿佛大有深意存焉。

端午被吉士强拉到主桌就坐。而吉士本人，则谦恭地藏身于包房内的一个角落里；只有在敬酒的时候，他才会在各桌之间来回穿梭。

端午的左手，坐着诗人康琳。他是端午在上海读书时的校友。因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当年他在上海时最大的烦恼，就是很多男性崇拜者锲而不舍地给他情书。最近十多年来，端午还是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娶了一位法国籍的妻子，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过一年。他告诉端午，在布市的一年中，他从未停止过向每一位阿根廷人打听博尔赫斯的故居。所有的人都语焉不详。这让他既伤感，又愤懑。可就在他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巴黎的途中，旅行社替他开车的司机才悲哀地告诉他，其实他所住的那家旅馆，就在“那个瞎子”的隔壁。

坐在端午右边的是诗人纪钊，也算是老朋友了。可端午一直找不到机会与他说话。此刻，他正在与邻座的一位池姓美女诗人，谈论着不久前的“阿格拉之旅”。他是如何夜宿“西克里鬼城”；从孟加拉湾长途奔袭而来的斯里兰卡虎蚊，是如何让他发起了高烧；一天夜里，一只孔雀如何通过敞开的窗户，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到他床前，并试图与他交谈；与他同行的另一位中国诗人，又是如何被泰姬陵的美惊得涕泪交流……

如今，诗人们在不大的地球上飞来飞去，似乎热衷于通过谈论一些犄角旮旯里的事来耸人听闻。这是一种新的时尚。也许只有人迹罕至的异域风情，才能激发他们高贵的想象力吧。那些刚刚迈出国门的人，傻乎乎地动辄谈论美国和欧洲，差不多已经成了一件丢脸的事。

徐吉士显得一脸疲惫，可还是举着酒杯，陪着痦子美女，挨个敬酒。同时，他也在物色饭后一起去酒吧聊天的人选。当他来到端午身边的时候，把嘴附在他的耳穴边，低声嘱咐了几句。人声嘈杂，端午几乎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当然，也不需要听清楚。

饭后，他们再次前往湖对岸的酒吧街。

同行的四位，端午都有些陌生。由于大堂的柜台不能提供足够的雨伞，端午只得与吉士合撑一顶。两人谈起昨晚的事，吉士仍在不停地抱怨。昨晚他带走的那个胖胖的“伪空姐”，其实也不怎么样。嘴唇上满是坚硬的暴皮，弄得他很不舒服。

湖中的长堤上亮起了灯。迷蒙的灯光在细雨中显得落寞。吉士说，他本来也叫了康琳，可他推脱说，他现在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形式的享乐。语调中颇有厌世之感。端午想起了家玉，只是不知道她所待的地方，现在是不是也同样下着雨。

他们绕过七孔桥边空无一人的停车场，穿过几条光影浮薄的街巷，来到了一个爬满绿藤的正方形建筑门前。据吉士说，这是花家舍最有情调的酒吧。门外有一个供客人喝啤酒的钢架凉棚，因为下雨，没有一个人。白色的桌椅叠在了一起。

这是一座静吧。人不多。侍者刻意压低了嗓门与他们说话。椭圆形吧台边的高脚凳上，坐着几对喁喁私语的男女。吧台对面，是一个巨大的水车，它并不转动，可潺潺的流水依然拂动着水池里的几朵塑料睡莲。他们由一条铁架楼梯，上到二楼，在被黑色的漆屏隔开的一条长桌前，落了座。

吉士给每个人都点了一盎司威士忌，算是起个兴。随后，他又向朋友们推荐了这里的比利时啤酒。端午注意到，离他们不远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坐在阴影中。她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浅蓝色纱巾，精致的侧脸被桌上的小台灯照亮了，似乎面有愁容。笔记本电脑开着。敲击键盘的声音和屋外飒飒的雨声难以区分。

乍一看，这人还真有点像绿珠。

晚宴的时候，绿珠给他发来两条短信，他还没有顾得上回复。现在，她已经从上海回到了鹤浦。端午想给她直接打个电话，可手机的荧屏闪了一下，提醒他电已耗尽。

坐在端午对面的两个人，正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其中的一位，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另一位是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从事诗歌评论，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年龄看上去略大一些。尽管端午暂时还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可他知道两人的意见并不一致。

另外两个诗人远远地坐在长桌的另一端，虽说不是刻意的，却与另外四个人隔开了相当的距离。他们似乎正在讨论一位朋友的诗作。一个留着络腮胡子，脸显得有点脏；另一个则面庞白净，脑后梳着一个时髦的马尾辫。

“你有没有注意到墙角里的那个女孩？”吉士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斜着眼睛对端午道。

“小声点。”端午赶紧提醒他。

“这么好看的女孩子，如今已经难得一见。”吉士道，“你难道没发现，如今的女孩，一个比一个难看了吗？”

“又是陈词滥调。坦率地说，我倒没觉得。”端午轻声道。

“这个女孩让我想起了韦庄的一句诗。”

“不会是‘绿窗人似花’吧？”端午想了想，笑道。

“此时心转迷。”

他嘿嘿地笑着，声音有点淫秽。端午正想说什么，忽见对面的那位教授，猛然激动起来，突兀地冒出了一连串极其深奥的句子：

“网球鞋的鞋带究竟是从上面系，还是从下面系，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问题。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询问。Asking。阿尔邦奇的回答，让他的妻子陷入到了语言的泥淖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非同一般的询问，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日常语汇的分叉或偏离。也就是说，实指功能与修辞功能是如何地不成比例。是语法的修辞化呢？还是修辞的语法化？OK？”

教授极力试图控制自己的音量，可楼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还是纷纷转过身来打量他。端午把教授刚才的那番话琢磨了好几遍，最终也没搞懂他在说什么。他不知道“阿尔邦奇”是谁，为什么要系网球鞋，更别提他的妻子了。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他，大学里的所谓学问，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精深的程度。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两位年轻诗人，也谈兴正浓，状态颇显亲密。教授的那番话不过使他们的交谈中断了半分钟而已。随后，两人又开始交头接耳。他们频频提到潘金莲、西门庆或武松。起先，端午还以为他们是在讨论《水浒传》。可后来，络腮胡子又两次提到了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端午又觉得，他们正在谈论的，似乎是《金瓶梅》。

其实，两者都不是。

因为，端午听见那个脑袋后面扎着马尾辫的诗人，忽然就念出下面这段诗来：

他要跑到一个小矮人那里去

带去一个消息。凡是延缓了他的脚步的人

都在他的脑海里得到了不好的下场

他跑得那么快。像一只很轻的箭杆

……

马尾辫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能够随口背诵诗人的原作，让端午颇为嫉妒。他有意加入两人的谈话，便端着啤酒杯，朝那边挪了挪，与两个人都碰了杯。两个年轻人也还友善，他们亲切地称他为“端午老师”。络腮胡子更是自谦地表示，他们都是“读着端午老师的诗长大的”。这样的恭维，虽说有点太过陈腐老旧，可端午听了，也没有理由不高兴。

端午问他们正在聊什么，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笑。马尾辫道：“嗨，瞎侃呗。”

他们之间已经热络的谈话一旦恢复，似乎也不在乎把“端午老师”抛在一边。端午坐在那里根本插不上话，立刻离开又显得很不礼貌，只得尴尬地转过身来，再次把目光投向桌子的另一端。

两位学者之间的谈话，已经从高深莫测的修辞学，转向一般社会评论。两个人都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感到忧心忡忡。其间，徐吉士不无谄媚地插话说：“杞忧，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听上去，有点不知所云。

教授喜欢掉书袋。学院的严格训练，使得任何荒谬的见解都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却没有对他言谈的逻辑性给予切实的帮助。他的话在不同的概念和事实之间跳来跳去。他刚刚提到王安石变法，却一下子就跳到了天津条约的签订。随后，由《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通过“顺便说一句”这个恰当的黏合剂，自然地过渡到了对法、美于1946年签订的某个协议的阐释上。

“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个协定的签署，导致了日后的‘新浪潮’运动的出现……”

研究员刚要反驳，教授机敏地阻止了他的蠢动：“我的话还没说完！”

随后是GITT。哥本哈根协定。阿多诺临终前的那本《残生省思》。英文是The Reflections of the Damaged Life。接下来，是所谓的西西里化和去文化化。葛兰西。鲍德里亚和冯桂芬。AURA究竟应翻译成“氛围”还是“辉光”。教授的结论是：

中国社会未来最大的危险性恰恰来自于买办资本，以及正在悄然成型的买办阶层。他们与帝国主义主子沆瀣一气，迫使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一点残菜剩羹，加紧榨取国内百姓的血汗……

问题在于，端午并不知道教授是如何从前面那些繁复而杂乱的铺陈中，推导出这一结论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教授还引用了一句甘地的名言。可惜，他那具有浓郁河南地方特色的英文有点含混不清。

另外，端午的注意力，再次被两位年轻诗人的谈论吸引住了。

她累了，停止。

汗水流过，落了灰，而变得

粗糙的乳头，淋湿她的双腿，但甚至

连她最隐秘的开口处也因为有风在吹拂

而有难言的兴奋

……

诗中的那个“她”，指的也许就是潘金莲。端午紧张地朝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女孩看了一眼，所幸，她的耳朵里已经嵌入了白色的耳塞。白皙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敲击着，为了驱散越来越浓的烟味，她开了窗。她的头发微微翕动，因为窗口有轻风在吹拂。

吉士在烦躁地看表。他走到那个马尾辫青年的身边，手搭在他肩上，与他耳语一番。马尾辫仰起脸来，笑了笑，说：“那不着急！”

研究员显然不同意教授的观点。

“社会已经失控了。”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从桌上的玻璃盅中抓出几粒花生米，放在手里搓了搓，吹掉了浮皮，放在嘴里咀嚼着，接着又道：“这种失控，当然不是说，权力对社会运转失去了有效的管制或约束。我的意思是，这种失控，恰恰是悄然发生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他们，也许我应该说我们,我们已不再相信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不再认同任何价值。仿佛正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每一个人都不能连续思考五分钟以上，都看不到五百米之外的世界。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坏死。

“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攻击美国；而自由主义者则把矛头指向体制和权力。在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中，双方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权力，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论是中石油，还是世界银行，生来就彼此抱有好感。它们之间有一种，怎么说呢？天然的亲和力。甚至都用不着互相试探，一来二去，早就如胶似漆了。在国内，你如果在四十八元的价位上购买了中石油的股票，只能怪自己的祖宗没有积德。几年下来，股价已经跌到了可怜的十二块钱。可中石油在美国仅仅融资二十九亿美元，给予境外投资者四年的分红累计，竟然超过了一百一十九亿美元。很多人还抱有天真的询问，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要说的是，这种改革，并非没有开始。依照我的观察，它已经在内部悄悄地完成了。它已经是铜墙铁壁。事实上，任何人都已经奈何它不得。

“而保护这一壁垒的，不是防弹钢板，甚至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合谋和沆瀣一气，而是让人心惊胆战的风险成本。为了避免难以承受的风险，维持现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的后果，同时又在堆积和酝酿更高层级的风险，如此循环下去而已。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只有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当这个社会被迫进行重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个代价还不仅仅是环境和资源，也许还有整整几代人。当然，GDP还不错。据说马上就要超过日本了，是吗？”

教授笑了笑，插话道：

“不是马上，而是已经。有时候，我们很世故，有时候似乎又幼稚得可笑。一头狮子，如果说自己长得有多肥，炫耀炫耀，那倒也不妨事的；如果是羊或猪一类的动物，整天吹嘘自己长得有多胖，前景反而有点不太妙。”

随后，他又补充说：“这句话是鲁迅先生说的。”

研究员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的思路似乎也被正在朗诵的诗歌片断打乱了。

发髻披散开一个垂到腰间的漩涡

和一份末日的倦怠

脸孔像睡莲，一朵团圆了

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我这活腻了的身体

还在冒泡泡，一只比

一只大，一次比一次圆

研究员把目光转向端午，问道：“诗人有何高见？你怎么看？”

“我是个乡下人。没什么可说的。”端午笑道，“电视、聚会、报告厅、互联网、收音机以及所有的人，都在一刻不停地说话，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结论是早就预备好了的。每个人都从自身的处境说话。悲剧恰恰在于，这些废话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声音到处泛滥，所以，你的话还没出口，就已经成了令人作呕的故作姿态或者陈词滥调……”

“我同意。”研究员道，“这个社会，实际上正处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言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无言状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沉默，反而恰恰是说话。”

端午觉得研究员多少有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正想申辩几句，就看见吉士已经哈欠连天地站了起来，从椅背上取下夹克。

他们已经打算离开了。

端午没有与他们一起去夜总会。

吉士暗示他，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点特别。和昨晚大不一样。女孩们都穿着红卫兵的服装。他许诺说，在灵魂出窍的疯狂中，还有浓郁的怀旧情调。不过，吉士见端午主意已定，也没有怎么去勉强他。倒是教授轻佻地冲他眨了眨眼睛，说了一句老套的俏皮话：

“形固可如枯槁，心岂能为死灰乎？”

他们就在酒吧门外的濛濛细雨中分了手。

6

上午九点开始的开幕式很简短，不到十点就结束了。据说是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接下来，照例是代表们与当地领导合影留念。端午随着人群来到了宾馆门前，差不多已经到了他与家玉约定的聊天时间。

天虽然已经晴了，可空中依然飘洒着细碎的雨丝。端午利用照相前互相谦让位序的间歇，悄悄地离开了那里，打算溜回自己的房间。他穿过大堂，走到楼梯口，一位长发披肩的旅德诗人拦住了他的去路。那人微笑着给了他一个西方式的拥抱，然后递给他一份不知什么人起草的共同宣言，让他签字。端午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姓林。那年在斯德哥尔摩，他们在森林边的一个餐馆里，品尝北欧风味的猪蹄时，两人匆匆见过一面。端午有些厌恶他的做派与为人。

“老高问你好。”他笑着对端午道。

“谁是老高？”

“连老高都不记得了吗？七八年前，我们在斯德哥尔摩……”

端午很不耐烦地从他手里接过那份宣言，也没顾上细看，就心烦意乱地还给了他：“对不起，我不能签。”

旅德诗人并不生气。他优雅地抱着双臂，笑起来的时候，甚至还带着一点孩子气：“为什么？我能将它理解为胆怯和软弱吗？”

“怎么理解，那是你的事。”端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

家玉已经在线上了。

她给端午写了一大段留言，来讲述昨天晚上做过的奇怪的梦。

她梦见自己出生在江南一个没落的高门望族，深宅大院，佣仆成群。父亲的突然出走，使得家里乱了套。时间似乎也是春末，下着雨。院中的荼花已经开败了。没有父亲，她根本活不下去。一直在下雨。她每天所做的事，就是透过湿漉漉的天井，眺望门前无边无际的油菜花地和麦田。盼望着看到父亲从雨中出现，回到家里，回到她的身边。直到不久之后，一个年轻的革命党人来到了村中，白衣白马，马脖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他的身影倒映在门前的池塘中……

端午：你马上就和那个革命党人谈起了恋爱，对不对？

秀蓉：终于回来了。你不用开会吗？

端午：我溜了号。能不能再说说你的那个梦？

秀蓉：干吗呀？

端午：或许对我正在写的小说有帮助。

秀蓉：早忘了。还有别的梦，你要不要听？这些天，我除了做梦，基本上没干别的事。多数是噩梦。

端午：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秀蓉：你不是说我在西藏吗？你真的那么关心我在哪里吗？

端午：你就不能严肃点吗？

秀蓉：好吧。告诉你，我现在就站在你身后。听我说，你现在就闭上眼睛，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一定要慢。在心里默默地数十下，你就会看到——

端午明知道她又在作怪，但还是按照她的指令闭上了眼睛，慢慢的转过身去。他在心里默念着阿拉伯数字，不是十下，而是三十下。

果然，他听见有人在敲门。

端午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面无人色。他冲到门边，猛地一下拉开房门，看见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服务员，推着车，正冲他微笑。

“您说什么？”他问道。

服务员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黄黄的四环素牙，把刚才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请问，现在方便打扫房间吗？”

端午赶紧说了声“不用”，就把房门关上了。

电脑中QQ界面上出现了妻子刚发给他的贴图：李宇春的脸，一刻不停地发生变化；一刻不停地扭曲、变形，最后，终于变成了姚明。

看着那张贴图，为了缓解刚才的紧张，端午有点夸张地开怀大笑。

秀蓉：怎么样？好玩吧？

秀蓉：跟你说正经的。

端午：说。

秀蓉：不说也罢。挺没劲的。

端午：说吧。反正没事。

秀蓉：二十年前，在招隐寺的池塘边的那个小屋里，我发着高烧。你后来不辞而别。呸，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临走前，还拿走了我裤子口袋里所有的钱。你还记不记得?

端午：当然。

秀蓉：现在可以告诉我原因了吧。

端午：车票是预先买好的。

秀蓉：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想了解的是，你当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自打你见到我的第一眼起，直到你上了火车，整个过程，怎么回事，原原本本，告诉我。

端午：现在再说这些，你认为还有意义吗？

秀蓉：有意义。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秀蓉：怎么不说话？

秀蓉：干吗呢你？

秀蓉：是不是有女诗人来拜访？

端午：吉士刚刚打来了电话，问我为什么逃会。我还是今天会议的讲评人。不管它了。

端午：怎么说呢？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再次回到鹤浦。1989年，命运拐了一个大弯。这是实话。

端午：火车开往上海。窗外的月亮，浮云飞动。我一直觉得车是倒着开，驰往招隐寺的荷塘。

端午：我希望去北京，或者留在上海工作。没想到会回到鹤浦。你明白了吗？

秀蓉：不明白。

端午：可后来，我居然放弃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这样待遇优厚的单位，去考博，将自己交给不确定的命运。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秀蓉：不知道。

端午：唉，你是在装糊涂啊。事实上，考博失败后，我还是有机会留在上海，比如说宝山钢铁公司，比如说上海博物馆。我却莫名其妙地与导师决裂。不是与他过不去，而是与自己过不去。现在我才想明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暗中作祟。可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甚至，当我提着行李到距鹤浦十多公里外的矿山机械厂报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端午：直到有一天，我在华联超市门口遇见你。那一天是愚人节，没错。但命运没有开玩笑。它在向我呈现一个秘密。

秀蓉：干吗说得那么可怕啊？

端午：因为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两年中的一连串荒唐的举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当时，我的心头只有憎恶。不是憎恨你，而是憎恶我自己。

秀蓉：就算是恨我，也没关系。

端午：在上海时，我曾尝试着给你写过一封信，但它被退回来了。我在学校的办公楼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就是为了打通吉士的长途电话，想知道一点你的消息。

端午：我还去了一趟华东政法学院。你信不信？我想去那儿找你那根本就不知道名字的表姐。我在苏州河边的大门口转了半天，最终没敢进去。

秀蓉：看不出，你还是蛮会煽情的。

秀蓉：那天晚上，我半夜里醒过来一次，见你不在，我还以为你是帮我去买药去了。

端午：我们换个话题吧。

秀蓉：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我要下线了。

端午：最后一个问题。

秀蓉：你快说。

端午：我们还能见面吗？

秀蓉：那要看他是否允许。

端午：你是说，你丈夫？

秀蓉：不是。

秀蓉：是上帝。

端午：不懂你在说什么。

秀蓉：你会懂的。我下了。

端午：再见。

秀蓉：再见。

7

下午，会议安排去花家舍的老街参观。

女导游嘴里嚼着口香糖，斜挎着一只电声喇叭，手里摇着一面三角小旗。她给每位代表发了一顶太阳帽，红色的。帽舌上面绣有金黄色的盘龙图案。

起风了。天色昏黄，像熟透了的杏子，又有点像黄疸病人的脸。七孔石桥的桥面上铺上了一层砂土，厚得足以留下行人的鞋印。空气中有呛人的浮土和沙粒。他们一行人穿过停车场，沿着陡峭的山壁向东走。最后，在风雨长廊的入口处，汇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踏青者的人群。

长廊一看就是新修的。大红的水泥廊柱。深绿的水泥栏杆。它沿着山道，曲曲折折蜿蜒向上。黑色的雨燕，三三两两在廊下斜穿而过，似乎正在寻找筑窝的理想位置。前行百十步，有一个供游人嬉戏的凉亭，雕梁画栋，极尽夸饰。穹顶上画有芭蕉、丛竹和散发着袅袅烟雾的香炉，一副宝鼎茶闲、静日生香的情调。不过画工粗率，一无足观。更为奇怪的，是那些用细线勾勒的女体，蜂腰肥臀，一律取跪姿奉茶的图式。男人则静卧足榻，手执蒲扇；肚皮外露，体态慵懒。端午总觉得有点像傣族的风情画，又像日本的浮世绘，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导游介绍说，凤凰山上的这座长廊，最早是由一个名叫王观澄的人，于同治十一年（端午很快就将这个年份换算成了1885年）修建的。王观澄是为了追随一位隐者的遗迹，从江西的吉安一路寻访，来到了花家舍。当被问到这个一心访仙问道的王观澄，是怎么成为了声名显赫的匪首时，导游说，这个，她就不知道了。

“那位隐者是谁？”诗人纪钊忍不住问道。

“他叫焦先。是花家舍最早的居民之一。”导游笑道，“他的骨殖，就埋在你们住的宾馆地下。说不定，就在哪一位的床底下。”

听她这么说，住在一楼的康琳就接话道：“怪不得！我昨天一个晚上都在做噩梦。”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半山腰。由一条悬浮于深涧溪流之上的小板桥进入了村庄。

这个村庄，建在山坳里的一片缓坡上。村子里庭院寂寂。家家户户的房舍式样都是一样的：灰泥斑驳的山墙，灰黑色的鱼鳞状碎瓦露出屋檐外煤黑的椽头，小巧玲珑的庭院，被绳子磨出深槽的水井。东一处、西一处的油菜花，长势不良。青草池塘早已见底，浮着一层厚厚的绿苔。透过树篱和漏窗，可以看见摩肩接踵的游人在院中出没，或者在井栏边打扑克，或者举着照相机东游西荡。

遗憾的是，村中几乎见不到一个居民。

导游介绍说，村子里绝大部分的本地人，早在两年前，就被迁到了十公里之外的窦庄。当然，他们是“自愿的”。

绕过一个倒塌的碾坊，一座残破的古庙，端午很快就看见一座巍峨的高大建筑，出现在不远处的桃花林中。这幢楼宇的式样别有风致。重重叠叠的马头墙，显得高大凌厉，完全遮住了屋脊和灰瓦。一带粉白的护墙，探出了香樟和银杏的枝干。如意门楼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棵支着铁架的蜀府海棠。

这大概就是导游一路上津津乐道的王观澄的故居了。

花家舍方面特意为诗人们准备了一场演出。地点就在一个墙身歪斜的旧祠堂里。

那里光线很暗。从楼廊上端的天窗里，斜斜地射进来一束光柱。正在布置舞台的演员们，从大幕背后“咚咚”地跑过，扬起一片尘埃。吉士说，这座祠堂，是王观澄召集手下的匪首们议事的地方，同时也是存放枪械和战利品的仓库。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一度成了“花家舍人民公社”的食堂。

端午果然在戏台边的墙角里，看到一个卧虎般的大灶台。锅盖上，瓢、勺、钵、碗，一应俱全。灶台上方的墙上，有一扇镂空的窗户，透出屋外竹园的浓荫。墙面上的宣传画早已黯然褪色，模糊一片，倒是像“小靳庄”、“狼窝掌”、“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一类的字样，也还历历可辨。

就在静静等候演出开始的间歇，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端午转过身去，看见一个名叫于德海的矮个子，正追着旅德诗人老林满屋子乱跑。

“老林让你签字了吗？”吉士一脸坏笑地问他。

“那还用说！不过，我没搭理他。”

“德海也挺可怜的。老林骗他说，所有的代表都会在共同宣言上签字。他还真的信了，第一个签了字。到目前为止，我敢断定，那份宣言上，只有于德海一个人的名字。他一路上追着老林，要求把他的名字涂掉。那怎么可能？老林那个人，你是了解的——就像一个幽灵。只要他一回国，所到之处，难免就有人会倒霉。”

后台一阵锣鼓响。大幕徐徐拉开。

一个道士模样的人，脸画得像五猖鬼，手摇龟壳扇，出现在舞台的中央。他清了清喉咙，用戏谑的腔调自报家门。端午以为他是戏中的丑角，可细细玩味他的一长串念白，才发现他居然是乔装打扮的革命党。这人名叫周怡春，外号“小驴子”。他潜入花家舍的使命之一，就是策反这里的土匪，为革命党人攻打县城的行动计划招兵买马。

他是个六指。

正当他将第六根指头向观众们展示的时候，用口香糖粘上去的那段假指不慎脱落（当然，这也可能是演员的噱头），惹得台下一阵大笑。由新时代的年轻人，来演绎辛亥前夕的革命党人，荒腔走板倒也不足为奇。演员强拉入剧情的台词，比如，比尔.盖茨和周杰伦，博人一笑，也算是时下民俗风情剧的一般特征。何况这个革命党人穿着的道袍下，还露出了蓝色牛仔裤的裤脚和白色的耐克运动鞋。端午感到一阵阵反胃。他怎么也无法让自己进入剧情。

他强打精神看了一段，终于在马弁上场的时候，昏昏睡去。不过，他并没能睡得很熟。台下一浪高过一浪的爆笑，迫使他不时睁开双眼，不明所以地朝台上张望。直到“叭”的一声枪响，让他完全清醒过来。

舞台上花家舍的境况，似乎风声鹤唳，一片肃杀。

一个土匪头子模样的大胖子，躺在舞台中央的竹榻上，亮出了肥大的肚皮，他的两个姨太太跪在竹榻的两边，一个为他打扇，一个为他捶腿。姨太太的一双纤纤玉手“不慎”捶错了地方，惹得大当家的怪叫了一声，双手护住裆部，用鹤浦一带的方言骂道：

“日你妈妈！你往哪儿捶啊？”

台下又是一阵哄笑。

“奇怪。”端午悄声地对身旁的吉士嘀咕了一句。

“怎么呢？”

“我怎么觉得戏台上的那个姨太太，我是说胖胖的那一位，怎么那么眼熟啊？似乎在哪儿见过似的。”

“一点都不奇怪，”吉士凑过来，呵呵地笑道，“不奇怪。这么快就忘了？你其实和她们打过交道。很深的交道。不过是空姐的制服，换做了戏装而已。”

端午仍没弄明白对方的意思，怔在那里，半天，才自语道：“怎么会？”

吉士莞尔一笑，没再吭声。

端午站起身来，从人群中移了出来，顺着墙边的通道，走到了祠堂的另一端。

天井旁边的门槛边，站着一个身穿旗袍的服务员。她好心地给端午指了指厕所的位置，可端午说，他并不想上厕所。

天井的青石板上，矗立着一座太湖石。穴窍空灵，上有“桃源幽媚”四字。石畔有两口盛满水的太平缸，一丛燕竹。天井的高墙边有一扇小侧门。

端午猛然记起来，前天晚上，在迷蒙的细雨中，他和吉士就是由这道门进来的。小门的对面，在天井的另一端，有一个月亮门洞。他和吉士从那经过的时候，由于雨后路滑，吉士在那差一点跌了一跤。

现在，月亮门洞前竖着一块“游人止步”的牌子。

端午没有理会它的警告，懒懒散散地走了进去。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临水而筑的花厅。厅前的池塘不大，月牙形的一汪绿水，岸边遍植高柳。池塘对面有一处亭榭，乱石瓦砾中，杂树丛生。

端午往前走了没几步，忽见石舫边的小径上，急急忙忙地跑出一个人来。这是一个剃着板寸头的中年人。他一边挥手让他出去，一边吼道：

“谁让你进来的？没看见门口的牌子吗？出去，快出去！”

端午悻悻地转过身去，正要走，却看见徐吉士正歪在门边，朝他眨眼睛。

“这是私人禁地。大白天的，你怎么到处瞎碰瞎撞的？”吉士笑了笑，将端午遗落在祠堂里的凉帽递给他。

“前天晚上我们来过这里……”

“废话！你才看出来了啊？”吉士往四处看了看，“这里实行的是会员制。就是晚上，也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

见端午仍不时地回过头去张望，吉士又压低了声音笑道：“还不过瘾，是吗？要不今天晚上，我带你再来一次？”

中年人已经离开了。园子里一片空寂。大风呼呼地越过山顶，卷起漫天的尘沙和碎花瓣，在池塘的上空，下雪般，纷纷落下。

“你只要有钱，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干。甚至可以做皇帝！”

“做皇帝？什么意思？”

“无非是三宫六院。你懂的！”

吉士似笑非笑地拉了他一把。

8

第二天，整整一个上午，端午都守候在电脑前。家玉没在QQ的界面上出现，也没有给他留下片言只字。

好友栏目中唯一的图标，沉默而黯淡。

又过了一天。情形依旧如此。

那时，他已经从花家舍回到了鹤浦的家中。

母亲和小魏匆匆返回梅城去了。明天是清明节。她要赶往乡下的长州，给她的第一位丈夫——那个据说是心灵手巧、百依百顺的小木匠扫墓。她以前从来不给谭功达扫墓，现在当然更不可能。父亲墓园的位置，停泊着一架已经报废的麦道82飞机。那是鹤浦在建的航空工业园的标志之一。父亲的坟墓和尸骨如今都不知了去向。不过，按照他生前一贯的理想和愿望，他的葬身之所为国家的航空工业腾出了位置，尽管尸骨无存，若是地下有灵，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吧。家玉当时就是这么劝端午的。端午也只能这样去思考问题了。

听母亲说，他在花家舍的这些天，家玉从外地打来了一个电话，她和若若磨叽了半天，最后，又让母亲听了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很不对头”。家玉劝她和小魏都搬到鹤浦来住。母亲旁敲侧击地问她，自己和小魏是住老房子呢，还是住唐宁湾？家玉说了句“随便”，就把电话挂了。

充完电的手机上，被阻滞的短信信号“当当”地响个不停。短信一共有十二条之多。其中的一条是骗子发来的，通知他去法院取一张传票，并诱导他拨打咨询电话。端午当然不会打。另外的十一条，都是绿珠发来的。

端午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鹤浦。电话打过去，信号是通的，可很快就被人为地切断了。再打，电话就关了机。

绿珠的生气完全可以理解。虽然他的内心十分愧疚，可眼下也实在没有多少心力去管她的事了。

他在电脑上把这些天来和家玉的聊天记录反复看了许多遍，不祥的预感愈渐浓郁。最后，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上帝”两个字。他第一次体会到汉语中“心焦”这个词，是多么的传神而恰如其分。

若若放学回来了。乌黑的笑脸上汗涔涔的。湿乎乎的头发一绺一绺的，紧贴在他的额头上。他把书包往地上一扔，把鞋脱得东一只西一只的。

“快，给老屁妈打电话。”儿子似乎面有喜色。

端午本来想把他搂过来抱一下，可儿子像只泥鳅似的，从他的腋下钻了过去，一头冲进了厕所。

在最近一轮的模拟考试中他得了全班第一。数学和英语都是满分。另外，在刚刚结束的班会上，他被姜老师任命为班级的代理班长。他在马桶里叮叮咚咚地撒尿，还说了一句半文不白的话：

“天助我也！”

“班长不是戴思齐吗？怎么又让你代理？”隔着半开的厕所门，端午问儿子。

“她呀！狗屁了，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了。”

“别瞎说！”端午正色道，“你正经一点行不行？她到底怎么了？”

“惨透了。她住院了。”儿子一边洗着脸，一边满不在乎地道。

“什么病？”

“睡不着觉。想死。”

“怪不得。”端午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今天早上去扔垃圾的时候，端午迎面碰上了“戴思齐的老娘”胡依薇。没说几句话，她的眼圈一红，扭头就走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说，戴思齐会不会很快出院？”儿子道。

“我也不是大夫，怎么知道？”端午白了他一眼，“怎么了？你想她了？”

若若和戴思齐从小一块长大。读到初中，也还是同桌。

“想她干吗？我倒宁愿她永远不要出院。”

“什么话！”端午吓了一跳，厉声吼道，“有你这么冷血的吗？你不会是担心她回来后，你的班长就当不成了吧？”

“她的数学超强，尤其是奥数，成绩好得有点变态。她要是回来了，全班的同学就只有被虐的份！”

儿子正在长个子，站在他面前，与自己只差半个头了。端午觉得，儿子的思维方式很有些问题，心态也很不健康，正想和他好好聊聊，若若已经拎着书包，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在关上房门之前，他把脑袋又伸了出来，对父亲嘱咐道：

“七点之前，你别来打搅我！今天的作业巨多。”

“那你让爸爸拥抱一下。”

儿子很不情愿地与他抱了抱。

“好了，好了。你这个老男人，色情狂。”他笑着，用力地推开了他，“嘭”的一声，把房门关上了。

端午呆呆地站在儿子房门前，琢磨着儿子刚才“天助我也”那句话，心里无端地生出一点杞忧来：如果儿子这一代人到了自己的这个年龄，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想给胡依薇打个电话。抓起听筒，想了想，又放下了。

9

秀蓉：真有点不甘心。

端午：你说什么不甘心？

秀蓉：我居然真的就到不了西藏！你不觉得奇怪吗？

端午：什么？

秀蓉：旺堆随便说出的一句话，就像李春霞的预言一样准。

端午：旺堆是谁？

秀蓉：莲禺的一个活佛。就是送给若若鹦鹉的那个人。

端午：你总爱胡思乱想。没关系，以后找时间，我陪你一起去。

秀蓉：但愿吧。

端午：你的手机怎么老打不通？

秀蓉：欠费停机了。

秀蓉：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端午：你得先告诉我是什么事。

秀蓉：戒烟。把烟戒了吧。就算是为孩子着想吧。

端午：我考虑考虑。

秀蓉：别考虑了。赶紧戒吧。你得答应我，保证活到孩子成家的那一天。

端午：这可说不好。

端午：再说了，若若要是不结婚呢？

秀蓉：真想好好亲亲他。搂着他亲个够。他的脸。他的小手。他跳得很急的心脏，像个小鼓。黑嘟嘟结实的小屁股。

端午：你到底是怎么了？

端午：像是要跟整个世界告别似的。怎么了？

秀蓉：你说得没错。就是告别。

秀蓉：昨天上午，我去了一趟植物园，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

端午：哪儿的植物园？

秀蓉：我得去一下洗手间。你等我一下。

下午三点一刻。办公室里光线灰暗。天色阴阴的。本来，透过朝南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看到那条沥青色的运河。看到河汊转弯处堆浮的白色垃圾和河面上的船只。看到凸起的坡岗和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可现在，一座高楼的墙坯拔地而起，挡住了原先就很浮泛的阳光。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朝河里撒尿。

他的新搭档，那个外号叫做“扑食佬”的家伙，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他是个跛子，又有白癜风，这都不是什么秘密。端午近来又从他身上发现了另一桩烦心事：他竟然还有狐臭。现在还是四月份，那股味道还不太明显；可天一旦热起来，你就是把他想象成一位汗腺过于发达的国际友人，恐怕也难以忍受。

端午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叫“胡建仓”。假如他去做股票的话，大概赚不到什么钱。不过，他对股票没什么兴趣，宁愿把空闲时间，鬼鬼祟祟地消磨在成人网站上。假如端午对他这仅有的嗜好视而不见，“扑食佬”也很少来打搅他。

冯延鹤刚才来过一个奇怪的电话。

他的心脏最近做了五个支架。单位的同事有一种恶毒的担心，担心老冯迟早要死在那个白虎星儿媳的枕头上。

这次老冯打来电话，可不是找他下棋的。老冯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名叫白小娴的人。白小娴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花枝招展的少女。其实她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端午曾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她一次。干瘦干瘦的老太太，不过保养得很好。她原来是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老冯打来电话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在冯延鹤的办公室里。她提出来要见见端午，不知为何。端午觉得这件事，不管朝哪个方面想，都有点离谱。

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回绝了。

好在他没去。

秀蓉：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

端午：该不会又是革命党人吧？

秀蓉：我梦见自己被人追杀。在秋天的田野上奔跑。田里的玉米都成熟了。下着雨。

端午：你被人追上了吗？

秀蓉：那还用说！抓我的人，是一个糟老头子。他从玉米地里直起身来，下身光溜溜的，什么都没穿。他得意地让我看了看他手里的铐子，怪笑着问我，是不是处女。他说，他并不是公安，让我不要害怕。他是专门收集处女膜的商人。他用祖传的方法，把它从女孩身上取出，晾干，然后把它制成笛膜。怎么样，好玩吗？他说如果我听从他的摆布，完事后就会立刻放了我。

端午：你乐得答应了他，对吗？

秀蓉：呸！

秀蓉：我的一生，现在看来，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端午：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端午：你说你去了植物园。

秀蓉：对，我去了植物园，但没进公园的大门。在天回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农家小院，我在那儿坐了坐。吃了新挖的竹笋，喝了半杯啤酒。天雾蒙蒙的，什么花草也看不到。但毕竟已经是春天了。

秀蓉：我承认，我的确做了一件傻事。真的很傻，如果让我重新考虑，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真有点不太甘心。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是不会回头的。说到底，人还是太软弱了。

端午：这么说，你现在，在成都？

端午：你在成都，对不对？

秀蓉：是，在成都。

秀蓉：你很聪明。我随手打上了天回山这个地名。

端午：哈哈，终于逮到你了。

秀蓉：本来是想去西藏的。拉萨。那曲。日喀则。或随便什么地方。

秀蓉：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死掉拉倒。

秀蓉：可飞机从禄口机场刚一起飞，我就发起烧来。察隅的旺堆喇嘛曾对我说，所有的事情在我身上都会发生两次。我又发烧了。旺堆喇嘛那张黑黑的脸，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空姐用餐巾布裹上冰块放在我头上降温。随后，她们把我弄到了头等舱。我第一次坐头等舱，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秀蓉：到了成都之后，停机坪上的一辆120救护车，将我送到机场附近的一家医院里。我在那只待了两天，大夫说，我的发烧是肺炎引起的。但我的病却不像肺炎那么简单，他们建议我换一家更大的医院。随后，就被转到这里来了。我住在五楼的特需病房里。

端午：到底怎么回事？

端午：你别吓我！

端午：什么病？

秀蓉：还用问吗？

端午：什么时候发现的？

秀蓉：我在离开鹤浦前，给你写了一封信，当你收到它，就会什么都明白了。别着急。

端午：可我一直没收到你的信。

秀蓉：你会收到的。李春霞说，我活不过六个月。现在已经是第五个月了。心情也还好，这家医院的条件还不错。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叫黄振胜，很有幽默感。他从不避讳跟我谈论死。他说很多像我这样的癌末病人最后都是死于肺炎。他给我用了最好的抗生素，还有一点吗啡。四五天后就退了烧。他说虽然手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所幸肌体还能对药物产生反应。也许情形还没那么坏。乔布斯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秀蓉：每隔一两天，黄振胜都会到病房来陪我聊上一小会儿。他还说，现代医学已经彻底放弃了“治愈”这个概念，它所能做的不过是维持而已。实际上，维持也是放弃。生命维持得越久，离治愈就越远。小黄说，他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维稳”。他厌恶自己的工作，倒不是怕脏。每天和那些癌末打交道，让他觉得生命其实没什么尊严。他负责照料的一个老干部，九十多岁了，在毫无意识反应的情况下，靠鼻饲居然也维持了三年。至少从医学上说，他还活着。检测仪器上各项生命体征都相当地稳定。当然喽，他花的是公家的钱。

端午：你就一个人吗？谁在医院照顾你？

秀蓉：有一个护工。她是湖南醴陵人，昨天就是她带我去植物园的。这些天，她一直在劝我跟她回湖南老家。她有一个堂叔，据说会用念了咒的符水给人治病。好玩。

秀蓉：还有一个坏消息。

端午：你说。

秀蓉：我银行卡上的钱已经快用完了。

端午：我现在就打电话订机票。我马上就赶过来。很快的。一眨眼就到了。

秀蓉：你不要来！

秀蓉：你再快，也没有我快。

端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秀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端午：求求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端午：你别吓唬我。

端午：你在吗？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约在半个小时前，胡建仓已经离开资料室，下班回家了。临走时，他顺手替端午开了灯。白炽灯管“嗞嗞”地响着。窗外的建筑工地上，早已人去楼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黑猫，在脚手架上愤怒地看着他，像个哲学家。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机帆船“突突”的马达声。

端午犹豫着，要不要给吉士打个电话。

秀蓉：我还在。亲爱的。

秀蓉：那天我们在天回山下的农家小院，一直待到太阳落山。黄昏的时候太阳才露脸。没有一点丁风。植物园门口的小树林里，有很多老人在健身。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骄傲”两字。徐景阳的话是有道理的。他们都是从千军万马中冲杀出来的幸存者。活着，就是他们的战利品。

秀蓉：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人的分类吗？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死去的人，还有幸存者。我失败了，并打算接受它。

秀蓉：你不要来！至少现在不要。我要一个人跨过最后的那道坎。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

端午：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端午：你接着说。

秀蓉：熟人。所有的熟人。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做梦能生活在陌生人中。我要穿一件隐身衣。直到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徐吉士。那是1989年的夏末，他去大学生俱乐部参加海子纪念会。然后就遇到了你。在招隐寺。不说了。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发现原先的那个隐身世界，已经回不去了。怎么也回不去了。我甚至尝试着改掉自己的名字，可还是没有用。

秀蓉：我可以死在任何地方。但死在医院里，让我最不能忍受。那简直不算是死亡。连死亡都算不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端午：晚上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秀蓉：不要来。我要下场了。谢幕了。居然还是在医院里。有点不甘心。

秀蓉：医院是一个借口。它才是我们这个世上最严酷的法律。它甚至高于宪法。它是为形形色色的掉队者准备的，我们无法反抗。我们被送入医院，在那里履行最后的仪式或手续，同时把身体里仅剩的一点活气，一点点地熬干净。

秀蓉：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

秀蓉：去年冬天，守仁被杀的那段日子，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履行了所有的手续，并知道了它的所有秘密。就像我当年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舞弊是预先安排的，我提前就知道了答案。

秀蓉：我曾经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陌生人。把隐身衣，换成刀枪不入的盔甲。一心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追赶别人的步调。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好像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什么都不想。渐渐地就上了瘾。自以为融入了这个社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都不落下。直到有一天，医院的化验单温柔地通知你出局。所有的人都会掉队。不是吗？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秀蓉：如果时间本身没有价值的话，你活得再久，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秀蓉：我已竭尽全力。但还是失败了。我出了局，但没想到这么快。被碾压得粉碎。注定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我也不想。

秀蓉：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吧，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

端午：我马上赶过来。告诉我你的具体地址。求求你。

端午：求求你。

秀蓉：关于我的事，先不要告诉我父亲。每年的十二月底和六月初，分别给他寄一次钱，每次六千。不要少于这个数目。要不他会找到家里来的，再有,

秀蓉：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欠任何人的债。

秀蓉：在我们家楼下，有一片石榴树树林。你在树底下挖个坑。你要晚上偷偷地去挖，千万不要让物业的保安看见。最好深一点，把我的骨灰，就埋在树底下。

秀蓉：每天，每天，我都可以看见若若。看见他背着书包去上学。看见他平平安安地放学回家。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平平安安。

秀蓉：石榴花开的时候……

天黑了下来。

端午一刻不停地在网络上搜寻航班的信息。

晚上九点二十分，川航有一班飞往成都的飞机。如果他现在就出发赶往禄口机场，时间还来得及。吉士的手机依然关机。要命。他存着某种侥幸，打通了机场的电话。

值班票务员给他带来了一个坏的消息。由于罕见的大雾，所有的航班都停飞了。“你来了也没有用，机场附近的宾馆挤满了滞留的旅客。”要命。端午问她，航班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票务员回答说，这要看晚上的这场大雨，能不能下下来。真要命。

他给绿珠发了一条短信。他本来是想发给吉士的，可却手忙脚乱地发给了绿珠。也好。短信中只有短短的六个字。

有急事，请回电。

在他打出租车赶往家里的途中，绿珠终于回了电话。

在小区的超市里，他买了两袋速冻水饺。十袋一包的辣白菜方便面。一筒儿子最爱吃的薯片。一纸箱牛奶。但出了超市后，那筒薯片，就被证明是网球。他也懒得去调换。

他去了超市隔壁的菜场。在修皮鞋的摊位边上，他配了两把房门钥匙：一把单元防盗铁门的，一把房门的。

儿子正靠在单元门的墙边背英文。书包搁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即便有人开门，问他要不要进去，他也总是摇头。要是门前的感应灯灭了，他就使劲地跺一下脚。

A friendly waiter

told me some words of Italian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I read few lines, but I dont understand any word

门前那片石榴树静默在浓雾中，端午不敢朝那边看。

晚饭后，端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把正在做作业的儿子叫到餐桌前，尽力装出轻松的样子。他平静地告诉儿子，自己要出去几天，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在家。他把刚刚配好的两把钥匙装在他的自行车钥匙链上。

“要很久吗？”儿子警觉地望着他。

“现在还说不好。也许两三天，也许要久一些。”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端午把手放在他的后脖颈子上，“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从明天开始，会有一个姐姐过来陪你，每天晚上都来。”

“我认识她吗？”

“你不认识。她人很好。”

“是你女朋友吗？”

“胡说八道！”

“你是去开会吗？”

“我去把妈妈接回来。”

“那你告诉她我当上代理班长的事了吗？”

“当然。她已经知道了。”

“她怎么说？”儿子的眼睛里突然沁出了一缕清亮的光，“她一定哈哈地傻笑了吧？”

“她笑——”端午略微停顿了一下，试图稳住自己发颤的嗓音。

“你现在就要走吗？”

“对，待会儿就走。”

“今晚我得一个人睡觉，是不是？我有点害怕。”

“你可以开着灯睡。”

“那好吧。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先答应我。”

“我答应你。”

“别跟妈妈离婚。”

“好。不离婚。”

“那我要去做家庭作业了。”儿子长长地松了口气，光着脚，回自己屋里去了。

端午从厕所的柜子里拿出了一把黑伞，犹豫了一下，又换了一把花伞。他的眼泪即刻涌出了眼眶。

端午还是去了一次儿子的房间。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十点钟，他出了门。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

10

小时候，端午特别喜欢雾。当时，他还住在梅城，西津渡附近的一条老街上。老街的后面就是大片的芦苇滩，再后面，就是浩浩汤汤的长江了。江边，钢青色的石峰，耸立在茂密的山林之表。山上有一个无人居住的道观。墙壁是红色的。

春末或夏初，每当端午清晨醒来，他就会看见那飞絮般的云雾，罩住了正在返青的芦丛，使得道观、石壁和蓊郁的树木模糊了刚劲的轮廓。若是在雨后，山石和长江的帆影之间，会浮出一缕缕丝绵般的云霭。白白的，淡淡的，久久地流连不去。像棉花糖那般蓬松柔软，像兔毛般洁白。

正在上中学的王元庆告诉他，那不是雾，也不是云。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岚”。他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正是“朦胧诗”大行其道的年月。在端午的笔下，“雾”总是和“岚”一起组成双音节词：雾岚。这是哥哥的馈赠。这个他所珍爱的词，给那个喧阗的时代赋予了浓烈的抒情和感伤的氛围。

那时，文学社的社员们时常聚在电教大楼一个秘密的设备间，通过一台二十九寸的索尼监视器，欣赏被查禁的外国电影的录像带。阿伦.雷奈拍摄于1956年的那部名闻遐迩的短片，第一次将雾与罪恶连接在了一起。端午开始朦朦胧胧地与自己的青春期告别。雾或者雾岚，在他的作品中一度绝迹。他不再喜欢朦胧诗那过于甜腻的格调。

如今，当雾这个意象再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时，完全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物理反应。只要他提起笔来，想去描写一下周遭的风景，第一个想到的词总是“雾”，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与此同时，雾的组词方式也已悄然改变。对于生活在鹤浦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岚”这个词的意思，被禁锢在了字典里，正如“安贫乐道”这个成语变成了一种可疑的传说一样。

雾，有了一个更合适的搭档，一个更为亲密无间的伙伴。它被叫做霾。雾霾。它成了不时滚动在气象预报员舌尖上的专业词汇。雾霾，是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风景之一。

在无风的日子里，地面上蒸腾着水汽，裹挟着尘土、煤灰、二氧化碳、看不见的有毒颗粒、铅分子，有时还有农民们焚烧麦秸秆产生的灰烟，织成一条厚厚的毯子。日复一日，罩在所有人头上，也压在他心里。雾霾，在滋养着他诗情的同时，也在向他提出疑问。

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作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仿佛它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仿佛它不是对自然的一种凌辱，而就是自然本身；仿佛它未曾与暗夜共生合谋，沆瀣一气，未曾让阳光衰老，让时间停止；仿佛，它既非警告，亦非寓言。

现在，端午拉着行李，正在穿过灯火暧昧的街道，穿过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俗艳的广场。即便是在这样的雾霾之中，健身的人还是随处可见。他们“吭哧、吭哧”地跑步，偶尔像巫祝一般疯狂地捶打自己的胸脯、肾区和胰胆。更多的人围在刚刚落成的音乐喷泉边上，等待着突然奏响的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等待一泻冲天的高潮。

那灰灰的、毛茸茸的脏雾，在他的心里一刻不停地繁殖着罪恶与羞耻，在昏黄的灯光下铺向黑暗深处。而在他眼前，一条少见人迹的乱糟糟的街巷里，浓雾正在酝酿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它所阻断的，不仅仅是想象中正点起飞的航班与渴望抵达的目的地。它顺便也隔开了生与死。

11

绿珠在英皇大酒店的大厅里等他。这是鹤浦为数不多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离端午居住的那个街区不远。绿珠穿着一件半新旧的黑色外套，白色的棉质衬衣。大概是龙孜的日照较为强烈，她比以前更黑了一些。不过，人看上去，却沉稳了许多。

她默默地从端午手中接过拉杆箱，带他去了商务中心边上的一家茶室，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窗外是下沉式的庭院，对面就是宾馆的别墅区,亮着灯。端午把钥匙交给她，并让她记下了自己家的楼号和房间号码。

一段时间不见，两个人都有点生分。

“我可不会做饭呀。”绿珠打开一个红色的夹子，将钥匙别在铜扣上。“带他到外面去吃饭行吗？他叫什么名字？”

“若若。你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他还算能够将就。”端午黑着脸低声道。

他又嘱咐了一些别的事：早上六点一刻之前，必须叫醒若若。六点四十五分之前，必须离开家门。如果早自习迟到的话，他将会被罚站。面包在冰箱里，牛奶是刚买的，得给他煮一个鸡蛋。还有，得看着他把鸡蛋吃完。否则，他会趁人不备，将它偷偷地塞进衣兜，拿到外面去扔掉。

“你现在就要走吗？”

“就算是去了机场，恐怕也得挨到明天早晨。”端午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又道：“明知道去了也没用，只是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我给常州的机场也打了电话。同样是大雾，航班取消。上海的浦东机场，飞机倒是能正常起降，不过你现在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绿珠给他倒了一杯冰啤酒。“随便你。你现在走也可以。我替你叫了一辆车去机场。师傅姓杨，车就在门外的停车场等着。机场那边，现在一定也乱得很。”

端午没做声。茶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六角形的吧台里，一个脖子上扎着领结的侍者，正在把台面上的一排酒杯擦干。顶灯柔和的光线投射在木格子酒架上，照亮了侍者那白皙的手。吧台的其他地方，都浸没在灰暗之中。

绿珠说，她姨妈还在泰州。两个月来，小顾一直在琢磨着，把江边的那座房子卖掉。由于是凶宅，在交易所挂出后，一直无人问津。绿珠这几天还回去看了一下，到处都是尘土。花园也早荒掉了。

“天气预报说，后半夜有雨，鬼知道会不会下！”绿珠偷偷地打了个呵欠，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本来也是今天下午飞昆明。如果不是这场大雾的话，这一次我们就见不上了。”

“不会耽误你什么事吧？”

“你说什么事？”

“云南那边，你的工作。”

“放心吧。家里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会尽可能地照顾好他。虽说我不喜欢孩子。一直等你回来为止。在龙孜的那份工作，现在已经有点让我厌烦了。”

“怎么一回事？”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再说吧。”绿珠看上去又有点抑郁。“你去了成都，又不知道你妻子在哪家医院，怎么办？总不能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去找吧？”

“她说离植物园不远。我现在也顾不了那许多，只是想早一点赶到成都。”端午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用手背碰了碰嘴唇。“我反而有点担心，担心知道她在哪儿。”

“不明白。”绿珠皱着眉头望着他。

“一旦我知道她住在哪儿，这说明她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了。”

绿珠还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她没有再去追问这件事。侍者拿着一个托盘过来，弯下腰，轻声地问绿珠还要点什么，他就要下班了。绿珠让他给茶壶续上水，又要了两瓶冰啤酒，一个坚果拼盘。

很快，吧台上的灯灭了。一个身穿制服的矮胖保安，手执一根警棍，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来回逡巡。

“如果你想安静一段时间，可以来龙孜住一段。就当散散心。”

“你不是说已经有点厌烦了吗？”

“我说的是那个项目。挺没劲的。不过那儿的风景倒是没得说。第一期工程还没有竣工，我们现在只能暂时住在山上，一个看林人的小院里。坐在门口就可以望得见梅里雪山。就是中日联合登山队被雪崩埋掉的那座神山。海拔倒是有点高，刚去的时候老是倒不上气来，过个两三天就好了。除了山风呼呼地从山顶上吹过，你听不到一丁点声音。真正的远离尘嚣。也不知道那对孪生兄弟，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山下的村庄里住着彝族人，也有汉人。破破烂烂的印章房。山下还有一条小溪，当地的居民叫它翡翠河。时常可以看到野鹿和狍子到溪边来喝水。天蓝得像染料，星星像金箔一样。

“当地人说，七八月份去最好。山野里、溪边上、草甸子上的花，都开了。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远远看过去，像是给山包和草坡铺上了一层红毡子。如果你偶尔看见一大片白色的花，多半是土豆……”

见绿珠说起来就没完，端午只得打断她：

“具体说来，你们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说穿了，就是给那些半山腰上的十几户人家，那些猎户，很少的一点钱，打发他们走人，然后把整个山都占下来，自己在山上重新盖房子。有五十年的使用权。”

“什么样的房子？是别墅吗？”

“没那么简单。第一期规划主要是生活区。那房子修得像碉堡似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怪里怪气的，一点也不好看，也有点像窑洞。可兄弟俩都说那是后现代建筑。这么设计，主要是为了不破坏山林的原始状态。尽可能不砍树。朝南的一面采光。兄弟俩对环保的要求很苛刻。第二期规划是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建筑完全在地面上，用来展览兄弟俩收藏多年的艺术品。大多是一些汉画的拓本，还有一些铜镜、石雕、古器什么的。另外，他们还想在山上建一座全日制的小学。这次去上海，就是为了开论证会。”

“那些山上的猎户愿意搬走吗？”

“我们不和他们直接发生关系。”

绿珠的口中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这个词，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次：

“我们只和当地政府谈判。嗨，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些农民，和动物没什么区别。既木讷又深不可测，既狡诈又可怜。你根本弄不清他们的木鱼脑袋里成天想什么。和鹤浦的拆迁户一样，他们一听说要拆迁，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在山上种茶树；在房前屋后种果树；搭建厢房，扩大庭院；无非是在计算林地损失和房屋面积时，向政府和出资方多讹点钱。

“到了谈判的那一天，两名精干的猎户代表，一会儿说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一会儿说牛圈多少面积，马棚多少面积；刚商定的赔偿数额，一眨眼的工夫就反悔。从早晨一直折腾到天黑，把兄弟俩都搞晕了。

“最后，兄弟俩一合计，给那两个猎户布置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让他们别一根椽子、一颗钉子地算账了，干脆出个价。就是说，十几户人家，在一个月内搬到山下，总共要多少钱。那两个代表你看我，我看你，用当地的土话叽里咕噜地商量了好半天。最后他们犹犹豫豫地说出了一个数目。他们壮起天大的胆子，红着脸，咬着牙，最后说出的那个数额，让兄弟俩目瞪口呆。因为，那个数额，竟然还不到孪生兄弟原本打算赔给他们的四分之一。你说可笑不可笑？”

“你打算在那儿一直待下去吗？”

“听你的口气，好像不希望我在那儿待下去似的！”

“我倒也没这个意思，不过随便问问。”

“我也不知道。”绿珠偷偷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说呢，我当初是奔着香格里拉去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可龙孜这个地方，离迪庆还是挺远的，荒僻得很。当地人也管这个地方叫‘香格里拉’。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香格里拉’。你去过迪庆吗？”

“没有。”端午依旧阴沉着脸，有点生硬地回答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解释说，他不喜欢那个带有殖民色彩，可人人趋之若鹜的地名。香巴拉，或者香格里拉。还有那个希尔顿。那本三流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原本就不存在。它只是被杜撰出来的一个乏味的传说而已。

“正因为它不存在，所以才叫乌托邦啊。”

“别跟我提乌托邦这个词。很烦。”端午冷冷地道。

绿珠说，她最感到烦心的，是她弄不清兄弟俩的底细。她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要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买上这么大一块山地。他们一会儿说要建立循环生态示范区，生产没有污染的瓜果、蔬菜和烟叶，一会儿又搬出梁漱溟和晏阳初来，说是要搞什么乡村建设，在物欲横流的末世，建造一个“诗意栖居”的孤岛。他们信奉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却时不时喝得酩酊大醉，半夜发酒疯。

他们也很少在那里住。

在绿珠抵达龙孜后的三个月中，兄弟俩已经去过一次迪拜，两次尼泊尔。如果说他们实施这个乌托邦计划的最终目的只是巧立名目，为了替自己建造一个息影终老的私人居所，那么，绿珠和这个团队的另外七八个人，立刻就有了管家或杂役的嫌疑。

这是绿珠最不能接受的。

兄弟俩表情刻板，行为乖张，眉宇间时常含着忧愁，可彼此之间倒是十分亲昵。平常话很少，偶尔阴阴地笑一下，能把人吓个半死。他们时常宣布“禁语”。他们在的时候，一个星期中，总有一两天是禁语的。他们自己不说话，也不让别人说话。绿珠她们只能靠打哑谜的方式与兄弟俩交流。据说这是他们“领悟寂静和死亡”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绿珠抱怨说，她有时甚至有些暗暗怀疑，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孪生兄弟。会不会是假扮成兄弟的同性恋？因为团队里的人私下里议论，都说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绿珠一直在滔滔不绝。可是，当端午问她，是如何认识这两个“妖人”的时候，绿珠却三缄其口：“这是我的秘密。至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忧郁的人，总是能够互相吸引的。”

端午只是静静地听着，不再随便发表什么意见和评论。无论是兄弟俩，还是龙孜，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有的地方，都在被复制成同一个地方。当然，所有的人也都在变成同一个人。新人。尽管他对龙孜的这个项目了解得还不是很多，可他总觉得，它不过是另一个变了味的花家舍而已。

但他没有把这个看法告诉绿珠。

两点刚过，等待已久的一场大雨终于来了。

突然刮起的大风吹翻了桌布。终于下雨了。

重重叠叠的闷雷，犹如交响乐队中密集的低音鼓。终于下雨了。

雷声余音未消，窗外的庭院里早已是如泼如泻。终于下雨了。

在等待大雨过去的静谧之中，绿珠没怎么说话。仿佛远在龙孜的兄弟俩，向她下达了封口令。不过，端午喜欢她这种静默的样子。喜欢与她两个人静静地坐着，不说话。

一个小时过去了，雨还没停，端午只得决定在雨中上路。

绿珠说，待会儿等雨停了，就去给若若做早饭。她嘱咐他，到了成都之后，给她发个短信。

她没有送他到门口，一个人独自上了楼。

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端午从漆黑一片的雨幕中再次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

差不多也是在同样的时刻，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招隐寺池塘边的那个小院，赶往东郊的火车站。当时，秀蓉正在高烧中昏睡。在离车站不远处的广场附近，他让拉客的三轮车停了下来。马路边有一个卖馄饨的摊位。他在那儿吃了一碗小馄饨，用的还是秀蓉的钱。他的脑子里一刻不停地盘算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回去？

在清晨的凉风中，他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有点发烫。车站古老的钟楼沐浴在一片暗红色的晨曦之中。天空彤云密布，曙河欲晓。

由于旅客的积压，端午乘坐的那个航班直到早上八点才获准起飞。登机后，他一直在昏昏欲睡。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的时间，是上午十点零二分。

他在排队等候出租车时，手机上一下出现了好几条短信。

欢迎您来到成都！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祝您一切顺利！

若若已去上学，诸事安好。勿念。随时联络。珠。

关注民生，共创和谐。河畔生态人文景观，凸显价值洼地。南郊水墨庭院震撼面世！独栋仅售200万，新贵首选。送超大山地庭院果林，露台车位。

速来成都普济医院或致电黄振胜医师。

12

家玉是在这天凌晨离开的。院方所推测死亡的时间，是在三点到五点之间。

护工小夏夜里起来上厕所。她坐在马桶上，无意间发现，卫生间上方吊顶的铝扣板，掉下来两根，露出了里面的铁柱水管。她没觉得这事有什么蹊跷。回到钢丝折叠床上，继续睡觉。

黑暗中，她听见家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夏就问她想不想喝水？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叫大夫？家玉只回答了一个字：

闷。

当小夏再度从床上醒过来，特需病房已经挤满了大夫和护士。她看见卫生间铁管上悬着丝带，地面上有一摊黄黄的尿迹。已经太晚了。

由于长途奔波的疲惫和缺乏睡眠，端午显得格外的平静。倦怠。麻木。轻若无物的平静。他的泪腺分泌不出任何东西。他在心里反复盘算着这样一件事：如果医生的推测是准确的话，家玉踮着脚，站在浴缸的边沿，试图把轻若无物的丝巾绕上铁管的时候，正是在他赶往机场的途中。

他来到妻子生前住过的那个病房。由于床位紧缺，那里已经住进了一个干瘦的老头。他是邮电局的离休干部。目光已是相当的微弱和胆怯，可仍在床上和护士、家人大发脾气。强行注射的镇静药，显然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骂人的话从他那衰败的声道中发出来，带着嘶嘶的痰音，听上去反而像温柔的耳语。原来，他不喜欢这个房间号。514的谐音，就是“我要死”。他坚决要求更换房间。一辈子烂熟于心的唯物主义，拿他的恐惧没有办法。住院部的一位主任赶到了现场。他想出了一个“人性化”的处理办法，当即命人更换门上的铁牌，把514换成了555。老头这才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小夏仍然留在那个房间，不过是换了一个伺候的对象罢了。见到端午，她只是默默地流泪，让端午既惊讶又感动。端午给了她五百块钱，她怎么也不肯收。

黄振胜大夫上午有两台手术。直到下午三点，他们才在住院部对面的一家“上岛咖啡”见了面。

黄大夫是一个直率的年轻人，说话有点啰嗦。他向端午表示，病人在他们医院自缢身亡，院方和他本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告诉端午，既然他当初决定收治这样一位没有亲属陪伴，且户籍又不在本市的危重病人，就没想到过逃避什么责任。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家属，和院方大吵大闹，甚至于为此提起诉讼，也并非没有理由。

但他希望端午不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当初拒绝收留她的话，她很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已告别人世了。你恐怕也知道，作为一个医疗机构，院方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救人，而是法律上的免责。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果在美国，你即便想做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医患之间的协议，可能会长达五十多页。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完全有理由拒绝她，让120急救车带着四十度高烧的病人，去下一家医院碰运气。”

黄振胜劝端午换个角度，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的换个角度，即便黄大夫不说，端午也能想象出来：

病人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三到四个不同的部位。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按最为乐观的估计，也不过半年。抛开代价高昂且难以承受的医疗费不说，作为大夫，他当然知道，这最后的半年，对病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家玉这样一个希望保留自己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的病患……

“也许作为大夫，我不该说这样的话。眼下的这个事情，显然让家属难以接受，但作为病人来讲的话呢，却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结果。”

端午一脸麻木地听他说完，中间没有插一句嘴。似乎黄大夫正在谈论的，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最后，端午感谢黄大夫在最近一个月中，对妻子给予的救治和照顾。至于说追究院方的责任，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何况，他也从来不认为院方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

听他这么说，年轻人一激动，就把脸凑了上来，压低了声音，用十分欧化的句子提醒他，在听到自己下面的一段话时，不要感到吃惊：

“我也许在三天前，就已察觉到她自杀的迹象。当时，她已经开始向我询问，倘若在网上购买氰化钾一类的药物，是否可靠。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暗示她，到了最后的时刻，我可能会在医生的职业道德许可的范围内，给她加大吗啡的剂量。今天凌晨，我在家中被特需病房的电话惊醒了。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和他告别时，黄大夫告诉端午，他已经嘱咐院方，在为她开具死亡证明时，忽略掉“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端午在办理异地火化的相关手续时，也许会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此，端午没有表示异议。他还向黄大夫透露了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他和家玉实际上已经离婚。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也无权处理她的遗体。

黄大夫笑了一下，道：“这个不碍事。火葬场的人，是不会提出来查验你们的结婚证书的。”

家玉在医院留下的物品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仿蛇皮的GUCCI包，一枚成色不太好的和田玉手镯，一个苹果IPOD。还有两本书。这是她临走前，从自己的书架上随手取下，准备带在路上看的。一本是《海子诗选》，另一本则是索甲仁波切写的《西藏生死书》。

端午没能找到她留给自己的那封信。

她的遗体在第二天傍晚火化。那时的殡仪馆已经没什么人了。工作人员正把一个个用过的花篮往垃圾车上扔。

在空荡荡的骨灰领取处，在已经有点变了味的浓郁的百合的香气中，他忽然想起唐代诗人江为的两句诗：

黄泉无旅店。

今夜宿谁家？

端午回到鹤浦的家中时，绿珠正在洗澡。她从卫生间里跳出来，光着脚替他开了门，并嘱咐他数到十，再推门进屋。

端午就在门外抽了一支烟。

当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卫生间里已经传来了吹风机的声音。

绿珠告诉他，从早上起来，她就在替若若整理房间。出了一身臭汗，头发都沤了。她希望若若在接下来几天中，看到漂亮的房间，心情会好一些。

“你的书架，我昨天也帮你整理了一遍。”绿珠拢了拢湿漉漉的头发，看上去有些疲倦。“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看了一宿的书。不好意思，也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端午不知道她所指的不该看的东西，是不是自己的日记，也没有心思去问。她身上那件白色的浴衣是家玉平常穿的，也许她不知道；也许她知道，却并不忌讳。

那个枣红色的骨灰盒，就搁在客厅的茶几上。绿珠蹲在茶几边上，对着它端详了半天，用手摸了摸，然后转过身来，对端午吐了吐舌头：“我能不能打开看看？”

不过，她终于还是没敢看，只是随手在上面盖了一块蜡染布。

“我简直有点爱上你儿子了！”绿珠说。

昨天晚上，她带他去餐馆吃饭。在等候上菜的那段空隙，若若还趴在桌前做数学题。她问他为什么这么用功，小家伙就吸了吸鼻涕，对她说，每次考出好成绩，妈妈都会像疯子一样地狂笑；就算是当着同学的面，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揽入怀中，在他的脸上亲个没完。

“简直就是蹂躏。”若若笑道。

他刚当上代理班长。他很在乎这件事。他对绿珠解释说，代理班长，实际上就是班长。“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她知道我当上了班长，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

那时，绿珠已经从端午打来的电话中，知道家玉不在了。听若若这么说，绿珠赶紧起身，装出上厕所的样子，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了一场。

“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这件事？”

“我还没想好。”端午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仰起脸来问她：“或者先不跟他说……不行，他早晚会知道的。等会儿他放了学，一进门，就会问。第一句话，就会问。”

两个人把接下来要发生的场景模拟了好几遍。

绿珠一直在流泪。

不到四点，绿珠就早早地离开了。她说，她实在不忍心看到若若放学回家时那兴冲冲的样子。

可是，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儿子放学回家后的实际情形，完全出乎端午的预料。

“我回来啦！”若若仍像往常那样跟端午打招呼。他在门边脱鞋，把书包随手扔在地上。也许感觉到了端午严峻的表情有点不同往常，他又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他父亲一眼。他的目光甚至掠过了茶几上的骨灰盒，但又迅速地弹了回去。那是一种目光先于心灵的直觉。他似乎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个不祥之物。

他进了厕所。他待在厕所里的时间要比平常长得多。

随后，赤着脚，咚咚咚地走到餐桌边喝水。

“老屁妈呢？”他故意不去看那骨灰盒，故作轻松地问了一句。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知道是什么。你别说了。”儿子立刻严厉地制止住他。“好吧，我要去做作业了。今天的作业巨多！要背《滕王阁序》。还有两张启东的数学卷子，一篇作文。”

他居然快步离开了餐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端午的头皮有点发胀。他坐在餐桌前，对儿子怪异的举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的工夫，儿子眼泪汪汪地从屋里奔了出来，赌气似的大声地向父亲宣布道：

“假如你们一定要离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跟妈妈一起过。”

端午从餐桌边站起身来，朝他走过去。将他的头用力按在自己的胸前，贪婪地吮吸着他头发的汗骚味，轻轻地对他说，他刚才所说的那个“坏消息”，比离婚还要糟。

还要糟上一百倍。一千倍。

儿子推开了他，目光再次掠过他的脸，掠过沙发边的落地灯，最后，落在茶几上的那个骨灰盒上，终于不动了。

端午知道，自己无须再说任何多余的话。

因为若若目光最终停留的地方，就是全部答案。

确凿无疑。

无可更改。

直到凌晨一点半，若若才迷迷糊糊地在小床上睡着。一阵阵袭来的困倦，让端午睁不开眼睛。可端午仍然不能上床睡觉。

得知了消息的母亲和小魏，正在连夜赶往鹤浦的途中。

稍后，他从自己的邮箱中，看到了家玉发给他的那封Email。

它写于一个半月前。唐宁湾的家中。那是她准备出发去西藏的前夜。端午在阅读这封电子邮件时，时间上的小小混乱，给他带来这样一种错觉：就像时钟可以拨回，就像家玉还活着——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以她充满哀怨的口吻，跟他说话。

13

去年元旦的前一天，在南郊的宴春园，我们请小秋他们吃饭。守仁也来作陪。席间，不知为什么，守仁向小史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问她，是否曾在梦中见过下雪的情景。小史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守仁又挨个地询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没有。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能说实话。因为我不仅时常梦见下雪，盖了三床被子，都觉得冷，而且在梦中，雪下起来就没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可我隐约感觉到，梦见下雪，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我在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第二次胸部的穿刺。一直没敢去询问结果。可医院还是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问他们，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对方迟疑了一下，说，他也不清楚。只是嘱咐我尽快去医院。我知道有点不太好。

那天晚上，当守仁端起酒杯，站起来，要跟我一个人喝一杯，并开玩笑地说，我和他同病相怜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充满了感激。也多少有了点安慰。可没想到，他竟然死得比我还要早。

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律师事务所一直熬到下午三点。最后还是决定去医院撞撞运气。其实，我也知道，答案几乎是铁板一块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吴的老大夫。是个主任，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她问我家属怎么没有来。我的心就不由得往下一沉。为了早一点知道结果，我就骗她说，父母早已不在，而且没有成家。大夫又问我多大年纪，在哪儿上班，随后犹豫了一下，将CT的光片，一共四张，依次贴在隔断的玻璃上。她耐心地告诉我，肺部的那些浸润性的斑影，在医学上可能意味着什么。她说的是可能，但又不无忧虑地告诉我，她担心肺部的病灶并不是原发的。我就壮着胆子问她，这么说，是不是就意味着细胞已经转移。吴主任再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她的结论是：有点麻烦。她嘱咐我尽快办理入院手续。越快越好。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梯口的。我只知道，电梯上上下下，在六楼停了七八次，我都忘了上去。尽管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可当时心里还是很害怕。害怕极了。最后，电梯再次停了下来，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春霞。

她怀里抱着一大摞病历，一见到我，似乎也被吓了一跳。很快，她定了定神，冷冷地笑了一下，用地道的北方话对我说：

“呦，庞大律师，怎么了这是？怎么有空亲自来敝院指导工作？”

春霞站在电梯口，足足看了我半分钟，然后轻轻推了推我，笑道：“你到底是怎么了？傻啦？”

又过了好一阵子。她问我，愿不愿意去二楼她的办公室坐坐。我答应了她，甚至心中还生出了些许暖意。我对人的邪恶总是估计过低，由此犯下了一生中可能是最严重的过失。她让我稍等她一下。她要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我真的在楼梯口等了她十分钟。随后，我跟她下到二楼，走进了护士站旁边的一个值班室。

她让我把大夫的诊断书给她看。很快，她就仰天大笑起来：“呦，恭喜你呀，你这是中了大奖了呀！”

她问我是哪个大夫给瞧的病。我告诉了她。纯粹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她立刻就给吴主任打了电话，嘴角一直挂着笑。等到她放下电话，就装模作样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胸部不适的，肋间的疼痛感，一般持续多长时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已经明确地察觉到她说话时语调中所隐藏的喜悦与快意，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猎物任人摆布的事实，可我还是对她最终的悲悯抱有希望。

另外，我也本能地意识到，既然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段中，我还得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接受治疗，必须尽一切可能马上与她和解。所以，我还是认真地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毕竟，第一人民医院是鹤浦最好的医院，也是我的合同医院。我怎么都无法逃过她的掌握。

软弱和幻想，当然也有恐惧，让我乱了方寸。春霞把一包打开的话梅递给我，问我要不要吃，我正有点迟疑，她的脸突然又变得狰狞起来。

她说，真是苍天有眼！

她说，她的预言从来都丝毫不爽！

她说，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她还说了别的。可我这会儿已经记不清了。她见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就把椅子拉近了一些，笑着对我道：“不管你的病有多严重，你都无须担忧。”

“为什么？”她的话又让我感到了一丝希望。我像个傻瓜一样地问她。

“你多牛啊！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路子！对不对？上帝也怕你！找你的刑警姘头去啊，实在不行了，你还可以让黑社会老大出面，直接解决问题嘛！”

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仍然把她的冷嘲热讽，理解为房产纠纷的一种自然反应。我当即决定，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忘掉她所有令人发指的卑劣，腆着脸，向她道歉。把在房产纠纷中所有的过错，都全部承担下来，并乞求她的谅解。

“这话你就不用说了。那是不可能的！”春霞鼻子里吭吭了两声，道：“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风筝》，我们上学时都读过，对不对？无所谓原谅。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不配！不过，你尽管可以放心，虽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你在入院治疗的过程中，我仍然会以一个医生神圣的道德，给你提供悉心的护理。我也很乐意亲自为你服务。假如有一天，我不得不遗憾地合上你的眼帘，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尽可能让自己温柔一些。”

正好有人敲门进来，病人的家属送来了两箱水果。还有茶叶。春霞笑嘻嘻地让他们把礼品搁在桌上，同时暗示我可以走了。

我就像是被人扒得一丝不挂一样，离开了她的值班室。

临走之前，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有多长时间。

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是春霞很乐意回答的。

“你这种情况，快的话，两三个月吧。拖得长一点，也不会超过六个月。”春霞道，“这是吴主任刚才在电话中说的。按医院的规定，我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俩是老朋友呢？就算给你开个后门吧。接下来，你可以扳着指头过日子了。”

从医院出来，我看见太阳已在落山。一个淡黄色的火球，挂在高压电线的上端，像是我正在溃烂的胰脏。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黑车司机，手里托着一只保温杯，朝我走了过来。我说，我有车。他就走开了。

可我到了车上，怎么也打不着火。不是平常那样打着了会歇火，而是钥匙插进去，根本没反应。我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钥匙拔出来，再插进去，顺时针转动，它还是没反应。

过了好长时间，那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再次朝我走了过来。他在敲我的车窗玻璃。我想把窗玻璃退下来，由于失去了动力，它纹丝不动。我只得打开了车门。

小伙子笑着问我，出了什么状况。我说汽车发动不了。小伙子犹豫了一下，就把手里的保温杯放在地上，将整个身体压在我身上，转动了几下钥匙。然后他问我，刚才停车拔钥匙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嘭”的一声？我说，我脑子里很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推断说，可能是汽车的电瓶爆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蹲下身子，在我的脚边寻找打开汽车引擎盖的连动杆的拉环。

他的嘴和鼻子都挤在我大腿上。就算他是故意的，我也只得由他去。引擎盖打开之后，果然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我看见原先包在电瓶上的塑料套都被炸成了碎片。一股刺鼻的硫酸味。我问他该怎么办。他就转动着手里的保温杯，再次用奇怪的眼神直勾勾地看了我好半天，对我说，得更换一个新的电瓶。可以找人来救援，也可以给4S店打电话。

他问我需不需要送我回家，我明知道他的笑容不怀好意，可脑子木木的，糊里糊涂地上了他的车。

起先还好。当汽车进入车流稀少的环城公路的时候，就开始下雪了。他的话越来越不着边际。可我一点不怕他。他胆大妄为地将右手搭在了我的腿上。我依旧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那只手先是哆哆嗦嗦，迟疑不决，见我没反应，马上就变本加厉。我倒是希望他的胆子更大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唯有那只手，可以帮我忘掉春霞那张脸，忘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算计、倾轧和背叛，忘掉像山一样压下来的恐惧。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某些方面还算正常，还足以对他的冒犯做出反应，心里竟然松快了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说，我那已被宣布无用的身体，居然还能派上用场。假如他要把我带到他的住处，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反抗。可是这个小伙子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他把车开到天文台附近的一个松树林里，蛮横地把我的手放在了他的腿间。那儿离招隐寺不远。环城公路上空无一人。当年我就是在那儿遇见燕升的。旺堆说得没错。所有的事，都会发生两次。

三五分钟就结束了。

他可能刚过二十岁。

他把我送到小区的门口，目光就变得躲躲闪闪的，不敢看我。下车的时候，他忽然问我，能不能把车钥匙给他，他会负责把我那辆车的电瓶换好，然后再给我送回来。我想都没想，就把车钥匙交到了他手上，并且告诉了他家里的门牌号码。

“你不担心我把你的车开跑了啊？”他趴在打开的车门上，歪着脑袋对我喊了一句。

“随你便。”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我原本打算等孩子熟睡之后，再把去医院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可没想到，我们打了一架。你把我按在地上，骑在我身上，向我的脸上吐痰。我在卫生间的洗脸池边对着镜子，擦去痰迹，与此同时，脑子里就闪现出一个念头来。我想起了你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你说，自打我们结婚的那天起，你就一直梦想着跟我离婚。我知道你不是随便说的。对，我开始有了一个念头。在那一瞬间，它突然变得清晰了。它照亮了我前面阴云密布的道路，并让我感到如释重负。

后来，守仁的死，终于使它变得异常清晰，坚不可摧。

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鹤浦了。趁着我现在头脑清楚，还有力气，给你写下这封信，我不会告诉你我去哪儿。我是在忧愁中死去的，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痕迹。好在我最终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是知道的。

顺便说一句，春节过后，我不记得是初九还是初十，春霞一连给我发来了好几条短信。她说，她很后悔那天在医院里对我说那样的话。整个春节，她都是在悔恨交加之中度过的。没有得到一分钟的平静。她解释说，那天之所以会如此恶劣地对待我，主要原因，是对我们请来黑社会的人帮忙而耿耿于怀。她说她这辈子，没对任何人低过头。

她的道歉没有什么诚意。因为她说了半天，仅仅是因为担心我做了鬼以后，也许不会放过她。

这个人，在给我道歉的时候，也还是邪恶的。那些短信仅仅表明，她无力承受作恶的后果。她同样虚弱。她说她一连几天都做着同样的梦，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叫她姐姐。

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动机，我都假装相信她的诚意。为了让她安心，我立刻就给她回了信，并且毫无保留地原谅了她。

不过，她的道歉，已经不足以让我改变现在的决定了。

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曾经很可笑地希望他出人头地。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平平安安的，就好。

你也一样。平平安安。

现在，我已经不后悔当初跟你相识。如果你仍然希望我在临别之前，跟你说上最后一句话，我会选择说：

我爱你。一直。

假如你还能相信它的话。

14

通常，有许多迹象可以让人清楚地感觉到春天的消逝。杏子单衫，丽人脱袄；梨院多风，梧桐成荫。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刺目的繁华，一旦落尽。可是此刻，即便地处四季分明的江南腹地，岁时的变化也已变得呆钝而暧昧。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天气已变得燠热难耐了。从蒙古国刮来的黄沙，一度完全遮蔽了天空。端午站在卧室的窗前，眺望着节日的伯先公园，就如观看一张年代久远的发黄相片。

在母亲的极力劝阻下，端午没能按照家玉的临终嘱托，把她的遗骨，葬在门口的石榴树下。母亲说，即便不考虑邻居们的感受，将尸骨埋在自己家门口，也是一件很晦气的事。他们在城东的一个空旷的山谷里，为她挑了一块墓地。价格高得离谱。

让人破产的法子有很多，其中连根拔起的最新发明，是无法拒绝的墓地。

落葬那天，吉士、小秋和小史他们都来了。几天不见，吉士已经有了新的烦恼。他在为应该选择进市人大还是政协，委决不下。小秋倒还是老样子。他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并注册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早已宣布怀孕的小史，腹部依然平坦如砥。这当然不正常。她举止木讷、神情黯淡，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或许是因为她在窦庄的饭馆经营得不太成功，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烦心事。她称她的丈夫为“狗日的”。

小顾也特意从老家泰州赶了来。让她感到宽慰的是，在那片荒凉的山谷里，守仁总算是有了一个伴。

他们也顺便去祭奠了守仁。

“五一”期间，端午再次前往南山哥哥的住处，劝说他搬回到唐宁湾，和母亲她们一块住。在哥哥手上建造的这个精神病防治中心，很快就要拆迁了。哥哥仍在给他邮寄那些自创或抄来的警句格言。最近的一则让端午过目难忘：

如果粪便很值钱，穷人一定没屁眼。

哥哥还像以前一样自负。他夸张地将自己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细细一想，倒也没什么大错。当天下午，他们就替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周主任笑呵呵地答应，会随时来家中探望他的病况。

那时，母亲已经有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说服保姆小魏嫁给元庆。用的还是老办法。讲故事。

她的故事既雄辩，又富于哲理的光辉。如滔滔江河，奔涌不息，又如西风骤起，飞沙走石。老实巴交的小魏很快就被她搞晕了。她根本无法抵御母亲那些故事的魔力，到最后，只能由她摆布。

这件事，也多少强化了端午的某种直觉：这个世界上，已无任何真理可言。所谓的真理，不过就是一种依时而变的说法而已。

不管怎么说，他很快就改了口，亲热地称保姆小魏为“嫂子”。

他戒了烟。

他终于读完了欧阳修的那本《新五代史》。这是一本衰世之书，义正而词严。钱穆说它“论赞不苟作”。赵瓯北在《廿二史札记》中推许说：“欧公寓春秋书法于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陈寅恪则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

这些都是史家之言。

端午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让他时常感到触目惊心。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虽然只是三个字，却不免让人对那个乱世中的芸芸众生的命运，生出无穷的遐想。再有，每当作者要为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以“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话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

呜呼！

端午已经开始写小说。因为家玉是在成都的普济医院去世的，他就让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普济的江南小村里。

两天前，绿珠从云南的龙孜给他发来了一封短信。她在信中问她，如果布法或白居榭厌倦了庄园的隐居生活，希望重返巴黎，去当一名抄写员，是否可行？

端午当然明白其中的弦外之音。

她已经联系了沈家巷一家街道办的幼儿园。他们欢迎她去那儿当一名老师。绿珠告诉他，几年来的漂泊和寄居生活，让她感到羞愧和疲惫。她希望在鹤浦定居下来，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她还强调说，在当今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

对此，端午没有理由提出反对。

若若已经开始变声。他时常还会从梦中惊醒。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从不忘记去唐宁湾看望奶奶。元庆的病情时好时坏，他总是用同一种魔术逗若若笑。若若为了不让他的“精神病伯伯”感到难堪，每次都会笑。

在父子俩不多的交谈中，如果不得不提及他的母亲，若若还是愿意称她为“老屁妈”。

在整理家玉的遗物时，端午从妻子那本船舶工程学院的毕业纪念册中，发现了自己写于二十年前的几行诗，题为《祭台上的月亮》。

它写在“招隐寺公园管理处”的红栏信笺上。纸质发脆，字迹漫漶。时隔多年，星移物换之中，陌生的诗句，就像是命运故意留下的谜面，诱使他重返招隐寺的夜晚，在记忆的深处，再次打量当年的自己。

他把这首诗的题目换成了《睡莲》，并将它续写至六十行，发表在《现代汉诗》的秋季号上。

附录：睡莲

十月中旬，在鹤浦

夜晚过去了一半

广场的飓风，刮向青萍之末的祭台

在花萼闭合的最深处

当浮云织出肮脏的亵衣

唯有月光在场

它照亮过终南山巅的积雪

也曾照亮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

前世的梦中，我无限接近这星辰

今夜依旧遥不可及

何不在原地划一个圈，用松枝和木槿

给自己造一个囚笼？

风霜雪的刑期，虽说没有尽头

下雨时，偶尔

也会感到自在

大半个冬夜读《春秋》

夏天就去不必抵达的西藏

我大声地朝你呼喊

在梦的对岸，睡莲

你听不见

离开或居留

赶的是同一趟可疑的早班车

盲目的蝙蝠，上上下下

说服我穿越空无一人的站台

祭台上的睡眠起了破浪

我栖息在刀锋之上，等待卷刃

有什么东西从心底里一闪而过

而涟漪依旧锋利

令这片上了釉的月光陡然寒彻

假如注定了不再相遇

就让紫色的睡莲

封存在你波光潋滟的梦中

就当莫奈还未降生

席芬尼的庭院还为海水所覆盖

记忆中倒背如流的周敦颐

本无爱莲一说

就算在半夜里醒来，杯中鳞纹斑驳的蛇影

也不会让我惊心

唉，假如我们还要重逢

我希望在一面镜子里

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

烟霞褪尽的岁月，亮出时间的底牌

白蚁蛀空了莲心

喧嚣和厌倦，一浪高过一浪

我注视着镜中的自己

就像败局已定的将军检阅他溃散的部队

幸好，除了空旷的荒原

你也总是在场

每一个月圆之夜，我任意拨出一组号码

都能听见招隐寺的一声鹤唳

我说，亲爱的，你在吗？

在或者不在，

都像月光一样确凿无疑

这就足够了。仿佛

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

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

化石般的寂静

开放在秘密的水塘

呼吸的重量

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